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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与新闻传播的关系范文1
【论文关键词】科技开发；信息传播；实施建议
一科技开发概况
1．科技开发的实质
什么是科技开发，至今仍无公认的定义，根据国内以科技开发为主导职能的机构情况分析来看，我们试将它概括为以促进科技成果的商品化、产业化为目标，组织实施科技成果的开发和成果转让，提供科技服务和科技支撑的综合类科技研发活动。与其他类别传统的开发研究工作相比较，科技开发的评价标准体系有其自身的特点。
2．科技开发机构体系
目前，我国已有专门从事科技开发的直属国家政府的机构——中国科技开发院。该院是由国家科技部、广东省人民政府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共同创办，经国家批准成立的科技开发机构，与有关省、市政府合作设立分院办事处和创业中心，现已设立十二个分院基地。所属机构企业从事涉及计算机、生物工程、机电一体化、新材料、交通、能源等领域成果的商品化、产业化和国际化的开发业务。
3．科技开发前景
1科技开发工作的功能与服务对象已经发生变化。市场经济的确立和经济结构的多元化，使科技开发工作的主要服务对象不再局限于事业型科研机构和生产企业。事业型科研机构和国有企业在转制或改制过程中，需要更新产品结构，进行技术改造，以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民营企业、三资企业和民营科研单位则正在不断地开发新的项目，填补着经济结构转化过程中所遗留的空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提高了农村的生产力，农民渴望早口脱贫致富，对科技信息的需求日益迫切。为各行各业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提供具体的、有针对性的科技服务，这一切与科技开发信息有效的传播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2科技开发信息的传播成为科技开发过程中的至关重要的环节。网络化使信息的来源空前广泛，大众媒介的传播作用在科技开发工作中显得尤其的突出。李普曼在《舆论学》中曾指出人类生活在两个环境里，一个是“现实环境”，另一个是“虚拟环境”。现实环境就是客观存在的于你的周围，能够被人的自身直接感受和验证的环境；然而人的经历毕竟有限，人的很多经验是通过他人获得的，这就是“虚拟环境”。随着社会的进步，现代社会中科技开发“虚拟环境”的比重越来越大，而它的构成正是传播媒介。
1．科技开发传播信息化
新闻传播为科技开发提供了交流的平台，科技开发可以通过新闻传播进行可利用的信息资源的集合。全球性技术的传播信息网络技术，为我们提供科技开发的新途径。大众传播有利于迅速而有效的将创新信息传达给潜在的接受者，能带来知识的觉醒。传播手段的发展动力演绎了科技开发方式所推动的经济社会前进过程，“传播是社会不断创造新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状态，并使属于这些状态的社会关系与之相适应。”
2．科技开发与新闻传播结合之不足
1科技开发结合新闻传播现实研究不够紧密。对新闻传播在科技开发过程中的政策法规、经营与管理等现实问题缺乏相应的理论研究，既缺少对科技开发研发项目中导入新闻传播经营个案、科技开发媒介传播信息资源共享等微观问题的细致研究成果，又缺少为现实服务、影响决策的战略性研究报告。
2市场经济条件下科技开发的新闻传播研究不够系统，科技开发传播自身建设缺乏规划。市场经济条件下科技开发的新闻信息的研究显得零散、滞后，缺少抓住市场经济条件下科技开发新闻思想的精神实质去解剖新闻传播现实问题的研究成果。科技开发传播基本上停留在方法操练或对策咨询层次，从而在总体上无助于新闻传播对科技开发最大效益的的发挥。
3科技开发新闻传播研究有待加强交流合作。科技开发新闻传播研究有待加强横向联合、科技开发实体联合，加大经费投入，改善科技开发新闻传播条件，克服因经费、人员、方法等限制而难以进行相关信息资源整合构建项目的弊端，科技开发机构应有侧重的成立能广泛利用新闻传播整合有效资源的信息业务部门。
3．建设科技开发信息传播体系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1市场经济下的科技开发需要信息支持。科技开发主体和科技开发服务客体是否能够方便快捷地获取准确、及时、系统的市场信息作为正确决策的前提，成为在市场经济中能否立于不败之地的首要因素。基层政府、相关政府部门、研究机构也需要现代信息网络提供准确、及时的信息，作为作出决策、提出对策的依据。
2信息时代我国科技开发工作对传播信息化有了更为迫切的要求。我国对国内外市场的认识与把握还很肤浅，一些发达国家凭借其在科技、管理、信息、环保等方面的优势，设置了技术法规、标准、合格评定程序等为主要内容的壁垒。这除了与我们自身一些科技开发管理观念与手段都落后于国际化的商业竞争需要之外，另一重要因素就是参与国际竞争的市场信息体系与客户服务体系建设准备的不充分。这就更需要科技开发职能部门在市场传播信息体系建设方面加大力度、加快速度，以完备的信息服务来弥补自身获取信息能力的不足，以必要的信息支持来减少科技开发服务过程的大幅波动与市场风险。
三积极主动构建科技开发的新闻传播体系
1．建立科技开发传播体系数据技术支撑体系
科技开发传播信息的完整性直接决定信息的有效性，信息的有效性数是科技开发服务质量的核心。要从整合行政资源入手，把数据资料，作为重要的信息资源，有序开放，充分利用并考虑投入资金支持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和支持标准化科技开发信息数据库的规划建设。
2．培育现代科技开发传播服务体系
科技开发传播服务具有智力密集、技术密集、专业化程度高、市场集中度高的特点，承担着信息收集、加工、处理和传递的功能。应大力培育和发展一批具备较高执业资质和道德水准的独立公正市场化运作的现代科技开发传播服务机构。
3．建立健全科技开发传播管理体系
科技开发传播管理体系势必要融入长期的构筑企业文化模式之中，建立科技开发传播管理体系将其触角深入到自身内部的各个部门、分支机构以及服务对象的方方面面形成一个完整的信息资源系统、网络。通过传播过程中收集或产生的有效信息实现资源共享并为社会提供全方位信息综合服务而谋取尽可能大的经济效益。
传播与新闻传播的关系范文2
新闻传播行业亦是如此，许多业内习以为常的业务活动受到了公众的围观，甚至成为社会热点事件。比如上海外滩踩踏事件关于复旦女生的报道就引起了社会公众、学界以及业界在新闻伦理层面的激烈讨论，让媒体记者由报道者变成舆论浪潮中的当事人。当前，公众利用新媒体提供的各种平台，参与到新闻传播伦理的评价中，伦理评价伴随着伦理争议。本文正是基于新媒体时代这种变化，讨论职业评价和监督在开放化社会背景下，新闻伦理评价遇到了什么挑战，应如何看待这种挑战，以及如何弱化和消解伦理评价的冲突，促进新闻传播的职业伦理与社会伦理的平衡，达到伦理共识，建构开放的新闻传播伦理评价体系是当务之急。
