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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经济产生的原因范文1
[关键词]商品经济学；生产和分配；人生存和发展；人的发展经济学；经济学革命
一、社会的生产和分配行为因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产生
(一)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是人类经济活动的根本原因
关于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似乎没有什么值得研究的了，其实不然。在经济学史中，有过非商品经济的思想，这一点在经典文献中是可以找到的，也可以在一些国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的教科书中找到已经建立但并不完善的理论。然而，由于西方商品经济学的坚持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放弃，当前的经济学几乎可以说是清一色的商品经济学了。在经济学史中，还有一个问题被中国的很多经济学学者(也包括非经济学学者)忽略，那就是在对经济学的分类中，西方经济学其实是资本主义经济学的简称。非商品经济的思想源于人们认为解决人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可以不通过商品经济的办法，而商品经济学则认为经济学只能是研究商品经济运行规律的科学。正因为这样，现实经济发展的原因被经济学的目的搞混了，在指导经济发展实践的时候，不同的国家会有不同的目标指向。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试验后，经济发展的目标指向因生产效率、GDP、资本的利润率和政府财政收入的强烈动机所掩盖，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这一人类经济活动的根本原因在经济发展的实践中被淡忘了，以至于我们今天不得不认真讨论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这一古老而又现实的经济学问题。
笔者在《经济运行的制度因素》一书中曾经提出过“解决人的生活需求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这个观点已经包含了“人的生活需求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的命题。而在对观点的进一步阐述中，经济发展的目的被分解为“解决好我们人的生活需求”和“解决好人的发展”两个方面。“人的生存”问题应该说是可以与“人的生活需求”问题相对应的。但“人的生存”条件的保障与“人的生活需求”条件的保障不同，前者包含了后者，后者只是前者的一部分。然而，令人失望的是，这样一个涉及经济学研究出发点的问题，并未引起学术界的关注，笔者所批评的经济学家撇开经济目的让经济学研究脱离现实的状况至今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变。更值得关注的是，如果经济学的研究仍然遵循商品经济学的思路，那就将永远也走不出分析商品经济运行规律的局限，也就意味着经济学的研究永远也就别希望走到以人的生存和发展为中心中来。这就是说，商品经济学不能使经济学理论的指导与人生存和发展的需求不一致。因此，经济学的研究要回到经济活动的本源，即回到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中来，使经济学真正成为研究经济发展与人生存和发展紧密联系的学问。事实上，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是人类经济活动的根本原因，作为一个事实、一种常识，并不需要经济学来做什么证明。经济学需要关注、或者说经济学要表明自身存在的科学性，得说明清楚为什么只局限于对商品经济运行的研究，而不去研究商品经济运行的社会思想基础、不研究商品经济为什么这样运行而不是那样运行?特别是它为什么可以不关心社会中每一个个人生存和发展条件都应该获得保障?换句话说，经济学必须回答经济学研究关注不关注入的经济活动与经济活动的目的相一致的问题。
(二)社会经济活动中的生产和分配行为因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产生
社会经济活动的主要行为有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其中生产和分配行为与人的生存和发展最为密切，在没有商品交换即物物交换时，人类就依靠生产和分配的行为来解决自己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换句话说，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因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产生。自商品经济学产生以来，商品生产、商品分配、商品交换和商品消费就作为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生产和分配的行为与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保障渐行渐远，商品生产的效率、资本的利润、生产要素的分配和商品消费与商品生产的关系成为商品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方面，从而使商品经济学成为忠实服务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显学。然而，社会发展对人生存和发展条件保障的需要并不因商品经济学对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忽视而减少，它反而要求经济学对自身的理论进行反思，特别是要对现实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相脱离作出解释。但是，由于商品经济学在一开始就忽略了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因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产生这样一个重要的经济学问题，它有意回避生产和分配行为需要对每一个个人的生存和发展条件负责的问题，用“看不见的手”的理论来说明商品经济活动以追求资本收益最大化的合理，即认为商品经济活动在追求资本收益最大化的过程里无形中也使社会福利得到增加、就业有所保障。商品经济学对资本利润最大化的获得需要以牺牲一部分或大部分人甚至未来人的发展条件为代价的事实视而不见，实际上也是不认可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因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产生这样一个事实。
二、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需要相应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来保障
(一)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是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的必要前提
由于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是因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那么，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就是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的必要前提，即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的产生就是为了要保障人的生存和发展。所谓生产行为，指的是人用自身的劳动与生产资料结合并生产出生存和发展必需品的过程，亦即人创造并保障自身生存和发展条件的一种行为。生产行为有三个要素：人、生产资料和人的劳动。生产行为的目的是创造并保障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所谓的分配行为，指的是按照生产条件和生产目的对生产出来的产品(或产品的价值形式)进行分配并使人生存和发展条件得以具备的行为。由此可见，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是为人的生存和发展服务的。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说的人的生存和发展是社会中每一个个人的生存和发展，而不是商品经济学因资本收益最大化而获得的生存和发展。在商品经济学里，因资本收益最大化而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条件每一个人不一样，一些人(主要是资本家及其聘用的管理人员)会得到很多，一些人
(主要是雇佣工人)勉强维持生存和获得一定的发展，一些人(失业者、待业者和无业人员)被作为自由市场竞争的条件而大量“储备”起来，要靠社会救助或靠别人供养。
(二)一定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给人造就一定的生存和发展条件
从商品经济学理论指导下产生的经济行为对人的生存和发展所造成不同后果我们不难看出，在不同的社会思想下产生的生产和分配行为，其给人所造就的生存和发展条件是不一样的。这一点是经济学不能忽略的。不幸的是，现有的经济学，特别是商品经济学，并没有把这一点当作其研究的重要方面。即便是在研究人的发展经济学问题的学者中，能够这样看的也不多，更不用说深入研究了。
我们这里讲一定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给人造就一定的生存和发展条件，就是要我们的经济学研究特别关注“一定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一定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是一定社会思想影响下人的行为，带有主观色彩，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商品经济学把生产和分配行为定义在资本主义社会上，非商品经济思想把生产和分配行为定义在社会主义社会上，这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事实。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经济学指导下的生产和分配行为造就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条件，社会主义经济学指导下的生产和分配行为造就社会主义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条件。可是，一些经济学者却在不遗余力地宣称经济学与意识形态无关，并有意回避自由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性质，希望用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分配行为来造就社会主义社会中人的生存和发展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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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保障取决于相应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
