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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相对稳定性范文1
风水学也很注重水。水是自然环境中的重要因素，关系到人类的日常生产和生活，在《葬经》中有言：“气遇风则散，遇水则止。”水与气有着紧密的联系，有好水的地方地气旺盛，动植物的种类及数量繁多，生态系统越趋稳定，环境质量就越好。因此风水学还拥有一套对于水源的水质情况、水文变化、走向及形式的调查方法，并对各种情况做出了科学的总结和描述，并给这些微地形加上了一个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名词，来迎合和满足人们趋吉避凶的心理需求。如适宜落址的玉带局和不适宜落址的反弓煞局（见图1、2）在布局方面实践的科学性我国地处北半球，位于欧亚大陆东部，大部分陆地位于北回归线以北，夏季主要受东南暖湿季风的影响，冬季主要受西伯利亚寒流的影响。因此风水学在城市、村落和住宅的布局上主要强调的坐北朝南的格局。朝南会获得更多的阳光，以起到提高室内的温度、杀死室内空气中的细菌和通风的作用，背北用墙体以抵挡冬季西北方向的寒风，保证冬季室内温度。《地学批南》中载：“平阳原不畏风，然有阴阳之别，向东向南所受者温风暖风，谓之阳风，是无妨。向西向北所受都凉风寒风，谓之明风，直有近案这兰，否则风吹骨寒，主家道衰败了稀。”这就是说建筑要在格局上避免西北风[2]。
2风水学的民俗文化性
风水学除了上述具有科学性的部分以外，受时代认知局限性作祟而被当下国人看作是封建糟粕的内容恰恰是中国人所特有的一种民俗文化现象，不应该予以评判和否定。民俗文化是指民间民众的风俗生活文化的统称，也泛指一个国家、民族、地区中集居的民众所创造、共享、传承的风俗生活习惯，是在普通人民群众（相对于官方）的生产生活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系列物质的、精神的文化现象[7]。中国民俗文化因其地域经济与民族历史文化构成的原因，形成了自成一体的文化特征其主要特征有多元性与复合性、阶层性与地方性、神秘性与实用性、稳定性与变异性[7-8]。在这些特征的基础上本文归纳总结了中国风水学作为中国民俗文化的一部分，所具备的以下3大特征。
2.1民族性
一种民俗文化的产生、传承、发展和演变离不开其所植根的地域经济与民族历史文化构成的土壤，这就使得世界各民族国家的民俗文化呈现出一种多元性和复合性的特征[7]。风水学是古代华夏民族在中国这片大地上与大自然经历了长期的生存斗争和社会生产实践而发明并演化形成的，它的天人合一等诸多思想无不体现着中华民族独特的信仰和对天、地、人三者关系认知的高度。因此风水学作为中国民俗文化的一部分所形成的中国古典园林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和独特的民族性（见图3）。
2.2共享性
风水学的共享性主要表现在认同性和实用性2个方面。所谓认同性是指风水学所倡导的价值观和思想体系被广大中华民族所认可和遵守。所谓实用性是指风水学在中国的这片大地上为我们中华民族的日常生产和生活服务了数千年，人们依赖风水展开了生产和生活。直至今日尤其是在港澳台地区不管是丧嫁、营业还是住宅建设时都会请一些风水先生前来查看风水，选择吉日以满足民众趋吉避凶的心理。风水学服务了民众，满足了各阶层民众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的需求，因此这种共享性使得风水学作为民俗文化的一部分，不管它表现的有多少神秘和奇异，都不能磨灭其所发挥的作用。
2.3传承性
传承性是任何一种民俗文化得以流传和发扬广大的重要方式及特征。风水学作为中国民俗文化的一部分其传承性主要表现在稳定性和变异性2个方面。
2.3.1风水学传承性中的稳定性稳定性是指民俗文化因其传承的特殊性，在日常生活当中人相袭，代相传，具有相对稳定的特征，是中国民俗突出性格表现之一[7-8]。风水学传承性中的稳定性主要是由两大因素所以决定的：其一是风水学所根植的文化基础没有发生质的改变。我国是历史悠久的一个大陆型农耕文化的国家，虽然经历了几千年的农业社会发展，发生了几十次大规模的王朝更迭战争，但我国的农业社会的基础和性质并未发生动摇，因此植根于我国农耕文化土壤里的民俗文化风水学就得到了相对稳定的传承。其二是风水学所倡导和推崇的价值观和思想体系与民众保持着一致性。中华民族创造了我国的农耕文化，而风水学又根植于这种农耕文化里，因此风水学所倡导和推崇的价值观、思想体系和中华民族的信仰、文化基础是一脉相承的。另外，风水学共享性中的认同性和实用性也为其传承的稳定性提供了思想保证。
2.3.2风水学传承性中的变异性变异性是指民俗文化作为一种基础文化，它在传承与传播过程中并非一成不变。相反，它随着时空的变化不断地发生变异，形成了与稳定性相联系的变异性特征。由于我们的社会最终会随着经济和科技的不断发展而发生变革，这种变革必然会使得我们风水学所研究的对象也跟着发生变化。如风水学里所研究的对象“砂”和“煞”也从最初山野间的山石、土丘、坟冢等逐渐演变成城市中的高楼大厦、立交桥、发射塔、高压电塔等的现代构筑物（见图4）。这些研究对象的变化必然会引起风水学在传承过程中的变异性，但这种传承过程中的稳定性和变异性必然会使得风水学作为中国民俗文化在国际化的潮流当中不断地发展和完善自己。
3结语
传统文化相对稳定性范文2
［关键词］传统图案 吉祥 寓意 象征
［中图分类号］J5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2）02－0093－01
殷商至西周前期，吉祥纹饰的内容基本沿袭了原始时代彩陶取材丰富、结构谨严、装饰手法概括写实的特点。春秋战国时期流行蟠螭纹、龙凤纹、鸟兽纹、人物纹。秦汉时期最常见的纹饰有云气纹。汉代的云气纹在写实基础上进行了大胆的综合加工和抽象，有的云气纹在局部还常出现祥禽瑞兽的部分形象。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艺术创造在秉承两汉以来流行的忠臣、烈女、神话传说和祥瑞题材的基础上，融入了大量佛、道、玄学祥瑞内容。隋唐时期的吉祥纹饰得到全面的推广使用，并改变了此前以动物纹为主的倾向，开始面向自然、贴近生活。宋代的门神画、年画、花鸟画空前发展，梅兰竹菊被赋予高雅脱俗的道德品格，成为至宋代以后绘画及各种装饰品中常出现的祥瑞题材。元代出现了不同纹饰相互组合构成具有象征意义的吉祥图案。明清两代题材空前繁荣，纹样层出不穷。