伦理争议需要开放的新闻伦理评价体系
2015年年初，新闻界在上海踩踏事件、姚贝娜事件等报道中，受到了一些社会舆论的抨击，这是典型的社会转型中的社会伦理大讨论。我们认为这种争议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职业内外对同一职业道德理解不同之争
从理论上讲，新闻伦理之争是可理解的。对于一个职业的工作准则、伦理评价，职业内和职业外的人的评价不同。一般业内的人是站在本职业专业主义立场理解应该与否、好与否；而专业外的人往往是从直觉感受来认识的，是基于应该或者不应该的角度考虑，比如医生给战俘治疗，律师给杀人犯辩护职业内认为正当，职业外的人可能认为不应该。这主要是职业认识立场和水平差异造成的。
对于新闻，尽管社会大众都在阅读新闻、收看新闻，但不是每个人都了解新闻工作原则与伦理规范。所以他们一旦遇到这种新闻界的事件，只能用基于自我角色的认知模式、分析习惯、评价标准进行评判，这中间有的是理性的分析，有的是直觉判断，有的是随意的批评。
第二，职业道德与社会发展变动不同步之争
职业社会学认为，某一个职业建立时，其社会功能、职业任务、职业角色等的规定，是由当时的社会需要决定的；它的工作规则、要求等可能是当时全社会多数人的共识，也可能先于共识而存在，这往往就成为对这个职业争论不断的根源：而且即使在某些方面达成一致，随着社会的发展，职业生存环境的变化，工作对象发生了变化，甚至职业本身也发生了变化，那么以前制定的职业规则、职业评价标准如果不变，当然会受到社会人士的诟病。比如在明星、名人的报道中，当狗仔队围堵造成了戴安娜车祸，英国公众就口诛笔伐新闻机构；香港《东周刊》公布刘嘉玲早年半，香港艺人、公众就游行声讨媒体。而今在新媒体时代，新闻传播的运行规则不再是在封闭的圈内自说自话了，许多报道行为是可以让新媒体展示出来，被公众围观和讨论的，这种公众参与到新闻传播活动的讨论、评价、监督中的行为，是社会发展的结果，这也就成为了新闻界规则改革、新闻伦理评价改革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笔者认为，在新媒体时代职业评价和监督开放化的背景下，新闻界需要建立开放的新闻伦理评价体系才能更好地适应时代。只有重视公众的意见，建立接纳公众参与、监督与共同评价的体系，才能改革不适应的部分，增加新的适应社会变化和公众期待的部分，达到与社会道德发展相一致，与公众期望相融合。
开放的新闻伦理评价体系的理论突破
理论是人们关于事物知识的理解和论述，它指导着实践，是建构科学的评价体系的保证。开放的新闻伦理评价体系的建构需要在理论基础、研究路径等方面的突破才能建立起来。
1 研究范式的突破
传统的新闻伦理评价体系是封闭的体系，在这个体系里评价的主体是政府、媒介组织和业内同行，是系统内部的运行。多年来新闻传播伦理研究就是这样一个框架。新媒体时代，这个框架体系受到挑战，必须对已有研究框架进行突破，需要转变闭合研究思维。学者尼克库尔德里（Nick Couldry）提出建立一个将媒介内容生产者和消费者都考虑在内的媒介伦理体系，史蒂芬沃德（Stephen J.A.Ward）也提出了开放的媒介伦理和全球化的第五等级概念，打破了传播者一受众的二元划分，强调了公众在信息传播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在传统媒介环境中，媒介伦理是闭合的，仅仅与专业媒体相关；新媒体时代的媒介伦理，关系到所有在全球媒介系统中传播流言、事实和观点的人，传播的内容和规范不再掌握在少数职业媒体手中，一般的网民也能够而且应该在规范的制定过程中有所参与。这些理论研究的视点是前沿的，契合新媒体时代开放的新闻伦理评价体系建设需要的。
其次，新闻伦理评价体系的建构，需要科学的方法，开放的视野，借鉴其他学科和领域的伦理评价体系建构的方法进行探索。在这一方面，我们已经有了可以借鉴的例子。比如层次分析法的使用，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一种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法论。此类研究给了我们启发。
2 评价模式的突破
评价模式的突破基于科学的研究方法、开放的学科思维以及层次化和体系化的评价维度。通过伦理评价模式本体的研究，我们看到，虽然新闻传播伦理评价不为空白，但缺乏体系，而且诸如其他学科领域的《运动心理咨询过程中的伦理评价及三元评价模型构建》（李欣等，2007）、《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的企业伦理评价研究》（夏绪梅，2011）、《公共政策伦理评价标准的演进及当代探究》（许淑萍，2012）等，此类体系构建都是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评价模型，完善和确定评价标准，构筑测量项目和多因子评价体系，这些值得在进行新闻传播伦理研究学习时参考。
模式中另一个要思考的问题是，评价模式中的激励方式。北京网络新闻信息评议会有3种奖励方式和7种处罚层次，这些工作有待进一步完善和突破，这是值得推广、借鉴的。
开放的新闻伦理评价体系的三重建构
开放的新闻伦理评价体系建设是个系统工程，需要做多方面的工作。其中，有三项建构工作是必不可少的，这就是开放式评价体制的建构、多元化评价主体的建构和向公众开放的评价平台的建构。
1 开放式评价体制的建构
我国的新闻伦理评价体系，既有延安时期党报的规则基础，又有全国解放后学习苏联经验的印迹，改革开放后又有一些借鉴西方媒介管理的经验，可以说计划经济时代的影响、专业主义的影子并存。这其中不少方面在今天新媒体时代遇到了挑战。
如前所述，在多种影响下建立的我国的新闻伦理评价、监督体系，受到了挑战，所以新闻监督体制和新闻伦理评价应该突破原有的自己监督自己的尴尬境地，进行体制的突破。比如可以设立像金融业界银监会、证监会一类的监管机构，或者建立第三方伦理评价机构等等。新闻道德委员会的设立是当前中国新闻监管领域的一次有益探索，对于新闻媒体、记者权利保障规范的完善乃至促进整个新闻业的发展都是一个良好的契机。
近年来，我国出现了新闻传播活动评价和监督的新方式，体现了开放式的思维。比如北京网络新闻信息评议会成立，对新闻纠纷进行评议，并监督评议结果的执行。评议实践得到社会肯定，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这只是地方性的活动，还未大面积普及。
2 多元化评价主体的建构
新媒体时代最大的特征便是信息的聚合和用户的参与，社会公众参与到新闻伦理评价的讨论中。新闻伦理问题不再仅是传媒内部问题，它已成为被广泛讨论的社会事件。因此，评价主体需要多元化，以更有说服力和理性的评价。
