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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人文主义的特点范文1
浙江省2012年7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发展社会学试题
课程代码：00287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20小题，每小题1分，共20分)
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备选项中只有一个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代码填写在题后的括号内。错选、多选或未选均无分。
1.在社会发展模式上，“综合发展模式”产生在______之前。( )
A.经济增长模式 B.协调发展模式
C.城市化发展模式 D.迟发外生模式
2.下列______不属于发展经济学的内容。( )
A.均衡发展和非均衡发展 B.自由主义和保护主义
C.现代性和社会发展 D.计划和市场
3.发展社会学中的文化学派中，探讨宗教信仰和贵族精神与经济成就的代表人物是( )
A.麦克莱兰(McClelland) B.葛斯(Geertz)
C.英格尔斯(Inkeles) D.哈根(Hagen)
4.现代化理论的不足之处是( )
A.忽视了非经济因素对社会发展影响的研究
B.忽视了社会发展的内因
C.看不到社会发展的渐进性
D.坚持“西方文化中心论”
5.后殖民地扩张时期大约是从20世纪30年代到( )
A.20世纪40年代 B.20世纪50年代
C.20世纪60年代 D.20世纪70年代
6.现代社会发展的首要标志是( )
A.城市化 B.理性化
C.民主化 D.工业化
7.在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中，当城市化水平达到______，城市化进程呈现加快趋势。( )
A.25% B.30%
C.35% D.40%
8.第一次把公民的基本权利用法律形式确定下来的是( )
A.英国的《济贫法》 B.英国的《大》
C.法国的《人权宣言》 D.美国的《独立宣言》
9.在15世纪初首次将人文主义精神渗透到教育思想之中的是( )
A.卢梭 B.弗吉里奥
C.但丁 D.布鲁诺
10.认为理性是人类认识事物的感知和逻辑推理能力，这是属于理性的( )
A.本体论内涵 B.认识论内涵
C.价值论内涵 D.方法论内涵
11.在要素市场中，______是要素市场之首，是最现代化和国际化的要素市场。( )
A.劳动力市场 B.技术和信息市场
C.资金市场 D.产品市场
12.认为社会有机体和生物有机体一样处于从简单到复杂、从同质到异质的进化之中的观点的是( )
A.斯宾塞 B.涂尔干
C.帕森斯 D.韦伯
13.基尼系数中，代表绝对平等，收入完全绝对分配状态的基尼系数是( )
A.0 B.0.5
C.0.75 D.1
14.反映贫富差距与其所获得的社会条件的相互作用过程和机制的是( )
A.财富增值效应 B.马太效应
C.转型效应 D.倒“U”理论
15.调控贫富差距的具体方式是( )
A.建构税收制度 B.完善保障制度
C.增加社会财富 D.适当转移财富
16.提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调以及由此酿成的生态危机已经威胁到人类自身的安全，导致人类文明的毁灭的观点的是( )
A.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 B.卡森的《寂静的春天》
C.麦多斯的《增长的极限》 D.英格尔斯《从传统人到现代化》
17.社会失序根据其社会功能的不同，可分为( )
A.建设性失序和破坏性失序 B.隐形失序和显性失序
C.经济失序、政治失序和文化失序 D.结构失序和行为失序
18.在社会转型期，新规范往往是先有名称和形式，然后才能实际发生作用和效率，即规范的实际控制力会相对减弱，这是属于( )
A.规范软化 B.规范真空
C.规范迷乱 D.规范缺失
19.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中，______主要是依靠自我发展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地区。( )
A.珠江三角洲地区 B.长江三角洲地区
C.环渤海地区 D.东海、南海旅游区
20.在社会学的研究中，有按照依附关系进行分层，______属于这种社会分层。( )
A.基于市场关系的社会分层 B.依据经济收入进行的社会分层
C.依据社会身份进行的分层 D.基于人际互动关系的社会分层
二、多项选择题(本大题共5小题，每小题2分，共10分)
在每小题列出的五个备选项中至少有两个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代码填写在题后的括号内。错选、多选、少选或未选均无分。
21.提出“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的学术观点的是( )
A.丹尼尔·贝尔 B.托夫勒
C.杜克海姆 D.帕森斯
E.斯宾塞
22.“保护主义”学者主张设立______等手段来保护和发展落后国家的幼苗工业。( )
A.出口导向 B.关税壁垒
C.进口替代 D.进口限额
E.均衡发展
23.在社会主义取向的市场转型研究中，对中国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研究，典型的理论有( )
A.伊亚尔的“新古典社会学理论”
B.斯塔克的“后社会主义路径”
C.简·奥伊的“地方政府法团主义”
D.魏昂德的“地方政府即厂商论”
E.林南的“地方市场社会主义”理论
24.当代城市规划的主要内容是( )
A.城市经济发展 B.道路和交通
C.住宅和公共空间 D.城市文化发展
E.城市规模
25.在社会发展中的理性化的主要内容包括( )
A.科学 B.功利
C.契约 D.平等
E.自由
三、名词解释(本大题共4小题，每小题4分，共16分)
26.迟发展的正面效应
27.倪志伟的“市场转型论”的基本观点
28.城市物理空间利用的特点
29.中国的“一元”社会结构
四、简答题(本大题共4小题，每小题6分，共24分)
