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子力学的认识和理解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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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力学的认识和理解

量子力学的认识和理解范文1

人们通常把爱因斯坦与玻尔之间关于如何理解量子力学的争论,看成是继地心说与日心说之后科学史上最重要的争论之一。就像地心说与日心说之争改变了人们关于世界的整个认知图景一样,爱因斯坦与玻尔之间的争论也蕴含着值得深入探讨的对理论意义与概念变化的全新理解以及关于世界的不同看法。有趣的是,他们俩人虽然都对量子力学的早期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爱因斯坦在最早基于普朗克的量子概念提出并运用光量子概念成功地解释了光电效应,以及运用能量量子化概念推导出固体比热的量子论公式之后,却从量子论的奠基者,变成了量子力学的最强烈的反对者,甚至是最尖锐的批评家。截然相反的是,玻尔在1913年同样基于普朗克的量子概念提出了半经典半量子的氢原子模型之后,却成为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解释的奠基人。爱因斯坦对量子力学的反对,不是质疑其数学形式,而是对成为主流的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解释深感不满。这些不满主要体现在爱因斯坦与玻尔就量子力学的基础性问题展开的三次大论战中。他们的第一次论战是在1927年10月24日至29日在布鲁塞尔召开的第五届索尔未会议上进行的。这次会议由洛伦兹主持,其目的是为讨论量子论的意义提供一个最高级的论坛。在这次会议上,爱因斯坦第一次听到了玻尔的互补性观点,并试图通过分析理想实验来驳倒玻尔—海森堡的解释。这一次论战以玻尔成功地捍卫了互补性诠释的逻辑无矛盾性而结束;第二次大论战是于1930年10月20日至25日在布鲁塞尔召开并由朗子万主持的第六届索尔未会议上进行的。在这次会议上,关于量子力学的基础问题仍然是许多与会代表所共同关心的主要论题。爱因斯坦继续设计了一个“光子箱”的理想实验,试图从相对论来玻尔的解释。但是,在这个理想实验中,爱因斯坦求助于自己创立的相对论来反驳海森堡提出的不确定关系,反倒被玻尔发现他的论证本身包含了驳倒自己推论的关键因素而放弃。

当这两个理想实验都被玻尔驳倒之后,爱因斯坦虽然不再怀疑不确定关系的有效性和量子理论的内在自洽性。但是,他对整个理论的基础是否坚实仍然缺乏信任。1931年之后,爱因斯坦对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解释的质疑采取了新的态度:不是把理想实验用作正面攻击海森堡的不确定关系的武器,而是试图通过设计思想实验导出一个逻辑悖论,以证明哥本哈根解释把波函数理解成是描述单个系统行为的观点是不完备的,而不再是证明逻辑上的不一致。在这样的思想主导下,第三次论战的焦点就集中于论证量子力学是不完备的观点。1935年发表的EPR论证的文章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撰写的。从写作风格上来看,EPR论证既不是从实验结果出发,也不再是完全借助于思想实验来进行,而是把概念判据作为讨论的逻辑前提。这样,EPR论证就把讨论量子力学是否完备的问题,转化为讨论量子力学能否满足文章提供的概念判据的问题。由于这些概念判据事实上就是哲学假设,这就进一步把是否满足概念判据的问题,推向了潜在地接受什么样的哲学假设的问题。例如,EPR论证在文章的一开始就开门见山地指出:“对于一种物理理论的任何严肃的考查,都必须考虑到那个独立于任何理论之外的客观实在同理论所使用的物理概念之间的区别。这些概念是用来对应客观实在的,我们利用它们来为自己描绘出实在的图像。为了要判断一种物理理论成功与否,我们不妨提出这样两个问题:(1)“这理论是正确的吗?”(2)“这理论所作的描述是完备的吗?”只有在对这两个问题都具有肯定的答案时,这种理论的一些概念才可说是令人满意的。”〔3〕从哲学意义上来看,这段开场白至少蕴含了两层意思,其一,物理学家之所以能够运用物理概念来描绘客观实在,是因为物理概念是对客观实在的表征,由这些表征描绘出的实在图像,是可想象的。这是真理符合论的最基本的形式,也反映了经典实在论思想的核心内容;其二,如果一个理论是令人满意的,当且仅当,这个理论既正确,又完备。那么,什么是正确的理论与完备的理论呢?EPR论证认为,理论的正确性是由理论的结论同人的经验的符合程度来判断的。只有通过经验,我们才能对实在作出一些推断,而在物理学里,这些经验是采取实验和量度的形式的。〔4〕也就是说,理论正确与否是根据实验结果来判定的,正确的理论就是与实验结果相吻合的理论。但文章接着申明说,就量子力学的情况而言,只讨论完备性问题。言外之意是,量子力学是正确的,即与实验相符合,但不一定是完备的。为了讨论完备性问题,文章首先不加证论地给出了物理理论的完备性条件:如果一个物理理论是完备的,那么,物理实在的每一元素都必须在这个物理理论中有它的对应量。物理实在的元素必须通过实验和量度来得到,而不能由先验的哲学思考来确定。基于这种考虑,他们又进一步提供了关于物理实在的判据:“要是对于一个体系没有任何干扰,我们能够确定地预测(即几率等于1)一个物理量的值,那末对应于这一物理量,必定存在着一个物理实在的元素。”

文章认为,这个实在性判据尽管不可能包括所有认识物理实在的可能方法,但只要具备了所要求的条件,就至少向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一种方法。只要不把这个判据看成是实在的必要条件,而只看成是一个充足条件,那末这个判据同经典实在观和量子力学的实在观都是符合的。综合起来,这两个判据的意思是说,如果一个物理量能够对应于一个物理实在的元素,那么,这个物理量就是实在的;如果一个物理理论的每一个物理量都能够对应于物理实在的一个元素,那么,这个物理学理论就是完备的。然而,根据现有的量子力学的基本假设,当两个物理量(比如,位置X与动量P)是不可对易的量(即,XP≠PX)时,我们就不可能同时准确地得到它们的值,即得到其中一个物理量的准确值,就会排除得到另一个物理量的准确值的可能,因为对后一个物理量的测量,会改变体系的状态,破坏前者的值。这是海森堡的不确定关系所要求的。于是,他们得出了两种选择:要么,(1)由波动函数所提供的关于实在的量子力学的描述是不完备的;要么,(2)当对应于两个物理量的算符不可对易时,这两个物理量就不能同时是实在的。他们在进行了这样的概念阐述之后,接着设想了曾经相互作用过的两个系统分开之后的量子力学描述,然后,根据他们给定的判据,得出量子力学是不完备的结论。EPR论证发表不久,薛定谔在运用数学观点分折了EPR论证之后,以著名的“薛定谔猫”的理想实验为例,提出了一个不同于EPR论证,但却支持EPR论证观点的新的论证进路。出乎意料的是,爱因斯坦却在1936年6月19日写给薛定谔的一封信中透露说,EPR论文是经过他们三个人的共同讨论之后,由于语言问题,由波多尔斯基执笔完成的,他本人对EPR的论证没有充分表达出他自己的真实观点表示不满。从爱因斯坦在1948年撰写的“量子力学与实在”一文来看,爱因斯坦对量子力学的不完备性的论证主要集中于量子理论的概率特征与非定域性问题。他认为,物理对象在时空中是独立存在的,如果不做出这种区分,就不可能建立与检验物理学定律。因此,量子力学“很可能成为以后一种理论的一部分,就像几何光学现在合并在波动光学里面一样:相互关系仍然保持着,但其基础将被一个包罗得更广泛的基础所加深或代替。”显然,爱因斯坦后来对量子力学的不完备性问题的论证比EPR论证更具体、更明确。EPR论证中的思想实验只是隐含了对非定域性的质疑,但没有明朗化。但就论证问题的哲学前提而言,爱因斯坦与EPR论证基本上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因此,本文下面只是从哲学意义上把EPR论证看成是基于经典物理学的概念体系来理解量子力学的一个例证来讨论,而不准备专门阐述爱因斯坦本人的观点。

二、玻尔的反驳与量子整体性

玻尔在EPR论证发表后不久很快就以与EPR论文同样的题目也在《物理学评论》杂志上发表了反驳EPR论证的文章。玻尔在这篇文章中重申并升华了他的互补观念。玻尔认为,EPR论证的实在性判据中所讲的“不受任何方式干扰系统”的说法包含着一种本质上的含混不清,是建立在经典测量观基础上的一种理想的说法。因为在经典测量中,被测量的对象与测量仪器之间的相互作用通常可以被忽略不计,测量结果或现象被无歧义地认为反映了对象的某一特性。但是,在量子测量系统中,不仅曾经相互作用过的两个粒子,在空间上彼此分离开之后,仍然必须被看成是一个整体,而且,被测量的量子系统与测量仪器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将会在根本意义上影响量子对象的行为表现,成为获得测量结果或实验现象的一个基本条件,从而使人们不可能像经典测量那样独立于测量手段来谈论原子现象。玻尔把量子现象对测量设置的这种依赖性称为量子整体性(whole-ness)。

在玻尔看来,为了明确描述被测量的对象与测量仪器之间的相互作用,希望把对象与仪器分离开来的任何企图,都会违反这种基本的整体性。这样,在量子测量中,量子对象的行为失去了经典对象具有的那种自主性,即量子测量过程中所观察到的量子对象的行为表现,既属于量子对象,也属于实验设置,是两者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在量子测量中,“观察”的可能性问题变成了一个突出的认识论问题:我们不仅不能离开观察条件来谈论量子现象,而且,试图明确地区分对象的自主行为以及对象与测量仪器之间的相互作用,不再是一件可能的事情。玻尔指出,“确实,在每一种实验设置中,区分物理系统的测量仪器与研究客体的必要性,成为在对物理现象的经典描述与量子力学的描述之间的原则性区别。”〔8〕海森堡也曾指出,“在原子物理学中,不可能再有像经典物理学意义下的那种感知的客观化可能性。放弃这种客观化可能性的逻辑前提,是由于我们断定,在观察原子现象的时候,不应该忽略观察行动所给予被观察体系的那种干扰。对于我们日常生活中与之打交道的那些重大物体来说,观察它们时所必然与之相连的很小一点干扰,自然起不了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作用量子的发现,揭示了量子世界的不连续性。这种不连续性观念的确立,又相应地导致了一系列值得思考的根本问题。首先,就经典概念的运用而言,一旦我们所使用的每一个概念或词语,不再以连续性的观念为基础,它们就会成为意义不明确的概念或词语。如果我们希望仍然使用这些概念来描述量子现象,那么,我们所付出的代价是,限制这些概念的使用范围和精确度。对于完备地反映微观物理实在的特性而言,描述现象所使用的经典概念是既相互排斥又相互补充的。这是玻尔的互补性观念的精神所在。有鉴于此,玻尔认为,EPR论证根本不会影响量子力学描述的可靠性,反而是揭示了按照经典物理学中传统的自然哲学观点或经典实在论来阐述量子测量现象时存在的本质上的不适用性。他指出:“在所有考虑的这些现象中,我们所处理的不是那种以任意挑选物理实在的各种不同要素而同时牺牲其他要素为其特征的一种不完备的描述,而是那种对于本质上不同的一些实验装置和实验步骤的合理区分;……事实上,在每一个实验装置中对于物理实在描述的这一个或那一个方面的放弃(这些方面的结合是经典物理学方法的特征,因而在此意义上它们可以被看作是彼此互补的),本质上取决于量子论领域中精确控制客体对测量仪器反作用的不可能性;这种反作用也就是指位置测量时的动量传递,以及动量测量时的位移。正是在这后一点上,量子力学和普通统计力学之间的任何对比都是在本质上不妥当的———不管这种对比对于理论的形式表示可能多么有用。事实上,在适于用来研究真正的量子现象的每一个实验装置中,我们不但必将涉及对于某些物理量的值的无知,而且还必将涉及无歧义地定义这些量的不可能性。”其次,就量子描述的可能性而言,玻尔认为,我们“位于”世界之中,不可能再像在经典物理学中那样扮演“上帝之眼”的角色,站在世界之外或从“外部”来描述世界,不可能获得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的知识。玻尔把这种描述的可能性与心理学和认知科学中对自我认识的可能性进行了类比。在心理学和认知科学中,知觉主体本身是进行自我意识的一部分这一事实,限制了对自我认识的纯客观描述的可能性。用玻尔形象化的比喻来说,在生活的舞台上,我们既是演员,又是观众。因此,量子描述的客观性位于理想化的纯客观描述与纯主观描述之间的某个地方。