新媒体时代，行业与民众的广泛参与是伦理评价机构能够持续发展壮大的基础，要加大宣传力度等手段，向全社会宣传，呼吁各行各业人士加入到新闻伦理的评议中来；同时，要呼吁广大民众形成强大的民间舆论力量，来监督新闻行业的发展。比如北京网络新闻信息评议会，除了政府部门和行业代表各约20人，专家学者约30人，网民代表约80人，评议会成员的产生途径亦是开放多元的。另外，目前全国已成立新闻道德委员会的省（区、市）已达19个，人员结构也是按照新闻业内外1：3的比例确定委员构成，广泛吸收社会各人士参与。
要实现伦理评价的客观，除了社会伦理生态的改良外，也需要有一个让人信服的实现各方利益最大化的开放的评价体系。目前，我国的司法机关引进公众评议的做法是值得新闻界借鉴的。
传播与新闻传播的关系范文3
关键词:新媒体时期；新闻传播；主体；受体
1新闻传播主体和接受主体关系的演变和现状
1.1新闻传播主体和受体关系演变分析
新闻传播主体和受体在演变中经历过模糊、对应与和谐统一这三种关系，当新闻还不是一种职业时，传播主体同受体之间是模糊的关系，人们对新闻传播的主体和受体等概念完全一无所知，所以对他们的关系也是一无所知的状态，所以这段时期中，新闻传播主体和受体之间的关系是模糊关系。在大众传播的时期，新闻传播的主体和受体被区分开来，各自有了自身的角色意识，此时他们形成了互相对应的关系。而后到了新媒体时期，人人可进行新闻传播，其颠覆了传统的以新闻传播主体为主导的思想观念，让传播主体同受体间能够实现沟通，以此让人们的多样化需求进一步得到满足，这个阶段的新闻传播主体和受体之间是和谐统一的关系。
1.2新闻传播主体和受体之间的关系现状
新媒体时期的到来对传播主体和受体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的同时，也使得二者在信息传播中出现了新的特点。首先，传播主体和受体发生了本位变化。新媒体时期的新闻信息传播内容不只在于传播主体的选择，也有很大一部分内容是根据受体的爱好而进行传播的。同时，受体也不再是传统的被动接受的状态，他们同样能够将新闻出来，组织大众参与讨论，从这个角度来看，受体和主体之间的角色有时候是能够互换的，无论哪个角色，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其次，新媒体时期的传播主体和受体间可以更方便地进行交流。受体能够随时对新闻提出意见和建议，对不正确的新闻传播内容可以予以纠正，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只接受信息而没有渠道进行反馈的状态。
2新媒体时期新闻传播主体变化带来的影响和启示
2.1新媒体时期新闻传播主体变化带来的影响
新媒体时期，新闻传播主体的变化对新闻相关理论、新闻内容的把握和从事新闻工作的人员都有很大的影响，可以从下面几个部分进行分析。首先，新闻传播主体变化对新闻相关理论产生影响。新媒体时期的新闻不是传统定义的最近才产生的、有一定的传播价值同时被广泛传播的事实。新媒体时期的任意一条信息都很有可能变成新闻热点。与此同时，新闻所具有的客观性也慢慢被弱化了，因为群众中的任何人都可以是新闻信息的传播者，所以，这些人可能会因为个人情绪而传播一些新闻信息，这些信息是否真实可信，就需要受众进行理性的认知和判断了。其次，新闻传播主体变化对新闻内容的把握产生影响。以往的大众媒体时代，新闻传播者自身能够对新闻内容进行严格的把握和甄别，这个过程是建立在新闻传播者具有专业素养的基础上的。而新媒体时期新闻内容的把握者是传播人自身，也就是说，可以是任何人对新闻内容进行把握后再，而传播人参差不齐的新闻素养直接影响了新闻内容的整体质量。再次，新闻传播主体变化对新闻相关工作者产生影响。例如新闻记者的工作内容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往的新闻传播过程中，新闻记者的工作只是简单地收集和整理新闻信息，不用去深层次地分析解读新闻内容。而新媒体时期，更多的群众参与到新闻信息的报道中，这对新闻记者提出了更多的要求，他们需要涉入到新闻事件的背景中，去详细了解事件的解决办法。除此之外，群众因为教育背景和生活环境的关系而有着不同的表达能力和新闻素养，所以他们对事件的描述可能会不太清晰或全面，而新闻记者此时不仅应该深入了解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同时还应对群众的描述内容进行详细的整理，以此确保新闻事件更具真实性和影响力。最后，新闻传播主体变化能够对主流媒体进行监督。以往的信息传播被主流媒体所垄断，传播的具体内容直接由传播组织决定，同时，因为群众没有任何渠道进行反馈，所以新闻传播质量也无法得到保障。新媒体时期，群众能够随时随地传播各种新闻信息，所以主流媒体也面临了被监督的局面，这样可以直接保证主流媒体信息传播的准确性和客观性，最终使其信息传播的整体质量得到保障。
2.2新媒体时期新闻传播主体变化带来的启示
新媒体时期的新闻信息更加公开，且信息来源更广泛，任何人都有传播的权利，这是信息高速发展带来的优势，但与此同时也存在弊端。一方面，受体应该具备一定的个人素养。同以往的信息传播受体不同，新媒体时期的新闻信息受体在接受新闻的同时，也有可能变成新闻的传播人，而这些人的个人素质参差不齐，可能会完全跟随自己的主观意愿进行新闻传播，这就使得新闻传播更加具有片面性，没有完整展现整个事实，使得新闻丧失客观性，对社会造成不良影响。另一方面，网络监管也应该进一步强化。因为新媒体时期的新闻信息更加公开，所有人都能够针对某件事情提出自己的意见和看法，同一件事情在不同人的眼中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这就滋生了网络暴力现象，不恰当的表达或语言攻击很可能带来不良的社会后果。与此同时，一些低俗或虚假的新闻没有及时得到处理，也会对受体产生不良影响。所以，网络监督和相关的管理机制应该早日出台并完善，让群众的新闻传播素养有所提高，以此为所有人提供更好的新闻信息传播环境。
3结论
综合以上论述内容，新媒体时期的到来改变了传统的信息传播模式，使其不止是依靠大众媒体进行传播，多元化的传播模式使得传统新闻传播模式中的各种不足得到有效解决。群众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既是传播受体又是传播主体，同时也能够监督新闻信息的总体质量。有利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弊端，新媒体时期的信息传播的相关制度还不太健全，所有群众都能够自由传播各种新闻信息，所以新闻内容的真实性和客观性无法得到根本的保障，需要新闻阅读者进行仔细筛选和判断，选择性地相信部分信息。与此同时，群众也可以进一步行使自身的监督权利，对一些低俗、虚假的新闻信息进行举报；监督管理部门也应该参与其中，出台一系列新闻信息传播相关的法律法规，对不合法的新闻信息内容予以制止，对这些信息传播者进行教育或处罚，以此维护新闻传播的健康环境，保证新闻传播的整体质量。
参考文献
[1]陈勤.论新媒体时代新闻传播主体的变迁[J].西部广播电视，2015（10）：44.
[2]巫菁.新闻传播主体在新媒体时代的变迁[J].新媒体研究，2015，1（17）：7.