中国吉祥装饰最终目的是要达到还原生命存在所具备的安全、幸福、自由、和谐的精神本质，显示一种审美样式的特殊性。这种特性既表现在吉祥装饰的内在结构中，同时又显现于诸多的感性形态中。吉祥如意观念及其不同于无功利纯粹审美意识的内在特性，都对吉祥装饰的语义结构产生了一定的规约，这种规约也正是吉祥装饰审美形态特征的根源。作为祈福纳吉观念的结果和形式，体现了传统文化观念的稳定性、传承性的特征，这种特征决定了吉祥装饰形态特征的稳定性、集体性、程式化、规范化，从而使民众的吉祥装饰表现和审美趣味有着较恒定的趋同性。同时，由于审美主体的个性特征及时代特色又使吉祥装饰呈现出既具共性又富有个性特征的特点，从而使吉祥装饰看起来既统一又丰富多彩。也就是说，吉祥如意的主题是相同和一致的，而吉祥装饰的表现形式、风格又是千变万化的。无论怎样，吉祥如意、消灾纳吉的传统文化观念对个体的艺术行为规范做出了趋同的选择，这种趋同性使吉祥装饰的艺术构成规律富有自身的特点，因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吉祥装饰形式和风格。
思维观念取决于文化思想、艺术形式。“行成于思”这句古训，反映了中国古代先贤早就认识到思维对于人的生存、艺术创造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中国传统的思维观念生发于华夏民族特有的文化环境――早熟的国家组织与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实践方式、以血缘宗法为纽带的人伦关系和以天人和谐为特色的行为模式，吉祥装饰的形成既有其根深蒂固的社会文化背景，也与这种思维观念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在民众看来，现实世界的客观事物以及某些图形似乎都关联着特定的观念，具有一定的效力和象征意义，这种关联是由传统文化观念传承下来，具有恒定的解释。在长时期的传承演变过程中，这些现实事物不同程度地丧失或模糊了其原始实践意义，从而演变成相对稳定的观念性符号。这种观念性符号通过集体意识的渗透作用深入到个体意识当中，成为家喻户晓约定俗成的共同语汇，并深深影响着人们的审美活动。如民间美术中常用的鲤鱼、莲花、喜鹊、狮虎、福、禄、寿、禧、摇钱树、太极图等吉祥题材，都是集体意识历史地建构起来的观念性造型符号。
在中国吉祥装饰中呈现出这样一种情形：凡是真的，必是善的美的；凡是善的，也必然是美的真的；美而不真不善，不成其为美。人们对真的肯定、善的感悟、美的追求是互相交织渗透在一起的。中国几千年的儒道遗风，造就了以德育民、崇德尚理的传统文化观念，并多方面地渗透到吉祥装饰的创作思维中，成为创作的重要规范。如吉祥装饰中的“天宫赐福”“白鸟朝凤”“龙凤呈祥”等，都间接地展示了民众在夫妻、福子、君臣或长幼等主要社会关系方面的道德取向。很多吉祥装饰反映着中华民族“忠”“孝”“善”“仁”“爱”“良”等传统道德观念。这种强调伦理和道德标准，讲究人的主体性和人伦性的直观思维方式，并在创作过程中注重人与物的情感沟通的思想，在作品中显示了浓厚的人情味。
吉祥如意观念作为一种俗信在历史上曾起了一定的作用，其中健康、达观的思想在现实社会当中仍然有着积极的作用，并引导人们走向一种乐观向上、和谐圆满的生活氛围。
【参考文献】
[1]班昆.中国传统图案大观.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
传统文化相对稳定性范文3
为躲避战乱，客家先民从中原地区迁徙到闽粤赣三地交界区，并在这一地区繁衍生息。客家先民在长期迁徙过程中，为了能够适应新环境，他们不得不在原有的文化基础上进行改进，将作为外来文化的中原文化与闽粤赣地区原有的土著文化相结合，在保持了相对的文化独立性同时又体现了不同背景下文化相互交融影响的特点。客家文化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在不同环境下的发展，能够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人口迁移对人们观念的影响，从而解构人口迁移对民间艺术发展的影响。客家女子传统服饰是客家传统民间艺术中最为直观与形象的表现，是研究客家民间艺术的有效切入点。
一、客家女子的传统服饰概况
最有代表性的客家女子服饰便是大襟衫和大裆裤。大襟衫整体式样较为宽松，直线剪裁，浅领、右衽，衣襟两侧底端开叉，色调以蓝、黑为主。大裆裤腰高裆低，裤腿宽松，裤腰部分多用布带扎紧，冬天可以加上棉衬里御寒。客家女子常戴凉帽，凉帽以篾片、麦秆等材料编成，呈圆环状，外围缀以15厘米左右的蓝色或黑色的布帘。客家女子平时以赤足、草鞋为主，只有走亲访友时才会穿绣花鞋，其造型与中原基本相同。客家女子佩饰多为银质，佩饰重体量不尚小巧，以中间细两头粗的银簪造型最为常见。
从以上对客家女子传统服饰的描述中，我们既可以看到中原文化的影子――凉帽保留了中原传统的帷帽①形式，大襟衫和大裆裤分别保留了中原传统的宽松的右衽上衣和有裆裤装，又可以看到浓厚的当地特色――尚蓝的服饰色彩习惯和缠足习俗的废除。这种特殊的服饰习惯很大程度上是在人口迁移的推动下形成的。人口迁移不但促进了不同地域间的民间艺术文化传播，更促进了不同地域间的民间艺术文化融合。
二、人口迁移下的客家民间艺术文化传播
所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不同的文化形态都有各自相对应的文化地理空间，每个文化地理空间里都有着该文化形态影响下所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文化集从。“服饰文化也是一个复杂的文化集从，而不同的气候条件、历史沿革、信仰心理、风俗习惯又使这一文化集从当中的文化内容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②客家女子传统服饰与中原女子传统服饰、当地少数民族女子服饰都属于同一文化集从中具有不同文化特点的服饰样式。在一定时期内，这种不同文化特点的服饰样式是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与鲜明的地域性的。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种地域性特征又是动态发展着的，其中以文化的迁移、扩散为最主要方式。在文化领域，我们可以把客家人的迁徙看作是文化的迁徙，客家先民将中原传统文化带入了闽粤赣三地交界区，打破了由当地土著文化所建构起的地域文化，由于中原传统文化与当地土著文化在文化情感、价值观念、风俗习惯、民间信仰、自然环境、经济地位、政治保障等多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在历史上，两种文化之间一度产生过激烈的碰撞，并对社会产生过一系列负面影响。但不管它们曾经有过什么样的碰撞，它们毕竟共存了下来，两种文化在互相接触中都找到了对方文化中值得本族群认同的部分，并以此为起点借鉴吸收了对方的一部分文化元素，并由此形成相对固定的，有着鲜明地域特色的新型文化。这两种文化都已经不是单纯的中原文化或土著文化了，它们是以本元文化为基础的多元化发展。例如，客家女子的大襟衫、凉帽等都是在保持了中原传统服饰特点的基础上吸纳了少数民族的生活特点，并同时融入了客家人对环境的适应性改进而成。