从上文的论述我们不难看出，人的“一定的生存和发展条件”需要在一定的社会思想影响下的生产和分配行为来保障，即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保障取决于相应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这就是说，人生存和发展条件保障得好坏，取决于人对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的选择。好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才能使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得到真正保障；不好的生产和分配行为将导致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受到破坏，人将得不到好的生活，更谈不上全面自由地发展。反过来，我们也可以从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是否得到好的保障来判断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的好坏，从而判定经济发展方式的好坏。现实社会中许许多多的事实已经告诉我们，经济发展不等同于人的发展，而判定人是否得到好的发展似乎找不到一个客观标准。因此，长期以来人们无法很好地评判经济发展方式的好坏，当然也就不能及时认识到经济发展方式的偏差，更谈不上纠正。其实，这是商品经济学理论误导的缘故。商品经济学把人们评判经济发展方式的好坏放在商品经济活动收益的最大化上，资本收益的好坏、GDP的增加的快慢和财政收入的增加速度等一系列经济指标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是经济发展好坏的标准，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保障已经被掩藏在这些指标背后，让人错误地认为资本收益最大化的实现、GDP的增加、财政收入的增长也等同于人生存和发展条件获得了保障。不可否认，没有经济的发展，是不可能使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获得保障的，经济发展是人生存和发展得到好保障的前提。但是，从经济发展是为了保障人生存和发展这样的本质要求出发，在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保障取决于相应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的思想指导下，把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能否很好地使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得到保障作为衡量经济发展方式好坏的标准是有必要的，也是坚持以人为本发展经济所必须遵循的原则。
三、以商品为中心的商品经济学传统是使人生存和发展条件与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相脱离的原因
(一)以商品和资本利润为中心的生产和分配行为是商品经济学错误导引的结果
以商品和资本利润为中心是商品经济学的显著特征，与人们认为经济学只能是研究商品经济运行规律的科学有关。笔者认为，把经济学定义为是研究商品经济运行规律的科学，这是西方经济学因要服务于资本主义所产生的偏见，由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泛滥，它又转变为中国经济学界的一个偏见。这个经济学偏见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是正常的，在社会主义中国出现就很不正常了。社会主义国家把适用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经济学当作显学、作为主流学科，用于指导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实践，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而不管它是通过什么办法做到这一点的。
毫无疑问，在以商品和资本利润为中心的经济学影响下产生的生产和分配行为，必然要以(不择手段、不顾资源浪费、不断增加无效消费和大量耗费社会资源)获取商品最大价值和资本最大利润为目标，因而使生产和分配行为严重背离其要保障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初衷。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与保障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需要相脱离，完全是商品经济学错误导引的结果。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早在150年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中就已经有所揭示。马克思的《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生产行为如何为获取资本的最大利润而牺牲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分析就更加透彻了。
(二)在商品经济学中人被作为生产资料或生产要素，甚至沦为商品
商品经济学把手段当目的，就是把发展经济从而得到财富这一创造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手段，当成了发展经济的目的——即以获得财富为目的。这一点，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起因的研究》(又名《国富论》)体现得非常充分，它探讨的就是财富怎样增加得更快的问题。在商品经济学里，由于把追求财富当目的，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保障问题就被搁置不管了。人作为生产的主体变成了仅仅是生产工具(当然不是全部，资本持有人和他的人是生产和分配行为的主体，另外的人只能是生产工具或稍好一些——即生产要素)，人的需要就必须服从于利润的需要了。在这个情况下，劳动者的劳动力，这一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成为资本持有人争夺和充分利用来增加利润的对象，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保障变成对利润源泉的保护，把劳动力按质论价、当成商品就是其有的保护，即便是这种特有的保护，也只出现在能够为资本带来最大化收益的少数人身上。
(三)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相脱离是商品经济学理论的必然产物
由于人类的经济活动与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要寻找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相脱离的原因，得从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与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结合情况来判定。我们必须承认，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相脱离不是从来就有的。在远古社会，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与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结合是非常紧密的，人们是因直接的生活需要而进行生产和分配。那个时候，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人们几乎不可能摆脱依靠直接的生产劳动来解决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应该承认，出现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与保障人生存和发展条件
相脱离的情形是在生产力水平较高的近现代社会中，特别是在工业革命之后，才具备有只为了追求财富增加而独立或相对独立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的存在。但是，即便是在现代，人类社会也曾经出现过直接按照社会中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需要来有计划地开展的社会生产和分配活动，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就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例子。已经坚持了50年以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朝鲜、古巴，其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就基本上能够与保障本国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现实相结合。与朝鲜和古巴的情况不同，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目前出现的严重贫富差距、“新三座大山”等情况，就是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没有能够与保障本国人生存和发展条件很好地结合起来的结果。实际上，出现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与保障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相脱离情况的国家，主要是实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国家，而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每一个个人生存和发展条件得到较好保障的如北欧的几个国家，都对商品经济运行的方式进行了较大改革。这样看来，以资本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生产和分配行为，是商品经济学理论指导下必然出现的结果，也是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与保障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相脱离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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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的发展经济学研究要关注社会生产和分配如何保障人的生存和发展