传播与新闻传播的关系范文4
【关键词】 新闻学；传播学；国际新闻传播；国际传播
一、国际传播研究的现实状况
国际传播是一个年轻的、正在发展的、充满活力而又具有迫切现实性的新兴学科。
从国际方面看：国际传播的最初研究起源于美国。60年代末，国际传播作为一个学科在美国开始得到了承认。1971年，位于华盛顿的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率先开设了国际传播的硕士学位课程。70年代，国际传播研究走向国际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推动下，成立于1957年的联合国下属的教科文组织国际大众传播协会，于1978年设立了国际传播分会，作为其12个分会之一。随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先后组织出版3本报告：《多种声音，一个世界》（1981）、《世界交流报告》（1989）和《世界传播概览——媒体与新技术的挑战》（1997）。1994年，国际传播分会开始出版自己的会刊《国际传播》，每半年出版一期。在每年召开一次的国际大众传播协会的近几次会议上，国际传播成为最热门的论题之一。
与此同时，民间的研究自80年代以来方兴未艾。在我们不完全的资料收集中，80年代涉及国际传播的书目就有十数种。如：《组织中的国际传播》、《国外新闻和世界信息新秩序》、《全球信息与世界传播：国际关系的新领域》、《二十世纪的国际新闻播报》、《传播的国际百科全书》等。90年代以后的研究著作更多。例如：《国际传播中的现实议题》、《全球新闻业：国际传播的历程》、《资本主义与传播：全球文化和信息经济》、《超越国家主权：90年代的国际传播》、《国际传播与全球化：批判导论》等（以上见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书目）。①笔者发现，国际传播的研究以美国领先，大部分的著作也多出自美国。这一点显然与美国是一个国际传播大国，掌握了世界传播信息量中相当大的比重有关。在目前世界排名前10位的媒体集团中，美国就占了5家。②
从国内方面看：在我国，国际传播的研究可以说刚刚处于起步阶段。1982年传播学才通过著名传播学者施拉姆介绍到中国。同年年底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新闻研究所召开了第1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1985年复旦大学成立了高校第1个传播学研究机构“文化与传播研究中心”。1986年，在黄山召开了第2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1988年，在北京，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进行了第一次社会舆论调查。经过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低潮，1993年在厦门召开的第3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确定了传播学本土化的方针，1995年在成都召开的第4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拓开了传播学更广阔的研究领域，1997年中国国务院学术委员会对传统学科体系进行调整，传播学开始被并入原来的一级学科新闻学，称新闻传播学，下设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在传播学20年的引进、介绍、研究和本土化、实用化过程中，国际传播是发展最晚的一个分支领域，直到90年代末，才在各个高校和研究所成立专门的教学与研究机构。目前在北京初步形成了以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所、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传播研究所等几家为主的格局。在国内传播学一百多本著作上千篇文章中，有关国际传播方面的论著只占很少的一部分。目前，我们查到的国内以国际传播为题的中文书只有3本，一是北京广播学院院长刘继南教授主编的《国际传播论文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二是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院长蔡帼芬教授主编的《国际传播与对外宣传》（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三是译著，即美国罗伯特·福特纳的《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及控制》（华夏出版社2000年）。有关的文章也不是很多。经初步分析，我们发现，这其中，从大的方面讲，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的研究集中在国际关系与大众传播、对外宣传与国际关系及对传播学的译介方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的研究则集中在对策论、国外舆情分析、焦点问题报道等实用化内容方面。该研究中心出版了60期舆情分析报告并成立了阳光论坛，建立了自己的网站。
笔者认为，刚刚起步的中国国际传播学研究还存在许多弱点，大致说来就是研究的玄化、泛化、空化和术化。所谓玄化是指在传播学的介绍、引进过程中偏重引经据典、直译许多国外名词而缺乏对文本的中介转换，造成概念混乱，这种做法显然不利于这门学科的清晰化和本土化。泛化则表现在研究的平面化，不界定学科边界，不限定学科内容；而是把一切现象都往传播学里面装，似乎一切人类文化现象都是传播现象，一切跨越了国界的信息交流都是国际传播，结果使研究目标无法锁定和深入。空化是我们过去政治化研究传统的延续，在缺乏实证研究、量化研究、具体研究、微观研究的基础上空发议论，有的只是生拉硬套某种哲学理论，结果背离了研究的科学精神。术化则集中于对策研究，一切以实用化为目的。当然，如果的的确确搞“术化”，那应该是先基础（术）、再理论（学）再运用（学术），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
从乐观一面看，尽管存在许多弱点并且刚刚起步，但国际传播学仍然是一个充满希望和前途的新兴学科。恩格斯告诫我们，“历史过程中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③一旦社会上产生了某种需要，那将会比10所大学都更能推进研究的深入。国际传播发展的两大背景是人类社会的全球化和民族国家化、以及大众传播的兴起和传播分化。这决定了国际传播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已经而且必将继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以对国际传播学进行深入研究是时代的任务和需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国际传播学的学科来源
国际传播并非无本之木。其学科来源，大约有3个方面。
国际传播来源之一是传播学。传播学是一门起源于40、50年代，成熟于60、70年代，并在80年代以后得到了巨大发展的新兴学科。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目录中，有关传播学的英文著作就达4000多种。从体系上看，传播学研究包括传播定义，人类传播史，传播符号、过程、结构，传播方式和媒介，传播受众和效果，传播制度与控制，国际传播和全球传播，传播学流派等内容。传播学本身就是来源于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新闻学等多种学科的一门新学科，在发展的过程中又加入了控制论和信息论等新元素。从理论上看，现在形成了注重研究过程、以实证为特点的美国学派和注重研究后果、以理论批判为重点的欧洲学派。传播学与国际传播的契合点主要在政治方面。日本学者鹤木真曾把国际传播定义为“以国家社会为基本单位，以大众传播为支柱的国与国之间的传播”。④另一个日本学者生田正辉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国际传播的首要特征，是它与政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它是一种由政治所规定的跨国界传播”。⑤由此而来，国际传播研究的重点在于国际传播内容的价值问题、信息与主权问题、文化霸权问题、信息全球化及国际信息秩序问题等方面。这些课题对国际传播中的宏观问题和理论问题赋予了较大的注意。
