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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范文1
【关键词】小农经济；官文化；传统文化
一、小农经济的产生
刘永佶教授在《官文化批判》一书中指出“官文化的力量来自民众的不觉悟，来自民众对它的认可与适应，即形成了普遍的小农意识。这是官文化统治的结果，也是继续统治的条件。”中国封建社会是在没有外族入侵的情况下，由奴隶社会逐步发展变化而来的。中国奴隶社会实行的是土地国有制度，国家的土地全部都属于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所谓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描述的正是这一历史时期。春秋以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原有的土地制度遭到了破坏，新兴的封建势力在夺取政权后，相^实行变法改革，确立了土地私有制度，允许“民得买卖土地”。从这时起，土地私有制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土地制度的主要形式。土地私有制度的产生，一方面存在小土地私有制。同时也必然导致土地兼并的现象出现，即“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情况，从而形成了大土地私有制的形式，自唐以后又以租佃的形式剥削在兼并中失去土地的个体农民。因此，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一直是由占有少量土地和生产资料的自耕农和依附于地主阶级的佃农两种人物构成。但无论是哪一种农民，都是一家一户，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
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私有制度，不管是小土地私有制形式还是大土地私有制形式，都不是纯粹的私有制形式，而是在国家最高所有权支配下的土地私有制度。这既是因为中国奴隶社会土地国有制的传统影响，也是因为战国时期各国在变法中都是以国家名义确认土地私有制度。因此，奴隶社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神圣原则在封建社会得以继承，并以新的形式与土地私有制度结合起来。
这种建立在国家最高所有权支配下的土地私有制度基础上的小农经济，一方面使个体农户具有较多的自由，即使是佃农也是如此。他们除了受地主阶级的剥削以外，人身并不受其支配；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得不受国家权力的支配，这与西欧封建社会领主制的庄园经济和农奴制有很大的不同。
官文化作为两千余年来的集权官僚的统治文化，其作用包括巩固集权官僚制，协调官僚地主阶级内部关系，还有就是控制其统治对象的意识和行为，同时这也是巩固集权官僚制的重要方面。小农经济便是中国在集权官僚体制的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说其“小”，是从生产单位和生产方式而言，它是以“家”为单位，以个人体力劳动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农”则是所从事的职业，或者说是主要的谋生手段。自秦汉以来，中国在农业上是相当发达的，农业技术和生产力都领先于世界，而其根据就在于当时的集权官僚体制影响下，土地分散且地少人多，一家一户的耕作方式成为了农民的重要生产方式。
二、小农经济的特点
小农经济作为自然经济的一种类型，以个体为单位，以精耕细作、男耕女织为方式，以自给自足为生产的目的。因此其特点包括有分散性、封闭性、自给自足性等。分散性是指它以独立的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封闭性指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自给自足性指生产的主要目的是满足自己家庭的各项生活需要。在封建社会时期的社会经济情况就是小农经济占主导，现在在偏远的农村，也存在有这样的经济现象。
在小农经济下，农民掌握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生产的积极性得到提高。农民经营规模很小，他们在自己有限的土地上，努力提高耕作技术，为我国农业的精耕细作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但是，在封建地主阶级的沉重压迫与剥削下，农民承担了沉重的徭役，小农经济变得十分脆弱，每遇旱涝瘟疫，多数农民家庭就会失去土地或者破产流亡，陷入贫困的境地。从此可以得出小农经济的弊端：农民经营规模小，缺乏必要的积累和储备能力；自给自足，生产经营模式老旧，技术难以突破固有模式，难以得到革新；抵御天灾人祸的能力薄弱。
三、小农经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中国历史上形成的并且流传下来的，由思想家提炼出的理论化和非理论化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具有稳定结构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伦理观念等精神成果的综合。正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农耕经济为主体的中国农业自然经济其延续力最为持久，悠久昌盛的中国文化正是创造、繁衍、植根于这一经济土壤之上的，在历经数千年的文化变迁中，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导致中国文化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宗法制度为特征，以家国同构的政治结构为基础，强调仁义礼智信等伦理思想。
（一）从思维方式来看，农业经济是中国传统经济的主干，它的最显著特点是“靠天吃饭”。农业生产对天地自然的依赖性是显而易见的。适宜的光热、降水量以及土壤、环境是农业耕作的必备条件，对自然及土地的依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们活动空间相对狭小，交流、交往较多的局限于以血缘和姻亲为纽带的关系之间，重“和”、重“仁”的人际交往准则，培养了人们的“中庸”性格，养成农人注重实际的认识原则，中国古代圣贤一向倡导君子“务实”，久而久之，形成了中国人朴实无华，立身行事，讲究脚踏实地，实实在在，鄙视华而不实的做派，这些都表现了中国文化精神中的注重实际的优秀一面，同时也由于对于自然的依赖，培养了中国人安于天命的性格，即“日求三餐，夜求一宿”，反映到现实生活中，则表现出对平安、宁静的生活的向往。从政治社会的角度来说，小农意识有利于社会的稳定，这也是社会得以稳国的基础。在各种条件的约束下，农民既勤奋耕作，又安于天命，总是在不抵抗的自然环境中，循环往复的耕耘着，生活封闭而又单调。