为此,玻尔认为,物理学的任务不是发现自然界究竟是怎样的,而是提供对自然界的描述。海森堡也曾指出,在原子物理学领域内,“我们又尖锐地碰到了一个最基本的真理,即在科学方面我们不是在同自然本身而是在同自然科学打交道。”爱因斯坦则坚持认为,在科学中,我们应当关心自然界在干什么,物理学家的工作不是告诉人们关于自然界能说些什么。爱因斯坦的观点是EPR论证所蕴含的。这两种理论观之间的分歧,事实上,不仅是有没有必要考虑和阐述包括概念、仪器等认知中介的作用的分歧,而且是能否把量子力学纳入到经典科学的思维方式当中的分歧。EPR论证以经典科学的方法论与认识论为前提,认为正确的科学理论理应是对自然界的正确反映,认知中介对测量结果不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而玻尔与海森堡则以接受量子测量带来的认识论教益为前提,认为量子力学已经失去了经典科学具有的那种概念与物理实在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认知中介的设定成为人类认识微观世界的基本前提。第三,就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而言,EPR论证认为,认知主体与客体之间存在着明确的分界线。这意味着,所有的主体都能对客体进行同样的描述,并且他们描述现象所用的概念与语言是无歧义的。无歧义意味着对概念或语言的意义的理解是一致的。而对于量子测量而言,对客体的描述包含了主体遵守的作为世界组成部分的描述条件的说明,从而显现了一种新的主客体关系。为此,我们可以把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划分为三类:其一,能够在主体与客体之间划出分界线,所有的主体对客体的描述都是相同的,EPR论证属于此类;其二,能够在主体与客体之间划出分界线,但主体对客体的描述是因人而异的,人们对艺术品的欣赏属于此类;其三,不可能在主体与客体之间划出分界线,主体对客体的描述包括了对测量条件的描述在内,玻尔对EPR论证的反驳属于此类。显然,EPR论证隐含的主客体关系与玻尔所理解的量子测量中的主客体关系之间存在着实质性的差别。EPR论证是沿袭了经典实在论的观点,而玻尔的观点代表了他基于量子力学的形式体系总结出来的某种新的认识。在这里,就像不能用欧几里得几何的时空观来反对非欧几何的时空观一样,我们也不能用经典意义上的理论观反对量子意义上的理论观。因此,可以说,物理学家关于如何理解量子力学问题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蕴含了他们关于科学研究的哲学假设之间的争论。

三、实验的形而上学

EPR论证不仅引发了量子物理学家关于物理学基础理论问题的哲学讨论,而且还创立了“实验的形而上学”,提供了物理学家如何基于形而上学的观念之争,最终探索出通过实验检验其结论的一个典型案例。这一过程与寻找量子论的隐变量解释的努力联系在一起。量子力学的隐变量解释的最早方案是德布罗意在1927年提出的“导波”理论。1932年,冯•诺意曼在他的《量子力学的数学基础》一书中曾根据量子力学的概念体系提出了四个假设,并且证明,隐变量理论和他的第四个假设(即,可加性假设)相矛盾,认为通过设计隐变量的观念来把量子理论置于决定论体系之中的任何企图都注定是失败的。冯•诺意曼的这一工作在为量子论的隐变量解释判了死刑的同时,也极大地支持了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解释。有意思的是,曾是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解释的支持者与传播者的玻姆,在1951年基于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精神出版了至今仍然有影响的《量子理论》一书,并在书的结尾,以EPR论证为基础,提出了“量子理论同隐变量不相容的一个证明”之后,从1952年开始反而致力于从逻辑上为量子力学提供一种隐变量解释的研究。

玻姆阐述隐变量理论的目标可以大致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试图用能够直觉想象的概念为量子概率和量子测量提供一种可理解的说明,证明为量子论提供一个决定论的基础是可行的;二是希望从逻辑上表明,隐变量理论是有可能的,“不论这种理论是多么抽象和‘玄学’。”玻姆的追求显然是一种信念的支撑,而不是事实之使然。在这种信念的引导下,玻姆在1952年连续发表了两篇阐述隐变量理论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用经典方式定义波函数,假定微观粒子像经典粒子一样总是具有精确的位置和精确的动量,阐述了一种可能的量子论的隐变量解释,最后,用一个粒子的两个自旋分量代替EPR论证中的坐标与动量,讨论了EPR论证的思想实验,并运用量子场与量子势概念解释了测量一个粒子的位置影响第二个粒子的动量的原因。

贝尔在读了玻姆的文章之后,认为有必要重新系统地研究量子力学的基本问题。贝尔试图解决的矛盾是:如果冯•诺意曼的证明成立,那么,怎么会有可能建立一个逻辑上无矛盾的隐变量理论呢?为了搞明白问题,贝尔首先重新剖析了冯•诺意曼的关于隐变量的不可能性的证明和EPR论证中设想的思想实验,然后,抓住了隐变量理论的共同本质,于1964年发表了“关于EPR悖论”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贝尔引述了用自旋函数来表述EPR论证的玻姆说法,或者说,从EPR—玻姆的思想实验出发,以转动不变的独立波函数描述组合系统的态,推导出一个不同于量子力学预言的、符合定域隐变量理论的关于自旋相关度的不等式,通常称为贝尔不等式或贝尔定理,然后,用归谬法了量子力学的预言和贝尔不等式相符的可能性,说明任何定域的隐变量理论,不论它的变数的本性是什么,都在某些参数上同量子力学相矛盾。贝尔还假设,如果所进行的两个测量在空间上彼此相距甚远,那么,沿着一个磁场方向的测量,将不会影响到另一个测量结果。贝尔把这个假设称为“定域性假设”。从这个假设出发,贝尔指出,如果我们可以从第一个测量结果预言第二个测量结果,测量可以沿着任何一个坐标轴来进行,那么,测量的结果一定是已经预先确定了的。但是,由于波函数不对这种预先确定的量提供任何描述,所以,这种预定的结果一定是通过决定论的隐变量来获得的。贝尔后来申明说,他在“关于EPR悖论”一文中假设的是定域性,而不是决定论,决定论是一种推断,不是一个假设,或者说,贝尔的这篇文章是从定域性推论出决定论,而不是开始于决定论的隐变量。从逻辑前提上来看,贝尔的假设更接近于爱因斯坦的假设,他们都把“定域性条件”看成是比“决定论前提”更基本的概念。因此,贝尔的工作比冯•诺意曼和玻姆的工作更进一步地推进了关于量子力学的根本特征的理解。贝尔的这篇文章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不仅成为20世纪下半叶物理学与哲学研究中引用率最高的文献之一,而且为进一步设计具体的实验来澄清量子力学的内在本性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粒子物理学家斯塔普(HenryStapp)甚至把贝尔定理的提出说成是“意义最深远的科学发现。”

同EPR论证一样,贝尔的这一发现也不是从实验中总结出来的,而是基于哲学信念的逻辑推理的结果。此后,量子物理学界进一步推广贝尔定理的理论研究与具体实验方案的探索工作并行不悖地开展起来。而这些工作都与EPR论证相关。就实验进展而言,物理学界承认,阿斯佩克特等人于1982年关于“实现EPR-玻姆思想实验”的实验结果,支持了量子力学,针对这样的实验结果,贝尔指出:“依我看,首先,人们必定说,这些结果是所预料到的。因为它们与量子力学预示相一致。量子力学毕竟是科学的一个极有成就的科学分支,很难相信它可能是错误的。尽管如此,人们还是认为,我也认为值得做这种非常具体的实验。这种实验把量子力学最奇特的一个特征分离了出来。原先,我们只是信赖于旁证。量子力学从没有错过。但现在我们知道了,即使在这些非常苛刻的条件下,它也不会错的。”

虽然EPR论证的初衷是希望证明量子力学是不完备的,还没有提出量子测量的非定域性概念,但是,物理学家则通常运用EPR思想实验的术语来讨论非定域性问题。经过40多年的发展,具体的实验结果使EPR论证失去了对量子力学的挑战性。一方面,这些实验证实了非定域性是所有量子论的一个基本属性,要求把在同一个物理过程中生成的两个相关粒子永远当作一个整体来对待,不能分解为两个独立的个体,其中,一个粒子发生任何变化,另一个粒子必定同时发生相应的变化,这种相互影响与它们的空间距离无关;另一方面,这些实验也表明了EPR论证提供的哲学假设不再是判断量子力学是否完备的有效前提,而是反过来提醒我们需要重新思考玻尔在反驳EPR论证的观点中所蕴含的哲学启迪。总而言之,EPR论证尽管是基于哲学假设,运用思想实验,来驳斥量子力学的完备性,但在客观上,物理学家围绕这一论证的讨论,最终在思想实验的基础上出乎意料地发展出可以具体操作的实验方案,并且获得了有效的实验结果。这一段历史发展不仅证明,无论在哲学假设的问题上,还是在物理概念的意义理解的问题上,量子力学都不是对经典物理学的补充和扩展,是一个蕴含有新的哲学假设的理论。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物理学家玻恩得出了“理论物理学是真正的哲学”的断言。

四、认识论的思维方式

如前所述,EPR论证—玻姆—贝尔这条发展主线是把对物理学问题镶嵌在哲学信念中进行思考的。这一历史片断揭示出,基于哲学信念的逻辑推理在物理学的理论研究与实验研究中起到了积极的认知作用。一方面,在这些探索方式中,不论是EPR论证的真理符合论假设,玻姆的决定论假设,还是贝尔的定域性假设,它们的初衷都是希望能够把量子力学纳入到经典物理学的概念框架或哲学信念之中。另一方面,检验贝尔不等式的物理学实验结果对量子力学的支持和对贝尔不等式的违背意味着,我们不应该依旧固守经典物理学的哲学假设来质疑量子力学,而是应该颠倒过来,积极主动地揭示量子力学蕴含的哲学思想,以进一步明确经典物理学的哲学假设的适用范围。

但是,这种视域的逆转不是简单地倡导用量子力学的哲学假设取代经典物理学的哲学假设,也不是武断地主张用玻尔的理论观替代EPR论证所蕴含的理论观,而是提倡摆脱习以为常的自然哲学的思维方式,确立认识论的思维方式。自然哲学的思维方式是一种本体论化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是从古希腊延续下来的,追求概念与实在之间的直接的一一对应关系,忽视或缺乏对认知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认知中介和理论框架的考虑。从起源上来讲,这种无视认知中介的本体论化的思维方式,源于常识,是对常识的一种延伸外推与精致化。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进一步强化与巩固了这种思维方式。EPR论证也是基于这种思维方式使经典科学蕴含的哲学假设以具体化的判据形式呈现出来。然而,与过去的物理学理论所不同的是。量子力学不再是关于可存在量(beable)的理论,而是关于可观察量(observable)的理论,“是理论决定我们的观察内容”这一句话,既是爱因斯坦创立相对论的感想,也为海森堡提出不确定关系提供了观念启迪。就理论形式而言,量子力学的理论描述用的是数学语言,而不是日常语言。用数学语言描述的微观世界是一个多位空间的世界,而我们作为人类,很难直观地想象这样的世界,更不可能直接“进入”这个世界来“观看”一切。人类感知的这种局限性是原则性的,从而限制了我们对微观世界的知识的全面获得。用玻尔的话来说,我们对一个微观对象的最大限度的知识不可能从单个实验中获得,而只能从既相互排斥又相互补充的实验安排中获得。用玻恩的话来说,在量子测量中,观察与测量并不是指自然现象本身,而是一种投影。

量子力学的认识和理解范文2

量子力学是当代科学发展中最成功、也是最神秘的理论之一。其成功之处在于,它以独特的形式体系与特有的算法规则,对原子物理学、化学、固体物理学等学科中的许多物理效应和物理现象作出了说明与预言,已经成为科学家认识与描述微观现象的一种普遍有效的概念与语言工具,同时也是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革命的理论基础;其神秘之处在于,与其形式体系的这种普遍应用的有效性恰好相反,量子物理学家在表述、传播和交流他们对量子理论的基本概念的意义的理解时,至今仍未达成共识。量子物理学家在理解和解释量子力学的基本概念的过程中所存在的分歧,不是关于原子世界是否具有本体论地位的分歧,而是能否仍然像经典物理学理论那样,把量子理论理解成是对客观存在的原子世界的正确描述之间的分歧。