新闻学是国际传播的来源之二。它发韧于报刊出现后的18世纪，在19世纪末新式新闻的崛起中初步形成。20世纪上半期出现了种种有巨大影响的新闻学理论，20世纪50年代以后又开始融入了大众传播学，形成了新闻传播学。新闻学包括新闻学理论、业务和新闻传播史三部分。作为应用学科，新闻学的业务部分是一个更庞大的学科分支，大大多于、强于其理论部分。新闻学与国际传播的结合在于新闻的业务实践从一开始就包括国际新闻部分。
然而，笔者所见，国内学者包括新闻界对国际新闻的认识存在模糊不清、界限不明的现象。国际新闻似乎是指与国内新闻相对的那部分内容，即属于“国际方面的消息”那一类。同时，面向国外的新闻报道及其他传播活动则被看作是对外宣传。其实，从国际传播的角度来看，国际新闻应该指跨越了国界的新闻，并不仅仅是来自国外的新闻，也不仅仅是对外宣传，而是双向互动的新闻。
从历史上看，在新闻报道的内容中，国际新闻从一开始就占据了较大的比重。大众报刊兴起后，国内新闻、地方新闻逐渐夺走了国际新闻的地盘。但是即使在新式新闻到达顶峰的19世纪末的美国，国际新闻仍然稳定地占据着相当大的新闻比重。随着20世纪初世界体系的形成，国际新闻所占的比重一直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有时稍有增减。⑥按照传播学的观点，国际新闻，实际上属于国际传播范畴；而且可以说，国际新闻是国际传播的主要组成部分。对国际新闻的认识，是国际传播学出现的基础。在新闻史中曾出现过政党报刊、言论纸向大众报刊、新闻纸转变的过程，在国际新闻传播的历程中也同样遵循这样一条轨迹。在新闻史早期，国外新闻报道主要发生在民间（即传播者主要为民营办报人）。进入20世纪后，随着国际社会的形成与竞争的激化，国家开始成为国际新闻的重要传播者，国际新闻开始明显地表露出其政治性和实用性。这时国际新闻的首要特征就是宣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各国主动认识并开始运用国际新闻进行宣传的重要时期。一战以后特别是二战之中，这种认识和运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冷战时期，这一传统得到了延续。到了20世纪末，国际新闻的宣传特征才在表面上有所减弱。
总之，国际新闻是新闻学与国际传播的结合点，其重要特征表现为政治性和实用性。英国新闻界泰斗北岩勋爵曾任英国一战时期对德宣传总监。传播学的创始人拉斯韦尔早在1927年就出版了《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早在1931年出版的关于国际传播的两本书《国际传播：美国的态度（Calrk， Keith，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the American Attitude， NY1931）、《国际传播：语言问题论文集》（Herbert NShelto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 Symposiumon the Language Problem， London 1931），也都涉及对外宣传问题。于1984年出版了第一部中文《国际传播》专著的台湾学者李瞻本人也是一个新闻史学家。由于国际新闻只是新闻中的一个现象，对外宣传是一个实际操作问题，加之新闻学本身又是一个实用性的学科，所以在新闻学的论著中，鲜有详论国际传播者，有的也只是强调其宣传功能。所以从新闻学演化而来的国际传播研究，其侧重点主要在“术”的研究，即宣传技巧、效果以及对策研究。但是按现在我国的学科分类，国际传播要在新闻学和大众文化事业中去查找，这虽能表明国际传播与新闻学的渊源关系，但严格说来这种学科界定并不科学，也不太符合现实需要。
国际传播的来源之三是国际关系学。国际关系学最早就是国际政治学。一战以后政治学由传统的历史比较分析转向现实主义政治，于是国际政治学逐步转化为国际关系学。20年代后，现实主义政治学占据了主流。二战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开始滥觞，国际关系学也在这个过程中发展起来了。国际关系学包括国际关系史、国际关系现状及控制、国际关系理论等几个方面。国际关系学是一门“能够帮助人们理解、预见、评价乃至控制国家间关系和国际现状”的学科。⑦它包含两个研究层面，一是双边和多边层面的国际关系，二是宏观国际关系体系。国际关系学关注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家作为国际基本行为体的利益、力量、外交战略，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国际关系的体系与结构、动力与控制及演变和预测等。国际传播在国际关系的微观和宏观层面都是重要因素。西方国际关系学者是在60、70年代开始从国际关系角度进入国际传播领域的。这一时期行为主义在国际关系学中占据了主流地位。行为主义试图从可观测、可控制的国家行为出发，建立一种“精确”和“科学”的国际关系学。创造了国际关系学分析模型的美国学者卡尔·多伊奇，在60年代出版的一系列著作中，建立了国家外交决策系统和国际一体化的控制系统，其中大众传媒和民间舆论传播的通讯交换和控制在这一模型中占据重要地位。罗伯特·诺斯则在国家间信息传递的媒介模型之上建立了内容分析和决策心理分析理论（Contemporary Political Analysis， 1967）。所谓内容分析是总体分析，就是通过对大量的国际信息进行数据化处理和分析，直观地把握国际体系；所谓决策心理分析则是个体分析。理查德·梅里特着重在国际传播的过程和内容方面做文章，建立了包括政府行为体、非政府行为体和文化交流在内的国际传播三元交叉模型（Communica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972）。⑧后来，一些学者进行了不少媒体与外交、舆论与对外关系的专题研究，创立了“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研究领域。当然还有一些学者试图从大众传播和国际关系这两个不同的学科角度来搭建相互关系（如台湾学者周莉音《国际关系中国际传播之角色》，黎明文化公司1985），但总有些缺乏深度、缺乏理论贯通性的感觉。在近年来从国际关系学角度进行的国际传播的研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在国家行为个体、国家力量及力量显示方面，有人认为传统的国家力量研究，其定量分析仅仅集中在基本实体、经济能力、军事实力和贯彻目标的意志力几个方面是不够的；应该而且必须加上国家的信息能力，包括信息的收集、整理、扩散及控制，因为信息能力也是一种重要的国家力量。二是在国际关系整体及全球化问题方面，有人认为必须加入国际传播因素。在当代的国际关系体系中，如果缺乏国际传播体系，那是非常不完整的，因为国际传播体系也是国际关系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国际关系角度出发研究国际传播，能为我们从理论和实际、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理解国际传播提供不少有益的帮助。
从以上国际传播的3个学科来源看，国际传播是一个交叉性的学科，它与上述3个学科都有渊源关系，又不完全直属于其中任何一个。其多学科性、交叉性恰恰符合当代社会科学综合化与学科分化的一般趋势。
三、深化国际传播研究的思考
对于深入推进国际传播学的研究，我们认为至少有4个方面的工作要做：国际传播的本体论研究、国际传播史的研究、国际传播“术”（技巧）的研究及国际传播学科体系的理论研究。
国际传播本体论要解决国际传播是什么的问题，也就是国际传播的定义问题。我们可以说传播学研究“社会信息的传递和信息系统的运行”，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研究“国际间社会信息的传递和系统运行”?我们可以说新闻学研究“对新近变动事实的传播”，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是“对新近变动的国际事实的传播”，或者说是“对新近变动的事实的跨国传播”?我们可以说国际关系学是研究“国际关系体系的运行和演变规律”，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是研究“国际传播体系的运行和演变规律”?应该说上述说法都有道理，但未必全面准确地反映了现实。