30.简述迟发外生型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政府往往成为现代化的和推动者的原因。
31.简述门德尔斯的“原初工业化”。
32.简述现代民主的特征。
33.简述对现代契约观念的内容的理解。
五、论述题(本大题共3小题，每小题10分，共30分)
34.论述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在启动阶段和加速阶段存在的相同点和差异点。
简述人文主义的特点范文2
乔托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先驱人物，他的绘画作品摒弃中世纪绘画程式，促使意大利绘画艺术向着写实的发展道路发展。本文从绘画艺术图式角度入手，对乔托的绘画作品图式语言展开讨论，期待更加完整地认识乔托的绘画作品及对后世绘画艺术的深刻影响。
关键词：
乔托绘画艺术 图式关系 探究
中图分类号：J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069 （2015） 02-0096-02
乔托，迪.邦多纳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先驱，被称作西方绘画之父。历史上有很多著名的绘画艺术家，他们创作的绘画作品会让我们感到很大震撼，在感叹他们创造的伟大作品时，我们对其艺术图式关系结构了解不深。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把图式作为人类对人类事物认知的起点，对人的认知结构与图式演变关系进行深入研究。皮亚杰的图式理论与绘画图式存在相应的区别，但两者在展现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上有一定的共同点。基于文化艺术产品逐渐倾向于产业化，这一新兴的模式不仅为艺术发展提供必要的物质支持，也为艺术自由发展与创新奠定基础。文中以乔托绘画艺术中的图式关系为研究视角，介绍了乔托绘画图式结构的情况。一简述乔托的绘画艺术
（一）乔托生平
乔托作为开拓文艺复兴的首位大师，他的绘画是以宗教传说为创作依据，他的绘画作品具有明确的世俗精神和宗教精神，成为中世纪在宗教文化背景下的耀眼明星，引领着文艺复兴美术发展的方向。乔托出生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曾是契马布埃的学生，同时借鉴皮萨诺父子及卡瓦利尼的艺术风格，逐步成为意大利最著名的绘画大师。他曾经跟随契马布埃在阿西西的圣弗朗切斯科教堂作画，当他的画风迈入成熟后，又被委任制作该教堂全部壁画的任务。所以，多数学者认为圣弗朗切科斯教堂壁画都是由乔托制作完成。乔托作为一个划时代的人物，他的艺术风格不断影响下一代，为后世留下宝贵的艺术财富。一个艺术家艺术风格的形成牵涉多个方面的因素，乔托生于文化交替背景之下的艺术家，各不相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会对其艺术风格产生重要影响。乔托最大的艺术主要展现在阿雷纳教堂壁画作品中，乔托以阿雷纳教堂的38幅组画展现出圣母与基督的生平故事，促使其成为早期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
（二）乔托绘画艺术受到的影响
乔托生活于十四世纪的佛罗伦萨，这个时期欧洲逐步脱离贫困落后现状，商业与社会不断发展，也逐步摆脱基督教完全占据的情况。乔托在这个时期找到艺术的落脚点，为艺术家开辟出新的道路。巧妙地采用传统的宗教绘画模式表现出人类的现实生活状态，满足人们的内心及视觉感受，因此在多数的艺术家中显露出来。从乔托的绘画作品可以看出，其作品不单单描绘严肃的宗教故事，同时把人物依照现实人物进行描绘，去除宗教的神秘感与枯燥感，阐述更多的现实感。乔托晚期生活在佛罗伦萨，这一时期他在绘画界的位置已经无人达到，佛罗伦萨市政府委托其建造大教堂独立式钟楼，这是佛罗伦萨与圣玛丽亚大教堂最优秀的建筑。乔托移居帕多瓦城后，在短短的时间内，就在斯克罗韦尼礼拜堂墙壁上制作出100多个圣经故事。当时佛罗伦萨著名的诗人但丁恰巧被教会驱逐到帕多瓦，两位艺术家相逢于此，万分感慨。当然，任何伟大的开拓者都必须有天才的继承者们把他们的丰碑传扬出去，马萨乔是乔托最忠实的追随者。他不仅继承了乔托的艺术风格，并采用科学的精神把透视学与解剖学知识应用到绘画之中。他使用透视及数学原理，让绘画作品不失生动地感受，并合理拓展艺术主题范围，确保艺术更加具有朝气。他更好地发扬了乔托的现实主义绘画与人文主义精神。对乔托绘画继承、发扬最重要的继承者是达.芬奇，他对科学研究的认真和重视，使其成为现代精神的先驱。乔托的绘画艺术及风格对他产生了很大影响，他不仅仰慕乔托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更加敬重其人文主义的理解方式来展现人生价值的精神。乔托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而他的优秀继承者们则把这个时代的精神推向巅峰。
二 乔托绘画图式结构
（一）乔托绘画艺术图式内的精神结构
众所周知，美学思想的变化不是凭空出现的，后者审美思想的出现通常孕育在前者思想之中。想要深入研究乔托作品的图式结构必须对中世纪的美学思想进行挖掘，同时中世界美学思想不管怎样变化，始终未脱离基督教美学的影响，它是整个中世纪美学的浓缩形式。中世纪晚期，因中欧社会历史及自然主义思想的变化，占有统治地位的上帝化审美思想丧失原有的辉煌，其美学思想也向着临界饱和状态发展。乔托的代表作《犹大之吻>展露出率真本性，从不同人物表现出的神情来看，画家赋予各个客体以不同的个性表达，这是更加真实的精神表现。这种全新的和谐精神结构，这种精神结构不与中世纪教父三位一体的公式化和谐，也不与托马斯，阿奎纳神人以和的和谐，这种和谐表现没有扎根在以人为主体的神人以和的和谐。简言之，乔托的绘画作品以人为主导的和谐结构确保其绘画作品富有较为旺盛的生命力及审美价值，从而开启西方近代绘画艺术高峰。
（二）乔托绘画作品的图式视觉结构
1 绘画图式的透视结构
哥特雕塑家为有效解决空间真实感也是费尽心力，因这些雕刻家的工匠活是在三维空间开展的，从画家的角度来说，在有限的二维空间创作出真实可触的雕塑形象并非艺术。一种是如何选择视角，另一种就是怎样反映出透视纵深感的问题。乔托的壁画作品《哀悼基督》创造性地提出背面人物、仰视、俯视等各个角度的创作，这是当时绘画史上的新尝试。在中世纪众多写本插图绘画中，乔托的绘画作品已从传统的图式束缚中解脱出来，此时古希腊自然人图式理念重获新生，这种新观念的出现与塞尚减低打破统治文艺复兴绘画多年的透视法有同样功效。