(一)人的发展经济学应该担当起纠正商品经济学偏差的责任
从上面的阐述我们不难看出，经济学应该把以保障人生存和发展条件为中心的研究与以商品分析为核心的研究相分开，即把经济学区分为人的发展经济学和商品经济学。由于商品经济学会误导经济发展的实践脱离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或者说商品经济学会使经济发展的实践脱离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意愿，人的发展经济学应该担当起纠正商品经济学偏差的责任，引导经济学回归到能够指导经济发展为社会中每一个人生存和发展条件都得到保障的服务上来。鉴于商品经济学思想已经在社会中造成深刻的影响，许多领域已经被其彻底渗透，为清理和消除商品经济学对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做到经济学指导经济实践时真正能够保障好人的生存和发展，用人的发展经济学纠正商品经济学的偏差很有可能会引起一次经济学的革命。笔者认为，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特别是随着以人为目的发展经济的呼声不断高涨，经济学革命的到来是迟早的事。对于中国而言，经济学对经济社会的影响，人们感受得更深刻，也更有经济学变革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二)人的发展经济学需要把研究的视角从商品分析转向社会生产和分配如何保障人的生存和发展
由于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的好坏直接决定经济活动保障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好坏，因此，经济学的研究、特别是人的发展经济学的研究需要从传统经济学以商品分析的视角转移到以分析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如何保障人的生存和发展上来。前文已经指出，经济学要表明其自身的科学性，必须说明经济学为什么只限于对商品经济运行的研究而无需研究商品经济运行的社会思想基础?必须回答经济学为什么不关心社会中每一个个人生存和发展条件都应该获得保障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是经济学不能回避的，因为经济学首先是研究与人的生存和发展有关的学问，离开了人的生存和发展，经济学就不成其为与人关系密切的科学了。由于经济学首先是人的经济学，那么，经济学的研究必须解决人的经济活动怎样与经济活动的目的相一致问题。而要解决好经济活动与经济活动的目的相一致问题，除了研究怎样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才能使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得到真正保障，应该不会有更好的办法。这就是说，以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己任的人的发展经济学，需要把研究的视角确定在社会生产和分配如何保障人的生存和发展上。
注释：
①笔者了解的主要是中国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的经济理论。本文作者对苏联及东欧、蒙古、印支三国社会主义时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的了解，仅限于书本介绍；对目前仍然在实践着的朝鲜、古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则知之甚少。此处讲非商品经济理论的不完善，是鉴于世界上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先后放弃了计划经济而言的。同时也表明，本文所讲的人的发展经济学，与经济学史中出现过的非商品经济学不同，也不同于现有的商品经济学。
②在笔者看来，以研究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商品消费为主的经济学理论，都属于商品经济学的范畴，中国目前正在试验并冠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理论被包括在其中，西方经济学是商品经济学的典型代表。
③参见《经济运行的制度因素》，线装书局2007年第1版第198至199页。
④原本的表述是：“把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这个问题提出来，是要说明，我们的经济活动、我们要使经济运行良好，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解决好我们人的生活需求、解决好人的发展问题。”参见《经济运行的制度因素》，线装书局2007年第1版第199页1至3行。
⑤笔者对经济学研究脱离现实的批评，原话是：“在一些经济学家那里，经济学不管经济的目的似乎是天经地义的，经济学研究的技术化倾向也表明这一点。而经济学撇开经济目的不管，只研究经济的手段、技巧、过程，最终就会变成技术表演，探求纯粹原理，与现实的经济运行脱离得越来越远。实际上，正是经济学的这种脱离现实的倾向，使我们忘了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是解决人的生活需求。”参见《经济运行的制度因素》，线装书局2007年第1版第198页最后一段。
⑥据笔者所了解，意识到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是人的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的，除了笔者本人，还有中国人民大学胡钧教授、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许建康教授和广西民族大学陆壹东。但把生产和分配行为与人的生存和发展条件结合起来并作为人的发展经济学的重要内容进行研究的，目前只有笔者本人。
⑦关于中国1978年甚或更准确一点是自20世纪90年代中叶开始以来的改革开放的理论指导，中国的新自由主义学派经济学家会得意洋洋地认为是来源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由主义经济学，一些学者则坚决不认同，认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在指导中国的经济实践。笔者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试验，明显受到具有商品经济学显著特点的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影响，它不同于纯粹自由主义经济学行为的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试验的社会基础为社会主义社会，因此，它不可能象在资本主义国家那样“自由”，但生产和分配行为与保障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脱节，存在较大问题，“新三座大山”在中国的出现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⑧为了弄清资本积累的问题，马克思分析了不以财富仅以需要为目的那个年代的生产。“我们在古代人中间，根本找不到有谁去研究哪一种土地所有制形态是最生产的，是能创造最大财富的。虽然伽图曾经很详细地研究过哪一种耕地方法可以取得最大的收获量，甚至于布鲁图(Brutus)还曾研究过把他的金钱怎么样贷放出去才能弄到顶多的利息，但并没有把财富看作生产底目的……所以在古代，尽管处在那样狭隘的民族、宗教、政治境界里，毕竟还是把人看作生产底目的；这种看法就显出比现代世界高明得多，因为现代世界总是把生产看成人底目的，又把财富看成生产底目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苹稿)》(第三分册)，刘潇然译，人民出版社1963年6月第1版第104页。)——参见巫文强《论以人为目的发展经济及新时期经济学的使命》，《改革与战略》2008年第12期第4页。
商品经济产生的原因范文2
关键词：宋代 商品经济 城市
宋代处于中国古代社会的繁荣时期，在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同时，商品经济这这一时期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并逐渐繁荣，呈现空前兴旺的态势。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市场上流通的商品数量增多，品种日益多样化。尤其到北宋中叶,大都市的商业极为繁荣,商业种类繁多,凡生活用品都可从市场上购得。宋代“坊市分隔制度”的打破、市场活动的增强、海外贸易的发达等都表明商品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城市了的繁荣和发展，并渗入到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
一、宋代商品经济的繁荣
1、坊市合一
唐以前的历代政府在城市管理上实行的是坊市分隔制度，居民区的“坊”与商业区的“市”是分区而设的。居民不能在坊内开设店铺，不能临街开店，这大大限制了城市的商业贸易和经济活动。到宋代，随着商品经济和城市经济的迅速发展，废除坊市分隔制度势在必行。坊市合一使得商人可以沿街开设店铺，出现了新的商业区。当时，不管是繁华的大街还是偏僻的小港，都设满了店铺，居民和一般街道两旁设店摆摊，商业区延伸到坊内，出现了“侵街”的现象。到宋仁宗庆历年间，连城市的宵禁都完全被废除。由于取消了时间限制，宋代出现了热闹的夜市。王建的诗句：“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水门向晚茶商斗，桥市通宵酒客行”。[1]夜市营业时间允许到三更或四更，有的酒楼甚至全天营业。
2、市场活动增强
市场是作为商品经济运行的载体和买卖交换的场所，市场的繁荣程度与商业的繁荣程度是成正比的。随着商业城市的形成和数量的增多，宋代的市场规模也随之扩大。市场活动呈现空前的运营状况。宋代的坊市分隔制度也保证了市场的运营时间和地域自由，带来了买卖交易活动的异常繁荣。商人们在利润的驱使下昼夜运营，“夜市直至三更近，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寻常四稍远静去处，夜市亦有”。[2]市场上的商品种类也无所不有，其中布匹、煤铜铁金银都以数百万计，茶酒矿产品作为一种交换为目的产品也投入到市场交易中，还首次增加了糖品的交易。
3、海外贸易发达
宋代设立了专门管理海上贸易的机构――市舶司，宋代还制定了完善的市舶管理制度。宋代的贸易港也大大超过了前代，唐代主要有交州、广州、泉州、扬州等四大港口，而宋代增加了杭州、明州、温州、秀洲华亭、山东密州板桥镇、秀州通惠镇及江阴军等处。随着港口的增多，造船技术的进步和航道的改善，宋代的贸易范围逐渐扩大。凡大食、古逻、占城、勃泥、麻逸等与宋都有贸易往来，而且，宋代与阿拉伯海、红海沿岸及非洲海岸也开展了直接贸易。两宋市舶贸易的货物种类也非常丰富，《宋会要辑稿》中记载就有30余种，如金银、缗线、瓷器、市香药、犀象、番布、水精、玛瑙、乌、苏木等物。
二、商品经济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1、宋代商业城市的形成