（二）从国民品行来看，我国人民性格中最明显的特性便是重天命，轻人力，听天由命、逆来顺受。农业是靠天吃饭，儒家提出“天人合一”的思想，“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这种注重天时、地利、人和，尤其是人对农业生产的巨大作用的思想，导致中国人民形成了自强不息、宽厚包容的心理品格和道德原则。《周易》中提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一方面，要求自己具有奋发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另一方面，对待他人，对待他物，又要有宽厚包容的精神。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是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虽经历天灾人祸、内忧外患而能屹立于世界东方，并不断为人类的文明发展做出贡献的精神支柱。道家则从相反的方向提出“不敢为天下先”、“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等格言，导致国人重天命，轻人力，无创新，怕变动。中国的政治格局中，下场最难看的一般都是改革家，所以一般官员信奉的是，不求无功，但求无过。中国农民稳重实在的一面，也是农业生产决定的。小农思想中，能精心伺候那一亩三分地，是极大的美德。但是农业生产要求四时更替，对时间的精确性不作要求，从而导致中国人不计划时间，不重视效率。小农与官僚是一把利剑的两面，相互对立存在。小农的理想是温饱问题，那么民主与自由，就永远不是小农们最切实的目标。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封建社会体制为什么在我国根深蒂固。
（三）从整个社会的组织结构来看，以小农经济为主导的农业经济状况要求有相应的社会组织结构，中国古代社会组织的主要特点在于其血缘宗法制度。血缘结合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最自然的结合方式，中国的社会组织关系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在父子、夫妇、君臣之间的宗法原则指导下建立起来的。社会组织中枢则由部族、宗族向家族下移，政治与伦理的承担单位在逐渐地缩小，对小农家庭作为经济与社会基础的功能不断强化，使得中国文化传统的辐射力在不断增大，以族立国阶段的小农社会已经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秦国在与六国竞逐中脱颖而出，更是较好地利用了小农经济与社会基础；汉代的奠基更是强化了面向小农的无为而治；北魏以租庸调制对在汉末乱世中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不断变换的政权所破坏的小农社会进行了修复，为隋唐大帝国的兴起奠定了基础；一直到近代帝国主义和商业资本主义开始入侵和干预之前，尽管代有损益，中国社会与文化在本质上从来没有离开过小农这个根基。另一方面，这种国、家、个人三位一体的政治结构，使每一个人都将自身同国家紧密联系在了一起，每个人的修养最终都落脚到对国家利益的维护，培养了中华民族“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爱国精神。
小农经济影响下的中国传统文化发展传承至今，的确存在有一些丧失掉其合理性的部分，而面对外来多元文化的冲击，我们不得不认真地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传承和发扬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赋予新的内涵，注入时代精神，让中国文化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
参考文献：
[1]刘永佶.官文化批判[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1）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范文2
中国式小农经济发展现状
中国目前的小农经济是延续制度而来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集体土地的承包大都是以家庭为单位，按人口均分。为了做到公平，集体分地时，一般都按远近、肥瘦搭配，因此形成了当前中国农村典型的“人均一亩三分，户均不过十亩”、且地块分散的中国式小农经济现状。
农户经营面积小而分散，个体农户不仅难以面对市场，而且难以维持基本农业生产条件。分田到户时，中央显然考虑到了这一点，当时提出调动两个积极性，一是农民个体的积极性，二是村社集体的积极性，村社集体层次的经营可以缓解个体农户在基础性生产条件获得上的困难。但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尤其是取消农业税以后，村社集体退出农业生产环节的事务，个体农户必须独自解决面对市场和维持基本生产条件两方面任务。为了生产方便，在有些农村地区实行所谓“划片承包”，即尽量将一户经营的土地集中在一片以内，这样可以方便农业生产，比如灌溉和机械化耕作。
“划片承包”所要解决的仅仅是土地分散不连片的问题，而不能解决小农经营规模小的问题。然而，即使要解决土地分散不连片的问题也非易事。全国真正为了农业生产方便而进行“划片承包”的耕地估计不超过10%。之所以无法划片承包，是因为中央政策强调要稳定土地承包关系。“划片承包”会触动既得利益结构，既得利益受损的农户就可能借中央土地政策反对调整。十七届三中全会决议规定“现有土地承包关系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集体再调整土地进行“划片承包”以方便小农经济的生产，就更加不可能。
“长久不变”不只是强化了土地既得利益，而且使得那些已经脱离土地进城的村民仍然可以占有土地。实际上，这些进城村民的收入主要来自城市。但他们一般不会将土地卖掉，而是将土地使用权流转出去。获得土地使用权的农户也仅是在既有土地上使用土地，任何人包括村社集体都无法为了生产方便而重新调地。随着越来越多村民移居城市，为方便生产而进行土地调整的难度就更大，土地就越是零碎，也越是无法有效经营。
农村人口转移进入城市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即使已经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口中也有相当部分仍然依赖土地收入，即他们还要将土地留作将来进城不成功的返乡退路（保险）。因此，在可见的将来，中国农村农户经营规模不可能得到迅速扩大。如果说目前农户经营规模是“户均不过十亩”的话，三十年后，中国农村户均经营规模恐怕也就20～30亩。大农经济、规模经营，在中国仍然是一个相当遥远的梦想。任何试图建立在大农经济和规模经营基础上的农村制度设施和政策措施都是不切实际的。我们应该立足中国目前小农经济的实际来制定农村政策。
之所以说中国农村人口转移进入城市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很大程度上也是与中国农村人口众多、及中国小农兼业的特点联系在一起的。具体地说，当前中国农民家庭收入的构成具有明显的兼业特征，且这种兼业是建立在代际分工基础上，一个家庭同时在城市务工和在农村务农，因此同时有务工和务农两笔收入。年轻人外出务工，年龄较大的人在家务农。因为既有务农收入又有务工收入，这个农户家庭就可以获得超过温饱的生活水平。
更重要的是，通过代际分工来实现兼业，就使年龄比较大而不再适合城市生产线工作的农村劳动力仍然能够在农业上有所作为。在当前技术条件下，一对六十岁的夫妻完全可以种“户均不过十亩”的土地，而且，他们可能只需要三个月时间就完成全年的农业生产。他们又因为农业生产的周期性展开（春种秋收）而获得了劳动的权利，劳动的期待，劳动的喜悦、快乐和充实。
