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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传承范文1
[关键词]：总体规划，文化传承，遗产保护，大遗址
1背景与现状
1.1研究背景
西咸新区内历史遗址多，分布广。其中国家级古遗址11处，古墓葬9处，国家级石窟寺及石刻1处，近现代重要历史史迹2处。
1.2现状分析
1.2.1遗址分布情况
主帝陵遗址大多位于渭河北岸的二道原（渭河谷的二级阶地）边缘，其中阳陵位于头道原边缘，地势高亢平坦，向南俯视渭河谷和长安城。泾河蜿蜒于北，渭水奔腾于南，两河交汇在原东，形成挟双龙而东向的气势和泾渭分明的独特景观。周边现状用地以农田，村庄为主。都城、皇城遗址除秦咸阳城外，多数位于渭河南岸，延渭河由西向东排列着周丰京遗址、周镐京遗址、秦阿房宫遗址、汉建章宫遗址、汉长安城遗址。形成独特的空间、时间景观序列。
1.2.2现状保护情况
目前，保护区内遗址整体性遭到人为和自然破坏。破坏类型主要有：开裂坍塌、沉陷、冲沟发育、表层流失、片状剥落。
2保护与传承
2.1保护与利用目标
将西咸新区发展成为世界秦汉文化中心，周秦汉文化综合展示区。
2.2保护手法
2.2.1遗址原状恢复工程
首先，对开裂坍塌沉陷、冲沟发育、表层流失、片状剥落的陵墓，通过科学的手段做好修复工作。
其次，对陵墓造成破坏或影响的大型基础设施，强制改线或搬迁。
第三，对影响陵墓的村落，结合城乡一体化，视其影响程度建议部分村庄搬迁。
2.2.2大地景观法
陵园、田、园、渠、路、村落合理结合，通过植树造景形成大地自然风貌。
一方面，起到优化遗址生态环境；
另一方面，“直”、“曲”结合，陵园、主干道及田园分界线形成规整的九宫格网络，渠、村落曲中取直，与九宫格网络相连，形成完美的秦汉风韵画卷；
第三，植树造景起到引导游客作用，有利于旅游路线打造。
2.3保护原则
“整体保护、系统展现、合理开发、永续利用”
（五）遗址保护规划
2.4保护措施
2.4.1总体措施
根据各文物单位的现状、环境和文物价值，在总体层面就主要问题制定保护措施。
逐步提高现有管理水平。根据遗址分布特征，合理规划和逐步完善机构设置，根据各个遗址特征制定相应的日常管理制度，提高和完善管理水平，促进遗址保护。重点整治文物周边环境。
对严重影响风貌、破坏景观完整性、影响文物安全的现有道路、管线等，采取迁移改线的处理方式；对破坏不大的道路、管线等，采取植物造景，遮挡视线的方法减少对风貌的破坏。
结合城乡一体化建设，保护区范围内居民点逐步迁出；加强建设控制地带及环境协调区居民点基础设施建设，并与保护区协调发展，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和景观的影响。
2.4.2工程措施：
倡导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对土遗址，可以通过人工加固的方法改变土遗址表面物理化学性能，提高土遗址抵抗风蚀、风化、雨蚀的能力，由于文物具有特殊性，要求增加土体强度、透气度和耐久性同时，还必须保持土遗址的原状，并具有可逆性。
2.4.3环境保护措施
环境保护主要内容是保持和恢复西汉帝陵文化区的视线通廊，进行空间整治、道路修建改建，居民搬迁调控等，在景观保护规划中具体体现。
环境治理主要是对文物环境造成不良影响的人为破坏因素采取整治的综合措施，根据陵园环境现状提出如下措施：
（1）清除可能引起灾害和有损景观的现代建筑物、构筑物及杂物；
（2）制止可能影响文物安全的生产及社会活动；
（3）清除对文物及其环境造成影响的污染源；
（4）为改善文物环境加强绿化措施。
整体环境的改善措施，主要是“退耕还林、还草”和农业综合治理。
3景观规划
3.1汉陵文化景观轴、秦汉大道文化、周秦汉唐都城景观轴的塑造
汉陵文化景观轴：通过对五陵原旅游专用线的调整，重新整合汉陵文化景观轴的旅游资源，通过视线引导，环境整治等手法塑造汉陵文化景观轴。
秦汉大道文化景观轴：秦汉大道可采取设置秦汉文化主体的休憩广场、雕塑小品以及严格控制沿街建筑风貌等手法。
周秦汉唐都城景观轴：通过交通的联系及各遗址周边环境景观的设计，在景观轴上对周秦汉唐不同时期历史风貌形成独特的空间序列。
3.2西汉帝陵保护区景观视线规划
对西汉帝陵保护区的视线引导，利用咸阳原独特的地形因素，通过对头道原，二道原、帝王陵墓的高度以及区内重要交通线的分析，规划景观视线通廊，在开发建设中控制建筑、植被高度，避免由于遮挡造成对帝陵景观带视觉效果的破坏。
4保护区道路规划
4.1保护区综合交通规划
西汉帝陵保护区毗邻空港，所处区位决定其过境交通，现状保护区内已有三条高速通过，秦汉大道作为城市的南北轴线，穿越保护区。西安西三环路从汉长安城与秦阿房宫遗址保护区间穿过。
考虑众多交通要道，保护区内过境交通采取绿化种植，视线遮挡等方式减少对保护区的影响。
保护区采用人车分流的思想规划道路，人行道禁止任何车辆进入。做好相应的道路标志，加强道路管理，营造宜人、宜车的交通环境。
4.2保护区内部交通规划
4.2.1保护区内部交通路线规划
保护区内部交通应适应游客多方面的需要，其具体表现为“方便、快捷、安全、舒适”。节省游客的旅途时间，缩短游客的认知距离，使游客产生一种“近了”的感觉，促使旅游动机的产生。“方便、快捷”无疑是对旅游交通提出的要求，而满足这一要求的关键是实现区域外部、内部交通的有机结合，提高外部交通的通达性．使内部交通网络形成环网，换乘方便。
4.2.2保护区内部交通方式规划