三、人口迁移下的客家民间艺术文化融合
罗伯特?莱顿在《艺术人类学》一书中指出：“艺术的地理分布方式肯能反映了不同传统下知识控制的不同方式……我们将尽量不把艺术品所传达的理念和价值，减低为对社会互动性被动的反应，而是评估其作为能动者对社会关系形式的意识形态的影响。”③客家女子服饰文化作为当地民间艺术的一个重要分支，清晰地反映了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小型社会群体中人们意识形态的变化，这种变化也可以直观地理解成中原文化与当地少数民族文化的交融过程。
目前有些学者认为，客家先民将中原传统文化带入一个相对封闭落后的文化群体中，中原文化强大的适应性与先进性同化了当地土著居民，从中原来的客家先民与一部分当地居民融合，共同形成了客家文化的源泉。笔者认为这种说法基本正确，但表述并不见得多考究。从对客家女子传统服饰的分析来看，尽管中原传统文化在当地众多文化中占有优势地位，但我们似乎不应该用“谁同化谁”或“谁压倒谁”的说法，他们之间的关系更注重一种互相的适应性影响，在面临自然环境、文化环境、生活空间、社会状况等方面的改变后，双方都对自己原来的生活状态进行调整，并最终派生出独特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与意识形态。这种文化上的融合与适应从来不是单方面的，它更偏向于一种双向互动的过程。这种双向互动也不单单指中原传统文化与土著文化的互动，也包括民族间的互动、地域间的互动、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间的互动。告诉我们，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不管在哪个历史时期，生存问题永远是人们需要考虑的最基本问题，“造物是伴随着从功利需求向精神需求的转化过程，依随着两者并存的关系不断发展的”④。对我们主要讨论的客家先民来说，在两种文化相互影响过程中，最终起到主导作用的就是如何能够更好地生存下去的问题。现实的物质条件决定了客家先民的民间艺术表现方式与发展方向，简单说来就是客家先民们对新环境的适应问题。
四、结语
任何一种文化的存在和发展都不是偶然的，我们所说的中原传统文化、客家传统文化、畲瑶少数民族文化或者福佬文化，他们无一不是在众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很多学者在提到客家传统文化时，喜欢用“一体多元”来对其文化形态进行阐述，通过对客家女子传统服饰的对比分析后，笔者更倾向于“二元性”的说法，即客家文化一方面保持了中原传统文化特质，另一方面在中原文化的基础上又融合了当地少数民族的文化元素。人口迁移打破了中原传统文化相对稳定的地域性人口分布，将中原地区的民间艺术形式带入闽粤赣三地交界区，两种文化经过长期的交融最终形成了客家文化这种新的文化类型。而同样是人口迁移所带来的福建福佬文化却与客家文化有着明显差异，福佬文化的民间艺术形式保留了更多的中原性，更加接近于中原文化对当地文化的同化，是中原文化在不同地区的发展。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人口迁移是作为社会经济、文化领域发展的一个客观因素出现的，人口迁移本身只是在一定时期内对民间艺术的传播、扩散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真正决定民间艺术文化形态的却是迁入地的政治经济状况，现实的生活要求衍生出了相对的民间艺术文化，同时，一个地区的民间艺术文化形式也无时无刻不在服务着现实生活，向外界传达着当地人民特有的精神状态与思想追求。
注释：
①帷帽是传统中原女子所戴的帽子，由藤或毡所做，四周围以丝帛做成的帽帘而成，帽帘长度一般垂落到颈部，也有的垂落至脚部以笼罩全身。
②唐家路.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116.
传统文化相对稳定性范文4
关键词：城市居民；居住环境；婚姻稳定
Abstract：The article uses CGSS2010 survey data and the Logit model， emphatically analyzes urban residents living environment impact on the stability of marriage. Regression results show that under the condition of other conditions unchanged， urban residents live in the marriage stability had not significantly affected by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Urb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and humane environment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stability of the marriage， but after control income variables， inhabited settlements environment variables significantly affect disappear； Mainly consider the family living environment impact on the stability of the marriage. Smoking， gambling and playing visitors has its negative impact on the stability of marriage families； The daughter in the family more conducive to the family and marriage stability， son of the more negative impact on the stability of marriage.
