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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主义思想的主要特征范文1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人文魅力；分析
我国丰富的传统文化是十之后治国理念的核心来源，我国传统文化具备的哲学思想和人文精神以及教化思想，还有道德理念这些，能够给人们认知以及创新世界提供良好的启示。能够给治国理政提供有利的启迪，同时还给道德共遇见提供积极的启发。针对传统文化当中对于协同社会关系以及鼓励人们积极进取的有关内容，我们必须要依照时代特点进行继承和发扬，给其添加新的内涵。因此，下面将进一步分析和探索中国传统文化人文魅力。
一、注重德性
我国哲学属于文化的中心，占据主导地位，而伦理文化属于我国哲学的重点内容。把人生和人心当作参照，实际上是在寻求必然之理的过程中，一般是指向人性，进而把人性归纳到道德之性，于是构成了中国传统理论文化当中的德性主义精神。在这样德性主义精神的前提条件下，我国古代人文精神将先秦儒家思想当作主动，编制出十分全面的道德标准，将仁当作伦理道德的中心，重视生命的作用和道德方面的教化，重视自律和自我反省。例如，如家代表人孔子，其提倡的仁政以及德治教化，属于我国历史第一个提出以德治国的观点，其在我国几千年历史进程当作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二、以人为本
我国古代有关书籍当中提出，为天地万物之母，为人万物之灵，这不仅表达了我国古代人们对于人性的看法，也给不一样历史环境下生活的人们提供了安身立命的选择机会。我国人文注意，在春秋阶段开始流行的，但是，我国人文主义中心思想，也就是民为邦本这一思想观点，早在尧舜时期就出现了。在有关书籍当中记载，皇祖有训，民可进不可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很多古代哲学家，例如，孔子和孟子以及朱熹和王阳明这些人，都由不一样的理论，站在不一样的角度赞扬了将人当作核心的这个主题。
三、和合精神
这里所说的和合精神，包含天人合一以及和谐思想。在老子的有关作品当中，有道法自然这个说法，实际上就是提倡人们一定要顺应自然，在宋朝和明朝的时候，天人合一这一思想发展到巅峰，有关学者吾心和宇宙之间的存在的关系，心外无物和心外无理这一思想，囊括着人心和万物合一，这些也相当于是天人合一思想的进一步延伸。传统文化当中的天人合一这一思想包括着人和自然二者的相互融合，将人和自然结合在一起，表现出尊敬和顺应自然的意思。我国人们思维模式当中的和合精神对于全国思想文化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我国古代和合的自然观和现代主张人，和自然和谐相处这些理念一致，在某种程度上防止人们核心主义。
四、群体本位
我国传统人文精神在形态以及本质方面是将自然经济当作前提的农业文明是群体本位的思想。而群体本位文化属于我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特征和民族性格的主要表现，觉得人是需要群体生存的，拥有理论道德的互动个体的一种。所有人的命运均和群体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以往群体本位其价值观点提出，人们的全部行为都要确保群体利益，将群体和谐当作出发点，要求个人一定要融入到社会以及其所属的系统当中。在群已关系的基础上，注重加家和国以及天下三者均是存在统一的关系，拥有不可以分割的特点。因此，我国传统人文精神和西方人文精神存在本质上的区别，重点体现在将人当作群体的一部分，是群体的人，并不是非独立的个体。
五、热爱生活
人文主义热爱生活，并且人生态度属于积极向上的，但是人文主义者之间还存是存在一定不同的，庄子和荀子存在特别显著的区别，就是在先秦儒家学派内部，还有曾子一派主内，和子夏一派主外的不同。主内重视获得心理方面的圣明，道德修养能够到达圣人的地步。主外注重获得功劳和事业，事业成功能够给王者治理天下提供帮助。儒家学派属于内圣外王的学派，曾子比较偏向内圣，而子夏比较偏向外王。后人受到人文魅力感染学人均是关注社会和政治的，但是部分人也十分积极向上，还有一些人更多的是思考和默念。一个人一生当中，也有由积极向上转变成沉默死角，或者是发生反响转变的现象，这不是个人所能决定的，其关键在于其所处的环境和改变，人文主义热爱生活，敢于承受，但是在环境情况不让其承受的情况上，贵生和重生也并没有偏离人文主义的核心。
所有人均不可以脱离人己关系，有关学者发出感慨，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仅仅是气愤激动的言辞，发这个牢骚的庄子还要和人争辩，朝人借米，和多种类型的人交往，以一身而已，人有万千，人已关系实际上就是个体和社会二者之间的关系。所有人存存在相应的社会关系当中，这是一个不可以否认的实施，而如何对待，就是思想文化方面的问题了。我国传统文化当中，修己治人，提倡人要利用修养不断加强自身的素质，为社会贡献一份理想，是采取积极向上的态度面对人己关系。但是，这个说法现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其是给治人者模拟的人生道路，仅仅是少部分的，针对大部分人来讲，治人几乎使用不到，修己这一部分也存在不一样的内容，因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以照搬使用，需要进行改进，添加新的内容。这也是另外的话题。我国思想文化面对人己关系思想存在一种难能可贵的精神，要求人们注重加强自身素养，承受其对应的社会责任，给社会贡献出一份自己的理想。
结束语：
通过本文对中国传统文化人文魅力的进一步分析和探索，使我们了解到人文主义教育这个传统的阵地以及人文精神会不会消失需要我们深入思考，以往的经验表明，任何偏差均有可能出现，但是基于人类社会整体以及历史发展方向观察，能够发现人文主义光环不会暗淡下去，这是由于其植入在人本质以及人类社会发展的需求当中。因此，希望通过本文的阐述，能够给中国传统文化人文魅力方面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帮助，确保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承。
参考文献：
[1]于丽萍. 中国传统礼仪文化的当代价值及其实现机制研究[D].山东大学，2016，06：21-22.
