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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与文化的关系范文1
关键词：区域经济 文化因素 作用
随着国际和区际的文化交流与融合日趋深入，区域文化力也逐渐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立足区域发展实际，研究区域文化的现实状况，进一步培育并弘扬先进文化，是净化社会风气的必然要求，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长久之计。
一、区域文化与区域经济的关系
（一）区域经济的发展决定区域文化的发展
从文化与经济的发展历程来看，有什么样的经济形态，就有什么样的文化类型。畜牧经济阶段滋养了畜牧文化；农业经济时期孕育了农耕文化；工业经济昌盛了工业文化。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区域文化的发展水平，并深刻影响区域文化的类型与构成、形式和内容。
从上述角度来看，早在六七千年前河湟先民创造的石器时代文化，再加上民和喇家遗址和地处西宁市西郊杨家寨的南凉“虎台遗址”、唃厮啰政权的“青唐城”遗址等古遗址文化，历史上汉、藏、回、土、蒙古、撒拉族等诸多民族的先民，在共同发展河湟地区物质文化生产的基础上，实现了自身的繁衍，形成了现今青海6大世居民族既共融共通、相互交融又别具一格、独具本民族特色的河湟多元多样民族文化。
河湟地区不仅是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等五大宗教齐全共存的宗教圣地，而且也是藏传佛教后弘期的发祥地和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的诞生地，宗教文化在全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还有民俗民间文化和人文自然景观文化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新型城市文化、企业文化等河湟现代文化，无一例外都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文化建筑的实证。河湟地区物质生产方式的改变，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河湟文化新类型的孕育和诞生乃至繁荣昌盛。
（二）区域文化的发展对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能动的反作用
美国著名经济管理学家德鲁克指出：“今天，真正占主导地位的资源以及绝对具有决定意义的生产要素，既不是资本，也不是土地和劳动，而是文化”。21世纪，经济和文化出现一体化趋势，文化力日趋成为区域发展的一种强大的内在驱动力。在经济运行过程中，每个经济活动的主体都要受到区域文化背景的影响。例如，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有关于商业活动文化背景的阐释，如关于齐国的“其俗宽缓阔达，有先王遗风”，关于邹鲁的“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好礼，地小人众，俭啬”等。可见文化对经济的影响在当时已经比较明显了。另外以宗教文化为核心，以旅游文化为补充的文化资源产业化模式推动着该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高了青海的知名度，也对青海整个旅游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二、区域文化影响下的区域经济发展对策
（一）区域文化与区域经济同步发展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要“完善文化产业政策，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增强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文化已深深融入当今社会经济运行之中并成为经济发展持久的动力。区域经济要形成特色并健康发展，就必须立足文化和经济的相互关系，在制定实施区域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方案时，把文化作为经济发展的资本，把文化经济化作为经济发展的手段，使之成为一个发展整体。坚持两者发展并重，以达到文化带经济，经济促文化，两个文明协调发展。同时，要培育具有地方特色的区域文化，必须对传统区域文化进行扬弃，将继承和创新有机结合起来，有力促进区域经济的快速、优质发展。鉴于此，大力开发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是河湟地区当下必须坚持的发展战略。开发、利用好河湟文化旅游资源，就为河湟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支撑点。所以，河湟区域文化与河湟区域经济的同步发展，不仅在一定程度上维护着国家的稳定和社会的和谐，也促进着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这是符合文化发展规律和经济发展规律的正确选择。
（二）文化产业推动经济迅速增长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文化与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市场的开放性同文化的包容性在本质上是可以融合的，在此基础上引进竞争机制，可以促使文化本身在一定程度上推陈出新，又能在融合过程中实现文化产品量的增加与质的升级。所以，充分利用地区文化资源，发展教育、文艺、体育、民间工艺、旅游、科技、工艺服务等文化产业，能够促进区域经济文化的相互融合和协调发展。
根据青海省的统计，青海旅游业近几年增长十分迅猛，1995—2000年5年内旅游收入从1914万元猛增至10个多亿，年均增长约122.92%。旅游收入占全省生产总值的比重，1995年为0.16%，2001年达到4.47%。2008年实现旅游总收入48亿元，比上年增长0.3%，2009年全省旅游总收入突破60亿元，增长26.6%。再从居民消费支出中文化消费所占比重来看，青海省同全国一样，用于文化方面的消费增长较快。城市住户家庭人均文化教育娱乐支出在消费支出总额中所占比重1995年为7.9%，2000年达到11.8%，2005年为12.9%，2009年为10.1%。农村住户人均用于文化教育娱乐的支出，1995年为33.70元，比重为3.7%；2001年增至79.38元，比重增长至6.52%。2008年为148.9元，比重为5.0%，2009年为173.8元，占消费支出比重为5.4%。因此可以说文化产业是真正的“朝阳产业”。文化的繁荣对于经济的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因此加快文化产业的发展步伐，最终表现为有利于实现经济的全面发展。
（三）文化融通促进区域经济融合发展
我国东、中西部省份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和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必然导致其文化在形式上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例如，中西部省份以农耕文化为主，而东部商业文化比较发达，一定程度上讲，这是中西部省份地理位置的相对封闭和东部省份地理环境的相对开放长期影响的结果。