在城市，老年人通常不再是有效劳动力。而在农村，由于农业机械化等技术进步，农业生产对体力要求并不高，农业具有生产性和休闲性的双重特征，老年人完全可以从事农业生产，并获取农业收入。这就使中国小农经济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其实，小农经济不仅具有生命力，在目前中国发展阶段，其还具有更多宏观层面的意义乃至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中具有独特优势的方面。
中国式小农经济的优势
具有竞争力的农业。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农业是相当有竞争力的，尤其是粮食生产上，中国农业具有相当大的竞争力，主要表现是价格比较低，其背后则是生产成本低。这很好理解，因为中国农业具有相当自给自足的成份，中国农业主要劳动力是中老年人，且农业是与休闲结合在一起的，从而使得农民在农业生产中不计劳动力投入成本。而实际上，中老年人尤其是年龄比较大的人进城也是不容易找到高收入工作的。
中国低劳动投入成本的小农经济，为中国抵挡美国式大农提供了相当有力的基础。而日本、韩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小农则无力抵挡美国大农的冲击，这就是为什么韩国农民更为激进，台湾牛肉案可以引发政府政权危机的原因。
低农村劳动力再生产成本。因为中国农户家庭有务农和务工的两笔收入，且农村生产费用低，农户可以通过土地获得部分自给自足的生活资料：比如自己种蔬菜、喂猪养鸡，及自留口粮，从而使得农村生活成本极低，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就低。有了务农收入，进城务工的收入多少就不是太大的问题，年轻人进城务工的收入就可以用来满足更多其他需要。
因为有务农收入，农村劳动力再生产成本低，中国就可以为外向型经济提供廉价劳动力，就可以有极具世界竞争力的“中国制造”，就可以从全球化中获益，从而成为全球化中不多的主要受益者之一。无论美国如何向中国施压人民币升值，只要中国农村仍然能源源不断地生产出高素质的廉价劳动力，中国就可以继续从全球化中获益，就有可能将“中国制造”变为“中国创造”。
降低了整个社会的劳动力再生产成本。因为农业的低成本，廉价农产品就使得整个中国社会的劳动力再生产成本下降。依据世界银行的定义，人均收入低于2美元/天为贫困人口，则同样是2美元/天，在中国比在一般的发达国家和一般的发展中国家，要生活得好得多，因为中国物价尤其是食品价格很低。在日本、韩国，西瓜等果蔬都是奢侈品，有一位日本教授到我所在的研究中心访问，我们用西瓜招待他，他说这是他今年第二次吃西瓜。并非他不喜欢吃西瓜，而是在日本，西瓜太贵吃不起。笔者到韩国访问时，一盘牛肉竟要800元人民币，可见其食品价格之高。
正是中国农业的低成本和低价格，使中国丰富的农产品为城市人提供了有保障的廉价的食品，并因此为城市人提供了健康的饮食。即使中国城市的贫民阶层也不至于因为买不起食品而挨饿。
美国具有优越的农业生产条件，政府为农业发展发放了足量的政府补贴，才使得美国人粮袋子和菜篮子比较丰富，而在土地资源较少的韩国和日本，因为农产品价格太高，以至影响了国民的饮食。相比之下，中国在人均耕地如此之少的情况下可以为全国人民提供如此丰富廉价的农产品，实在是一个奇迹。
农业不仅是生产劳动，同时也是休闲方式。中国的农业不仅是经济的一种，而且是休闲的一种。对于被工厂生产线淘汰的中老年劳动力来说，在并无有保障的体面收入的情况下，若仅仅依靠国家的最低生活费，或极少的养老金来维持温饱的状态，实在是对个人价值的破坏。现代社会是丰裕社会，工厂生产线有能力凭社会中少数人的劳动而为整个社会提供最低生活所需。但劳动是人的权利，每个人都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获取人生意义，而不是消极被动地等待。
发展中国家的城市贫民窟中，相当部分人没有工作，只能靠乞讨和救济来获得温饱，他们这样的人生就没有了尊严，缺少了体面，也就没有了价值。而中国农民即使五十岁以上，在城市已经不好找工作，他们也可以回家种田。春天播种，播下的是焦虑也是希望。他们随着庄稼的生长而忙碌。忙碌中收获充实，焦虑中收获希望。他们用自己的辛勤汗水来换取劳动果实。农民进行农业生产的过程，也是进行生命意义与价值生产的过程。这与完全依靠外来救济是两种完全不同境界的生活。
显然，中国小农经济意义重大，问题是其是否可以持续。
应对小农经济发展困境的出路
来自土地的收入对农民很重要，小农经济很重要，问题恰在于，当前因为农户经营土地规模太小且分散，单家独户的农户无论是面对市场还是维持基本生产条件都过于弱小。应对这种困局，可能的办法有三种：一是发展大农经济，通过土地流转来实现规模经营，而一旦有了经营规模，农户面对市场和基本生产条件，就会有能力得多。这种大农经济及规模经营的实质是美国式农业道路；二是在保持小农经济的前提下，通过综合农协的方式进行农业生产的体系化改造，从而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在生产上专业化，在市场上体系化。这种发展模式实质上就是日本、韩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遵循的模式；三是走中国特色小农经济之路，继续保持小农经济，但为小农提供社会化服务。
大农经济和规模经营模式。大农经济和规模经营显然是以农民大量流转进入城市为前提的。但从前面的分析来看，假若我们不希望中国城市到处是规模巨大的贫民窟的话，我们最好不要贸然通过土地流转将那些不能在城市体面生活的农民赶到城市而不能再回到农村。而在农民没有大规模转移进城、农民收入还要依靠务农收入时，小农经济就具有相当的合理性。
中国不可能发展大农经济，这本来只是一个常识，但政策部门却常常忘记这个常识，地方政府甚至经常性地通过半强制性措施来推动农村土地流转以实现规模经营，比如成都的例子。学界和政策部门似乎都喜欢现代农业，认为小农经济是落后的，是迟早要淘汰的，迟淘汰就不如早淘汰。
综合农协模式。与美国式大农场主农业不同，日本、韩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农村至今仍然是小农经济。为了解决小农经济规模太小而无法与市场对接以及无法单独解决基本生产条件的问题，日本、韩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通过综合农协来将小农经济联结起来。在政府的支持下，综合农协具有相当的力量来组织小农，具体有两个方面：一是为小农提供专业化的服务，比如提供种子、化肥、农药、机耕、灌溉等系列服务，农户只从事专业化种植。综合农协同时为农民提品的销售。因为全国农协组成了一个自上而下的体系，农协就具有相当大的垄断市场的能力，具有相当的农产品的市场定价权。“综合农协＋小农经济”可以称为体系化农业，体系化农业的重要特点是对农户的专业化组织和对市场的相对垄断。
综合农协的好处是，因为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组织，综合农协可以为小农提供强有力的生产服务，小农可能获得较好的进行农业生产的基础条件。同时，综合农协可以为小农经济生产的产品提供市场。