在量子力学诞生的早期岁月里,这些分歧的产生主要源于对量子理论中的波函数的统计性质的理解。因为量子力学的创始人把量子力学理解成是一种完备的理论,把量子统计理解成是不同于经典统计的观点,在根本意义上,带来了量子力学描述中的统计决定性特征。而理论描述的统计决定性与物理学家长期信奉的因果决定论的实在论研究传统相冲突。在当时的背景下,对于那些在经典物理学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许多传统物理学家而言,对量子力学的这种理解是难以容忍的。这些物理学家仍然坚持以经典实在观为前提,希望重建对原子对象的因果决定论的描述。这种观点认为,现有的量子力学只是临时的现象学的理论,是不完备的,将来总会被一个拥有确定值的能够解决量子悖论的新理论所取代。量子哲学家普遍地把这种实在论称之为定域实在论,或者称为非语境论的实在论。从EPR悖论到贝尔定理的提出正是沿着这一思路发展的。这种观点把量子论中的统计决定论与经典实在论之间的矛盾,理解成是量子论与传统实在论之间的矛盾。

但是,自从1982年阿斯佩克特等到人完成的一系列实验,没有支持定域隐变量理论的预言,而是给出了与量子力学的预言相一致的实验结果以来,量子论与传统实在论之间的矛盾焦点,由对量子理论中的统计决定性特征的质疑,转向了对更加基本的量子测量过程中的“波包塌缩”现象的理解。因为量子测量问题是量子理论中最深层次的概念问题。冯诺意曼在本体论意义上引入量子态的概念来表征量子实在的作法,直接导致了至今难以解决的量子测量难题。到目前为止,所有的量子测量理论都是试图站在传统实在论的立场上,对量子测量过程作出新的解释。玻姆的本体论解释在承认量子力学的统计性特征,把量子世界看成是由客观的不确定性、随机性和量子纠缠所支配的世界的前提下,通过假设非定域的隐变量的存在,寻找对量子测量过程的因果性解释。量子哲学家把这种实在论称为非定域的实在论。[1] 多世界解释在承认现有的量子力学的形式体系和基本特征是完全正确的前提下,通过多元本体论的假设来对具有整体性特征的量子测量过程作出整体论的解释。量子哲学家把这种实在论称为非分离的实在论。[1]

量子测量现象的非定域性和非分离性所反映的是量子测量过程的整体性特征。问题是,相对于科学哲学研究而言,如果把量子测量系统理解成是一个包括观察者在内的整体,我们将永远不可能在观察者与被观察系统之间作出任何形式的分割。而观察者与被观察系统之间的分界线的消失,将会使我们在不考虑观察者的情况下,对物理实在进行客观描述的梦想彻底地破灭。这是因为,一方面,如果我们认为量子力学的形式体系是正确而完备的理论,那么,就能够用量子力学的术语描述包括观察者在内的整个测量过程。这时,观察者成为整个测量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参与了测量中的相互作用;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仍然渴望像以可分离性假设为基础的经典测量那样,在以整体性假设为基础的量子测量系统中,也能够得到确定而纯客观的测量结果,那么,他们必须要在观察者与被观察的量子系统之间作出某种分割,观察者才有可能站在整个测量系统之外进行观察。然而,在量子测量的具体实践中,这个重要的“阿基米德点”是永远不可能得到的。因为对量子测量系统进行的任何一种形式的分割,都必然会导致像“薛定谔猫”那样的悖论。这样,关于量子论与实在论之间的矛盾事实上转化为,在承认量子力学的统计性特征的前提下,如何解决量子测量的整体性与传统实在论之间的矛盾。

以玻尔为代表的传统量子物理学家在创立了量子力学的形式体系之后,并不追求从量子测量现象到量子本体论的超越中提供一种本体论的理解。而是在认识论和现象学的意义上做文章。玻尔认为,观察的“客观性”概念的含义,在原子物理学的领域内已经发生了语义上的变化。在这里,客观性不再是指对客体在观察之前的内在特性的揭示,而是具有了“在主体间性的意义上是有效的”这一新的含义。这种把“客观性”理解成是“主体间性”的观点,在认识论意义上,所隐藏的直接后果是,使“客观性”概念失去了与“主观性”概念相对立的基本含义,从而使量子力学成为支持科学的反实在论解释的一个重要的立论依据。与此相反,近几十年发展起来的多世界解释,试图以多元本体论的假设为前提,恢复对客观性概念的传统理解;玻姆的本体论解释则是以粒子轨道与真实波的二元论假设为代价,把测量过程中的整体性特征归结为是量子势的性质。这两种解释虽然在理解量子测量现象时坚持了传统实在论的立场。但是,这些立场的坚持是以在量子力学中增加某些额外的假设为代价的。这正是为什么近几十年来,反思与研究量子力学与量子测量的概念基础问题,成为不计其数的论著和论文所讨论的中心论题的主要原因所在。

到目前为止,在量子物理学家的心目中,微观客体的非定域性特征和量子测量的非分离性特征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如果我们站在科学哲学的立场上,像当初接受量子统计性一样,也接受量子力学描述的微观系统的这种整体性特征。那么,量子测量过程中被测量的系统与测量仪器(包括观察者在内)之间的整体性关系将会意味着,在微观领域内,我们所得到的知识,事实上,总是与观察者密切相关的知识。这个结论显然与长期以来我们所坚持的真理符合论的客观标准不相容。因此,接受量子力学的整体性特征,就意味着放弃真理符合论的标准,需要对传统实在论的核心概念——理论和真理的性质与意义——进行重新理解。这样,现在的问题就变成是,能否在接受量子力学的统计性和整体性特征的前提下,阐述一种新的实在论观点呢?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科学实在论将永远不可能得到辩护;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与理论的整体性特征相协调的实在论是一种什么样的实在论呢?这正是本文所关注的主要问题所在。

2.认识论教益:隐喻思考与模型化方法的突现

自近代自然科学产生以来,公认的传统实在论的观点是建立在宏观科学知识基础之上的一种镜像实在论。在宏观科学的研究领域内,观察者总是能够站在整个测量系统之外,客观地获得测量信息。在有效的测量过程中,测量仪器对测量结果的干扰通常可以忽略不计。测量结果为理论命题的真假提供了直接的评判标准,使命题和概念拥有字面表达的意义(literal meaning)或非隐喻的意义和指称。因此,镜像实在论是以观察命题的真理符合论为前提的。

真理符合论的最实质性的内容是,坚持命题与概念同实际的事实相符合。长期以来,科学家一直把这种观点视为是科学研究活动的价值基础。

维特根斯坦在其著名的《逻辑哲学导论》一书中,把真理的这种符合论观点表述为:就像唱片是声音的画像并具有声音的某些结构一样,命题所描述是事实的画像,并具有与事实一致的结构。因为用语言来思考和说话,就是用语言来对事实作逻辑的模写,它类似于画家用线条、色彩、图案来描绘世界上的事物。所以,用语言描述的图象与世界的实际图象之间具有同构性。1933年,塔尔斯基对这种真理观进行了定义。在当前科学哲学的文献中,人们习惯于用“雪是白的”这一命题为例,把塔尔斯基对真理的定义形象地表述为:“雪是白的”是真的,当且仅当,雪是白的。

普特南把塔尔斯基对真理的这种定义概括为“去掉引号的真理论”。塔尔斯基认为,要想使“‘雪是白的’是真的”,这个句子本身成真,当且仅当,“雪是白的”这个事实是真实的,即我们能够得到“雪是白的”这一经验事实。这个看似简单的句子隐含着两层与常识相一致的符合关系:第一层的相符合关系是,语言表达的命题与实际事实相符合;第二层的相符合关系是,观察得到的事实与真实世界相符合。在日常生活中,像“雪是白的”这样的经验事实是非常直观的,只要是一个正常的人,都有可能看到“雪确实是白色的”这个实际存在的事实。因此,人们对它的客观性不会产生任何怀疑,能够作为“‘雪是白的’是真的”这个句子的成真条件。

然而,量子力学揭示出的微观测量系统中的整体性特征,既限制了我们对这种理想知识的追求,也向传统的客观真理标准的价值观提出了挑战。这是因为,在量子测量的过程中,对命题的这种理想的描述方式和对对象的如此单纯的观察活动,已经不再可能。以玻尔为代表的许多物理学家虽然在量子力学诞生的早期就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但是,在科学哲学的意义上,他们在抛弃了真理符合论之后,却走向了认识论的反实在论;冯诺意曼的测量理论以真理符合论为基础,要求在观察者与测量仪器之间进行分割的做法,直接导致了量子测量中的“观察者悖论”;现存的非分离与非定域的实在论解释,也是以真理符合论为基础,在量子力学的形式体系中增加了某些难以令人接受的额外假设,来解决量子测量难题。从哲学意义上看,这种借助于额外假设来使量子力学与实在论相一致的作法并没有唯一性。它不过是借助于各种哲学的想象力来解决量子测量难题而已。

由此可见,量子测量难题的产生,实际上是以真理符合论为基础的传统实在论的观点,来理解量子测量过程的整体性特征所导致的。现在,如果我们像放弃经典的绝对时空观,接受相对论一样,也放弃真理符合论的实在论,接受现有的量子力学。那么,在当代科学哲学的研究中,我们需要以成功的量子力学带给我们的认识论教益为出发点,对理论、概念和真理的性质与意义作出新的阐述。量子力学所揭示的微观世界与宏观世界之间的最大差异在于,我们对微观世界的内在结构的认知,不可能像对宏观世界的认知那样,使观察者能够站在整个测量语境的外面来进行。

这就像盲人摸象的故事一样,不同的盲人从大象的不同部位开始摸起,最初,他们所得到的对大象的认识是不相同的,因为每个人根据自己的触摸活动都只能说出大象的某一个部分。只有当他们摸完了整个大象时,他们才有可能对大象的形状作出客观的描述。然而,虽然他们对大象的描述始终是从自己的视角为起点的,并建立在个人理解的基础之上。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的触摸活动总是以真实的大象为本体的。在微观领域内,量子世界如同是一头大象,物理学家如同是一群盲人,有所区别的是,物理学家对微观世界的认识不可能是直接的触摸活动,而只能借助于自己设计的测量仪器与对象进行相互作用来进行。在这个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包括观察者在内的测量语境成为联系微观世界与理论描述之间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纽带。

如果把这种量子力学的这种整体性思想延伸外推到一般的科学哲学研究中,那么,可以认为,科学家所阐述的理论事实上是一个产生信念的系统。科学家借助于模型化的理论,把他们对世界的认知模拟出来。理论模型所描述出的世界与真实世界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内在的、整体性的相似关系。这种相似分为两个不同的层次:其一,在特定的语境中,模型与被模拟的世界在现象学意义上的初级相似。这种相似是指,在这个层次上,我们只是能够通过某些关系把现象描述出来,但是,对现象之所以发生的原因给不出明确的说明;其二,在特定的语境中,模型与被模拟的世界在认识论意义上的高级相似。这种相似是指,理论模型达到了与真实世界的内在结构与关系之间的相似。所以,现象学意义上的相似最后会被成熟理论所描述的认识论意义上的结构相似所包容或修正。

这两个层次之间的相似关系是建立在经验基础之上的,而不是建立在逻辑或先验的基础之上。这样,虽然科学家在建构理论模型的过程中,总是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许多非理性的因素。但是,在根本的意义上,他们的建构活动是以最终达到使理论描述的可能世界与真实世界之间的结构与关系相似为目的的。因此,测量语境的存在成为科学家建构活动的一个最基本的制约前提。建构理论模型的活动是一种对世界的认知活动。建构活动中的虚构性将会在与公认的实验事实的比较中不断地得到矫正,直至达到与真实世界完全一致为止。或者说,在一定的语境中,当从理论模型作出的预言在经验意义上不断地得到了证实的时候,类比的相似性程度将随之不断地得以提高;当科学共同体能够依据理论模型所描述的可能世界的结构来理解真实世界时,相似性关系将逐渐地趋向模型与世界之间的一致性关系。

在这种理解方式中,真理是物理模型与真实世界之间的相似关系的一种极限,是在一定的语境中完善与发展理论的一个最终结果。这样,在科学研究中,真理成为科学研究追求的一个最终目标,而不是科学研究的逻辑起点。或者说,把真理理解成是在科学的探索过程中,成熟的物理模型与世界结构之间达成的一致性关系。对真理的这种理解,使过去追求的客观真理变成了与语境密切相关的一个概念。超出理论成真的语境范围,真理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前提和价值。这样,与玻尔把理论的客观性理解成是主体间性的观点所不同,本文是通过改变对真理意义的理解方式,挽救了理论的客观性。

