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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伦理学基本范畴范文1
【摘要】随着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综合医学模式的演变，医疗矛盾逐步由“技术型”向“服务型”转化，许多新的医学伦理问题应运而生，医学伦理学越来越受到各国医学教育界的关注。
【Abstract】Synthesizes the medicine pattern along with the biomedicine pattern to the biological-psychology-society the evolution， the medical service is contradictory gradually by “the technology” to “the service” the transformation， many new medicine ethics question arises at the historic moment， medicine ethics more and more receives the various countries’ medicine educational circles the attention.
【Key words】Medicine ethics； Education； Present situation； Countermeasure
随着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综合医学模式的演变，医疗矛盾逐步由“技术型”向“服务型”转化，许多新的医学伦理问题应运而生，医学伦理学越来越受到各国医学教育界的关注。
1 医学伦理学教学现状
1.1 我们不能不清醒地认识到，与世界上很多国家相比较，我们的医学伦理教育从内容到形式，从理论到实践都存在着许多问题与不足。目前，在美国、法国、英国、日本等国家已经进行了多年系统稳定的医学伦理学教学。在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各年级医学生中均开设医学伦理学课程，并进行跨学科教学。教学基本上围绕当前医学领域的重点热点伦理问题进行，如医学实践中知情同意、人体实验、脑死亡、稀有资源分配等。哈佛大学医学院对医学伦理学采取以问题为基础进行跨学科的教学方法，组织学生对医学伦理问题从不同角度、不同学科进行研究和探讨，并邀请不同学科的专家参加，例如邀请临床医学专家、基础医学专家、社会学家、哲学家、心理学家、行为科学家等[1]。
我国则多以开设医学伦理学课堂教学为主，进行其他教学模式的学校还很少，教学模式还有待完善。仅在少数医学院校的医学伦理学教学中，采取了对重点热点问题进行讨论，课题调研的形式。比如哈尔滨医科大学，其在上世纪末已经开始采取这种课题调研讨论的教学形式，取得了一定的教学效果[2]。但是目前国内对这些模式还缺乏系统的研究，也没有很好的推广。
1.2 对医学伦理学重要性的认识不足。
医学伦理学在医学教育中的地位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才导致目前我国医学院校医学伦理学课时严重偏少的现状。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大部分医学院校在第五学期开设医学伦理学或在政治课中开设医德课，总课时约为30学时，不及美国、日本等国家同类课程学时总数的1/5。在如此有限的时间内，不大可能指望学生对医德范畴、医德规范等有较为系统的了解，更谈不上为他们提供将理论付诸实践的机会了。
2002年2月，国际医学教育学会公布了本科医学教育全球最低基本要求，包括医学教育的7个基本方面：职业价值、态度、行为和伦理，医学科学基础知识，临床技能，沟通技能，群体健康和卫生系统，信息管理，批判性思维和研究。[3]这一标准阐述了医学院校毕业生必须具备的一系列基础核心能力，从中可以看到，医学伦理学和医德教育在医学生综合素质中占有重要地位。
1.3 授课形式单调是我国医学伦理学教学中亟待改革的又一弊端。
目前医学伦理学教学中通行的是单纯由教师讲授的方法。限于学时，教师较少考虑，也无从考虑实际效果。这种“布道式”的教学方式，很难引起学生对医学伦理学的兴趣，更不用说掌握指导他们终身职业生涯的伦理准则与规范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美国医学院该门课程的教学形式显得生动活泼。其中最常见的是各种形式的讨论和以病例为基础的教学模式。日本的医学伦理学课程则主要由相关临床教研室的教授主讲及让学生参加病区实习的形式来予以实施，注重培养学生判断医疗实践中发生伦理问题及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加拿大的医学伦理学课程大多采用案例教学法和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方法。
1.4 如何让医学伦理学的教学内容更系统、更稳定、更具时代性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近年来，我国医学伦理教育的教学内容也同样受到了严峻的挑战。众所周知，任何一种道德理论或伦理学说，都是有其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随着经济改革在我国城乡相继取得巨大成功，人们开始对医疗卫生保健行业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新的医学模式要求医务人员不仅应具备精湛的医术，而且要求他们能自觉尊重生命价值，在努力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的同时，还要深谙伦理学、心理学等人文科学知识。所以原有的教学内容自然跟不上时代的需要，而即使是已经更
新的教材内容，也会因为目前新的伦理学问题的层出不穷而同样有了时代的局限性。传统的医学伦理学考核形式，主要以考场笔试(闭卷或开卷)以及论文撰写常见。前者强调的是书本理论知识的检测，特别是闭卷形式。开卷形式虽然有一定的开放，但总之都是以理论知识考核为主，与传统课堂授课形式相适合。这种考核方式容易流于形式，不能真正考查到学生学习医学伦理学课程后的思想观念以及伦理决策能力上的变化，也不能真正鼓励学生学习医学伦理学的主动性。后者虽强调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有助于学生自我能力的培养，相比较应该是一种进步。但是仍然还有不足之处：没有贴近临床和实践，学生的任务仅仅是在完成论文，所以相关材料可以不必从实践中获得，减少了伦理学的实践机会；论文撰写相对简单，教师的指导成分相对较少，实用性不足。因为以上这些因素，所以目前的医学伦理学考核方式难以引起学生学习的兴趣和迫切感，那么进行医学伦理学考核制度的改革就更加势在必行。
2 医学伦理学教学的对策
2.1 加强国际合作，提高中国医学伦理学的教学水平。医学伦理学的发展和医学科学的发展密不可分，一种新的医学科技的发展，必然引起相应的伦理学的方法论等多种角度，深入研究高等学校教学方法，使我们的教学在调动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启迪学生创造性思维以及培养学生表达思想、交流观点的能力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4]。此外，对学生的成绩考核，要考虑改变以理论考试为主的形式，积极尝试多种考核方式，使考试内容注重运用所学的基本理论分析一些具体问题。
2.2 创新教学内容。
自1982年以来，我国高等和中等医学院校和医疗部门陆续开设了医学伦理学课程，从事医学伦理学教育和研究工作，先后编写了许多版本的医学伦理学教材。这些教材的出现，对于医学伦理学的教学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21世纪是生命与健康科学发展的世纪，因此医学伦理学内容体系“应以义务论为主线，将价值论、公益论贯穿其中，既反映传统医德精华，又突出生命与健康主要内容，并包括哲学、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美学等相关学科进行理论与实践的论证。既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又能帮助医学生和医务工作者解决在学习和医疗实践中的各种伦理问题。其具体内容应突出科学性、系统性、规范性和实践性的统一”。[5]
2.3 改革教学方式。