青海省民族成分复杂，为各民族文化融通提供了先天的条件，伴随着国家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政策，青海各区域各民族的文化开放与交流已呈现出雨后春笋般的势头，其必然增进各民族的了解与团结，维护着社会的和谐稳定。河湟地区农耕文化发达，从一定意义上说，该地区居民保守有余但进取开放意识不足，通过与中东部省份的文化交流，其商业意识、市场意识、竞争意识、开放意识必然增强。所以，河湟地区的文化只有通过省内省际文化融通政策才能不断丰富其内涵，也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当地经济发展。
首先，着力扩大文化对外交流合作。继续办好青洽会、国际清真食品用品展览会、藏毯国际展览会、唐卡艺术和文化遗产博览会等经贸文化活动，提升青海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知名度，深化同海外和省外的文化交流和经贸合作。同时加强省外、国外的先进技术、快捷的市场信息和经营机制与青海的文化资源、产业政策优势的密切结合，以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最终实现区域经济的腾飞。
其次，加强扶持引导。河湟地区应在拓宽融资渠道、广泛招揽人才方面下功夫，坚持“走出去，请进来”战略，大力扶持具有河湟民族特色的歌舞、戏剧、曲艺等，为河湟文化走出河湟，走向全国乃至世界做好铺垫。另外对有发展潜力的历史文化遗址和重点旅游景区等要争取多方支持，重点发展，实现旅游产业经济的快速发展。
三、结语
目前，文化产业与区域经济发展处于密不可分、互相促进的重要机遇阶段。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文化影响力将日益突出和重要。只要结合好区域文化，科学规划区域发展，正确处理不同民族文化类型之间的文化冲突与融合，即可最终实现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进步。
参考文献：
①马清华. 关于传承和弘扬河湟文化的思考［J］．攀登，2011（5）
②段继业. 河湟多元文化的起源、价值与现实［J］．青海社会科学，2002（5）
③景晖．青海研究报告，青海省社会科学院，精品版2005：344—345
④马兴胜. 区域民族经济与区域民族文化的依从理论思考［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1）：122—125
经济发展与文化的关系范文2
【关键词】景观设计 传统文化 传承与发展
传统文化代表的是一个民族历史漫长的创造和发展历程，是可以代表整个民族的精神、思维方式以及价值取向汇聚成果的总和，与此同时对社会也产生着重大的影响。在景观设计领域，传统文化与景观设计二者之间的关系能够体现出一个地区的民族性和时代性，另外，将传统文化应用到景观设计中更加能够体现当代人的审美观念和对自身环境的认同，这种认同感主要产生与情感、生理、文化等方面，因此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是极为重要的。如何将传统文化更好的融入到景观设计中，发挥传统文化在景观设计的作用是现阶段设计人员需要考虑的重中之重。
1 传统文化应用到景观设计中的作用
对于景观设计工作而言，将传统文化应用到景观设计中可以展现我国的民族美，也同时能够彰显地方特色。
（1）融入传统文化，可有利于形成本土审美观。在我国，传统的造园设计便同西方世界存在区别，其中最显著的方面就是我国的设计可以将人文、自然、对万物的看法融入到设计理念中。在古代，为抒发自身的感情，文人墨客经常将情感寄情于山水中表现出来，或作诗或作画。而景观设计中也利用师法自然这一方式将传统文化融入到园林景观设计之中，通常借助借景和造景等方法进行表现，主要形式是台基以及木构架为主。在不断的应用传统文化中可以形成特有的审美观，在景观设计领域具有重要作用。（2）让传统文化得到统一。对于传统文化的归一性而言，不仅需要人们有文化认同感，进而体会到我国传统文化特有的价值，并且在设计领域继承传统文化已经成为设计者的共同意识，其中的代表作即是吴良镛的“菊儿胡同改建”并且因此得到了世界建筑领域的认可。这类作品继承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将现代景观建筑的实用性表现的淋漓尽致。
2 景观设计中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2.1 传统文化在设计中的应用
在之前的几年，国内的设计行业非常流行草坪和广场形式设计的潮流，这种设计风潮都是盲目跟从外国的设计理念，并不符合我国的建筑需求，这种抄袭的景观设计会因为民族习惯和气候差异等因素造成建成景观的实用性降低，导致这些广场和草坪最终只能成为“城市化妆运动”中牺牲品，逐渐的被人们所遗忘，最后，这一景观设计理念便退出历史的舞台。然而，现在的设计人员虽然将传统文化应该用在设计之中，但是这种融合是生搬硬套的融合，是无法将传统文化的内涵表现出来，那种牵强附会的园林设计以及建筑物根本无法满足现代人的生活和工作需求。有相关学者指出，景观设计需要注重设计的实用性，景观设计的发展和应用不需要人们刻意的去传承，更不需要做一些所谓的设计理念来支撑其发展。若是设计无法与大众的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那这一设计作品便不能更好的适应时代的发展，随之也就无法做出符合时代变迁的创新。若是做好传统文化和景观设计的融合，甚至能够起到引导时展的作用。
传统文化的精神实质是什么？我们又应该怎样将其融合到景观设计中？这些问题都是设计人员需要考虑的问题。优质的景观设计所能传达出来的不仅仅是视觉上的美感，而是能在环境中体味到传统文化的韵味，使其在不知不觉中可以感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并将自己置身于传统文化的氛围中。若是将中国古典园林建筑中的一部分拿出来单做设计，其美感是不完整的，在建筑之中，景观和建筑是相辅相成的，二者之间相互影响，交相呼应。只有这样的建筑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与设计想融合，是景观设计的精髓，是能够将建筑、环境、人群和谐发展的设计理念。
2.2 传统文化应用在景观设计中的继承和发展
在当代，中国的建筑设计理念已基本上呈现西化趋势，如今的建筑物更是不能和传统的中国风建筑相比较，无论是在使用材料或者设计需求均产生了极大的变化，已经看不到继承的影子了。为了更好的继承传统文化，需要从多方面来解决上述问题，进而更好的将传统文化和景观设计有机的结合在一起。
（1）在现代景观设计中应用形式美。对于中国的景观设计而言，应用形式美的设计手法是最直接、有效的方法，简单的说即是将语言和符号融入景观设计中。形式美主要是利用点、线等的连接形成面，在连成面的过程中将结构的美感勾勒出来，并通过形式的再模仿和创造过程将组成面的小品展现在景观设计理念中。（2）在景观设计中融入情感，将创造者的思想传达给大众。无论是在创作诗歌、写作书画都离不开人的情感，在景观设计中更是如此，景观设计中的意境是设计者从自然、社会中体会到的感悟，并将这些感悟与景观设计结合，把设计者自身的感情寄托在景观中，让景观不仅能够为现代人们服务，还能够让人们从场所中能与设计者的心灵产生共鸣，进而达到以人为本的创作目的。
3 结语
综上所述，当代是经济、文化相互融合的时代，若要建设富有中国特色的景观，则必须将中国的传统文化与景观设计相结合，达到“艺术再生”的目的，即在景观设计中，尊重传统文化的存在，并将传统文化中有益的部分进行“修正和再创造”，使景观设计中既存在开放性、独特性又存在民族性，让传统文化可以更好的为景观设计服务，将本民族特有的文化瑰宝以景观设计的形式展现出来，同时也能够推动景观设计的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1]杨骥林.信息技术环境对学生学习习惯的不良影响及其对策[J].中小学实验与装备，2015（6）：27-28.
[2]王焕志.试析园林景观设计中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J].房地产导刊，2015（23）：279-279.