2 绘画图式的光影结构
乔托绘画图式的光影结构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①某些保留中世纪以线为主的造型形式，同时尝试性地向着面转化。②合理借鉴古希腊写实壁画的优点，重视光与影之间的关系，立体感更加明显。绘画材料虽不是决定图式效果的唯一因素，但其对艺术改革的影响也是非常明显的。乔托的绘画作品可以看到使用大块的固有色，线与面的渐变形式也可以在壁画作品中找到，例如：人物衣褶凸起部位亮色的处理，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衣物形体感的展示。在这之前，中世纪的绘画作品线条很难完成与光影的合理结合。乔托的光影结构具有明显的线条特征，它的光影结构在基本范围下展开，这是展现出画家所处时代的特殊性，这与画家自然造型的认识有很大的关系，创作坚实造型理念深深植入其艺术土壤之内，这种明晰的形体感促使乔托的绘画作品大放光彩，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佛罗伦萨画派及整个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
3 绘画图式的线条结构
中世界绘画作品主要表现为镶嵌画、写本插画之中，借鉴制作镶嵌画的难度及成本，12世纪罗马式风格时期出现湿壁画与蛋彩画。不管是哪种绘画形式，其绘画作品都从各个方面在线条的造型上充分挖掘视觉的审美感，形成重线轻面、重意轻形的创作形式。因线条在视觉感官上的纯粹性，画家在规整的线图式上找出多样的表达形式，概念化的几何造型成为制定图式范本，这类范本图式在乔托壁画中展现出来。乔托对简单重复的旧形式已没有太大兴趣，画家想要在线的造型上恢复为自然客观的形态。矫饰造作由节奏的韵律所代替，装饰被写真精神代替而来。自然主义、新形式、人文精神有效结合，新时期的绘画形态逐渐展现在世人面前，这是乔托绘画作品为我们带来具有开拓意味的审美范式。
三 乔托绘画艺术对后世的影响
乔托的绘画时代虽已经远去，但他所留下的经验为后世画家借鉴、学习，他的绘画艺术一直贯穿着整个艺术史。为能更好地把握乔托艺术史上的形象并解读其作品的特点，为当代绘画发展提供最真实的参照经验，我们必须深层次研究、探索其绘画艺术。
（一）创新的艺术手法
中世纪美术艺术最主要的特点是宗教性、表现性，这两个特点涵盖整个中世纪美术风格的特点。中世纪的美术改变传统的希腊、罗马美术，在不断发展中形成独特的形式和内容体系，可以表现出某一时期人们的生活、思想及情感。总体来说，中世纪的美术为基督教美术，是和神学的重要表现形式，这种艺术重视表现精神世界，常常以夸张、变形等手法表达其目的。这种绘画风气在意大利十三世纪以前一直受控于拜占庭艺术。拜占庭艺术史是由罗马拜占庭帝国的影响而形成的艺术风格，其特点为人物色彩艳丽表情僵硬、人物没有个性、神被僵化。这种艺术形式从契马布埃时期有所转变，乔托则使意大利绘画彻底摆脱拜占庭艺术风格。拜占庭前期的艺术风格也是从拜占庭传统艺术出发。拜占庭艺术的各种物体样式、人物形象，有着亘古不变的准则，物体光面与影面具有明显的区分，人物的手、鼻子、眼睛、衣纹都遵循某个公式。乔托早期的阿西西大教堂的绘画平面化较为明显，直至圣方济各组画，他的绘画造型才更加细腻、生动。直至后期的帕多瓦教堂壁画，在颜色、光影搭配上自然气息逐步显现，人物的面部表情、人物衣衫垂落等更加接近真实人物。乔托对绘画人物从容舒缓的描绘，画面处理更加清晰明显，展现出成熟的风格。
（二）绘画艺术的回归
简述人文主义的特点范文3
一
这样讲，是有确切的针对性的，首先，在我国学术发展的相当一个时期里，不论何种学科活动，方法论往往被一般哲学的所谓“原理”取代。而哲学则用“家长式的”权威在实际中否定了具体科学的独立地位；其次，在这种以“一般哲学原理”为权威的、逻各斯中心论的、以至据其“一般性品质”的多少作为学科分类的方法原则的观念下，不同科学门类之间，则被赋予了等级关系、主仆关系，从而导致否定具体学科方法论探讨的必要性；由此在后果上，科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历史与逻辑，概念与现实，一般与特殊，抽象与具体等本质的有机品格则被人为地割裂和肢解，被“计划性”地分配在不同等级的科学门类中，一方面致使研究失之于抽象空泛的“谈玄”,一方面则相对应地失之于庸俗唯物主义的狭隘和实用主义的“末技"上;造成前者缺乏对象，后者过分孤立。
这种状况，一方面表现出直接与(因袭前苏联不良学风〉对，特别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机械教条的错误理解有关；一方面也更深刻地与人类（特别是西方）长期占主导地位的唯（自然)科学主义的“实体思维”联系着。而根本上，两个方面则又是同一问题性质的两种表现形式。
从历史辩证法的观点看,尽管这种因袭了自古希腊到近代一直盛行的理智主义或唯科学主义的科学观曾经在历史上，甚至至今在人类科学文化总体系统中，在它所具有的“功能一结构”地位上,为科学由从巫术和神话中分离出来，从宗教神学中挣脱出来，为现代人类的存在和发展均作出了贡献。但由于这一思维在其定势上，一方面追求用单一的“实体”、“本原'“一般”来说明整个宇宙，从而把具体、特殊、偶然等事物和现象视为非本质的因而是无意义的加以排斥，以至导致了理论科学纠缠于某种虚无的思辩“实体”上，一方面也导致人类把价值准则归结在对自然存在的绝对认知和无尽的索取上，致使将存在的意义局限于物质感性的享受和追求上，同时也使发陈于文艺复兴时期的那种人文主义精神遭到抑制，或被片面地发展，使人性降为动物性。
这也正是当今世界大到“文明危机”，小到“艺术和艺术史学的危机”的深层原因。而这也正说明被自然科学所认知的那种真理，必须通过历史主体的烛照，使之成为具体历史的、人类性的真理才是现实有效的。这便是人文精神乃至人文科学价值再需确认的原因。应该说，部类艺术理论与一般艺术理论之间的关系问题的提出，与此有着深刻的联系。
维特根斯坦曾讲道人类曾一直预感到必定有一个问题领域，在这个领域答案先验地均衡地存在，并且统一为一种完备的、规则的结构而存在”。
二
