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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经济的特点范文1
关于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
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指出自然经济是封建经济的主要特征之一，这一理论原则一直为中国经济史研究者所尊奉。人们对什么是自然经济什么是商品经济似乎也没有深究。但中国战国以后商业较发达，各类市场较活跃，是明显的事实。这岂非与上述理论原则相左？新时期经济史研究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较多的探讨，提出各种各样不同的看法，依其解决问题的不同思路大体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种是试图对原来的理论原则进行修正，认为封建经济不一定都是自然经济。代表人是经君健。他把自然经济解释为使用价值的自给自足，并根据马克思对西欧中世纪庄园的论述，提出“自然经济平衡律”，即一个单位内生产品和消费品品种和数量的一致，是为自然经济的前提。中国地主制经济下无论地主经济或农民经济，都存在使用价值形态收入的单一性和需求的多样性的矛盾，不能满足“自然经济平衡律”的要求，而必须与外单位进行商品交换。他的结论是中国地主制经济与商品经济有本质的联系，实际上是把地主制经济纳入商品经济的范畴。[1]
这与上述赵冈关于中国战国以后已有市场经济的观点有某种相似之处，但前者认为当时的商品经济尚处于简单商品经济阶段，是为地主制经济服务的；后者否认战国以后社会封建地主制的性质。在三十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中，有人主张战国以后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七十年代末傅筑夫提出“变态封建制”说，认为战国西汉商品货币经济的突出发展已产生了资本主义经济成分，把各地区联结成一个整体，形成“国民经济体系”。这样看来，傅氏实际上把封建地主制经济看作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故有人认为从中可以看到商业资本主义说的影子。但傅氏自己撰文否定这种说法，认为中国封建地主制经济仍属自然经济。……
第二种，是对自然经济作比较宽泛的理解，承认地主制经济仍属自然经济范畴，但可包容较多的商品经济成分。其中又有各种不同的侧重和表述。吴承明对“自然经济”作了“引申”，把农民家庭的自给性生产、为剥削者直接消费的生产、在地方小市场上的余缺调剂性的交换，广而言之，凡以使用价值为目的的生产和交换，都包括在自然经济的范畴中。在此思路指导下，他算出前粮食商品率为10%上下，未脱离自然经济范畴。他又指出，马克思和西方经济学都谈到历史上市场体制转变的时期，只有这个转变完成了，才能称之为市场经济。中国十六世纪已有市场转变的端倪，但起伏跌宕，至民国尚未完成转变，或不能把中国历史上的商业繁荣等同于市场经济。[2] 李根蟠指出自然经济有不同的历史类型，并非西欧庄园经济的单一模式。中国地主制经济是一种“不完全的自然经济”，其中包含了商品生产的成分，流通已成为物质资料再生产和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必要环节，但仍未控制整个流通过程，价值规律作用有限，商品生产仍以自给生产为基础和依托，仍受制于自然经济的原则和机制。这是自然经济中的一种类型，而不是意味着自然经济的解体[3] 。林甘泉认为自然经济的本质特征是自给性生产，而不是“自给自足”。中国封建地主制经济虽包含一些商品经济成分但对各类经济单位的分析表明，它在总体上仍属自然经济范畴。[4] 方行认为我国封建经济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结合，从总体看自然经济仍占主要地位[5] 。信从这种观点的学者不乏其人。持这类主张的学者，都认为封建地主制的形成发展以商品经济的一定发展为前提，都重视对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研究。如李埏把地主阶级和地主制的形成看作商品经济冲毁了古老村社制的结果他认为封建地主制时代商品经济经历了战国汉初和宋这两个高峰而?i?i高涨，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因素[6] 。
第三种，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属“伪商品经济”，自然经济其实很强固。这以秦晖为代表。在他看来，自然经济与其说是“自给自足”经济，勿宁说是不自由的“自然人”经济，就运行机制而言，则是“命令经济”。中国封建时代的“商品经济”，实际上不受或很少受价值规律的支配和调节，而只受或主要受人身依附关系中权力意志的支配与调节，这就是“伪商品经济”。总的说，我国封建社会决不是商品经济发达早于或兴盛于西欧，而是相反，自然经济、包括“命令经济”及披着商业外衣的变种比西欧中世纪典型时期顽固得多[7] 。
秦氏的观点未必能为学界所普遍接受，但中国封建时代的商品经济中，价值规律并未能充分发挥作用，政治权力严重地干预以至遏制商品经济的发展，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此有所分析。例如郭正忠通过对唐宋茶叶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专卖对茶商资本的遏制的分析指出，在我国传统社会中，类似“市场经济”的某些因素只是在自由通商政策下出现，但这是局部的、短期的、表象的、偶然的。而基于专制政体强大和民间私有权发展不充分的专卖政策的推行则是全局的、本质的、绝对的。它构成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结构的主要特色，而使市场经济体系不可能有真正的发展[8] 。
关于传统市场
与对封建社会商品经济、自然经济的不同认识相联系，人们对中国传统市场性质、特点和发展程度也有不同的估计。
吴承明考察了中国封建社会各级市场的基础和内涵，提出了自己的市场史理论。他指出，经典作家以分工为市场的前提，质之历史，却不尽然。如地方小市场，即?村集市，是小生产者之间的品种调剂和余缺调剂，属自然经济范畴的交换；城市市场是贵族地主以其剥削收入换取消费品，是农村农副产品流入城市的“单向贸易”；区域市场则可视为自然经济的延伸，真正有意义的是跨地区的长途贩运，但宋以前主要是土特产品和奢侈品的贸易，仍然不是基于社会分工之上的市场。他认为马克思所说的作为市场基础的分工，实际上是指“表现为交换价值的分工”。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有多大市场，只要没有专业户，即没有生产交换价值的分工，就不算本来意义上的商品经济。他又指出，总的来说是生产决定经济，但不能低估交换的作用，交换的积累也能引起分工和专业化，市场理论应建立在生产和交换这两极上。根据这一理论，吴承明指出中国明中叶以后长途贩运贸易才转以民生日用品为主，即在一定程度上建立在地区生产分工基础上。但直到前，我国国内市场仍然是一种以粮食为基础以布和盐为主要对象的小生产者之间交换的市场结构[9] 。关于中国国内统一市场何时形成，学术界有西汉说、唐宋说、明清说等不同认识，有的学者甚至认为这种市场直到近代尚未形成。论者多着重商品流通自身规模，而吴承明则从生产的社会分工和与此相联系的长途贩运的内容进行考察，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思路。吴氏这一理论颇有影响，如包伟民即以这一理论分析宋代的粮食贸易和区域市场。方行在这基础上以明清为例分析了中国传统市场的基本特征，指出传统市场是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相互制约、相互补充的市场；封建社会发达的商品市场是一种以民生日用品为主要对象的小生产者之间交换的市场模式；要素市场，包括土地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资金市场，也有某种程度的发育；农业中的土地劳力等资源的配置并不取决于市场，但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仍有一定作用，其作用大小视不同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程度而异[10] 。
有些学者对此持不同看法，如经君健不同意把地方小市场的交换归入自然经济范畴。他认为地方小市场是中国封建社会基本经济细胞（地主经济、佃农经济、自耕农经济）的生存需要（解决小生产产品单一性和需求多样性矛盾）所产生的，个体小农在市场上以小商品生产者身份出现，生产关系性质、生产目的性以及购买者目的性均不能改变商品交换的性质。地方小市场及在其基础上形成的区域市场、区域间经济联系及城镇商业形成不可分割的体系，这是以自然经济为基本经济单位的西欧看不到的现象[11] 。
对中国传统市场发展的一些具体问题，认识也有歧异。如农村集市，许多学者追溯到唐宋或南朝的“草市”，也有学者提出，战国时代已存在农村集市[12] 。明清时期农村集市的发育程度，有的认为它虽有从地方小市场向初级市场转化的趋势，但基本上仍是在狭小范围内彼此独立的一种市场；另一些人则认为它已经转化为初级市场，成为整个市场网络的一部分。还有的学者把以市镇贸易和墟集贸易为主体的农村市场划分为保障供给市场、商品集散市场和多功能全面发展市场等不同层次（类型）[13] 。
对宋以后特别是明清兴起的市镇，学者多强调它在促进城乡、工农业交流、乡村城市化和培育资本主义萌芽的作用。赵冈则认为是人口快速增加、人地比例变化、人均占有粮食数和余粮率下降所导致的城市人口向农村靠拢的?果是城市化的非正常道路[14] 。
注释
[1] 经君健：试论地主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本质的联系，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2期。
[2]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市场·近代化·经济史理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