经济发展与文化的关系范文3
关键词：文化消费；经济发展；协整分析
一、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人们收入水平的持续改善，在物质生活需求不断得到满足的同时，对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消费也在不断增加。文化消费现已成为新的消费增长点，对经济发展具有积极的影响。那么经济发展和文化消费之存在怎么样的关系呢？本文以辽宁省1992-2014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为基础，通过协整分析，来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
二、文献综述
国外学者对于文化消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关于文化消费的定义研究，国外学者主要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定义文化消费。二是文化消费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研究。Tak Wing Chan等学者认为文化消费者的社会角色和文化教育联系更密切。三是文化消费的影响因素研究。Koen van Eijc采用了同胞模型（Sibling models）来估计不同家庭背景和教育获取程度对文化消费的影响。表明先辈的文化资源是衡量同胞文化参与度最为重要的因素。
国内对于文化消费的重点研究大概始于20世纪80年代，研究大概分为三种：一是集中在文化消费的内涵界定、特征探讨上的研究。二是关于文化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韩海燕运用1993-2010年城镇居民的相关数据做了具体的分析，表明：我国城镇居民文化消费与经济增长成正相关性。三是文化消费的影响因素研究，此方面大都运用理论分析得到结论。
三、经济发展与文化消费的协整分析
文化产业与宏观经济是互动增长的。文化产业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体现在直接和间接两个方面，宏观经济发展对文化产业发展也影响巨大。在本文中，使用“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消费支出”来衡量文化消费（ACC），使用“辽宁地区生产总值”来衡量辽宁地区经济发展状况（MLD）。
（一）辽宁省文化消费与经济发展的现状介绍
1992-2014年，辽宁地区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消费支出与地区生产总值的变化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如图1所示）。从图像可以看出生产总值上升的速度远远大于文化消费的上升速度。
（二）协整分析
在进行协整分析时，必须首先对变量序列的单整阶数进行检验。时间序列可能由高于一阶的自回归过程生成，或随机干扰项并非是白噪声，如用OLS法进行估计均会表现出随机干扰项出现自相关，导致检验无效，所以笔者采用ADF（Augment Dickey-Fuller）单位根检验确定变量单整阶数。检验结果可以显示，城镇居民文化消费与地区生产总值均为非平稳序列，但一阶差分均在10%的水平下平稳。即城镇居民文化消费与地区生产总值都是一阶单整时间序列，即[LNACCt～I（1）]，[LNMLDt～I（1）]）。根据协整定义，二者是同阶单整，意味着两个时间序列有可能存在协整关系。
建立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消费支出与地区生产总值回归方程，并用最小二乘方法（OLS）进行估计，结果见表2。估计得出的模型为：
如果LNACC和LNMLD这两个变量是协整的，则他们的残差[μt]就是平稳的。接下来对差[μt]进行单位根检验。可以发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LNACC和LNMLD这两个变量的残差[μt]是平稳的，从而证明了LNACC和LNMLD是协整的，具有长期均衡关系。
根据回归结果可以发现，文化消费（ACC）与地区经济发展（MLD）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有方程（1）可知，地区经济发展（亿元）增加一个百分点会使城镇居民文化消费（元）增加1.154416个百分比。经济的不断发展会促进居民的文化消费，反过来文化消费的增加也会促进经济的发展，从而形成良性的循环。
四、政策建议
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我国经济发展正从传统增长点向新增长点转变，为了适应这种转变，具有低资源消耗性、低环境污染性、市场需求广阔性、高成长性的文化产业将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成为重要的经济发展新动力。能否提高文化消费一方面依赖于地区的经济发展，但还有许多其他诸如需求、供给的因素影响着文化消费的多少，基于此，一方面我们要加强文化消费教育，提升文化消费能力，另一方面要促进文化产业发展，降低文化产品价格。
参考文献：
[1]Kocn van Eijck，Roel van hining Material and Cultural Consumption：Fading Boundaries or Increasing Antagcnism[J].Poctics，2005（33）：283-298.
[2]韩海燕.中国城镇居民文化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研究[J].消费经济，2012，04：61-6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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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杨晨.文化消费研究述评[J].牡丹江大学学报，2013，02：116-118.
经济发展与文化的关系范文4
关键词：浙江；区域文化；区域经济
中图分类号：F061.5；G07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s）.2012.06.04 文章编号：1672-3309（2012）06-07-03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区域经济高速增长，形成了民营经济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其取得成就举世瞩目。长期以来，对于区域经济发展问题，学者从自然资源决定论、资本决定论、技术决定论和地理环境决定论等各个角度进行了阐述，而随着文化概念的提出，区域文化与区域经济的关联性研究也开始为学者所青睐。
一、区域文化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文献综述
工业化时代，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因素很多，包括区位条件、生产要素、宏观经济政策、国际经济大环境等等，但这些因素均只能从短期影响区域经济发展。且往往类似区位或者类似经济大环境下的不同区域存在经济发展差异现象，故很多学者开始从文化视角研究区域经济发展问题。
（一）国外学者对区域文化与区域发展关系研究的成果