宋代商业大都市的形成是当时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产物。当时的商业城市和市场数量急剧增多，除了当时最著名的北宋都城汴京和南宋都临安外，成都、建康、镇江及扬州等众多城市因商品经济的发达而成为名噪一时的著名商业城市。有学者统计，唐代10万户的城市仅11个，北宋则多达40个。其中，汴京和临安的人口大致有170万和120万左右，在当时世上也是无与伦比的大城市。[3]伴随着宋代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大城市的商品交换十分活跃，像开封、成都、临安都是当时的商业大都市，市场上商品分工细致，万物所聚集，会通全国的商品集散地。城市呈现出异常繁荣的态势，商业活动也更加繁荣。此外，宋代打破了唐代以来的坊市制度，昼夜开放夜市，取消了时间限制，进一步促进了商品经济的繁荣。周邦彦《汴都赋》是这样描绘开封商品贸易繁荣景象的：“自淮而南，邦国之所仰，百姓之所输，金谷财帛，岁时常调，舳舻相衔，千里不绝，越舱吴艚，官艘贾舶，讴闽楚语，风帆雨楫，联翩万载，钲鼓镗翰，人安以舒，国赋应节。”[4]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也促进了全国各地许多商业性集镇的形成。
2、城市规模扩大、数量增加、人口增多
城市的产生和发展是在宋代的生产力和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这也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城镇最初是出于军事需要而设置的，具有堡垒要塞的性质，但随着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城镇的军事职能逐渐被经济职能代替了。可以说，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增加了城市的经济功能。尤其到北宋时,像汴京、洛阳、杭州、扬州等主要城市已普遍成为集政治、手工业、商业、娱乐为一体的综合性城市,大街小巷纵横交织,店铺楼馆、舞榭歌台鳞次栉比,商业、娱乐活动通宵达旦。
唐中以后，由于人口的迅速增加，城市逐渐形成了“草市”的新居民区。这不仅是因为避免战乱，更重要的是经济的发展使城市逐渐扩大。这一情况，到宋朝时已经愈来愈明显了。而且，“草市”作为一个历史名词在大多数场合下即是指城镇的外沿城形成的新居民区，并非一定是有茅草小屋练成一片的市井了。[5]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许多大大小小的环城草市不断涌现，使处于交通中心枢纽或重要农产品基地的草市也不断发展扩张。宋代另一个十分显著的特征就是农村人口大量涌进城市，这些脱离或半脱离农业生产的非农业人口，从事中转贸易，使许多草市逐渐转变成贸易场所固定的市镇。如上海原来只是一个小渔业草市，到南宋末年，已发展成为“华亭东北一巨镇”。[6]草市进而发展为县城城市，如宋宁宗嘉定十五年增置的嘉定县，就是以原昆山县东部的练祁市作为治所的。[7]市镇发展到后来，逐渐兴起了一批专业性的以手工业为主的市镇，如陶瓷、纺织、制糖等。市镇已经由单一的商业贸易向生产、加工、流通的多功能的综合性市场发展，并发展成新的商业市区。南宋，这种情况更加普遍。有的城外市区，由于发展很猛，不再依草市之名相称。许多城门之外建立的交易场所，直接越过“草”的阶段而称之为市。[8]如江阴城门外的草市成为江下市。环城草市的出现和数量的不断增加，扩大了城市的规模和范围，城市空间不断像外延伸。宋代的很多新兴的城市的出现，都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些新城区并不是简单的居民点，而是工商业生产比较密集的地方。所谓“城外草市百姓……多是城里居民逐利去来之人”。[9]
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仅促使城市规模的逐渐扩大，还促使了一批新型的城市的诞生，城市数量不断增加。《宋史・王安石传》载，神宗熙宁年间开封府民户达20万以上,可知汴京人口有百万左右。至于中小商业性城镇更是遍布全国各地, 宋神宗元丰年间，全国的镇市总是达到了1817个。[10]泉州石井镇，是随着海外贸易而兴起的一批市镇的典型带代表“于宋全胜时，东有新市，西有旧市，无非贸易之处，店肆千于座，盖四方射利者所驱。”[11]仙游县的凤亭市也是因海外贸易产品的集散而发展为市镇的。黄岩孙《仙溪志》“凤亭市”条载：“凤亭市，在连江里，人家并海，土产砂糖，商舟博贩者率于是解缆焉。旧又太平镇。绍兴二十六年废。”海口镇也因船舶来往而兴盛一时。“递年常有舶船到钟门、海口。其郡县官员多告人将物金博易真珠犀象香药等。”[12]以陶瓷著称的景德镇也是手工业、商业迅速发展的产物。
城市规模的扩大和数量的增多，意味着城市居民也随之增多。宋代城市人口增多的原因，除了城市自身的人口增多之外，与城市的商品经济发展也密不可分。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说明城市经济的发展能够为他们提供谋生的机会。农村人口脱离土地和农业生产，涌入城市，这种现象在全国已经很普遍了，随着城市坊市制度的打破，城市里增添了许多的固定商业店铺，农民在商品货币经济带来的利润的刺激下，弃农经商。许多沿街叫卖的小商贩正是是这些农民，他们大部分是从事工商服务业。
城市人口的增多，工商业从业者也随之增多。城市居民的成分发生了很大改变。如宋代的以政治、军事功能为主的政治和综合城市，主要居民为官吏、士人、地主和军队，工商业人口只占少数。但随着宋朝城市坊市制度的打破，城市中固定的工商业店铺的增多，以及大量农民在商品货币经济的刺激下涌入城市，弃弄从商。于是，以工商为业职业的城市居民成分逐渐增多。宋政府不得不将城市中的非农业人口定为坊敦户而单独列为户籍。工商业从业者构成了坊敦户的主体，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也大大增加了坊敦户的人口。坊敦户的出现是宋代城市城市面貌的一个重要体现，也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
3、城市娱乐生活丰富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村人口的涌入，城市的文化也受到冲击，呈多元性、丰富性发展。人们的思想意识发生了重大改变。宋代社会是比较开放的和具有活力的，追求实际，逐利求富的价值观逐渐形成。尤其是商品意识在宋代城市社会中逐渐滋长，并渗入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宋人首先打破了传统的“重农抑商”的价值观。商人的地位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官吏经商的现象也很普遍，如开国名相赵普,官高位重,仍“营邸店,夺民利”，石守信、石保去父子更是“专务聚敛,积财巨万”。甚至连民间百姓也纷纷卷人经商的浪潮中来。宋代的官僚、农民、士人经营商业，反映了商品经济给社会带来的变化。
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的繁荣。新兴的市民阶层对休闲娱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各种娱乐场所呈现出兴荣的趋势。瓦子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逐渐发展起来的有了场所。瓦舍，据宋人解释：“瓦者，野合易散之意也。不知起于何时，但在京师时，甚为士庶放荡不羁之所，亦为子弟流连破坏之地。”此种瓦舍，主要是娱乐场所。自北宋中期,瓦子已相当盛行, 汴京城内有50多家瓦子。以极其丰富的曲艺说唱杂技等表演为内容，可谓百戏杂陈,伎艺繁多。市民们可在瓦子中尽情地观赏和娱乐。《东京梦录华》记载，崇观以来，在京瓦肆伎艺就有小唱、嘌唱、傀儡、般杂剧、小说、讲史、散乐、影戏、弄虫蚁、诸宫调、说诨话、商谜、叫果子等内容，史称当时是“不以风雨寒暑，诸棚看人，日日如是。”
茶坊也是系娱乐、消遣之地。茶文化也迅速发展起来了。茶坊遍布全城，为市民的休闲娱乐生活提供了场所。宋代茶坊的兴盛不仅体现在数量之多，而且种类也繁多，如“人情茶坊”、“水茶坊”等。宋代大茶坊还张挂名人书画，悠闲饮茶，开设娱乐活动。绍兴年间，茶坊用鼓乐吹梅花酒曲，用旋杓论“角”出售，如汴梁酒肆中论量计价。
综上所述，宋代城市文化呈现商品化、平民化、娱乐性的特点，这一现象背后隐藏着深刻的经济原因，就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商品经济的繁荣为城市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从各个方面影响着城市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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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经济产生的原因范文3
Abstract:Inpre-modernstages,Therehappenedtobeacontinualdevelopmentofcity.TheconditionsofthemovementofJapaneseCitywasinquiredintoapproachasubjectfromdifferentangles:thesystemofBaku-han,theproductiveforcesinsociety,thedivisionoflabourinsocietyandcommodityeconomy,etc.
Keywords:themovementofcity;thesystemofBaku-han;theproductiveforcesinsociety;commodityeconomy
摘要：从16世纪中叶到19世纪初，日本社会出现了城市运动。由于日本的商业和城市经济的发展，日本的城市社会建立起来了。从幕藩体制、社会生产力、社会分工、商品经济等方面，探讨日本城市运动的历史条件。
关键词：城市运动；幕藩体制；社会生产力；商品经济
城市的兴起和成长，是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是历史前进的产物，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特别是社会分工发展的结果。人类进入第三次社会大分工以后，商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不断发展，推动和促进了城市的发展，使人类的原始居住点最终分解成城市和乡村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社区。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作为农村的对立物，开始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中世纪时期的西欧，由于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商品经济的发展，使西欧的城市完成了从“城”到“市”转变从而使商业和工业为主的城市逐渐成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澳大利亚著名的历史学家V-G-柴尔德把城市起源和发展的社会进化过程称为“城市革命”。[1]p296城市革命则把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这两个非连续性的社会过程连接起来，构成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完整过程。因而，城市革命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前提条件。