[3] 李根蟠：《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与封建地主制》，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3期。
[4] 林甘泉：《秦汉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1期。
[5] 方行：《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
[6] 李埏：《经济史研究中的商品经济问题》，经济问题探索1988年第3期。
[7] 秦晖：《田园诗与狂想曲》，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
[8] 郭正忠：《从飞钱预购到纳榷请引》，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2期。
[9]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市场·近代化·经济史理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
[10] 方行：《中国传统市场的特点》，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2期。
[11] 经君健：试论地主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本质的联系，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2期。
[12] 李根蟠：从《管子》看小农经济与传统市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三世界国家期。
自然经济的特点范文2
一
首先从自然经济说起。
什么是自然经济，并没有统一的定义。人们对它有各种各样的理解和表述。是从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所反映的个别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关系出发，从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对立出发，来考察自然经济的。凡生产是直接用于满足生产者个人或经济单位的需要，而不是用于交换的经济，不论它在人类历史上以何种形式存在，都可以认为它是自然经济。物质生产的自给自足，就是这种经济的本质特征。我国学术界通行的这种理解和表述，体现着自然经济一般。
自然经济是一个历史范畴。由于它本身并不具有特定的社会性质，因而可以同不同性质的社会经济相联系，曾经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存在。在这几个不同的社会形态中，自然经济具有一系列的部分质变。探讨自然经济在封建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首先要探讨这个经济范畴在封建社会具体的历史内涵。
在封建社会中，封建国家、封建地主、个体农民以至个体手者，都经营有自然经济性质的生产。如在，封建国家经营有满足自己需要的官手工业，封建地主经营有“闭门而为生之具以足”，“以赡衣食”的自给性生产等等。然而个体农民(包括自耕农和佃农)是社会的主要生产者，农民家庭是社会基本生产单位，小农经济是社会经济的主体。自然经济在封建社会的变化，都集中通过小农经济的发展变化而表现出来。
当时的社会经济中，自然经济已是与商品经济相联系而存在。从农民来看，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民足以把农业、手工业和其他副业结合于家庭内部。农民为了直接取得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特别是衣食等基本生活资料，就要进行自给性生产。他们既从事农业，又从事手工业，并形成通常所说的“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结构。
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分工的发展，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日益多样化。由家庭经营和个体劳动所局限，任何一个农民家庭都不可能满足自己全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需要。小农的这种特点，就迫使他们卷入市场交换，从事商品性生产，与其他农民和手工业者交换产品，取得自己不能生产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以持续自己的生产，维持一家的温饱。生产使用价值的自给性生产，与生产交换价值的商品性生产，就相辅相成地结合在同一个主体之上，也就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结合在同一个主体之上。
当时，自然经济又与封建剥削制度相联系。农民不但要养活自己，还要通过缴纳封建赋税或封建地租，养活封建主阶级。缴纳封建租赋，是农民获得小块土地进行生产的先决条件，因此，他们必须把封建租赋同自己直接消费的产品一样，摆在自给性生产范围之内，当作使用价值生产出来。自然经济成为农民既为自己消费需要，又为封建地主消费需要而生产的经济，就体现着自然经济与封建经济的本质联系。
尽管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的内涵和外延都不等同于个体农民的自给性生产，但是，由于个体农民的自给性生产具有极大的广泛性，整个农民的自给性生产，具有封建国家、封建地主和手工业者所经营的自给性生产所不可比拟的巨大规模，自然经济就以个体农民的自给性生产为主要存在于封建社会之中。
在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相结合而存在的条件下，自然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形式，仍然会同其他任何经济形式一样，具有体现自己经济关系的经济实体。我曾经在《论清代前期农民商品生产的发展》[1] 一文中提出，在封建社会中，由于自然条件和农民自身生产条件的差异，农民启给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的结合程度，是会各不相同的。在整个小农经济中会形成一个多层次的商品生产结构。这个结构从另一个角度来考察，也就是自给性生产的多层次结构，即农民自然经济保持程度的多层次结构，其具体构成如下。
第一，自给型生产。这种农民总产品的绝大部分供自己消费和缴纳封建租赋，只把自用有余的小部分产品投入交换，以换取其他生产和生活必需品。这里所说的总产品，是指农民所生产的包括农产品、手工业品和其他副业产品在内的全部产品。自用有余的产品，可能是属于其中的这种或那种产品。
这种农民的生产，不但自给性生产占有显然的优势，而且其出售的产品，本来是为了自用而生产的，即不是以社会分工为基础，以交换为目的而生产的。只是由于投入交换，才具有商品的性质。这是一种具有自然经济痕迹的、在流通领域里形成的商品，还不是完全意义的商品。
这种农民少量产品的出售，只能补偿少量的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不可能更新生产过程的各种要素，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主要还是自己生产的，即经济条件的“绝大部分，还是在本经济单位中生产的，并直接从本经济单位的总产品中得到补偿和再生产”[2] 。尽管已经有了商品交换，但生产循环仍然是一种自我完成的再生产。所以马克思把这种农民直接消费其产品的绝大部分，只有少部分进入流通过程的生产，叫做“真正的自然经济”[3] 。
第二，半自给型生产。这种农民总产品的大部分供自己消费和缴纳封建租赋，同时又根据社会需要生产一部分商品，用以交换其他生产和生活必需品。在封建社会中，特别是在封建社会前期，这部分商品还会包括一些是自然生产物的土特产品和奢侈品。尽管它们的再生产过程主要是在自然界实现的，但一经由“任土作贡”的方物，转化为商人贩运贸易的商品，农民的狩猎，采集、捕捞等活动，也就带有商品生产的性质；这种农民出售的产品，都是以交换为目的而生产的。这是他们与上广种农民的区别所在。
这种农民已经有了部分商品性生产，他们的生产也就开始纳入整个社会生产分工的体系之中。但是，由于自给性生产比重大，商品性生产比重小，其生产要素通过市场实现价值补偿和实物替换的部分，并没有超过自己生产的部分。因此，从整体来看，这种农民的生产，还基本上不是以流通为媒介的再生产，而仍然基本上是自我完成的再生产。所以恩格斯说，这是商品生产“还只是在形成中”[4] 。
第三，交换型生产。这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有些农民，其总产品除了缴纳封建租赋之外，少部分供自己消费，大部分用于交换，以换取其他生产和生活用品。他们从事商品生产，是为了获取使用价值，以维持一家的温饱。这是一种在交换价值形式下的使用价值生产，还没有脱离自给的内核，因此，其商品流通是“为买而卖”。由于商品性生产已居于主要地位，自给性生产已退居次要地位。这类农民已成为或基本上成为小商品生产者。
交换型生产的另一类是，农民商品性生产的比重更大，自给性生产比重更小，甚至已无足轻重。他们从事商品生产，已不仅是为了获取使用价值，而主要是追求利润，即交换价值增值，以发财致富。其商品流通是“为卖而买”。这种农民已属于从小商品生产者向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者的过渡形态。
上述这四种类型的生产，以具有部分质的差异相区别，存在于整个封建社会阶段。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原理，任何事物不仅有质的规定性，而且有量的规定性。事物又常常是包含着多种运动形态和多种矛盾的统一体，使它具有多方面的质。在这种情况下，事物的性质就是由其主要的质所规定的。当其次要的质的量变没有达到一定的数量界限，它仍然会保持自己的原有性质，而不会转化为另一事物。自给型农户和半自给型农户的自给性生产，超过或大大超过其商品性生产，自然经济就仍然是其主要的质，商品经济仅是其次要的质。因此，它们就应当属于或基本属于自然经济范畴，成为封建社会中体现自然经济关系，即自给自足经济关系的经济实体，是自然经济单位在封建社会中存在的具体形式。