人文主义思想的主要特征范文2
关键词: 人文主义 教育思想 传统教育 个体
人本主义教育思想源远流长,在东西方教育史上都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在西方教育史上,曾出现过盛极一时的人本主义思潮,同时出现了大批的人本主义教育家。他们均以个体的发展为核心,以探讨适合人的个性完善的教育途径。而中国传统教育则是经历了中华民族千百年来长期积淀的教育文化遗产,是根植于传统文化的固定资产。与西方的经典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截然相反,中国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主要特征为:天人合一、政教统一、文道结合、师严道尊。[1]如果跟西方传统教育作特征对比,中国传统教育的特征可总结为:重世俗而轻神性、重道德而轻功利、重政务而轻自然、重和谐而轻竞争、重整体而轻个体。[2]
首先,从教育目的来看,西方教育思想强调促进人个性的发展,实现人的自我完善。因此,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西方教育家探讨得更多的是帮助发展人的个体性,帮助学生认识到每一个学生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并最终达到帮学生实现其自我个性及能力完善的目的。例如,法国教育家余伯尔认为,人需要经过若干阶段的教育与自身的发展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因此,教育的目的就在于在教育活动中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以情感的交流来促进人的个性化。英国教育家尼布列特则认为,过于重视知识的输入和智育发展的教育都是不正常的;学校不能成为生产固定人格的工厂,培养无性格差异的人。同时,马斯洛也指出,教育的本质在于发展人的潜力,尤其是发展那种可以使之成为真正的人的潜力;在满足人的基本需要的同时,教育应着重于人自我实现的需要;人的社会化过程与个性化的过程是完全统一的。由于个人经历和社会经验都是不同的,每个学生都是独立的个体,因此,西方经典人本主义教育重视的是学生的个体差异和个人价值观的形成。
其次,从教学指导思想上来看,西方人本主义思想特别强调教育要发展学生的“自我”意识,促使“自我”的形成和“自我”价值的实现。他们所指的“自我”是指单独的个体在与他人、与社会相处调适过程中所形成的思想、情感、态度、行为模式等各方面的特征,以及其与其他个体、群体及社区环境等的联系;而“自我意识”则是指个体对自己的理解,即对自身的性格特征、社会地位等的定格。人本主义教育认为,教育和教学就应该使学生发展自己独立的个性,而并非彼此相似的群体一员。
不难看出,西方人本主义强调的是教育教学应以学生为中心,学校也应以学习者为中心,积极适应学生个性发展的各种需要,引导他们发挥潜能,从而培养出身心健康、人格完善的独立个体。人本主义教育认为,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过程是学校教育在促进学生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教育目的指导下产生的必然结果。在这种体系下,学生成为真正的学习主体,整个学习过程都由其本人真正主导。整个教学过程倡导非指导性教学,学生亲自体验、感受,以直接经验促其发现真正的自我,完善其能力及个性的发展。
截然相反的是中国的传统教育思想。众所周知,中国的传统教育思想核心在于遏制个体自身发展,促进社会群体化,以期达到社会的大同。从培养目标来看,中国传统教育思想完全从属于政权的统治需要。纵贯历史,以主导中国千年的儒家思想为基础,将培养“圣王”、“君子”、“贤者”作为教育的最高目标。同时,在此目标的实现过程中,采用的不是依靠教育、道德来影响王权,而是以暴力途径获得政治权力,以该政权的特权来统领教育,从而控制大众的思想。在整个封建王权历史中,各统治阶级均以教育为手段,以“道统”为手段来控制全民的思想。例如,传统文化中“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就是把尊尊亲亲的道德伦理观念夸大化,延伸成为一种政治观念。于是,修身的最终目的已不是为了自善,齐家的最终目的也不是为了尊尊亲亲,而是为“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目的服务的。
可悲的是,这种违反人性与自然的传统教育观念已经深深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土壤中,产生了极端的群体文化心理。对教育而言,则导致了教育目标上的偏离,使得传统教育极端轻视个体的存在价值,甚至于忽视个人存在的意义。个人的自我意识、合理的欲望、发展的需求都被视为不道德的利己主义。因此而形成的中庸之道的民族意识,成为一种普遍的心理定势,使得我国优秀拔尖人才的培养踯躅不前。这种极端的强调共性、强调群体性一致性的教育模式,不但使我国的教育陷入片面消极的泥沼,而且难以担当起培养适应现代社会激烈竞争模式的精英人才的重任。在这种教育模式下培养出的人难以养成独立自主的个性来迎接现实社会的挑战。
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忽视,甚至压抑个人合理的需要及欲望,而且以“灭人欲”作为传统道德教育的根本准绳,培养出的不过是唯唯诺诺的庸才而已。这种忽视个体自我意识的发展、自我能力的实现的教育体系,着眼于群体共性的塑造及社会需求的极端一致内化,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个人自身的个性发展及创造性的形成。因此,中国传统的人文教育则构成自成一体、孤独自闭的教育教学体制。这种教育体制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中央集权式的统一体制,不但限制了地方教学的多样性,而且导致了整个教育系统僵化,教育行政机构的功能难以高效实现,我国盛行千年的封建选仕制度则为该体制下教育产物的典型。封建科举制度始于隋朝直至明清。1300多年来的强制的推行使得我国广大人民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学而优则仕”的学习态度及教育观念。时至今日,仍然有许多人将读书视为改变命运的黄金出路;愈报愈火的公务员考试也不难找到根源。整个社会价值取向也都出现偏离。自古便有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读书至上观念导致了部分学校教育教学目标的扭曲,知识至上的观念导致部分学校、家长及教师、学生均致力于片面追求升学率,而社会盛行不切实际的学历主义。
当然,由我国历来的封闭教育体制引发了人们思想观念以及教学实施方面的种种弊端,是落后腐朽的,然而传统的人文教育思想也并非一无是处。该思想在积极构建和谐社会,强调人的道德修养方面还是极为可取的,如儒家“仁义礼智信”的思想,以及“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信念原则都需要我们在当代教育中传承及发扬。
总的来说,中国传统的教育思想有其不可逆转的封闭性,但同时也承载着几千年来文化的精华。对今天的教育者而言,怎样合理运用及优化传统教育思想这个客观存在才是适合目前教育改革形式的论题。适应时代的发展,需要我们切实结合实际,塑造适合当代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新型多样性个体。在传统教育思想的影响下,我们应更积极地借鉴西方的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在个体价值取向的培养中,不但要削弱传统文化悖谬的影响,改变国民的传统劣根性,同时还要在传统文化的理性氛围中,注重个体个性、能力、情感的发展,使其在个体社会化的进程中充分塑造个性,发挥潜力,成为真正的能良好适应现实社会,完成自我实现的个体。
参考文献:
[1]黄济.中国传统教育哲学思想概论[M].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4:398-408.
[2]朱永新.中华教育思想研究[M].上海:三联书店,1994:44-58.
[3]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172.