教师讲授不应该是医学伦理课唯一的教学方式。我们应该借鉴国外一些比较好的教学方法，依据我国的国情和目前医德医风的现状，摸索出有自己特色的教学模式。在方法上，我们应改单调乏味的说教为多种形式并举。可以尝试用师生对话、小组讨论、专题讨论的形式。在医学伦理学教学过程中，“应特别重视选择与应用正反典型事例进行伦理分析，这对于帮助医学生和医务工作者加深对医疗实践中所遇到的伦理纷争的理解，提高医学行为分析判断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实践证明，这种教学方法效果好，深受大家欢迎”。[6]同时还“应重视对启发式、讲授法、多媒体教学法、考评法等方法的应用，不断提高医学伦理学教育教学质量”。
2.4 加强师资培养，提高教学水平。
为解决师资队伍发展滞后的现状，首先，应尽快成立医学伦理学教研室，建立一支结构合理的、专兼结合的教学队伍。其办法：一是建立专门教学研究机构，配备专门从事医学伦理学教育的人员，尤其重视选拔有培养前途的硕士生、博士生。二是以中华医学会医学伦理学教育委员会名义举办全国性医学伦理学师资培训班和专题研讨班，2004年8月在广州举办的全国医学伦理学教育培训班，受到有关部门和与会者的好评。同时，各省市医学伦理学会也应定期召开医学伦理学教育会，不断培养医学伦理学队伍，还应选派有培养前途的年轻教师出国作访问学者进修学习，从而达到提高医学伦理学师资队伍素质的目的。
2.5 完善并规范人文教育体制。目前我国医学伦理学教育体制不够完善，同时还尚无相应的规范。
全国仅有医学伦理学会及教育等专业委员会，而各省市没有相应的专门机构，也缺乏统一和明确的要求。虽然国家教育部、卫生部在课程建设上把医学伦理学列入教育计划，但全国医药院校缺乏统一的安排。有的院校成立了医学伦理学教研室，但大多数院校是在社科部或德育教研室中成立一个小组，教材不够统一，教育与研究相脱节等。我们认为，必须制定统一的计划和提出明确的要求，“把医学伦理学作为整个医学教育的重要内容，纳入教育卫生主管部门的议事日程，列入教育计划，作为必修课程开设，作为精品课程和重点学科来建设”。[7]同时要大力开展医学伦理学的教育研究，定期召开地区和全国性医学伦理学教育研究会，总结交流经验，表彰先进，依靠全体医学伦理学教育工作者和理论界、医学界的同仁，共同为建设符合国情的医学伦理学理论及教育体系而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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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曾钊新、李建华.道德心理学[M].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2，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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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李传俊、李本富.医学伦理学案例教学的实践与评价.医学教育[J]1995，(2)9～11
5 张金忠.关于医学伦理学教学方法、效果的讨论.中国医学伦理学[J]1999，(3)27～28
医学伦理学基本范畴范文2
〔关键词〕公共卫生伦理学;公共卫生;医学伦理学;伦理思考
1公共卫生伦理学的兴起
1．1公共卫生与公共卫生伦理学
公共卫生就是我们作为一个社会，为保障人人健康的各种条件所采取的集体行动［1］。这是1988年美国医学研究所(InstituteofMedicine)关于公共卫生的里程碑式的定义。公共卫生，是指组织社会共同努力，改善环境卫生条件，预防控制传染病和其他疾病流行，培养良好卫生习惯和文明生活方式，提供医疗服务，达到预防疾病，促进人民身体健康的目的［2］。这是中国首次提出的公共卫生定义，论及首次，仅仅因为中国对公共卫生基本概念的探索和研究较少，但实际上，公共卫生的实践确是极其丰富的［3］。长期以来，公共卫生对流行病学、传染病学、预防医学、政策法规方面的研究较多，而公共卫生伦理问题的研究还处于开垦阶段。公共卫生伦理学是探讨与促进群体健康、预防疾病和伤害行动相关的规范，主要关注群体层次的伦理学问题，特别是政府、公共卫生机构及其成员、医疗机构及其成员、公民的义务和责任等问题。它一方面用于指导培养公共卫生机构和人员的专业精神，以维护公众的信任;另一方面，阐明指导公共卫生政策与措施的伦理价值，以促进人群健康和社会公正［4］。简而言之，公共卫生伦理学是一门旨在探究与公共卫生行动有关的行为规范的伦理学科［5］。
1．2公共卫生伦理学与医学伦理学
公共卫生问题是医学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公共卫生的伦理问题也是医学伦理学必须重视的问题。但是，公共卫生伦理学与医学伦理学的研究内容侧重面不同，因此，应建立不同的伦理框架。传统医学伦理学以医患关系为中心，以个体的生命健康为主题，重视对个体权利的保护。20世纪60年代，人体试验、器官移植、生殖技术、生态污染这些伦理问题扩展了传统医学伦理学的研究范畴，医学伦理学进入生命伦理学阶段。生命伦理学仍然以个体权利为中心，强调病患个人的理性自主。1989年美国著名生命伦理学家比彻姆和丘卓斯合著《生物医学伦理学原则》一书，提出自主原则、不伤害原则、行善原则、公正原则，成为指导医学伦理实践的基本的四原则。传统公共卫生以流行病、传染病的防治为重点，现代公共卫生除了应对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外，越来越关注社会、政治、经济因素影响下的健康问题，以及生命科学技术发展下的社会政策和法规问题。公共卫生伦理学侧重的是群体健康和社会的整体价值。新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生命伦理学家认识到，医学伦理学的原则已经不能完全适用于解决公共卫生领域的伦理学问题，开始探索公共卫生伦理学的伦理框架。西方较早的学者有NancyKass［6］和Upshur［7］以及2003年国内《公共卫生领域中的伦理学》一文［8］，试图探索公共卫生伦理学的适用原则和伦理框架。2002年美国公共卫生协会关于“公共卫生的伦理实践原则”中，提出12条应该性原则(PublicHealthShould)，内容涉及疾病预防、个人权利、社区健康、尊重个人和社区文化、保护环境及公众信任等［9］。在《试论公共卫生伦理学的基本原则》一文中［10］，提出公共卫生伦理学的基本原则应该是:效用原则、公正原则、尊重原则、互助原则和相称性原则。
2公共卫生伦理学的思考方式
2．1适度多元化，避免主义化
功效、自由和平等，这些是公共卫生领域中最基本的、合理的、独立的伦理价值观，当这些伦理价值发生冲突时，应该制约平衡，任何一个都不是绝对优先的。重要的是，如何做到制约平衡?当功效与自由发生冲突时，要考虑当前获得的功效是否值得牺牲相当多的个人自由。通常，人们会选择最低程度地限制个人自由以取得最大社会功效。功效主义、自由主义或平等主义任何一个主义都不适合解决公共卫生的伦理问题。公共卫生伦理学的相称性原则就是基于这种思考。当人们比较功效、自由和平等哪个更优先时，不能固定化，而是要结合具体的情境，包括医疗资源供给、疾病性质、社会经济发展、公众信任度等。当然，功效、自由和平等并不是所有情境下都发生冲突，三者可以同时取得。
2．2处在关系中的思考方式
处在关系中的思考方式［11］认为公共卫生的伦理问题应该基于关系中的自主、关系下的社会正义和关系中的社会团结。公共卫生的实践需要一种社会团结和互相信任的氛围，特别是得到处于社会不利地位的人们的信任和支持。女性主义和社群主义视角将对个人权利的重视转移到关系中来，公共卫生伦理也需引入这种关系的视角。关系中的个人自主。即使我们谈论尊重个人自，这种自也不是绝对的。个人总是存在于历史的、社会的、政治的背景中，只有和其他个人产生互动和关系才能突出个体的身份和权利。个体的健康状态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特定历史、社会和经济的影响，即便与生物遗传因素相关，也存在于家族谱系的关系之中。关系中的个人是社会结构中的个人，不可能完全平等。建立在关系中的社会正义。不同于罗尔斯《正义论》中提出的分配正义，IrisMarionYoung1990年在《正义与不同的政策》书中提出基于社会结构的社会正义，即存在五种不公正的社会压迫形式:剥削(Ex-ploitation)、边缘化(Marginalization)、无权力(Powerless-ness)、文化帝国主义(Cultureimperialism)和暴力(Vio-lence)［12］。这种社会正义是一种对人们处于社会结构中的关系式的理解。人们要尽量去纠正不同关系组群之间的不公正，而不是强化这种不公正。Powers和Fa-den2008年在《社会正义:公共卫生和健康政策的道德基础》一书中［13］，提出社会正义是公共卫生最基本的道德辩护，与Young的关系组群不同，他们认为社会正义基于可以衡量人类幸福的六个维度:健康、个人安全、理性、尊重、依恋和自主。这几种不同维度是互相渗透和互相影响的。关系视野下的公共卫生伦理学应该特别重视识别和揭示复杂人际网中处于特权和处于不利的群体。关系中的社会团结。一些生命伦理学家提出团结也是公共卫生伦理学的基本价值观。一个社会的法律、机构和习俗就代表着这个社会的行动方式，就像个人行为表达出个人动机一样，社会的行动也表达出社会群体的信念［14］。社会团结强调的是一种利他性和互惠关系，关系中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尤其能从同情和移情的互助中受益。公共卫生中，通常处于社会地位最低和最没有权势的群体的健康风险越大，我们应该更多考虑这些群体。生存、安全是整个人类的共同利益，我们不能把不利的群体或社会当作他们，有优势的群体或社会当作我们，不管我们还是他们，在公共卫生伦理中，健康和幸福永远是人类共同的利益追求。