应该说维特根斯坦的思考不仅具有深刻性，同时也具有敏锐的具体性。这种深刻的敏觉有其历史的和逻辑的渊源及基础。我们除了在黑格尔为代表的古典美学见到其内在根源外，二十世纪初索绪尔的共时性语言学的研究和发现，?及克罗齐洞见“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均属于在不同领域的研究中表现出的历史的内在同一性的共识。这种共识的共同特征就是见出了历史的历时性的内容同时也作为共时化的存在，即历史的发展使时间内容积累和转化为空间的实在。这一实在使我们见出原被理解为由低级向高级递进的事物,在本质上更多地呈现为横向的衍展和拓伸，从而逐渐构成一种“平级”的（卢卡奇语）、“均衡”的、有“规则”的和日趋完备的共时性的“功能一结构”(卡西尔语)系统。使存在无论在哲学意义上还是在现实本身，真正获得了多样化特质的对立互为、自足而开放的品质。由此，使高品格境界的统一建立在对充分分化的、多种独立特性的基础的现实肯定上。使一般只能是具体的一般，使具体也只能是一般的具体。
艺术理论定位于人文科学领域，也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原则，在与自然科学，与较为临近的社会科学的分析比较中，在参与了构科学本质特征的同时而获得自身地位的。
从本体论角度看，由于自然科学承担着人类生存所必须的关于对自然界的真理的认知，故在对象和目的上则以认识的客观性、必然性和可检测性为自身特征，由此在保持价值中立的原则上与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区分开来;社会科学尽管是从人文科学母体中分化出的科学领域，但由于其主要是关于特定的社会结构、社会群体和社会组织的、具有整体性和客观形式化的科学领域.从而也就与强调人文精神的、具有明显的主观性、具体性等特点的人文科学区别开来。如果说自然科学主要体现为人对自然界的需要和依赖、社会科学主要体现为满足需要的存在方式和规范，那么人文科学则主要是关于这些需要和方式在主体性原则上的价值判断与评价三者无疑既有功能平等的相对独立性，同时本质上又作为有机的功能结构系统而存在。
正如“一般艺术理论”及人文科学归属于文化科学整体系统并显示出这种结构的性质那样，任何部类艺术理论作为一般艺术理论中的一种具体的艺术理论，两者关系也同样具有这种结构的性质和特征。
三
基于上述原则，即存在是一种被历史实践展开的、多种独立个性平级有序的，并因矛盾而呈开放性发展的功能一结构系统，据此,我们认为：
1、由于诸如音乐、美术、戏曲、舞蹈等各部类艺术理论均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立特质和功能，从而也决定了其具体理论研究的独立性。就此意义上，它们具有着与“一般艺术理论”平等关系的资格和根据。同时还因为这些不同门类的“维系于感性的知识活动”，随历史文明水平的提高，将逐步“转化为和无限形式相同一的普遍性，”“转化为自身内中介自身的知识活动，转化为本身是知识活动的一种定在，转化为启示。”从而无论是部类艺术理论之间，还是部类艺术理论与一般艺术理论之间，均表现为一种知识交流和相互启示的文化关系。
这种思想倾向的前提如前所述，是由于历史发展对存在属性、包括科学文化形态的横向衍生延展，逐步形成了反黑格尔式的“学科帝国主义”等级阶梯的一种平等有序的功能一结构系统的知识论见。在这里，就象高级社会形态中所表现出的那样,哲学已不是王国，思维也不是国王之特权，人人都具有认知、判断和评价事物的头脑。哲学，成为“根据过去的知识对目前思想倾向的一种明达的批评活动。”?正如恩格斯曾指出的那样:各门a体科学不断地从哲学领域中分化出来，最后只剩下一个纯粹思维的领域——形式逻辑和辩证法——人类的一个伟大的认识工具亦适如当代无主导哲学的“后哲学文化”呈现出的状况，哲学从帝王的宝座上被驱赶下来，以“平民”的身份，以其持有的批判精神和睿智的思维能力，“散播”于各具体科学苑地，从而使各具体学科具有了哲学性，同时也强化了具体学科的独立个性和科学品格，强化了具体学科功能的有效性。就此而言，如果现实和将来，象历史上曾多次表现出的那样，某种或某几种部类艺术理论的地位可能被特别地凸现，那也是因为这种或这几种部类的艺术创造实践，在其特有的审美功能上与特定的历史环境更相吻合的原因所致。正因此，这种外部规律所导致的价值嬗变作用，既刺激了各部类艺术理论的个性研究和发展，同时也恰恰构成了理论的一般性课题和为一般艺术理论研究提供了基本对象。
2. 就“文化科学”(卡西尔之概念)的总体系统关系在时代意义上所应有的批判态度而言，基于一般只能是具体中的一般或是具体的一般，具体也只能是蕴含一般性的具体的原则，无论部类性的艺术理论还是一般艺术理论，都只能是具体的理论——都有其自身所特定的具体对象性和对象的具体性。正如马克思曾强调地指出：“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中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故而一般艺术理论”的对象、范畴和任务.即无论是概念还是内涵，作为历史性的范畴，特别是历史文化结构系统整体当中的一个特定范畴，就决不是简申地对各种艺术活动和各种艺术理论形而上学地归纳或演绎，即不是所谓“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而是客观实在的“具体总体作为思维总体、作为思维具体，”?是“思维对客体的永远的、没有止境的接近”的需要和表现。?作为现实中的起点，它必然要在历史现实和“文化科学”总体功能一结构系统中接受再认和再定性、再定位。只有这样，“一般艺术理论”才可能在历史的、从而也是新的结构关系中，真正找到既不重复于部类艺术理论功能，也不悖离规定艺术本质之规定的自身特殊性，找到自己的对象、范围和任务，其中包括那些必然的、被列宁称为“确定”的“不确定”性的内容和方法，w由此构成历史性的和真理性的实践与创造行为，构成真理的具体过程。
从历史系统关系及其艺术本质内涵开拓中，我们应对“一般艺术理论”概念的设定再审视，同时在新的层面上，亦体现为“本原性”原则上，见及它蕴含的、深邃而普遍的、可能作为沟通自然与社会，乃至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关系交点性的历史品格，并因此提供重新估计和解释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身等一系列存在问题的价值认知资源和具体指涉社会实践的参照原则。从现实情况看，这种理解，回应性地也解释了部类艺术理论独立品格的普遍发展迫使“一般艺术理论”自我审视和再谈两方面关系的历史原因。
3、不论部类性的艺术理论还是一般艺术理论，其学科特征除了与自身对象的特殊性直接关联外，也与研究和解决这种矛盾的基本方法分不开。换句话讲，方法的有效性也表现出矛盾内在的特殊性。