人文主义思想的主要特征范文3
关键词： 审美观；传统；中国
中图分类号：G1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297（2008）08-064-01
一、前言
审美观，简单地来说就是人们对美的看法和观点。其实这个概念是从哲学体系中分出的一个美学概念，指的是人们对客观事物的审美意识，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逐步积累起来的审美情感、认识和能力的总和。
二、审美观的产生
审美这一活动的产生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人类的审美是如何产生的，其二是个人的审美是如何产生的。从人类诞生之初，人们对审美这一活动就已经有了一些浅薄的意识。但是人类最早的审美活动并不是像现在这样主要体现在艺术活动中，而是体现在生产劳动中。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生产劳动是审美的母亲，最早的美与美感都孕育在生产劳动中。
但是，事物是变化发展的。同样，人们的审美标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同的时代有不同时代的审美标准与审美价值取向。就算是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对同一件事物的审美观点也是不同的，这就是审美观的时代性。
三、审美观的形成
那么中国普遍的审美观是怎样发展、形成的呢？中国传统哲学和美学中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建立在很强的归纳性分析的基础之上。黑格尔在评价《周易》时说：“那些图形的意义是极抽象的范畴，是最纯粹的理智规定。”很显然“纯粹的抽象”正是大信息量的具体容纳，它抛弃了许多具体事物的形式外壳，而留其本质。我们祖先最早所认识的“象”，原本是“道”的物化形式，这个道，以依稀朦胧的物象为形式，可以说，自“象”诞生起就具有一种高度抽象从哲学层面上是要高于对事物的模仿的。或许在漫长的文明史中，这种高起点的哲学和美学的抽象是经过了长时间的积淀才形成的。但是，从我们现在可以了解到的情况看，可以认为中国传统美学自从发端就占据了一个较高的哲学立场。不同的思想理论，导致了不同的好恶标准，也就形成了不同的审美观。根据整个世界的地域来区分的话，可以分为东方和西方两种观点；而根据时代变迁则可分为传统和现代。在16世纪和19世纪，西方社会分别产生了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人们的精神世界和生活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而孕育出现代文明，同时也产生了新的审美观。随着时代和国际形势的变迁，中西方文明的碰撞，最早产生于西方的“现代审美观”也对中国社会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漫长的积累形成的过程中，道家美学“真”、“味”等带有强烈民族心理的审美命题同时也在稳定地影响着传统建筑的形式，道家美学，对于纯粹的艺术发展无疑有着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道家师法于天地，抽象于自然的美学观确实为艺术审美明确了方法。”取物观象” 的抽象方法需要对艺术表达方式反复推敲，这种对抽象的追寻，也是所有艺术向着更高层次发展所必须经历的阶段。
一个民族文化总是与这一民族的心理、民族性格以及风俗、思维方法和伦理观念等方面密切相关的。作为伦理性的文化体系，中国人把人视为主体，以物相辅助，认为“人为万物之灵”，“天有四时，地有其材，人有其智”，这表明中国文化系统中，重视人与物的关系，在对自然物的摄取和创造中，又找到社会意义，使造物的真、美与善统一起来。完美的民艺品都成为真、善、美的统一体。
四、中华特色的审美观
华夏文化是一个多民族、多地域、多种文化思想融合的一只大的文化体系，正是这个特点，决定了华夏文化的民族特色，也决定了我国传统审美意识的民族特色。它的多元结构，形成多样化的审美观念和审美心态，在这种文化的长期熏陶下形成的审美趣味，自然也是多样的。而其特定的历史和民族的内容，在我国美学史上，表现出华夏民族所特有的文化意识和美学内涵。这一切，只有深入到深层的文化背景中才能得到解释。我国数千年传统文化史上，儒、道、佛三家，既是各自独立门户，有不同的学说，但又不断互相融合，，成为中华文化的主干。华夏文化，就其主要特征而言，可以说是人文主义的，或者说是人本主义的。当然我们这里借用人文主义、人本主义这些词语，是为了表述其以人为中心这一本质特征。至于其具体的内涵则与西方的人文主义、人本主义有很大差异。人是社会的人，他不同于一般的动物，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几希！”人也是动物，但不同于禽兽，这本质的区别就在于人的社会性，“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不是抽象的概念，也不是孤立的个体，人的本质是他的社会性。荀子也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说：“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群就是社会集体，任何个人都在一定社会集体中生活，受社会集体的制约。无论是“天命”论者，还是“性命”论者，立足点都是以人为本，最终还是为了解决“人事”。在华夏民族形成的漫长过程中，形成了一种深沉的强烈的国家民族意识，这是一种特有的民族感情和具有特定内容的国家观念，是长期历史发展的产物，是特定的国家民族所固有的一种根深蒂固的感情，是一种集体无意识。作为华夏文化传统中的国家民族意识，含有许多封建糟粕，诸如封建忠孝观念、大国沙文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等等。但是，这并不排除其中也有许多积极的思想精神因素和优秀的文化传统，诸如爱国主义精神、为国为民献身的精神等等。几千年来，这些精神使得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使得古老的中国在世界史上曾处于文明先导的地位。这就是华夏文化的精华，也是我国古代审美意识的主要内容。
参考文献
人文主义思想的主要特征范文4
一、文字、思维、文化
对中西文化系统上的差异，近代以来，学术界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反复讨论。笔者试图从文字对思维、思维对文化的影响方面作一尝试性探索。
现代脑科学研究证实，大脑左右两半球的分工是不同的。右半球主要处理各种各样的形象，左半球主要处理形形的语言符号。这表明左右两半球的思维工具不同，右半球的主要思维工具是形象，我们可以称这种思维为形象思维；左半球的主要思维工具是语言，我们可以称这种思维为语言思维。语言是形象的象征性符号，形象是语言代表的意义。在大脑中，形象和语言、形象思维和语言思维之间并不是漠不关心的。相反，连接大脑两半球的胼胝体以难以想象的速度传递左右脑的信息。
人们常说，中国人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不同。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它们到底是如何不同呢？这种不同是怎样形成的呢？