如果把科学活动理解成是对世界的模拟活动,那么,在理论的建构活动中,科学理论的概念与术语所描述出的可能世界,只在一定的语境中与真实世界具有相似性。所以,相对于不可能被观察到的真实世界而言,科学的话语(scientific discourses)将不再具有按字面所理解的意义,而是只具有隐喻的意义。只有当理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趋向于一致性关系时,对某些概念的隐喻性理解才有可能变成字面语言的理解。所以,在科学研究的活动中,研究对象越远离日常经验,科学话语中的隐喻成份就越多。这也许是为什么在量子理论产生的早期年代,物理学家在理解微观现象时,不可能在微观对象的粒子性和波动性之间作出任何选择的原因所在。实际上,微观粒子的波——粒二象性概念只是在现象学意义上的一种典型的隐喻概念,它们并不拥有概念的字面意义,而只具有隐喻的意义。因此,它们不是对真实世界的基本结构的实际描述。正如惠勒的“延迟实验”所揭示的那样,物理学家不可能选择用其中的一类图象来解释另一类图象。只有当关于微观世界的内在结构在可能世界的模型中得到全部模拟时,原来的波——粒二象性的概念才被一个更具有普遍意义的新的量子态概念所取代。

如果科学语言只具有隐喻的意义,科学理论所描述的是可能世界,那么,物理学家对测量现象的描述,也只是一种隐喻描述,而不是非隐喻的按照字义所理解的描述。这种描述既依赖于观察者的背景知识,也依赖于当时的技术发展的水平。就像格式塔心理学所阐述的那样,同样的图形、同一个对象,不同的观察者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在这个意义上,测量与观察不再是纯粹地揭示对象属性的一种再现活动,而是观察者与对象发生相互作用之后,受到测量语境约束的一种生成活动。在这个活动中,就现象本身而言,至少包含有两类信息:一是来自对象自身的信息;二是包括观察者在内的测量系统内部发生相互作用时新生成的信息。

从这个意义上看,微观粒子在测量过程中表现出的波——粒二象性只是一种现象学意义上的相似,而不是微观粒子的真实存在。在大多数情况下,现象还不等于是证据,把现象作为一种证据表述出来,还要受到物理学家的背景知识和社会条件的制约,甚至受到已接受的可能世界的基本理念的制约。按照对理论、真理和测量的这种理解方式,由“波包塌缩”现象所反映的问题,就变成了提醒物理学家有必要对过去所忽视的物理测量过程的各个细节,对宏观与微观之间的过渡环节,进行更细致的理论研究的一个信号,成为进一步推动物理学发展的一个技术性的物理学问题,而不再是观念性的与实在论相矛盾的哲学问题。

玻姆的量子论是试图用非隐喻的字面语言对真实的量子世界进行描述,而现有的量子力学在它的产生初期则是用隐喻的语言对量子世界的一种模拟描述。正是由于理论模型具有的相似性,才使得薛定谔的波动力学与海森堡等人的矩阵力学能够得出完全相同的结果,并最终证明两者在数学上是等价的。在量子力学的语境中,不论是波动图象,还是粒子图象都只是理论与世界之间的现象学意义上的初级相似。在以后的发展中,量子力学所描述的可能世界的预言与真实世界的实验现象相一致的事实说明,当冯诺意曼在希尔伯特空间以量子态为基本概念建立了量子力学的公理化体系之后,这些现象学意义上的相似已经上升到认识论意义上的结构相似,说明量子力学描述的可能世界与真实世界在微观领域内是一致的。这时,以波——粒二象性为基础的隐喻图象被整体论的世界图象所取代。这也许正是物理学家可以在抛开哲学争论的前提下,只注重量子物理学的技术性发展的一个原因所在。而相比之下,玻姆的理论不过是追求传统意义上的非隐喻的字面图象和传统哲学观念的一种理想产物。

在对理论、概念和真理的意义的这种理解方式中,理论与世界之间的一致性关系不是建立在命题与概念的层次上,而是以测量语境为本体,建立在物理模型与真实世界之间从现象学意义上的初级相似到认识论意义上的结构相似的基础之上的。测量语境的本体性,成为我们在认识论意义上承认科学理论是一个信念系统的同时,拒绝后现代主义者把理论理解成是可以随意解读的社会文本的极端观点的根本保证。所以,真理的意义不是取决于词、概念和命题与世界之间的直接符合,而是在于理论整体与世界整体之间在逼真意义上的一致性。由于可能世界与真实世界之间的这种一致性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是依赖于社会技术条件的动态关系。因此,以一致性为基础的真理是依赖于语境的真理,它永远是一个动态的和可变的概念,而不是静止的和不变的概念。这显然是对“把科学研究的目的理解为是追求真理”这句话的最好解答。

3.从思维方式的变革到语境实在论的基本原理

当我们把对理论、真理和意义的这种理解方式应用于对真实世界的认识时,也可以在测量语境的基础上,对理论进行实在论的解释。所不同的是,这种实在论不再是把科学理论理解成是提供关于世界的某种镜象图景的、以强调语言与命题的真理符合论为基础的那种实在论,而是把科学理论理解成是通过先对世界的模拟,然后,与真实世界趋于一致的、依赖于测量语境的实在论。不同的理论模型和测量语境可以提供对世界的不同描述。但是,通过进一步的观察或实验,我们可以判断哪一个模型能够更好地与世界相一致。在这里,理论模型与世界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相似关系,而不再是相符合的关系;测量结果与对象之间的关系是在特定条件下的一种境遇性关系,而不再是一种纯粹的再现关系。我们把这种与量子力学的整体性特征相一致的量子实在论称为“语境实在论”。用语境实在论的观点取代传统实在论的观点,必然带来思维方式的根本转变。需要以整体性的语境论的思维观取代传统思维观。这种思维方式的逆转主要通过下列几个方面体现出来:

首先,在本体论意义上,用普遍的本体论的关系论(global-ontological relationalism)的观点取代传统的本体论的原子论(ontological atomism)的观点。承认关系属性或倾向性属性的存在,承认概率的实在性,承认世界中的实体、属性与关系之间的整体性。传统的原子本体论总是把世界理解成是由可以进行任意分割的部分所组成,整体等于部分之和,牛顿力学是这种本体论的一个典型范例;关系本体论则把世界理解成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整体大于部分之和,量子力学是这种本体论的一个典型范例。与原子本体论中认为实体可以独立地拥有自身的属性所不同,在关系本体论中,实体及其属性总是在一定的关系中体现出来。这里存在着两层关系:一层是实体之间的内在关系属性;另一层是实体固有属性表现的外在关系条件。前者具有潜存性,后者为潜存性向现实性的转变创造了有利条件。 其次,在认识论意义上,用理论模型的隐喻论的观点取论模型的镜象论的观点。传统的模型镜象论观点把理论理解成是命题的集合,命题与概念的指称和意义是由对象决定的,它们的集合构成了对对象的完备描述;而模型隐喻论的观点虽然也认为理论能够以命题的形式表示出来,但是,理论不是命题的集合,而是包含有模仿世界的内在机理的模型集合。理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不是传统的相符合关系,而是在一定的语境中,理论描述的可能世界与真实世界之间以相似为基础的一致性关系。理论系统的模型与真实系统之间的相似程度决定理论的逼真性。这样,真理不再是命题与世界之间的符合,而是成为理论的逼真性的一种极限情况。或者说,当理论所描述的可能世界与真实世界相一致的时候,理论的真理才能出现。这是对基本的认识论概念的倒转:传统的逼真性理论是用命题或命题集合的真理作为基本单元,来衡量理论距真理的距离,即理论的逼真度;而现在正好反过来,是通过对逼真性概念的理解来达到对真理的理解。

第三,在方法论意义上,用语义学方法取代传统的认识论方法。在传统的认识论方法中,是用命题的真理或图象与世界之间的逼真度的术语来表达科学实在论的一般论点。然而,这种方法使我们从开始就需要清楚地辨别对一些解释性描述的理解。例如,在相同的研究领域内,我们为什么能够说,一个理论比与它相竞争的另一个理论更逼近真理或更远离真理?对于诸如此类的问题,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和可辩护的回答方式,那么,逼真性概念要么是空洞的;要么就是不一致的。结果,对理论的逼真性的论证反而成为对“认识的谬误(epistemic fallacy)”的证明,并在某程度上支持了认识论的怀疑论观点。但是,如果我们在语义学的语境中,通过对逼真性概念的分析与辩护,然后,衍生出理论的真理,对上述问题的理解方式将不会陷入如此的认识论困境。并且从认识论的怀疑论也不会推论出语义学的怀疑论。

第四,在经验的意义上,用现象生成论的测量观取代现象再现论的测量观。所谓现象再现论的测量观是指,把物理测量结果理解成是对对象固有属性的一种再现,测量仪器的使用不会对对象属性的揭示产生实质性的干扰,它扮演着一个单纯意义上的工具角色。理论术语能够对这些观察证据进行精确的表述。观察证据的这种纯粹客观性成为建构与判别理论的逻辑起点;而现象生成论的测量观则认为,测量是对世界的一种透视,测量结果是在对象与测量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生成的。测量结果所表达的经验事实,不是纯粹对世界状态的反映,因为经验事实存在于我们的信念系统之中,而不是独立于观察者的意识或论述之外与世界的纯粹符合,只是在特定的测量语境中的一种相对表现,是相互作用的结果。或者说,测量语境构成了对象属性有可能被认识的必要条件。

所以,理论的逼真度与科学进步之间的联系,应该在经验的意义上来确立。科学进步的记录并不是真命题的积累,而是从模型系统与真实系统之间的相似性出发,用逼真度的概念衡量科学研究纲领接近真理的程度。在这里,相似性不是一个命题,也不是两个世界之间的一种固定不变的关系,而是依赖于语境的一个程度性的概念。它的内容将会随着我们对世界的不断深入的理解而发生变化。所以,科学进步不是真命题积累的问题,而是理论的成功预言与经验事实的函数。

第五,在语义学的意义上,用整体论或依赖于语境的隐喻语言范式取代非隐喻的字面真理范式(literal-truth paradigm)。从17世纪开始,非隐喻的字面真理的范式就已经被科学家广泛地接受为是理想的语言。其动机是期望把理论模型的言语和论证,建立在优美而简洁的数学和几何的基础之上。当时的理性论者和经验论者把科学语言当成是理想的合乎理性的语言,或者说,把科学的经验和知识看成是人类经验和知识的典范。这种观点认为,所有的知识与真实世界之间的关系是根据表征知识的命题方式来讨论的,科学语言与概念的意义由它所表征的世界来确定,它们不仅在本质上具有固有的字义,而且语言本身的字面意义就是使用词语的标准。语言的意义不仅与语言的用法无关,而被认为是客观地对应于世界的各个方面。科学的话语总是关于自然界的现象、内在结构和原因的话语。

然而,在整体论的隐喻语言范式中,理论所讨论的是由科学共同体提出的关于世界的因果结构的信念,知识与真实世界之间的关系是根据可能世界与真实世界之间的相似关系来讨论的。在这里,两个世界之间的相似程度的提高是它们共有属性的函数。在隐喻的意义上,语言与概念的意义是极其模糊的和语境化的,隐喻的表达通常并不直接对应于世界中的实体或事件:即,按照字面的意义理解隐喻的陈述常常是错误的。例如,在理解量子测量现象时,实验已经证明,或者强调使用粒子语言,或者强调波动语言都是失败的。这也是玻尔的互补性原理在量子力学的时期岁月里容易被人们所接受的高明之处。从本文的观点来看,关于微观世界的粒子图象或波动图象只不过是传统思维惯性的一种最显著的表现而已。事实上,这两种图象都只是一种隐喻意义上的图象,而不代表微观世界的真实图象。隐喻与其它非字面的言词是依赖于语境的。正如后期维特根斯所言,语言与概念的意义依赖于活动,使用一个符号的充分必要条件必须包括对活动的描述。

在这种整体论的思维方式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把语境实在论的主要观点,总结为下列六个基本原理:

本体论原理:在物理测量的过程中,物理学家所观察到的现象是由不可能被直接观察到的过程因果性地引起的。这些不可能被直接观察到的过程是独立于人心而自在自为地存在着的。

方法论原理:对一个真实过程的理论模型的建构,是对不可能被观察到的真实世界的机理和结构的模拟。对于真实世界而言,它在现象学意义上的表现与它的内在结构或机理在定性的意义上具有一致性。即,理论模型具有经验的适当性。