在传播学的体系建立过程中，美国学者拉斯韦尔提出的5个W的体系模式很有创建性，为传播学界所广泛接受。但实际上国际传播在每个W的具体定位上都存在分歧。如在传播者方面，有人认为应该主要是指国家或国家的组织，有人认为还应包括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有影响力的个人，还有像梅里特，则提出了三元模式。在传播内容方面，有人认为主要是指国际新闻的传播，有人提出政治、经济和文化信息的三分法，还有人则认为应该包括一切信息。在传播工具或渠道方面，有人认为主要是指大众媒介，而且重点是电子媒介；有人则认为应包括人际交流的一切方式。在传播受众方面与在传播者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样，有人认为应该有特定的传播对象；有人则认为凡是面向国际社会的传播都是国际传播；而所谓国际社会，就是没有国界的社会。与上述诸方面相比，可以说国际传播在效果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最多，而且效果研究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但是，同样在这一方面，“公共领域”理论、制码解码理论、“议程”设置理论、“文化霸权”理论都在大行其道。很明显，只有对上述的分歧和争论进行梳理和明确化，才能建立对国际传播的本体论认识。
国际传播史是对国际传播进行深入研究的重要基础。史学的最大特点就是其综合性。恩格斯说过，我们只知道一门科学，这就是历史学。一切现代社会科学都是从历史学中分离出来的，一切现代学科的建立都离不开对该学科所探讨的社会现象的历史考察。对国际传播的历史考察也是我们必须做的工作。而这方面的研究也存在明显的缺陷。例如关于国际传播的起源，有人从国际关系学角度出发，认为国际传播始于16、17世纪近代国家的出现和国际关系的起源，这种说法忽略了传播业的内在发展。有人从媒介发展的角度看，认为国际传播源于1835年哈瓦斯通讯社的成立和电报的出现（李瞻《国际传播》1984，福特纳《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与控制》2000），这种说法又忽略了在此之前报刊的作用。还有人则从国际政治角度考察，认为国际传播发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各国的战时宣传，这种看法显然比较狭窄。在众多新闻史著作中，有关国际新闻史和国际传播史的研究不受重视，往往被挤在对外宣传的角落。实际上，考查国际传播史的起源与发展应考虑其本身内在的规律，并应综合社会相关因素进行综合研究。
国际传播技巧主要研究国际传播现状和对策论方面的问题，也是国际传播学深入研究的重要内容，应该包括世界传播体系的框架及运行机制、国外重要媒体介绍、媒体信息的分类及量化、舆情分析模式、媒介事件与报道技巧、传播者形象与传播效果、国际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内容。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一方面更需要重视的是观念的变化，应从政治宣传的角度转换到报道和经营的角度，注重对象研究，收听率、收视率的研究。再好的宣传没有听众和观众只能是空谈。目前世界信息秩序不均等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除了经济技术原因外，经营方式和观念的落后恐后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最后，建立国际传播学的理论框架是一项不断带有总结性意味的工作，也是国际传播能否作为一个综合性的分支学科或问题研究而生存发展的关键。它所包括的内容至少有对国际传播的本体认识、研究对象和目的、带有理论抽象性的国际传播史和现状分析、国际传播各种理论介绍、国际传播体系的运行及控制、国际传播技巧概述以及国际传播的未来发展等等。只有搭建起科学的理论框架，国际传播学才能真正建立起自己的研究平台，从而在众多的分支学科中有自己的立足之地。
注释：
① 80年代涉及国际传播的书目原文：
1）Baskin， Otis W，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in Organizations， Calif1980
2）Stevenson， Robert， Foreign News and New World Information Order lowa State Univ Pr1984
3）（Mowlana， Hamid， Global information and World Communication: New Frontier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Y1986）
4）Fenby， Tonathan， The Intermational News Services: a Twentieth Century， NY1986
5）Bamouw， Erik，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Communications NY1989
90年代以后研究著作原文：
1）Matin， Lesie John， Current Lssues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NY1990
2）Merrill， John Calhoun， Global Joumalism: Journey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NY1991
3）Garnham Nicholas， Capitalism and Communication: Global Culture and the Economics of Information London 1990
4）Herbert I Schiller， Beyond National Sovereignty: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in the 1990s NJ1993
5）Ali Mohammadi，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Globalization: Acritical Introduction， London1997
② 洛特非·马赫兹：《世界传播概览—媒体与新技术的挑战》，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9年，第9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卷，第477页。
④⑤ 转引自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37页，第238页。
⑥ 国际新闻在新闻中的比重问题，是一个需要进行实证性研究的问题。在早期的报刊中，其比例无疑是很高的，例如英国第一份日报《每日新闻》，其创刊号的声明就明确指出该报是以翻译荷文、法文消息为主，“迅速、正确而公正地报道国外新闻”（见郑超然等《外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63页）。中国最早的报刊也是以国际新闻为主，有的就以《各国消息》为报名（见白润生《中国新闻通史纲要》，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26-30页）。
进入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重要报刊《时代》周刊、《新闻周刊》、《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中用于国外新闻报道的页数，占其总数的22-24%。（见威廉·哈森《世界新闻多棱镜》，新华出版社2000年，第77-78页）。
传播与新闻传播的关系范文5
郑兴东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导）
任何大众传播都包含着传播者和受众的互动，包括行的互动和心理的互动。传受关系就是传播者和受众互动的产物。互动形成关系，而关系的性质、状态又会提升或削弱互动的质量和水平。
所以大众传播的效果不仅取决于传播方、传播内容等，而且也取决于传受关系。
传受关系具体说，主要包含两个方面：
一是角色关系。传播者和受众是一对角色伴侣，任何一方都以对方为存在条件。传播者和受众的角色伴侣都有一种定位，即把对方看成是什么样的人。此种不同的定位，自然会给传受关系蒙上不同的色彩。
二是信息关系。大众传播是以信息为内容的，信息的传递就具有双重性质。对于大众传播来说，不仅要思考前者，而且也要思考后者。有时后者比前者更能影响传播效果。