西欧的现代化是从十五、十六世纪开始的，而日本的现代化却是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才开始进行的。这容易使人产生疑问！在研究日本史过程中，笔者注意到：在十六世纪中叶以后到十九世纪初，日本社会出现了城市运动。这次城市革命在日本历史研究中受到忽视，一般情况，研究者多集中于对城市历史特别是城下町的研究，而没有从城市与日本现代化的关系的角度来把握日本的城市发展。
“到1800年，全世界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6%—7%左右而日本则为16%—17%左右。”[2]p116这是日本城市发达的结果，日本的城市化率在现代化初期是世界各地所不及的，特别是江户、大阪、京都等三个中心城市的发展。“江户到18世纪中叶人口便超过了100万，1650年前后大阪人口已近80万人。”[3]p236“人口在五万左右的有金泽、名古屋、广岛、长崎等；人口在万人以上的城市大约有五十多个-------这样的人口集中，是由于城市经济的优越性而产生的。”[4]p86从城市人口的数量来看，日本的城市在十九世纪前，就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但是这里的城市化运动并不是产业革命的结果，原因何在？笔者认为日本历史，在1550—1800年，完成了一次城市运动，创造了日本的“原城市化”运动。它是日本现代化的前提条件。本文便来看一看日本城市运动的历史条件。
一、它是日本战国后期，幕藩体制建立的结果，形成了国家对商业和城市的统治，这样，日本的城市作为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发展起来。城市作为社会发展特别是商品经济的重要载体成长起来。
德川幕府是日本封建社会的最后阶段，幕藩体制的建立标志着日本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的完成，它是日本武家政治的最强盛时期，完好地运行了近三个世纪。日本的幕藩体制是以石数制为基础的兵农、兵商分离制的身份制社会。它们决定了城下町的发展方向。这一条件是日本城市发展即原城市化的决定性前提。
（一）、幕藩体制不是一种绝对的中央集权体制。这种体制决定了它“与中国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不同的一种特殊的政治体制，它是集权的，同时也是分权的，但又不同于欧洲中世纪彻底的分权制。”[5]p184幕藩体制是集权和分权相结合的政治体制，它塑造着日本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德川幕府实行封建的中央集权政治。幕府支配着全国重要都市，三都为中心的全国经济中心点成为全国性流通体制的枢纽，形成了全国性的中央市场。这是由集权获得的。“一国一城令”要求每一个藩国只有一个城下町，这样各藩就以城下町为中心形成了藩的领国经济，城下町成为全国性流通体制的支点，形成了全国各地的地方市场。而藩国林立的状态在全国统一条件下，有利于形成各藩国之间的竞争与交流，推动着地方市场的繁荣。
同时，这种集权和分权的体制，又由于“参觐交代”制度的实施使其进一步完善化，促进了幕府对全国的控制。在稳定统一的政权统治下，这一制度不仅促进了全国物资流通范围的扩大，而且促进了交流的发展，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国内市场。以江户、大阪为中心形成了全国性流通经济体制，经济一体化的格局开始出现。这样，城下町便成了大名的领国经济与中央的全国经济圈进行交流的枢纽，地方市场的繁荣不能脱离中央市场，有利于民族统一国内市场进一步发展。因而，幕藩体制下的城下町成为日本典型的城市，它们与日本江户时代的社会变动密不可分。城市作为国内统一市场的载体在这一时期成长起来。
（二）、以石数制为主体的兵农、兵商分离政策是城下町成立的根本性的前提条件。
正天16年（1588年）的《刀狩令》和正天19年的《身份统制令》[6]p89-90明确实行兵农分离等制度，它使日本社会发生以下变化：
首先，建立了新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关系──以石数为基础的土地所有制。用身份制和村请制把农民变为国家的农民，国家依靠农民的自然经济所生产的年贡来维持收入。而且，通过“检地”来确定农民的社会地位。“检地的特点是否认过去的名主领有地，承认直接生产者为领有土地的本百姓即自耕农。”[7]p164日本江户时代通过这一政策形成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关系，“日本具有纯粹封建性的土地占有组织和发达的小农经济。”[8]p785因而，这种土地所有制保障了农民的自由生产，农民各自独立地专心从事农耕；他们成为国家的农民，免受其他中间阶层的剥削。
其次，兵农分离制——武士从农业生产中分离出来。随着军事制度的革命──火器的使用和从而产生的以坚强堡垒进行防御的必要──武士都集中了城下町因而将他们的田地交由农民去耕作。”[9]p16丰臣时代，使日本武士完全脱离农业生产，成为幕藩体制的维持力量，而武士被要求完全居住于城下町，他们便成为城市中最大的消费者阶层和文化的载体之一。“促进城下町形成的政策，造成了农村经济向城市经济的过渡。这本来是为了集中统治武士而推行的政策，但由于武士阶层消费的扩大，城市经济发展起来，战国时代的居城及要塞已丧失军事意义成为政厅与大名的宅邸，而城下町因为人口的集中变成了城市。”[10]p70
最后，兵农分离过程同时伴随着农商的分离过程。由于战国时代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工进一步发展──商人、手工业者增多了。而在武士集中于城下町过程中，武士做为消费者阶层不得不依靠商人、手工业者的活动来满足他们的需要，这样，商人、手工业者集中于城下町，使商业、手工业完全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使工商业者作为一个集团成长起来，这是日本社会的重要变化——这一时代商人阶级的成长和壮大标志着日本完成了一次社会大分工，商业、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经济部门。因而，日本的幕藩体制允许商品经济的发展，日本的商品经济作为农本经济的对立物开始成长起来。
与此同时，这些变化又以实施石数制为基础，而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入和发展。石数制是以年贡为主的实物地租作为封建的地租形式。通过石数制，日本所有的村、郡、国，均称之为若干石的村，若干石的郡或国，这并不是以其地域的耕地面积，而是以稻米的生产量来表示的，全国各地的经济实力便可一目了然了。以石数制为基础的幕藩体制不仅有利于自然经济的发展，而且推动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商品经济的发展由于城下町的存在而使领主、武士和农民都卷入了商业社会之中。商品经济使日本的封建统治阶级不断地改变统治政策，而不是固守一成不变的经济政策，由此来适应着江户时代商品经济特别是货币经济发达的状况。
综上所述，日本德川时代，幕藩领主在幕藩体制的建立中对城下町的推进政策，使日本的城市具有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功能；形成了对农村和城市的双重统治。井上清曾指出：“幕藩体制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农业和以商品经济发达为基础的工商业为前提而建立起来的。”[11]p3这样，幕藩体制不仅塑造了日本的封建小农经济——日本进入封建社会的最高阶段，而且塑造了日本社会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因而，日本的城市在幕藩体制下发展起来。城市运动即原城市化也就成为日本江户时代社会历史的重要内容。
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是原城市化和城市发展的社会基础条件。商品经济是城市产生和繁荣的经济原因。同样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是日本原城市化的经济原因。特别是元禄时代以后，城市货币经济的繁荣进一步推动了城市的繁荣和原城市化的进程。
（一）、日本的社会生产力是不断发展的。由于德川幕府结束了战国时代以来的兵乱，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劳动人民就可以在较为安定的环境里进行生产，“耕地面积从丰臣秀吉检地时的150万町步，到18世纪初达到297万町步，1872年又扩大到358万町步，在此基础上，江户时代不到300年间粮食产量增长了近80%，从1588年的1800万石增长到1872年的3222万石。”[12]p35（其中17世纪末达到2580万石）[12]p16这样，单位面积产量有所提高，中等土质耕地的反收获量1594年为1.1石，1686年达到1.3石，到1873年提高到1.6石。[12]p35同时，江户时代的租税率基本上是相对稳定的，“幕府确定的年贡率，开始是六公四民------十八世纪初，年贡率改为三公七民。”[13]p63这样，日本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特别是农民手中剩余生产的增长，成为社会分工和交换扩大的基础，是使商业、手工业和农业分离的物质前提条件。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农业劳动率的提高，出现了剩余产品，日本的农业才能够满足非农业人口对农产品的需要。农业为工商业发展提供重要保障，城市才能够不断发展。
（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分工进一步发展。战国时代的畿内地区的棉纺织业的分工就已经发展起来，“要经过十四、十五道手续，提供许多的职业，养活各种家庭的人。”[14]p13-14分工的进一步发展使专业化的市场出现“不久它们变为常设的市集，商人定居下来，便形成了町。”[15]p208-209早期市场町、门前町、寺内町等市的繁荣，有利于促进了日本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后来，由于城下町化，武士、工商业者的集中使城市中确立了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地位，使工商业者从农业分离出来，这样便形成了日本的商人和手工业者阶级。城市分工的确立以及城市商业的发达既促进了商品经济发达也促进了工商业者的内部分工。“十七世纪由于商业的发达，商人的性质也发生变化------商品贸易额更为增多和商业趋向合理化，从而商人之间的业务分工发展起来-----大量的出现了专门从事某一种商品的批发商和经纪人。”[4]p102-103这样，城市的社会分工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反过来，商品货币经济进一步推动着城市的发展和日本的原城市化向纵深发展。