最早将文化因素与经济增长联系在一起的是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1776），他在《国富论》中认为“经济人”活动是“经济与道德”的统一，并认为经济活动植根于更广泛的社会习惯和文化道德之中。雷蒙· 威廉姆斯（1979）在他的《文化与社会》一书中提出，文化研究不应只关注部分文化，还应当关注整个文化的生产过程，这是将文化与文化产业发展研究的一个重大进步。20世纪70年代的蒙博托“真实性”学说是围绕着文化与发展这一主题而展开的。在蒙博托看来，文化与发展之间的关系，不仅相互作用、互为因果，而且文化构成了发展的前提条件。他甚至将文化的作用提高到了绝对的高度，提出文化已成为人类发展的主旋律和“各民族（国家）发展的惟一道路”；“文化既是发展的理由，同时也是发展的目的”，因而“没有文化就没有发展”。美国学者英格尔斯（1985）从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心理学的视角揭示了发展与文化的关系。他认为一个国家可以从国外引进现代的或先进的政治体制模式、经济管理机制、科学技术、教育制度及至全部课程内容等等，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肯尼亚文化人类学家奥萨加·奥达克（Osaga Odak）（1985）认为，为了使人类健全发展，换言之，“欲使发展具有丰富的内容，就必须将人类各个领域的活动，包括文化活动在内，全部纳入其中。”2O世纪90年代，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约瑟夫·奈在其政治学研究中提出了“软实力”概念，认为：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既包括由经济、科技、军事等表现出来的“硬实力”，同时也包括由文化传统、政治价值观、国民素养的吸引力、影响力所体现出来的“软实力”。“软实力”可以展现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整体形象、民族特征和精神风貌，对推动世界文化多元化发展、世界经济和政治以及社会和谐发展施加积极的影响。从而肯定了文化对于推动发展的作用。
（二）国内研究者对区域文化与区域发展关系研究的现状
李宗植（2003）的研究表明经济是文化的基础，文化是基础的上层建筑，文化和经济共生互动。人类社会在其生长过程中。文化和经济同步。文化结构和经济结构属一种同构关系。昨天的文化就是今天的经济，今天的区域经济来源于昨天文化的弘扬。邱建明、谭希培（2004）认为文化因素在经济发展中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现代经济竞争实质上是一种文化力的竞争。区域文化作为一种潜在价值判断标准系统和行为标准系统，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模式。落后的、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区域文化极大地阻碍了区域经济的发展。高文香（2007）指出文化与经济相五渗透、相互促进。经济与文化一体化已经成为世界性的历史发展趋势。区域经济发展决定区域文化的发展，为区域文化发展提供物质条件，决定着区域文化发展的结构、类型和特质及发展水平的高低。与此同时，区域文化对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反作用，会推动或制约着区域经济的发展。区域文化渗透进特定区域经济活动的各个环节，形成区域特色经济。韩正安（2007）表示区域文化在以下方面对区域经济发展发挥重要影响，主导人们的经济思想、价值观念；促进企业文化和产品品牌建设；推动区域文化产业的发展；丰富、提升区域形泉，有利吸纳人才和招商引资。蔡静、杜建国（2009）研究得出区域文化直接影响着人们的思维、观念、价值取向和精神面貌等，对区域经济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或制约作用。推动作用：传统地域文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文化资源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文化创新对区域经济的促进。相反，文化的交互性导致一些重复建设和资源争夺现象时有发生，不利于区域经济整体的一体化发展；落后、消极的文化往往导致落后的经济。翁晓峰、许俊菊（2009）指出不合时宜的区域文化与先进的制度规则不相匹配，会造成内生的文化与外植的制度之间发生冲突，最终使得创新制度促进经济发展成为空谈，进而导致区域经济长期得不到发展。优秀的区域文化特质越多，就越能产生内生力量，激发人们创业，为发展经济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促进经济落后地区经济的发展。邱会菊（2011）认为区域文化与区域经济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辩证统一的关系。一方面，区域经济为区域文化发展提供物质条件，是区域文化发展的基础，决定着区域文化发展水平的高低。另一方面，区域文化对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反作用，推动或制约着区域经济的发展，并且日趋成为区域发展的一种强大的内在驱动力，任何区域经济现象，经济模式的形成的背后总有某些文化因素作为重要支撑。
二、浙江文化的形成与定性研究
浙江历史上称为越国，浙江文化也称越文化。从文化历史源流来看，浙江文化属于我国江南文化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本区各史前文化为根基，经过夏商时代的整合，形成了两周时代的越文化，越文化通过后来的与中原文化的三次大融合，近代与西洋文化的交流，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浙江区域文化。
（一） 对于浙江文化形成的研究
顾琅川（2004）在全面考察古越性格产生的文化背景后指出，越族是一个僻居中国东南沿海一隅的古老部族，由于险恶的自然环境，迫使越人将谋求种族生存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古越文化精神最初的一些品格特征“强悍、峻烈而轻死的蛮风”便在此种特殊严峻的环境局势中磨砺、胎孕而出。张兵（2005）把越文化的特征概括为“尚武爱国，创新进取，奉献自强”，他认为形成越文化这些特征的原因与越人生活的自然环境和地理位置密切相关。越人素来遵奉人类“适者生存”的原则，在长期艰苦的劳作中培养出思想敏锐，顺应外界变化的生存和处事能力，他们既善于吸纳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又因地制宜而富于创新。柳和勇（2005）研究发现浙江有着独特的海洋自然条件、优厚的海洋资源和悠久的地域文化传统。它影响着浙江海洋文化特色的形成，其特点精神将随着时代的发展产生新的呈现。浙江海洋文化具有灵动进取性特点，并具体表现在精致创造的物质性海洋文化，协作团队性的海洋行为文化，较强的海洋商贸精神，以及粗犷与柔和相济的海洋审美文化等方面。罗昌智（2007）指出历史悠久、沾濡百代的浙江文化属于典型的“水文化”。水的柔性赋予浙江文化柔慧智巧、开放兼容的文化魅力；水的动性给予浙江文化自强不息、开拓创新的文化力量；水的灵性， 养成浙江文化敢于冒险、重利事功的文化个性。王晓华（2010）认为浙商精神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觉继承和勇敢反思，对于西方创新意识的敏感把握和学习，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浙商精神的精髓。林吕建、唐玉（2011）表明人类的精神是人类文化的最高表现，是凝聚人类社会、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重要动力。浙江特有的地理环境、生产生活方式、人口迁徙和文化交融背景之下，造就了浙江人民兼具农耕文明和海洋文明的文化特质，锤炼了浙江人民兼容并蓄、励志图强的生活气度，砥砺了浙江人民厚德崇文、创业创新的精神品格。
（二）对于浙江文化定性的研究
曹屯裕、怡江（2000）研究表明浙东文化是吸收外来文化最为积极、最有气魄的地域文化。浙东文化的每一次整合融流，非但没有因此而解体，反而表现出极强的凝聚和调适能力，而且其结果几乎都导致了文化的增殖。浙东文化就是这样地从弱势到优势，从自立到成熟，在不断的集长补短、博纳兼容中，释放出创造发挥新文化形态的潜力，并驱使自己走向辉煌的顶点。蒋中崎（2002）指出，近现代浙江文化在继承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创新、改革是其文化发展的主旋律。文化的继承与创新，使浙江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依然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潘起造（2005）认为经世务实是浙东文化传统的基本精神，也是当代浙江精神的核心内容。从浙东学派对于儒学传统经世观念的革新中， 也可以看到这种经世务实的文化传统具有的适应商品经济发展要求的思想特征。杨建新（2007）表示浙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具有雄厚的历史积淀和文化优势。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没中，“自强不息、坚忍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的浙江精神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创业、特别能发现商机、特别能化解危机、特别能适应市场的优秀特质。成为国内外公认的浙江人的精神品格和文化认同，造就了浙江文化新的时代亮点。尹铁（2007）称浙江文化的核心是经世致用，从永嘉学派、永康学派到浙东学派，经世致用思想以一贯制。以陈亮等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以吕祖谦等为代表的金华学派以及以叶适等为代表的永嘉学派。明清时期以王阳明为代表的阳明心学派和以黄宗羲等为代表的清代浙东学派，具有“讲求实效”、注重事功的鲜明文化品格。主张学术与事功的统一、实事实功，学术的目的在经世致用。大胆地提出了具有倡导功利、注重工商的新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独树一帜。