西汉帝陵保护区内部出行交通体现多样化与人性化，包括外来机动车车行道、观光车车行道、自行车车行道、步行道四种交通。
5保护区利用规划
运用大地景观设计手法，以“绿化”的形式引导展示陵园关系，使各遗址之间形成“有机的整体”。整理各帝陵与陪葬墓之间的关系，制定相对应的绿化单元，形成相对较小范围内陵墓间“局部的完整”。
规划设计相关陵园项目，与旅游结合，打造展示区，包括遗址本体展示、遗址公园展示、遗址博物馆展示、遗址文化交流等。
5.1交通旅游路线组织
规划陵园保护的同时，适当开发利用，与旅游结合，打造历史文化旅游区，实现该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5.2 规划分期
规划考虑到与西咸新区总体规划及国民经济发展的一致性和分步实施等因素，进行如下分期：
近期：2010――2015
远期：2016――2020
近期：重点对遗址本体环境进行保护与整治，景观基础设施的美化，旅游交通路线规划。重点陵园博物馆、遗址公园的建设。秦汉历史文化公园发展的具体规划设计，包括景观视廊的落实、各陵园之间关系处理、村庄搬迁与利用规划、旅游设施的规划与实施。
远期：深化近期与中期的工作，恢复整个遗址保护区风貌，快速旅游业的发展。
贯穿于整个过程中的主要内容有持续的考古工作，管理机构的完善，居民生产方式的逐步高速，生态农业的发展，陵园历史环境保护与逐步优化。
参考文献：
[1]冯天瑜，杨华.中国文化发展轨迹[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
[2]张友谊,王杰. 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7(5).
[3]西安市城乡建设委员会,西安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 论西安城市特色[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
历史文化传承范文2
历史文化名城既是地方传统历史文化的象征，更是城市变迁和发展中的见证，它在长期不断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为我们这些子子孙孙留下了各城市特有的历史文脉，是人类进步和社会文明发展历程信息的集中体现。国家在关于河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过程中也非常重视针对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保护力度。加强中原历史文化名城景观保护与规划与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本文通过加强历史文化名城景观保护与规划在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分析，试图来探析如何来加强中原历史文化名城的景观保护与规划，助推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的建设。
历史文化名城景观保护与规划在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要想实施中心城市带动战略，我们可以发挥郑州作为中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地位，将中原经济区建设成为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 身处中原经济区核心，郑州文化底蕴深厚，拥有黄帝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武术文化、嵩山文化、黄河文化等众多文化资源，这也是郑州有别于其他城市的显著优势，更是郑州承担建设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的重大历史责任，因此，传承华夏历史文明郑州义不容辞。
历史文化名城既是地方传统历史文化的象征，更是城市变迁和发展中的见证，它在长期不断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为我们这些子子孙孙留下了各城市特有的历史文脉，是人类进步和社会文明发展历程信息的集中体现。地处中原的河南，历史悠久，文化厚重，历史文化遗产丰富，是文化资源大省的典型代表。而所处我省的那些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不仅集中体现了我省的优秀历史文化遗产，更是我们人类共同的精神家园。在河南境内，保存着很多历史城市，据调查统计，至 2012 年 6月，河南省现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8 个（ 郑州、洛阳、开封、安阳、濮阳、商丘、南阳、浚县） ，中国历史文化名镇 7 个（ 郑州市古荥镇、开封县朱仙镇、禹州市神镇、淅川县G紫关镇、社旗县赊店镇、确山县竹沟镇、郏县冢头镇） ，历史文化名村 2 个（ 郏县张店村、郏县临沣寨、） ，河南省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镇、村） 达 17 个，数量在全国位居前列。省级历史文化名城 19 个，省级历史文化名镇、名村 62 个。