3公共卫生伦理学研究内容及相关伦理问题
3．1疾病防治中的伦理问题
3．1．1传染性疾病防治与相关伦理问题。
公共卫生一直关注传染性疾病、流行性疾病和危机事件。人类历史上曾数次爆发过大规模的天花、鼠疫等烈性传染性疾病，数以万计的人在瘟疫中丧生。虽然这些疾病有的已经灭绝，有的只是小规模再发，但新的传染性疾病仍时有发生。在面对传染性疾病时，公共卫生的伦理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冲突，即监管与隐私权的冲突;强制疫苗、测试和治疗与是否对医学干预的知情同意权的冲突;强制社会隔离的措施与个人自由权利的冲突;政府对公众的义务、管理能力与信息透明性的社会不安定之间的冲突。
3．1．2非传染性疾病防治与相关伦理问题。
近几十年，心脏病、癌症、糖尿病、呼吸系统疾病等非传染性疾病(NCDs)的致死率已占到全世界死亡率的63%。联合国2011年在纽约召开关于非传染性疾病预防与控制大会，这是继AIDS以后联合国大会第二次召开健康疾病相关议题的会议，敦促世界各国做好NCDs的防治工作［15］。除以上NCDs外，美国特别关注肥胖和超重，以及相关的饮食习惯、生态问题［16］。非传染性疾病主要与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环境因素相关，它主要的伦理问题涉及个体健康和行为对他人、社会的责任、政府的责任与个人自由、社会公正。
3．2以群体为单位的伦理问题
3．2．1弱势人群、重点人群的伦理问题。
社会弱势群体是由于自身原因或社会原因造成的出现生活障碍的人群，比如年老体弱者、残疾人、贫困人口等。重点人群主要指儿童和孕产妇。在《儿童健康，公共卫生》这篇文章中［17］，作者认为儿童应该受到有益的干预措施以保护健康，这些措施包括常规疫苗、新生儿筛查、营养摄入和早期疾病的预防。孕产妇需开展孕期保健服务和产后访视。这些群体涉及到的伦理问题主要有政府责任与义务、国家父权干涉与家长自由、卫生公平与效率、卫生资源合理分配。
3．2．2特殊人群伦理问题。
这部分群体包括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变性人、双性人(LGBT)，他们因为不同的种族、年龄、社会经济地位属于不同的个体，只是因为与性相关的特殊性集合在一起。实际上，LGBT每一个字母都代表不同的群体，他们有各自的健康伦理问题。社会受二元论思想影响，男女两性以及两性结合的思想根深蒂固，LGBT因为动摇了社会主流思想而处于非主流地位，很多人根本不愿公开自己的身份，无法享受一般公民基本的权利。LGBT的伦理问题主要有社会公正、尊重与宽容、隐私保护、AIDS伦理［18］。
3．2．3医务人员面向社会服务的伦理问题。
医务人员肩负对病人和对社会的双重义务。在对社会的义务中，医务人员主要承担面向社会预防保健的责任、提高生命质量的责任、参加抢险救灾的责任、发展医学科学的责任。预防保健指向公众进行健康教育宣传，提高公民的健康素养的基本知识与技能。抢险救灾是指在发生突发公共事件时，及时赶赴现场，提供健康服务。发展医学科学指不断钻研医学知识，促进医学科学发展。医务人员提供公共健康服务时主要的伦理问题有医务人员的义务、疫病流行时的资源分配、政府的职能、国际组织的作用。
3．3公共卫生政策制定中的伦理问题
公共卫生政策制定需要对其目标设定和价值取向进行深入反思。公共卫生政策制定一定要兼顾效益与公平。公共卫生政策要提高政府的公共医疗服务水平，使人人都享有基本医疗保健，最重要的是集中公共资源提供真正的公共产品，比如公共卫生与医疗保障，有责任采取有效措施不断改善公共卫生等措施在内的预防疾病的条件，建立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以解决弱势群体看病难的问题［19］。
3．4生物科学影响下的伦理问题
生物科学的发展也带给公共卫生新的伦理问题。比如，器官移植发展及相关的政策法规不仅会影响临床治疗，也会对整个社会产生影响。人类基因组计划(HGP)、生物银行(Biobank)也是医学伦理与公共卫生伦理共同关注的问题。HGP由美国科学家1985年提出，1990年正式启动，2005年完成，是人类为探索自身奥秘迈出的重要一步。然而，一方面HGP企求更深层次地认识人体，通过基因诊断和基因治疗战胜疾病和促进健康;另一方面却引起隐私权、人类尊严的亵渎、基因歧视等伦理问题。近几年来，生物银行获得了公众的广泛支持，但也带来伦理的、法律的和社会的(ELSI)各种问题，包括社会公正、个人自主知情同意、基因咨询和意外发现(IFs)的处理［20］。
3．5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的伦理审查问题
为了维护人的尊严，保护人的生命和健康，一切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和相关技术的应用，都必须经过伦理审查委员会(IRB)的审查。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最核心的伦理问题是受试者的知情同意。受试者招募可能是弱势群体，有些研究是针对某特定人群和社区的健康需求，所有人体试验的研究目的最终是为了促进整个人类的健康，这些都与公共卫生伦理密切相关。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的伦理问题主要有个人或社区知情同意、风险利益的公平分配、利益冲突、国际合作的伦理审查。
4公共卫生伦理学的未来发展
医学伦理学基本范畴范文3
一、过度医疗的概念
对过度医疗的研究，国外比国内稍早。1963年，美国社会学家Vincent就从社会学的角度解释过度医疗。他认为，过度医疗是由外部机构和制度所导致的医疗行为，是由于现代社会人们比较依赖医疗保险，就医选择过多的受控于医疗卫生机构，因此认为，过渡的信任和依赖医疗保险和医疗机构会影响我们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正常轨迹。人们的健康就医状况不能得到最为合理，最大化的改善。
我国学者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研究过度医疗，并在当初就将其归属于医学伦理学的范畴。从近几年我国基本医疗保险的广覆盖以及医疗卫生服务的不断增长来看，过度医疗的内涵有了变化。不再仅仅局限于医患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只是针对医疗服务的对象，即患者，还包括了针对医务人员，因为有些患者会主动向医务人员提出需要某些医疗卫生服务。这也成为了现如今过度医疗的一个新变化，而且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新变化。综合来看，过度医疗是指在医疗活动中，由于多种原因所引起的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提供超过疾病诊疗实际需要的医疗服务。
二、过度医疗的特征与成因
一般来说，过渡医疗主要是指医务人员在利益驱使下出于某种不良动机，违背医德，违背伦理准则和临床规范，违背医学就诊目的给患者方提供的诊疗行为徒增了患者及其家庭的经济负担，同时造成社会医疗卫生资源的浪费。具体表现如：(1)非金标准的诊疗手段;(2)诊疗手段超出疾病的根本诊治需要; (3)医疗费用超出了患者家庭和社会经济承受能力;(4)费用超出部分是与疾病基本诊治需要无关的。
1.对于疾病的诊治要根据疾病的实际需要，本可以简单廉价的甚至于一次就足够的手段，但却采用了复杂的、昂贵的甚至被分成多次重复的手段。此种医疗行为超出了疾病诊疗的实际需要，而且对疾病的治愈、康复没有积极的作用，是不必要的、多余的以及不合理的。例如，对于癌症晚期并且诊治不能逆转死亡甚至是已经出现了死亡征兆的患者，进行挽救生命的治疗可定为无效治疗。