Key words：urban living ； environment ； stable marriage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6）-10-47（6）
1 研究问题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的熏陶下，离婚水平一直较低。传统理念认为婚姻的目的不是为了男女双方的爱情和幸福，而是为了生育子女和抚育后代，这与西方社会将婚姻视为个人私事和强调离婚自由有本质的区别。但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文化交流的日益增多，国际社会的婚姻观念开始影响中国，人们对婚姻的态度和社会环境对离婚的评价也在逐渐发生变化 [1]。转型期婚姻的观念和基础也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嬗变，导致离婚率增高，夫妻从两性结合的经济合作共同体向情感伦理实体转变 [2]。随着我国居民生活水准提高，对婚姻生活的水平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婚姻在居民的生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是决定居民一生幸福指数关键指标之一。然而随着居民社会竞争增大、居民收入差距的增加、城市住房问题的困扰以及人口老龄化加剧所引起的社会负担系数增长等，人与人之间的聚合力愈发变得微弱和淡薄，而社会聚合力弱化将导致离婚率的上升 [3]。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粗离婚率一直保持逐年上升的趋势，如图1所示，1985年，离婚对数为45.8万对，粗离婚率仅为0.44‰；到2012年，粗离婚率上升到2.29‰，而离婚对数在2011年为286.9万对，增长了6.62倍，与2001年以前的平缓上升相比，2001年以后，无论是离婚对数还是粗离婚率增长速度都非常快。
对中国逐步上升的离婚率影响因素，学者从多个视角进行了研究，如：婚姻中暴力现象会导致夫妻离婚 [4]；中国传统家庭婚姻伦理与婚姻稳定性关系 [5-7]；中国通婚圈扩展加速传统婚姻破裂 [8]；婚姻匹配度与婚姻维持 [9-10]；婚姻质量与婚姻稳定性关系 [11]；家庭中经济压力 [12]、家庭中子女数量 [13]等，这些影响农民工婚姻的稳定性微观因素都已经纳入学者研究范围。
与理论层面和实际经验层面相比，对城市居民居住质量与婚姻稳定性关系研究较少。因此，本文利用CGSS2010数据，从实证角度，论证城市居民居住质量对其婚姻稳定性影响。在我国当前社会，居住环境不断得到改善，拥有一套住房往往被认为是夫妻结婚的必要条件，然而住房改革带来的高房价则给婚姻增加了压力，不断上涨的房价可能使得那些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年轻人很难找到配偶，同时也可能使得那些能够负担一套房子的拥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年轻人变得更有吸引力，同时给正在还贷的居民婚姻带来不稳定因素 [14]。总体来说，中国居住环境逐步得到改善，如图2所示，中国居住房屋竣工面积从1995年的32902.26万平米增长到2011年387705.98万平米，增长了11.78倍，同时我们可以看出2001-2011国家每年投入城市环境治理的金额逐步快速上升。
由此可以看出，一方面是居住环境得到改善，另一方面是粗离婚率的大幅上升，文章将试图探讨城市居民随着居住环境的改善是否会带来婚姻变动。由于我国社会住房竣工面积逐年增长且正处于快速上升期，而国家对居住环境也高度重视，这样的大背景，正好提供了一个考察居住环境对个人婚姻行为影响的研究机会。
2 研究设计
2.1 数据来源
研究的数据来源于“全国综合社会调查” 数据（CGSS2010），该数据采用分层多阶段不等概率抽样，在我国城市地区抽取了5152个样本①。研究分析样本界定为婚姻稳定性，未婚的城市居民不在本研究的考虑范围之内，对于未婚同居也被排除在外，且样本的成员年龄规定在18周岁以上的成年人。因此，排除不符合样本，剩下1014个样本量是研究城市居民婚姻稳定性的最终样本量。
2.2 变量测量及描述性统计
研究关心的因变量是城市居民的婚姻稳定性，因此操作因变量婚姻稳定性应该是城市居民的婚姻状态。首先，当城市居民是已婚状态视为婚姻没有变动，离婚操作为变动状态；其次，当城市居民处于已婚状态，但现实状况是处于分居并未离婚，这些样本操作为婚姻变动状态。符合这些规定，本研究筛选有效样本数为1014个，数据显示（如表1所示）城市居民的婚姻稳定性的均值为0.94，因此，可以看出多数城市居民婚姻属于相对稳定状态，没有发生变动。
研究关注的核心自变量是城市居民的居住环境，对于城市居民居住环境指标，文章化为城市居住自然环境、城市居住聚落环境、城市居住人文环境，以及城市居住的家庭生活环境。城市居住自然环境反映城市居住地所在有没有受到污染，问卷中测量指标分别测量了水污染、空气污染以及噪声污染，内容选项为“非常严重”、“比较严重”、“不太严重”和“一点也不严重”，每个指标从高到低分别赋值为4、3、2、1，城市居住自然环境的取值为前面三个指标的求和数值；城市居住区聚落环境是通过询问以下问题进行测量，如：“居住地区有足够多体育设施进行体育锻炼”、“居住地区有很多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可供选择”、“居住地区有足够多的公共设施”和“居住地区很安全”，这一系列问题答案分为“完全同意”、“同意”、“既不同意也不反对”、“不同意”和“完全不同意”，分别赋值5分至1分，城市居住聚落环境的取值为前面四个指标的求和数值；通过2个问题来测量居住区的人文环境：“居住地区彼此之间相互关心”和“居住地区彼此之间相互帮助”，这一系列问题答案分为“完全同意”、“同意”、“既不同意也不反对”、“不同意”和“完全不同意”，分别赋值5分至1分，城市居住人文环境的取值为前面两个指标的求和数值；城市居住的家庭生活环境是文章重点考察的变量，通过询问以下问题进行测量，如：在与您同住人中，是否有人过度的喝酒、抽烟、赌博以及进行玩网络游戏；同时考察家庭中儿子以及女儿的数量对其家庭中夫妻婚姻稳定性影响。从表1中可以看出，城市居民的居住自然环境的均值为8.12，这说明城市居民感知自己居住地区周围自然环境污染情况不容乐观；城市居民的聚落环境的均值为13.85，相对来说城市居民对自己生活小区较满意；城市居民的人文环境的均值7.56，这个数值比较高，说明城市居民邻里关系处理比较和谐；城市居民家庭生活环境比较和谐，有“不良嗜好”比较少。在表1中显示，是否有过度喝酒、抽烟、赌博以及玩网络游戏的均值分别为0.16、0.20、0.071以及0.1；家庭人均小孩数位1.49个，其中家庭男孩的人均数位0.82个，家庭女孩的人均数位0.67个，男孩数量多于女孩的数量。