综上所述，江户时代日本的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为日本的原城市化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条件。原城市化在这样的条件下向纵深发展——商品经济发达起来。原来作为农本经济的附属物的商品经济渐渐地成长为农本经济的对立物。因而，日本工商业者地位的确定反映了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的基础。”[16]p161日本的商品经济的繁荣反映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更重要的是商品经济促进了城市和城市化的发展，而城市的繁荣又促进了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促进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促进着日本的原城市化。马克思曾指出：“城市工业本身一旦和农业分离，它的产品一开始就是商品，因而它的产品的出售就需要有商业作为媒介，这是理所当然的。因此商业依赖于城市的发展，而城市的发展也许要以商业为条件，这是不言而喻的。”[17]p371
三，自然地理条件是城市兴起和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交通条件的发达及相适应的社会技术的进步则为日本城市的繁荣和原城市化奠定了物质基础条件。
“通过对许多城下町地理条件的比较研究，我们发现，当时的城下町所依靠的地理条件，有如下几种情况：（1）多位于平原的中心地带，路上交通便利。（2）河流的控制地区，水陆条件好。（3）适宜海上运输军备便利的港口，海运条件便捷。（4）军事要塞的地方，多集中丘陵地带。”[18]p221这里可以看到，城下町在形成之初，便多集中交通便利地带，陆运、海运和水运发展起来。而江户时代城市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参觐交代制度”的实行，使全国性的交通运输非常方便。在陆上，形成了以江户为中心，以“五街道”为主要干线的通往全国各地的陆路交通网；在海上，由于日本是个岛国，海上运输作为主要交通方式，自古以来就很发达。江户时代由于全国流通的增长，使环岛海运发展起来，形成了以江户、大阪为中心，以“四海道”为主要航路的海运交通线。此外，内河运输也有所发展。疏浚了主要河流，河运多与陆路和海路衔接，使海陆运输更为活跃。
这样，由于全国水陆交通运输的发达，全国各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便进一步加强了。参觐交代制度推动了各地之间的交流，人口的流动和商品经济的繁荣，使城市经济开始打破自然经济所造成的隔绝状态，促进着全国统一市场的发展，特别是“东西海运的畅通标志着以大阪、江户为中心的全国性市场的形成。”[12]p21这反映着海运在日本的社会发展的历史作用，海运是简便易行的运输方式，它具有中途不用反复装卸、运输量大、运费低廉等优点。德川时代“海运船舶可载五、六百石，大者可达千石。”[19]p265由于日本江户时代以贡租米作为最初的流通物资，它的运输量使海上运输特别发达。交通运输作为商品的载体，促进着商品经济和城市的繁荣，江户时达的水陆交通条件，使商品运输和集散更加繁荣，促进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也促进着商人的活动区域扩展到全国。
四、江户时代长期稳定的和平环境，带来了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商品货币经济的繁荣有利于日本城市化的完成。
稳定的社会环境使城市社会经济更加繁荣。“这样就产生了同附近地区以外的地区建立贸易联系的可能，这种可能之变为现实，取决于现有的交通工具的情况，取决于由政治关系所决定的沿途社会治安状况（大家知道，整个中世纪，商人都是结成武装商队行动的）以及取决于交往所及地区内由相应的文明程度所决定的需求的发展程度。”[20]p296没有这一时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日本的社会经济发展也不会这样引人注目的。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使日本的商品货币关系发展起来，推动着日本的原城市化的不断发展。
通过以上论述，日本德川时代，在幕藩体制确立的过程中，进行了一场全国性的城市化运动。这一过程，以战国时代的商品经济发展为基础，确立了市集的地位；以城下町化过程中的统一政策为契机，人为地促使了日本的“城”与“市”的结合，不仅建立了近代意义的城市而且推动着日本的原城市化。同时这一过程又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商品货币经济的繁荣为动力，其他社会、自然条件为辅，日本商业和城市经济进一步发展，日本的城市社会建立起来，这样，城市商品经济作为农本经济的对立物发展起来。因而，在1550-1800年期间，日本的城市在明治维新之前就已经成长壮大起来，日本的原城市化也顺利地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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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经济产生的原因范文4
亚当斯密是现代社会的潘多拉，亚当斯密扮演了神话故事中潘多拉的角色，亚当斯密开启了现代社会的潘多拉盒子，亚当斯密是现代危机的罪魁祸首笔者相信，这些令人惊讶的颠覆性的语言，对于现代社会任何一位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学者和专家尤其是亚当斯密的崇拜者们，无论如何都会感到莫明其妙、不能接受.他们甚至会认为这纯属无稽之谈。
可以理解，在现代社会从事经济学研究的每一位学者和专家心里，在任何一本经济学教科书和经济学词典当中，亚当.斯密始终都被尊为经济学的圣人，经济学的鼻祖，现代经济学之父，看不见的手的理论提出者，自由商品经济制度的理论奠基人，如此等等。美国多所大学在纪念亚当斯密诞辰270周年的盛大集会上甚至这样宣称:二百多年来，凡是奉行了斯密的理论和政策的国家其经济都走上了繁荣和富裕，凡是违背了斯密的理论和政策的国家其经济大多衰败和落后。那么，对于一个为现代人类、为现代商业文明、为自由商品经济制度的确立和发展、为现代经济学做出了历史性的伟大贡献的人，对于一个受万众敬仰和顶礼膜拜的经济学家，又怎么能将其视为历史的罪人呢?
然而，我们必须说，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亚当斯密也不例外。我们从不想否认和抹杀亚当斯密为现代人类、为现代商业文明、为自由商品经济制度的确立和发展、为现代经济学所做出的历史性的伟大贡献，但是也不想掩盖和粉饰亚当斯密基于同一行为给现代社会和人类未来己经并将继续带来的潜在的毁灭性灾难、
要阐明这其中的原委，还需要从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理论说起、
二自由商品经济制度原理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一开篇就提出这样一个基本论断促进劳动分工和技术进步要比增加劳动力数量对于促进财富增长更具有决定意义。这一论断构成《国富论》全书大厦的基石。亚当斯密接下来的基本研究工作是，如何为劳动分工和技术进步提供一种永不枯竭的强大动力?进一步说，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制度可以有效地最大限度地促进劳动分工和技术进步?
亚当斯密研究发现，自由商品经济制度可以将人类与生俱来的自私心、贪婪心和虚荣心与劳动分工、技术进步乃至财富增长巧妙地链接在一起，而自私心、贪婪心和虚荣心，是蕴含在人类身上的一种与生俱来的永不枯竭的最为强大的动力。在自由商品经济制度下，人类与生俱来的自私心、贪婪心和虚荣心将转化为推动劳动分工、技术进步乃至财富增长，的强大动力，与此同时人类与生俱来的自私心、贪婪心和虚荣心反过来还可以得到持续不断的激励和强化。自由商品经济制度是这样一种巧妙机制，以至于它简直就是一架可以持续自我加速运转的永动机、具体而言，自由商品经济制度的运行机制是这样:它利用利润来激发、强化和放纵人们的自私心、贪婪心和虚荣心，而受到激发、强化和放纵的自私心、贪婪心和虚荣心反过来又会驱使人们去勤勉工作、细化分工、革新技术、降低成本、提高质量、扩大规模，以求获得更多更大的利润。这样就形成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并且不断得以自我强化的无限循环回路、因而我们说，自由商品经济制度无疑是一种伟大艺术。
亚当斯密之所以会选中并坚定地倡导和推行自由商品经济制度(而这种制度在古代社会遭到反对)，与他对人性深刻的观察和研究密不可分、这也正是他得以成为第一个将人性与经济学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深刻认识到，人与生俱来就充满了自私心、贪婪心和虚荣心，它们是促使世人忙忙碌碌、劳苦终生的终极原因、亚当斯密这样说道:每个人生来首先和主要关心自己，每一个人确实是爱自己胜过爱任何人，每一个人把自己的蝇头小利看得比他人的生命还重要人们追名逐利、争夺权势、一心向上爬，到底是为了什么?若说是为了维持温饱，那么体力劳动者最低的工资就足以让他们衣食无忧、安居乐业，还可以赡养家庭。在认真研究过他们的收支状况后，我们发现他们把大部分收入用于那些奢侈品真正让他们动心的不是安逸享乐，而是虚荣每个人在别人面前都倾向于夸耀财富、掩饰贫穷普通人总是喜欢仰慕富人和权贵，而富人和权贵拼命追求财富不是为了舒适而是为了虚荣富人因富有而得意洋洋，穷人因贫穷而感到羞辱富人雇佣千百人来为自己劳动仅仅是为了满足自己无聊而又贪得无厌的欲望把资本用来支持产业的人，以牟取利润为唯一目的，他总是努力使其资本所支持的产业的生产物能具有最大价值。
亚当斯密强调，我们决不能指望从屠夫、酿酒师或者面包师的仁慈中获得我们的午餐、我们只能从使他们关心他自己的利益中来获得我们的午餐、我们要向他们讲述的不是他们的人道博爱，而是他们的私心。决不要向他们谈论我们自己的需要，而是要谈论他们的利益。在自由商品经济制度下投资者的主观动机都是为了谋求个人私利，通常他既不打算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自己能在什么程度上促进这种利益，尽管如此，但是在无意之间会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去达到一个并非出于他本意的目标、这个并非出于他本意的目标，正是社会劳动分工的不断细化、生产技术的不断革新和社会财富的快速增长、这只看不见的手，正是用肉眼看不见的无形的自由商品经济制度、亚当斯密宣称，投资者在追求个人利益时通常比他真实地有意地促进社会利益能更加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从来没有听说过那些假装为公共利益而经营贸易的人做了多少好事，这正是亚当.斯密之所以积极倡导和推行自由商品经济制度的信念和理由，正是亚当斯密对于现代经济学的理论贡献，也正是现代商业文明的基本原理和伟大艺术所在。
三潘多拉盒子的现代开启
然而，如果我们仔细研究自由商品经济制度的人性原理就必然会产生这样的一个疑虑(而现代社会己经证实了这一疑虑)，这就是当自由商品经济制度把每一个人的自私心、贪婪心和虚荣心作为促进劳动分工、技术进步和财富增长的工具加以利用时，当它们被利润反复不断地激发、强化和放纵时，当每一个人的自私心、贪婪心和虚荣心变得越来越强烈和炽热时，人类社会长期以来建立起来的道德良心是否会从此而逐步走向泯灭?人类社会关系是否会因此而逐步演变成一种纯粹的金钱和物质利益关系?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奢侈主义、消费主义等是否会充斥世界?人类是否会因此而变得丧失理性、丧尽天良、为所欲为、伤天害理?法律信仰、法律监督、法律制度是否会因此而成为金钱的工具，并逐步走向腐朽和崩溃?人类世界是否会逐渐演化成一个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血腥战场?这是否意味着推行自由商品经济制度实质上是在打开潘多拉盒子?人类的自私心、贪婪心和虚荣心是否会像潘多拉盒子中的恶魔一样一旦被释放便再也无法控制?