自给自足是对自然经济本质的一种通俗概括。现象总是以丰富多变的形式表现本质，特别是在事物具有多种质的条件下，现象与本质之间更会出现差别和矛盾。所以完全意义的自给自足，只是存在于原始社会的初期，此后它只是相对地存在于社会经济生活之中。在事物质变和量变错综复杂的运动过程中，如果不区分主要的质和次要的质，如果不把握住决定事物性质的数量界限，而是机械地把完全意义的自给自足作为衡量小农家庭是否是自然经济的绝对尺度，必将导致对自然经济过多过早的否定，这无疑是不适当的。
封建社会的农民，已是使用铁制农具和牛马畜力，并具有自有经济和一定独立性的生产者，他们比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的生产者，具有更高的生产积极性，具有更优越的生产条件，和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封建社会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相比较，生产者产品自给的品种、数量和质量，都是大不相同的。
综上所述，以个体农民的自给性生产为主要内容，以自给型农户和半自给型农户为主要存在形式，以使用铁制农具和牛马畜力的小生产方式为生产条件，这就是自然经济在封建社会具体的历史内涵。它体现着自然经济在封建社会的发展变化。二
在封建中，具有强大的地位。但随着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自然经济会逐渐削弱，并随着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会最终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所代替。在封建社会中，封建国家和封建主都经营有使用徭役劳动、奴婢劳动或雇佣劳动的商品生产，还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商品生产，但是，最普遍大量的是农业和手中，以生产资料个体私有制和个体劳动为基础的小商品生产。因此，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可以说主要是小商品经济。列宁指出，“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有两个重要关键：（1）直接生产者的自然经济转化为商品经济，（2）商品经济转化为资本主义经济。”[5] 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主要是农民的自然经济转化为商品经济的过程。这既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关键，也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在封建社会初期，生产力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低下，作为一切生产首要条件的粮食生产，还不能在农民满足自己消费之后，有更多的剩余，从而为从事农业的人和从事手工业的人，为从事食物生产的农民和从事原料生产的农民，提供实行较大分工的可能，因而，自给型农户这时就必然占有大多数，半自给型、交换型农户还只是居于少数。
这时在市场上，特别是在市场上交换的产品，既有半自给型、交换型农户和手工业者商品性生产的产品，又有自给型农户自用有余的产品。这时自给型农户自用有余的产品，已不是偶然的、间或存在的剩余品，而已是普遍的、不断反复出现的剩余品。广大自给型农户把这种剩余品投入交换，就会使它在整个市场交易量中占有巨大的比重。前面已经说过，自给型农户自用有余的产品，不是基于社会分工而生产的。生产的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的基础。因此，这时的商品经济还不具有完备的社会分工的基础。
欧洲的封建社会就有过这样的阶段，马克思说过，“曾经有这样一个时期，例如中世纪，当时交换的只是剩余品，即生产超过消费的过剩品”[6] ，（马克思所说的中世纪，一般是指欧洲的9-14世纪）在，《孟子》所说的，农民“男有余粟，女有余布”、“纷纷然与百工交易”的阶段，是否属于这样的时期，有待于经济史学者的考证。
尽管剩余品的生产还不是交换价值的生产，但是，农民出售剩余品，就已“具有一种以流通、以设定交换价值为目的的趋势”[7] ，经常有大量剩余品投入交换，就会促进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并且促使它们朝着交换价值生产的方向发展，推动自给型农户逐渐转化为半自给型农户和交换型农户，从而使整个市场逐步从以使用价值生产为基础，转向以交换价值生产为基础。这是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长期趋势。
半自给型农户由于根据社会需要生产一部分商品，它们的生产就开始纳入整个社会分工体系之中。在封建社会的某一个阶段中，如果半自给型农户在整个农户中占有多数，它们投入交换的商品，在整个市场交易中占很大的比重，这时商品经济的社会分工的基础，也就是交换价值生产的基础，就会进一步完备。
在封建社会中，各种生产力因素经过长期积累，会出现一系列发展变化。劳动人口和耕地面积的不断增加，扩大了农业的生产规模；生产工具的改进和系列化，提高了农业劳动的效率；水利设施、陆路和水路的发展，改善了农业生产的劳动条件；自然资源的开发，丰富了农业生产的劳动对象；耕作技术和生产经验的积累，提高了农业劳动者的素质。到封建社会后期的一定阶段，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会加快自己的发展步伐，为商品生产的发展，提供比较充分的农业基础。
在上述条件之下，商品生产就会得到较快的发展。通过自给型、半自给型农户逐渐向交换型农户转化，会出现大量主要生产粮食和其他食物的农民，主要生产原料作物的农民，和“以种地为副业，而以工业劳动为主业”[8] 的农民。通过农民家庭手工业以一定规模与农业分离，会使许多农民转化为手工业者，并逐渐形成从事各种原料加工的独立手工业部门。
这种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者，与自给型、半自给型农户不同，他们要出售自己的大部分以至全部产品，必须在市场上补偿他们的大部分以至全部生产要素，甚至包括种子和口粮。他们的生产已经是完全或基本上建立在流通的基础之上，成为“以流通为媒介的再生产，也就是，以产品的出售，以产品转化为货币和再由货币转化为产品的生产要素为媒介的再生产。”[9] 他们的这种商品经济性质的生产循环，与自给型、半自给型农户自然经济性质的生产循环，就具有质的差异。
封建社会的农民和手工业者，都有可能在封建租赋之外，还能“生产出一个超过必要生活资料的余额”[10] ，也就是在封建租赋以外的剩余产品。这是一个变量，在封建租赋既定的条件下，就决定于农民和手工业者生产成果的大小。交换型农户和独立手工业者是最有能力生产这种剩余产品的个体生产者。这种剩余产品都是要投入交换的，因此，这种农民和手工业者又是具有最大市场量的个体生产者。
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者如果不从事自给性生产，“生产专业化即社会分工的完成”[11] ，他们就已经成为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列宁在讨论农民的自然经济转化为商品经济的时候，就是以这种小商品生产者为准绳的。他说，“单独的个别的生产者专门从事一种生产部门的生产”，“是商品经济的必备条件”[12] 。这种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确实是存在的，如城市独立手工业者。列宁在此加以强调，是彻底性的需要。但是，“概念和现象的统一是一个本质上无止境的过程”[13] ，在封建社会的实际经济生活中，特别是在商品经济刚在发展的时候，大量出现的不是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而是不完全脱离自给性生产的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者，即具有一定程度专业分工的小商品生产者。
出现这种情况，有各种各样的具体原因。在封建社会中，最大量的是生产粮食的农民。他们的商品性生产不论如何发展，也不会脱离粮食的自给性生产，这是毫无疑义的。
农民的商品性生产从一开始出现，就“已经包含着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萌芽”[14] 。在交换型农户中，商品性生产已占主要地位，如果市场条件发生变动，它的产品的价值不能实现，其生产和生活就会出现危机。保留一定的自给性生产，特别是粮食的自给性生产，就可以缓解危机，就可以多一分生存保障。所以不论是生产原料的交换型农户，还是生产其他食物的交换型农户，都可能保持一部分粮食或其他食物的自给性生产。
特别值得提出的农村手工业者。在封建社会后期，由于农业生产和农民商品生产的发展，广大农民的需求增多，会引起农村手工业一定程度的发展。西方学者把西欧各国出现的这种发展叫做前工业化阶段。这种农村手工业产品的销售对象，主要不是封建剥削者，而主要是广大劳动群众，就必然要求成本低，价格廉，生产就必须接近原料产地。这种大众化的产品，质量不必精细，生产技术容易掌握，因之这种手工业必然首先从农村中发展起来。农民从农业转向手工业只能是逐步进行的，在这个转轨过程中，必然有许多农民保持着一定的粮食和原料作物的生产。就是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之后，基于上述应付市场变动的原因，农村手工业者也会自然地保有一定粮食或者原料的自给性生产。当然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农业生产力的不够发展，没有充足的稳定的粮食供应，农民和农村手工业者也无法切断自己的自然经济脐带。