世界文化遗产 3 处（ 安阳殷墟、洛阳龙门石窟、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 。这些都是老祖宗给我们这些子孙后代留下的宝贵遗产和财富，如何保护好、利用和发展好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这些宝贵遗产和财富是我们每位子孙后代义不容辞须要承担起来的责任。。国家在关于河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过程中也非常重视针对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保护力度。我们作为华夏子孙更应该引起对这些历史文化名城的高度重视，要明确保护的重要性和责任性。但是，目前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的开发建设，这些历史文化浓郁的传统原始民居、历史地段、街区甚至一些文物古迹等城市特色文化遗产，或多或少的会受到一些现代设计元素和符号的诱惑和冲击，如果在进行城市建设中，尤其是对历史文化名城的开发建设中，只有处理好传承和创新的关系、处理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关系，运用一种合理的设计手法将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有机的结合在一起，这样才做到了传承和创新的有机结合，那么我们进行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核心区的工作才更具有价值和意义。因为加强历史文化名城的景观保护工作，也就是将我们的传统历史文化资源进行的一种传承和再创新的过程，因此加强历史文化名城景观保护与规划势在必行，这也是我们在进行传承华夏历史文明中的一项重要任务。
历史文化名城景观保护与规划，助推郑州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
目前，国家和政府都比较重视针对文化遗产的保护，近几年不断将一些名城的城市文化遗产逐渐纳入文物保护单位，并放在博物馆收藏、宣传展览，但这些举措并不是对城市文化遗产保护的最终目标，它是一种保护手段，也是在进行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它的最终目标是将这些城市文化遗产实现“子子孙孙永褒用”，在这一保护过程中，必将得到代代相传和延续。这也就要求我们能合理处理好其建设和保护的关系，及如何规划，将遵循什么样的规划原则、使用什么样的规划方法，以致最终能为名城的健康、有序的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也使我们能借助加强历史文化名城景观保护与规划的力量来助推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的建设。
1.协调好历史文化名城景观保护与城市建设的关系
历史文化传承范文3
关键词：历史文化；传承；品牌
一、绿水青山好风光，奇峰幽岩白云飘
x皂山国家森林公园位于江西省樟树市东南部，距市区20公里，属武夷山西延支脉，九十九座山峰绵亘二百余里，主峰玉华山海拔1 169.1米，总面积6 860公顷，分福地、龙珠、玉华三大景区。诗云“x峰缥缈入云端，积雪犹封礼斗坛。山远地偏游不得，几回驻马隔江看。”可见x皂山景色迷人。
（一）绿树成荫古树参天，茂林修竹桃红柳绿
x皂山森林覆盖率83.4%，有树种59科189种，中草药150多种，国家一类保护的珍稀植物4种，省级保护植物6种，国家二类保护的珍稀植物众多。位于玉华景区有棵列为国家珍稀保护树木桂花王，树龄达2 000年，胸围五抱，华盖如云；福地景区有十七珠植于晋朝巨松，一字形排开，遥对崇真宫；有两株植于唐代并立古松，像一对孪生姐妹。紫阳书院后山，十八株参天古松，历经六个朝代，高耸挺拔；在道德宫附近，有宋元金桂、银桂、四季桂花、元代罗汉松；龙珠景区洗砂埠村前，有株明代栽植高达5米的红山茶花树，距今400余年，仍枝繁叶茂，生机盎然。还有位于玉华景区x水源泉贯流竹海、x水两岸的山峦峻岭上成片的高大枫香林、龙珠景区千亩茶林等。园内绿荫古树、叶茂花艳，真是美不胜收。
（二）奇峰罗列怪石林立，深壑幽谷飞瀑流泉
x皂山奇峰罗列、怪石林立，深壑幽谷、飞瀑流泉，形成峰、岩、林、洞、湖、泉、交融的奇特风光。颜真卿、周必大、朱熹等历史上许多文人墨客，都为x皂山留下了赞美的诗赋篇章。玉华山麓芦岭村旁的峭壁内，石洞门高丈许，洞深数里，内有地下河并诸般奇异石景，深入其境，如临瑶池龙宫；龙珠景区黄家巷村后，一峰耸翠在白云缭绕之中，四周悬崖峭壁，峰顶石坪隐然；龙珠景区凌云峰北侧，万绿丛中，五座山峰有序地耸立于翠岭之上，形似五位察云观天的老人。而在玉华山与凌云峰结合部，境内九峦稠叠，盆地中央突起一峰形圆如珠，x水绕峰环流，如同九龙戏珠；还有福地景区大极峰西面的“醉仙劈石”“何仙姑沐池”“张果老神仙堕崖”以及仙风透骨、骆驼朝圣 、天池腾龙、石马巡山、灵龟慕道、老汉拜神、群猴嬉戏、将军守关、幽洞藏丹、巽石梅花、灵石迎仙、岗岩斑斓、八仙留迹等多处景观，峰、岩、林、洞、湖、泉交融相映，风光奇特。
（三）天水一色波光粼粼，碧湖明潭飞珠溅玉