文章控制了农民工性别、、年收入、居住房的产权、社会层级以及房产数量，具体的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性别变量均值为0.50，性别趋于平衡状态；的均值为0.12，说明有部分群体有；年收入和居住面积均值分别为49597元和91.43平方米，多数人在城市有一套住房，但发现近一半的人对自己的居住房屋没有享有产权；社会层级测量形式分为1到10，共10个层级，数字越大说明层级地位越高。在表1中显示社会层级的均值为4.31，多数城市居民认为自己属于社会的中下层。
2.3 模型设定
对于城市居民婚姻稳定性，本文采用Y=1表示城市居民婚姻处于稳定状态，Y=0表示城市居民婚姻处于不稳定状态。由于因变量是二分类变量，文章采用模型进行估计：
log it模型采用的是最大似然法进行估计，其中yi是第i城市居民婚姻状态，xi是自变量，bi是自变量的回归系数。
3 回归结果
传统文化相对稳定性范文5
1．1拳种流派———传统武术文化的核心象征
“核心象征是指一个社会因其文化独特性表现于某种象征物或意象———通过它可以把握一种文化的基本内容。有核心象征的文化空间应区别于一般的文化空间，它具有集中体现价值的符号，并被成员所认知，是共同体的集体意识的基础。”拳种流派无疑是传统武术文化空间的核心象征。通过它不仅能够清晰的窥探武术文化传承的历史脉络，而且可以系统地把握传统武术文化的基本内容，历史地唤醒传统武术文化的集体意识，方便地凸显传统武术文化的特有属性。传统武术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下，融合了地域文化色彩，形成了众多各具特色的武术流派，并以不同流派的特定拳种作为传播载体，流传社会，深入人们的生活，成为“一种民族化的生活方式”。传统武术拳种流派的分枝发叉，不仅构成了系统认识传统武术的文化脉络，同时也延续了传统武术生生不息的文化血脉。传统武术拳种流派的生成，体现的不仅仅是外在技术风格的不同，更为重要的是受传统文化熏陶的文化演绎和精神充盈。就具体的传统武术的流派而言，无论是体现不同地域特征的“南拳北腿，东枪西棍”，还是体现技术特色的形意拳、八卦掌、螳螂拳、梅花拳，抑或是有着文化差异的以佛教为文化支撑的少林派、以道家为文化支撑的武当派、以道佛兼容为文化支撑的峨眉派等，都以拳种流派的方式传承发展。尽管这些武术拳种流派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但无论是哪一个拳种流派，都不能遮蔽共有的天人合一、顺其自然的文化哲理和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文化精神。就具体的武术门派的拳种而言，如行云流水的太极拳、迅猛简捷的少林拳、舒展大方的长拳等，可能因创拳者个人的修养使然而具有鲜明的套路风格，但都不能脱离共有的修心养性、延年益寿的文化追求和以拳会友、以和为贵的文化心态。可以说，传统武术的拳种流派在体现武术技术多样性的同时，也承载着传统武术的历史、文化、精神，并在其传承的过程中，因历史记忆而形成自己的传说故事;因集体记忆而形成自己的文化个性;因共同践行而形成自己的行为范式，成为传统武术文化延续、传承与发展的核心要素。
1．2武术精神———传统武术文化的核心价值
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是一个民族不屈不挠内在精神的写照和中华文明创造的积淀。中华传统文化，不仅因博大精深而闻名于世，更因是世界上惟一没有中断过的文化而惊艳于世。中华传统文化在其经历的漫长历史岁月中，核心价值如同一根永不间断的红线，一直维系着文化体系的稳定性和内在精神的一贯性，不仅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同于他国民族的文化基因，也深深地影响着当下中国人观察现实、指导未来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传统武术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具有特殊与一般的从属关系。传统武术的生存与发展，不仅以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为内核，使之具有传统文化的一般性，同时也凝练出武术精神为其核心价值，使之具有传统文化的特殊性，从而构成不同传统文化门类识别的文化标识。尽管传统武术的拳种林林总总、风格各异，但内敛的武术精神是一致的;尽管传统武术的门派纷争不断、各执一端，但弘扬武术精神的目标追求是相同的。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传统武术从天人相应、道法自然的生态观中汲取的武术和谐精神，完全不同于西方体育所追求的“焚林而田，竭泽而渔”式的对身体的无度开发，这对于竞技体育追求“更快、更高、更强”的发展理念，无疑有重要的警示意义。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中，传统武术自觉担当起精忠报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倡导侠义、爱国的民族精神。习武之人反对追名逐利、见利忘义的工具理性，处处体现着“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精神，这对于当下和谐社会的构建有积极意义。在人与人的关系中，武术精神践行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自律和与人为善的处世态度，反对争强斗狠、倚强凌弱的竞争意识，倡导对人格的磨练和自我道德的提升。正是由于传统武术远离你来我往、争强好胜的打斗，超越了好勇斗狠、搏杀格斗的实用，才由功利性的技击术提升到传统文化的层次。因而有人由此认为传统武术属于体育，但高于体育。在个人的发展中，武术精神把刚健有为融入“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格追求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人生追求，反对碌碌无为、虚度年华的生命消耗。总之，武术精神作为核心价值，根植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体现了中华的民族精神，从而使传统武术具有生生不息、历经磨难而不毁的生命力，同时也使传统武术具有代代相传、饱经沧桑而不绝的传承力。
1．3习武之人———传统武术文化的核心主体