认识论原理:理论描述的可能世界与真实世界只具有的相似性,它们之间的相似程度是它们具有的共同特性的函数。这些共性是在实验与测量语境中找到的。

语义学原理:在一定的语境中,理论模型与真实系统之间的相似关系决定理论的逼真性。在理想的情况下,真理是理论描述的可能世界逼近真实世界的一种极限。

价值论原理:科学理论的建构在最终意义上总要受到实验证据的制约,科学理论的发展总是向着越来越接近真实世界机理的方向发展的。

伦理学原理:包括人类在内的自然界具有不可分割的整体性,关于人类行为的评价标准应该建立在人与自然的整体性关系上。

4.科学进步的语境生成论模式

探讨科学进步的模式问题一直是科学哲学研究中的重大理论问题之一。不同的学派提出了不同的观点。逻辑实证主义者继承了自培根以来的哲学传统,认为科学的发展在于对经验证实的真命题的积累。理论所包括的真命题越多,它就越逼近真理。波普尔把理论逼近真理的这种性质称为“逼真性”,逼真性的程度称为“逼真度”。他认为,理论是真内容与假内容的统一,理论的逼真度等于理论中的真内容与假内容之差。而真内容由理论中那些得到经验确认的真命题所组成。真命题越多,理论的逼真度就越高。在所有这些观点中,逼真性的主要特性是用命题与事实的符合作为近似真理的基本单元。换言之,是用命题真理的术语来理解理论的逼真性。在这里“符合”没有程度上的差别;逼真性与真理之间的关系是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这种“符合”或“与事实相符”包含着四个方面的关系:其一,句子的主语与谓词之间处于相互联系的状态;其二,事态(the state of affairs)与主语之间的指称关系;其三,谓词表达与被选择的事态之间的指称关系;其四,说话者所选择的对象与事态之间的相适合关系。[1]

然而,这种以真命题的多少来衡量理论的逼真度的方法,似乎没有办法回答诸如下面的那些问题:如果一个理论最后被证明是与事实不相符,那么,这个理论怎么可能接近真理呢?比如说,在当前的情况下,量子场论还是一个不成熟的理论,它在未来一定会被加以修改,那么,我们能够说,量子场论不如牛顿力学与事实更相符吗?此外,“符合事实”这个概念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如果某个理论根本就是错误的,我们又怎能说,它与事实符合的更好或更糟呢?也许有些在表面上曾经显示出具有某种逼真性的理论,实际上,它却在根本意义上就是错的。例如,化学中的“燃素说”、物理学中的“地心说”,等等,这些理论都曾经在科学家的实际工作中,起到过积极的作用。但是,后来的发展证明,它们都是错误的假说。另一方面,这种方法还无法解释为什么在前后相继的理论中使用的同一个概念,却具有不同的内涵这样的问题。例如,经典物理学中的质量概念不同于相对论力学中的质量概念;量子力学的中微观粒子概念也比经典物理学中的粒子概念拥有更丰富的内涵。库恩在阐述他的科学进步的范式论模式时,为了避免上述问题的出现,走向了彻底的相对主义。

如果我们用强调理论描述的物理模型与世界之间的相似性比较,取论中包含的真命题的比较来理解理论的逼真性,那么,上述问题就很容易得到解决。在特定的语境中,并存着的相互竞争的理论,分别描绘出几个相互竞争的可能世界,这些可能世界与真实世界之间的相似程度决定理论的逼真性。逼真度越高的理论,将会越客观、越接近于真理。真理是理论的逼真度等于1时的一种极限情况。例如,牛顿力学比伽里略的力学更接近真理的真正理由是,因为牛顿物理学所描绘的世界模型比伽里略物理学所描绘的世界模型与真实世界更相似。而不应该把这个结论替换成是,在每一个方法中通过真命题的计数来使它们与精确地说明真实世界的真命题的总数进行比较后作出的选择。前后相继的理论中所使用的共同概念的意义也是依赖于可能世界的。不同层次的可能世界虽然赋予同一个概念以不同的内涵。但是,由于更深层的可能世界更接近真实世界的内在结构,所以,对为什么同一个概念会有不同内涵的问题就容易理解了。

我们把由理论描绘的可能世界逼近真实世界的过程,以及前后相继的理论之间的更替关系总结为:

前语境阶段——语境确立阶段——语境扩张阶段——语境转换阶段

——新的语境确立阶段……

在科学进步的这个模式中,前语境阶段是指,当科学进入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时,面对不可能被旧理论所解释的有限数量的实验证据和存在的重要问题,科学家首先是进行大胆的创新和积极地猜测,提出可能与证据相一致的相互竞争的理论或假说。这些理论或假说分别描绘出了相互竞争的各种可能世界的图象。这个时期,科学家在建构理论时,通过模型与现象的比较来约束他们的想象。或者说,他们的富有创造性的想象力是一种意向性的想象,而不是完全随意的想象。这种意向性的信息直接来自不可能被直接观察到的对象本身。科学家在相互竞争的理论中作出选择时,依赖于两个主要的归纳根据:其一,相信任何一个理论模型的建构都是为了尽可能准确地模拟真实世界的结构和机理;其二,依据模型所产生的信念能够作为成为设计新的实验方案的基础,这个实验方案的设计是为了探索世界,和检验模型与它所表征的世界之间的类似程度。在特定领域内和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根据一个理论的信念所设计的实验越新颖,在得到应用之后,越能够证明理论的成功性。同时,理论的调整总是向着与新的实验结果相一致的方向进行的。而新的实验结果是由自然界中某种未知的因果机理引起的。

然而,说明的成功(explanatory success)只是理论逼近真理的一个象征或一个结果,或者说,说明的成功只是理论逼近真理的一个必要条件。凡是逼真的理论都必定能够对实验现象作出成功的说明。但是,并不是每一个拥有成功说明的理论都是逼真的理论。在理论的说明中,理论的逼真性与不断增加的成功之间的联系应该是一个认识论问题,而不是一个语义学问题。一个完整的科学理论从产生到成熟通常要经过三个阶段:其一,对现象的描述阶段,这个阶段得到了在经验上恰当的模型。例如,在量子力学之前,玻尔等人提出的各种原子模型;第二个阶段是建立一个理论的说明模型。例如,现有的量子力学的数学形式体系。第三个阶段是为成功的说明模型寻找一种可理解的机理,或者说,对说明模型提供语义学的基础。相对于一个成熟的科学理论而言,现象——模型——机理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具有内在的不可分割的整体性。这也就是为什么原子物理学家在理解量子力学的内在机理的问题上没有达成共识时,产生了量子力学的解释问题的原因所在。

在这里,我们所说的模型是指物理模型而不是仅仅指数学模型。物理模型除了包括数学模型之外,还包括理解世界的构成机理的模型。物理模型是为数学模型提供一个语义学基础。例如,分子运动论模型是解释压强公式的语义学基础;场的观点是理解引力理论的语义学基础。所以,物理学中的模型是指真实物理系统的替代物,它既具有解释的作用,也能够把抽象的数学系统翻译为一个可理解的论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物理学模型是指一个模型簇。由这些模型簇所描绘的可能世界的结构与真实世界的结构之间的相似关系,在选择理论时是很重要的。一方面,它能够使理论在科学实践中被不断地修改和扩展以适应新的现象,而不是静止的和孤立的;另一方面,它使相互竞争的理论之间的选择在科学实践的规则与活动之内自然地得到了求解。这时,被淘汰掉的理论并非必须要被证伪(尽管证伪也是因素之一),而是如同生物进化那样是自然选择的结果。

在这里,把逼真度作为选择理论的标准,与要么强调经验证实,要么强调经验证伪的标准不同,它永远是动态的和依赖于研究语境的概念。它既有助于把淘汰掉的理论中的某些合理化因素进行再语境化,也能够确保科学描述和与此相关的实验技巧与独立于人心的世界之间建立起一种物理联结,从而坚持了存在着一个不可能被观察到的独立于人心的世界的本体论的实在论观点。大体上,衡量可能世界与真实世界之间的结构或机理的相似程度可以通过它们之间的共有属性(或共同特征)来进行。如果用S(A ,B)表示两个世界之间的基本特征的相似关系,用 A∩B表示共有属性,A – B和 B - A表示它们之间的差异,那么,在定性的意义上,这些量之间的关系可以定性地表示为:[1]

S(A ,B)= C1F(A∩B)- C2F(A - B)- C3F(B - A)

这个公式说明,两个世界之间的相似关系是它们的共性与差异的函数。当C1远远大于C2和C3时,两个系统之间的共性将比差异处于更重要的支配地位。其中,三个系数C1、C2和C3 的值是通过实验来确定的。这样,我们就有可能在经验的意义上来研究相似关系。在经验的意义上,如果相互竞争的理论中的某个理论的描述和说明模型能够完全依据当前的实验结果和本体论概念被加以校准,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这个理论是似真的(plausible)。理论越拟真,它就越逼真。

在一个特定的语境中,当一个理论的说明与理解模型能够完全经得起经验的考验时,科学共同体将认为理论描绘的可能世界与真实世界之间达到了某种一致性。这时,科学的发展进入了语境确立的阶段。这个阶段相当于库恩的常规科学时期或范式形成时期。这时,科学家不仅拥有共同的信念和共同的语言,而且拥有对真实世界的共同图象。他们相信,理论描绘的可能世界代表了真实世界的内在机理;理论描绘的图象就是不可观察的真实世界的图象。为了进一步探索真实世界的精细结构,科学家常常会根据现有理论提供的信念和约定,设计新的实验规划,预言新的实验现象,特别是运用成熟理论中的理论实体进行实验操作,从而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语境阶段。但是,这个相对稳定的语境边界是非常不确定的。

当科学家把成熟理论所揭示的世界机理作为一个范式和信念的基础,延伸推广到解释其它相关领域的现象时,科学的发展进入到语境的扩张阶段。其中,既包括理论研究的信念与方法的扩张,也包括以它的基本原理为基础的技术与实验的扩张。例如,在牛顿理论确立之后,不论是物理学还是化学家,他们都用牛顿力学的基本思想解释他们所面临的其它领域内的新的实验现象,并且成功地制造出了许多测量仪器;同样,现代技术的崛起和分子生物学、量子化学等学科的产生都是量子力学的基本原理成功应用的结果。所以,语境扩张的过程实际上是已有语境膨胀的过程。当科学共同体在语境扩张的过程中,遇到了与理论信念相矛盾的而且是他们料想不到的实验事实时,他们才有可能开始对理论的信念产生怀疑,这时,理论的应用边界,或者说,语境扩张的边界逐渐地变得明确起来,科学的发展开始进入语境转换阶段。在这个阶段,旧语境的扩张受到了限制,新的语境处于形成与培育当中。新的理论竞争也就随之开始了。随着新理论竞争的开始,科学共同体的信念也在不断地发生着改变,直到一个全新的语境形成为止。

当新的语境确立之后,不仅科学家确立了新的信念,而且他们对问题的求解值域也随之发生了改变。这时,原来前语境中的一些不合理的偏见,在新语境中得到了纠正。在前语境中是真理的理论,在后语境中失去了它的真理性。后语境的形成是伴随着新理论的确立而完成的。由于新语境比旧语境揭示出了更深层次的世界结构或机理。所以,它在理论信念、方法和技术层次的扩张与渗透力将会比旧语境更强、更彻底。这也就是,为什么量子力学的产生所带来的理论、方法与技术革命会比牛顿力学更深刻、更广泛的原因所在。但是,前后语境之间的界线是连续的。这时,就像新理论是对旧理论的一种超越一样,新语境也是对旧语境的一种超越。由于语境的变迁和运动是不断地向着揭示世界的真实机理的方向发展的。因此,在语境中生成的理论也使得科学的发展与进步向着不断地逼近真理的方向进行。本文把科学发展的这种模式称为“语境生成论模式”。

这里包括两个层次的生成,其一,理论的形成与完善是在特定的语境中进行的;其二,科学进步也是在语境的变更中完成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强调语境化并不意味着使科学进步成为无规则的游戏。把理论系统放置于特定的语境当中,强调了系统的开放性和连续性。在这个意义上,语境论的事实也是一种客观事实。运用语境论的隐喻思考与模型化方法,不仅能够使科学进步过程中的微观的逻辑结构与宏观的历史背景有机地结合起来,而且能够使基本的内在逻辑的东西在历史的发展中内化到新的语境当中,从而使得语境在自然更替的同时,一方面,完成了理论知识的积累与继承的任务;另一方面,揭示出更深层次的世界机理。所以,语境生成论的科学进步模式既不会像库恩的范式论那样,走向相对主义,也不会像普特南那样,走向多元真理论。科学进步的语境生成论模式,既能够包容相对主义的某些合理成份,又能够坚持实在论的立场。

5.结语

从量子力学的认识论教益中抽象出的语境实在论的观点,是一种具有更广泛的解释力,并且有可能把许多观点有机地融合在一起的实在论观点。它不仅能够赋予量子力学以实在论的解释,而且为解决科学实在论面临的许多责难,理清上世纪末围绕“索卡尔事件”所发生的一场震惊西方学坛的科学大战,[1] 提供了一条可能的思路。法因曾经在《掷骰子游戏:爱因斯坦与量子论》一书中断言“实在论已经死了”。[2] 然而,我们通过对量子力学与实在论的分析,在放弃了传统的真理符合论之后,运用隐喻思考与模型化方法所得出的结论则是,“实在论还活着,而且活的很好”。

[1] D.Bohm and B.J.Hiley, The Unpided Universe: An ont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quantum theory,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London (1993).