亚当斯密当年似乎从来没有产生过这样的担心和疑虑、
阅读亚当斯密的著作可以发现，亚当斯密由于受时代精神的影响尤其是受牛顿力学的影响，他成为了一个坚定的理性主义者。亚当斯密相信，尽管人的同情心根本无法战胜人的自私之心，但是人的理性和良心完全可以战胜自身强烈的自私之心、在《道德情操论》中，他曾经这样说道，是什么东西促使高尚的人在所有情况下、平常人也在许多情况下，为了他人更大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利益呢?人性中宽厚的力量，大自然在人类心中点燃的微弱仁慈火光，是无法抗衡最强烈的自私冲动的。这是一种更为强大的力量、更为有力的动机在这类场合发挥了作用、它就是理性、道义、良心、内心的一个居住者、内心的审判者、我们行为的伟大审判者和仲裁人。每当我们将要做出的行为影响到他人的幸福时，正是他，用一种足以震慑内心自以为是的情感的声音告诫我们:我们不过是芸芸众生之一，丝毫不比其他人更为重要;如果我们无耻地和自目地将自己凌驾于他人之上，就会成为愤怒、憎恨和咒骂的合宜对象、
亚当斯密不仅相信人的理性具有永恒的力量，而且还相信法律具有永恒的力量、他曾经这样说:每一个人，只要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都应让他完全自由，让他采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劳动及资本和任何其他人或其他阶级相竞争。通过这句话可以发现，亚当斯密似乎从来没有怀疑过法律的力量，他完全相信在自由商品经济制度下当人的自私心、贪婪心和虚荣心被激发、强化和放纵时，法律的力量依然如故、值得信赖、
然而，200多年来的资本主义发展史充分表明:在自由商品经济制度下，当人的自私心、贪婪心和虚荣心被利润反复不断地激发强化和放纵时_拜金主义风潮势不可挡.在拜金主义铺天盖地的强大攻势之下，人类的理性和法律越来越远离正义、越来越屈从利益、越来越腐化堕落、越来越不可信赖。人类理性开始为金钱服务，法律信仰不再有立锥之地，法律监督与恶意串通走向融合，法律制度循着牟取暴利的方向迈进。或许，马克思的下面一段话能更准确地说明在自由商品经济条件下人类理性和人类法律的可信赖限度和必然结局: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百分之十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证明。这体现了马克思的非理性主义、非法律主义的社会政治观。
四危机展望
商品经济产生的原因范文5
一、农业生产各方面比较
1.农业耕种工具。唐宋时期灌钢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在此基础上熟铁钢刃的农具得到广泛使用，这一时期堪称我国传统农业工具发展的巅峰，耕种农具系列化，出现了许多革命性的发明，如曲辕犁等，多种利用水力、风力、畜力的灌溉和加工谷物、获取小麦的工具得到普及。元朝人王桢的《王桢农书》记载了唐宋大量的大型高效农具，如大型水车、麦钐等。明清时期，冶铁工艺继续进步，出现了生铁淋口技术，但这种技术还不是很成熟，只能应用于小型农具，大型农具如犁铧仍然要使用铸铁工艺。农具种类完全继承唐宋，并没有出现新型农具，甚至在唐宋时出现的一部分大型农具在这时反而消失了。由于种种原因，还出现了一些地方由畜力耕种退回到完全人力耕种的水平，这对资源利用和农业生产都是一种倒退。
2.农业科技水平。从土地耕作方式、土地施肥、种子培育等方面来比较，明清都继承并超越了唐宋。明清时期土地耕作继承了唐宋甚至更早形成的以耕、耙、耢、压、锄为特点的旱地耕种技术体系和以耕、耙、耖、耘、荡为特点的水田耕种技术体系，并在实际操作中进一步发展完善，提高了耕作的精细化水平。农书是对农业技术水平的总结和反映，唐宋就有了专门的农书对当时的先进农业科技进行总结和记录，如宋朝陈甫的《农书》，但此类专著数量很少。到明清时期，关于农学方面的著作纷纷出现，数量多，质量高，还出现了如《农政全书》等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集大成之作，这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农业科技在各个地区各个领域的推广和普及，也反映了明清时期农业发展的水平。
3.水土资源的开发利用。唐宋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创造性地确立了稻麦复种制和一年多熟种植，到了明清时期，稻麦是种制体系进一步普及和发展，并根据南北不同气候特点，形成了北方二年三熟制和南方一年双熟制，土地利用率进一步提高。同时，这一时期在一小部分地区还出现了堤塘方式的土地耕种模式，典型的就是桑渔田循环耕种土地，已经有了生态农业雏形。在水利灌溉发展方面，唐宋大力发展农田水利，甚至还形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太湖流域塘埔圩田体系。明清时期，北方大型的水利工程逐渐萎缩，南方的小型水利工程和北方的井灌水利得到了较快发展，数量也十分庞大。
4.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的拓展。粮食种类在唐宋形成了以稻米和小麦为主，以粟黍为辅的种植格局，明清时期，稻米和小麦的主导地位进一步提升，同时，还引进和推广了玉米、番薯、土豆等高产农业物种。经济作物种植方面，唐宋时期以种植苎麻、蚕桑、茶叶、药材等为主，到了明清时期，棉花取代了麻丝，成为最主要的经济作物，同时，烟叶、油料、糖料作物等生产空前繁荣。在农业和牧业结构比例上，唐宋时期，国营牧业及家庭式的饲养家畜家禽都十分发达。明清时期，特别是在清代，农区政权和牧区政权实现了真正的整合，国家牧场衰落迅速，大量传统的牧区被开垦为农田，内地的草地和荒山也被开垦为农田，农牧结构严重畸形。唐宋时期，长江流域经过长期的开发，由于气候条件优异，成为全国农业经济的重心。到了明清时期，由于长期的和平，人口迅速增长，农民开始自发地拓展农业区域，长江流域和江南地区继续高速发展，同时出现了湖南湖北、江汉地区、四川等新兴农业区，黄河流域的农业经济也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边疆地区被进一步开垦，农业种植区域空前扩张。
二、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分析
综合上文分析，相比较唐宋，明清农业生产工具并没有出现革命性的突破，大型高效的农具大量消失或未被使用，农业技术也没有新的提高，北方的大型水利灌溉工程大量荒废，农业种植区域空前扩张，造成牧业相对落后，引起畜力不足，致使很多地区由先进的畜耕退化到人耕，农业资源利用率并不高。到清中晚期，人口激增导致人均耕种面积减少和人均粮食占有量减少，这就造成劳动生产率的降低。当然，单纯以人均粮食占有量作为衡量劳动生产率的高低是片面，因为农民除了粮食生产外，还有副业生产和经济作物生产。著名学者李伯重就认为，清代江南地区典型的男耕女织生产模式，生产效率应该是农夫和农妇生产效率的总和，从而认为清代劳动生产效率高于前代的结论，也就是说，清代虽然人均粮食占有量减少，但副业生产和经济生产可以弥补粮食占有量的不足。实际上，男耕女织的农业生产方式和历史上夫妇并作的农业生产方式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只是程度高低之分而已，唐宋时的经济作物生产和副业生产也很发达，占有的比例也很大，所以，从明清全国范围来看，其劳动生产效率并不比唐宋高。但另一方面，明清时期农业人口的空前增长和土地种植广度的空前扩张，其粮食生产的总量大大超越了唐宋，加之男耕女织生产模式程度的提高，副业生产和经济作物生产的总量都很大，社会剩余商品大大增加，人口需要的多样性也逐渐提高，这在客观上为农产品流通的发达和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提供了前提。同时，明清农业生产有明显精细化耕种的趋势。从中国农业历史上来研究，精耕细作有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即主动的和被动的。主动式的精耕细作往往是伴随农具的更新和耕作方式的变革，表现结果是耕种效率的提升和农业产量的提高，这是一种农业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的模式。还有一种模式是被动性的，农民进行精耕细作不是因为主动地使用新农具或者采用新的耕种模式，而是因为人均土地占有量和粮食占有量的减少，不得已投入更多的人力，这种模式农业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不但没有提升，还有所下降。很明显，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中晚期的精耕细作是被动的，也是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的。
三、农产品的流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