人不仅是文化的创造者，也是文化传承者。从主体与客体之间存在着的认识与被认识、实践与被实践的关系，不难判断人是一切文化的主体。因此，在大文化环境中分化出来的相对独立的文化空间，其主体必然是由人来承担，并通过人自觉、积极的行为，体现各自文化空间特有的核心象征，表达各自文化空间特有的核心价值。文化空间的主体，可分为传承主体和保护主体。“传承主体主要指文化的传承者，保护主体指肩负并且从事保护工作的部门和个人”。传承主体和保护主体共同主导着文化空间的成长过程。传统武术作为相对独立的文化空间，其核心主体是生命不息、习武不止的习武之人。从传统武术文化的贮存和掌握上讲，它的存在不仅有赖于习武之人的历史记忆和集体记忆，也有赖于习武之人掌握的叙事行为和符号解码。传统武术文化属性属于无形的、动态的文化范畴。正是习武之人不离不弃、持之以恒的坚守，保证了传统武术文化的生命力;也正是习武之人闻鸡起舞、躬亲实践的坚持，保持了传统武术文化的鲜活力。从传统武术文化的承载和表现来讲，它的存在有赖于习武之人的精湛技艺和丰富经验。传统武术文化符号的特征，主要体现为具象的身体符号，而不是抽象的文字符号，因此，从符号学的视角，传统武术文化是以习武之人为载体的活体文化，是通过习武之人的演练来展现的动态文化。从传统武术文化的传递和继承来讲，它的存在有赖习武之人师徒相继的传承机制和口手相授的传承方式。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传统武术文化得以代代相传并不断发展，不仅在于习武之人具有一种历史的责任感和时代的使命感，还在于习武之人具有一种文化自觉的守望和文化创新的冲动。传统武术文化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使其结束了自生自灭的生存状态，不仅受到法律的强制性保护，也获得国家的政策性支持。相对文化空间传承主体和保护主体，习武之人主要承担文化的传承，属于传承主体;政府更多承担文化的保护，属于保护主体。但我们不能过多地强调和依赖政府的保护作用，而忽略或轻视了习武之人作为传承主体的核心地位。因为习武之人是传统武术文化的重要承载者和传递者，既是传统武术文化传承的活的宝库，又是传统武术文化薪火相传的“执炬人”。可以说，没有习武之人的自觉传承，传统武术文化就失去了稳定的、可持续发展的自身活力，甚至失去了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依据，最终会因文化水土的流失和文化环境的破坏，而导致文化空间的解体或破碎。所以，传统武术文化唯有在传承主体和保护主体的共同呵护下，在弘扬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提升维持文化空间的张力，充实支撑文化空间的活力，尽快走出被竞技武术边缘化的困境，积极融入当下的体育文化建设。
2当代文化空间中传统武术存在方式的意义解读
2．1传统武术扎根民众，是一种生活化的艺术，具有吐故纳新的文化生命力
传统武术源于生活，扎根民众，是一种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又高于日常生活的生活化艺术。“生活艺术化的深层内涵，不在于悦人耳目的声色之美，而在于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因此，传统武术不仅超越了看家护院的实用性，也跨越了攻防格斗的技击性，在注重身体行为美的追求中，更加关注人们意志品质的提升和道德情操的陶冶。传统武术的传承和发展，始终坚持以“德”为先，以“忠”为首的主线，注重品格，强调修养，把伦理道德作为自身文化空间的内在规定性，使传统武术不仅是一种唯美的、形式化的身体艺术，更是一种有传统文化积淀的、有助于为人处世的生活艺术。迈克尔•欧文•琼斯认为，“大部分民间艺术属于普通的日常生活体验，只要有日常生活，就有民间艺术”。传统武术不仅在日常生活中获得“营养”，也伴随着日常生活的绵延推进具有了吐故纳新的生命力。因此，传统武术并非“古董”仅仅存在于过去特定的历史阶段，而是作为鲜活的生活艺术存在于现代的社会生活中。在当代的文化空间中，我们必须根据当下的生活环境、生活内容、生活方式对传统武术进行文化传承和文化创新，使传统武术更好地融入现代生活，从而更好地保持传统武术文化空间的日常性和民间性。在当代文化空间中解读传统武术，必须结合日常生活对传统有新的文化认识。日常生活虽然相对平稳、波澜不惊，但平稳的表象下具有不可遏制的涌动。这决定了传统武术的传统，虽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但并非具有一成不变的固化性。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生活在丰富，传统武术也在吐故纳新中承前启后、延续发展。从历史的角度，传统武术的传统可归结为一个既定的静态体系，是历史发展积累下来的一种文化形态，是对过去一切文化记忆与文化经验的累积、总结与表达。从发展的辩证角度，把传统武术的传统可视为一个待建的动态体系，它既是对历史的总结与超越，更是一个族群核心精神价值的凝聚与具体体现，形成于过去、存在于现在、传递到将来的一个动态发展过程，具有与当下社会环境相适应、与当下日常生活相结合的求存变化和求新发展。传统武术不仅源自百姓生活，流传于民间市井，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追求中，逐渐凝练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积累与表达，并相对现代体育文化而言，因独特的文化要素和文化内容，逐渐构成了自成体系的文化空间。传统武术传承发展的最典型的案例是太极拳的演变。太极拳产生于“忙时耕田，闲时造拳”的田园生活。它不仅体现了普通百姓强身健体、怡然自得的生存需要，更反映了普通百姓修心养性、享受生活的文化需要。太极拳一经产生，便迅速在有共同生活经历的民众间流传，并在流传过程中因生活境遇的差异和人生经历的不同，产生了太极拳的多种表现形式，即陈氏、杨氏、武氏、吴氏、孙氏等，从而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演绎为直抒胸臆、表达情感的生活艺术。因此，传统武术因为文化共享的大众性和文化认同的平民性，使其不能远离生活和脱离社会，在一个完全封闭、自律的文化空间中传承与发展。在当代文化空间中，一定要把握社会转型、经济转轨的大趋势，抓住文化大繁荣和弘扬传统文化的大机遇，使传统武术的传承发展，积极地回归社会以获得存在的基础;积极地回归大众以获得传承主体;积极地回归生活以获得艺术活力。
2．2传统武术存在的群落化特征，是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有助于提高人们的文化认同