这种保留有一定自给性生产的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户，同独立的小商品生产者一样，都已属于商品经济范畴，都同样是封建社会中体现商品经济关系的经济实体，与属于自然经济范畴的自给型、半自给型农户是不相同的。所以马克思把“以种地为副业，而以工业劳动为主业”的农民，叫做“新的小农阶级”[15] 。根据这一原则，那些生产粮食、原料和其他食物的交换型农户，也同样可以视为新的小农阶级。
自然经济既是历史范畴，又是地域范畴。在封建社会的一定历史阶段，自然经济不会在全国各个地区以同一水平存在，商品经济也不会在各地以相同水平同步发展。它们的发展变化，同任何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一样，总是在不平衡的运动中实现的。各个地区由于气候、交通、土壤和资源等自然条件的差异，经过人们长期开发，又会出现社会分工发展程度的差异，即出现各种类型农户的不同比例配置，从而自然地形成自然经济强大、比较强大和比较薄弱的各类地区，也就是商品经济不发达、比较发达和发达的各类地区。在商品经济发达的地区中，还会形成具有不同专业分工的地区，有的是农业中的商品性生产超过自给性生产，成为粮食作物或原料作物的专业性生产地区；或者是手工业中的商品性生产超过农业中的商品性生产，成为手工业品专业生产地区。因此，在封建社会后期的一定阶段，由于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者的大量出现，由于各种专业分工地区的形成，商品经济就会具有更为完备的社会分工的基础。
总之，任何封建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内，都会通过各种类型农户的不同比例配置，通过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形式，保持着不同的自然经济水平，也就是具有不同的商品经济水平。在任何一个封建国家中，我们都不可能获得各种类型农户比例配置的数据，也不可能获得自给性生产产值和商品性生产产值的精确数据，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推断，在封建社会一定的历史时期中，自给性生产具有强大的地位，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商品性生产的产值则可能大于自给性生产的产值。但是，就是在封建社会后期，以至封建社会后期的商品经济发达地区，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者无论多么发展，也不会导致自然经济的消失。这种历史连续性甚至可以延至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已经兴起的。在十九世纪后半期，德国的机器大工业已经兴起。许多雇佣工人或者是自己拥有土地和菜园，或者是通过租佃拥有土地和菜园，以从事自给性生产。他们的这种“园艺业和耕作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曾经是保证工人阶级物质状况可以过得去而且有些地方是过得相当不错的基础”[16] 。
为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终封建社会之世，自然经济还会始终存在，商品经济也不能得到充分地普遍化发展。这都有待于资本主义，特别是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把一切以生产者本人劳动为基础或只把多余产品当作商品出售的商品生产形式尽行破坏。它首先使商品生产普遍化，然后使一切商品生产逐步转化为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17] 。因为“只有当雇佣劳动成为商品生产的基础时，商品生产才强加于整个社会。”[18] 这是马克思西欧历史发展所得到的结论。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相对纯粹的自然经济，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在对立统一中消长，然后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相对纯粹的商品经济，这正是历史辩证法的生动体现。三
商品同经济一样，它本身并不具有特定的性质，因而可以同不同性质的社会经济相联系。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经济，以至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经济，其性质都是各不相同的。就是在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在总的量变过程中，也会出现阶断性的部分质变。
在封建社会的各个阶段。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由各种类型农户不同比例配置所形成的商品经济，既会具有不同的社会分工发展水平，又会保留有不同程度的自然经济痕迹，因而呈现出部分质的差异。试以封建社会前期的商品经济与封建社会后期的商品经济作点粗略比较。
首先，从市场看。在封建社会前期，由于农民生产的自给性水平还很高，农民和农民之间、农民和手者之间的商品交易量一般不是很大。那种生产者自用有余产品余缺调剂的交换，那种生产者必要产品同特殊需要发生关系时品种调剂的交换，会占有一定的以至很大的比重。这两种交换都具有使用价值生产的自然经济痕迹。因之，农村市场主要是农民与农民之间、农民与手工业者之间的直接交换，假手于商人的情况不是很多。加以有限的市场交易量要分散在广大农村，市场因之是狭小的，一般不能摆脱小范围的地域局限，只能在广大农村形成以墟集贸易为主体，以市镇贸易为补充的“地方小市场的网”。[19] 这种农村市场一般只有保证供给与需求的经济功能。对于农民来说，就是能满足他们购买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销售农副产品和家庭手工业品的需要。
通过商品交换，实现供给与需求的平衡，不但是个体农民再生产的必要条件，也是社会再生产的必要条件。一定地区，如一县一州，必需有自己的产品，能与其他地区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实现供给与需求的平衡，才能使社会再生产得以顺利进行。这就会形成一定的地区间的贩运贸易。因此，某些农村市镇，特别是商品生产比较发达地区的农村市镇，除了具有保证供给与需求的经济功能之外，又会具有集散商品的经济功能，使它成为农村外销商品贩运贸易的起点，农村输入商品贩运贸易的终点。在这种农村市场上，农民之间、农民和手工业者之间互通有无的直接交换就会缩小，而以商人为媒介的商品流通就会扩大。
到封建社会后期，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大体还会保持封建社会前期农村市场的那种状况。但在其他地区，由于粮食作物、原料作物和手工业品的商品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农村市场就会发生变化。如果说在封建社会前期，商业资本主要是以自己的运动，使农民的产品发展为商品；在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特别是在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却是农民和手工业者已经生产出来的商品以自己的运动形成商业。农民和手工业者已无法自己在当地销售全部产品，也无法互相提供足够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只能要求商业资本为他们的产品实现价值，并为他们的再生产实现各种生产要素的补偿。因之，这里的农村市场已由主要是生产者之间的直接交换，转变为主要以商人为媒介的交换。并且会突破地方小市场的格局，形成一系列商业市镇和手工业市镇，建立起长途运转的商品流通渠道，形成跨越地区以至跨越国界的市场。在商品经济发达地区，还会在生活资料市场之外，形成各种生产要素市场。在生产分工发展的基础上，形成雇工市场；在农民和手工业者生产借贷增多的基础上，从传统的高利贷资本中出现市场，从而构成以商品市场为主体的农村市场体系[20] 。这种具有多功能（包括保证供求和集散商品的经济功能）的、以市镇贸易为主体、以墟集贸易为补充的农村市场，就为农民扩大再生产、发展商品生产提供更有利的条件。
但是，生产者之间余缺调剂、品种调剂的交换仍然会存在，甚至会有一个较大的绝对值。只是在商品成交总量中，其比重已大大缩小了。
其次，从贩运贸易看。在封建社会中，通常存在着从农村流向城市，供封建剥削阶级和其他城市人口消费的，以农副土特产品和奢侈品为主要的贩运贸易。同时，由于农民和手工业者需求的多样性，他们也必需与外地区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互通有无，也会形成一定规模的贩运贸易。因此，贩运贸易就成为当时的重要商业活动。
在封建社会前期，贩运贸易的商品，除了手工业者的产品之外，主要是由自给型、半自给型农户所提供的。它们每家每户投入交换的商品固然有限，但千家万户的投入，也会成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可以形成繁荣的贩运贸易。它们出售一些农产品或者家庭手工业品，虽然标志着农业和手工业结合的自然经济结构开始分解，但它们还主要从事农业，它们的手工业和其他副业还从属于农业，基本上没有专业分工。没有生产的专业分工，也就不能有充分的地区分工。自然条件的差异性和由它所带来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是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这种地区的贩运贸易，更多地是建立在这种具有自然分工性质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专业分工的基础之上。比如粮食这种重要的贩运贸易的商品，它所形成的主要是“以年之丰歉，或籴之使来，或粜之使去”的地区间丰歉调剂市场。这种地区间籴来粜出的市场，就不是由地区分工所引起的。自然经济正是这样的贩运贸易中保留着自己的痕迹。
