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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农经济的弊端范文1
关键词：信用社；金融机构；体制改革
信用社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一种比较特殊的金融机构，有城市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之分，现在城市信用社已经基本消失，信用社主要指的就是农村信用社，农村信用社是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设立，由社员入股组成，实行社员民主管理，主要为社区社员提供金融服务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农业人口走向城市，农村信用社服务的人口逐渐建设。更重要的是由于农村信用社内部体制中存在众多弊端，它索恩能够提供的农村经济贷款服务也十分有限，可以说农村信用社的发展已经不能适应当前农村经济的发展需要。与此同时，正在进行的农村信用社体制改革也进入到了一个瓶颈，由于各种问题是体制长期发展中积累下来的，形成了牵一发动全身之局，农村信用社到底要走向何方目前还存在很大的疑问。
一、农村信用社体制现状
信用社在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信用社在发展过程当中曝露出许多体制弊端，虽然经过长期体制改革，但是这些弊端并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主要体制弊端如下：
（一）机构设置混乱
农村信用社的机构设置基本上是按照乡镇来划分的，在村里设置代办点或者代办站，然后又大社进行统一管理，而县级单位设置联社，现在虽然设置了省级农村信用社管理中心。而在金融体制管理当中，当前是由人民银行进行统一的管理，但是普遍存在管理混乱、体制不健全、分工不明确、权责不统一的问题。在具体的管理当中现在信用社基本上延续了农业银行的模式，与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并不相适。现在农村信用社基本上承担就是存款业务，贷款种类单一也难以适应农村经济的发展需要，没有起到农村经济发展资金筹集的作用。
（二）管理体制不科学
首先，缺乏科学的监督机制，由于目前没有一部专门的法律规制农村信用社的发展，现在多数农村信用社多是借鉴商业银行的监督的机制，但是这些内部监督规章制度缺乏科学性，并不适合农村信用社的实际情况，很难在实践中得到真正的贯彻执行。其次，业务千差万别不统一，由于农村信用在管理体制上没有形成自上而下的管理系统，因此各地方农村信用社的贷款业务并不统一，金融机构竞争各自为战，难以形成合力，根本不能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机构自有竞争的需要。
二、农村信用社应该走上市场化的发展道路
农村信用社自产生以后，学者们就对它存在的体制弊端进行认真的分析和思考，并着力推动信用社的体制改革，但是经过二十多年的体制探索，可以发现农村信用社的体制改革成果并不是很明显，这主要是因为体制改革的方向不明确所导致的。
（一）有关信用社改革方向的争论
现在有关农村信用社改革的观点主要分为三类：
1.主张坚持合作制
这种观点认为中国现有的制度条件下并不缺乏实行合作制的土壤，而我国农村经济仍然是以分散的小农经济为主，现在农村经济的发展现状可以说主要是以农业小额贷款为主，因此仍然有继续实行合作制的空间和必要性。信用社体制问题形成的原因是“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提出的一些任务和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同时，经济工作很粗，把合作经济等同于集体经济，公益法人与非公益法人部分，对社会上弱者群体的组织不制定必要的优惠照顾政策。”
2.主张放弃合作制
持这一种观点的人认为合作制的一个最基本的前提是合作的自愿，但是我国这样一个行政力量为主导的国家，并不具备实行合作者的基本前提条件。主要原因是：第一，我国的农村信用社合作制并不是在自愿的前提下形成的，而是在行政力量的捏合下形成的。第二，合作制要求各合作者之间要在日常业务中体现出互助合作的原则，但是现在非社员存款越来越多，没有体现出这一要求。第三，农村信用社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其性质到底是商业银行还是农村发展过程中的互组织无法得到根本的明确，导致现在有关金融管理的很多规定并不适合农村信用社。因此，现在农村信用社应该放弃合作形式，转而走上农业商业银行的发展道路。
3.主张走多种形式的道路