[1] Jeffrey Alan Barrett, The Quantum Mechanics of Minds and World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1] Jerrold L. Aronson, Rom Harré & Eileen Cornell Way, Realism Rescued: How Scientific progress of possible, Gerald Duckworth & Co.Ltd (1994): 136-137.

[1] Jerrold L. Aronson, Rom Harré & Eileen Cornell Way, Realism Rescued: How Scientific progress of possible, Gerald Duckworth & Co.Ltd (1994): 133.

量子力学的认识和理解范文3

关键词:维势垒波函数;教学研究;化学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3)26-152-01

具有一定能量E的粒子,沿着X轴运动,碰到高度为V0的势垒,按照经典力学的观点,如果E小于V,则粒子不能进入势垒,将会被完全弹回去。但从量子力学的观点来看,考虑粒子的波动性,有一部分波会穿过势垒,像这种粒子穿过比它动能更高的势垒,称为遂穿效应 [1]。在教学过程中,如果生硬的讲解该部分内容,大部分学生会不知所云,难以理解,有没有可能寻求一种容易方便学生理解的方式来讲解呢?为此我们摸索采用数值化形象教学,下面我们以一维势垒为例,利用计算机数值模拟方法,实时观察波函数是如何穿过势垒的,该方法有利于学生深入理解遂穿效应的基本原理,对教授和理解量子力学大有裨益。

在图一中给出了势垒穿透的波动示意图。向左传播一列波函数 沿着一维直线传播,碰到势垒后,一部分会有一定几率透过势垒,透射部分波函数为 。一部分会被势垒弹回去;反射部分波函数为 。为了求解波函数的贯穿,我们需要求解非含时薛定谔方程[1]

我们在本文中,为了实时贯穿波函数的贯穿过程,我们利用含时方法求解薛定谔方程[2,3]

含时波函数为:

公式中H是体系的哈密顿算符:

我们给定初始波函数,就可以利用演化算符求得任意一时刻的体系的波函数,从而观察波函数是如何贯穿势垒整个过程的。

图一:遂穿效应示意图

在数值模拟中,我们选用Eckart 势垒,具体形式为:

中心位置处在R=15bohr处。高度为0.5eV。传播初始时刻,我们构建了一个高斯波包[4,5]

波函数在不同时刻的分布情况如图二所示。初始波函数分布如图二中T=0 a.u. 所示。中心位置在22 bohr位置处, 中心能量为0.4 eV,宽度为0.7 bohr,向X轴左方向运动。传播时间1900 a.u. 时候,波函数传播到势垒位置,到时间2300 a.u. 时,波函数分布如图所示。波函数部分被弹回,可以看见图中17bohr处,波函数被弹回形成的小山峰。小山峰分布是入射波函数与被弹回来的波函数叠加而形成的震荡山峰。从图中可以很明显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在3100 a.u.后,波函数有两个明显的山峰分布,一个在势垒的左边,为透射波函数部分,一个在势垒的右边,是被弹出波函数部分。

图二:波函数在不同时刻的分布情况

本文以一维粒子的直线运动为例,构建初始波包,利用演化算符研究时间相关的波包与Eckart 势垒相互作用。研究了不同时刻的体系波函数的分布状态,形象的观察和研究了量子力学的遂穿效应。为量子力学的形象化教学提供了一些思路。

参考文献:

量子力学的认识和理解范文4

本世纪以来,物理学哲学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这与现代物理学所具有的一些新特点有很大关系:一是本世纪理论物理学研究在许多方面超前于实验物理学的研究,人们无法对理论物理学的一些结构及时通过观察和实验进行检验,这就使得人们从认识论和方法论角度对物理学思想的合理性和物理学理论自身逻辑结构的自洽性的验前评价变得十分重要;二是当今各种物理学理论(如相对论和量子论)在逐步统一过程中所显现出的整体有机联系的自然图景和对在极端条件下(如宇宙爆炸初期)的物质特性的探索都促使物理学与哲学进一步融合起来,使物理学家感到了从哲学的高度去更深刻地把握物理学前沿提出的种种物理学理论和概念问题的必要性;三是当代物理学所研究的微观和宇观客体的物理性质与规律,由于不能被我们的感官所直接感知,这就必须从认识论的角度说明现代物理学理论描述的微观或宇观世界图景的合理性与真实性,从而在微观或宇观世界与我们日常生活的宏观世界之间建立起一道相互理解的桥梁。

正是现代物理学的这些特点,决定了当代物理学哲学的不同研究途径,即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物理学进行哲学反思,达到丰富和发展哲学认识论与方法论以及加强对物理学理论和概念自身理解的目的。

物理学哲学的研究途径之一是从通过对物理学概念,尤其是新物理学概念,物理意义的阐释入手,提高到哲学高度进行分析,进而促进了哲学的发展。这一方面是由于如量子力学创始人之一的海森堡所说:“一部物理学发展的历史,不只是一本单纯的实验发现的流水帐,它同时还伴随着概念的发展,或者概念的引进。……因为正是概念的不确定性迫使物理学家着手研究哲学问题”。(〔(7)〕,第185页),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物理学是研究最基本的物质运动规律的科学,所以许多最基本的物理学概念,如物质、运动、时间、空间、宇宙等也同时是哲学的基本概念,这些基本概念的变化不仅导致物理学理论的变更,也标志着哲学的重大发展。因此,对这些基本概念的理解,往往是各个哲学流派之间争论的焦点。而对这些概念的哲学争论,又总是围绕着物理学的最新进展而展开,所以从物理学概念入手进行物理学哲学的研究是中外许多哲学家和物理学家最为关注的研究途径。

科学研究从问题开始,而现代物理学的建立则是从概念问题的突破开始的。普朗克1900年为了解决黑体辐射问题提出了作用量子的概念,但他受经典物理学思维框架的约束,当时并没有深刻的理解这个概念实质性的物理意义,只把它当成了一般的工作假说加以运用。只是当爱因斯坦(1905年)运用这个概念建立起光量子假说后,它的实质性的、突破传统经典思维模式的巨大意义才得以凸现出来,并引起物理学界乃至于后来哲学界的广泛关注。玻尔、海森堡等人沿此思路建立了原子结构模型,并最终建立了量子力学理论,对量子概念物理意义的探讨又导致与传统决定论思维模式相悖的非决定论思维模式的产生,这不仅使物理学的理论基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而且使传统的认识论观念也有了重大的转变。

当人们对迈克尔逊—莫雷实验的否定结果迷惑不解时,彭加勒、洛仑兹等人为了维护牛顿的绝对时空不得不提出“虚拟时间”的概念来解释这一奇怪的结果。爱因斯坦则从麦克斯韦电磁学理论与经典力学伽利略变换之间的矛盾中看出了问题的实质所在。他看出了牛顿所谓的绝对时间并非是有物理意义的真实时间,而彭加勒、洛仑兹等人认为是“虚拟时间”的概念却是在实际观测中可以测量到的真实时间,这不仅使迈克尔逊—莫雷实验的难题迎刃而解,而且一举建立了狭义相对论。从这里又引发了一轮重新认识时间和空间这一对古老哲学概念的热潮。

随着广义相对论的提出和现代宇宙学的建立,使人们对时间和空间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哲学家们纷纷依据物理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对时间空间概念进行新的阐释,乃至于给一些古老的哲学命题,如康德的“二律背反”以新的说明。(参见〔(1)〕原苏联和我国的一些哲学工作者通过对相对论时间和空间概念与物质运动、物质分布状态关系的分析,进一步论证了恩格斯当年对时间和空间这对哲学范畴的正确定义。随着现代宇宙学的兴起和发展,人们对“宇宙”概念也有了新的认识,于是,有关宇宙有限还是无限、哲学的“宇宙”概念与现代宇宙学所说的“宇宙”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等问题的讨论,又成了哲学界和科学界共同关心的热点。可是,当人们正沉浸在广义相对论解决宇宙演化问题所取得的成就时,却不得不沮丧地发现,所有已知的物理学定律在广义相对论时空曲面的奇点处都失效了。从理论上来说,所谓宇宙大爆炸最初的原始火球在数学上的表示就应该是一个奇点,也就是说,如果宇宙起源于奇点,我们难以用现有的任何物理学定律说明宇宙爆炸的原因。于是有的科学家戏称说,既然宇宙是上帝创造的,那么只好把这个问题留给上帝,胆敢问这个问题的人,上帝将使他下地狱。

英国著名物理学家霍金是最早开始研究奇点问题的物理学家之一,近年来也是他提出了试图用量子引力理论来绕开奇点问题的方法。他为了避免当年费因曼处理微观粒子时假设的各态历经的技术困难,并类比他用交换虚粒子来说明粒子间相互作用的方法,提出了“虚时间”的概念。虽然如他自己所说:“虚时间”是一个意义明确的数学概念,“就普遍的量子力学而言,我们可以把我们对虚时和欧几里得时空的运用,仅仅视作一个计算实时空答案的数学方法(或手段)。”(〔(8)〕,第162页)但由于量子引力理论假定宇宙没有任何边界,“宇宙将完全是独立的,不受外界任何事物的影响。它既不会被创造,也不会被消灭,它将只是存在”。(〔(8)〕,第164页)而“虚时间”的应用,则使人们绕开了宇宙起源于奇点和终止于奇点这种用奇点构成时空边界的困难,让物理学定律在任何时空区间都有效。正是有这个意义上霍金认为:“所谓的虚时实际上是实的,而我们所说的实时只是我们想象中虚构的事物”,“也许我们所说的虚时实际上是更基本的东西,而我们称作实时的只是为了帮助我们描述我们想象中的宇宙模样而创造的一种想法。”(〔(8)〕,第168页)

霍金对科学理论的看法持有工具论的立场,但对于“虚时间”的概念是否如他所说是更基本的东西,不在于理论上是否更为合用,而在于它是否能够作出可观察的预言并在实践中得到确证。在此以前,我们至少应当接受本世纪初的教训,不要把我们现有的物理学理论所描述的时空概念又看成是绝对不可改变的,更不应该在没有充分理解一些物理学家所提出的新物理概念的明确物理意义之前,甚至在没有仔细阅读霍金原著的上下文意思之前,就把他们与哲学中的后现代主义思潮拉扯在一起。在这里,重温一下爱因斯坦的一段话,可能对我们会有所启发:“为了科学,就必须反复地批判这些基本概念,以免我们会不自觉地受到它们的支配。在传统的基本概念的贯彻使用碰到难以解决的矛盾而引起了观念发展的那些情况,这就变得特别明显。”(〔(15)〕,第586页)

近期物理学哲学的发展中可能更加值得注意的动向是,随着本世纪许多新兴学科的兴起,使许多新的科学概念越来越渗入到哲学研究之中,如系统、信息、控制、混沌、有序、无序等等概念,早已不再是某些专门学科的专业术语。由于这些概念的普适性,它们已成为各门学科中广泛使用,乃至于在日常生活中经常提到的概念。它们不可避免地会逐步上升为哲学范畴。对这些新概念的产生和普及,物理学有很大的贡献,正是由于本世纪对远离平衡态热力学的研究,才加深了人们对时间方向性,对物质系统的演化,对有序、无序、混沌等等物质状态的认识,从而也极大丰富了哲学的内容。下面我们还将谈到,正是由于这些研究引起了人们思维观念的巨大变化。从而也使得传统的哲学在许多方面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

对概念的更高层次的元理论研究已不局限于物理学哲学的范围,而是在更为广泛的科学哲学层次里展开的,不过,由于物理学相对于其他学科而言更为成熟,更为精确,物理学史的研究也比其他学科史更为细致,所以许多科学哲学家仍利用对某些物理学概念的分析作为阐述自己观点和与他人论争的依据。例如,库恩和费耶阿本德通过对“质量”这个概念在经典力学与相对论中的不同涵义,以及“电子”这个术语在不同时期指称对象意义变化的分析,得出了前后相继的科学理论或不同范式之间不可通约的观点(参见〔(14)〕、〔(22)〕),从而引起了科学哲学界的极大争议。而普特南等人则同样根据对“电子”一词涵义变化的分析,说明了他的有关自然种类名词因果—历史指称理论,并驳斥了库恩和费耶阿本德的不可通约性的观点。