四
基于上述理解，下面简述我们对两者关系的几点具体认识：
1、由于各部类性艺术理论均有着相对于一般艺术理论更直接、更直观具体的特定对象，如美术理论根本上是以视知觉功能为基础的、空间造型审美活动为对象的一门理论学科，从而使它一方面无论是在创作与欣赏的研究方面，还是在基础理论与批评方面，以至自身史学和价值规律方面均具有“整伴”的性质，即一般艺术理论的性质。一方面这些普遍的性质大多又始终是以其个性的方式存在和表现出的。也即其各范畴理论研究根本上是围绕着视觉造型的本体规定性而展开的。它始终直接或是内在地针对着由其本体性质规定的体裁形式和造型语言及语言传达、接受等问题，从而构成自身的理论体系。表现在方法上也构成了与其它部类艺术研究和一般艺术理论侧重不同、甚至性质不同的特点。如其主要以图象学、形式主义和目前世界上兴盛的符号学等方法来进行理论研究;而一般艺术理论固然其具体性可以表现为具体、直接地涉及某一种或所有种类的艺术活动，但它无论怎样都既不能代替也不能使自己等同于某种或所有具体部类的专门艺术研究。一般艺术理论所必须的具体性，是基于客观性质的抽象的具体性，“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做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因而，它既要依据各种艺术活动和其各自相应的专门性研究寻取其间共同的性质和基本规律，又要凭借和参照文化科学广阔的领域对不同种类艺术呈现出的普遍的性质加以特质的、或即总体本质的规定。这就使它根本上是围绕着艺术与存在关系的本质特征、发展规律、价值势能及其社会历史功用和意义等问题建立起来的理论体系。换言之，它的具体对象和任务的焦点，主要集中于艺术与审美感性活动在人类文化发展及其总体功能一结构网络系统中的价值认知与传输散播上。从而也从存在整体中获得对自身的培植和肯定。总之，它决不应是单向度地和单维度地'?唯艺术而艺术”的活动，而应表现为为艺术而研究存在与社会，为社会与存在而研究艺术这样一种双向的，同一的价值定位和本质特征。这种本质的定位所凭借的具体的思维总体性，作为理论“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正是一般艺术理论有别于部类艺术理论所应有的具体特质。表现在方法论上，依其学科性质和对象的抽象的具体性和双向同一性，则显示出多方借鉴其它学科方法的不确定性的特点。而这也同时说明艺术作为存在本质属性复杂而集中的体现,作为各种社会关系总和的、感性的和表象的展现，从而也肯定了实践的、能动性的、因而不断发展迁变的那种“精神的东西一般以它自身为对象”的特殊矛盾性。
2、随逻各斯中心论的瓦解和其思维与批判精神能力的“散播”，至使无论是部类艺术理论还是一般艺术理论都获得了独立的理论品格，从而也构成了看世界、解释世界的多角度、多个性的可能。这一方面促进了各种艺术发展充分极向度拓展?直至自律转换为他律制约，以至于自身内部在本体论、艺术功能、价值探讨等诸多方面既为一般性理论研究提供了对象，同时也构成了一般性理论，在形成平等对话、交流和相互促进关系的同时，也特别凸现出了对象与范围的重合而角度与核心任务所必要的、也是必须的差异。只有这样，各自才能保持自身存在的意义，才能发挥各自的功能。才能消除空洞性或是主仆性关系，同时促进文化科学的建构。
3、由内在逻辑结构的规定.部类艺术理论与一般理论在各自独立的功能上发挥对人类社会、对历史发展的独特作用的同时.某种部类理论——-从自身个性本体问题衍及到存在本体问题及到存在本体价值问题时，亦即直接呈现为一般艺术理论的特征;相应，一般艺术理论一当具体揭示特定存在属性要求而开掘某种部类艺术资源时，亦往往表现出部类艺术的某些特征——而这恰恰是目前理论研究在克服过去那种或是抽象而空洞，或是过分片面、孤立的技术探讨之弊病的时代趋势。
4、任何部类的艺术理论缘其存在本体属性规定的对象的体裁形式，永远具有独立的价值和根据，并将不断随历史的发展而不断衍生出更多的艺术形式，由此体现出存在属性的发展。这同时对一般艺术理论提出了自我审视的要求。这一工作同时是揭示艺术一文化人类学等有关存在深层机制关系、从而使一直蛰伏于艺术中的某种更具崇高意义和未来意义的东西必须有一有机而有效环节或方式传输向存在整体系统，以至可能其本身即将历史地承担起文化核心的责任。
简述人文主义的特点范文4
[关键词]环境史 高技术战争 史料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08-0094-05
战争作为“流血的政治”，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中几乎如影随形，不仅是关乎“死生之地，存亡之道”的“国之大事”，而且自工业革命以来、特别是进入核时代以来，越来越关乎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生死存亡。作为地球生态系统中的高智能生物，同时也是战争的主角，人类对战争的关注逐渐超越了民族、国家、地区乃至人类的局限。就历史学者而言，其对战争的诠释经历了这样的过程――从关注如何克服自然环境对军事行为的影响、如何将自然环境为己所用，到关注战争行为与环境的互动，以及这种互动造成的各方面后果。
笔者将首先概述传统史家与环境史家对战争的诠释视角，简述相关研究状况，然后在此基础上集中探讨两个问题，即从环境史的角度诠释高技术战争的研究价值和这种诠释的史料特点，试图回答为何研究和如何研究的问题，使这一研究趋势能够进一步为学界同仁所了解和关注。
一、传统史家与环境史家对战争的诠释视角
中西方传统史家对战争的诠释，存在于军事史著、通史的战争部分，以及军事理论著作之中。这种诠释既有基本的共性，也存在明显的差异。本文将中西方传统史学作为一个整体与环境史学相对应，因此这里只谈中西方传统史家诠释战争的基本共性。
其基本共性在于，高度重视战争的政治意义，探讨战争对政治统治及政权更迭的影响，高度重视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借鉴英雄人物在战争时期的言行战略。在中国，较早的编年体史书《左传》在历史表述上的艺术性，以写战争、写辞令尤为突出。[1]（P140） 杜佑编撰的《通典》中，有《兵典》15卷，详言兵法、计谋和战例，对历代用兵得失亦有评论。欧阳修、宋祁所修《新唐书》增设《兵志》，详言唐代兵制，后世正史也循此例。在西方，从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到李维、塔西佗、阿庇安，再到人文主义、理性主义、浪漫主义、实证主义和民族主义史学思潮，史家时代、经历、史观多有相异，史著风格、体例、优稗或有区分，但核心内容也都是政治与战争，或者说仅仅是政治（流血的和不流血的）。