这一种观点认为，现在不能急切讨论合作制的放弃还是不放弃的问题，而是应该在坚持实践探索的基础上寻找最适合农村信用社发展的方向。认为“允许各地农村信用合作社因地制宜的探索和实施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合作制各种产权制度，对根本解决我国农村信用合作社问题具有深远意义。”
（二）几种观点评析和本文的主张
1.几种观点评析
对于第一种坚持合作制论，笔者认为这一种观点没有看到当前农村经济的发展的实际，没有对农村经济未来发展做出正确的预测。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作用逐渐凸显，农村剩余劳动力大批量的向城市转移，农村人口逐渐减少，可以预见在未来农业生产必将走上企业化、集约化的生产道路，到时候合作制体制主要面向农业生产发展中的小额贷款定位将不再有市场。并且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和农村科学技术的发展，现在农业生产的现代化特征愈发明显，农民的收入已经不再那么依赖农业生产，而是向林、菜、牧、渔的方向发展，而这个农业产业部门当前正朝着企业化的生产之路迈进，这一过程中农民所需要的资金是越来越多，小额贷款与农民需求之间并不协调。
对于第三种观点，应该说这一种观点是介于第一种观点和第二种观点之间的中间观点，本文认为这是一种不彻底的改革观点。主要是因为当前农村信用社发展中的困境已经证明了现有的体制与农村经济的发展需要并不适应，如果在坚持合作制无疑是将农村信用社推向更加困难的边缘。按照这一观点在现有体制的基础上进行多体制试点改革，最大的疑问就是在多长时间之内才能探索出一条适合农村信用社发展的体制，这一点我想任何一个学者都不能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但是不能忽视的是以中国农业银行在内的商业银行业务正在逐渐的向农村方向扩张，农村信贷市场的竞争日益激烈化，如果农村信用社不能再最短的时间内拿出相应改革对策，那么留给农村信用社的道路只有破产一条道路。
2.本文的主张
本文主张第二种观点，也就是要彻底放弃合作制，转而走向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发展道路，成立农村商业银行，构建现代商业银行的体制。主要原因如下：
（1）西方发达国家的合作制金融机构大部分转向了商业银行
合作制金融机构并不是我国特有的现象，在西方发达国家也曾存在过，但是经过实践表明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合作制银行管理体制并不能适合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因此西方国家绝大多数合作制金融机构通过改革走上了商业银行的发展道路。在体制健全的西方发达国家尚且如此，体制不健全的我国更应该走上规范化、现代化的商业银行发展之路。
（2）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改变了农民对信贷的需求
农业信用社合作制存在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是农村的，也就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大量的存在，但是这一基础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正在逐渐的消失。因为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受到市场经济的巨大冲击，濒临崩溃的边缘。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现在农业生产的机械化水平大为提高，种植、收割等繁重农业劳动已经不要人力就能完成，这种情况下大量的农民从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涌向了城市，而农村农业生产的机械化、集约化日益明显，农民对农业发展中的小额贷款需求大为下降。
（3）企业化经济在农村日渐兴起
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经历一个由传统种植到农林牧副渔发展转变的过程，而到了二十一世纪，以农林牧副渔为主的农业生产活动再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农民开始利用各种帮扶资金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企业，使农业生产的中心转向了农产品加工业或者其他农业企业。这种情况下农民对于贷款的需要转向了企业贷款，以面向农民为主的农村信用社贷款机制根本不能满足这一需要。只有资产更多、实力更强、贷款额度更大的商业银行才能满足现有农村发展条件下的农业企业发展需要。