但是，综合农协模式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一是因为专业化种植，小农经济被组织到农协中，农业高度专业化和高度分工，离开综合农协的体系化的服务，小农经济就无法生存。因此，比如韩国，农民并不能真正做到自给自足，他们的专业化生产是为销售而生产，可能反而使自己无法获得基本的农业食品；二是农协通过对市场的高度垄断，而使农产品价格高得离谱，以至于出现如前所述日韩国民消费不起自己国家农民生产的农产品，甚至农民也买不起非自己生产的农产品的情况。这是相当严重的情况，因为这一方面使农产品卖不出去，一方面又使消费者消费不起。这种情况出现在中国，就可能造成极严重后果；第三，在WTO的背景下，面对诸如美国、中国廉价农产品的冲击，日本、韩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农协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就必然会组织起来反对，这就是WTO香港回合谈判时韩国农民强烈反抗，和2009年台湾进口美国牛肉会使政府陷入政治危机的原因。不仅如此，农协还会向政府施压，以强化农产品国产运动，以及利用民族主义情绪抑制外国农产品的销售和消费。
当然，日本、韩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目前都已是相当发达的经济体，其农业人口数量很少。国家主体已是城市社会市民阶层。即使如此，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综合农协模式仍没有解决自己的问题，反而使其农业问题更加无解。在中国大多数人口仍为农民的情况下，综合农协模式能否解决中国小农经济的问题，或解决的问题与带来的问题谁更多，显然是需要仔细思量的。
在一次讨论会上，有学者认为三农问题很好解决，只要粮价涨100倍，三农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先不说在目前WTO的框架下，中国能否让粮价涨100倍，就是可以涨，其后果是什么？是城市人不再消费得起粮食，是进城务工的劳动力再生产成本大幅度提高，是农业照样无效率，是国家的主要资源都用于生产粮食而无法发展城市，是“中国制造”的廉价劳动力优势彻底丧失，中国的外贸极大幅度下降。最终的结果是中国经济陷入混乱。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想法。
中国式小农经济模式。显然，中国的小农经济是相当独特的，可以称为中国式小农经济，其核心是“以家庭承包为基础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制度”。取消农业税前，由于国家向农民收取大量税费，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关系紧张，“双层经营”中经常出现村社集体侵犯农民利益的问题。取消农业税之后，国家不再向农民收取税费，而是通过制度安排来避免村社集体对农民利益的侵犯。
这个时候，仍然是小农经济，但通过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和国家下拨财政支农资金来为农民提供生产生活所需公共品，另一方面通过为农民提供相对健全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尤其是乡村两级的农技、水利、畜牧和农机服务，中国的小农经济就可能通过农户家庭内的代际分工，通过兼业，及通过农业生产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生产、人的生命意义的生产（劳动价值论），来获得旺盛生命力。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范文3
大多数农业人口素质较低,一般无需动脑,周而复始地按照传统生产或生活模式运作,不少人离开小农经济比较难生存。小农经济确实起到了解决广大农村人口温饱问题的作用,使农村人口感觉生存有了一定程度的保障,尽管小农经济使大多数农民仅能够维持基本生活需要,但是他们羡慕而不嫉妒城镇居民生活,不少农民认为这是权利与义务根本公正原则的体现,这就是为何不少农村人口的幸福感满意指数比城镇人口要高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是,一旦有人触动了他们赖以维持生计的自给自足的房屋、土地的底线,就会引来强制性的抵抗。客观地说,小农经济的存在也使不少城镇居民有了一定的比较优势,对于缓和社会矛盾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无庸讳言,上述状况给社会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一是建立在人均约一亩地基础上的农民生活水平提高显得步履维艰。一般说,农产品生产受自然条件制约,在缺乏大规模机械化、社会化、现代化生产的情况下,采取小农经济的形式大多只能保持微利状态。农民与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而要缩小城乡差别,国家对农民的长期补贴成为为稳定买单的无奈选择。但是,国家财政长期补贴农业的状态,客观上仅能起到维持小农经济状态长期存在的结局,即不断延缓小农经济的命运。二是农村不少剩余劳动力长期在外打工,由于各种原因无法融入城镇,以工补农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村务工者家庭的生活水平,但是在客观上也起着巩固小农经济根基的作用。三是政府各项惠农政策,降低了小农经济经营成本,使不少农民工特别是有技能或成就感的农民工,不愿意转变农民身份成为城镇居民。
随着企业用工的规范化,使不少农民工既可以享受农村的土地或低成本居住生活保障,又能够享受打工的工资待遇,甚至是城镇居民所拥有的社会福利保障等,这种双重保障状态已经引发了部分城镇贫民的仇视心态,容易导致族群分裂。四是农业发展严重缺乏后劲。小农经济较难与先进的农业科技或农业机械化相兼容,这是因为从事农业者的低素质或一家一户的经营,投入农业生产的资源有限等,使现代农业无法扎根。众所周知,农业本是高技能性产业,但是目前它却是无需任何知识、技能或证书者都能够从事的行业。目前我国农业生产活动的态势:其一农业仍旧以传统的运营模式为主体,农民主要依靠祖辈留传的长期在农田耕作中形成的经验来运作;其二农业仍是受自然状态影响较大的产业,农业对自然条件、气候、环境等的依存度较高,靠天吃饭的状态一直未能得到彻底改观;其三农民仍是文化程度最低的群体,绝大多数农民接受先进农业科技或现代农业理念等有一定的难度。
因此,农业的市场化程度比较低,这种以自给自足为主的分散运作的家庭经营的模式所吸纳的技术、人才或资金资源有限,受成本财力、劳动性质、产品数量品种等的限制,使其没有必要与外界产生更多的联系,信息相对闭塞,影响了其生产经营活动的与时俱进发展。农业技术品种的研究、推广、服务或应用等,通过国家补贴以无偿或低价形式提供给农民,这种由国家财政支撑的运作受财力影响投入有限,由于无偿性可不计成本效益,对农业的促进作用有限。而以赢利为目的的社会资金、技术或人才较难通过市场化运作进入到农业领域。在农业政策的保护下,农村形成的排斥竞争低级垄断的小农经济堡垒,拔高了民营资金、技术或人才等市场资源进入农业的门坎,因为谁要想进入首先必须解决众多农业人口的就业或保障问题,这种本应当由国家或社会承担的责任,受制于国家的财力而转嫁到试图进入农业领域的经营者身上,从而加大了市场资源进入农业领域的难度。