三、浙江文化与浙江区域经济关系文献综述
张仁寿（2000）认为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和对外开放的环境中，浙江形成了比较浓郁的区域商业文化传统，其显著特点是讲究实际，注重功利，重视工商，不尚空谈。这种文化熏陶下的浙江人向来不轻视实业、安贫乐道，而是很务实地去追求世俗生活和物质财富。这种世俗化倾向和致富冲动，构成了经济发展的文化动力学源泉。陈立旭（2005）称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表明，强烈的自主谋生和自主创新的文化精神对于浙江的制度创新和经济发展产生了十分积极的作用。王华锋（2007）研究表明所谓创业精神是指开创事业的意识、思想、志向、情绪和意志等心理状态，是开拓精神、创新精神、冒险精神、超前意识、艰苦奋斗精神、相互协作精神及事业心等的统一体。越文化非常契合这些精神，受这种文化传统的长期熏陶，绍兴商人具有钱江大潮勇往直前的无畏气概，具有第一个吃螃蟹的冒险精神，具有争喝头口水的超前意识，具有勇往直前、敢为人先的开拓创新精神。张兆曙（2008）指出，改革开放30年来，浙江经济发展的基本路径可归纳为，通过“流动走商”、“办厂坐商”和“资本扩张”依次实现生存空间的拓展、发展空间的内敛和向资本空间的迈进，进而完成空间的再造。在这个过程中，因自然空间“倒逼”形成的“草根文化”（表现为浙江的流动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奚建华（2009）研究表明，浙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赋予了浙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特殊的优势和背景，这些优势的集成，将赋予我省文化创意产业新的动力要素，有助于实现新的跨越。
四、述评
从上面的文献中我们可以归纳出现有研究的几个特征：
第一，区域文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是显著的。区域文化是区域竞争力中软分力的一部分，优秀的区域文化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从而促进区域健康、稳定、快速发展；同时区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是区域文化继承和创新的推进器区域文化环境对创业活动和创业精神有着重要影响。企业家的创业精神不是与生俱来的，它需要整个区域文化的支撑。文化环境经由影响感知机会能力来影响创业行为，通过塑造个人特质来对创业产生作用机制，从而强化对创业的作用，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第二，浙江文化在继承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在不断的创新和改革。其形成与浙江所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有关。浙江文化主要表现为冒险、开放、讲究实效、重利事功等特点。
第三，浙江经济发展飞速与浙江文化特点有着很重要的关联。浙江文化很大程度上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其草根文化、海洋文化等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浙江的软实力，促使浙江经济飞速发展。
但是，从目前的成果看，对文化与发展、浙江文化和浙江文化与浙江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还存在几个方面的不足：
第一，对文化的准确测度仍存在困难。从已有的国内外研究成果来看，在定量研究中，文化的测量没有统一的方法，这造成了研究结果的出入，影响了文献成果之间的比较验证。
第二，缺乏相对成熟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框架。关于文化对经济发展影响的路径分析。过去的研究中主要有两条思路：一是通过文化的载体，包括各种文化产品和文化活动形成文化经济，并对整体宏观经济发展产生影响；二是从人力资本形成的角度出发，认为人们的风俗习惯、道德风尚和审美情趣等是影响新型人力资本或企业家阶层形成的重要因素，进而影响区域经济发展。并未全面给出文化对经济发展的传导机制和完整框架。但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不仅受企业家精神的影响，更受政治家精神、经济学家精神等其他文化形式的影响，因而关于影响的路径分析有待创新。
第三，过去研究集中于单个个体的研究，对象多为浙江省或者单个城市，缺少对区域文化认识。同时，很少有对浙江各个城市进行文化层面的对比，从而在浙江内部经济发展不均衡问题上缺乏文化层面的解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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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与文化的关系范文5
国家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实施，使西南民族地区的贫困问题有了一定的改善，但是相对于我国其它地区而言，西南民族地区所存在的贫困问题仍然是比较严重的。该地区“自然人文资源富集与经济科技滞后并存”的特点内在的规定了此种贫困只是相对的贫困，而非绝对贫困。文化富集与经济滞后并存是西南民族地区反贫困过程中必须面对的现实存在，而现有反贫困战略选择仅仅关注经济发展向度，注定会出现经济发展和民族文化传承的两难困境。“社会经济发展依赖的基础和条件是多方面的。除资源、资金、设备等物质条件外，民族的整体科学文化水平也是经济能否顺利发展的必要条件。整体而论，目前西南民族地区的经济尚处于较低水平，其生产方式还比较原始，人们仍囿于颇具原始色彩的生产观念与生产方式之中，如生产中的靠天吃饭，粗放式耕作与田间管理等，所有这一切都限制着区域内民族经济的发展。”显然，仅以经济扶持和发展作为反贫困战略已经不能适应西南民族地区的发展需要。西南民族地区的发展不能顾此失彼，而应兼顾经济发展和民族文化的可继承性。那么，如何才能兼顾，避免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承相互对立的二元结构呢？这是西南民族地区反贫困进程中战略选择需要关注和思考的问题。
一、西南民族地区反贫困战略选择向度