总之，农村信用社要想摆脱现有体制的各种弊端，必须彻底放弃合作制，走上商业银行的独立市场经济主体发展道路，通过体制改革走上现代化商业银行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小农经济的弊端范文2
关键词：农村土地土地流转规模经营小农经济逻辑
一、农民负担激增中的土地抛荒与土地流转
2008年国庆节前后，我们在湖北荆门地区调查时发现当地农村在分田单干以后出现了规模巨大的“外来户”，进而又发现了一种不同于规模化导向的小农经济运转逻辑的土地流转模式，为我们理解当下的土地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土地流转政策实践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分析视角。
以蒋村为例，早在1981年该村就开始试行分田到组的方案，并在时隔半年之后进一步推行分田到户的土地承包政策，促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提高。然而好景不长，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该村已经开始出现土地抛荒现象，并在九十年代中期达到顶峰。在土地抛荒的背后，一个至为关键的因素是包括三提五统在内的农业税费征缴总额在不断增加，农民负担在日益攀升，甚至曾经达到亩均360元的征收标准。与此同时，土地的产出水平和粮食价格却并没有同步上涨，农民的种田收益相对明显下滑。土地抛荒意味着农民不再愿意承当承包地所负担的农业税费，也意味着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遭遇新的困境。这就必然迫使地方政府一方面通过自上而下的压力型体制施压村组干部在不断提高农业税费亩均金额的情况下强化征税能力，一方面尝试推行各种政策的变通实践以化解土地抛荒和由此而加剧的亩均农业税费上涨的压力。在分税制改革以后，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更加依赖于农业税费，农民负担也在1996年前后达到农民所能够承受的极限。“”的政治压力和越来越大的财政压力迫使地方政府对变通土地政策以化解伴随土地抛荒而来的农业税费收入减少的诉求更加的强烈，而土地流转政策则为之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
实际上，在出现土地抛荒的初期，祖籍四川和湖北利川等经济发展水平更加落后地区的农民就开始涌入当地寻找谋取生计的机会。而外来的农民要想在当地立足，一要购买或新建房子以解决居住问题，二要获得土地资源以解决生存难题，三要获得地方政府，尤其是村组干部对其居住权利的身份性认可。因此，“要逃离的”与“要进入的”就在地方政府的政策变通中达成了双方皆大欢喜的“交易契约”，逃离的本地居民将房子连同宅基地、承包地连卖带送地“转让”给了迫切想要进入的外来农民，并放弃了其在村庄里的一切权利，当然也包括一切义务，彻底割断了与生养自己的家乡的连接纽带。地方政府的政策变通主要是“帮助”本地要逃离的村民将房子与宅基地和承包地捆绑在一起连同村庄的成员权一次性地通过一种“形似流转，实是买卖”的所有权变更合同在“符合”法律规定的界限内永久性地“流转”给了“要进入的”外来农民。按照相关的法律规定，农村的宅基地和承包地是集体所有，是不能进入流通市场自由买卖的，当地政府就“默认”双方村民的卖房与买房行为，而将土地承包权和宅基地使用权顺便“流转”给买房的外来村民，并注销了外逃村民的户口，为进入的外来村民注册上了本地户口，帮助完成了本地小农与外来小农之间的土地流转，从而也减轻了自身因为土地抛荒、税费空悬而带来的税费收入减少的压力。1997年，在农业税费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当地政府推行了土地二轮延包政策，之前外逃的本地村民彻底丧失了承包土地的权利和机会。2005年，在取消农业税费、实行粮食直补政策的新形势下，当地以1997年二轮延包时的土地家庭承包情况为基准推行了土地确权确证的政策改革实践，外来农户的土地承包权得到进一步确认，外逃农户再一次也将是永久性地丧失了原本所有的承包权。而对于在1997年到2005年之间发生的小农之间的“土地流转”则根据双方的约定与协商结合实际情况加以处理并给予确权确证。由此导致在2005年，当地围绕土地流转而产生的法律与民事纠纷显著上升，最终蒋村以及所在区域的大多数农村都有不下于10%的原住民将村庄成员权及其附属权利不得不“确权确证”给了外来的新住民，最高的村庄甚至达到了三分之二的规模。
二、确权确证中的土地流转政策及问题呈现