目前,随着物理学和哲学的进展,沿着这个途径的物理学哲学研究正在蓬勃发展。一方面,新的物理学概念不断涌现,人们常常需要从物理学之外对这些概念进行阐释才能理解它们更深刻更普遍的意义,而这些概念的广泛应用也不断充实了哲学的内容;另一方面,哲学自身的发展也需要不断从自然科学,包括物理学概念的变革中吸取养料,提出新的问题、新的观点,拓展新的思路。

物理学哲学研究的另一个途径是通过物理学前沿哲学问题的讨论,使一些传统的哲学观点产生根本变革。这条途径在很大程度上离不开对新物理概念的分析。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与前面所讨论的途径并无根本的区别,只是这条途径更着重于对物理学前沿所涉及到的一些基本哲学问题,如认识过程中主客体之间的关系,因果性的决定论与非决定论以及与其相关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可知论与不可知论,实在论和工具论等等,进行进入地探讨。

本世纪在物理学界和科学哲学界影响最大的一场争论就是爱因斯坦和以玻尔为首的哥本哈根学派关于量子力学理论基础的争论,这场争论的和至今余波未息的争论焦点集中在对爱因斯坦等人提出的EPR悖论的理解上。这场发生在量子力学创始人之间的争论虽然是从对诸如量子力学中波函数的物理意义、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或译测不准关系)和玻尔互补原理的理解开始,进而讨论到量子力学是否完备的问题,但这场似乎只是纯物理学,甚至是理论物理学的科学争论,一开始就带上了浓厚的哲学色彩。

这主要是因为微观客体所表现出来的诸如波粒二象性等特征,用描绘宏观现象的日常语言实在难以准确表达其确切含义,再加上对微观客体的实验安排也呈现出与经典物理学实验许多不同的特征。如何正确理解量子力学的数学符号所蕴涵的物理意义?量子力学描述的微观客体的行为特征究竟是不受主体干扰的客观规律所致,还是宏观仪器对微观客体不可避免的干扰下主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微观客体所表现出的随机性究竟是微观客体的本质特征,还是认识主体认识局限性的结果?进而,到对微观客体行为的理论描述究竟应当坚持决定论的思维模式,还是非决定论的思维模式,用爱因斯坦的话来说,就是我们是否相信上帝会掷骰子?物理理论的每个元素是否都必须在实在中有它的对应物,亦或物理理论只是一种对实在的本体论承诺,甚至只是我们为了解释现象或解决问题的方便而使用的一种工具或符号系统?这些问题早已不是物理学本身所能解决的,但又是物理学家们不得不解决的,人类不倦的求知欲促使他们转而寻求哲学的帮助。这就使得本世纪初许多量子力学的创始人都是哲学家,普朗克、爱因斯坦、玻尔、玻恩、海森堡、薛定锷等人在哲学界的影响并不比他们在科学界的影响小。他们的哲学观点往往是本世纪科学哲学讨论问题的出发点,由此而引发的实在论与非实在论之争仍是科学哲学界的热点问题之一。他们的哲学专著又成了许多一流科学家案头必备的读物,以便随时从中得到智慧的启迪。实际上,爱因斯坦与玻尔这场上升到哲学的争论,经过贝尔等人的努力,重又变成了用物理学实验可以进行经验检验的问题,检验的结果虽不足以最终决定谁是谁非(尽管哥本哈根学派明显占了上风),但却明确说明了物理学与哲学的密切关系,物理学哲学绝不是纯思辨的玄学。

当然,一流科学家也是哲学家的现象绝不仅限于量子力学领域。彭加勒、布里奇曼等人不仅在物理学界享有盛誉,甚至还是一些哲学流派(约定主义,操作主义)的创始人。维纳、普里高津等人虽然算不上正统的哲学家,但他们的哲学素养却为世人所公认,他们的科学成就对哲学思维方式的影响应当说有划时代的意义。从康德提出星云假说开始在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形而上学世界观上打开了第一个缺口,但完成这个星云假说的拉普拉斯却把从牛顿开始的机械决定论思维推向了极端,并且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果说量子力学哥本哈根学派的非决定论思想是对这种机械决定论思想发起的一场重要挑战的话,那么由于量子力学只涉及到微观领域,还不足以在思想界和科学界抵消拉普拉斯的影响。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家们总结的辩证法思想虽然曾对19世纪科学的发展产生过影响,但由于其思辨色彩太浓也受到了许多科学家的抵制。但贝塔朗菲、维纳等人创立了系统科学,尤其是普里高津等人从热力学等实证的经验科学本身得出系统演化的思想以后,普遍联系和发展的观点对于科学家们来说,不再是外在的哲学教条,而是在科学中必须严格遵守的思维准则。更重要的是,自组织理论、非线性科学所揭示偶然性与必然性之间的新联接清楚地表明,非决定论的思维方式绝不仅限于微观领域,严格因果决定论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也不是普遍适用。我们不能再用严格因果决定的观点来作为可知与不可知的界限,我们知道我们认识的某些界限(例如长期准确天气预报的不可能)也是可知,甚至是认识深化的表现。对看似无序的混沌现象的研究,却使我们能够说明许多过去简直无法理解的复杂现象,例如天气变化,中枢神经系统运动等等。物理学哲学在这方面的研究方兴未艾,尽管已有了一些成果,但还只能算是刚刚起步。物理学哲学的发展,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在物理学前沿领域工作的第一流科学家们的注意,对他们的研究工作产生了一定的启迪作用。

利用当代物理学及其相关学科的最新成果构建新的自然图景,并对此进行哲学反思是物理学哲学的又一研究途径。其实,这个研究传统由来已久,哲学既是一种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对世界作一个总体的描绘和系统全面的认识就是它的首要任务。古代自然哲学凭借哲学家自己的直观和猜测来构建整体的世界自然图景,结果是五花八门,莫衷一是。自从近代科学诞生以后,哲学家们(即使是宗教哲学家)或多或少都要依居他们所知的自然科学成果来构建自己的自然图景,但他们对这幅图景的理解或解释却可以由于他们的信仰而有很大的差异,甚至根本对立,尤其是当他们面对最新的科学成果,而这些科学成果表现出了一些与传统哲学不同的思维方式时,更会使哲学家们对这些科学成果的理解上产生更大的差异,由此而引起的争论往往成为哲学界的热点。

现代物理学的发展使古老的涉及到自然图景的争论,如物质是否无限可分和宇宙是否无限等问题又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

上世纪末物理学中关于X射线、电子和放射性现象的三大发现打破了原子不可再分的古老神话,揭开了人类对物质结构探索的新篇章。随着原子结构和基本粒子的大量发现,物质无限可分的观点似乎得到了科学实验的有力证明。但正当人们信心百倍地探索到更深层次的亚基本粒子结构——夸克层次的时候,却碰到了在实验中无法测到自由夸克的所谓“夸克禁闭”现象。那么,这个目前得到量子色动力学理论说明的现象是否意味着物质有不可再分极限的古老原子论观点又有抬头的可能呢?对这个问题的争论正在继续进行。

相对论的建立不仅赋予时间和空间概念以新的含义,而且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对自然图景的看法,尤其是广义相对论对宇宙时空几何结构的描述,使从牛顿时代建立起来的宇宙图景发生了重大的变革。现代宇宙学的诞生向人们描绘了一幅宇宙演化的生动图景,一方面更充分地说明了宇宙中事物普遍联系和无限发展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另一方面也使人们对宇宙时空结构是否无限的问题产生了新的疑惑。显然,过去停留在从纯哲学思辨或纯逻辑学论证(如康德的“二律背反”)上来讨论宇宙有限无限这一古老问题是远远不够了。离开了对现代宇宙学,天体物理学,乃至于非欧几何学的深刻理解来奢谈这一问题,已显得是隔靴搔痒,不得要领了。

实际上,今天我们讨论自然图景的问题还不能仅仅停留在物理学层次上,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形成了关于自然进化的自组织理论和全球生态学的理论,这些综合性的学科已经大大丰富和更新了我们的自然图景。这迫使我们不仅要立足于当代物理学发展的最新成果,而且还要联系到其他学科发展的最新成果,树立把自然界看成是不断演化的有机体的认识原则,去构筑最新的完整的自然图景。这显然对哲学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然,即使如此,物理学仍然是各门经验自然科学的基础。任何对自然图景的描述,都不可能脱离这个基础。这一发展趋势只是为物理学哲学的这一研究途径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物理学方法论的研究也是物理学哲学的一个重要内容。物理学理论的发展总是与物理学方法的更新与发展紧密相连,相辅相成的。例如,近代物理学的诞生,就得益于伽利略,牛顿等人在研究方法上的大胆创造与革新,他们把观察、实验等经验方法与数学、逻辑等理论方法有机结合起来,还创造了诸如将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巧妙结合的理想实验方法(伽利略),甚至发明新的数学工具——微积分(牛顿)。这些方法上的成就不仅大大推进了物理学的进展,而且具有重大的方法论意义,为以后物理学的发展起了巨大的示范作用。现代物理学的发展更清楚地表明,物理学每前进一步,都伴随着方法上的重大革新与改进;而物理学作为一门基础科学,它的每一步发展,又为人们创造新的方法、设计新的实验仪器和设备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从而不仅为本学科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领域,创造了新的条件,而且还大大影响和促进了其他学科的发展。本世纪物理学借助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相继建立取得了重大的进展,而如何将二者更紧密结合起来创造一种统一的物理学似乎是下个世纪物理学发展的一个方向。如何为实现这个目标取得方法上的突破便成了当前物理学方法论研究中的一个热门问题。

美国哲学家蒯因曾经把知识体系比喻成为一个整体场。他说:“整个科学是一个力场,它的边界条件就是经验,在场的周围同经验的冲突引起内部的再调整。”(〔(18)〕,第694页)也就是说科学的理论陈述和与之相应的数学、逻辑和形而上学陈述一起组成了这个整体的知识场,“根据任何单一的相反经验要给哪些陈述的再评价的问题上有很大的选择自由,并无任何特殊的经验是和场内部的任何特殊陈述相联系的”。(同上)为了适应经验的变化,例如说要解释一个新的观察现象,不仅可以改变理论陈述,也可以调整其他的陈述,如改变一种数学方法,调整我们的本体论信念,乃至于修改有关的逻辑规则,“有人曾经提出甚至逻辑的排中律的修正作为简化量子力学的方法”(同上)。蒯因的上述想法并非是纯哲学的思辨。现代物理学的发展已更清楚地表现出了理论与方法之间这种联动的特征。

首先,现代物理学对物质结构和宇宙起源的探索,涉及诸如“夸克禁闭”和真空特性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一方面依赖于理论的进一步突破,另一方面也依赖于实验手段的改进。

其次,本世纪初,相对论与量子力学的思想一经形成,就可以在19世纪下半叶新兴的数学分支中找到相应的数学工具,如非欧几何学、张量分析、线性代数等等。在有关基本粒子的规范场论中,群论也得到了很好的应用,但随着现代物理学的进一步发展,数学手段已显得不够得力。例如,目前关于大统一理论的研究难以取得有效的突破,症结究竟是在相对论与量子力学自身难以统一,需要建立一种能取代二者的新理论,还是缺乏必要的数学处理方法就是尚待解决的问题。

第三,在量子力学的赖辛巴哈解释中,赖辛巴哈试图建立一种消除形式逻辑排中律的三值逻辑来消除用经典语言描述微观客体行为时与量子力学结论相悖的因果异常。这种新的逻辑形式揭示了用传统形式逻辑描述不确定现象时的困难。(参见〔(5)〕)沿着赖辛巴哈的思路,有人进一步发展出应用抽象代数学中“格演算”的工具,用基本联词“遇”与“接”来取代“与”和“或”用以更好地刻划量子领域中的“亦此亦彼”现象,并使这种最子逻辑可以用一种广义的命题演算工具表述。(参见〔(23)〕)虽然这一设想还没有得到广泛应用,但毕竟给我们一个启示。量子物理的理论具有高度的辩证性质,“非此即彼”的形式逻辑思维已不足以解释量子物理实验中众多的“亦此亦彼”的现象,而一种新的逻辑思维方式可能是现代物理学取得进一步突破的关键。这正如日本物理学家武谷三男所说:“量子力学的情况,如果从我们通常的观念看来,是充满着矛盾和难以克服的困难,但量子力学却是以独特的数学结构卓越而合理地把握了它,要理解这种逻辑结构,唯有依靠辩证逻辑。”(〔(3)〕,第100—101页)形式逻辑产生了古希腊时期,是人类对宏观事件进行思维时对规律的总结。但当我们深入到前人未曾接触过的微观和宇观领域时,由于物质决定意识,我们的思维方式是否也应该发生某种变化呢?现在的问题是,针对现代物理学中出现的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如EPR悖论,我们除了继续在物理学理论上寻求突破之外,是否也可以换一种逻辑思维方式,甚至如本世纪一些杰出物理学家,如玻尔、普里高津等人所说的那样,现代物理学可以从古老的东方文化中吸取有益的营养,来帮助寻求现代物理学的突破口呢?