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我认为，中西书写文字的差异，是造成两者思维方式不同的根本原因。固然，文字是语言的书写符号，它不同于语言，不等于思维的工具。但是作为人们最经常使用的交流工具，文字对思维无疑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西方语言的书写形式是字母文字，这种文字既不表形，也不表意，而仅仅表音；也就是说，它完全割断了与形象的直接联系，是一种纯粹的记录语言的符号。这种纯粹记录语言的字母文字频繁地、广泛地刺激人们的大脑，就逐渐地形成了西方人长于语言思维的特点，使之语言思维特别发达。而汉语书写符号是方块汉字，它不仅表音，而且还能表形、表意。这种音、形、意互相联系的文字，为形象思维提供了方便的工具，使中国人长于形象思维。
文字影响思维方式，思维方式又影响文化的发展特点。中西文字和思维方式的不同，使中西文化表现出各自的独特风貌。西方学者认为，语言和思维是相互依赖的。如黑格尔就声称：“思维形式首先表现和记载在人们的语言里。”杜威也指出：“吾谓思维无语言则不能自存。”而我们的语言学教科书则反复强调，语言和思维是外壳和内核的关系。与此相反，许多中国学者却认为自己思想的最高境界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今本《老子》一章）、“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庄子秋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周易系辞上》）、“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诗品含蓄》）等等。
中国人和西方人在思维和语言关系上的差异，直接影响了他们对语言学的兴趣。为了更好地发展、提高自己的思维能力，西方人很早就很重视对语言的研究。从古希腊时期以来，语言学就“变成‘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一枚独立学科”，一直到近现代，西方的语言学一直是遥遥领先的。而中国人的思对语言的依赖性小，此相应，中国对语言研究就不那么重视。在中国古代语言学一直没有得到独立发展。孔子早就提倡：“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的音韵学就是文学和经学的附庸，人们只是为了写好诗赋和第才去研究它。学者们甚至把文字、音韵、训诂贬称为“小学”。直到十九世纪末，马建忠才照搬西方的语言理论，写成中国第一部语法著作《马氏文通》。此后，中国的语言学才逐渐独立发展起来。
中西思维的这种不同特点，还深刻地影响了中西文化的不同气质。中国哲学史上的三大流派儒道佛都强调内心的反省、体验与觉悟。儒家先贤曾参早就说过：“吾日三省吾身”（同上书《论语述而》），以反省为必不可少的修身手段。道家则更进了一步。王弼认为：“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周易略例明象》）语言，甚至图象都成了束缚思想的桎梏，思想修养达到了一定程度，图象和语言都不存在了。这个传统在佛教徒那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慧能虽然不识文字，却能以力主“顿悟”成为禅宗南宗的鼻祖。后来，禅宗干脆主张“不立文字”，彻底抛弃语言文字，而完全用纯粹的直觉传递那些被认为不可表达的奥妙，“棒喝”就是其主要形式之一。因此，佛教之所以在中国发展起来，禅宗之所以在中国产生，中国形象思维的土壤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与此相应的是，在中国学术史上形成了一系列玄而又玄的概念，如阴阳、元气、意境、神韵、风骨、虚实举不胜举。
在语言思维影响下的西方文化和西方哲学，表现出了另一种风格。西方哲学家们总是以语言的严密性和思辩性见长。古希腊的哲学家们如此，近现代西方哲学家们也如此。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讲，西方哲学是一种语言思辩的哲学。当然，西方学术史上的概念也是相当明确的。
专家认为，形象思维具有模糊性，这大概是中国人思维的特点；相对地讲，语言思维具有精确性，这是西方人思维的特点。中西思维的这种不同特点，在各自的语言体系中都留下了自己的痕迹固然，这同中国人和西方人对语言研究的不同态度也有一定关系。也就是说，西方语言是比较精确的，汉语，尤其古代汉语则比较模糊（由于大量西方译名的输入，现代汉语正在向精确化发展）。同一个意思，中西哲人的表达风格各异。如老子说：“有无之相生也，难易之相成也，长短之相形也，高下之相盈也，音声之相和也，先后之相随也。”（简本《老子》第二篇第九章）类似的意思在赫拉克利特那里却变成了“统一物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所以把它分成两半时，这两个对立面就显露出来了。”孔子对智慧的定义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亚里士多德却说：“智慧就是有关某些原理与原因的知识。”虽然把赫拉克利特和亚里士多德的语录译成了现代汉语其精确性仍未泯灭；而老子和孔子的语录就必须通过一番领会才能得到其真谛。
从上述比较中，我们还可发现，表面上看，古希腊哲学家的语言具有鲜明的抽象性、概括性，而中国先哲的语言具有突出的具象性、比喻性。但这并不是说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其实，在这种具象性、比喻性的背后，却表达了与西方哲人所揭示的同样抽象的道理。所以，有些人认为西方人的思维富于抽象，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这是一个错觉。有谁能说“得意忘象”不是一种抽象？有谁能说“心通”、“冥合”不是一种抽象？只是它们扑朔迷离、难于表达而已。甚至一向贬斥中国哲学的黑格尔也不得不承认，《周易》中“那些图形的意义是极其抽象的范畴，是纯粹的理智规定。”
由于长期以来人们把抽象思维（确切地说是语言思维）与逻辑思维混为一谈，所以那些认为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的人，也往往断言中国人的思维缺乏逻辑。这同样是错觉。所谓逻辑，就是客观规律性。其实，反映客观规律性的思维就是逻辑思维；形象思维也反映了客观规律性，当然也是一种逻辑思维。
当然，我们不否认，语言思维和形象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具有不同的特点。语言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存在于语言之中，在语言表达中显而易见，因而是外在的；形象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存在于形象之中，在语言表达中则不那么显著，因而是潜在的。这正是造成以上各种错觉的根源。
中西思维方式的这些不同特点，造成了中西学者在理论体系上的独特风格。也就是说，中国学者的理论体系是潜在的、模糊的；西方学者的理论体系是外在的、清晰的。也就是说，中国的学术并非没有自己的体系，那种认为中国缺乏理论体系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形象思维是通过直观或直觉把握事物的，这就自然地决定了这种思维方式把握的是事物的整体，而非局部人们用直观或直觉去感知一个事物的局部而舍掉其它部分是相当困难的。当我们想象桌子的形状时我们的大脑中出现的总是整个桌子，既不只是桌子面，也不只是桌子腿；同样，我们想象桌子面或桌子腿的形状时，它们总是同整个桌子合为一体的，难分难舍。因而，这种思维方式具有整体性。相反，语言思维的工具是语言，这就给具体分析带来了方便。人们在运用“桌子”、“桌子面”、“桌子腿”等语词概念进行思考的时候，它们都是完全独立、互不牵制的。因而，这种思维方式具有分析性。