2005年当地地方政府在确权确证中推行的土地流转承包政策实际上已经完全剥夺了原住民的土地承包权，变相肯定了流转双方的土地“买卖”行为，违背了现今法律对土地只能流转而不能买卖的相关规定。然而，地方政府的政策行为也有其难言之隐。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农民负担不断加重，土地抛荒日益增多的情况下，任何人都难以预测到不久之后国家就会取消农业税费并对种粮农民实行直补的惠农政策，而农业税费来源减少的威胁就摆在眼前困扰着基层政府。外逃的本地村民既然“放弃”土地不愿耕种，自然也就不可能再承担负载在土地上的纳税缴费义务。在税源减少的财政压力面前，地方政府不得不推行短视的土地流转政策：一方面为自愿进行的房屋连带宅基地和承包地的“买卖”行为打开方便之门，鼓励不愿耕种土地的本地农民将土地流转给外来的农民，并通过房屋所有权的过户连带将宅基地和承包地的相关权益全部过户给新的外来农民；一方面为了缓解日益增大的土地抛荒压力，地方政府推行了“税随地走”的农税政策，鼓励村组干部到外地去引进种粮大户，促使当地绝大多数村庄的村组干部都曾经到四川、河南等地宣传本地特殊优惠的土地流转政策千方百计地引进外来愿意种粮的农民。这在相当大程度上保证了外来承包户的土地权益，并通过村庄成员权的转让化解了其后顾之忧。因此，当土地经营效益好转的新形势下，地方政府推行确权确证的土地政策就不得不照顾到外来农户的土地权益，继续坚持权利与义务对称的原则，将税费征缴年代获取土地经营收益的权利与承担纳税缴费义务的对称关系延续到后税费时代将已经过户的土地权益仍然赋予外来农户。在地方政府的政策逻辑里面，只看到农民缴纳税费与享受土地权益是对称关系，而没有顾及短视的土地流转政策可能引发的新问题。在房屋、宅基地与承包地的买卖或流转中，价格是极其便宜的。在九十年代初中期土地承载的税费相对还算比较低的时候，一栋民房连同宅基地和户均10多亩的承包地只能卖到价格不等的几千元。基本上可以说农户买卖的只是房屋，至于宅基地和10多亩的承包地都是免费赠送给外来农户的。外逃的本土农户获得的只是区区几千元的一次性货币收入，丧失的却是村庄的成员权以及依附其上的居住权和土地继续承包权。从此以后，这些外逃农户就只能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去“披荆斩棘”，承受巨大的永不确定的市场风险，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重返村庄生活的可能性，也为城乡地区的社会稳定和中国持续的现代化进程带来了新的威胁。
三、短视的土地流转政策潜存的社会问题
地方政府短视的土地流转政策彻底割断了外逃农民与所在村庄的联系，将之完全推向了风险难测的庄外世界，虽然曾经为缓解地方财政压力作出了功不可没的贡献，但是也为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埋下了新的隐患。
根据我们的调查，当地外逃农民在庄外世界谋生的路径主要有三个：一是凭借自身的社会关系网络和经济实力在外经商；二是在周边乡镇、县城或其它地方的商业街做小买卖、小生意；三是在外打工谋生。在留守农民的观念中，外逃农民过着远比自己要好得多的生活，而实际上往往并不如此。税费改革以后，当地户均10多亩地的家庭耕种模式完全可以让留守村庄的农民过上相对比较体面的生活，每年户均1-2万元的种田纯收入已经使留守农民步入温饱有余、小康不足的相对富裕的生活阶段。而在那些外逃农民中，除了极少数的农民能够通过自身的努力打拼获得在城市生活的资格和经济实力外，大多数农民的生活处境并不比留守农民优越，并不得不承受越来越大的经济社会压力。在我们调查的蒋村所在地区，绝大多数的流出农民或在县城、乡镇和附近新开发的商业街做些小买卖、小生意，或在发达地区和发达城市以及附近的县城打工谋生。在蒋村附近的关桥商业街，一百米长的临街店面已经出现了5个早餐店和19家小百货店，其它类型的店面莫不如此，竞争是越来越激烈，效益是越来越差。因为关桥商业街覆盖范围太过有限，只有四个周边村庄，原本在九十年代开一个早餐馆一年能够挣上两、三万元，现今忙活一年只能挣得大几千元。而且由于在农田经营中耕种与收割机械化、帮工货币化的有利形势下，种田农民开始过上“一个月种田，两个月过年（赶人情、喝酒），九个月休闲”的生活，也有了空闲时间以及必要的资本实力在商业街开店面做生意，这就进一步地挤压了无地农民做小买卖、小生意的利润空间，致使其生活处境越来越差。同时，在蒋村所在的县城，也活跃着数量庞大的靠打零工谋生的失地农民工。还有更多的外逃村民到更远的发达地区和发达城市寻找就业谋生的机会。而受制于农民自身的素质和中国的产业结构，打工农民中的绝大多数都不可能获得在城市繁衍生息的经济实力，难以取得在城市生活的资格。现今，有少部分在庄外世界谋生不得意的外逃农民想要重新回到村庄里来，可是在种田效益好转和国家对种田农民实行反哺政策的新形势下，要想反过来通过“买房转地”在已经确权确证的情况下再次获得村庄的成员权是非常困难的。