2.诊疗未能符合疾病的特点的和诊疗规范对于疾病的诊疗，未能从疾病的特点出发，未能遵循相关的疾病诊疗规范，采用了超常规的治疗。比如，用药未能遵循“能不用就不用，能少用就不多用;能口服不肌注，能肌注不输液”的原则;未能遵循医疗服务的一般原则，包括：先选用无创伤手段，后考虑有创伤手段;先选用常规手段，后考虑高新手段;先选用单一手段，后考虑复合手段;先选用廉价药物及耗材，后考虑高价药物及耗材等。
3.所提供的医疗服务超出个人、家庭以及社会的经济能力承受范围一般来说，对于某种疾病的诊疗，医学界有相对公认的医药费用区间。如果某一疾病的医药费用超出这个区间，则可以认为该诊疗属于不合理的、过度的医疗(特殊病情除外)。纵使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采用了适度的医疗，纵使对疾病的诊疗属于医学界公认的常规，但如果其医药费用超出了个人、家庭以及社会的经济承受范围，那么同样被认为是过度医疗。
4.所提供的医疗服务无利于患者的生理和心理健康，甚至造成损害。如果在疾病诊疗的过程中，患者接受了本不应该做的检查，吃了对疾病诊疗效果不大或是没有效果的药，或是接受了不必要的一系列治疗，这样只是徒增患者的疾病痛苦。比如某些诊疗手段所带来的痛苦，还有某些检查的疑似结果可能加重患者的心理负担，甚至可能会诱发了患者新的疾病，对患者的生理和心理造成更大的伤害。这些同样属于过度医疗。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当前的过度医疗跟以往有所不同，更多地是由某些体制和政策所造成的。不单单是医院、医生，还有政府(包括财政、卫生、人社等部门)、企业(包括药品、医疗设备、医用耗材等的生产和销售企业)和患者(包括患者本人及其家属)，是多方行为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简单地将过度医疗问题的矛头指向医院和医生是有失偏颇的。目前，我国过度医疗的问题具有涉及面广、涉及人多、涉及量大以及需要系统性解决等特点。
三、过渡医疗的伦理学弊端
1.过度医疗违背医学伦理学协同一致原则过度医疗使得一部分人置科学的医学原则、诊疗规范于不顾，在观念中形成“最贵的药就是最好的药”、 “最高精尖的检查才是最好的检查”等等误区，促使过度医疗现象愈发严重，在使某些人从中获得额外收益的同时，也形成了与科学、伦理道德相背离的恶果。我国名医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中的“大医精诚”篇有云：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西方名医希波克拉底在其《誓言》中认为，无论至何处，遇男或女，贵人及奴婢，我之惟一目的，为病家谋幸福。显然，过度医疗违背了医学治病救人，不怀有其他个人目的的宗旨，制约着医学目的的实现。大洋彼岸的美国虽然也存在过度医疗的问题，但是他们减少过度医疗、遏止过度医疗的一些做法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例如，在乳腺癌手术中，哨兵淋巴结活检术替代腋窝淋巴结清扫术;甲状腺癌的手术以甲状腺全切为主，不放置引流，颈部淋巴结的清除指征趋于保守，注重甲状旁腺的保护;外科病人的诊治工作大部分放在门诊，缩短住院时间;大部分化疗在门诊完成，化疗药物使用成为常规，并且需双重签字核对。这种种举措都是在确保医疗质量与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通过持续改进的模式避免了过度治疗，提高了患者生活质量，同时也减轻了医护人员的工作量和工作压力。
2.过度医疗违背医学伦理学知情同意原则由于患者通常不具备完备的医学知识，医患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因而需要医生充分告知患者病情以及治疗方案的选择、各种风险和注意事项等。过度医疗是医生利用技术和知识上的优势，在没有充分告知患者的情况下诱导需求，严重损害了患者的知情同意权，也造成了患者对医务人员的不信任，是医患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
3.过度医疗违背医学伦理学最优化、有利无伤原则按照最优化和有利无伤原则，在医疗活动中，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应当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为患者提供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包括治疗手段最方便、疗效最佳、费用最经济。过度医疗则违背了这两个原则，使患者遭受额外的风险，增加了医源性疾病，造成了个人医药费用不合理增长，甚至还贻误了疾病的诊疗，给患者及其家属带来了经济负担和心理负担。
4.过度医疗违背医学伦理学节约医疗资源、公正使用医疗资源的原则我国人口众多，属于发展中国家，医疗资源相对匮乏。过度医疗违背了节约医疗资源的医学伦理原则，在造成医疗资源极大浪费的同时，还助推我国医药费用不断上涨，增加了国家的负担，加重了我国医疗资源匮乏的程度。而且，当过度医疗用在了部分患者身上时，势必导致其他人无法享受到合理的医疗服务，使更多的人失去公正使用医疗资源的权利。
四、对过度医疗后果的医学伦理学分析
1.过度医疗违背了医学伦理学的有利无伤原则，损害了患者的身心健康，造成了患者医源性疾病的增加。
有利无伤原则是医学伦理学的基本原则。在医疗过程中，作为担负救死扶伤、防病治疗、保护和增进人类健康神圣职责的广大医务人员，在作出任何一个医疗行为或医疗决策时，在患者利益与国家和社会利益不相矛盾的情况下，都应当把维护病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避免并尽量减少对病人不必要的伤害。
2.过度医疗违背了医学伦理学的节约医疗资源的原则，增加了国家的负担，造成了医疗费用的上涨。
而过度医疗不仅违背了医学伦理学的节约卫生资源的原则要求，而且增加了医疗费用的支出。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医药卫生资源比较匮乏的国家。据资料显示，我国的卫生财政投入，仅占全世界卫生投入的1%，却服务了占世界总人口22%的人口。因此，节约国家有限的医疗卫生资源，力争以有限的医疗卫生投入，取得最大最好的医疗卫生效益，以便更好地保护和增进广大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促进社会的发展进步，便成了医学伦理学对医务人员提出一个最基本的行为原则与要求。
3.过度医疗无视或者践踏了患者的医疗自主权与知情同意权。
过度医疗由于是医生基于获取或维护个人或本单位的利益的考虑而作出的使患者在不知情、不情愿的情形下接受的医疗服务，因此，这种医疗服务必然会造成对患者医疗自主权和知情同意权的无视与践踏，不仅进一步引发了医患之间的矛盾冲突，而且增加了医患纠纷，破坏医患关系。医疗自主权、知情同意权是患者在法律与道德上应当享有的权利，医生在对患者疾病的诊断治疗过程中，应当充分尊重患者这两个权利。
4.过度医疗违背了医学伦理学的诚信原则，不利于医院与医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与发展。
患者对于医生的信任是医患关系和谐建立与存在的前提和基础，诚信原则就成了医学伦理学的一个重要原则。医学的发展充分表明，正是人们在产生健康危害和疾病发生时由于基于对医务人员的信任，所以才找医务人员为自己防病治病;正是基于对医务人员的信任，患者在就医的时候，才能够坦诚地向医务人员倾吐自己的秘密与隐私。诚信原则是良好人际关系和良好医患关系建立的道德基础，是医患交往必须遵循的伦理道德规范，更是人际交往必须遵循的重要道德原则。
5.过度医疗违背了医学伦理学的最优化原则，增加患者及其家属的经济负担和心理负担。
过度医疗最直接的后果是患者在不知情、不情愿的情况下为之付出额外的费用，违背了医学伦理学的最优化原则，造成患者个人医疗费用的不合理增长，增加患者和家属的经济负担与心理负担。
最优化原则作为医学伦理学的一个基本原则，是指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效果，也是医务人员必须遵守的基本行为准则。医疗过程中医生要遵照最优化原则，应根据病人的病情和患者本人或家属的实际支付能力和国家医疗卫生保健的实际状况，为患者选择并提供疗效最佳、最安全、耗费最少的医疗方案。
五、过渡医疗问题的社会伦理学分析
过度医疗每个国家都有，只是或多或寡，或轻或重，原因无非就是：一为钱，二无知。为钱大家非常清楚，就是利益最大化。“无知”却是含义“深重”，绝对的无知与医疗技术有关，与患者的无理要求有关;相对的无知就是与专业以外的观念和政策有关，或是把医院当作企业，推行“薄利多销”，或是亵渎医护人员的劳动价值，医生成为了丑恶的医疗制度的替罪羊，或是过度的举证责任倒置，或是在市场上寻求自我发展。
问题：结合以下两个案例，你认为什么是预防?什么是过度诊断?谈谈你对预防和过度诊断两者关系的看法。如何预防才是符合医学伦理的?