商品经济产生的原因范文6
[关键词]“斯密难题”；利己主义；利他主义；矛盾；经济活动
1文献综述
对于“斯密问题”，经济学家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自己的解释，大体来讲，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斯密问题并不存在，利己和利他是人的两个方面。陈三三，朱振元就是持这样的观点，在他们看来，人是自利和利他的统一体，即“经济人”和“道德人”是统一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幸福，人一方面更关心的是自己，自利自爱，但是人也有利他的方面，有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反省和自我节制的能力。武经伟，方盛举认为斯密本身也是持这种观点的，在他们看来，两部著作之间并不矛盾，是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将“道德人”和“经济人”统一了起来。[1]而蒋自强等教授也认为“斯密难题”不存在，《道德情操论》中所描述的就是利己主义本性的个人怎样控制他的感情或行为，尤其是自私的感情或行为，以及怎样建立一个有确定行为准则的社会。[2]但是，很多经济学家则认为“斯密问题”是由于亚当・斯密自身的局限性所产生的一个悖论，利己动机和利他动机到底是对立的还是统一的。在本文看来，利己动机和利他动机是对立统一的，并且也在不断的转换着，究竟如何转换取决于经济环境。
2不同的经济时代产生不同类型的人
2.1自然经济时代的“道德人”
在自然经济时代，人要生存就必须依赖他人，因为凭借一人之力来对抗自然是根本不可能成功的，生产力水平的极度低下使得人与人只能紧密的相互依附，个人与集体直接同一，[3]集体的存在是个人生存的前提，也就是说必须保证他人的存在，这样的事实就要求个人必须关心他人，具有利他之心，为他人付出自己的努力，成为“道德人”。[4]所以正如陈其人所说的“道德人”产生在剩余产品出现之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不存在物质基础，相反，正是大家共同获取物质资料来达到生存目标的事实，使得人人都是纯粹的利他主义者，所以 “道德人”的出现是由物质基础所决定的。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摩尔根在精心研究古代印第安人的原始经济生活后也得出同样的结论，即在很大程度上生活中的共产制是印第安部落的生活条件的必然结果。”[5]
2.2商品经济产生的“经济人”
分工和私有制导致了商品经济的出现，人们从对他人的依赖转向了对物的依赖，获得尽可能大的物质利益成为人们普遍的追求，对财富的无尽追求使得“经济人”出现了。此外，经济人如果想实现最大的利益，就必须生产别人所需要的产品，为别人生产使用价值，这样才能获得价值，所以必须以利他为手段来达到利己的目的。正如《国富论》中所说的“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我们自己需要”。[6]亚当・斯密生活的时代正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商品经济有所发展但物质财富并非十分充足的时期，所以对物质财富的追求只会使人们客观上关心别人的需要，但却并非出自主观动机。在这一阶段，人们参与交换的程度不深，交换的目的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换取自己所需要的产品，这样的交换会导致人们的眼光不够长远，思虑不够周全，或者说交易双方的博弈更多的是短期的、暂时的，所以这种状况下的经济生活中以自利而损人的事件就会层出不穷，这一阶段是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无法避免的，这主要是因为商品经济的发展不充分，人们的认识不可能深入，只是明白通过交换可以获得货币，有了货币就可以获得自己所需要的产品，并不会对如何获取更多更长远的利益进行决策。在英国的经济转型时期，即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的过程中，就曾因人们的极度自利而发生过“羊吃人”的悲惨事件，当时这一现象震惊了世界，同样也引起了英国的极大反响，经济发展使得人们付出了道德等精神方面的巨大代价，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唯一目的就是获得最大的利润，丝毫不会顾虑自己的行为可能对别人造成的危害。[7]
当商品经济取代了自然经济并且有所发展的时代，人们脱离了自然经济时代对他人的依赖，获得了一定的独立，但是却摆脱不了对物的依赖，拥有商品就意味着拥有了财富，商品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就代表了财富的多少，这就容易导致财富诱惑下的人的“异化”，自私自利、损人利己的事件自然就会屡见不鲜。[3]由此可见，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由群体本位转向个体本位时，物质的极为稀缺使得人们追求物质的动机极为强烈，自利性也就表现得更为突出。
2.3高度发展的市场经济下的“道德人”
随着商品经济不断的发展，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人们参与交易的频率不断的增加，物质满足的程度也随之不断的增加，在此基础上，人们的自利观也渐渐的发生改变，在获得物质满足的基础上也会更多的追求精神的满足，比如获得别人的尊重与认可，获得心灵的安宁，这些会促使人们开始从他人的角度思考问题，所以为更好地满足自己利他不是客观需要而成为一种主观动机，成为更高程度上的“道德人”，这种“道德人”区别于自然经济时代的“道德人”的地方在于为别人考虑不是出于生存而是为了生活。这一现象在“后工业国家”，例如西欧、北欧和北美的一些国家表现得相当的明显，当人们拥有了足够多的物质财富之后，更多的财富所带来的边际效应微不足道，精神的满足变得更加重要，在这种情况下助人所带来的快乐和满足远远大于获得更多的财富所带来的满足。
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人们甚至愿意牺牲一定的经济效益作为寻求精神满足的代价。[8]的确，当物质资源相当匮乏时，一个人很难产生出非经济偏好；反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物质资源越丰裕，一个人的非经济偏好，比如道德偏好、情感偏好、审美偏好等就越丰富、越强烈。马斯洛的需求层次学说支持这一结论。
商品经济并不是永恒的经济形态，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按照马克思的看法，商品经济最终会被产品经济所取代，在产品经济时代，人们将摆脱物的束缚，实现真正的自由，这时的人们精神境界将随着实践的发展达到无与伦比的高度，就会成为完全意义上的“道德人”。
3结论
利他究竟是一种客观需要，还是出于主观动机是由经济发展程度决定的，当经济发展程度较低时，物质财富的追求会导致人客观上考虑别人的需要，利他是一种生存需要；而当经济发展水平足够高时，利他就会成为一种主观动机，利他主义或者对别人的爱就会成为一种生活需要。在现阶段的物质发展水平下，主流经济学所采纳的“经济人”假设遵从了斯密的自利假设，即在一定的资源约束下获得物质利益最大化，这种假设是合理的，因为总体上来讲人们的生理需求还没有得到充分的满足。但是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这种假设就不再合理，在那种情况下，自利是一种开明的，是一种广义的，即不仅要实现物质满足，还要实现精神满足，利他不再是客观的，并且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利他动机会逐渐取代自利动机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
参考文献：
[1]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229-230.
[2]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1-2.
[3]武经伟，方盛举.经济人・道德人・全面发展的社会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27.
[4]陈其人.论“经济人”和利己与利他[J].北京：当代经济研究，2003（1）.
[5]摩尔根.印第安人的房屋建筑与家庭生活[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
[6]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分析[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