短视的土地流转政策实践使当地的外逃农民丧失了稳定的生活来源和立足之地，从而也就使其失去了在庄外世界谋生失败之后的回旋余地，很有可能会成为新的城市贫民。当前，在蒋村所在的县城已经出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零工市场和失地农民的居住场所。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大规模农村剩余劳动力或类似于荆门地区的外逃失地农民居住的城市地区，很多可能会出现拉美化的贫民窟。相对于还保有土地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而言，外逃失地农民将不得不长期忍受贫民窟的苦难生活。
四、农村土地流转的实践反思
相对于规模化导向的土地流转，蒋村所在区域的农村土地流转无疑还是一种小农经济的流转经营逻辑。然而，正如我们在当地所看到的即使是在外来农民与本地农民在地方政府鼓励下自愿开展的土地流转经营实践也已经导致出现了相对于原住民来说无论是绝对数量还是相对比例都不容忽视的失地农民。这部分农民已经失去了进城失败以后回归农村的无限可能性，也失去了失败之后仍然能够过上有尊严而又体面的生活的机会，最终极有可能会沦落为新型城市贫民阶层，进而威胁到城乡社会的稳定。
小农经济的弊端范文3
关键词：思想道德教育；生态道德观；道德教育。
引言。
生态道德观（生态伦理或生态和谐理论）是一门从道德角度研究人与自然环境和生态关系的新兴伦理学科。几十年来，生态伦理学在西方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和完善，既有理论上的突破，也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实践成果，人们的生态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保护环境，关注生态，已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
但是，我国目前在生态道德方面的理论研究水平不高，还没能形成体系，在德育教学中重视不够，在实践运用方面也落后于西方。因此，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必须要培养生态道德观，必须将生态道德教育纳入大德育的范围之内，使其成为新德育的一部分。故此，本文就思想道德教育中生态道德观的培养问题，提出自己的粗浅看法。
一、生态道德观的由来。
生态道德观的出现，是人类社会发展到现代文明时代的必然结果。它的产生一方面是人类对于自身征服自然能力的认可与满足，另一方面又是人类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自身行为反思的结晶。反观人类与自然的交往史不难看出，一方面，人们习惯于把自然环境看作是人类活动的空间或满足人类目的的手段，认为人与自然之间仅是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人类完全可以不顾一切，不断地根据自身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对待自然、改变自然。另一方面，人类由于知识的贫乏和能力的限制，长期处于小农经济的状态下。农业对于自然环境的依存度唤醒了全体民众、乃至统治者，不得不关注自然环境的变化，把自然当做高高在上的神灵顶礼膜拜。在没有现代工业支撑下的小农经济对环境和生态的破坏，是微乎其微的。也正是这样，我们才有了绿色和清洁的环境。
工业革命以来，工业化的进程加快使整个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短短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所创造的生产力水平远远超过了以往的总和。但是，它在为人类提供优越的物质生活和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那就是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大气污染、水体污染、森林危机、土壤退化等一系列环境问题的出现，对人类的自身生存提出了挑战。一些西方的先哲们开始对人和自然的关系进行深刻的反思，提出了生态道德（或称作“生态伦理”）这一全新的概念。其中有法国思想家施韦兹“敬畏生命”的生态伦理学、莱奥波尔德的大地伦理学、卡逊的尊重自然伦理学、辛格的解放动物的伦理学、丸山竹秋的地球伦理学、罗尔斯顿的环境伦理学，构成了和谐伦理发展链条上不可缺少的环节，为生态伦理学的完善做出了重大的贡献。那么何为生态道德观？生态道德观是指协调人与自然关系，保护人类自身的生存环境时所必须遵循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反映了人对自然界、对人类社会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使人类学会尊重自然、善待自然，自觉充当维护自然稳定与和谐的调节者。