医学伦理学基本范畴范文4
职业伦理[1]是关于从事一定职业的群体或个人所应具备的总体性的伦理规范和价值要求,是蕴含在人们职业活动中的伦理关系、伦理意识、伦理准则与伦理活动的总和。医学期刊编辑职业伦理是对于从事医学编辑工作的群体或个人的一些总体性的价值要求。本论文由整理提供从社会伦理学的角度分析,职业伦理是一种特殊的伦理立法,由其确立职业的伦理规范及价值观问题。他告诉人们在从业过程中,应该树立什么样的价值观、人生观、职业观,应该如何评判自身行为规范的真与假、对与错、合理合法与违纪违法、高尚与卑劣等等。伦理学在医学研究领域,对医学临床和科研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对医学专业期刊的编辑工作也产生了影响,对于医学编辑职业伦理的探讨就是这一影响的体现。
医学期刊编辑工作中如何适应形势的变化,按职业伦理学要求进行日常工作,从而推动我国医学编辑职业走上符合伦理原则的良性发展轨道,并促进医学编辑职业与国际接轨,是医学期刊编辑工作者面临的新问题。笔者认为作为一名医学编辑,职业伦理正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1.医学期刊编辑的职业伦理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医学编辑的道德问题
医学编辑职业伦理是医学编辑从业者对具有总体性的社会伦理和社会主导价值观的遵循,其与职业道德的个体性和主观性形成了对照。在社会化和市场化趋势日益凸显的现今社会,对于职业伦理的要求较之职业道德,将更为迫切和必要,因为职业伦理与职业道德相比更加全面和具有操作性。在以往的认识中,我们都认为医学编辑工作的职业性质与业务操作是两个认识范畴,在由此产生的医学编辑职业道德规范中,奉献美德是编辑专业特点所要求的工作态度和道德境界。本论文由整理提供但是如果我们把奉献美德这种主观评价当做编辑职业道德的核心精神来强调的话,恰恰忽略了编辑职业道德中最重要的也是最应强调的社会责任意识和职业观念。医学编辑职业道德的核心精神不能游离于其职业性质,由于社会现实生活的复杂性,决定编辑职业行为的因素很多,比如说选稿、定稿的过程中,受到的影响因素不单是从稿件、工作本身而来的,单从奉献这个角度从职业道德上评价其伦理是非,既有失公正也脱离实际,同时对医学编辑的职业化也会有一定的影响。
那么,职业伦理作为一种特殊的伦理立法被我们认识,就是要告诉我们不能单从职业道德这个主观层面上确立职业的伦理规范及价值观问题。职业伦理存在的必要性恰恰在于着力解决职业领域内的伦理失范和价值混乱问题。本论文由整理提供由于编辑职业的特殊性质,在编辑职业道德上强调社会责任意识才是首要的。时下医学编辑职业面对的道德困惑很难回避,针对医学编辑职业道德的社会指责明显增多,这一问题引起我们对编辑职业道德的反思,强调以社会责任意识为核心的编辑职业道德和以职业伦理为准则的操守观念,有助于增强编辑人员自我制约的能力[2],促进医学编辑、作者、相关医学专业领域的人员正确认识什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医学编辑的职业道德。
2.医学期刊编辑职业伦理的构建有利于促进医学期刊编辑对职业角色的定位
职业伦理从社会意义的角度提出要求,是它的基本定位。把从业者视为按照职业来加以区分的特定的社会角色,并在此定位基础上对其权利与义务作出规定,这样来说,职业伦理其实就是角色伦理。作为角色伦理的职业伦理,必然要求明确依照职业来区分的每个社会角色的“名分”所在。“名分”可以看做是“名”与“分”的统一。医学编辑对职业角色的定位其实就是对这种“名分”的明确。对于医学编辑而言,名是医学编辑行业和岗位,分是医学编辑的职责和义务。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名分就是要求医学编辑须恪守医学编辑的行为规范和伦理准则,要对自己的职业有一个清晰的定位。确定医学编辑的角色伦理是医学编辑工作者确定自己工作定位,从而更好地开展工作的基础。只有将编辑人员的操守和自律意识,上升到职业伦理的层面,使它形成一种明确的编辑职业道德规范和准则,才会决定其道德实践的效果[3]。也就是说只有我们的医学编辑真正职业化,真正把医学编辑工作作为一种有法可依、有德可依、有职业操守和职业伦理需要遵守的职业,我们才能在此基础上促进其职业及事业的发展,同时对其工作及其职业道德进行评价。超级秘书网
3.医学期刊编辑的职业伦理有利于医学编辑职业行为的标准化建设和医学期刊编辑的素质培养
一般认为,编辑工作是一种技术行为,然而随着社会及科学的发展,医学编辑的职业行为已不能单纯考虑技术的问题,这是对医学编辑的职业素养的要求。从医学编辑从事的组稿约稿、选稿定稿、审稿复审等各个日常行为中已经体现出对于伦理学的一种需求,针对医学编辑人员日常工作过程中应遵循的伦理学原则,有论者[4]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指出了这种需求的重要性。由于工作的特殊性,这种需求要求医学编辑的日常工作行为既是科技伦理与职业伦理的统一,又是医学道德和编辑专业道德的统一,这种素养的要求是医学编辑职业化及其职业精神的体现,这就需要我们在医学编辑职业伦理的框架下使医学编辑职业行为进一步标准化,而这种标准化并不单纯是指操作规范那么简单,它取决于以社会责任感的编辑原则立场和独立思考精神等等为内容的职业核心。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另外,通过对医学编辑职业行为的标准化建设,对医学编辑职业伦理的认知,还有利于医学编辑的素质培养。编者的编辑过程在期刊操作中至关重要[5],医学编辑职业的特殊性和医学期刊编辑工作对于整个医学科学发展的重要意义,会使编辑人员产生一种能维护其职业尊严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的源泉就是编辑职业道德所体现的高度社会责任感,也正是职业伦理存在和构建的意义所在,更是医学期刊编辑的素质培养的核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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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阳凤,梅莉.中国编辑职业化考[J].出版发行研究,2000,16(5):29-30.
医学伦理学基本范畴范文5
生命伦理学诞生和确立的过程，伴随着诸多问题的激烈争论，可以说该学科是在激烈的争论中产生、发展的。美国国家伦理委员会委员、加州大学生命伦理学兼职教授阿尔特■琼森指出：随着新的科学技术在医学领域的运用，“重要的医患融洽关系开始受到损害，什么是'益处’和什么是'危害’不再那么清晰。在一个即将死去的人身上进行试验，创造有利于治好其他病人疾病的较好方式，即使不‘利于’个别病人，这种情况是一种'伤害’吗?医学实践、医学研究与政府、商业和新技术之间的日益増进的亲密关系，该如何处理?如果一些病人付不起医疗费用，谁为他们支付?谁应该活着?谁应该死去?医疗保健的有限资源应该如何公正地分配?应该怎样公正地分配研究成果的益处，研究的负担由谁承担?个人、医生、医药研究者和政府在从事生产科学知识、提供国民生命安全方面能够走多远?当然，还有谁应该决定对这些困难问题的答案”〔1]。这些争论最终都或多或少地涉及人的尊严问题。于是，“人的尊严”是否是生命伦理学的重要概念，就成为学界争论的一个焦点。有的学者认为这一概念含混不清，完全可以被其他概念取代，甚至主张废除这一概念。
美国爱因斯坦医学院医学伦理学教授麦克林(RuthMacldin)认为：尊严仅仅是一个口号而且含义不清;它的主旨包含于尊重人的自主性这一医学原则中。因此，尊严是一个无用的概念，消除这一概念，不会带来任何损失W。德国学者赫斯特(Hoer-sterNorber)主张将“尊严”这个概念从伦理学中除掉，用“人权”代替。德国另一位专家鲁墨林(JulianNida—RUmelin堪至认为:具有自我意识和自尊能力的人才拥有人的尊严，所以，应该用个人尊严(persondignity)取代人的尊严(humandignity))〕(这使人想起纳粹的优生学)。国内学者也存在诸多疑问，例如:在2008年第二届全国生命伦理学大会上，就有学者质问“人的尊严”在生命伦理学中到底有什么作用。针对这一问题，笔者认为：人的尊严”是生命伦理学的重要概念，在生命伦理学中是不能被其他概念取代的，探讨这一概念与生命伦理学的关系，不仅有利于生命伦理学的学科建设，而且在生命科学、生命医学的研究和治疗过程中，有利于提高相关人员的道德素养，避免践踏人的尊严和人权等错误行为，同时也有利于构建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
2“人的尊严”的规定及基本特征