x皂山许许多多的小溪、河流似一条条洁白的玉龙，腾飞在x皂山的清山翠岭中，大大小小的水库、像一颗颗灿烂的明珠，镶嵌在公园的竹海林涛里。太极峰西麓有个“九龙洞”，洞中清泉长流，是酿造国优四特酒的源泉，崇真宫前有个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欣然命笔的“x皂山放生池”；还有玉华景区的“流泉梵音”；龙珠景区x水河中“红掌清波”；凌云峰山腰的“清泉韵律”；福地景区南部幽谷中被唐宋誉为“天下第三泉”的瀑布泉等，绿水清泉、碧湖明潭、与蓝天白云、苍松翠竹交相辉映，把公园装扮得分外娇娆妩媚，令游人留连往返，乐不思归。站在坝顶远眺300多公顷的梦湖水面，湖面碧水如蓝，烟波浩淼，湖畔苍松翠柏，林木繁茂。风平浪静之时，青山倒映，花树潜波，鱼翔蓝空，鸟飞波底，景致颠倒，风光独特。
（四）蓝天白云彩霞霓虹，日晕月辉雾凇雨雪
x皂山气象四季各异，变幻莫测，把奇石异水、古刹名山渲染得如诗如画。攀上海拔1 169.1米玉华山峰顶观日出，有玉峰近日的感觉；从凌云峰股股清泉，汇成涓涓小溪的松湾“回溪日照”河，绕峰穿崖，越坯漫石，跌跌撞撞，九曲回转，奔流到松湾平坦宽敞河中；而到位于洞塘村后丁仙湖观霞别有一番风味，丁仙湖水面达200余公顷，湖畔亭榭掩映，绿柳浓荫。每当朝霞升起，湖中霞光万道，绚丽多彩，候鸟群飞，渔舟唱晚，余晖洒满水面，红波荡漾，灿烂辉煌。
二、药道交融留史迹，文化传承显神韵
x皂山不仅自然风光得天独厚，秀丽迷人，更具有厚重的文化底蕴，是一座寓道教文化和中药史文化为一体的名山。x皂山是道教天师葛玄修道之所，也是樟树医药业的发源地，樟树药帮的“祖山”。
（一）灵宝祖庭仙迹长存，皇帝赐名声名远播
东汉建安七年（202年）道教灵宝派开山鼻祖，著名医药家“太极仙翁”葛玄在x皂山骆驼峰修建卧云庵，筑坛立灶，修炼、施诊。撰成《祭练大法》和《灵符秘》。葛洪继承和发展了叔祖葛玄修身养性、长生成仙等思想，撰成巨著《抱朴子》，将道教神仙方术理论推向了顶峰，并发展成灵宝派。唐、宋朝皇帝数次改赐主观，总名为“大万寿崇真宫”。唐仪凤年间（676―678年）赐号x皂山为天下第三十三福地。宋理宗淳佑六年（1246年）敕许x皂山与茅山、龙虎山为道教三大传圣地，葛玄的“仙迹”使得x皂山成为一名胜，北宋杨申《x皂山景德观记》云：“学道之士五百人，为屋一千五百间。”可见当时之盛况。
（二）名医接踵纷至祖山，制药行医世代相传
x皂山种药采药始于汉晋，兴于唐宋，盛于明清。三国时，葛玄在此修道，采药行医，开辟了樟树药业之源；南朝的陶弘景及号称“药王”的唐代大医药家孙思邈也都到此采药行医。明代四公子之一的方以智，在x皂山为僧，研究药材炮制法，撰写《药地炮庄》，清末民初道长欧阳明性，在山上数十年如一日，研读医药典籍上千种，以治疗骨折驰名，“金针大师”黄石屏用金针一针而治愈了霍元甲、多年固疾，享誉海内外。在他们的影响下，附近村民有人相随以种、采、集、炮制中药材为生，悬壶施诊并世代相传；创立了“樟帮”，与“京帮”“川帮”齐名，成为我国三大药帮之一，足迹遍及大江南北。樟树从此有“药不到樟树不齐，药不过樟树不灵”的美誉，而x皂山成为药都祖山。2013年7月，樟树成全国唯一授牌的“中国药都”。
（三）历史遗迹弥足珍贵，彰显厚重文化底蕴
x皂山历中悠久，文化厚重，古遗迹繁多。东汉建安七年就有了灵宝文化和中医中药文化，从那时起就留下了许多文化古迹。
景德观遗址：该遗址为宋熙宁丙辰年间（1076年）景德观厢房之天井。已发掘的部分遗址呈长方形，长7.9米，宽1.9 米，坑底距地面0.4米，东西向。底部为青砖竖砌拼花，四周下凹成沟状，东南角有一方孔通向外面水沟，显系排水之用。四壁青砖叠砌，间缀凸砖，形成花饰图案。
天师坛：汉天师张道陵于公元90-126年之间，在x皂山筑坛修炼。坛四周景点环列，坛后为宋画像石墓，坛南为天师护坛的神虎峰， 坛东为天师降妖捉怪的神台，坛西为天师升空前坐过的白石马，坛北为天师的磨剑池。
葛仙祠遗址：祠基上堆长约二丈，宽盈九尺，凸地尺余。附近尚有葛洪的抱朴庐、抚琴台、舞剑坪、炼丹灶等遗址。
大万寿崇真宫：由朝陛、宫门和正殿三部分 组成占地面积2 000余平方米。始建于吴嘉禾二年（233年），唐宋皇朝先后敕封、赐名为x皂观、玄都观、景德观、崇真宫、万寿崇真宫。南宋理宗朝更敕封为大万寿崇真宫，是全国道教宫观独一无二的冠名。
鸣水桥：桥拱高2.5米，桥长7.3米，宽6.8米，桥两旁砌石栏、望柱，上端为石刻莲花座。桥拱石壁北侧上刻有“大宋政和元年辛卯岁阁皂山道众化缘信”，南侧接云：“人财物建此桥至四年冬至日毕工谨题”。桥头立有南宋状元文天祥手书、桥工拓刻的“鸣水桥”桥碑。古桥距今已九百余年，是江西省仅存的两座宋代石拱桥之一，2006年被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此外，还有清咸丰四年（1854年）朝庭为旌表监生黄时雍之母李氏所建的“李氏贞坊”；元明所建的“石城庵”；江南并不多见的园林型宫观“道德宫”；南宋理学家朱熹捐建，废后清光绪二年（1876年）重建的石坊“一天门”；以及出木井、揽翠亭、对奕亭、宋画像石墓等共50多处古迹和历史名胜，为x皂山增添了厚重的文化底蕴。
三、华丽嬗变提魅力，升华品牌促旅游
x皂山国家森林公园拥有良好的景区基础，在当前实施江西旅游强省大背景下，要做大做强旅游品牌，必须发挥自身药、道优势，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在历史与文化的传承中提升旅游品牌，加大品牌宣传、拓展营销。