中西方传统史家的视野主要集中在人类社会、特别是精英阶层内部，即便对地理环境等因素有所涉及，也往往将其作为叙事的背景。以希罗多德《历史》为例，其前4卷和第5卷的一部分，是希波战争的背景介绍，占全书篇幅的一半，对地中海自然环境的描述是背景介绍的一部分。
同时，传统史家倾向于将自然环境视为沉默的、无生命的、对军事行为起推动或阻碍作用的因素。《孙子兵法》和《战争论》是中西方军事理论的奇葩，尽管不是军事史著，但理论的形成都直接来自对战争史的分析。受当时人类改造自然能力，以及史家历史观和自然观的影响，书中都专门分析了自然地理条件对军事行为的影响，并提出了避免负面效应或利用自然地理条件打击敌人的策略。《孙子兵法》传世13篇，详言这一问题的就有《军争》、《行军》、《地形》、《九地》和《火攻》五篇。《战争论》3卷8篇，详言这一问题的有《军队》、《防御》、《进攻》3篇，涉及在不同地形条件下的行军、后勤、防御、进攻等问题。
环境史家对战争的诠释，是20世纪最后十几年才逐渐出现的研究趋势。环境史作为一种史学思潮，是历史学家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全球环境状况日益严峻这一变化的思考，同时作为社会思潮的一部分，也具有环保主义思潮的基本特点。战争也成为了这一史学思潮的重新审视对象之一。①
目前，这个群体中有代表性的学者有三位，分别是J.R.麦克尼尔（J. R. McNeill）、E.P.拉塞尔（E. P. Russell）和L.M.布拉迪（L. M. Brady）。
J. R.麦克尼尔是美国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历史系教授。其代表专著有《地中海世界的山：一部环境史》（The Mountains of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阳光下的新事物：20世纪环境史》（Something New Under the Sun: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20th-Century World , New York: Norton, 2000），所著论文《世界史中的森林与战争》（“Woods and Warfare in World History”，Environmental History，Vol.9，No.3，2004）以战争与林木数量的关系为例证，从一个侧面诠释了人类、战争与环境的关系。E. P.拉塞尔是美国弗吉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Virginia）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副教授，研究科技史、社会史和环境史。他的著述集中探讨了战争与环境变化之间的历史联系，代表作有《战争与自然：化学战与杀虫剂――从一战到寂静的春天》（War and Nature: Fighting Humans and Insects with Chemicals from World War I to Silent Spring,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同时他也是《作为敌人和盟友的自然――走向战争环境史》（Natural Enemy, Natural Alley: toward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Warfare, Corvallis: Oregon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4）的主编之一。他认为,“尽管军事史家早把自然、特别是地形和天气视为战略或战术障碍物，但却很少思考战争对它们的影响；尽管战争在科技发展史中愈发醒目，但战争的思想及其工具对自然的影响却还只是轮廓；尽管文明史家从很多方面阐述了战争如何塑造国内社会关系，但又极少将其研究延伸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上。”[2] （P1） 从而指出了重新诠释战争的意义。L.M.布拉迪是美国爱达荷州博伊斯州立大学（Boise State University）的历史学副教授，正在从事美国内战中的环境问题研究，《战争的荒野：美国内战中的自然与战略》（“The Wilderness of War: Nature and Strategy in the American Civil War”，Environmental History，Vol.10, No.3，2005），认为战争带来的持久变化并不是自然环境的物理变化，而是美国人思考战争的方式，以及他们与景观进行互动的方式。[3] （P444）
可以说，美国环境史学者已经在诠释战争方面迈出了第一步，既有对战争―环境关系的总体把握，又有对化学战、美国内战等具体问题的详细研究，但是研究群体尚不具规模，而且从战争造成的环境问题来看，更值得研究的高技术战争尚未进入美国学者视野之中。下文将系统阐述此种诠释的现实价值、学术价值和史料特点。
二、从环境史的角度诠释高技术战争的价值
一个历史学者，既是生活在地球上、受恩赐于大地母亲的自然人，又是人类社会中掌握较多历史与社会知识、推动历史教育和传承文明的社会人。当历史学者面对人类、科技、战争和环境等要素时，会有怎样的感悟呢？不同的历史学者可能会有不同的感悟，但是他们的着眼点归根到底有两个层面：一个是现实生活层面，一个是史学研究层面。从这两个层面来看，对高技术战争的环境史视角诠释，是非常必要的。
在现实生活层面，从环境史的角度诠释高技术战争，是高技术战争走上历史舞台之后的客观要求。全面审读高技术战争，有助于深刻认识高技术战争的本质属性，并打破西方军事强国在高技术战争人道性上的话语霸权。
高技术战争（High-tech war）是新军革进程的产物，在西方的话语体系中，高技术战争总与“人道主义”联系在一起。1991年海湾战争是公认的第一场高技术战争，尽管它还有着机械化战争的影子和诸多特殊性，但也集中体现着现代高技术战争的基本特点。美国官方报告称：“我们的空中打击在战争史上是最有效和最人道的。”[4] （P223） 一方面肯定了高技术战争在达成政治目的方面的高效，另一方面也强调了高技术战争的人道外衣。其后的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同样处于人道主义的光环之中。