什么是人的尊严?2000多年来，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的许多学者，对人的尊严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本文仅从生命伦理学的视角，对这一概念及其特点进行探讨。人的尊严是西方人文传统的一个重要观念，其经典表述就是康德所说的“人是目的”，即人不能仅作为手段，而必须作为目的来对待，人的尊严才能因此确立和体现出来。人体器官移植、生殖性克隆、产前诊断等生命伦理问题，受到责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把人当做手段，侵犯了人的尊严。马克思认为:“尊严就是最能使人高尚起来，使他的活动和他的一切努力具有崇高品质的东西，就是使他无可非议，受到众人钦佩并高于众人之上的东西”。马克思从人的高层次需要来界定“人的尊严”，这样的尊严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获得的。我国学者甘绍平认为：人的尊严来自于一种对人际间基本的相互尊重的普遍需求。……尊严从本质上讲就是不受侮辱的权利”〔5]。
本文认为:人的尊严就是在人格平等的基础上，人的基本利益和权利不受侵犯，并得到应有的尊重。要想对人的尊严有一个比较科学的理解，还要对其特点进行必要的阐述。人的尊严有什么特点?第一，“人的尊严”是先天和后天相互作用的结果。所谓先天就是与生俱来的，这意味着只要是人，他就是人这个类的一员，就享有高于其他生命形式的尊重，不论这个人是什么种族，什么年龄，是否正常，这种天生的尊严，就像空气一样是人所必须的，享有天生的尊严，就像我们利用空气一样，不需要得到任何人的批准，人享有最低限度的尊严(比如：生命不能被无故剥夺)甚至不必用“权利”来界定，这种尊严从生命形成到生命终结一直与人相伴，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必备特质。人的尊严也是后天形成的，主要表现为丰富多彩的社会权利(自主、知情同意、不受伤害和侮辱等等)这些权利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会有不同的形式和内容，人的社会尊严甚至延续到生命结束以后，比如:人的尸体同样享有一定的尊严，一般情况下，不能被随意肢解等。第二，人的尊严是分层次的。生命权、生存权是人享有尊严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才会实现人的社会权利。自我实现的心理认同权利是实现人的尊严的高层次，马克思对人的尊严的界定就属于这个层次。第三，人的尊严的主体可分为人类尊严、国家尊严、民族尊严、集体尊严和个人尊严等。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日军以及他们所进行的臭名昭著的人体试验都严重侵犯了上述所有主体的尊严。第四，人的尊严具有历史性。原始社会许多部落不会给俘虏起码的生命尊严，俘虏像猎物一样被人吃掉，吃人的部落也不可能感到丝毫不妥。总之，“人格尊严是一个历史的范畴。
在等级制社会中，将人分为不同的等级，有贵族，有平民，有贱民。贵族具有尊严，平民亦有一定的人格，贱民则受奴役。平民坚持人格尊严，表现了反对奴役的斗争”〔6]。第五，人的尊严还有一个特点，生命虽然是人的尊严的基础，但在一定条件下，维护人的尊严比生命更重要。孟子说：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7]。得到食和羹就能活下去，失去则可能会死掉但如果吆喝着送人，过路的饿汉也不会要，用脚踢着送人，乞丐也不屑于接受。就是说为了保持人的尊严，宁愿饿死，也不受嗟来之食。“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就是肯定人的尊严高于生命，这种尊严更多地体现在人的精神世界。孔子曾经说到孝敬，一些人以为只要给父母吃的、能够赡养父母就够了，可是人们养狗、养马也都要给它们吃的，假如对父母没有孝敬之心，那么养父母与养狗养马就没有差别了。孔子所谓"犬马之养"说明父母需要的不仅仅是儿女供养他们吃、穿、住、行等物质性的东西，还需要孝敬的内心和恭顺的态度，也就是说人的尊严还具有精神性的特点，是精神和物质的统一，精神性的需要对人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3人的尊严与生命伦理学的五个层面
人的尊严在生命伦理学中是有用的概念吗?回答这个问题，必须探讨生命伦理学所研究的内容，以及这些内容与人的尊严的关系。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哲学系生命伦理学研究小组对什么是生命伦理学的阐述在西方具有代表性。他们认为“生命伦理学作为伦理学的分支，主要涉及我们对生命理解的道德问题。科学和医学新技术的发展，挑战了传统的生、死观念，生命伦理学领域的研究己经越来越重要。生命伦理学讨论的问题常常涉及人的价值和医疗技术之间的关系。包括生命何时开始，何时终结，用何种手段确保生命延续。我们对身体的功能了解越多，我们越能够干预器官的机能。
我们必须做出选择:我们希望利用哪一种技术。这些选择不仅与个体的医疗卫生选择相关，而且与社会组织和政府在基础科学研究领域的医疗卫生计划相关。像人类基因组计划，物种之间的基因转移等高技术项目，己经对如下观点产生了深远影响：人类该如何审视我们自身，该如何看待人类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由科学和医学提供的新知识和新机会，己经改变或将继续改变这些问题的传统观念从上述可知，生命伦理学研究的内容包括理论问题、临床问题、政策法律等问题。我国学者邱仁宗先生对国内外的观点进行了总结:生命伦理学是一门应用规范伦理学，其主要内容包含五个层面，即：理论层面、临床层面、研究层面、政策层面和文化层面〔9]。下面分析这五个层面和人的尊严究竟是什么关系。
(1)理论层面后果论与道义论是普通伦理学的基本理论，也是生命伦理学的基本理论。当我们解决生命科学和医疗保健中的伦理问题时经常使用这两种伦理学理论。
后果论又称为目的论或效果论，它是以道德行为的后果来确定道德规范最终依据的重要的伦理学理论。它认为确定道德规范的目的是调整人们的利益，通过规范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以使道德行为取得好的行为结果。边沁的功利主义是后果论的典型代表，其思想可概括为“趋乐避苦是人的天性，它既支配着人类的一般行为，也同样是人的道德行为的最终动因，所以追求快乐和幸福、避免痛苦和不幸，是所有人道德行为的真正动机和目的。判断某一行为是否合乎道德，或者在多大程度上是道德的，根本的价值评判标准不是别的，只能是该行为最终产生的功利。所谓功利，即是有益于増加道德行为主体幸福和快乐的实际效应。故上述论断又可以表述为:是否产生实质性的快乐或幸福效应是判断某一行为是否道德的最终评价标准，其所带来的快乐或幸福愈多，则其道德善性愈强、道德价值愈高尊严总是和幸福、快乐相联系;羞辱总是和痛苦、不幸相联系。或者说拥有尊严是获得幸福和快乐的前提否则有可能“生不如死”。概而言之，拥有尊严，既是道德主体获得幸福和快乐的基础，也是道德主体追求幸福快乐的一项重要内容。我们可以认为，人的尊严是幸福和快乐的前提，也是伦理学的一个前提，无疑也应该是生命伦理学的一个基本理论前提。
道义论认为，道德的基本价值表现为一个人的行为是否符合道德原则或道德规范，而不是这种行为所产生的结果。道义原则包括道德义务、道德责任、道德行为规范等，它们必须被社会大多数人认同，并愿意自觉地使自己的行为符合这些原则，这样，道义论才能在道德实践中践行。当然，这些道德原则或道德规范可能是基本限度的道义要求。重视人的尊严在全球己经获得了普遍的道德共识，并被广泛接受。《世界生命伦理和人权宣言》把“充分尊重人类尊严，人权，基本自由权”作为指导伦理实践的一项基本原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世界人类基因组与人权宣言》也明确指出:人类基因组研究‘应充分尊重人的尊严、自由与人权，并禁止基于遗传特征的一切形式的歧视”。《联合国》、《国际人权宣言》、《国际人类基因数据宣言》都把尊重人的尊严作为基本原则。这说明“人的尊严”己经成为并取得广泛共识的基本伦理原则。在这个意义上讲，作为伦理学分支的生命伦理学也必然离不开“人的尊严”这一最基本道德原则。
(2)临床层面临床科室的医务人员每天都会
面对临床工作提出的伦理问题，尤其是与生死有关的问题，例如，人体器官移植、辅助生殖、避孕流产、产前诊断、遗传咨询、临终关怀等问题，这里仅就安乐死和商业代孕为例进行分析。
安乐死问题的争论离不开对人的尊严的讨论。支持安乐死的一方认为，安乐死对病入霄肓并且难以治愈的极端痛苦的病人来说不是一种伤害，相反是能帮助他们摆脱痛苦的煎熬，维护其生命尊严。身患绝症的病人承受着常人难以想像的病痛，这种病痛让他们失去了往日健康时的快乐和尊严，让他们痛苦地活着，不仅是对病患本人的精神、肉体摧残，也是对病患家属与亲友精神的折磨，损害了人性尊严，不具有人道性。反对安乐死的一方则认为，维护人的生命是人的最高尊严，任何人(包括愿意安乐死者本人)都无权结束一个人的生命。我们不是也不应该向往和追求“死”，相反要保卫“生”的神圣权利，对身患重病绝症的病人放弃治疗，是不尊重生命的表现，实施安乐死就是扼杀生命、催促死亡，是反人道行为，对一个人实施安乐死就是对人的生命权的侵犯和践踏。