和谐的传受关系并非是一种无差别、无距离、无矛盾的境界，而是彼此具有一种能容纳、理解、接受差别、距离、矛盾的良好心理状态。和谐的传受关系不仅需要传播者的智慧、技巧的支撑，更需要传播者正确的认识和良好的心理素质的孕育。
我国现正致力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有极其丰富的内涵。和谐的传受关系也应是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构成困素，因此，探索、营造和谐的传受关系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要防止电视传播与艺术各说各话
胡智锋
（中国传媒大学《现代传播》主编、影视艺术学院教授、博导）
电视是由传播与艺术两大部类组成的大众传媒。而在中国，这两部类内容常常是各说各话。有没有一种思路、方式将二者整合为一体？我认为，这就是传播艺术。所谓传播艺术就是对特定内容的创造性处理，无论是非虚构的电视传播，还是虚构的电视艺术，在电视传播艺术这一点上它们是共通的。目前，要提高电视的传播效果，提高电视的影响力和感染力，就必须提高电视传播水平。对电视传播类内容而言，提高传播艺术就意味着强调对相同或接近内容的独特处理，强调主体的发现，强调创造性，强调同一内容的独特视角、方式和表达。而对电视艺术而言，则意味着在个人化创作中融入更多的传播意识，更多考虑电视传媒的传播特性，遵循电视传媒的传播规律，更强调实效性，更强调当下现实需求和与现实的互动。而对于中国电视传媒国际影响力的提升而言，提高传播艺术水平则意味着按照全球电视传媒的普遍规则和国际惯例，对于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内容进行创造性的处理。
我们的社会需要这样特质的新闻人
赵振宇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新闻系主任）
以新闻的敏锐和智慧发现故事。它要求：新时代的记者应该以深厚扎实的新闻素养，以最快的速度去甄别新闻源的真假和轻重，去发现其他媒体很难发现的新闻线索及其背景材料。
传播与新闻传播的关系范文6
关键词 结构；功能；结构化；新闻传播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新媒体技术所引发传播革命已经愈发显现出其颠覆传统媒体的巨大力量。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此消彼长，深刻影响着话语权力的分配。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意味着打破现有的传播格局，从技术结构升级、生产服务模式转型，到媒体组织结构调整、现代传播体系建构，一场结构性的变革正在发生。从表面来看媒体融合是一次由传播技术发展带来的社会信息传播需求变化所诱发的功能性调整，具有应激性特征。如果不能透过融合的表象，洞悉其背后真正的变革动因和发展方向，媒体融合就极有可能陷入技术决定论。新闻传播结构作为传播活动内在基本属性，应该成为与媒体改革密切相关的基础理论方向突破口。但恰恰是在新闻传播结构的概念上，目前尚无统一认识。技术、生产、组织、市场、管理、人才等等似乎都涉及结构，但又不能完全代表结构，状态描述式的“结构-功能”“系统-元素”框架，难以对变革发生发展的内外动因及其相互勾连做出更为深刻统一的阐释。对此，笔者将从结构化理论的路径尝试破解新闻传播结构概念的迷思，进而从多个角度图绘（mapping）新闻传播结构面像。
一、结构功能主义的新闻传播结构研究路径
“结构”这个在建筑、工程、几何等自然科学领域，内涵非常清晰的词汇，在哲学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从早期孔德、斯宾塞、涂尔干等学者的自然主义结构论，到后来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从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人类学，再到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等等，不同领域、不同学派的学者都对结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而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出发，对新闻传播结构的认识自然也不尽相同。
首创社会学概念的孔德采用的是有机体类比的方式来研究社会结构，他把一些特殊的社会结构和生物学的概念进行了类比，如把家庭类比为社会细胞，阶级或种族类比为社会组织，城市和社区类比为社会器官。当然，孔德的这种结构类比还比较粗糙。其后，斯宾塞在孔德的有机体观念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有机体类比，提出社会是由支持、分配和调节三大系统组成的结构。涂尔干则着重强调社会整体对部分的不可还原性，通过对功能、必要条件、需求及常态或病态进行有机体假定，涂尔干进一步确立了社会结构的有机体原则。
进入20世纪40年代，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异军突起，成为美国社会学界的主流理论。帕森斯将社会结构视为由“适应”“目标达成”“整合”“维模”基本功能（缩写为AGIL）组成的整体系统，社会整体系统又可以划分为政治、经济、文化等子系统，每个子系统又包含AGIL四项功能，这些子系统还可以再被分为四个功能部分，依此类推。帕森斯是从功能倒推结构实体构成，其功能框架倾向于功能，结构通过四个基本功能的叠加生产出来。
较之结构功能主义更偏向功能分析的实体性结构观，起源于索绪尔语言学结构主义思潮，则更关注符号与关系的问题。列维-斯特劳斯认为，所谓结构是那种决定历史、社会与文化中的诸具体事件和行为的基本的规则整体，这种规则整体意指深层结构，深层结构决定表面秩序。这延续了索绪尔的“语言-言语”概念。作为人类学家的列维-斯特劳斯关注的微观和心灵层面的结构，与结构功能主义关注宏观和实体层面的结构有较大区别。皮亚杰在《结构主义》中，指出所谓结构是一种关系的组合，其中各种成分之间的相互依赖，是以它们对全体的关系为特征的。他认为，结构具有整体性、转换性、自调性。结构主义的结构观重点关注的是社会现象背后深层的规则，而非社会组成的实体要素。
上述对结构的认识，多数是围绕实体、功能和关系进行论证的，在整体与部分、关系与功能、秩序与平衡等方面做出了相应的理论贡献。正如布洛克曼总结指出，一般的意见是，“结构”一词能引起某些一致的联想，例如，认为结构就是一种关系的组合，其中部分（成分）之间的相互依赖是以它们对全体（对整体）的关系为特征的。
目前学界对新闻传播结构概念直接进行界定的还比较少，有部分研究从社会信息传播层面对“传播结构”概念进行的界定，基本上都是从结构功能主义或是结构主义衍生开来进行讨论的。姚君喜提出，传播结构是人们在社会传播活动中的各种传播主体之间相对稳定的传播关系模式，以及由这种传播关系模式所决定的社会意义网络的构成。颜其松提出，传播结构指的是社会结构中的传播关系，描述传播关系和传播过程所呈现的社会结构特征。宫提出，传播结构指的是在社会大系统中，参与传播的不同阶层在传播活动中处于怎样的位置，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构成，传播作为信息的传递在各阶层之间的动力原理，如传递的方向、效果等。传统意义上的传播结构（静态传播结构）则是大结构中的单一理想运动闭路。这些研究或用“实体间的关系”来解释“结构”，或用物理学中的力学结构类比“结构”，脱不出结构功能主义、结构主义的理论范畴，关注的是静态与稳定的结构，对结构动态变化过程的解释力不足。运用这样的传播结构定义对于新闻传播体系稳定时期的分析有一定解释力，当面对新媒体变革时代，这样的定义已经难以满足解决新闻传播实践问题的理论需求。
随着互联网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国内新闻传播研究领域对传播结构的关注重点聚焦于微观层面，诸如网络新闻传播结构、微博微信等新媒体传播结构开始成为焦点，而且往往将传播结构作为一个不言自明的先验性概念加以运用。如彭兰提出，将网络新闻传播分为信息流与意见流两个层面，其中信息传播结构分为信息的结构、流动结构和循环结构，意见的传播结构分为意见的形成结构、冲突结构和流动结构。施雯认为，微博舆论演变可以分为突发期、加速期、持续期、恢复期，其传播结构是全通道式网络传播结构，传播过程具有非线性特征。李彪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近年来40个网络热点事件进行了分析，构建了网络事件传播的空间结构模型――双核心式的哑铃传播结构。此类研究不能说没有价值，但是对于传媒改革而言，过于聚焦新媒体技术细节的视角，难以为新闻传播结构的整体调整提供有效的理论支持。