在封建社会后期，农产品和农村手工业品流向城市的贩运贸易，在继续发展的同时，地区间特别是粮食作物区、原料作物区与手工业品产区之间的贩运贸易，会有明显的发展。如果说，前者是地区间的一种纵向联系，后者则是地区间的一种横向联系。前者主要是体现农民、手工业者和封建剥削阶级之间的交换关系，贩运贸易的商品主要是生活资料，后者则主要体现农民与农民之间、农民与手工业者之间的交换关系，贩运贸易的商品既有生活资料，又有生产资料，说明它已大体是建立在一定的专业分工的基础之上。粮食作物区、原料作物区和手工业品产区之间出现大规模、长距离的贩运贸易，正是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的重要发展。
再次，从城市市场看，在封建社会中，城市市场主要是封建官吏、封建地主及其仆从、军队等以自己的收入，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产品相交换。他们的收入都是封建租赋的转化形态，即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剩余产品。数量巨大的剩余产品集中在数量有限的城市中投入交换，就会出现繁荣的城市市场。封建赋税和封建地租主要是采取实物形式。它们是由农民和手工业者作为使用价值生产出来的，只是因为投入交换才成为商品。这种商品可以说只有商品的流通方式，而没有商品的生产方式。这就使城市市场既建立在交换价值生产之上，又建立在使用价值生产之上。因之城市市场并不具备完全的商品生产的基础，也就不是完全意义的商品经济。尽管实物租赋会逐渐向货币租赋转化，使城市市场的商品生产的基础有所发展，但这种转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此，商品生产基础的不够完全，是封建社会城市市场的共同特征。
在封建社会前期，由于城乡商品生产不够发展，城乡生产者之间的商品交换就不够发达。尽管城市中有比较发达的手工业，但其产品主要供城市人口消费，并不流向农村，与农民的产品相交换。因此，城市市场规模的大小，主要决定于投入市场的封建租赋价值量的大小。封建租赋在城市市场形成上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就使城市市场保有较多的自然经济痕迹。
到封建社会后期，由于地区间贩运贸易的发展，有些上述那种消费性城市可能发展为具有贩运贸易的中转市场，或者形成新的中转贸易城市。由于有些手工业在发展中逐渐向城市转移，有些上述那种消费性城市可能发展为手工业基地，或者形成新的手工业城市。有的城市甚至可以三者兼而有之。随着城市经济功能的发展，在这些城市市场的商品成交总量中，封建剥削者以封建租赋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产品相交换所形成的交易量，其比重必然会缩小。农民之间、农民和手工业者之间商品交换所形成交易量（包括体现在贩运贸易中中转的部分），其比重必然会扩大，后者甚至可以超过前者。封建租赋在城市市场形成上的作用，无疑已大大下降。当然，封建租赋投入这种城市市场还会有一定的数量，加以还会有许多消费性城市存在，就是在封建社会后期，封建租赋在城市市场形成上的作用仍然是不可忽视的。总之，在城市市场，以至在整个国内市场上，封建租赋所形成的市场交易量，在封建社会前期和后期，是会各不相同的。它在整个市场交易中所占比重较大，市场促进生产和分解自然经济的作用就越小，反之就越大。
在封建社会中，由于各个时期的各个地区、各个部门商品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许多经济现象总是交错地存在，难以划一。上述只是一种很粗略的概括。但大致可以看出，封建社会前期的商品经济，与封建社会后期的商品经济相比较，已具有不同的生产基础，不同的流通方式（包括不同的市场结构），不同的流通规模（包括不同的商品结构），不同的社会作用。特别是商品经济发达地区的形成，不但会为本地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开辟道路，而且会通过与其他地区的经济联系，扩大和深化社会分工，推动其他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生发展提供历史前提。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正是通过这种不同层次的发展，即部分质的变化，逐步排除自然经济的制约和痕迹，逐步趋向完善。
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表明，封建经济是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结合。它们以怎样的广度和深度相结合，会反映出自然经济历史地位变化的阶段性，会反映出商品经济发展的阶段性，也会反映出封建经济的成熟和发展。生产对于任何社会经济都具有基础的作用。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变化，都是基于其生产基础的具体变动而来，考察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及其历史地位，考察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及其发展水平，首先应当对它们生产基础的发展变化，作出正确的估量。不论在什么生产基础上生产出来的商品，一经在市场上出现，都不会改变它作为商品的性质，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决不能因此而忽视对它们不同的生产基础作具体的分析。否则，就容易夸大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把封建社会前期的商品经济与封建社会后期的商品经济同等起来，把发达地区的商品经济与不发达地区的商品经济等同起来，从而模糊对自然经济历史地位的认识。这就不能在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中，更好地贯彻辩证唯物主义的论。四
商品所以能适应生产力的不同水平，在各种经济形态中存在，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它产生的基础是社会分工。一切分工都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而分工的发展又会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生产的社会化、专业化。在封建社会中，社会生产力总是在不断发展的。商品经济既是封建经济（包括领主制经济和地主制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而封建经济又可以容纳小商品经济有较高程度的发展，甚至可以容纳以工场手为代表的商品经济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因之，在封建社会中，商品经济的一定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在封建地主制下比在封建领主制下，在统一的封建国家中比在分裂的封建国家中，还会得到更多的发展。
广大农民商品性生产的发展，就把市场机制引入千家万户的生产领域，扩大价值发生作用的范围，推动他们改善工具，提高技术，较好地发挥人力、物力和土地资源的经济效益，这对于发挥各个地区条件的优势，扩大农业基础，调整农业结构，增加社会积累，都会起良好的作用。
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条件下，不但农民商品经济的个体比自然经济的个体，具有较高的发展生产的活力和能量，也会使整个社会经济含有市场机制，可以较灵活地较有效率地进行，从而有利于满足消费，促进生产，加强地区间、民族间的经济联系，推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于封建大国说来，也会为封建国家处理集中的与分散的经济的矛盾，为征收赋税、加强国民经济管理，提供有利的条件。在封建社会中，只要有商品经济的发展，就会有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会有社会生活水平的相对提高。总之，封建生产方式如果能允许商品经济发展，就说明它还具有生命力，还没有达到它的终点。这是判断封建生产方式价值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封建社会中，对立统一的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是互相制约、互相排斥的。自然经济天然地排斥社会分工，排斥商品经济，从而限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不管自然经济多么强大，商品经济却具有导向性，具有主导作用，它总是通过不断分解自然经济，引导社会经济向前发展。这都是人所共知的道理，无庸赘述。但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下，它们又是相辅相成，互相补充的。对立物相互补充的这种深刻的辩证关系，充分地体现在社会经济过程之中。
在封建社会中，个体农民既与商品经济相联系，又与自然经济相联系。他们总是通过二者的相互补充，使自己的生产得以完全。在自给型农户和半自给型农户中，是商品交换对于自给性生产起补充作用；在交换型农户中，是自给性生产对于商品性生产起补充作用。二者相互补充，就使小农家庭的再生产得以顺利地运行，使小农家庭生产与消费的平衡得以顺利地实现。
在封建社会中，个体农民和手工业者既都是互相分离、互相独立的，各自通过自身的循环持续自己的生产。但是，他们又是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的，因为他们需要别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供给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又需要别的农民和手工业者购买他们的产品。地主家庭有的是生产单位，而更多的是消费单位。作为生产单位，它必须与农民和手工业者交换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就是作为消费单位，也必须以封建租赋与农民和手工业者交换消费品。因此，在封建社会中，就必须以商品交换为纽带，把农民、手工业者和地主家庭联系起来，才能形成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使整个封建经济成为一种一定程度的以流通为媒介的再生产。