商业代孕是否符合伦理道德，在世界各地引起广泛争论。支持商业代孕的学者认为，需要孩子者和代孕母亲是否达成代孕合同，他们有自由选择权，只要双方愿意，代孕行为就是合理的。“法律规定的自由允许人们通过交易实现其生殖目的，交易行动依赖于双方的谈判能力和其他决定将要出生的儿女之命运的因素。这种交易确实会让人们感到荒谬:体外胚胎原本是人类生命力的象征，但是在市场的驱动下，生殖和服务成为人们买卖的对象”。尽管如此，“交易的自由可以使人们更好地决定和满足自己的福利，从而强于政府的指令。在自由社会里，生殖选择由看不见的手操纵，尽管有人担心这会贬低人类价值，然而，我们必须允许这只看不见的手自由挥舞”〔11]。支持者虽然承认商业代孕确实带来诸多问题，但是为了自由(这更能体现人的尊严和价值)必须容忍这些代价。
反对代孕的学者认为:在代孕活动中代孕母亲被异化、工具化女性价值被贬低，她们的尊严受到侵犯。“代孕就像缺乏互利的奴隶制，事实上，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一个人成为另一个人的'动物化的工具’，纯粹充当了他人目的之手段”〔12〕。不仅如此，代孕还构成对婴儿的伤害。“代孕关系强行剥离了孕妇与胎儿建立在生理基础上的母子亲情，把婴儿当做可移交的产品，这时婴儿己丧失作为人的内在价值，他们的尊严和利益受到侵犯，沦为父母的私有财产，像面包一样可以被买卖”〔13]。上述反对代孕的理由可归结为:代孕母亲、婴儿被当做别人的手段，当做了物，根据康德的观点，人只要被当做手段，人就丧失了尊严，因此，商业代孕应当被禁止。
上述两个问题的争论可谓针锋相对，支持者注重权利和自由(其实这也是人的尊严的表现形式)反对者则直接强调人作为人的尊严和内在价值。其实，两种观点的出发点是一样的，都是为了人，都或多或少地承认“人的尊严”是生命伦理学临床层面应该坚守的基本原则，只是这一原则所强调的侧重点不同。
(3)研究层面从事流行病学调查、临床药理试验、基因普查和分析、干预试验以及其他人体研究的科学家都会面临如何尊重和保护受试者及其亲属和相关群体的问题。生命伦理学界在处理一些具有较大伦理风险特别是伦理后果难以预料的基因技术时，往往是通过设置伦理条例、制定法规、完善制度等措施来保证人类利益不受伤害，比如颁布禁止克隆人法律，对胚胎干细胞研究进行伦理规范等。《赫尔辛基宣言〉就庄严规定:科研人员在研究的过程中所涉及到的任何科学行为，都要以尊重人的自由与尊严为前提，当科学研究与人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应以人的利益为先。
因此，重视人的尊严，关注人的利益，不仅构成了生命伦理学的内核，同时也成为对转基因、克隆等高新技术研究活动进行人文关怀和伦理引导的主要内容。基因决定论之所以受到广泛批判，除了其科学性受到质疑外，就是因为这种理论藐视人的尊严。这一理论认为，人的健康与疾病与人的基因有着内在的联系，人性的不足、生理的缺陷或者优势可以在基因链条中找到发生的过程或机制，只要修改人的基因，就能改变人的缺陷，使人、人性逐步优化。该理论一旦毫无限制地付诸实践，必将对人的神圣性、人的尊严形成严峻挑战，后果甚至更为严重。“人类一切文明的成就，都有其生物学的基础，利用基因技术变革人性，将会动摇人类文明的基础"〔14]。由此可见，维护人的尊严是生命科学、生命医学研究工作者应该坚守的伦理底线，对人的尊严的肯定和维护，也是生命科学、生命医学研究活动具有合理性的主要依据，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的尊严问题也自然成为生命伦理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
(4)政策层面应该做什么以及应该如何做的问题不仅发生在个人层面，也会发生在组织结构层面。医疗卫生改革、高技术在生物医学中的应用和管理等现实问题的解决涉及到政策、管理、法律等诸多方面，这些方面都绕不开对人的尊严问题的探讨。
我们仍以安乐死为例。生命晚期的患者是否有权结束自己的生命，必须有法律政策的依据。主张安乐死的学者认为，生命权是指公民有权维护自己的生命安全，包括对自己生命的处分权。这种处分权包括生命安全的处分，自愿承受生命危险，如人体器官的捐献与转让;生命本身的处分一放弃生命，如安乐死、舍己救人等。尤其是患者也拥有自己决定是否及如何接受治疗的权利。在安乐死权利诉求者看来，只有当一个人有权决定自己的死亡时，其死亡才是有尊严的。花费巨大而且没有治愈可能的人有权利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是否死亡，他可以选择一种无痛苦的、尊严的死法，让生命在结束时也是喜悦的、体面的;剥夺死亡权，就是对生命尊严的侵犯。尊重人的尊严己经成为一些国家处理安乐死案件时量刑的指导原则。“面对这痛不欲生的生命，生不如死的生活，为什么不能做点事情让他们安乐地死去，尊严地死去呢?德国最高法院第二刑事审判庭庭长、刑法专家克劳斯。
库策1996年在对一起医生实施的安乐死案件进行判决时曾指出：应尽量地使患者体面地、不受病痛折磨地死去，不应只为了让病人多活那么一会儿而让他们忍受那么大的痛苦”〔15]。1994年11月，美国俄勒冈州举行全民公决，以51%的微弱多数通过了《尊严死亡法》，法案规定为了人的尊严临终患者有权请求人道死亡，只要经过两名医生诊断存活时间不会超过6个月即可提出申请。1997年《世界人类基因组与人权宣言》明确反对用克隆技术繁殖人。《宣言》指出：应当利用生物学、遗传学和医学在人类基因组研究方面的成果，但是，这些研究必须以维护和改善公众的健康状况为目的，违背人的尊严的作法，如用克隆技术繁殖人的作法，是不能允许的。总之，尊重人的尊严己经成为国际社会制定与生命伦理学相关问题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的重要原则和基本依据。
由此可见，生命伦理学五个层面的内容都涉及人的尊严问题。离开“人的尊严”，生命伦理学五个层面所讨论的问题就难以进行下去。人的尊严问题是生命伦理学必须面对的基本问题，“人的尊严”理应成为生命伦理学中的基本概念。
4结语
“人的尊严”是生命伦理学的基本价值追求，在生命伦理学的概念体系中，它处于较高层次，统摄其他概念。人的生命权、知情同意权、不受伤害和歧视、隐私权与保密、人身自由权等无一不体现着一个人的价值和尊严，违反其中任何一项权利都是对人的尊严的侵犯。人的尊严概念就像“人权”概念一样包含许多具体的人的权利和内容。从另一个角度看，“人的尊严”却不能被其他概念所代替，因为，任何一个伦理原则和具体伦理要求，都只能表现“人的尊严”的部分内涵，比如，“知情同意”原则在医疗保健领域的运用，就需要医师在治疗病人之前，必须先将治疗计划及其可能产生的后果告知病人，并需由病人以自愿的方式做出同意治疗的决定，知情同意的理论基础就是维护人的尊严这一基本伦理原则。
公正原则要求各种利益和负担必须以公平方式分配，在治疗过程中，以平等的方式对待每一位病人，性别、年龄、社会地位、种族、宗教都不能成为歧视一些人，或者优待另一些人的原因。不受歧视，享有公平对待的权利，也是人享有尊严的一个重要内容。因此，公正原则、知情同意原则或者其它伦理原则都不能完全取代“人的尊严”这一总原则，只能部分地体现这一原则。如果“人的尊严”概念因为部分内容和其他伦理概念相重合，就认为可以被其他概念所取代，生命伦理学的其他基本原则是否也可以彼此取代呢?比如，违反“隐私权与保密”的原则，也就违反了“利益和伤害”原则，是否可用前者代替后者，或者相反。显然，这些伦理原则不能彼此完全取代。
医学伦理学基本范畴范文6
关键词：德性伦理;共同体;医德;逻辑主体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02-0071-03
广义上讲，医德不仅指医务工作人员的道德，而且包括医学专业活动的道德，即医学伦理学意义上的道德。从医德生成的角度讲，讨论医德问题，必须首先对医德的逻辑主体进行探析。这与西方当代德性伦理学对德性主体即人的重视是一致的，因此德性伦理的一些理论对我们探讨医德问题是有帮助的，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的道德践履上都是如此。尤其是美国著名学者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的共同体主义德性伦理思想，可以为我们探析医德逻辑主体提供一种理论分析的科学视角。
一、主体与德性主体思想的历史脉络
人类思想史就是对于人在现实社会中的主体或主体性的揭示和宣扬。西方哲学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开始有一种伦理转向，这种转向可以说是以探讨主体和主体的善为主题。亚里士多德把主体定义为实体，认为不仅人是主体而且实物比如石头等也是主体。近代到笛卡尔以“我思故我在”的主体性规定，才把“主体”（自我）从一般实体范围中突出出来，作为专属于人的哲学范畴。直到康德，才真正把主体性哲学确立起来，康德对人的三大能力的考察，纯粹理性即知性能力、人的实践理性即意志能力、人的判断力即审美能力，把人的主体或主体性问题作为启蒙现代性的主要特征突显出来。20世纪以后，主体性被后现代主义者批评为形而上学思维的一种虚构，主体间性问题产生。胡塞尔在先验现象学的理论构建中提出和讨论了主体间性问题。所谓主体间性就是承认“他我”的存在，承认这个“他我”并非普遍的“他物”，而是一个与“自我”并存的“他我”。哈贝马斯用交往理性范式为主体间性问题构建起较为完备的哲学理论形态。