一是抓好基础设施建设，多渠道搞好营销。前期工程新建了道观群祖师殿、昊天殿、灵官殿、钟鼓楼、东西配殿、观音殿、斋饭堂、药膳堂、紫阳书院等宫观建设，完成了游步道、山门广场商业街区、停车场、游客服务中心、绿化生态景观以及导示导览等。积极推进后期工程建设，拓宽旅游项目。充分运用电台、报纸、互联网，电子商务渠道把旅游产品予以扩张，针对市场发展变化趋势，研究并制定景区同步旅游市场的营销策略。
二是扩张旅游品牌定位，科学形象包装。积极申报国家4A旅游景区和风胜名胜区品牌。全力打造“原生态+道教文化+中药养生”旅游品牌，充分利用“中医文化”、“道家文化”、“休闲养生文化”，把x皂山打造成为道家文化园、修性活动园、养生休闲园。使之成为三种文化有机融合旅游景区，成为庐山，井冈山黄金旅游线的中转站。
历史文化传承范文4
换言之，非物质文化遗产即是由人类以口头或动作方式相传，具有民族历史积淀和广泛、突出代表性的民间文化遗产。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还被誉为历史文化的“活化石”和“民族记忆的背影”。
中国目前是世界上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最多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涉及诸多门类，包括考古学、民俗学等多个方面，严格地说，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和物质文化遗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为，有很多物质文化遗产其实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产生的。
一个城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需要得到整体保护。这也是城市化进程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在此，我们摘录三位权威人士在《城市更新和文化传承》论坛上的发言，与读者共飨，并就其中的观点和看法与读者商榷。
“非遗”：不该忘却的城市精神载体
我国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过历史的文明古国，在漫长的岁月中，中华民族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珍贵的文化遗产，尤其是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加多姿多彩，其中包括各民族的民间文学以及作为载体的语言文字、各种传统艺术表现形式和音乐、舞蹈、戏剧、曲艺等民间艺术。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共同承载着人类社会的文明，是世界文明的重要体现，是现代民族团结奋进的基础和重要表现。守护我们的精神家园，延续城市的历史脉络，就是延续我们的民族文化独特特征和。
一
在城市化进程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塑造城市个性、提升生活品质、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近年来，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加快，人们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一些具有历史、科学、文化价值的，具有东方民族特色的文化遭到严重破坏。一些依靠口头、行为传承的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消失，破坏严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后继乏人。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已经刻不容缓。为了进一步做好包括城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国务院先后颁发了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见等文件，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进入了全面发展的阶段，逐步建立起符合我国国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初步估计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达87万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确定了2200个，从业人员达到了2万多人。中央财政从零到投入18亿元的经费，有力地保证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目前，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有1028项，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逐步形成。