形象思维的整体性和语言思维的分析性各给中西文化打下了自己的烙印。中国学者的著作，大多是非常综合的，一部《论语》，囊括了孔子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教育思想、心理学思想、伦理学思想等内容。而西方的学术著作，一般是分门别类的，如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著作是《工具论》，心理学著作是《论灵魂》，美学、艺术理论方面的著作则以《修辞学》、《诗学》为代表，此外还有《政治学》、《雅典政制》等政治学方面的著作。在物质文化方面，以北京故宫、曲阜孔庙为代表的中国建筑，具有鲜明的完整性，而西方的建筑则颇具错落有致、不拘一格的情趣。
语言思维的分析性与精确性是相辅相成的。为了更加精确，必然要求具体分析；只有具体分析，才能更加精确。它们表现在艺术创造上，是求真与再现。西方的艺术家们为了把人体画得更逼真，往往在人体解剖学上下功夫，他们力图再现艺术创造的对象。古希腊、罗马艺术家们的雕塑品，使当代艺术大师们叹为观止；达芬奇的画蛋的求真态度，已成为妇孺知的美谈。这种真的、再现的艺术是符合西方之审美观的。亚里士多德就说过：“维妙维肖的图象看上去却能引起我们的。”西方艺术的特色，就在于这种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如见其貌的真实感。
形象思维的整体性与模糊性表现在中国人的美学观上是求似与超脱。中国的艺术家们不在求真上下功夫，而是追求一种“超真”的艺术效果；中国画的特色就在这里，几条线、几点墨就能给人以美的享受。这就是国画大师齐白石老人所说的“妙在似与不似之间”；无独有偶，司空图早在《诗品》里就说过：“离形求似”，可见这是一个传统。无论是中国的画，还是诗，总能给人一个无限想象的天地，使人们回味无穷。“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苕溪渔陷从话》前集，卷十五）坡对王维的定评，一语道破了中国艺术的特色。其实，在中国艺术史上，何独王维的诗是如此呢？“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这不正是一幅用饱醮忧愁的笔墨描绘出的图画吗？又何独王维的画是如此呢？敦煌壁画中的佛像，那种既大智大悟，又天真纯净；既莞尔而笑，又庄严静思的神态，不正是一首绝妙的诗吗？这都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结出的硕果。
至于在科学技术领域，为什么中国在古代占优势，西方在近代占优势呢？这个问题迷惑过不少人，包括爱因斯坦这样卓越的科学家也感到惊奇。我以为，这是由于中西不同的思维方式在不同历史时期显示出来的不同的优势。分析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首先明确两点：第一，确切地讲，科学不等于技术，前者是指一种以理论为主的学术体系，后者主要是指在实践经验基础上的发明创造；第二，科技也是由技术创造向科学理论发展的，古代的科技形态以技术创造为特征，近代以科学理论为主要特征。既然古代科技形态的显著特征即技术创造以实践经验为基础，显然中国人的形象思维会大显身手，而西方人的语言思维就相对逊色了。所以，中国能够成为四大发明的故乡四大发明基本上是技术创造。中国古代的科技著作，主要也是技术方面的，《天工开物》是宋应星对明代手工业生产经验的总结，《本草纲目》是李时珍对中草药的功能与用途研究的记录。另外，中国学者在理论体系和学术概念上的潜在性、模糊性、玄奥性表现在哲学、美学等方面是别具一格的，但与生性精确的近现代科学理论背道而驰。这或许是近现代以来中国科技发展一落千丈的一个深刻原因。而以语言思维为主要思维方式的西方科学家，却正是在这方面得天独厚，故能在近现代科学理论的许多领域中独占鳌头。牛顿的力学、达尔文的进化论等科学理论体系在近代科技史上显示出了语言思维在这方面的优势。
我时常有这样一种想法：中国的科技形态基于人类的原始经验，而西方的科技形态则是对人类原始经验的转折。原始思维研究证明，原始人具有超乎寻常的直觉能力和经验积累。我认为，中国的方块汉字和形象思维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这种原始经验，从而形成了中国的科技形态；西方的字母文字和语言思维则在一定程度上割断了与原始经验的联系，使之另外开辟出一块天地，从而形成了西方的科技形态。西方科技在现代社会的优势已为人们所共睹。其实，中国的传统科技，尤其中医学，具有巨大的潜在价值，有待人们去发现、去挖掘。
综上所述，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是人类思维之树上的两朵奇葩，互有优劣，各具独特风貌，在历史上争奇斗艳，各领。因此，不能笼统地划分谁好谁坏，贬低一方，抬高一方。那种贬低方块汉字和形象思维、抬高字母文字和语言思维的论调，事实证明是站不住脚的。
二、哲学与宗教
哲学与宗教是文化的更深的层面，而二者之间的关系又反映了各个文明的不同风貌。在我看来，哲学和宗教的含义，是一个需要重新界定的前提性问题。这两个概念都来自西方，所以，一般人观念中的哲学与宗教，都是西方意义上的哲学与宗教，可谓之狭义的哲学与宗教。以这种狭义的哲学与宗教来考量中国的学术思想，严格地说，中国既没有哲学，也没有宗教。如果一定要以这个意义上的哲学与宗教来分析中国学术思想，我们当然可以找到类似于西方的哲学和宗教。依此，或许可以这样说：西方思想的特质在于哲学与宗教相分离，印度思想的特质在于哲学与宗教相合一，而中国思想的特质在于以哲学代替宗教。各国的宗教都是为了解决人生的问题，但在中国，哲学就是为了解决人生的问题，不需要宗教来扮演这一角色。中国哲学通过两条途径来安顿人生，一是自然，二是人自身，它们又往往交织在一起。由于它们都为人生而设，所以都具有人文主义特点。就此而言，我们又可以说中国哲学的特质是人文主义。
不过，我们尤其应该注意到，中国的传统思想有自己独特的风貌。按照西方的标准来讨论中国的学术思想，是不客观的，也是不公正的。所以，我们应该打破西方中心论的束缚，在更超越的层面上去理解哲学和宗教，对这两个概念从广义上进行重新理解和诠释。我想，如果把“哲学”看作关于世界根本观点的学说、关于对存在问题的思考，如果把“宗教”看作关于人生的学说、关于信仰的体系，那么，那么就可以说中国思想具有哲学和宗教的两重性；它既是哲学，也是宗教。中国思想立足于人自身，所以这种哲学是人文主义的哲学，这种宗教也是人文主义的宗教。
中国传统思想的这种特质，是殷周之际经过一场以人为本位的深刻的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形成的；这场思想风暴，标志着中国哲学的建立。也就是说，中国哲学是从探究人的本质即人性（德）开始的。透过这场宗教批判运动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哲学是从原始宗教中转化出来的。
西方的情况完全不同。西方哲学尽管也萌芽于宗教，但它是从探究客观世界开始的。所以它的最初形式是自然哲学，然后才转向人，从而具有人文主义性质。不可否认，西方早期的这种人文主义和中国早期的人文主义有许多一致之处。例如，伦理学一度成为古希腊哲学的主要课题，研究形上学是为了解决道德问题。这和先秦哲学家的思路不谋而合。