二、思想道德教育中生态道德观培养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一）思想道德教育中生态道德观培养的必要性。
1.我国生态环境的现状要求必须培养生态道德观。
在我国环境的问题上，长期以来存在着对环境现实认识有误、观念滞后等情况。建国后，国家生产全面恢复，基于政治、经济的需要，带着“人定胜天”的思想，受错误生态观的指导，对自然资源无节制的开采和低效率的利用，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如三江源的原始森林的消失，洞庭湖的水面积锐减等，这也没能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了经济快速的增长。但是落后的粗放的发展和增长方式，使生态环境迅速恶化，水土流失、污水横溢、土地沙化、草原退化、森林的快速消失等，都威胁着人们的生存环境，也制约着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的现状让生态道德观的培养变得势在必行。
2.思想道德教育中的生态道德教育现状要求必须培养生态道德观。
我国目前的思想道德教育存在着种种弊端，具体表现在：
小农经济的弊端范文4
资深乳业专家王丁棉说，牛奶中含有黄曲霉毒素，主要是因为奶牛食用了含有黄曲霉毒素的饲料所致。像玉米、稻谷、豆粕这些饲料受潮久放就会发霉产生毒素。显然，这个问题在奶牛的原料上就出了问题了，就像蔬菜重金属超标，是由于土地的重金属含量超标，种菜的、卖菜的显得很无奈甚至很无辜一样。因此，黄曲霉毒素超标不是蒙牛能够独立承担的错，这是畸形发展的行业产生的必然弊端！这是原料端原始、落后和分散的农业，与产品端现代、先进和大规模集中的工业的矛盾，这是以“中国国情”名义被保持的落后的养殖方式与消费者追求健康、安全的需求又一次强烈的碰撞！
我国包括蒙牛在内许多乳品企业，原料相当大的部分来自奶牛饲养散户。奶牛吃的是什么、饲料有没有发霉变质，乳企们毫不知情，就算是知道了也管不过来。原料奶到了乳企这里，管得了灭菌、查得出有没有三聚氰胺，可是对黄曲霉毒根本没有设防，指望企业自检属于天方夜谭。
这个问题的本质是，如果不在原料端下功夫管理，等到产品出来了再检测是很可笑的！如果乳业延续这种产业脱节的状况，这个“毒”那个“素”一定还会出现，乳品行业一定还会让人提心吊胆、防不胜防！因此，牛奶出现黄曲霉毒素的问题，不是蒙牛一家的错，根本的错在于农业实在太落后，是非常落后的农业拖了乳业的后腿。
不久前，乳制品国标在蛋白质含量和细菌总数两个标准上的倒退，被消费者和媒体大为诟病。对此，有专家祭出了“国情”说：“如果我们的检测标准明天就向国外看齐，那80%的牛奶得倒掉，奶农要破产，我国大多数消费者也就喝不到牛奶了”。
“国情说”在我国相当有市场，但是危害极大，害了消费者也害了整个行业。按照国情说的逻辑推导就是这样的：为了不让奶农破产，就调低标准，标准降低，散养被保护住了，细菌多了，黄曲霉毒素也来了……这是真真切切地开倒车！
农业的现代化、规模化、工业化和品牌化，与食品工业连为一体是历史发展的趋势，我真诚地希望有理想的食品企业，勇敢地向上漩走，当然，这也需要土地制度的进一步改革，促使农业走出小农经济的怪圈，整合出安全可控的生产基地，不要奢望依靠检测的技术水平和散记的自觉性来提高产品的安全性和品质。依靠小农养殖，根本无法满足大规模工业化发展的需要。大量稳定的原料来源，已经成为企业竞争力的重要部分，我国大豆压榨行业的起起伏伏就是有力证明。
小农经济的弊端范文5
自温州7.23动车事故后，高铁与投资过度联系在一起。
这样的联系并不恰当，高铁投资是否过度取决于高铁的投资效率、使用效率与带动中国经济一体化的总体效率。就目前的中国发展阶段而言，需要大力发展高铁。
铁路建设与工业化时代的大客流大物流密切相关，美国从19世纪60年代就已经掀起铁路建设，南北战争前夕奠定3万多英里坚实基础。
中国晚于美国40年开始修铁路，修得不晚，效率不敢恭维。目前的总里程数，美国2007年时为226427公里，中国2010年时为91000公里。按照中国铁路中长期规划，到2020年，中国铁路里程将达到10万公里，只相当于美国的四分之一。
中国建设铁路速度之慢，说明这绝不是一个流通频繁的大工业与商业社会，并不怎么需要便捷的大运输量的交通工具；另一方面，铁路建设迟缓又将中国钉死在小农经济、区域经济的轨道上不能自拔。完整的交通网络并不天然形成统一大市场，但没有交通网络一定无法形成统一大市场。
建设高速铁路网之前，中国先行建设高速公路网。未成为轨道上的国家先成为轮子上的国家，成为环境不能承受之重。