文化部确定了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总数达1000多人。一大批传承人出色的技艺得到了有效的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从单一的项目保护逐渐转向整体保护，文化部先后公布了六个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包括城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实施了整体有效的保护。近年来，一大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博物馆、民俗馆展示中心稳步推进，全国建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424座，展示中心96个，为全面展示宣传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提高全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起到了重要作用。我国目前是入选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最多的国家之一。2006年我国成功当选首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委员会委员国。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有望早日出台。
二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包括城市在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仍然面临严峻形势。一位德国历史学家针对中国的旧城改造提出：我们现在有的你们将来也会有，而你们曾经有的，我们永远不会有。一位知名学者也说，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事关一个城市的人文态度、人文素养。我认为这是事关一个城市的整体文明和我们后代回家的路的问题。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成为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和义不容辞的责任。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是非常重要的话题，它关系城市历史脉络的延续，我希望大家都给予高度的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大事业。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们每个公民应尽的重要责任，不仅是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更重要的是不让我们的后人忘记回家的路。
京剧，现代城市重要的文化经脉
我毕生钟爱和从事的事业——京剧艺术，其诞生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1790年，江南安徽戏班进京为乾隆皇帝祝寿，从此在北京、天津安顿下来。经过十几年的演变，成为一个由徽剧、汉剧、昆曲、秦腔、京腔和民间曲艺综合而成的崭新剧种。它以西皮、二黄为主，字正腔圆，当时人们根据这一新兴剧种的唱腔，直呼其名为：西皮二黄。
西皮二黄第一次进入上海是在1867年，当时引得全城轰动，市民争抢观看，一睹为快。据记载，沪人初见，趋之若狂，在我的想象中，这并不亚于《阿凡达》上映引起影视热潮。京剧来到上海以后，便风靡全城，其他表演艺术几乎是望尘莫及，本地原有的昆曲，当时有点门庭冷落，京剧受欢迎的原因主要是雅俗共赏。京剧这一称谓正是来自上海，1876年，上海《申报》正式刊出京剧之名，意思是来自北京的戏剧剧种，从此这一称谓取代了“西皮二黄”，而一直沿用到今天。随着京津名家谭鑫培、四大名旦、四大须生相继到上海演出，上海本地同样涌现出大量的名角，其中周信芳先生成为当仁不让的领军人物。正是他使上海成为海派京剧的发祥地，与北方京剧形成双峰并立的良性竞争局面。北京、上海，南北呼应，开启了长达近百年的京剧鼎盛时期。与许多戏剧剧种相比，京剧的历史并不长，究竟是什么原因令它成为国剧、国粹，成为民族文化的代表性艺术，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之一呢？
首先，京剧吸收、汇聚、熔铸了众多地方戏曲乃至其他各类艺术的精华，可谓融众家之长于一身，集中华艺术之大成，拥有博大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底蕴。这种兼收并蓄，融汇创造的精神正是京剧始终保持活力、不断发展重大的重要基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京剧既由多个地方剧种升华而来，又以深厚的思想性和精湛的艺术性回馈地方剧种，使许多地方剧种得到滋养和提高。从而推动了整个中华民族戏曲艺术的多样化进步和繁荣。