一般的结构功能主义传播结构研究路径认为，传播技术发展以及社会传播需求导致新闻传播结构的变化，新闻传播结构是适应社会传播需求的结果，人的行动只能是社会需求决定下的被动行为。在社会传播实践中，这种论证模式把传播结构作为一种外在于人的实践的功能性结构，人的实践主体性在传播结构中消失了。由此而来的技术导向和需求导向的改革，最终仅仅停留在对传播媒体结构、体制机制的调整改变上，实际上仅仅停留在传播结构的最表层，难以对传播结构内部的规律性变化以及人作为传播主体的实践作用的探索发挥指导性作用。事实上，传播结构并非一种能够从社会结构中剥离出来的实体，而以实体形式存在的媒体结构并不能与传播结构划等号。而且，传播结构并非一种独立于传播行动者存在的“外在物”，而是通过人的实践生成的一种“状态”。因此，对传播结构的研究必须摆脱结构研究的实体化思维以及结构与功能的简单因果性思维。
二、结构化理论视角下的新闻传播结构
新闻传播结构作为涉及物质生产、精神生产、意识形态、资本主义、社会状况等多元因子的一个复杂系统，在不同的角度考察有不同的面像。尤其是当前研究讨论媒介融合时，单纯从某一个层面进行研究，容易陷入盲人摸象的误区。只有综合考察新闻传播结构的不同面像，及其之间的复杂作用关系，才能真正构建起新闻传播结构的整体化概念。
那么，如何解决静态化传播结构观点对社会传播实践发展问题解释力的不足，以及微观层面新闻传播结构对整体传播态势难以把握的问题呢？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提供了一个可以借鉴的思路。吉登斯针对结构功能主义和结构主义之间的矛盾提出了结构化理论，力图解决主体与客体、宏观与微观、个体与社会、行动与结构之间的对立问题，建立一种综合化的社会理论。
吉登斯指出，在功能主义者（其实也是绝大多数社会研究者）的眼里，通常是把“结构”理解为社会关系或社会现象的某种“模式化”（patterning）。主体和社会客体对象的二元论与这种观念有着紧密的联系：这里的“结构”体现为人的行动的“外在之物”，对不依赖其他力量而构成的主体的自由创造产生某种制约。吉登斯给出的结构定义比较特别，较之结构功能主义或结构主义定义的直观性和可理解性，更加需要仔细地揣摩。他认为，“结构”指的是社会再生产过程里反复涉及到的规则与资源。可以抽象地把“结构”概念理解为规则的两种性质，即规范性要素和表意性符码。而资源也具有两种类型：权威性资源和配置性资源。前者源于对人类行动者活动的协调，后者则出自对物质产品或物质世界各个方面的控制。
一定的结构总是通过特定的资源配置才得以实现的，通过把规则、资源和社会再生产统一于结构的概念之中，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对结构做出了一个具有解释力的界定。王水雄认为，吉登斯的概念突破了“客体主义和主体主义的二元论，也突破了功能主义对结构的无解释性陈述，把结构与人类行为者‘反复涉及到’的行动联系在一起了。”吉登斯的这种综合化尝试，为弥合表层实体性、功能性结构与深层规则性、关系性结构的断裂提供了一条有效路径。结构化理论对新闻传播结构最大的启示价值在于，填补新闻传播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裂缝。
参考吉登斯对结构所下的定义，笔者将新闻传播结构定义为：新闻传播系统再生产过程之中反复涉及到的新闻传播规则和资源。这其中的新闻传播规则包括新闻传播的规范性要素和表意性符码，新闻传播资源包括权威性资源和配置性资源。从这个结构定义出发，要对新闻传播结构的特征状态进行研究，还需要做进一步细化。吉登斯指出，“我们可以区分开社会系统在结构方面的三种维度：表意，支配与合法化。”吉登斯进一步将表意结构分为符号秩序和话语型态两种制度秩序，将支配结构分为涉及权威化资源的政治制度秩序和配置性资源的经济制度秩序，将合法化结构与法律制度秩序联系起来。
借鉴吉登斯对结构的划分，可将新闻传播结构划分为表意结构、支配结构和调控结构三重面像。对照新闻传播结构的定义可见，表意结构和调控结构两个方面是从新闻传播规则衍生而来，表意结构重点分析新闻传播活动的符号秩序和话语型态，涉及新闻传播过程中的新闻符号编码一解码、新闻符码变迁、新闻框架、新闻语言规则等方面的问题，调控结构重点分析新闻传播活动的各种显性的政策制度调控和隐性的规范约束，涉及新闻传播制度政策的制定与调整、媒体默会知识、意识形态约束等方面的问题；支配结构从新闻传播资源衍生而来，支配结构依赖于对新闻传播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的调集，媒体新闻资源、媒体资本、媒体话语权力、政府传播权力资源等方面的运用问题。
吉登斯特别强调，“表意的各种结构也同样承受着权力在社会生活里无所不在的影响。因而，我们在把握表意结构的时候，始终应该注意结合支配和合法化维度。”因此，在分析研究新闻传播结构的三个面像时，是无法完全割裂进行研究的，要始终牢记新闻传播支配结构是表意结构及调控结构存在的条件，不能脱离资源谈规则，三者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关系。
三、新闻传播结构三重面像图示及含义
将新闻传播结构的上述定义和结构构成进行模型抽象，可以得出一个由三个面像组成的循环式新闻传播结构模型，其中每个面像又各由两个维度构成。可以用结构图和象限图表示如下：
如图1所示，每个结构面像之间都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调节，形成互为存在、互为倚靠的循环式三角形结构。当这个三角形结构达到均衡时，即各结构面像处于最佳结构状态（即各维度处于较为协调的状态）、面像与面像之间处于最佳结构状态，整个新闻传播结构达到最佳稳定状态，能够实现较为理想的传播效果。通过三结构循环往复，形成对新闻传播结构的结构化解释，是吉登斯所言“反复涉及社会再生产的规则和资源”在新闻传播结构中的运用。
如果对各结构面像的各个维度进行定性界定，可根据不同维度状态的组合，将各面像划分为四个结构状态区域，用于对各结构面像的状态进行定性分析判断。
如图2所示，表意结构包括符号秩序和话语型态两个维度。符号秩序的可由编码程度高低表示。需要指出的是，编码是一种双向性活动，一方面提升语言符号的复杂程度，从而传达更为复杂的信息，另一种降低语言符号的复杂程度，传达更为简明直接的信息。所谓高度编码，是编码形式和达至效果的统一，并非单指提高语言符号复杂程度的编码活动，而是根据受众的认知，通过提高或降低语言符号的复杂程度，以达成最佳传播效果。话语型态以强势和弱势作为判别标准，凡是占据社会主流话语位置，话语对社会的影响力较大的是强势话语型态，反之，则为弱势话语型态。在区域1，由于符号编码偏低，话语型态偏弱，表意结构处于自发状态；在区域2，由于符号编码较低，强势的话语型态没有与之匹配的符号形式，因此表意结构处于说教表意状态；在区域3，符号编码和话语型态均处于良好的配合状态，表意结构处于整合表意状态；在区域4，符号编码处于高度编码状态，但话语型态处于弱势，表意结构的符号形式优于话语内容，处于形式表意状态。
如图3所示，支配结构包括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两个维度。配置性资源可用丰富与匮乏标识，代表传播主体对物质现象控制能力的强弱，控制能力强则能够优化物质资源的配置方式，反之则无法使各种物质资源达到最优化配置。权威性资源则可用权威的高低来标识，代表传播主体对行动者（包括传受双方）的控制能力强弱，控制能力强则能够有效支配行动者的意志和行动，反之则难以有效达成支配目标。在区域1，由于两种资源控制能力都处于较低状态，因此支配结构处于失序状态；在区域2，配置性资源较为匮乏，难以对整体结构提供有效的物质支撑，支配结构处于思想支配状态；在区域3，两种资源控制能力均为良好状态，支配结构处于综合支配状态；在区域4，由于缺乏有效的权威性资源保障，仅靠物质资源的强化配置使用，支配结构处于物质支配状态。
如图4所示，调控结构包括显性调控和隐性规约两个维度。显性调控主要包括制度与政策，是落到纸面、能够看见的调控，可以用完善和缺失来示意其状态，完善的显性调控机制能够有效规范新闻传播行为。隐性规约主要包括新闻传播行业默会知识要求、意识形态潜在约束，新闻传播工作者在进行新闻传播活动中无法明确看到，却无时无刻不受其影响，可以用高效和失灵表示其状态。在区域1，由于显性调控的相对缺失和隐性规约的失灵，调控结构处于失控状态；在区域2，发挥主导作用的是隐性规约，显性调控相对缺失，调控结构处于软调控状态；在区域3，由于显性调控和隐性规约配合良好、软硬结合，调控结构处于合成调控状态；在区域4，以显性调控为主，隐性规约为辅，调控结构处于硬调控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