从战争过程来看，高技术战争较机械化战争而言发生了很大变化，以精确打击和“按钮式战争”为主要特色，大规模装甲集群会战的场面消失了，战时伤亡人数、特别是平民与军人伤亡人数的比例明显下降。这种附带损害（collateral damage）的减少，正是高技术战争“人道性”的立论依据。
但是如果我们从环境史的视角诠释高技术战争，就会发现高技术战争的暴力本质并没有改变，其人道性也有很大局限。
首先，高技术战争的暴力属性并没有丝毫改变，甚至更加残酷。朝鲜战争期间，平均4吨弹药会造成1名军人阵亡，越南战争期间降为2吨，海湾战争期间则降为1吨。伊拉克军队在长达8年并使用化学武器的两伊战争中，约阵亡10.5万人，而在仅42天、没有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海湾战争中，伊军阵亡7万到11.5万人。
其次，高技术战争的人道性存在着局限。一方面，精确制导武器的应用为降低附带损害提供了可能，但是“高技术战争‘人道’与否，并不是由战争机器的技术含量和水准决定的，而是由战争的政治目的和军事目标决定的”。[5] （P227） 二战结束以来，传统的攻城略地、占领国家的军事行为，面临着巨大的国际舆论压力，往往很难借此实现政治目的，因此，战争的规模有所缩小，攻击目标基本局限在军用和军民两用设施，也不再通过攻击城市和平民来削弱敌军的战争潜力。另一方面,“人道主义”并没有顾及人类安身立命的根基――环境，无论是武器的材料、攻击原理和威力，还是对攻击目标的选择，都服从“军事必要”，贫铀弹、集束炸弹和巨型炸弹等高性能的常规武器被广为使用，核生化设施及各类仓库、工厂被击中后往往产生次生效应，不仅威胁战时平民的安全与健康，同样威胁战后平民的生产和生活。
同时，纵观这几次高技术战争,“人道”的战争过程之后却是“不人道”的结果，集中表现就是战后平民的大量患病和死亡。① 这一悖论如何而来？传统的战争史研究很难给出答案，因为其所关注的仅仅是人事，环境要素被忽略或仅被视为人类的附庸，看不到人与环境间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的能量交换。而从环境史的视角诠释高技术战争，可以对科技、战争、人类和环境四要素的关系进行全方位研究，分析科技与战争在人与环境能量交换过程中的作用，这恰恰是人们理解和回答上述悖论的有效途径。所以说，如果脱离环境要素研究高技术战争，就无法理解和回答高技术战争的过程与后果间存在的悖论。
随着西方主要军事强国在军队信息化建设上的优势日益明显，对多数国家的军队形成“时代差”，基本可以确保自身“零伤亡”，西方主要军事强国发动战争的门槛日益降低，甚至编造一个借口就可以对国家发动战争（伊拉克战争表现得尤为明显）――高技术战争日益成为西方主要军事强国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得力工具，不仅具备了对环境造成根本性破坏的能力，也存在着频繁发生的可能。
从环境史的视角诠释高技术战争，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潜藏在“最人道”战争背后的人类社会面临的深刻危机，进一步理解与之相关的理论与现实问题，打破西方在此问题上的话语霸权。这是现实价值的集中体现。在学术发展层面，从环境史的角度诠释高技术战争，是环境史研究进一步发展的结果，有助于扩展人们对战争和军事史的研究视野。
20世纪新史学扩大了传统史学的研究领域，历史学家的视野从政治、外交、军事领域扩展到人类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而且强调要运用跨学科的方法、“自下而上”地研究民众的历史。环境史是对20世纪新史学的继承和发展，以科技为媒介探讨人与环境的互动，以环境为媒介探讨特定时空人与人的关系。在注重研究人与自然互动的同时，也不忽视人类社会内部关系的相应变化。
从环境史的视角诠释战争，是战争与军事史研究从环境史中汲取养分、扩大关注视野和研究范围的结果。西方历史学家对战争与军事的研究已不再局限于人类社会内部，开始关注战争对保障人类生存的生态系统以及其中其他生物的影响，也涌现出一批史家和成果。这是我们应该关注的史学动向，也是我们可以借鉴并加以实践的问题研究方法。
从环境史的视角诠释战争、特别是高技术战争，继承了新史学的跨学科特点和“自下而上”的研究方法，同时也有进一步发展，视野进一步扩大，方法进一步科学化：其研究起点从人类社会内部的草根群体，到被人类踏在脚底的自然环境；广泛运用多学科、特别是自然科学的知识来动态地审视人与环境的互动。这是学术价值的集中体现。
对于一种新的史学研究趋势而言，明确其价值仅仅是万里第一步，接下来如何进行研究才是更重要的问题。而探讨这一问题，有很多方面和角度可以选择。我们这里仅从史料的特点和它对研究者的要求入手，探讨从环境史的视野诠释高技术战争的方法。
三、史料特点及对研究者的要求
从环境史的视角诠释高技术战争，依赖的史料具有三个鲜明的特点。
首先，史料的来源广泛。环境史研究具有突出的跨学科特色，因而史料的来源也更加广泛。这一特点在对高技术战争进行环境史视角的重新诠释时更加鲜明。从战争的决策者和亲历者群体来看，相关的史料来源包括官方档案、报告、战地记者稿件、参战人物专访等，为研究战前和战时的宏观、微观历史事件提供了较为直接的材料。从研究者群体来看，相关的史料来源包括军事史著述、环境监测数据、实地调查数据、医学著述等，为环境史研究提供了各领域专题研究的成果。
其次，史料的形式多样。高技术战争的史料形式，除了传统的文本史料之外，还有大量的影像资料。影像资料作为史料，既有直观、及时的优势，也有不能体现拍摄过程、丧失语境的劣势。1991年海湾战争以来的几场高技术战争，几乎都是媒体、特别是西方媒体进行直播的战争，新闻播放的内容既及时又直观，塑造着公众的战争记忆。但影像在作为史料时也有自身的劣势。抛却媒体的政治倾向不谈，仅从技术角度来看，摄影师并不可能参加每一场战斗、捕捉战场的每一个细节，因而不可能完整地体现战争进程，社会公众能够看到的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同时，摆在人们面前的静态影像或动态影像并不能体现出拍摄过程，就像几段摘抄的文字不能体现上下文的语境一样，容易引起歧义，误导观众和读者。