文化空间不是与外在隔绝的、封闭的空间，而是在文化生态的大环境中，对具有相对独立存在价值的文化类型和文化模式，通过提供特定的背景衬托、必要的条件支撑、必须的场域作用而凸显的空间范式。从文化生态学的角度看，“人类是一定环境中总生命网的一部分，并与物种群的生成体构成一个生物层的亚社会层，它通常被称作群落。在这个总生命网中引进文化的因素，在生物层上建立起一个文化层。两个层次之间交互作用、交互影响，它们之间存在一种共生关系。这种共生关系不仅影响人类一般的生存和发展，而且也影响文化的产生和形成，并发展为不同的文化类型和文化模式”。因此，对于不同的文化类型和文化模式认识，按文化生态学的观点，要重视以群落为基点的发展特征。如对传统文化中的陶瓷文化、戏曲文化的研究都具有鲜明的群落化特征。同样，在当代文化空间中对传统武术的认识，也应从社会层与文化层的交互作用与共生关系中，把握其存在的群落化特征，从而为文化记忆提供参照，为文化归属提供依据，为文化寻根提供方向。不可否认，在文化全球化的冲击下，其传统文化生存空间遭受到严重的挤压。以西方文化为代表的通俗、流行文化，在时尚、娱乐、消费观念的引领下，迅速成为受人青睐、甘愿追随的大众文化。这对于土生土长的传统文化而言，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挑战。它不仅使传统文化的生存空间日益退缩，更为严重的是，它会造成人们已经习惯于以“他者”的眼光，审视传统并归结为“旧的、过时的老东西”，认为传统文化不够潮流、不合时宜、不上档次。长此以往，很容易产生在当代的文化空间中，对流行的现代大众文化的认同和亲近，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陌生和疏离。对于传统武术而言，这一现象更为典型和突出。在西方体育文化的强势冲击下，尤其是跆拳道、柔道、瑜伽、搏击项目的引进和扩张，使传统武术的核心象征明显退化，核心价值逐渐失落，核心主体严重萎缩，出现了岌岌可危的生存危机和文化空间破碎的环境危机。但是，我们所处的时代毕竟是文化多元化的时代。吉尔•利波维茨基层说:“我们曾拥有的是尚未完成的现代性，现在到来的是已臻极致的现代性”。在“尚未完成的现代性”时期，我们常常表现为有失偏颇，要么舍己从人、“全盘西化”，要么食古不化、固守传统，使传统与现代处于割裂甚至对立的状态;而进入“已臻极致的现代性”时期，我们摆脱了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更加理性地对待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不仅走出了追求文化认同整体性的误区和文化发展同质性的偏执，更在文化生态的理念下，倡导文化存在的多元性、多样性，追求文化发展的个体性、异质性。尤其自21世纪以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推动了对文化空间本土性、草根性的溯源，使人们对文化原生态的群落特征予以了高度的关注。传统文化的群落化趋势，有助于唤醒人们的集体记忆，强化人们的文化认同。对传统武术而言，文化认同的群落化与多元化让我们看到了多种文化形态繁荣共生的前景，也由此看到了传统武术在现代文化空间中发展的可能性。在民间的文化空间中，以地域文化特色为主的武术群落逐渐复苏，如河南的登封和温县、河北的沧州、山东的菏泽、广东的佛山、湖北的黄梅、广西的桂平等武术之乡不断崛起，彰显着传统武术在现代社会中的顽强生命力。各个地域武术群落化发展特征，一方面赋予了在当代文化空间中传统武术存在的特殊性和必要性，另一方面也找回了特定文化群体对传统武术的集体记忆和乡土情结，有利于提升人们对传统武术认同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在都市的文化空间中，传统武术传播的价值取向出现了多元化现象，既有坚持内容与形式都“原汁原味”的“坚守者”，如以拳种命名的武术俱乐部;也有坚持传统的表现形式并结合当下需求改变教学内容的“改良者”，如高档会所的太极拳研习班;还有为适应都市化传播需求对形式与内容都进行大胆革新的“创新者”，如大型晚会中的武术功法表演以及高校开设的传统武术课程等。他们都以群落化的方式，存在于当下的都市文化空间中，并通过文化认同将文化空间中的个体连接在一起，形成一个“想像的共同体”。这不仅为传统武术的当代在场提供了“证据”，也为传统武术的都市化传承提供了契机。
2．3“非遗”保护的理论与实践，是当下的文化自觉，保证了传统武术的活态传承
随着文化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深，尊重文化差异、保护民族文化多样性，成为世界文化繁荣的重要内容。积极保护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正成为各个民族抵御文化整体性、彰显文化个性的重要方式。文化空间是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基础的，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极力保护，不仅确立了民族传统文化在当下存在的文化空间，也保证了该文化空间的得以传承、延续的活体性。传统武术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在相对封闭的农耕文明境遇中，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紧密结合，长期处于相对稳定的发展态势，并以群落为单元，持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和自成一派的技术风格。然而在现代文化空间中，由于西方体育文化的挤压，竞技武术的强势，传统武术生存的文化空间被不断挤压，致使一些门派拳种成为亟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国务院2006年、2008年、2010年公布的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第一批没有“传统体育”的目录，但在“杂技与竞技”门类下列有6个传统武术拳种;第二批有了专门的“传统体育”分类，并在“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杂技与竞技)”门类下列有14个传统武术拳种;第三批在“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杂技与竞技)”门类下列有7个传统武术拳种。对传统武术门派拳种的“非遗”保护，不仅反映出国家对传统武术这一文化空间的高度重视，也体现着人们对传统体育生态维系的热切期待。把传统武术列入传统体育，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必须立足于文化空间对其展开“原生态”的全方位保护。因为，引入文化空间的概念，就是要强调“对自然环境、人文环境、有形遗产、无形遗产进行整体保护、原地保护、发展中保护和居民自己保护”。基于这种保护理念，一方面，要重视保护传统武术在传统体育乃至传统文化中的文化生态关系，另一方面，要重视保护传统武术在文化空间中的核心象征、核心价值、核心主体，从而使传统武术在当代文化空间中的传承和延续，能按其固有的生存环境、传承方式、文化理念进行，具有一脉相承的内在结构与文化逻辑。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从国家层面展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仅避免了因外来文化的强势所造成的文化替代，也避免了因社会的突然变迁而引发的文化断裂。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下的传统武术，由于明确了传承者和被传承者，使传统武术的保护主体和传承主体，能够按照原生态的模式不断延续，保证了传统武术的活态传承。