要使这种复杂的社会再生产过程得以顺利实现，社会生产两大部类和各个生产部门之间就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在封建社会，社会生产的技术构成低，不论是进行简单再生产还是扩大再生产，主要是靠投入劳动力，而不是主要靠追加生产资料。而且农民不但要养活自己，还要不经过交换无偿地养活封建剥削者，因此，第二部类生活资料的生产必然要大于第一部类生产资料的生产，而扩大再生产更需要生活资料特别是粮食的优先增长。生活资料特别是粮食的这种比例关系，主要是由农民的自然经济来保证的。
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如前所述，是农民既要为自己的消费需要，又要为封建地主的消费需要而生产的经济，因而农民在生产过程中，必然要把生活资料、特别是粮食与衣著等基本生活资料的生产，摆在优先的地位，以安排好农业、手工业和其他副业的关系；以至要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种植各种食物，以便在一些作物遭受自然灾害时，好指靠另一些作物，即所谓“种谷必杂五种，以备灾害”。在粮食总供给不足与总需求发生矛盾时，农民就会去开垦荒地，开发山区，以至围湖围海造田，以解决自己生活的需要。所以在封建社会中，粮食尽管是具有最大市场量的商品，却又总是商品率最低的重要农作物。
农民的这种遵循自给自足目标运行的经济活动，就会使全社会劳动力与土地这两种最重要的资源的分配，首先保证了粮食与衣著等基本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保证了封建经济顺利运行所必需的最基本的比例关系。如果说，封建经济因为有了商品经济，可以更灵活地运转，更具有生命力；而又因为有了自然经济，才能保证它顺利进行，保证它可以稳定地发展。
自然经济这种基于人类生存本能需要的经济，在封建社会的发展，保证了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繁衍，保证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的分工，从而促进了封建国家、和文化的发展。尽管在封建社会后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农民和手工业者在封建租赋之外，还可以生产出另外的剩余产品，扩大了封建政治和封建文化艺术发展的物质基础，但是，从整个封建社会来看，强大的封建国家和繁荣的文化艺术，始终主要是建立在作为使用价值生产的封建租赋基础之上的。
但是，自然经济的这种基本历史作用，又必须依靠商品经济才能得以充分实现。在封建社会中，封建皇室和封建地主在获取大量实物封建租赋之后，除了直接消费一部分之外，他们的生活和享受也依赖于出售这种剩余产品。同时，他们又必须把大量的封建租赋，通过商业渠道转化为商品，转化为各级官吏，文人学士、仆役和军队的收入，并且进一步转化为多种多样的消费品和奢侈品，通过市场以实现社会总产品的最终分配，从而保证封建政治和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
总之，封建经济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结合。它们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补充。如果我们只强调其中的一面，把封建经济简单地看成是自然经济，就是一种片面性；如果只强调其中的另一面，把封建经济简单地看成是商品经济，就会是另一种片面性。这都是不可取的。
[1] 《经济史》1986年，第1期。
[2] 《资本论》第3卷，第896页。
[3] 《资本论》第3卷，第886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13页。
[5] 《列宁全集》第1卷，第77页。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79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210页。
[8] 《资本论》第1卷，第816-817页。
[9] 《资本论》第2卷，第226页。
[10] 《资本论》第3卷，第893页。
[11] 《列宁全集》第1卷，第83、77页。
[12] 《列宁全集》第1卷，第83、77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17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1页。
[15] 《资本论》第1卷，第816-817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64页。
[17] 《资本论》第2卷，第43-44页。
[18] 《资本论》第1卷，第644页。
自然经济的特点范文3
一、森林资源是我国自然经济的重要组成
1、森林资源是国家重要的自然资源
自环境法颁布实施以来，作为我国陆地资源之一的森林资源便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关注和重视，国家加大了对国有林业资源的使用及规划，确定了森林资源是自然资源之首，是我国陆地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森林资源的保护是水土资源，大气能源，气候调整，生物繁衍的前提和基础，对整个资源环境都有着极大的影响。尤其在防治土地沙漠化，减少水土流失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将森林资源定义在一个举足轻重的位置，是国家重点保护和培育森林资源的现实需要。
2、林业发展是我国自然经济发展的关键
纵观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史，林业的发展在自然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自然经济有条不紊、循序渐进发展的有力保障。一系列可观的数字显示，林业产业的大规模长足稳健发展，强有利地带动了林业产品的生产、加工直至最后的上市、营销，为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创造可观的利润。因此，治理和保护培育森林资源就是在改善国民的自然生存环境，同时也是在改进国民经济的发展战略。
二、森林资源的保护措施及林业建设
1、林业保障体系的完备
（1）生态化发展布局的形成
自从我国水土流失严重，森林用地日渐减少匮乏之后，地方性的森林生态保护措施日渐落实。多处林区均恢复和新建绿地，湿地和野生自然保护区，加大防护林体系建设，扩大了绿地的覆盖率，形成了部分系统完善的生态化体系的管理模式。
（2）稳健了林业产业的发展步伐
不为了一时的利益而采取跃进的发展模式，要注意适时、适度的发展原则，确保森林资源的有效长久发展，这也是维护林业产业稳固健康的发展前提。注重稳扎稳打的发展理念，保证林业产业发展结构的合理化、规范化、长久化。
（3）林业发展结构的相应调整
具体体现在将森林资源的分配比例调整或重置。按照分类管理、分类经营、适地培育的原则将林业用地分配为用材林地、经济林地、防护林地等林业地段。这样根据不同的地类特点，把森林用地分解成不同的管理区域，这样既灵活又便于管理，有效的促进了林业经济的发展。
2、林业保护工程的建设
（1）生态林业保护工程
按照规划区域的分布，致力于生态用地的保护和拓展。建设好生态公益林，保护好资源富足的水源涵养林、水土保持林，城市景观林、交通防护林等重点的生态公益区域。构建更加合理、完善的生态林业体系。
（2）城乡绿色一体化的建设
重点丰富城乡道路两旁的绿化建设，增加林业用地的科学化使用和拓展，同时加快城乡间的林业用地改造和调整，建设规范合理的绿化用地、绿色林业基地。提高城乡的整体绿化率，从各个方面逐步雕模出一个功能完备的绿色维护体系。
（3）森林防护工程建设
包括对森林防火的有效开展。根据当地林业的具体结构建立防火林带、防火阻隔带，提高对森林火灾的防范意识，完善森林防火设备的使用。加强对林业有害物质的监测和排查，实现对林业有害物质的有效控制。
三、森林资源的合理化开发和利用
1、森林开发的原则
（1）生态发展原则
开发利用固然是件好事，但是开发的过程一定要注意对自然资源的保护和维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以保护为前提，开发作为发展的手段，保障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才是目的。不能单纯的强调开发而破坏了原有的自然生态体系，从而造成本末倒置的结果。
（2）多样化开发原则
要根据具体的考察、分析、研究，开发出不同用途的林业资源，使开采出来的资源具有针对性，实用性。确保开发出来的林业用地都能合理化应用，使其与其他行业有着一定的关联性，提高开发的利用价值。
（3）可实施性原则
开发时一定要注意要在社会条件，经济条件均允许的情况下方可进行开发，因为森林资源的开发采掘过后需要在一定的时间内才能够恢复和持平。如果不注意或者忽视了被开发林业的修复能力，贸然开采就会给国家的林业资源以及经济发展造成不应有损失。
自然经济的特点范文4
关键词：森林资源；保护；开发；合理性
中图分类号：F840.6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1974/nyyjs.20150733064
森林资源是自然资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其他的自然资源相比，它具有自身独特性，它与大气资源和水资源联系密切，森林资源得到良好的保护能够对大气系统进行很好的调节、防止水土流失，使生物生存的环境更加良好[1]。林业经济的发展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加强对森林资源的保护能够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因而，必须重视对林业的保护和合理开发。
1 森林资源的重要性