西南民族地区的基本特征是自然人文资源富集与经济科技滞后并存。而在以往反贫困过程中，人们更多是关注经济指标，因而出现了经济发展与民族文化失传的两难困境。事实上，“贫困地区发展的任务就是要把自然与人文的东西转化成经济发展的东西，把自然与人文优势转化成经济发展的优势。那么，如何把自然与人文的发展优势转化成经济的发展优势呢？转化成社会水平的发展优势呢？实际上只能靠教育，教育是这一转化的‘活’的关键”。“没有西部‘人’的发展，是谈不上西部教育的发展，更谈不上西部贫困农村‘脱贫致富’的”。但是，长期以来，西南民族地区反贫困战略选择主要以经济扶贫导向为主，未能从民族地区自身发展的视角出发进行战略选择，发挥好民族文化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反而陷入了经济发展与民族文化传承的两难困境。因此，要使西南民族地区真正脱贫，并走出经济发展与民族文化传承矛盾的尴尬处境，需要发挥好教育的作用，提升西南民族地区人民的人力资本存量，走民族地区内生经济发展之路；同时需要发挥好民族传统文化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然而，教育反贫困战略在西南民族地区推行后，效果却并不尽如人意，具体而言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教育投入与经济效益回报不对称，巨额的教育投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教育水平，但并未有效改变贫困的面貌，众多贫困县仍未能从教育获益并真正摘掉贫困县的帽子。其二，教育对民族成员的文化自觉意识培养作用甚微。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民族成员在与现代化相依相随的大众文化中迷失了自我。传统的民族文化精髓或被视为愚昧落后之物而予以抛弃，或媚俗于经济发展的猎奇心理而扭曲变形。在民本文由收集整理族地区，新一代的民族成员不会讲本民族语言，不懂本民族特有的“符号”内涵；而且，他们在面临文化选择之时显得无所适从，甚而不免自卑。在对本民族文化特色和发展趋向无任何主见的情况下，一任趋同。笔者对西南民族地区的大量实地调查发现，教育反贫困战略未能达成预定目标的根本原因在于过分强调推崇整齐、划一的教育发展模式，脱离当地的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承的实际需要。西南民族地区多为多民族杂居之地，文化背景复杂、经济形态各异，千人一面、简单移植的教育决策必将水土不服而以失败告终。教育反贫困战略在西南民族地区的前期推行遭遇的困境追根究底，原因在于教育与经济、文化之间缺乏联动共生机制。西南民族地区的教育、经济、文化构成当地社会系统，各子系统的功能存在服从于社会整体存在的需要，在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同时，也受其他子系统制约。唯有当教育与其它社会子系统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关系之时，教育的全局性、基础性、关键性和先导性特点才能得以体现，通过教育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才能成为可能。因为就西南地区的开发和民族教育来说，其本身是多民族、多类型、多层次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从经济上来看，发展水平有先进，有落后。但是从文化上来看，每种文化都有其独特存在的价值。于是有不同的开发的利益，就会造成强势、弱势文化的冲突。要解决这一问题，或许应该考虑有学者提出的在西南民族教育中灌注和谐共生之道的想法。
由此，在西南民族地区反贫困战略实践中，文化、教育、经济是不可或缺的三个要素，三者共同为该地区的整体、良性、持续发展贡献力量。三者之间的这种相互依存、相生相息的关系实质上就是一种共生关系，促使这三者协调发展便构成了西南民族地区反贫困战略选择的根本向度。
二、文化一教育一经济共生机制的构建
“共生”本为生物学概念，由德国医生、著名的真菌学奠基人、植物病理学家安东·豆·培里（de bary）提出，认为共生是不同生物密切生活在一起的生命现象。1969年，斯科特（scott）指出，共生是两个或多个生物在生理上相互依存程度达到平衡的状态。玛格里斯（maga—lies）在1981年又从生态学角度进一步指出，共生是不同生物种类成员在不同生活周期中重要组成部分的联合。
共生的方式可以分为寄生方式、偏利共生方式和互惠共生方式。其中，寄生是共生的一种特殊形态，其特点在于共生单元之间一般不产生新能量，能量由寄主向寄生者单向流动；偏利共生是寄生关系向互惠共生关系转化的中间类型，其特点在于共生单元之间尽管产生新能量，但能量只向某一方流动，总的来说是对一方无害而对另一方有利；互惠共生的特点在于共生单元之间产生新能量，且新能量在共生单元之间分配，存在双方的利益交流机制。可见，共生不仅指一种状态，更强调的是一种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是一种动态的关联。西南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需要教育，民族文化传承需要教育，优势转化需要教育，教育成为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承不可或缺的关键。教育的本质，就是要把人类改造自然的行为、改造社会的行为，在改造客观世界中改造人的主观世界的行为，这诸方面的行为经验和知识，集中起来，传播下去，使人类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不断迈进，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面对西南民族地区富集的文化资源，我们绝不能只顾经济的发展，而失掉文化的发展。教育应该成为“扬西部自然人文资源之长，改经济科技滞后之短”的关键。文化、教育、经济成为西南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其三者共存共生于西南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之中，共同为西南民族地区整体、良性、持续发展作出贡献。
文化、教育、经济之间的共生关系在方式上是互惠的，是三者形成的一种最佳结构关系和存在状态，三者之间相互依存、共同发展。在三者关系中，教育是作为沟通文化与经济关联的中间环节，也是关键环节。因此，如果以教育作为平衡点，我们可以将三者的共生结构的层次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微观层面，主要关注教育本身，面对人，即教育对象；中观层面，关注的是教育与其他子系统如文化、经济的辩证关系；宏观层面，关注教育与整个社会文化的关系。
（一）微观层面
在微观上，教育作为培养人的一种社会活动，是一个民族、社会或共同体向下一代传授他们认为对于自身的存在和发展不可缺少或至关重要的文化传统的过程。对于每一个社会成员来讲，文化都是既定的存在，虽然人生之初对文化是茫然无知的，但随着教育的力量，人逐渐习得了本民族、社会和共同体所需要的文化。不同的文化影响着人们的知识结构和认知方式，也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对于每一个人来讲，文化都是既定的存在，人的一生都要生活在一定的文化中，成为某种文化的特定载体。
西南民族地区立体的天地系统造就了丰富的生态环境，从而产生了与之相适应的多种民族文化，也造就了承载各自不同民族文化的人。人作为各自文化载体的现实性从根本上规定了教育必须关注这些具有差异性、个性的文化影响之下的文化载体，这是教育的出发点，是在教育过程中不能忽视的前提和基础。但是，在经济发展至上的观念的影响下，西南民族地区的许多地方，学校教育的培养目标出现了重现实轻发展的倾向，即只关注促进民族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人才，而忽视传承民族文化人才的培养，出现了“现代人”与“民族人”的矛盾，造成了现代性与民族性“二元对立”的状态。
现代学校教育作为主要教育形态，对文化的选择是一种普适性的取向，强调的是一种文化整合，体现的是文化的单一性和全球性。这种教育制度进入西南民族地区之后，所代表的主流文化与学生自身所承载的独特的、多样的民族文化发生了碰撞和交流。学校教育以统一性和主流文化的形式，消解着少数民族文化的多元性和特殊性。尤其是在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过程中，西南民族地区的学校教育似乎主要承担的就是培养适应主流文化，促进经济发展的现代人才，忽视了学生在学校教育之前所接受的多样化的民族文化，忽视了教育还要担负着培养传承本民族文化、本民族合格成员的使命。从而出现了现代经济与民族文化之间的“二元对立”状态。
要改变这种二元对立状态，使学校教育在培养促进西南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人才的同时关注西南民族地区民族文化的保存与传承，我们必须改变以往的发展思路和理念。教育只有“以自然与人文的独特基因来融入现代化的潮流，来抓住独特的自然与文化形成的‘人’的发展，继而来促进、来改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也就是说，以培养人为核心的学校教育，既要培养促进经济发展的人才，同时也要关注多样性民族文化的保存与传承，经济发展与文化传承在“人”这个教育对象层面上达到了“共生”。学校教育从只关注现实转变到既关注现实又关注未来，即培养现代人的同时也要培养民族人，这是西南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