中西哲学不但出发点不同，而且发展进路迥异。希腊哲学没有经过殷周之际那样的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这就为宗教留出了一定的空间。所以，在希腊哲学发展的后期，哲学终于和来自东方的宗教合流了，由此导入中世纪。然而，正是由于西方没有经历过殷周之际那种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所以西方的哲学和宗教始终禀性各异。其哲学是理性的、人文主义的，其宗教是非理性的、神本主义的。终于，经过文艺复兴运动，哲学与宗教又一次分道扬镳了。就这样，西方重新确认了久违的人文主义传统，并跨入近现代社会。可以说，西方的近现代文明是西方人的思想从中世纪的枷锁中挣脱出来的结果，所以它表现出对中世纪激烈批判的意识。
但是，由于经历了殷周之际的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所以从那时起，中国的思想就一直是人文主义的。正因如此，中国没有中世纪，也不存在什么封建社会，就象不存在奴隶社会一样。也正因如此，中国人没有必要从中世纪的枷锁中挣脱出来，重新认定人文主义传统，因而也不可能象西方那样经历文艺复兴运动。
多少年来，在西学的一片凯歌中，学者们千方百计地用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来对中国历史进行分期，费尽心思地寻找中国历史上的文艺复兴运动，煞有其事地猛烈批判中国的封建主义、专制主义，……所有这一切，皆迹近无的放矢。诚然，中国古代社会有它的弊病、有它的缺陷，甚至严重的弊病和缺陷。然而，这就是封建主义吗？这就是专制主义吗？对此，需要重新考量。我想，中国古代至少没有西方那种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如果说中国有西方意义上的专制主义的话，那应该是斯大林主义传入以后的事情，而是其顶峰。所以，中国的许多问题，我们应该好好反省自己，直面现实，不要总是把账算到古人的头上、总是把祖宗当作替罪羊、总是王顾左右而言他。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切实地提高自己，发展社会。
三、形上学
形上学不但是某种哲学的核心，也是某种文化系统的核心，所以它最能反映一种学术思想的特点。
形上学所探讨的最普遍的存在是超越一切的，是与现实世界无对的。这就是说，它完全由人心所设。这样，我们就无法回避心这个概念。
上文谈到，心包含生命之心和认知之心两个层面。我认为，相应地形上学也有两种类型，即生命形上学和认知形上学，它们分别由生命心和认知心所构造。前者乃生命根本特质的投影。哲学家们把他们对心（或者说生命）根本特质的体悟和把握投射到最高形上概念上，然后用它来规定心、安顿心。后者乃客观世界根本特质的投影。客观世界的根本特质首先投射到认知心，然后又由认知心投射到最高形上概念上。
由于哲学家们对生命根本特质的体悟和对客观世界根本特质的认识各有不同，故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生命形上学和认知形上学。黄梨洲说：“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这里，我要接着他的话说：存在（最普遍的存在）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既然最高形上概念为心的投影，所以，存在的本体，也就是心的本体；“工夫”的不同，决定了心之本体和存在之本体的不同。“工夫”，当然是心的工夫。
中西传统的形上学属于不同的类型。西方哲学一开始就是一种“爱智”的学问，由此形成的亚里士多德以后的西方传统形上学的主流是用科学性的概念、判断、推理的理论知识体系来把握的，这当然是一种认知形上学（前苏格拉底哲学或有所不同）。
中国哲学一开始就立足于生命的价值，因而其传统形上学的主流是生命形上学。儒道佛三派形上学的最高范畴分别为天、道、真如，这些范畴的实质分别为善、自然、空。就是说，三派对生命根本特质的体悟分别为善、自然和空。不过，宋明新儒学中的程朱一派的形上学则是一种认知形上学。它虽然声称其最高范畴“理”具有普遍性，但在实际论证中更侧重社会人伦的一面，所以与西方的认知形上学有所不同。
既然生命心的功能是对其自身的体悟，所以它既是主体，又是客体，而归根结蒂它是主体性的实际承载者。这正是中国哲学主客合一特点的根源。与此相反，对象化是认知心的鲜明特征。它总是把客观世界作为对象去认识；即使对自身，它也是先将其对象化，然后再去认知。换言之，认知心与客观世界本来二分。另一方面，认知心与作为主体性实际承载者的生命心与本二分。这就导致了西方传统哲学主客二分的特点。
由于中国哲学脱胎于早期宗教，所以它难免带有中国早期宗教的特征。就象在原始宗教中人的命运是由天所赋予的一样，在中国哲学中，人性也是由天、道等最高形上实体赋予，从而内在于人自身的。这一点，也是与西方形上学大相径庭的。
需要指出的是，西方近代以来尤其现代以来怀疑、否定传统形上流的实质，在于对认知形上学的背离和对生命形上学的靠近。这样，一些西方哲学家自觉地从中国哲学中吸收养分也就不足为怪了。
以上从三个由浅入深的层面分析了中西学术思想的特点。事实上，这三个层面是相互关联的。
参考文献：
[1]黑格尔《逻辑学》，第7页，商务印书馆版。
[2]杜威《思维术》第174页，中华书局1933年版。
[3]《语言与语言学词典》第201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版。
[4]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3页，商务印书馆版。
人文主义思想的主要特征范文5
摘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推进课程体系改革，构建和谐的课程体系是实现教育创新的必经途径。构建和谐的课程体系必须正确处理科学课程与人文课程、学科课程和实践课程、显性课程和隐性课程的结合方式及相互关系。
关键词：科学主义人文精神创新
科学的教育发展观是科学发展观在教育领域内的具体体现，内容主要是坚持以人为本，培养具有崇高的科学精神、深厚的人文内涵、高尚的道德情操又兼具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创新型人才。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主要靠学校，而学校主要靠教学，所以如何在教学活动中贯彻科学的教育发展观理念是当前社会研究的热点问题。
课程是教学工作的核心，是支撑人才知识结构的重要部分，创新能力的基础来源于知识结构，因此，创新教育的关键是构建和谐的课程体系。
课程体系是全部课程组成的系统，其构成就是各门课程。一般分为思想政治、自然科学、社会文化、专业基础、身体心理等课程体系。将课程按体系分类是在保持学科、课程的逻辑性和完整性基础上，更加强化教育观念，指明课程实践目标，为更好的培养学生的知识、能力素质提供明确的思路。随着现代化浪潮的迅猛发展，新思想、新理论层出不穷，对社会各个层面的制度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而教育作为延续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生命线，它的改革尤为重要。如何使教育适应当前社会的需求并满足未来发展的需要，如何通过教育达到培养创新型人才的目的，如何通过教育优势的发挥来振兴我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使我国步人世界民族之林，这都是当今社会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而原有的以培养学生知识能力为主的应试课程体系已经不能适应当今社会发展的要求，所以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树立科学的教育发展观迫在眉睫，而建立和谐的课程体系又首当其冲。