同样也使农业领域内善于耕作经营的农民精英通过市场化渠道扩大生产规模受到限制,尽管目前小农经济的内部也发生了分化,但这种分化,是建立在维护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土地的使用权没有改变,部分耕种大户仅是租借了他人土地的经营权,由于这种租种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使之无法形成比较稳定的大规模化家庭农场等。目前,农村中少数富裕者主要受益于特色农业,技术、经营、创业收入,乡镇经济的发展或承包地使用权的有偿租用下的规模化效应等。而大多数农民仍然处于温饱状态。为了提高农民的收入,国家实施了普惠式的免收农业税政策,这种大家(或同一领域行业)都有的实惠,这种一视同仁的平等,实质上就是平均,并不能起到激活农业优胜劣汰的竞争或缩小农村收入差距的作用,容易产生“马太效应”。对农村中强势者是锦上添花:一是生产经验丰富,资金投入较多,以特色农业收益为主,品种、产量、质量具有一定的优势;二是不少人拥有其他技能,农田收入所占比重不大,成为自己相对城镇人而言的额外获得的一种优势,这实际上是对其他城乡人的一种不公正;三是土地的使用权不允许买卖,仅是有偿租用,决定了只能获得短视效应,使某些农村能人对租用而聚集的土地进行掠夺性的生产,以此获得规模化的短期高收益等。此外,虽然减轻了农村中的弱势者生活负担,但并没有消除他们与强势者之间的差距:其一不善于耕耘,生产底蕴不足,投入有限、产品单一、质量不高或产量较低;其二以农为生存根基,缺乏其他技能,副业收入较少,仅靠几亩地的农田收入,生活水平难予提高;其三农村中的弱势群体一般是无劳力、因病致贫、负担较重(债务、抚养老小或学费等),有的人由于主观因素无能力耕作,只能将土地低价发包给他人,生活一直在低水平上徘徊。因此,只有将这种暗补变为明补,才能够起到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
如对贫困户除免征农业税外,还进行困难补助,对中等户实施减免税收,对富裕户全额征收农业税等,或采取先征后退的政策,根据低、中或高收入者的状态,全部退还、部分退还或不退还的税收政策等。征收农业税:第一它是一种合理的税种,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在目前国家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征税,来调节农村贫富差距,加大帮扶贫困地区或贫困群体的力度;第二有助于土地的合理开发利用,使农民更加珍惜利用土地来获得最大收益,防止有的农户由于没有税收压力,自己主要靠副业生存,土地收益少,宁愿将土地撂荒,使土地资源不能得到合理开发利用;第三有利于剩余农村劳动力的转型。满足现状是不少农民的特征之一,容易呈现够吃够用就行了,依托土地生存,依赖国家扶助,躲避外面打工辛劳的状况,从而导致一方面企业用工紧张,另一方面不少农民不愿意外出打工,不利于劳动力的充分合理利用。此外,征税能够使某些不善于耕作的农民,考虑成本收益或机会成本,就会将土地流转出去,自己从事非农产业谋生存,有利于促进土地的相对聚集,推动农业领域市场化运营,对于农业的特色化、规模化、现代化经营具有一定的作用。
要突破农业发展的困境,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应当通过农业的市场化运作模式,建立健全覆盖全社会的保障体系,使非农产业的产能向农业扩散,使农业过剩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使农业能够与其他产业发展相互协调互相适应齐头并进。首先,必须处理好农业的困境与农业补贴的幅度、方式或条件的关系。目前,非农产业如果不对农业进行补贴,城乡差距就会不断地加大,只要这种差距不消除,补贴就将长期地存在下去。这是因为,社会基础公平要求,除保障全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条件外,还应当逐渐缩小社会成员之间的差距。但这种补贴是建立在非权利与义务相对应基础上的,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情况下,即只要少量人进行生产就可以产生大量的利润或财富时,扩大这种非权利与义务的补贴,才具有真实性、可行性或实际操作。因此,现阶段对农业的补贴必须与推动农业的发展、减少农村人口或提高农村人口素质等相结合,才具有可持续发展的进步意义。
目前,我国生产力水平仍较低,在社会财富或利润的相当一部分来自于人们体力或简单脑力操作的情况下,扩大并且长期固定实施这种非权利与义务的补贴,在生产力仍不发达的情况下,容易导致社会矛盾或生产的衰退,重返改革开放前的平均主义的状态,只会伤害那些权利与义务者,而促使之转入非权利与义务的行列,这实际上是往后退回不发达状态,还是向发达社会过渡的重要分水岭。我们不能被现代西方国家的“三高”(高工资、高福利和高保障)的表象所迷惑。西方的“三高”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生产力基础上的,不少西方国家仅是依靠高科技专利或品牌就可以轻而易举获得高额利润。其次,必须处理好社会稳定与发展现代农业的关系。我国农业人口占人口的多数,只有小农经济才能够容纳这么庞大的人群,小农经济的存在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小农经济像海绵一样地吸纳了大量的劳动力,使他们得以生存。小农经济将大量的劳动力消耗在农田之中,使之为了生计整天围绕几亩地转悠。作为人口大国:不得不将本来可以让机械由少数人就能够承担的劳动,而让大量的农民用手工来操作。为了减轻农民体力劳动,将农民的农田劳作通过政府补贴用机器来代替,或为了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通过政府补贴农民和提供社会保障等,但这一切的目的是使农民稳定在农村。多年来农村一直在发挥着劳动力的蓄水池的作用,第二、三产业要用人时,可以从农村大量招聘,不用时可以让其回归农业,在城镇经济发展不太稳定、非农产业吸纳简单劳动力有限、农民素质普遍较低无法进行创业的情况下,农村小农经济确实起到了稳定社会的作用,避免了现代农业经济情形下,不少农民流离失所,沦为城镇贫民的状态,保证了每一位农村劳动力有事可做,能够自己养活自己。但是这种稳定农村人口的做法,似乎与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或解放农村劳动力具有一定的矛盾性。
改革开放或实施“计生”政策以来,农村传统的生育观念,并没有随着近年来农村重体力活的减轻而改变,而在农民仅能维持温饱的状态下,以处罚为主来制约农村超生行为显得苍白无力。农业人口尽管逐年向城镇缓慢转移,但农村人口的基数基本维持不变,我国八亿多人口时约有七亿农民,现在十三亿人口仍有七亿农民。城镇由于实施比较严格的“计生”政策,人口增长受到制约,大量低素质的新增农业人口源源不断地涌入城镇,这些只能够从事简单劳动的城镇后备军,成为每次经济不景气时下岗的主力军。事实表明,依靠简单或体力劳动为主低收入的打工要使农民富裕起来比较困难。而靠小农经济要富起来也不容易,小农经济由于生产规模小,生产工具落后,生产者素质较低,生产资源贫乏等,充其量只能保持其生存,而不可能致富,容易导致农业生产经营无法与现代农业链接,城乡差距不断地扩大。小岗村等各地改革开放以来的状况表明,实施联产承包责任制,对于解决人们的吃饭问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要使农村人口单纯依靠传统农业或小农经济来致富,受人口素质、自然、生物、气候状态等影响有一定的局限性。采取现代农业方式才是实现农业振兴的重要途径。发展现代农业并不是简单地将农民从土地上赶出去,现代农业是一个综合的系统,它包括农业运用机械化、电气化、智能化、现代化生产,提高农产品的数量、质量、品种以及精加工后的附加值,以及推动农业的发展逐渐形成一个产业链:农业的耕耘、特色农业研究开发运作评鉴、农产品的精细深加工、农业特色旅游、农业机械的开发、运用或修理,农产品的推广、流通或信息服务领域的拓展等,现代农业所衍生的产业链可以容纳一定量的就业人口。但是现代农业所依赖的是有一定科学素质的人才,因而与时俱进地提高农业人口的素质,将大量的低素质的农业人口培养成为能够驾驭现代农业的能手具有一定的重要意义。再次,必须处理好农业改革发展与社会整体改革发展的关系。发展现代农业就必须改革农村的小农经济,试图将现代农业建立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是不切实际的。