（二）中观层面
教育作为以人为中心的系统，与构成社会的其他子系统之间存在着复杂的非线性的关系。教育的发展无论在目的、规模、速度、结构、内容和方式等方面都处于与其他子系统的相互作用之中，这种作用具有双向性和耦合性的特点。
首先来看教育与文化的关系。教育是与一定的文化系统紧密契合的。文化制约着教育的内容、影响着教育的观念和方法。同时，教育对文化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纵向上，教育保存和传递着文化；横向上，教育是文化交流和传播的工具；性质上，教育改造和创造着文化。
教育不仅与一定的文化相互制约，与一定的经济也存在着制约关系。经济对教育的作用有如下几个方面：首先，经济为教育的发展提供了物质的保证，经济发展是教育发展的物质基础；其次，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着教育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再次，经济发展水平制约着教育结构、内容和手段；同时，教育通过提高人力资本和生产科学技术，来促进经济增长。
文化产生于人们对不同自然环境的适应，因此，文化和自然是紧密不可分割的整体。一定的自然人文环境孕育着一定的教育，教育也只有与其相适应，才能是有生命力的教育，才是活的教育。西南民族地区所蕴含着的丰富自然人文资源，内在的要求该地区的教育不仅要让人们感受到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与个性，同时也要让人们尊重产生这种多元文化的自然环境。通过这样的教育培养出来的人对自然、对文化是充满尊重与敬畏之情的，在反贫困的实践中就不会采取单一的“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方式，无限制的攫取这些资源以获得经济上的短期发展。
教育受文化、经济制约的同时，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当今世界教育出现的三个“第一”，即“教育在全世界的发展正倾向先于经济的发展，这在人类历史上大概还是第一次。”“教育在历史上第一次为一个尚未存在的社会培养着新人。”“有些社会正在开始
拒绝制度化教育所产生的成果，这在历史上也还是第一次。”足可以说明这种独立性。
西南民族地区教育反贫困要走出当前困境，对教育、经济、文化三者的关系予以理性审视尤为必要。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从生态学角度看是一种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共生关系，也就是所谓“生生之谓易”的态势。西南民族地区的教育与经济之间，教育推动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又带动教育水平的提高；教育和文化之间，教育传播文化、选择文化、创造和更新文化，同时文化也制约着教育的内容、教育的观念以及教育的模式；文化与经济的关系则在教育的协理下互相作用，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西南民族地区教育反贫困战略的前期推进，正因为缺乏对此共生关系的正确认识，忽视了反贫困战略作用发挥的具体环境，因而最终无法解决教育贫困、经济落后、文化传承等诸多相互关联的问题。
西南民族地区的反贫困中，教育的这种基础性、关键性和先导性作用的实现是以与文化、经济等子系统形成共存共本文由收集整理生的关系为前提的。西南民族地区文化富集与经济滞后并存的现实不应推衍出二元对立，而是要借助教育，通过教育培养的具有共生发展理念的人实现现实意义上的转化。转化的前提不是外显的文化与经济简单的此消彼长，而是人作为实施转化的主体的内在理念的更新。只有切实做到了这一步，西南民族地区的贫困状态才能从根本上得以解决，也才能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三）宏观层面
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不同社会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其本质上是文化的交流与沟通，而且，这种交流与沟通已变得越来越频繁，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也越发的紧密。这种频繁不仅体现在次数上，更重要的是在广度和深度上。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不同文化将与经济全球一体化一样走向趋同，而是像塞缪尔·亨廷顿所言，“在未来的岁月里，世界上将不会出现一个单一的普世文化，而是将有许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并存”，“在人类历史上，全球政治首次成了多极的和多文化的”。这种多元是在沟通和交流之上的多元，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又不是“我”同化“你”，“你”同化“我”，而是“我”以“你”的存在而彰显出“我”的存在的多元。
不同文化在交流过程中，变化的发生一般是由局部到整体，由外部到内部。因为，一种事物出现变化，如果是外部条件引起的，总是先由局部变化开始，或是从外在的变化再到内在的变化。若把以价值观为核心的文化作为内部和中心，把以生产为主要因素的经济作为外部和周边，那么，经济则是一个民族、国家与外界和其他民族、国家最直接地接触的方面，是外部和周边，所以首先出现变化。此种变化推动了居于内部和核心的文化也发生变化。但是，较经济变化而言，文化的变化在时间上是滞后的，速度上是缓慢的。如果说经济中生产的变化像一些简单的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可以通过引进而由人们直接掌握的话，那么，文化中的核心价值观的变化则必须要通过教育引发人的思想观念的变化才可能得以实现。
对于相对落后和贫困的西南民族地区而言，培养掌握现代化的生产工具、技术、设备的现代化人才是当前促进经济发展的首选。现代化的人才，是西南民族地区经济取得发展的前提条件。但是，将教育的功能仅仅定位在这个层面，其背后的思想只看到社会变化的表层，关注度远远没有到达变化的核心，是治标不治本的。价值观是一个民族的民族性、民族精神的体现，如果一个民族的核心价值观没有得到传承和保存，那么这个民族也将不复存在。因此，教育不仅要关注表层的经济生产，更要关注深层的文化核心，既要培养发展经济的人，又要培养传承文化的人，只有两者兼顾，西南民族地区的发展才能避免短期的片面发展，实现长远的可持续发展。
无论是文化的保存与传承还是经济的发展与进步，其核心都离不开“人”这一主体。整个社会就是以人为中心的系统，社会要想取得发展，根本上是使人获得发展。教育作为一种培养人、促进人发展的活动，在某种意义上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基于此，西南民族地区脱贫致富、促发展的核心是培养将优势文化转化为经济优势，促进长久持续发展的“恰切”人才。这也是构建“文化—教育—经济”共生关系的最终目的所在。如图1所示。
为了将此联动的共生关系描述得更为清楚，可以将每一个待发展的西南民族区域，视为一个由外至内分别由以物质为核心的经济层、以制度为核心的教育层、以价值观为核心的文化层构成的系统。以物质为核心的经济层是社会系统的最外层，因为经济发展与生产工具改进相关，接受新的生产工具改变生产方式从而促进经济发展是经济反贫困的最基本策略，也是最容易实现的。以制度为核心的教育在该结构中处于中间层，承接内外。教育发展与社会制度完善相连，而社会制度的完善又基于物质条件满足之上。以精神为核心的文化处于最里层，表明民族文化对民族精神构建的重要性，同时也表明文化发展的艰巨性。居于中心的民族文化在变与不变的动态发展中相对稳定存在。一方面，系统
中心若发生本质改变，系统便不再是原来的系统。因此，民族地区的文化发展必须以其民族精神为核心，保护和保存各民族自身的文化特色。另一方面，系统是要素的系统，当其构成要素发生变化之时，系统必将随之发生变化，系统变化又将导致要素的新一轮形态更新。因此，没有绝对稳定、固定的中心，经济和教育的变化对民族文化必将产生影响，在保持精神核心不变的前提下，民族文化结合时展需要也应该作出必要的自我调整。