建立和谐课程体系的核心，应当调整好课程体系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结合方式及相互关系，其中主要是科学课程与人文课程、学科课程和实践课程、显性课程和隐性课程的关系。
一、坚持自然科学课程与人文课程的统一，培养既具有良好的科学素养又具有深厚人文内涵的一代新人
近代课程体系发展中贯穿着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斗争，对今天的课程仍有深刻影啊。
科学与人文从来都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相互作用，缺一不可。人类文明发展的全部历史是如此，人的健康成长过程也是如此。因此，建立和谐课程体系的基本方法，理所当然地应是科学知识和人文知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有机融合。
在课程目标上，应当树立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同等重要的观念。把学生文化知识的获取与人格的塑造、情感的升华、素质的提高、能力的培养结合起来，引导学生学会学习、学会创造、学会关心、学会发展，在德智体美等方面获得和谐的全面的发展。
在课程设置和学时分配上，保持自然科学课程与人文课程之间的恰当的比例关系。要迅速改变那种目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大学生"有知识没文化"的状况，要适应当代多学科的融合趋势和培养新型高素质人才的全面要求，必须加大人文科学教育的比重。
在进行课程体系评价时，要引导学生提高学习能力、理解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把学生从死记硬背的考评制度中解放出来，做到知识考试、能力考核、素质考评的统一；闭卷考试、开卷考查、学术论文、社会调研、课程计等的统一；结果评价与过程评价、他人评价与自我评价、客观评价与主体评价的统一。我们要做到评价和考核只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手段，而决不是目的，。
二、坚持学科课程和实践课程的统一，努力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
学科课程是学校课程的基本形式，是从各门科学中精选出基本知识组成不同学科，并按照学科逻辑体系制定标准、编写教材、安排授课学时数、实施教学过程的过程。现代教学课程逻辑结构严谨，课程内容与时俱进、教学组织规范，评价标准明确，但也有不容忽视的缺陷：（1）强调学科分离，限制交叉融合；（2）重视记忆，轻视理解；（3）重老师传授，轻学生需求；（4）要求形式整齐划一，忽视个别指导，不利于学生生动活泼地学习和个性发展。
实践课程应该与学科课程相对应，要打破学科逻辑组织的界限，以学生的兴趣、需要、能力为基础，整合课程实践、自习实习、科技文体活动、党团活动，体育锻炼等。实践课程主张在"做中学"，以教学过程的实践性和灵活性、教学主体的创造性、教学评价的过程性等特点，成为与学科课程相补充的课程体系。当前构建和谐的课程体系，就是要理顺学科课程与实践课程的关系，扭转长期存在的根深蒂固的重理论轻实践、重学科课程轻实践课程、教学过程紧张有余而活力不足的倾向，使两类课程相互支撑，并行不悖，激发学生的创新能力。
三、坚持显性课程和隐性课程的统一，充分体现当今时代的人文关怀
显性课程是以直接、外显方式呈现的课程，即学校有明确规定的教学内容、列入教学计划的有组织的教学活动，包括各种必修课程、选修课程、实践活动等。
隐性课程是广义的学校课程中以潜在性、非预期性为主要特征的课程，它一般不列入课程计划、不通过正式教育进行，但却是学校教育中常规的、有效的内容，并对培养学生的非智力因素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主要包括：（1）校园人文环境，包括管理方式、教学行为、人际关系及教师的人格魅力等；（2）校园物质环境，如教学实验条件，图书馆，运动场馆，校园绿化布局等；（3）校园生活，包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4）校风建设，包括教风、学风、集体面貌等。由于隐性课程重视对学生知、情、意的影响，使学生获得非学术性知识，自主培养非智力因素品质，促进个体和谐健康的发展，弥补了显性课程的部分缺陷，因而受到人们的重视。学校应在强调"教书育人"的同时，应加大"情感育人"、"环境育人"的力度。
课程建设是教育教学改革的核心工程，紧迫而又浩繁，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就要求我们坚持以科学的教育发展观为指导，树立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正确认识和处理课程建设中的各种内外关系，努力构建和谐而又现代的课程体系，这才能适应培养高素质创新型人才的要求。
参考文献：
[1]王永红，黄埔全.课程现代化：跨世纪的思考[J].课程.教学.教法，1998.
[2]袁丹.论课程综合化[J].北京市职工大学学报，2001.
人文主义思想的主要特征范文6
前苏联解体后心理学家布鲁什林斯基等学者在秉承了鲁宾斯坦的主体思想后发展并创建的主体心理学。“主体———首先是自由的人，这样，在当代科学以创造的自由为其前提特征的同时，心理学的系统全面发展才有可能”［2］；“主体不是人的心理，而是具有心理的人；不是人的某些心理特性、积极性的形式，而是活动和交往中的人本身。”［3］主体心理学在明确否认了西方传统心理学关于心理现象最初的物性假设之后，主张将心理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作为主体的人，并进一步强调人的主体能动性、主体整体性、主体自主性等因素，使得该理论兼容了科学性与人文性。人本主义心理学与主体心理学作为截然不同的两种意识形态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两大理论流派，前者已经渗透影响到现今西方心理学诸多分支领域，后者在俄罗斯则独树一帜。通过分析、对比具有代表性的两个重要心理学流派思想并挖掘后者内在的理论优越性，将对构建完整的心理学理论体系具有潜在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
二、主体心理学相对于人本主义心理学的理论优越性表现
人本主义心理学作为心理学中的第三势力曾对现代西方心理学产生很大影响。而当前主体心理学主要趋势是以通过对阿布利哈诺娃等人所倡导的人学途径及谢尔琴科等学者所遵循的进化遗传途径进行整合进而成为一种系统的解释主体生成与发展的理论体系［4］51。结合两种理论观点的形成及主要主张，可以发现主体心理学更具有理论优越性。
（一）主体心理学在方法论与对象观的确立上具有优越性