中国的煤炭、石油等能源消耗难以为继，石油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2009年中国高达1360多万辆的销量，需要2000多万吨的原油进口。据统计，2015年中国汽车产能将达到3250万辆，6000多万吨的原油从何而来？中国的空气质量、能源瓶颈如何解决？任何一个人口、资源压力巨大的国家，很难想象日常出行交通工具主要利用乘坐效率极低的私家车。此起彼伏的环境灾难早已向我们发出警告，江豚死亡、地下水大面积污染、沿海漂浮的油污触目惊心，暴发户式的奢侈生活方式必然产生灾难。有人会提出新能源车，在技术成熟、制造新能源的污染解决之后再唱高调不迟。而铁路，是相同工作量下耗能最少的交通工具。
轨道交通能够带来城市集聚效应，国际上城市集群基本上依托轨道交通产生。中原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的一体化，没有轨道交通难以建成。中国此轮经济转型，与投资重心的西移、劳动力的回归以及城市群集中在一起。武广高铁开通后，广东物流、人流与湖南、湖北的交集已成为重要经济现象。
一旦中国高铁线路建成，传统线路将释放出庞大的物流运输能力，客流与物流两大瓶颈得到根本缓解。国内的铁路，可以通过国际铁路形成海运、管道之外的另一张庞大的运输网络。不能忽视的是，只有在高铁技术上，我国拥有一定优势，而在其他交通领域，只能任由他人卡住咽喉。
小农经济的弊端范文6
一要实现从经验管理向科学管理的转变。经验管理往往带有片面性、盲目性和不确定性，特别是我们的很多经验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有一定的局限性，不能适应市场经济要求。而科学管理是一种理性的管理，它以科学的管理理论为指导，既能够按照既定的管理目标一以贯之，又能够根据形势的变化，不断改进管理方法。
要做到科学管理，首先要树立科学的管理理念。管理理念是管理者的管理思想和价值取向在管理工作中的反映，是指导管理行为的基础，没有科学管理理念的管理必然是盲目的，不稳定的。要树立科学的管理理念就要坚持与时俱进，不断地学习和掌握现代管理知识和方法，并能够在工作中自觉地贯彻这一管理理念；其次是要学会辩证的思维方式。思想方法决定工作方法，辩证的思维方式就是要学会全面地、发展地、联系地看问题，看到各项管理工作中内在的有机的联系，不要就管理抓管理，就生产抓生产；再次是要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要把管理工作的重点放在人上，不能见物不见人。做到一切从人出发，研究人的思想情绪和行为，调动人的内在的积极性。
二要实现人治向机制管理的转变。人治管理的本质是小农经济和计划经济的产物，其特点是以行政手段为主，随意性大，凭个人的主观意志管理，具有不稳定性，容易让下属无所适从；而机制管理是一种科学管理，它主要是依靠制度，靠明确的分工和责任，靠机制来调动员工内在的工作积极性，来约束员工的行为，它一经建立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不依管理者更替而改变。应当说，每个管理者的管理动机都是好的，但管理工作仅有好的动机是不够的，因为每个管理者的文化、经历、性格不同，管理方式、方法、风格不同，如果单凭个人的好恶来管理，没有一套好的制度做保证，将一个单位工作的好坏系于一个人的良好愿望上是非常危险的，一个好的管理者对一个单位的最大贡献，莫过于给一个单位留下一套好的管理机制。
由人治向机制转变，首先要提高对依靠机制管理重要性的认识，把它看成是科学管理的必然要求和具体体现，而不是可有可无的；其次要建立一套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管理机制，将单位的各项工作目标和要求置于机制的控制之下；再次是要增强执行机制的自觉性。各级管理者要带头执行机制，养成自觉执行机制，运用机制来推动工作的习惯。
三要实现由粗放型管理向精细管理转变。长期以来，粗放型管理是我们的管理弊端之一，其突出表现是重结果不重过程，重成果不重成本，重质的要求缺乏量的考核，无章可循或有章不循。而精细管理是与现代化大生产相联系的，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和科学管理的体现。
实施精细管理，首先要各项工作都有标准，既要有质的要求，又要有量的要求，做到事事有所遵循，有章可循；其次是要严格按标准作业，按章操作，养成严细的作风，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做到作业标准化；再次是要加强现场管理。现场管理人员要严肃认真，一丝不苟，持之以恒，严格按标准进行检查考核，及时纠正不良的操作习惯和操作行为。
四要从行政手段管理为主向经济考核为主转变。行政手段管理方式是典型的计划经济体的管理特征，其优点是快，直观，省事，缺点是带有很大的主观色彩，其下属往往是被动的，不利于激发劳动者内在的工作热情。市场机制则是根据市场经济法则和按劳取酬原则，运用市场机制手段和物质利益原则来激发员工的劳动热情，约束员工的不良行为，实践证明这是一种符合现阶段特点的科学的管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