总之，“文化—教育—经济”的共生结构不仅关注西南民族地区民族多样性存在的现实，同时也将该地区可持续发展纳入思维框架之中，是统一性和现实性、多样性和未来性的结合。这一新的发展理念立足于西南民族地区，突破以往文化与经济对立的二元结构，从微观到中观，再到宏观，多维度、立体化、全方位的把西南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和经济有机融合于同一个“共生结构”之中。在这个结构中，人是核心，文化是生态，教育是中轴，经济是方向，共同促进该地区走出贫困，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三、“文化—教育—经济共生”反贫困战略的切实性分析
由于受历史、地域、观念、政策条件等因素的限制和长期不平衡发展战略的影响，西南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相对东中部发达地区有较大的差距。因此，在以往反贫困的战略中选择发展区域经济和提供经济资助的方式帮助少数民族人民脱贫，这对西南民族地区贫困的减少具有重要作用。因为，经济增长对于贫困减少具有扩散效应，是战胜贫困最根本、最重要的因素。然而，西南地区独特的民族风情和民族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活的化石”，现有的反贫困战略照搬东部汉族地区生产方式和经济发展模式对其具有独特“民族性”传统文化和生产生活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在此背景下，以教育为连接点，构建“文化—教育—经济”共生机制作为西南民族地区未来反贫困战略思路，符合西南地区的民族特性，将有利于西南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和传统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二者矛盾的调和。
经济发展与文化的关系范文6
【关键词】地域文化；区域经济发展；探讨；山东省
中图分类号：F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6-044-01
文化在人类不断发展过程中扮演着信息载体的角色，它是人类发展的缩影。长期以来，由于生活在辽阔的中华大地的人们处于不同地域，而且各个地域的自然环境、地理环境、人文环境、民俗风情习惯、历史发展的历程不同，导致了各个地区的经济、政治发展状况各具特色。这些使得生活在不同地域的人们逐渐形成了他们自己源远流长、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因此，对地域文化的了解和研究不仅有利于促进该地区的文化、经济的发展，更能够全面推动该地区的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反过来，经济获得长足的发展后又能够促进区域文化的发展。这是因为在当今的社会环境下，各项经济活动都已经被打上了文化的烙印，变成了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对传统自然、文化资源进行有效利用的一项社会活动。这种新型“文化经济”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经济发展的面貌，提高了生产力。这表明和文化的结合是未来经济发展的一个趋势。文章就地域文化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起到重要作用进行了探讨。
一、地域文化的概念和特征
（一）地域文化的概念
文化的概念社会学上是指人们在长期适应社会环境中所积累的必然产物。由于不相同的地域人群面对的是不同的地理环境，因而不同地区相比有较大的文化差异，就是文化的地域性差异。在一定的地域内的社会习俗、历史遗存、文化状态、生产生活方式等等的不断积累，地域文化就随之而形成。正是由于地域文化有着明显的地域性，再加上中华民族经历了上千年的漫长的发展历史，这些都造就了地域文化在表现形式上它也呈多样性和独立性，比如在中国辽阔的大地上就存在着许多不同风格的地域文化，像中原文化、巴蜀文化、吴越文化、岭南文化等等；在内容上不仅广泛，而且能够相互渗透和包容，具体表现为不同地域的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习惯都与众不同。
（二）地域文化的特征
地域文化作为一种人类发展史上的文化现象，它必然要受到自然环境、文化交流、行政区划等等因素的影响，因而在表现形式上可能会展现多样性，但是在本质内容上应该是保持一致的；这是因为它是民族文化中精神价值的体现载体，具有丰富的民族文化的内涵，故而它能够赋予生活在其中的社会群体一个不同于其它文化环境下的特殊意义。这些从地域性文化的三个明显的特征就能够反映出来。首先是地域文化具有漫长演化史和深厚留存性，能够在文化上留下历史的痕迹，与其它地域的文化有着较大的区别；其次，地域文化具有一定的封闭性，它仅仅是局限在特定的地理空间范围之内，对外来文化有着较强的抗拒性；最后，地域文化具有较弱的规范性，在内容的发展上不具备足够的自觉性，这是因为它是一种比较自然的文化形态。
二、地域文化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
在政治经济学中，经济被定义为基础，文化则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因此它们之间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在现实中，经济在某种程度上就可以定义为一种人类特有的文化活动；反过来，文化又可以渗透到经济活动中，起到推进剂的作用。那么地域文化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又从哪些方面能够体现呢？主要有两点：首先是区域的经济发展状况决定着地域的文化发展，其次是地域文化反过来对区域经济的发展起到重要影响作用。
（一）区域的经济发展状况决定着地域的文化发展
区域的经济发展状况对地域的文化发展的决定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二个方面。一方面，区域的经济发展状况是基础，它对地域的文化的发展水平起到支撑作用。另一方面，区域的经济发展的过程还与地域的文化发展的结构、类型、性质息息相关。以山东省的齐鲁文化为例，近年来随着山东省的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各种文化设施的建设、文化产品供给都有大量的资金的注入，这就为山东省的地域文化发展打下了夯实的物质基础，使得山东省的地域文化的不断趋于结构复杂化、类型多样化，这些都进一步强化了齐鲁文化。
（二）地域文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
地域文化反过来对区域经济的发展起到重要影响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要具备良好的地域文化环境，这是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必要前提；其次是要有独具魅力的地域文化，这就会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资源，譬如山东的泰安就利用自身的文化遗产来大力发展旅游业带动了该地区的第一、第二产业的发展；最后是要根据具体类型的地域文化，倡导不同的区域经济发展特点，例如山东的齐、鲁文化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
三、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要把发展地域经济和建设地域文化结合起来，努力让地域文化不断地融入到经济建设中去，这样才能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这对社会的全面进步也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文明，经济是一个地区的发展，将这两个因素结合起来才，使其互相作用互相帮扶，那么我国的经济发展就可以一步一个台阶走向辉煌。
参考文献：
[1]高文香.论区域文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J].职业圈，2007（14）：16-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