3结语
传统文化相对稳定性范文6
关键词：仪式；西方节日本土化；文化心理
一、节日的文化心理构成及其主要表现形式-仪式
节日作为人类文化活动中重要的一环，其文化心理构成既包含社会心理学层面的群体凝聚力、社会心理氛围、社会促进及社会抑制等，也包括作为社会学或文化学层面内在生活周期中反复出现的集中展现、承袭某种文化内涵的特殊的精神、理念、记忆与符号。
节日的文化心理存在于个人心理过程中，同时又与普遍存在于一个民族的语言、风俗、神话、艺术、法律等文化现象中的共有现象同质。群体成员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而形成的较为复杂而又相对稳定的态度体验，共同体味、分享集体神圣感、集体欢乐、集体激情、集体悲伤、集体追思等。这种社会情感、情绪可以通过节日的形式深刻地影响着社会情感、情绪的变化与发展。上升到民族情感层面，就集中的体现为民族意识的反映，一个民族对自身归属的一种认同。
著名作家肖复兴指出，任何一种节日都会有自己历史形成的传统仪式，这种融化在节日里的仪式，渐渐形成了对世界与人生的一种祈求和寄托。缺少节日的仪式感，便缺少了对节日的尊重与敬畏。节日需要仪式化，更需要意义的本土化，让民众在仪式的氛围中感受节日的意义。这种意义的传导需要特定的符号化仪式和参与的体验。
二、中西方节日的差异及西方节日本土化中的国人文化心理
1. 起源的差异性。中国的节日主要围绕农业耕作，节日多以节气时令命名，侧重世俗性，而西方节日则反映出畜牧业喜好迁移的生活特征，节日与宗教人物和事件相关。组织的差异性。中国节日注重家庭的团聚，往往以“家” 为单位成为节日的中心；西方人多以包含多个家庭的整个社区为活动范围。文化心理的差异性。中国节日通过节庆活动企盼丰收、享受家族团圆，而西方节日则更偏向释放个人情绪、张扬个体人格。
中西具体节日比较：春节与圣诞节，两者均为年末庆祝新年的节日，但圣诞节宗教色彩浓厚，其为耶稣的诞生日，而春节则是纯粹的从农业社会时令上的新年演变而来。情人节：西方情人节与七夕节的主题均为爱情。七夕纪念天各一方鹊桥相会的牛郎织女，情人节纪念为捍卫他人爱情的权利而殉难的修士圣瓦伦丁。情人节充满了宗教般神圣色彩，而中国的七夕节则具有神话般的浪漫氛围，有着各自的特色和文化蕴含。清明节与复活节：均在春季，两者都有着对生命的尊重，对灵魂不朽的追求。复活节是基督的复活的日子，是对信仰的喜乐和复活的欢呼；而清明则通过祭奠提供了对族人的追忆与心理慰藉。
2. 西方节日本土化的内涵分析：中西方文化的交战，对于西方节日的排斥，有历史进程中的必然，也有看到当前西风炽烈，本土节日传统流失、淡漠，而对传统文化，对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坚守。西方节日进入中国的客观性，又表明了中西方文化在碰撞中的融合。这个进程不简单为西方节日的进入，传统节日的退却。实际上，西方节日在中国经历了一个全新的本土化过程，其目前的流行与繁荣，更多地体现为对西方节日原有宗教色彩的剥离，而更多地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喜庆、富足、和睦、亲情等为主题的物质需求和情感诉求取而代之，其内涵仍整理然以原有的文化心理为主，整体而言仍然是种新型的“洋为中用”，换言之，借西方节日的形式，仍然是在过中国人的节日。当然，西方节日中蕴含的如个性张扬、个性解放的价值观等也已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总体仍未跳脱出固有的文化心理范围，也反映了传统文化心理的稳定性。
三、节日世相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之道
节日的文化心理的稳定具有相对性，在中西方文化激烈交汇的当前，仍然存在着较多的问题。当传统节日蕴含的千百年来固定下来的民族文化内涵及文化心理日渐稀薄，节日的危机并不简单为西方文化的强势侵入，而更多的是我们自身文化心理的迁徙，文化精神的缺失。具体表现为：
商业的狂欢。在对商业利润疯狂追逐的驱使下，商家对西方节日的大肆炒作，周边产品的倾销，其实目的只是制造商业机会，导引消费行为，创造消费习惯。
信仰的缺失。失去神圣性及宗教情感的西方节日在中国更多的被关注的是物质层面的享受。而同样失去原有文化内涵的传统节日，更多的表现为饮食、娱乐，家庭聚会。
仪式的丧失。近年同时出现的另一现象是地方为拉动地方经济而大兴土木建设、创制的“类节日”及仪式。追求经济利益的根本目的往往导致仪式的空壳化，对文化的感知及国人文化心理的尊重未显现出足够的诚意，更不用提及培育和熏陶。
解决之道：
1．兼收并蓄的包容之心。地球村时代，不同的文化之间无论差异性如何之明显，其相互影响、渗透及融合的历史趋势不可避免。而中华文明的历史，也是多民族多文化不断融合互相汲取而形成的，其本来即具有一定的普适性与包容性。实现和平崛起中的中国，其未来的文化源泉一定有传承、吸收、创造。节日这一特殊的文化形式，也将随着社会生活的变迁，不断更新国人的文化心理，同时将民族性的文化心理进一步固化在节日中。
2．重新构建传统节日礼仪。正视仪式中的文化心理及仪式本身的重要性，打造适应新的时期特点的节日礼仪，以庄严的形式、肃穆的内容、深刻的意义、艺术的韵味、引发共鸣慰藉的情感，让国人特别是年轻人与传统文化中的民族魂灵层面的文化心理形成呼应，重塑物质社会丢失的信仰，体味生产、生命、生活本质的美好和文化心理认同，感知节日中的价值意义，获得一种整体性的相对稳定的幸福感。
节日的文化心理是一个国家健全的国民心理的反映，最终体现为价值观的输出。对节日中长久以来形成的民族文化心理及其求新、融合需求的尊重，是塑造社会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下节日充斥商业驱动，作秀泛滥，物质挑战精神的世相问题面前，我们面临的重大的历史考验和任务就是：对传统的继承与发扬，将传统节日过出新意，渲染铺陈传统文化富有魅力的层面，统一节日中情感与理性、内容与形式、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不同特性，形成新的独特的文化心理性格与民族自尊，水到渠成地输出具时代性的核心价值观，以节日之名交由后代传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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