伦理思想的发展也是随着哲学主体性问题而相应演化的。德性伦理学在当代西方的复兴，是西方伦理思想经过辩证运动后的伦理思想范式，具体表现在：古希腊的伦理思想以德性伦理为主，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哲人都有相关的论述，尤其是亚里士多德在其《尼可马各伦理学》中对德性伦理思想的具体论述涉及德性主体问题。在中世纪，宗教范式下的伦理也是以德性伦理为主旨的。直到近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生和发展，西方社会的变革，德性伦理思想逐渐被规范伦理思想代替，人的一切行为都以某种抽象的规则来衡量，伦理规范或规则成为伦理思想的中心。启蒙理性的工具主义强势表现在这种伦理思想中。
直到1958年，英国哲学家安斯库姆（Anscombe）发表《现代道德哲学》对功利论和义务论伦理发出挑战，安斯库姆在批评功利论和义务论中首次提出了德性伦理的主张。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麦金太尔的《德性之后》、玛莎·努斯鲍姆的《善的脆弱性》、迈克尔·斯洛特的《从道德到德性》和《来自动机的道德》以及罗莎琳德·赫斯特豪斯的《论德性伦理学》等一系列著作的出版，德性伦理学形成了声势浩大的运动。西方伦理学表现出向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的回归，德性伦理学再次引起世人的注意。从思想的辩证运动看，德性伦理→非德性伦理→德性伦理，这种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就是整个西方伦理思想的辩证逻辑。但是，当代的德性伦理思想是在经历了规范伦理学和义务论伦理学以及元理论学的生态之后的回归，比起古希腊的伦理思想无疑是一种更高级的伦理形态，它所处理的伦理问题更加复杂，展现出的理论魅力更加迷人，尽管当今学者对于德性伦理还没能达成一致看法，然而德性伦理所唤起的伦理思考可以说是人类的伦理智慧叙事表现，尤其它对伦理主体的强调，注重行为者的品质而不是行为的规范，是人类伦理思想发展的深层审视。
新西兰学者赫斯特豪斯对德性伦理要义的分析明确强调了德性的主体作用。他认为，与强调责任或规范的义务论和强调后果或效果的功利论相比，德性伦理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征：德性伦理是作为一种“以行为者为中心”（agent-centered）的伦理学，而非“以行为为中心”（act-centered）的伦理学;它所关心的是人“在”（being）的状态，而非“行”（doing）的规条;它强调的问题是“我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而非“我应该做什么”;它采用特定的具有德性的概念（如好、善、德），而非义务的概念（正当、责任）作为基本概念;它拒绝把伦理学当作一种能够提供特殊行为指导规则或原则的汇集。这样，基于行为者的德性伦理，就是从个体的内在特质、动机或个体本身所具有的独立的和基本的德性品格出发，来对人类行为做出评价（不论是德性行为，还是义务行为）[1]。
从本质上说，道德是人的道德，是人自我肯定、自我实现和自我发展的一种实践活动，它既有发展人自由的一面，又有约束人的一面，人既是道德的执行者、体现者，又是道德的创造者。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只把道德作为调节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否定个人在道德领域的主体性，道德教育主要以道德秩序和道德准则来规范人的日常生活行为，推行道德一体化秩序的道德约束，以纪律为形式进行强制的训诫、评价和奖惩，表现为一种道德的管制，从而有意或无意地消解了个人的道德主体性。道德教育潜在的意图变成对人的主体性的压制。黑格尔曾说：“实体本身就是主体，所以一切内容都是它自己对自己的反思。一个实际存在物的持续存在或者说，实际存在物的实体，乃是一种自身同一性;因为如果它与自身不同一，它就会陷于瓦解。”[2]可见，没有德性主体，德性就会被瓦解，道德的作用无法发挥。探讨医德的生成，首先就需要探析医德的逻辑主体，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明确医德的真正内涵。 二、德性伦理的共同体范式与道德主体的辩证关系
德性伦理的主要代表麦金太尔是以共同体范式构建德性伦理学的，他认为任何想把一个人的生活视为一个整体、一个统一体——其品格为诸美德提供一个充分目的的当代尝试都会遇到两种不同的障碍，一种是社会的，一种是哲学的。社会的障碍源于现代性把每一个人的生活分割为各种部分，每一个部分都有其自身的行为规范与模式。由此，工作与闲暇相互分离，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相互分离，团体的与个人的相互分离。由此，无论童年还是老年都已被扭曲而与人生的其他部分相互分离，结果变成不同的领域。这些分离造成个人经历的都是人生每一部分的特殊性而非人生的统一性。哲学的障碍在于以原子主义式思考人的行为并且基于简单成分去分析复杂的行为与交互行为，而忽视了各种特殊行为的特性是作为更大整体的部分而获得。同样，当个人与他所扮演的角色截然分离时，或者当个人生活的不同角色规定之间相互分离，以致生活只是一系列不连贯的事件，我们再也看不到人生的统一性[3]。
在麦金太尔看来，共同体是真正的实体，共同体既包括家族、家庭、氏族、部落、城镇、民族、王国，也包括渔业队、学校和实验室等等。个体既不能脱离共同体而存在，也不能脱离共同体来认识。个体是共同体的成员，占有某种确定的社会位置，个人的身份就是由他在共同体中的位置决定的。麦金太尔从历史传统、人生叙事的统一性和实践活动等三个方面进行具体论述共同体主义德性伦理。首先，麦金太尔认为共同体历史文化传统是个体公民德性的产生土壤。从逻辑先在性讲，共同体的历史传统使个体具有共同体的成员资格，个体不能独立于共同体。自我的实现和德性的追求和达成不仅不能离开共同体，而且以共同体的历史传统为背景。麦金太尔认为，历史是唯一的一种获得德性的方式，通过个体实践活动恢复传统，在传统中寻求德性，德性其实就是传统的一部分，人们在传统中理解、继承和发展德性，唯有如此，个人生存的完满意义才能在延绵的历史传统中得到实现，德性才能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人类社会历史得到明确的定义和表达。其次，麦金太尔认为一个个体人生叙事的统一性在于个体的德性。麦金太尔认为，个体自我存在于一种将出生、生活、死亡作为叙事开端、中间、结尾连接起来的叙事统一性中。但是，现代社会的组织化结构，个人生活被迫嵌入许多不同专业的领域，每个领域都用自己专业化的准则对个体的行为进行约束和规范，这导致现代社会道德的破碎，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组织与个人相互对立，人们在各自个体生活的整体过程中思考和感受的只是生命中的特殊片断而不能形成统一的人生体验，作为道德主体的自我难以形成德性自我认同。在麦金太尔看来，在各种特定类型的活动中使人获得成功的品性只是职业技艺而不是美德，然而现代社会却误将这种技艺视为德性。显然，作为个体，人生叙事的统一性不只是表现在生物学意义的连续稳定，更重要的是这种统一性表现在社会人的德性内核的稳定统一上。第三，在德性共同体的论述中，麦金太尔把实践定义为由人们在既定共同体中互相交往发展而来的、追求内在目的的活动。借助亚里士多德把在实践中自身目的的追求定义为最高的善的理论，麦金太尔区分了实践内在与外在利益（即内在与外在善），外在利益是排他性、竞争性的，某人占有的所有物越多，剩给他人的就越少，内在利益就是实践活动本身的利益，实践活动本身的卓越过程就是其内在利益，实践活动内在利益的获得有益于参与实践的整个共同体。因为每一种实践都具有相应的内在利益，每一种实践都涉及相应的人际关系，而且大家对实践的目的和标准有着共同的期待和分享。实践与善具有内在统一性，公民德性成为获得实践内在利益的内在手段。在麦金太尔看来，德性规范是基于共同体中人们的社会关系，每一种实践都需要参与者之间的某种关系，实践是发生在身处社会共同体的人与人之间的活动，如果缺少德性、对外在利益的追求压倒一切，那么个体不仅得不到实践的内在利益，而且共同体还会丧失维系实践所需的人际关系。
麦金太尔认为共同体是真正的实体，个体的道德是从共同体中获得的。黑格尔认为实体就是主体，有自身的同一性。从这个角度看，分析医德的主体，必须考察医德的共同体含义。
三、医德多重逻辑主体的解析
医德，从最广义的意义上讲，是指医学专业活动的道德即医学伦理学和医务人员的道德，既包括道德规范也包括道德活动。医德的主体不是单单指医务人员。从共同体主义德性伦理的视角看，医德的逻辑主体包含五重所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