其次，京剧云集了众多大师级人物，以及他们用心血浇铸的大量经典作品，在数量上远远超过了其他剧种。由于京剧的艺术语汇突破了地域的限制，凭借精湛的演艺和优秀的剧目，因此能够通行全国。拥有最广泛的观众群体和最深厚的群众基础。
第三，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点，是京剧得到了城市的有力支撑和推动，它酝酿、发源于农村，诞生、成熟于北京，繁荣、兴盛于上海。正是城市强大的集中性与辐射性，使京剧得以极大地拓展生存的空间，赢得上升的高度，获得长足的发展。仅以上海而言，这座城市不但为京剧定了名，更为京剧的舞台艺术、演出市场、评论理论等诸多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支撑作用。
我们很难想象一个从未进过大型都市的剧种，其艺术能够得到长足的提升，其市场能够得到充分的拓展，其影响能如此广泛和深远。另一方面，京剧的繁荣也使城市文化得到极大的丰富，使城市精神得到了足够的升华，城市的力量推动了京剧的成长，京剧的魅力塑造了城市的文化。因此，京剧与城市的关系是血脉相连、无法拆解的。
当然，一种艺术自有其盛衰转变的自然规律。近几十年来，戏曲艺术逐渐从市民文化娱乐的主流地位趋向边缘化，各地地方戏如此，京剧也不能例外。这里有外来文化的冲击，有多元选择的影响，也有京剧自身所遇到的问题，总之，原因众多而复杂。但是有一点我坚信，既然在近两个世纪的漫长时间里，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空间内，我们整个民族都深深浸润于京剧的美妙艺术享受中，那么它值得也理应被我们永久珍惜、永远呵护。这是因为我们从传统中走来，身上、心中无不带有传统的印记，而传统正是我们面向今天、走向未来的基点和底气，更何况京剧是那么一种令人赏心悦目、铭心刻骨的美好剧种。对京剧我们没有舍弃的理由，只有保护和提升的使命。相信只有通过对优秀传统弘扬和提升，并与现代市场在对立中求统一、在和谐中谋共处，城市的文化才能在拥有亮丽的同时拥有一份深沉，在拥有时尚之轻灵的同时拥有一份厚重。
所以，我们要培养有志于京剧艺术的优秀传承者，将传统的技艺和经典剧目原汁原味传承下来。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妥善留存，需要政府的支持和民间的广泛发动；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当代延伸，主要靠京剧艺术工作者的自身努力。只有同时做到以上两点，京剧艺术与城市文化才能同时焕发古老的与现代的双重魅力，达到城市生活的美好愿景。
一个健康的人，从儿童成为少年，从少年成为青年，再从青年成长到壮年，他的骨骼和肌肉在不断扩大，他的心智和才能在逐渐成熟，他的经脉随着骨骼、肌肉的增加而延伸，以便将心脏供给的血液和养分，源源不断地传送出来，令人始终拥有充沛的活力。我们发现，在这一个成长的过程中，没有任何一样被完全代替，没有任何一样被彻底消灭，他们只是在进步，在演变，在和谐共同成长。如果将城市比作一个健康的、不断成长的人，那么建筑便是它的骨骼和身躯，版图便是它的肌肉，科学技术、生产水平和市民社会生活水平便是它的血液，而支持、成就它的则是一条条文化经脉。京剧艺术正是一条永恒跳动的经脉，它的搏动牵动了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学、中国的各类艺术，它与其他千万经脉一起构成了整个城市。没有文化的经脉，一个城市再怎么高耸，再怎么庞大，也只能是一个缺乏智慧、没有活力的躯壳。
共荣：古今城市文化的繁盛之路
我们知道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延续着城市的历史文脉，但是城市的发展，却往往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陷入尴尬的境地。这种尴尬的境地显示了我们对于发展方式的不同的理解。
现代化的发展，农田的消失，我们曾经称雄世界的棉纺技艺在何方？大片水稻田上耸立起现代化的工厂，悠扬婉约的吴歌如何能飘荡在我们的天空？中华戏剧的剧种曾经达到过二、三百个，但是今天，大都市的新建剧场不断涌现时，传统戏剧演出却廖若晨星。现代化的发展，一方面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新的变化，同时给我们的传统文化也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
如何来消除这些灾难？我感到有三个方向：
第一要适度修复和恢复我们的文化生态。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是在特定的文化生态场景、语境中发生和发展的。如果我们失去了这样的场景和语境，单独把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和传承人保存下来，当然这很重要，但是却失去了生存的基础。
棉纺技艺是以上海郊区为代表的。黄道婆在元末改造了我们的棉纺技艺，使我们的棉纺生产得到了大幅度的发展。但是这种发展并不是黄道婆一个人的功劳，而是得益于当时特定的文化生态环境。上海处于国内外交流的一个重要的地位，而且上海当时的土地近海，不能种水稻，盐碱地只能种棉花。另外，当时传统的男耕女织在这个阶段发生重大的变化，妇女织布不仅是为了服饰的需要，更重要的是服饰可以成为商品。