1.1 森林资源是重要的自然资源
森林资源作为我国自然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了国家的关注和重视，国家对其规划和保护的力度也在增大。森林资源得到良好的保护是大气资源、水土资源发展的重要保证，它对气候的调整和生物生存环境的改变也起着重要作用，对整个生态环境都有着很大影响，尤其是对土地沙漠化的防止、水土流失的治理作用更加突出。因而把森林资源放在自然资源的首位、国家进行重点关注和保护是为了满足现实需要。
1.2 森林产业发展是自然经济发展的关键
观察分析我国经济发展史，可以发现，林业的发展对自然经济的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它是自然经济稳定、快速发展的重要保障。林业产业的持续稳定发展，有力促使林业产品的生产、销售，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贡献了一份力。因此，培育和保护森林资源不仅仅具有改善自然环境的作用，还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2 森林资源的培育保护措施
2.1 加强森林防护工程的建设
林业负责人应对森林进行及时的监测和排查，确保有害物质得到有效清理；做好森林的防火工作，如，可以通过在森林中树立温馨提示牌、贴标语等行为提高人们的森林防火意识，减少安全隐患；还可以建立森林防火带或防火墙、准备相关的灭火设备以降低森林火灾发生的概率。
2.2 加强植树造林工作的实施力度
我国的森林覆盖率和许多西方国家都有很大差距，在森林绿化方面的工作做的也不够到位，力度远远不够。所以，我们在加大对原有园林的保护力度时，也要积极开展植树育林工作，增加我国的森林资源的基数[2]。
林区的建设离不开政府的引导、支持，要使造林工作顺利进行，政府必须对其进行财力（如财政拨款）和政策（如健全的资源补偿制度等）的双重支持，积极引导群众参与到造林育林的活动中来。植树造林是一个民生工程，对于改善人们的生活环境、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都有重要作用，因而，广大的群众更应该积极主动地参与其中，为绿化工做贡献一分力量。
2.3 城乡绿色一体化建设
更好地对区域进行规划，保护和拓展生态用地，重点对城乡道路进行绿化建设。增加城乡的林业用地，加快建设合理规范的绿化建设，建设生态园林，并保证对林业进行保护，实现对城市观光林、防护林等生态林区的建设目标。提高城市、乡村的整体绿化率，全面的有计划地建设一个多功能的绿色防护体系。
3 森林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措施
3.1 调整、完善林业发展结构
要想使森林资源得到合理的开发利用，必须要充分考虑当地森林资源的特点，针对其特点采用恰当的发展模式，调整林业发展的结构。现代林业产业的发展，要摆脱传统的单一的森林资源利用模式，充分利用当地的森林资源特点，开发多元的林业经济，和现代经济发展接轨。如，制定重点突出的计划，着力发展恢复时间短、经济效益高的速生林；建立立体的林业发展模式，把加工和用材结合起来，丰富林业经济类型，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3.2 充分运用现代科技进行发展
社会的发展推动了科学技术的运用和发展，但是林业建设却还一直停留在原来的科技基础上，应该把现代的科技恰当地运用到林业的建设中，如，可以建立林业科研体系，通过试验、示范、推广等环节来加宽现代科技在林区发展中的运用范围，促进林业进一步发展。同时，还要加强对绿化林的检查力度，保证森林的健康成长、提高森林的生产能力。
3.3 稳健林业产业的发展进程
相关森林生态保护法律法规建设不完善、地方林业保护机构执法不严格，再加上一时利益的引诱使得一些企业或个人采用冒进的林业发展模式，这样不仅不利于林业产业的长足发展，还造成了森林用地越来越少，绿地和林地不断减少，水土流失等更加严重的后果。为了确保森林资源、林业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要采用适度、适量发展的原则和稳健的发展理念，确定合理的发展结构，确保发展模式的规范化、合理化、长足化，形成完善的林业产业管理模式。
3.4 建设生态林业保护和开发工程
森林资源生态保护工程就是指根据生态学和林业管理的原理，合理科学规划当地生态环境以保护当地生态环境的工程。林业生态保护工程比传统的森林资源种植、经营技术的目的有更大的优越性。传统的森林保护只是单纯地为了提高森林的覆盖率，使森林资源获得长足发展，但生态林业保护工程却是从全局考虑，致力于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共同发展，这样的发展理念更能满足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3]。
4 小 结
森林资源虽然属于可再生资源，但是如果不对其进行充分的保护、科学合理的开发，它就会由可再生资源变为不可再生资源。我国森林资源不足，覆盖率低的现状决定我们必须重视森林培育保护问题，对其进行合理开发利用。森林资源的保护和开发不仅是一项产业还是一项公益事业，所以，这个过程不但需要政府相关部门和相关企业共同合作进行创新化经营，探索新型的林业发展道路，还需要整个社会大众都积极参与其中。
在森林资源的保护和开发过程中，既需要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充分履行监督管理职能，又需要群众的全民参与，只有这样，我们森林资源培育保护、合理开发的项目才能顺利实施，真正实现林业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多重统一。
参考文献
[1] 刘文虹.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总结与反思[J].经济研究导刊，2011（23）.
[2] 王利辉.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工作创新与实践分析[J].黑龙江科技信息，2012（7）.
自然经济的特点范文5
1、耕作方式：铁犁牛耕是中国传统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春秋战国时期，铁犁牛耕出现。汉代牛耕得到广泛推广。唐明曲辕犁之后，中国犁耕技术走向成熟；
2、经营方式：小农经济以家庭为生产、生活单位，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生产主要是为满足自己基本生活的需要和缴纳赋税，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农业生产的基本模式；
3、土地制度：战国时期确立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地主阶级通过政治特权或经济实力，占有大量土地，而农民只有少量土地或完全没有土地。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成为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主要特点之一；
4、生产技术：精耕细作是我国封建社会农业的特色之一，也是古代中国农业的主要特点之一。
（来源：文章屋网 ）
自然经济的特点范文6
近年来，随着当代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国际学术界开始重估中国传统经济，特别是明清经济的发展水平。以彭慕兰、弗兰克等为代表的美国加州学派力主“明清经济发展论”，如彭慕兰《大歧变》一书认为中国在1800年前一直在领跑；弗兰克《白银资本》一书认为1840年前世界上白银产量的二分之一都流入了中国，如此强大的白银吸收能力说明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国内也有学者认为清代才是中国传统经济发展的高峰，其成就超过唐宋时期。对彭慕兰和弗兰克的批评已有黄宗智、秦晖等长文刊布①，极具说服力，读者自可参阅，本文不再置评。因此本文论域限定在中国传统经济，主要讨论这样几个问题：一是能否找到一个科学的评价尺度以资比较(包括中西比较和朝代比较)；二是按此尺度如何判断宋代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三是如何解释宋代如此发达的工商业文明为何未能带动宋代社会实现近代转型。行文中间或会与明清进行对比。为节省篇幅计，本文只讲观点和思路，具体论证和支撑材料请参阅已出版的拙著《中国经济通史》(第5卷)②的相关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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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黄宗智：《发展还是内卷? 18世纪英国与中国：评彭慕兰〈大分岔：中国、欧洲与近代世界经济的形成〉》，《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秦晖：《谁，面向哪个东方?——评弗兰克〈重新面向东方〉》，见秦晖著《传统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② 葛金芳：《中国经济通史》(第5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一、从人类经济发展的共同道路看中国传统经济发展的高峰段落
为了找到一个进行中西比较和朝代比较的共同尺度，须从人类经济发展的共同道路入手。这条共同道路若从生产力角度看，无非是手工劳动逐步发展到机器生产；若从生产关系角度看，则是封闭体制(自然经济)向开放体制(市场经济)的逐步演进。当然在实际生活当中，这两个方向是彼此涵摄的，共同耦合成一个有生命力的经济运行系统。本文关于经济体制演进方向的认识得益于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他在出版于1969年的《经济史理论》中认为，现代经济本质上是市场经济，而此前出现的“习俗经济”(如村社共同体经济)和“指令经济”(如封建领主的采邑经济)则是与市场经济相对立的古代经济形式①。这是从经济体制着手的科学分析，非常精辟，但缺少了生产力这个维度。推动着生产关系和经济体制不断演进的生产力，来自于劳动技能的积累、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机械的出现。所以考虑人类经济发展的共同道路或曰方向，还必须加上从手工劳动到机器生产的发展这个维度。我们将上述两个维度(生产力、生产关系)所涉及的四个要素进行排列组合，可以得到四种不同的经济类型：