第三，史料不确定性强。当代人的当代史记忆，受到主客观条件的影响，往往具有不确定性，小到一个数字，大到一个事件，都有可能出现较大的变动。比如科索沃战争结束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人们在谈及北约盟军使用的精确制导武器比例时，大多使用“占90%以上”的说法，实际上这个比例只是战争初期一两周的情况，从整个战争的情况来看，精确制导武器只占北约部队全部弹药消耗量的35%左右。
史料方面的这些新特点，对研究者也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
首先，夯实哲学基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我们辨别和使用史料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同时，经典作家也早已关注和论述了人与环境、科技与战争的关系，相关思想主要体现在《自然辩证法》和《反杜林论》中。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着力探讨了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在肯定劳动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的同时，也通过历史长河中的经验教训看到了人类过度伤害环境造成的、最终又由人类自身承担的严重后果。他警示世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决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6] （P383-384）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通过《暴力论》、《暴力论续》等对经济、科技在军事上的影响作了精辟论述，明确指出：“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于军事目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它们便立刻几乎强制地，而且往往是违反指挥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上的改变甚至变革。”[7] （P514-515）
哲学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科学工具，我们应该在学习和运用中认识和发展这一哲学基础，提高自身哲学素养、夯实自身哲学基础。
其次，扩展学科基础。从环境史的视角诠释高技术战争，要求研究者在接受史学训练和具备军事学知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自身的学科基础，如政治学、生态学、医学、地理学、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和环境科学。因为战争本身就是经济学问题，也是人类学、社会学问题；研究环境问题，也需要具备生态学、医学、地理学和环境科学的知识。同时，国际政治理论也不可或缺，它有助于我们从宏观和微观层面理解战争的起源和分析国际政治格局，并有可能提供一些解决思路。
第三，优化史料基础。优化史料基础，指的是研究者在史料来源扩大、形式多样的情况下，对史料的有效整理与运用。史料是史学研究的根本，有了先进的史学理论并不意味着就能够产生先进的研究成果，优化史料基础在这里显得尤为重要和必要。
我们需要对史料的客观性和科学性有明确的认识。媒体报道、史学著述、口述材料、官方档案、田野调查、实验报告等，都是对客观事实的纪录，但也都不同程度经过了人类意识的塑造。
从媒体报道特别是影像资料的优势和劣势来看，研究者可以通过它们了解发生了什么事，但在研究这件事的过程和结果时则要依靠其他来源，以弥补影像资料丧失语境的劣势。
从各类文本史料来看，官方档案和报告可以提供历史事件的官方纪录，详言战略制定、战术执行、军力配置等方面内容，研究者需要评估政府隐瞒或修改关键数据的可能性；参战人物专访记录了历史事件当事人的叙述，但要求研究者一方面注意时间、地点等要素的严谨性，因为当事人可能会有口误，另一方面注意剖析当事人的社会地位、思想理念等要素；军事史著述是前人对战争的研究成果，研究者需要对比其与官方档案的异同，通过对比确认事件的时间、地点等基本要素；田野调查、实验报告、医学著述等内容，是自然科学家的相关研究成果，可以提高史学著述的数量分析水平，要求研究者进行谨慎的对比，对其中趋同的结论可以大胆引用，对相互矛盾的结论则要仔细比较和分析，特别是要分析作者的背景及其研究方法，如选址、技术、过程等，既不能随意挑选，也不能因噎废食。
综上所述，信息时代的到来，为当代人研究当代史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尽管机遇与挑战并存，但如果学者能够较好地回应史料提出的要求，在研究过程中针对不同史料的特点进行判断取舍，也会收获丰富的成果，尽可能实现求真的史学诉求与批判的史学功能。
[参考文献]
[1]瞿林东. 中国史学史纲[M]. 北京: 北京出版社，1999.
[2]Russell，E.P.，Tucker, R.P. Natural Enemy，Natural Alley: toward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Warfare[M]. Corvallis: Oregon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4.
[3]Brady，L. M.“The Wilderness of War: Nature and Strategy in the American Civil War”[J]. Environmental History，2005，（3）.
[4]Department of Defense，U.S. Final Report to Congress: Conduct of the Persian Gulf War[R]. 1992.
[5]徐根初. 跨越――从机械化战争走向信息化战争[M]. 北京: 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