以上我们虽然分别评述了物理学哲学研究的不同途径,但这并不意味着物理学哲学研究途径之间的差别就是泾渭分明的,恰恰相反,正如我们在上面叙述中已经表露出来的那样,这些研究途径之间是紧密相连、相辅相成的,其区别只在于我们研究的问题倾重点不同罢了。任何最新自然图景的构建都要建立在自然科学前沿的研究成果之上,对自然科学前沿问题的正确理解就是构建新自然图景的关键所在。但任何新理论成就的取得又都离不开概念的更新和对这些概念的澄清。上述研究当然也离不开对物理学方法的反思和创造。总之,当代物理学哲学是对物理学的历史与现状进行全面反思的一门哲学分支学科,它的研究既会对物理学的进一步发展有一定的启发作用,也由于涉及到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各个方面,又会对丰富和发展当代哲学做出应有的贡献。

近年来,我国一些物理学家和自然辩证法工作者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从以上各条途径上全面展开了研究,尤其是对物理学前沿科学成果所产生的哲学问题的辩论,例如,涉及到大爆炸宇宙学的有关宇宙有限无限问题,涉及到“夸克禁闭”现象的物质是否无限可分问题,对有关EPR悖论的阿斯佩克特实验结果的理解问题等等,都引起了哲学界和部分物理学家的广泛关注。我们还注意到,国内一些哲学教科书已经根据上述问题的讨论充实和更新了有关的教学内容,这是值得欣慰的。但我们也应当看到,我国目前物理学哲学研究的水平与国外同行相比还有一定差距。其主要表现就是对当代物理学基本思想的理解还不深,还难以提出独到的令物理学界和哲学界都信服的观点,而当年赖辛巴哈、波普尔、邦格等哲学家参与有关量子力学基础问题的争论时,都曾提出过令当时还健在的量子力学创始人和众多诺贝尔物理学奖金得主都不得不重视的观点。(参见〔(3)〕、〔(4)〕、〔(5)〕)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第一流的物理学家关心物理学哲学的人数还太少,而受过专门物理学训练的哲学工作者(包括自然辩证法工作者)也不多,二者之间交流的机会就更少。我们热情地期待,会有更多的哲学和物理学工作者参加到物理学哲学研究的行列中来。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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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J. Earman: Th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Cosmology, Princeton Univesity Press, 1993.

(3)K.Popper: Quantum Theory and the Schism in Physics,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rb. 1982.

(4)Mario Bnngc: Treatise on Basic Philosophy Vo1.7.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D. Reidel Pub. Co. 1993.

(5)H.赖辛巴哈:《量子力学的哲学基础》,商务印书馆,1966年。

(6)N.玻尔:《原子物理学和人类知识》,商务印书馆,1978年。

(7)W.海森堡:《严密自然科学基础近年来的变化》,商务印书馆,1973年。

(8)S.霍金:《时间史之谜》,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

(9)S.霍金:《时间简史续编》,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

(10)S.霍金:《霍金讲演录》,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

(11)戴维斯、布朗合编:《原子中的幽灵》,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

(12)彭罗斯:《皇帝新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

(13)武谷三男:《武谷三男物理学方法论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75年。

(14)T.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年。

(15)《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

(16)普特南:《理性、真理与历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

(17)伊·普里戈金、伊·斯唐热:《从混沌到有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

(18)洪谦主编:《逻辑经验主义》,商务印书馆,1984年。

(19)吴国盛主编:《自然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20)殷正坤等主编:《智慧的撞击》,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

(21)殷正坤、邱仁宗:《科学哲学引论》,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年。

量子力学的认识和理解范文5

关键词:物理师范生 ;近代物理实验思想; 教学理念; 渗透

引言

我国《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物理课程标准(实验)》要求在课程内容上体现时代性、基础性和选择性:高中物理课程应加强与学生生活、当代社会及科技发展的联系,反映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成果和新的科学思想。2002年北京师范大学的梁志国和郭玉英教授通过对我国几种代表性的综合报刊文献中的近现代物理学知识进行了统计研究,分析了近现代物理学知识对于提高公民素质的教育价值,呼吁在中学物理课程中加入相关的内容。①因而在高中物理课程中都增加了很多近代物理学的知识,介绍一些物理学研究的前沿领域。国外的一些比较流行的高中物理教材都把近代物理的基本思想写了进去,知识呈现的方式以及内容的选取上也很有特点。②比如关于狭义相对论的时空观、量子物理、量子力学、核能概念的推理模式、在挪威高中引入量子力学等内容的研究文章都是时常可见的。③

随着近代物理知识的引入,教师自身知识素养与过去相比需有所提高,但是,现实中的问题也随之而来。首先,浙江师范大学潘建标在中学物理教材中的物理学前沿内容的研究中反映出物理前沿教学中物理教师知识结构陈旧、教学策略单一的问题。④其次,北京师范大学的王春凤和郭玉英教授在中学物理教师关于量子力学概念的理解的研究中表明他们对于量子力学存在很多普遍性的错误理解,并且表明大多数教师还是用经典的思维方式来考虑量子力学的问题。⑤然后,西南大学的涂星火对高中物理新课程量子论和相对论内容教学实施情况进行了系统的调查研究,提到教师水平受限难于驾驭这部分内容。⑥等等。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物理老师除了要提高自身的知识水平,在教授近代物理知识方面需要改变教学策略,在课堂中渗透近代物理的基本思想。而物理师范生是未来的物理教师,是未来物理教师中的中流砥柱,所以这就要求物理师范生能准确把握近代物理基本思想。经过一学年的近代物理实验的学习,笔者对近代物理实验思想对物理师范生教学理念渗透状况有了一定的了解,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正文

一、近代物理实验思想对物理师范生教学观念的渗透现状

笔者常常会听到身边的同学们抱怨学习近代物理实验对于如何成为一名中学物理教师究竟有何意义。近代物理实验包括扫描隧道显微镜,锁相放大、CT、拉曼光谱、磁共振等等,其中实验涉及原子物理、量子力学等多方面的知识,甚至有些脱离了经典力学的范畴。师范生在了解每个实验的原理以及做法时常常会遇到各种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常常得不到引导和解释,因而最终被忽略。而且通常实验的完成以数据的处理为结尾。当师范生回忆实验的内容时,实验的结果往往是记忆的全部,此外,普通物理基本思想在师范生的头脑中是根深蒂固。

由此,笔者发现:首先,师范生对近代物理实验思想了解得不全面;其次,师范生中普遍存在着人云亦云的现象;然后,师范生对近代物理实验思想理解的深度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且只是浅显地了解到近代物理实验中蕴涵的重要思想;最后,师范生没有形成对与近代物理实验思想的个人认识。

二、增强近代物理实验思想对物理师范生教学观念的渗透的建议

笔者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可以从物理师范生的角度入手,另一方面可以从学校的角度入手。

从物理师范生的角度看,物理师范生可以做的改变:改善学习态度、注重自我反思关注师生间、生生间的交流与合作等等。首先,态度可以真实地反映当前一个人的状态。学习的态度会影响师范生良好的学习习惯地养成,还会影响师范生的学习生活,甚至影响师范生每时每刻的学习状态。改善师范生的学习态度可以使师范生从潜意识中重视近代物理实验的学习,体会近代物理实验的思想。其次,自我反思可以将外化近代物理实验思想转化为自己内化观念,形成有关于近代物理实验的知识网络结构,减少知识的容量,增强知识的记忆。师范生的自我反思可以加深对近代物理实验的理解和体会,使得近代物理实验思想深入骨髓,促进师范生的不断自我发展。最后,当前新课程改革倡导师生间、生生间的交流与合作,有利于促进自主学习,改善学习方式,最终提高全体学生的科学素养。当然,师范生注重师生间、生生间的交流与合作,有利于师范生理解实验的原理、体会研究所用到的方法以及对比前人的研究思路、全面地了解教育工作者所要传达的教育意图。

从学校的角度看,首先,教育工作者有针对性改善教学策略,并且教育工作者在教学中渗透近代物理实验思想,循序渐进的引导师范生体会近代物理实验思想,加深师范生对其的认识。其次,还可以改变教育工作者的评价方法,因为这可以激发师范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师范生的学习热情。(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数理与信息工程学院)

参考文献

[1] 梁志国等.从报刊看我国公民对于近现代物理学知识的需求田.学科教育.2002.Vol11.No.11(31一34)

[2] 白利燕.中学物理教学中渗透近代物理学思想的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05),页2。

[3] 郭玉英.新世纪国外物理教育综述[J].中学物理教学考.2006.Vol35.No.8(2一4)。

[4] 潘建标.高中物理新教材渗透物理学前沿的探讨[J].物理教学探讨.2004.Vol.22.No.217(29一31)

量子力学的认识和理解范文6

Deep Beauty

2011,472pp

Hardback

ISBN9781107005709

Hans Halvorson编著

本书起源于2007年10月3-4日在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由普林斯顿大学和约翰·坦普尔顿基金会(JTF)组办的“深度的美:数学新方法和理解量子世界基础的探究”主题研讨会。会议从世界各地邀请了一批杰出的哲学家和科学家参会演讲,会后演讲者把他们的思想发展整理成为该书。

没有什么科学理论能比量子理论引起更多的迷惑和困惑。起初在1900年,量子理论的发展忽冷忽热,直到1932年冯诺依曼发表了他的开创性的经典著作《量子力学的数学基础》,量子力学才找到了与其相容的数学理论框架。物理学本来是帮助我们认识理解世界的,但是量子理论把世界搞得更加难懂。这个困惑源自于我们尝试想把量子理论和广义相对论统一起来。量子力学所带来的困惑不仅引起人们心里的不安,而且阻碍着物理学本身的发展。那么,我们如何做出观念上的创新呢?我们如何找到一个新的视角让之前所有迷惑的现象通通变得合理可行,甚至是结构美丽的。在光辉的历史传统中,从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到哲学数学家弗雷格(Gottlob Frege)和布罗威尔(L. E. J. Brouwer),数学科学创造了许多新概念,硕果累累。因此,本书的切入点在于认同数学的创造性发展能够推动人类观念的进步,促使我们理解当今的物理理论,尤其是量子理论,进而推动了物理学的进步。

本书内容分为三个部分,共12章:第一部分超越希尔伯特空间的范式,含第1-6章:范畴理论:1.N-范畴物理学的历史前传;2.宇宙的进程和它的一些假象;3.拓扑斯(Topos)方法在基础物理学中的应用;4.存在化(Daseinisation)的物理解释;5.经典和量子的可观察量;6.波尔化(Bohrification)。第二部分超越希尔伯特空间范式:算子代数,含第7-8章:7.小题大做:引人注目的相对论真空状态;8.爱因斯坦遇见冯诺依曼:代数量子场论中的局部性和可控的独立性。第三部分希尔伯特空间框架含第9-12章:9.量子理论及其超越:纠缠态是特殊的吗?;10.冯诺依曼对“没有隐藏的变量”的证明是荒谬的吗?11.广义概率论的叶理状(Foliable)可控制结构;12.强的自由意志定理。

本书侧重于方法论,从多个角度阐述新思想,尤其是新的数学概念,旨在引入新的观念帮助我们理解当代物理学及其未来的发展。书中作者都是物理学、数学基础研究领域的顶尖专家,有数学家(Conway,de Groote,Kochen,Spitters),物理学家(Baez,Coecke,Dring,Heunen,Isham,Landsman,Lauda,Summers),理论物理学家(Brukner,Dakic,Hardy)和哲学家(Bub,Redéi)。

本书适合数学、物理学和科学哲学领域相关的研究人员阅读。

陈涛,

博士生

(中国传媒大学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