1．手工劳动+封闭体制=传统经济(古代社会的自然经济)
2．手工劳动+开放体制=原始工业化经济(由古代向现代经济的过渡形式)
3．机器生产+开放体制=市场经济(现代经济)
4．机器生产+封闭体制=计划经济(前苏联、东欧模式)
如果以生产力的发展作为横坐标，把经济体制的演讲作为纵坐标，这四种经济的关系可以图示如下：
由上可知，人类经济发展的共同道路，大致是从封闭的古代自然经济，中经原始工业化阶段之过渡，逐步迈向开放的市场经济这样一个演讲轨迹，这也许体现了东西方各类经济体演进嬗变的普遍规律和共同方向。各国经济发展会因地理环境、资源禀赋、自然和人文环境种种的不同而呈现出千姿百态、变化无穷，但是地无分中西，人无分南北，各国、各民族、各地区的人民都要走向机器生产和市场经济的诉求，却是古今一理，中外皆同的②。显而易见，仅就经济层面而言，谁要发展，谁就应该朝高效率的机器生产和开放的市场经济这两个方向走。从亚当·斯密开始，中经马歇尔、凯恩斯，直到今天的新古典综合和新制度经济学派，现代经济学的充分发展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由此是否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就中国传统经济的再评价而言，无论唐宋还是明清，哪个朝代更接近机器生产和市场经济，那么这个朝代就更先进，更有发展前途。推而广之，不论是纵向比较(如明清和唐宋比较)，还是横向比较(如18世纪的中国江南和英格兰)，都应该从这两个维度即机器生产和市场体制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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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约翰·希克斯著，厉以平译：《经济史理论》，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② 葛金芳：《经济现代化的两层次界说》，《中南财经济政法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
二、宋代经济：工商业文明因素的急速成长和海洋发展路向的初现
宋代，正处在汉唐和明清之间。在我看来，汉唐是同质社会，宋明是同质社会，插在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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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约翰·希克斯著，厉以平译：《经济史理论》，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② 葛金芳：《经济现代化的两层次界说》，《中南财经济政法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
唐和宋明之间的辽夏金元又是一种同质社会。而清朝则是宋明与辽夏金元社会的综合①。汉唐的立国基础是小农经济，自然经济气息浓厚；宋明虽然仍以农业立国，但在高度发达的农业经济之基础上，已经生长出城市、货币、商业、信用、海外贸易等诸多工商业文明因子，雇佣劳动、包买商惯例、商业信用、集资合伙等新生事物均有踪迹可觅，已然处在迈向近代社会的前夜。换言之，汉唐和宋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异质社会。与汉唐相比，宋代经济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商品经济成分在传统社会母胎中的急速成长。晚唐以降，特别是入宋以后，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粮食剩余率的提高，煤铁革命的出现，手工业生产的扩大，以及运输工具(如漕船、海船)的进步和交通条件(如汴河和沿海海运)的改善，商品经济继战国秦汉之后迎来了它的第二个高涨时期。以前未曾见过或者虽有征兆却并不明显的诸般新气象，此时却一一凸现在我们面前。
一是商品性农业的成长。以桑麻、竹子、茶叶、水果、蔬菜、花卉等经济作物为主体的商品性种植业加速扩展，特别是在两浙路的太湖流域、成都平原和福建沿海地区，专业茶农、果农、蔗农、菜农大批涌现，他们与独立手工业者一道，开始向小商品生产者转化。
二是都市化进程的加速。城镇数量大幅度增加，城市人口膨胀，城市中工商业从业者增多，地域性经济中心城市层出不穷，导致传统的政治性城市向经济性商业城市转化，都市化势头日见明朗。与此同时，城市格局因古典坊市制的崩溃而有重大改观，城市商业突破地域和时间限制，临街设店的近代型城市风貌已可初见端倪。
三是商品构成的变化和商业性质的转折。社会商品构成发生重大变动，越来越多的生活资料(如粮食、布匹、茶叶等)和生产资料(如土地、耕牛、木材、煤炭、农具等)进人流通领域。原先主要为社会上层服务的、以奢侈品和土特产为主的贩运型商业，开始转变为以黎民百姓的日常生产和生活用品为主的规模型商业。
四是草市镇的勃兴和地方性市场的初步形成。在经济发达或人烟稠密的乡村地区，以及水陆码头和交通孔道沿线，“草市”成批涌现，以草市——镇市——区域经济中心为三级构成的地方性市场开始形成，商品货币关系获得了更多的前哨据点来浸润、啃啮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五是商人群体的崛起和“谋利”观念的盛行。越来越多的官僚、地主、士人、农民投入经商活动，沿海农民甚至集资投入海外贸易(所谓“带泄”)。随着商人队伍的扩大、商业资本的雄厚，商人阶层的实际地位有所提高，商人的社会影响亦在扩大。与此同时，体现商人意识的谋利观念(所谓“市道”)对传统观念的冲击力日益增强。以叶适、陈亮为代表的浙东功利主义学派的崛起，表明传统儒家义利对立论的一统天下裂开了缝隙。
六是海外贸易的拓展。汉唐时期的陆上丝绸之路此时已被海上“香料之路”、“陶瓷之路”所取代，其规模之大是陆上中西交通所无法比拟的；而且范围更广，与宋朝建立外贸联系的已达60多个国家和地区。与此同时，宋朝与辽、夏、金、吐蕃、大理等周边政权的物资交流和经济联系不仅一刻也没停止过，而且规模不断扩大，形式日趋多样，榷场贸易、走私贸易、茶马贸易和朝贡贸易等形式各显神通，互相补充。宋代每年所铸数百万贯的铜钱亦因之流向周边地区，几乎成为“国际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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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中国历史上的几种同质社会，这里只是一个简略的表述，肯定不完备。如先秦夏商周三代，都建立在村社共同体经济之上，也是一种同质社会。这几种同质社会以一个否定一个的方式发展下来，其间既有联系(历史传承)又有区别(性质相异)，还有交叉和融合。因问题比较复杂，这里不便展开，我已另文论列。
七是纸币的出现和白银的货币化。在国内外市场同时得到开拓、商业规模远远超迈前代的情况下，原先具有神奇魅力的铜钱这种交换手段，因其分量重又价值低而显得力不从心(特别是在日趋普遍的长途贩运和交易量扩大的情况下)，于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在北宋前期的川蜀地区率先登上商品交换的历史舞台。稍后，以白银为代表的贵重金属称量货币亦开始跻身于流通领域，从而形成了铜钱、铁钱、楮币、银两并行的过渡性货币体系。遍布于汴京、临安城内的“金银盐钞引交易铺”就是各种不同货币的兑换处。仅临安城内这种金银交易铺就有100多家①。
所有这一切使我们相信，宋代的商品经济的确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此时我国商品经济的繁盛，无论是就规模还是水平而言，依然遥遥领先于当时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即与18世纪的清中叶比，亦毫不逊色，至少是各有千秋①。
特别是宋代东南沿海地区，在海外贸易的拉动之下，一个新型的、充满活力的开放型市场经济得以崛起，这是汉唐以来农业经济内部真正带有路标性意义的重大变化。在我看来，秦汉“第一帝国”和隋唐“第二帝国”，都是以农业经济为立国基础的大陆性帝国，不仅经济重心位于司马迁所说的“三河”，即黄河中下游地区；而且汉唐间历时千年的“丝绸之路”更是向着亚洲内陆延伸。可以说宋以前的历代王朝，都是头枕三河、面向西北的内陆国家。然自中唐以降，我国开始由内陆型国家向海陆型国家转变：广州、泉州等大型海港相继兴起，东南沿海地区以发达的农业、手工业和商品经济为后盾，表现出向海洋发展的强烈倾向。特别是宋室南渡之后，为形势所迫更加依赖外贸，刺桐港即泉州正在此时成为当时世界上的第一大港。在迅猛发展的海外贸易的刺激下，东南地区以生产交换价值为己任的商品经济日趋繁盛，以分工和专业化生产为基础的市场机制在经济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于是原先头枕三河、面向西北的立国态势，一变而为头枕东南、面向海洋。这个转折的实质性内涵是从自然经济转向商品经济，从单一种植经济过渡到多种经营，从基本上自给自足到专业分工有所发展，从主要生产使用价值转为生产交换价值，从习俗取向变为市场取向，从封闭经济走向开放经济③。这一切表明，宋代，特别是南宋东南沿海地带的商品经济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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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宋]吴自牧：《梦粱录》卷13“铺席”，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