发展现代农业虽然能够解决部分农民的就业问题,但是发展现代农业肯定会释放大量的农村人口(即使是所谓“小农经济”的日本农业人口也只占总人口的5%左右)。一方面要从源头上减少农业人口,改变农村的生育观念,实施农村人口与城镇相同的具有较强约束力的“计生”政策标准,是有效的途径之一。另一方面要减少现量农民,转移农村人口,加速城镇化发展是重要的途径之一。这不并是农业领域改革所能够决定的问题,它涉及到整个社会系统的改革。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各个行业领域的全面市场化,依托市场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通过市场竞争将资源平均配置到急需的领域之中。目前制约现代农业发展的主要是人才、技术或资金等资源问题,并非是我国市场缺乏现代农业发展所必须的资源,而是必须使广大农民有一个维持生计的饭碗。如果让市场来决定农业人口的去留,众多的低素质的农民不是竞争的对手,将流离出农业,那么众多的农民又如何安置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现代农业的发展与农民的安置是一对矛盾,解决矛盾的重要方式之一是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以社会稳定为重心,两个方面哪个都不能丢。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范文4
高一（4）班 沈家麒
“嘭、啪……”烟火的声音在夜空中回荡，震落一片片雪花撒落大地。新年的喜庆在璀璨的烟花中绽放，窗外是瑞雪点缀的丰年月夜，窗内是一桌美食陈列的年夜饭。
通明的水晶吊灯下，一盘盘美味佳肴无不闪烁着油亮的光泽，五彩斑斓、香气扑鼻，中华百姓几千年的传统与美食文化都凝聚在这一桌年末新旧交替、一族团圆的年夜饭上。十几人围成一桌，各自和身边的亲人谈笑着。爷爷不断劝众人吃菜。奶奶更积极，不时地往我们几个孙子外孙的碗里夹肉夹鱼。民以食为天，年终美食，自古未变。
除夕夜，是对旧的欢送，亦是对新的憧憬，坚定对梦的执着，来年继续奋力。餐桌上，金黄鲜红的炸鸡烧鱼渐尽，碧绿的青菜却少有问津。爷爷忍不住建议大家多尝几口蔬菜：“来，都吃些青菜。这可是我们自己地上种的，完全不洒农药，没有害的，不像外面卖的那些！”爷爷边絮叨一边却已开始往我们碗里送。爷爷自己在房子后院里种了一些蔬菜，每天侍弄着这些庄稼，除草浇水，施肥都只施农家肥。爷爷说这样安心，况且能省些菜钱。姑姑们却不以为意。大姑姑还打趣道：“那不如穿越回旧社会，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空气还干净！”但爷爷坚持种蔬菜，说起码活动一下筋骨，人不能懒，一松就把庄稼人的吃苦耐劳都丢田里养杂草了。就此每年年饭桌上就多了一道绿景，那是梦想与希望的颜色，令人赏心悦目。
堂弟吃了几口菜便放下了碗，剩下了大半碗饭菜，推脱说下午吃了很多薯片和可乐，饱了。姑姑看了，忍不住责备他不应吃那么多垃圾食品。表哥也笑着帮腔，用手推了他两下，随即装作一脸严肃的说：“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浪费是最大的源罪！”堂弟撇了撇嘴：“对，也不你这吃货，早上一根地沟油油条加一碗豆精豆浆，中午一碗石腊翻新白米饭加注胶牛肉，再来点苏丹红鸭蛋的饭食，绝不浪费外加不再碰外国垃圾食品！爱我中华，对吧！”我忍不住一口饭喷出来，于是粒粒皆辛苦便入了土。表哥被倒打一耙，随即搭风转了向：“食品问题的确严重。小农经济发展到市场经济，食品不给自己吃，便毫无顾忌地用药用激素。以前农民想吃饱，现在我们只希望吃不死就好！真是越发展越倒退！”表哥一脸哀己不幸的装模作样道。“嗯，果然是古代好！”大姑姑清宫戏看多了，满脑子的穿越。爷爷见大家聊得热烈，再次劝大家吃菜：“吃菜，吃菜！至少今天这桌绝无安全问题！”说着，自己也乐了。
窗外，瑞雪飘飞，夜空不时被缤纷的烟花照亮。透过明亮的落地窗，我看到爷爷的菜园在雪中静卧。那是中华饮食文化的宝地，是食品安全的宝地。它饱含古代劳动人民的朴素、勤劳，远离城市、经济与市场，远离被利益污染的中华饮食文化。我想，不一定要倒回小农经济，那是落后，是贫弱。我们需要的只是绿色的菜园，纯净的中华饮食文化，是返璞归真。绿色的菜园，静待更多朴实真诚的劳动者来将它拓展……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范文5
从收入的角度来看，中国国民的经济收入基本可以分为；低层收入者、中层收入者、中高层收入者、高层收入者。收入的层次不同，消费的程度显然不同。
低层收入者大多数属于山区村民，他们干最辛苦的工作而收入是最低的。可以这样说：“他们是靠天吃放”。气候的好坏直接影响粮食的产量，从而影响经济效益。退一万步说，那怕气候很适宜，粮食产量也很高的情况下，收益也不怎么乐观。原因是他们没有种经济作物，种的仅仅是赖以维持生计的玉米、水稻、小麦等大众农作物。山区村民的经济有点相似封建时候的小农经济，也就是自给自足的封建特点。他们除了必须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以外基本上没有什么消费。
山区村民的收入水平之所以不高，首先受地理条件的影响，交通是最主要的因素。例如，村民们种了蔬菜，在能保证自足的情况拿到市场去出售。由于交通的不方便，不得不起早贪黑的赶集，挣的钱也不多。就算一家两个人平均每人背60斤蔬菜赶集，按市场价计算2毛一斤蔬菜，他们一家一次能挣24元钱。但是集市离家很远中午得吃午饭，按一碗面4元来计算，两个人就消费8元。24—8=16（元）起早贪黑的，就挣了16元钱，多不容易。上述是建立在蔬菜全卖出去的情况下。如果蔬菜卖不出去呢，那一天能挣多少钱？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范文6
关键词：农业经济；影响因子；偏最小二乘回归法；宁夏；
作者：马明德等
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1]，事关经济与社会的稳定[2]，而农业问题也主要是农业经济问题[3]，研究农业经济增长及其影响因素对发展现代农业，解决“三农”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因此，有关农业经济的增长问题也一直是国内外学者高度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农业经济增长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4]，除了受土地、物质、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投入的影响外，财政支农支出、农业科技进步、农业机械化程度、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等因素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也不容忽视[5]。为此，国内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对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在分析方法方面，目前有关农业经济增长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主要运用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产函数模型、协整分析及回归分析等方法。