在方法论上，人本主义心理学倾向存在哲学和现象学的观点，在解释原则上，始终以问题为中心，要简单地面对人的问题，始终寻求发现，不寻求证明，要依靠人的主动性，始终探索未知、探索未来［5］。强调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以方法为中心，兼容实验和经验两种范式，重视研究方法的开放性和多样性。使得人本主义心理学影响甚广，但其强调研究人类中的精英的同时，过多从个人成长历程的潜能释放、自我实现等概念去理解人的积极品质，其对象观仍然以对个体经验研究为主。在个体如何与外界环境相互作用，包括对认识过程中人的生物性或者说机体素质如何在人际过程中发挥其作用还无法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由此仍可以发现人本主义对现实存在的人际认知现象的忽视，过分强调个人而忽视社会的作用致使其无法满足自身关于心理学整体研究的关心态度。主体心理学认为，心理学作为研究人的科学，应该以人为研究的中心。俄罗斯心理学家布鲁什林斯基明确指出：“人和他的心理不是两个系统，而是一个统一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主体是所有心理品质和全部积极性的基础。”［6］与人本主义心理学相比，俄罗斯主体心理学强调以社会实践为其本体论，在借鉴人本主义推崇人性的现象学观点的同时，主张通过研究人的活动、通过主体概念的诠释来获得心理的解释。这使得它从对心理现象进行研究的出发点上便获得了一个前者无法拥有的优势，即对人的心理现象的研究，不单纯从意识与行为相对立的单一层面去静态地思考问题。主体心理学坚持将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和重点集中到具体的“人”，采用辩证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实践论观点去解释和研究心理存在之主体，既回避了意识与行为到底孰轻孰重这种导致心理学研究分裂的错误趋向，又为更好地解决心理学学科统一发展所必须具有的动态、联系的发展观构筑了坚实的方法论平台。主体心理学不仅在前人基础上以实证的态度将许多具体问题的研究上升至主体化（如列别克关于“心智表象”的研究、科尔茨关于“主体颜色表象的多水平性”的研究以及赞科夫关于“人际认知的主体—主体型和主体—客体型”的实验研究［7］95－118），同时也建立了更为严谨和系统的理论，体现了其对心理过程及其机制在主体意义表现上的重视。如布鲁什林斯基时期及其后的主体心理学在研究对象上强调以具有心理与活动共同表现的主体为目标；方法上以系统进化与主体活动的双途径的统一来将主体定位于“心理组织系统在不同水平上的系统生成”［8］，进而避免了研究对象的整体性与动态发展性的缺失及单维方法使用的局限，主体心理学的对象观与相应的方法主张在不同侧面所表现出的统一性，是使其系统研究所具有的内部效度有望高于于人本主义乃至整个西方传统主流心理学的整体研究的重要前提。对照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对象观，主体心理学更积极面对和研究人际认知及有关心理机制，这与它所持的关于人的心理具有自主、动态和完整性理念有关。在主体心理学看来，只有以社会实践为本体论，对主体进行研究，才能更好地解释和阐明各种心理发生发展之假说的内在机制。从主体心理学所主张的方法论基础和对象观的统一性来看，其相对于人本主义具有一定的优越性。
（二）人本主义在更为普遍意义上的社会、群体实践应用领域可能遇到瓶颈
人本主义心理学注重对人善的宣扬与升华，注重个体交往在治疗方面的积极作用，这使得它在与行为主义和精神分析两大流派的对比中脱颖而出。马斯洛所倡导的自我实现和罗杰斯关于自我发展的理论，为西方心理应用治疗领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当然，受西方个人主义至上的意识形态观念影响以及存在主义强调体验的唯心主义倾向所左右，其在实践领域方面的应用尤其在解决社会心理问题等方面，还只是局限于简单分类下的个人或小规模的群体范围。如罗杰斯所提倡的“个人中心疗法”和“交朋友小组治疗”在教育等领域的应用等。这对于一个成熟的、完整而全面的心理学理论要求来说还远远不够。现实世界的价值观多元化，文化形态多样化，信息世界的全球化，使得各种形式存在的社团、政党、民族以及宗教的活动更具动态多元性；使得人类群体行为问题更为复杂和突出。没有一个强大的完整的将社会多元文化群体活动纳•194•入到研究与实践活动中的心理学理论，不可能解决类似的问题。对社会心理问题的关注作为对前苏联心理学传统的继承，也以更具直面社会问题的对群体主体问题的关注反映在主体心理学思想体系之中。布鲁什林斯基认为，群体应与个体一样可以成为主体。“在更完整和广义的意义上，人类作为整体主体是以下不同规模主体的矛盾系统统一体：相互作用着的国家、民族、种族、社会阶层、群组、个体”［9］。为了准确描述相关群体主体概念，主体心理学还将群体成员的相互关联性、群体能动性、群体自觉性作为其三个主要特征，并将它们运用到对群体主体水平的测量与评介之中。在此基础上，主体心理学更将研究领域扩展到社会实际问题，通过对主体群体性等问题的揭示关注并尝试在群体层面解决人类个体如何直接面向社会、面对政治经济体制之变革以及各种因素引发的失业等实际问题，指导民众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学会调动自身的主体积极性以对现实形成新的认同与归属；学会应对自身面临的劳动就业、经济活动的重新选择等问题。主体心理学对群体主体的关注，不仅取决于自身理论建设的发展和完善，更重要的在于其遵循的哲学基础。人类群体从事的各种形式的社会生产劳动、学校教育、社会经济活动是人类社会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存在，唯有以辩证历史唯物主义及其实践说为指导原则，才能保证其以客观的、历史的、发展的眼光去研究和把握有关群体问题。
（三）主体心理学理论体系更适于整合与修正当前心理学学科发展的分裂与破碎
作为心理学内部矛盾运动的必然产物，人本主义心理学的观点在西方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批以积极心理学为最新代表的提倡积极人性观、生态、文化主导观等新生心理学流派相继开始出现。西方心理学学界面临这样一个困境：一方面期待有一个如同同步发展的科学体系那样成熟稳定的心理学范式来统一和整合现有的零散局面；另一方面却对以加速学科理论流派的分化和破裂作为结果的理论发展现实束手无策。主体心理学思想认为，无论多分散的具体的知识，都可以纳入主体概念之中并找到适合的位置［7］234。主体心理学与人本主义心理学甚至其他西方心理学流派相比，知识与理论体系更具整合的倾向，这一点实际上与其所持的“心理学研究的对象首先定位在主体”的重要主张有关。“人本主义心理学主要创始人之一马斯洛研究创造性作为每个人出生就具有的潜能……对于我们的主体活动理论来说，心理发展最主要的基础就是在不同水平上实现的并被人本主义心理学所低估的主体活动。”［10］布鲁什林斯基在这里并没有彻底否定“潜能”这一人本主义现象学概念，而是在辩证唯物主义基础上对之进行了主体意义上的改造，这也是俄罗斯心理学相对于建立在哲学基础上的前苏联心理学理论所完成的一次重要突破。确立了人在心理学研究中的主体地位之后，主体能动性、主体自主性、主体创造性等描述性概念在实际意义上有理由取代人本主义心理学所提出的“潜能”并使之更为具体化和形象化。对比人本主义思想，主体心理学理论相对地更显现出解释人类心理与行为的灵活性，在学科本身内在理论丰富性的建设上相应地也更具有系统性和发展的空间。作为当今俄罗斯心理学主要流派代表，主体心理学把马克思关于主体对客体世界关系的原理创造性地运用于心理学领域，以主体作为心理学的研究范畴中心，规避了长期困扰学界的“人性”与“物性”的对立，从而使心理学学科的发展避免走入因“主客二分”而导致的哲学立场的重复冲突之中；重视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结合，又使心理学理论的发展真正成为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不断自强加转的上升的螺旋。主体心理学理论体系因其科学与人文并重的心理主体观更适于整合与修正当前心理学学科发展的分裂与破碎。
三、期待对主体心理学理论体系最终的检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