但是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提出之后就有不少学者对其提出了质疑[6]，例如，该生产函数必须对投入要素之间的替代模式进行事先设定，特别是其要求所有投入要素之间的替代弹性必须等于1[7]；协整分析要求模型中的变量不是越多越好，变量个数太多对模型估计的有效性会产生影响[8]，而这就不能够对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因素进行全面、客观的分析；回归分析由于受多重共线性的影响会产生“伪回归”问题。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同时为避免在研究中出现伪回归现象，该研究将采用一种新的统计回归分析方法———偏最小二乘回归分析法(PartialLeast-SquaresRegression，PLS)，以宁夏回族自治区为研究区域，构建偏最小二乘回归模型，对影响宁夏农业经济增长的因子的相关关系进行定量诊断，以期为宁夏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提供有意义的决策支持。
1研究区域与研究方法
1.1研究区域概况
宁夏地处中国西北内陆地区，介于北纬35°14'~39°23'，东经104°17'~107°39'之间，总面积5.18万km2，地跨暖温带半湿润区至温带干旱区3个气候区，是全国水资源最少的省区之一，年均降水量305mm，蒸发量达1800mm，区域生态环境脆弱。宁夏地貌类型多样而复杂，由北向南依次为贺兰山地、宁夏平原、鄂尔多斯高原、黄土高原以及六盘山地等地貌类型。由于自然和历史原因，宁夏社会经济发展南北差异明显。宁夏北部是较平坦的黄河淤积平原区，约占全区总面积的21.01%，黄河为沿河地区提供了丰富的灌溉用水，引黄灌区社会经济发展较好；南部为山区，其黄土广布，沟壑纵横，水土流失严重，土地瘠薄、石质化问题突出，自然环境恶劣，生产条件较差，社会经济发展落后。截止2011年宁夏有人口639.4549万人，其中农业人口为400.1069万人，约占全区人口总数的62.57%；2011年全区GDP为2102.21亿元，其中第一产业为184.14亿元，约占全区GDP的8.76%。
1.2指标选取及数据来源
农业投资规模、农业产业结构、农业劳动人口数量和质量、农田基础设施建设等都是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该研究从数据可获得性、指标量化的可行性等出发，以获取数据的便利性、指标量化的可行性、突出主导因素作为指标选取的原则，参考前人研究成果，并结合宁夏农业经济状况及各影响因素的实际意义，采用宁夏农业总产值(记作Y)作为预测数据，分别选取社会经济指标中对宁夏农业经济有密切影响的10个指标，即X1为全区乡村劳动者人数(人)，X2为财政支农支出额(万元)，X3为农业机械总动力(万W)，X4为化肥施用量(万t)，X5为年末耕地面积(万hm2)，X6为农业(种植业)产值(万元)，X7为林业产值(万元)，X8为牧业产值(万元)，X9为渔业产值(万元)，X10农田灌溉指数，建立社会经济系统指标体系。研究所需数据由2003~2012年《宁夏统计年鉴》整理和计算而来。
1.3研究方法
偏最小二乘回归方法最早由S.Wold和C.Albano等人于1983年提出。偏最小二乘回归分析方法兼有主成分分析、典型相关分析和线性回归分析等方法的特点，能比较好地解决变量间存在多重共线性的问题[9]。在解决变量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方面，偏最小二乘回归分析法采用成分提取的方法，但与传统的主成分分析法有所不同的是，偏最小二乘回归分析法是对信息进行重组并不剔除变量，在成分提取的时候，既考虑了因变量与自变量间的线性关系，又选择了对自变量、因变量解释性最强的综合变量，排除噪声干扰，因此既保证了多重共线性问题的消除，又保证了模型的稳定[10]。当因变量Y的阶数为1时，为单变量偏最小二乘回归模型(PLS1)。记F0=Y，E0=X，偏最小二乘回归分析法的步骤如下[9]。
1.3.1第1成分t1的提取
已知F0，E0，可从中提取第1个成分t1，t1=E0W1。其中，W1为E0的第1个轴，为组合系数，W1=1。同时，从E0中提取第1个成分u1满足u1=F0C1，式中，C1为F0的第1个轴，C1=1。在此要求t1，u1能分别较好地表达X与Y中的数据变异信息，且t1对u1有较大的解释能力。
根据主成分分析和典型相关分析的思路，取
即可满足条件。得到W1后，可得成分t1，分别求F0，E0对t1的回归方程为
其中，p1=E0Tt1/t12，向量r1=f0Tt1/t12，E1，F1为回归方程的残差矩阵。
1.3.2第2成分t2的提取
以E1取代E0，F1取代F0，用上面的方法求第2个轴W2和第2个成分t2，有W2=E1TF1/E1TF1，t2=E1W1。
同样，E1，F1分别对t2做回归，得到E1=t2p2T+E2，F1=t2r2+F2。
第h成分th的提取同理。h的个数可以用交叉有效性原则进行识别，h小于X的秩。
1.3.3求偏最小二乘回归模型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得到偏最小二乘回归模型
其中，W=[W1，W2，…，Wh]，R=[r1，r2，…，rh]，F2为残差矩阵。
1.3.4交叉有效性原则
利用交叉有效性原则来确定提取的成分个数h。记yi为原始数据，t1，t2，…，th是偏最小二乘回归过程中的成分。是使用全部样本点并取t1，t2，…，th个成分回归建模后，第i个样本点的拟合值。是在建模时删去第i个样本点，取t1，t2，…，th个成分建模后，再由此模型计算得拟合值。记
其中，yi为原始数据，yi-yh(-i)是在建模时删去第i个样本点，取t1，t2，…，th个成分建模后，据此模型计算拟合值。变量PRESS取最小时表明模型的拟合效果最好，这时提取的成分个数h即为最佳成分数。
2结果与分析
2.1结果
运用偏最小二乘回归专业分析软件SIMCA-P11.5构建偏最小二乘回归模型，在Analysis中点击Autofit和NextComponent功能对模型进行自动拟合。提取1~5个PLS成分时对Y的交叉有效性分别是0.954、0.570、0.483、0.173和-0.361，因此系统提取了4个PLS成分。模型对X和Y的解释能力较强，分别为0.977和0.999，且根据偏最小二乘回归分析法的思想，所计算的t1、u1应分别可能充分地解释了自变量集与因变量集的信息[9，10]，由计算结果做出的t1/u1平面图(如图1所示)可以看出，自变量集与因变量集之间存在明显的线性关系，并且拟合优度R2=0.9831。因此，回归模型精度较高，可靠性也较强。其最终得到标准化偏最小二乘回归方程为：
2.2分析
通过分析结果可以看出，所选取的各项指标对宁夏农业经济增长的相关影响程度依次为农业产值、化肥施用量、渔业产值、财政支农支出和牧业产值。
2.2.1农业产值
农业是宁夏的传统优势产业，2002~2011年，宁夏农业产值占全区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比例为57.17%~63.04%，尽管其间有所波动，但这一比例始终保持在50%以上。2011年宁夏粮食产量为3589471t，连续8年保持增长，人均粮食产量为560kg，位居全国第五位，属于一般余粮区[11]，宁夏平原也成为我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之一。近年来，为了增加农民收入，在确保稳定粮食生产的同时，全区各地在适度控制粮食种植面积的基础上，根据市场需求，充分发挥地方比较优势，调整和优化了当地的种植业结构，全区经济作物和饲料作物种植面积和产量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例如2002~2011年，全区玉米种植面积由15.505175万hm2增加至23.1797万hm2，产量由10.42723亿kg增加至17.24557亿kg，年平均增加4.95%和6.54%；全区蔬菜种植面积由5.1158859万hm2增加至10.7298万hm2，产量由15.88943亿kg增加至43.87053亿kg，年平均增加10.97%和17.61%。近年来，粮食产量的连续增产及种植业结构的调整有力地保证了农民收入的增加。
2.2.2化肥施用量
化肥是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为农作物提供营养元素，在农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与能源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是等同的[12]。实行农村市场化改革之后，农业经济的增长更多地依赖于农业生产率的提高，耕地生产率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在人口增长、土地减少的背景下，土地资源便成为制约农业生产率提高的刚性因素，而化肥的投入和使用效率情况在一定程度上，是农业土地生产率提高的关键[13]。10年间在耕地面积变化不大的情况下，宁夏农业化肥施用量逐年增加，由2002年的79.5万t增加至2011年的103.3万t。化肥施用量的增加说明，过去10年农民的科技种田意识不断增强，生产积极性有了提高，加大了对农业生产的投入。
2.2.3渔业产值
虽然渔业产值在宁夏农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较低，但是模型分析表明，渔业对宁夏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究其原因，宁夏有“塞上江南”之称，具有发展渔业的优良条件。虽然宁夏发展渔业产业起步较晚，但是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宁夏渔业产业规模不断扩大，特别是近几年政府加大了对渔业产业的扶持力度，使宁夏渔业产业得到了快速发展，2002~2011年，宁夏渔业产业产值年平均增加16%，快于农、林、牧等产业产值的年平均增速。截至2011年全区适合发展水产业面积达到4.94万hm2，水产品产量13.1万t，渔业经济总产值21.5亿元，从渔农民人均纯收入7155元，人均水产品占有量20.8kg，位居西北地区首位。不仅如此，近年来宁夏渔业产业在满足全区需求的情况下，还加大了水产品的外销力度，全区有70%以上的水产品销往甘肃、陕西、青海和西藏等周边省区。快速发展的渔业产业对推动农业经济增长、增加农民收入贡献越来越大。
2.2.4财政支农支出
农业是弱质产业，因此，公共财政对农业实施支持和保护、保障农民收益成为国际上通常的做法[14]。在发达国家，财政投入对农业生产起到了明显的支持作用[15]。近10年来，宁夏也加大了财政支农的力度，2002~2011年，财政支农资金由8.2093亿元增加至112.1904亿元，平均每年支出42.2242亿元；10年间尽管宁夏财政支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有所波动，但总体呈现增加趋势，年平均增幅为12.63%，处于全国前列。稳步提高的财政支农资金，改善了宁夏农业生产条件，保护和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效地带动了地方农业经济的增长。
2.2.5畜牧业产值
宁夏是全国十大牧区之一，畜牧业是宁夏农业的支柱产业之一。2002年，自治区决定实施草原禁牧封育。在实施封山禁牧的同时，自治区采取项目带动和政策支持措施，培育了一批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和畜牧合作组织，有力地拉动了养殖基地的建设，拓宽了畜产品的流通渠道，推动了畜牧业产业化经营，实现了禁牧不减畜的良性发展，畜牧业生产规模不断扩大。例如，2002年当年出售和自宰的肉用牛和肉用羊分别为33.4万头和285万只，而到了2011年当年出售和自宰的肉用牛和肉用羊则分别增加至52万头和443.9万只；2002年牛奶产量为30.75万t，2011年增加至96.1万t。同时，近年来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各种畜产品需求量的不断增加也加速了宁夏畜牧业的发展。
3结论与讨论
3.1结论
偏最小二乘回归模型对X和Y的解释能力较强，自变量集与因变量集的相关关系分析表明，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线性关系，证明模型精度符合要求，模型是可靠可信的，对宁夏农业经济增长影响因子相关性研究方面具有较好的分析能力，选取的各项指标对宁夏农业经济增长的相关影响程度依次为农业产值、化肥施用量、渔业产值、财政支农支出和牧业产值。
3.2讨论
根据偏最小二乘回归分析模型，为了更好地促进宁夏农业经济增长，实现宁夏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可采取如下发展对策。
(1)农业、渔业和牧业对宁夏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较高，说明近年来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对宁夏农业经济增长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宁夏农业经济增长仍旧主要依赖农业(种植业)，高附加值的渔业和牧业对宁夏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依旧较低，林业对宁夏农业经济增长的作用也不明显。因此，今后宁夏应在确保粮食安全的前提下，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积极调整种植业结构，提升畜牧业，加快林业、渔业的发展，发展农产品深加工工业，不断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
(2)化肥施用量和农业机械的使用常被用来衡量一个地区农业技术的进步状况[16]，但是农业机械对宁夏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并不高，说明科技对宁夏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并不高，化肥的大量使用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目前宁夏农业生产机械化程度较低，物资和劳动力投入比重较高，农业经济增长主要还是依靠要素的投入来带动，仍旧是一种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因此，应加强在农业科技方面的投入力度，科学、合理地使用农用物资，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增加农产品的科技含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