到了19世纪中叶，长三角以及上海周边的棉纺业，产品远销欧洲和全世界。但是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城市化的推进，这样的技艺就发生了重大变化。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如何使它流传下去？我们不可能恢复过去的时代，我们只能在现在的基础上思考这个问题，适度恢复一定的文化生态。上海的徐汇区在这方面就做了一些工作，准备在黄道婆故乡的周边种一片棉花、水田，重新恢复这样的场景，在中小学开辟这样技艺的传授。我们不是要真正推行这样的技艺，但是至少在某种场合，作为一种文化的记忆和文化的精神传递下去。因为上海女性的文化人格的形成和黄道婆有着密切的关系。
从当今世界看，城市化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现代化也没有一个特定的规范，每个城市的城市化和现代化都是在本民族的文化基础上的发展。所以我们的城市化的进程和更新，就要考虑到我们独特的生态环境的存在和发展，这对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更为有利。
第二要重新引导我们民众日常生活的审美取向和情趣。我们观摩昆曲，聆听评弹，这些优美的戏剧，它的出现表示我们曾经有过美好的城市生活。昆曲和评弹的发展，和当时城市化的发展和城市化的生活，和当时民众的审美需求和意愿是一致的。现代生活走向简约化、通俗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如何进行？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生活美好的产物，非物质文化遗产实际上是我们在追求生活更美好的形势下出现的，是当时的一种优秀的文化。比如说顾绣（包括苏绣），它的意义在于它融合了人的文化精神、人的审美感受。顾绣不是一般的女工都能干的，它要求你懂得琴棋书画，要懂得如何把琴棋书画融入技艺中去。上海松江恢复了顾绣，但工厂主只是把几个女工关在屋里成年累月刺绣，技艺方面是得到了发展，但达不到真正顾绣的意境。历史上的竹刻，不是拿刀刻几下就行了，还有深层的文化含义融入在竹刻中，这刀就是笔，是用笔在书写。城市化进程给我们提供了条件。但是不够，还要融入一种优良的审美情感。
我曾跟上海的一些女孩子和媒体记者说，你们能不能把生活服装和工作服装分开？你们难道不能从旗袍的发展中得到另类的感受吗？
第三，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不得不面临一个更新和发展的问题。我们要科学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合理传承中的创新和变化。我们谈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往往会强调原汁原味，这个不错，总体上是对的，但是这个原汁原味的理解并不是我们原模原样的不动，实际上这也是不可能的。回顾我们的历史，哪一样东西流传到今天是一成不变的？
历史文化传承范文5
关键词：文化创意产业；城市传统产业；产业链；西安市
中图分类号：G12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16248（2016）02006106
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各国家和地区都越来越重视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不仅会大大减轻因发展经济带来的资源储备压力，也能在极大地满足人们精神文化需求的同时，转变传统产业的原有增长方式，把文化内涵和创意理念融入产品设计、产品生产、产品流通和产品消费，带动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推动传统产业向产业链的高层次方向发展。因此，自2009年以来，在国家各项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政策的指导推动下，各地陆续出台了符合当地特点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政策，努力将文化创意产业打造为支柱产业，以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带动产业转型升级。本文运用产业链理论阐述了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实现传统产业升级改造的机理，并对西安市3个典型案例进行分析，说明文化创意产业对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过程，并由此分析了文化创意产业升级改造传统产业的经验启示。
一、文献回顾国外的文化创意产业起步较早，学者们在研究文化创意产业时，更多关注的是文化创意产业与传统产业发展的相互关系问题。Piore认为文化创意产业为传统产业提供了技术创新和文化创意，使传统产业构建新型商业运营模式而保持竞争力优势[1]；Lawrence等指出，文化创意产业的高渗透性将创意渗透到工业产品加工生产过程中，通过对文化元素的创意设计，以高附加值带动工业经济发展，实现产业链的延伸[2]；Richards把文化创意融入传统旅游业中，认为这种结合产生的新产业模式的好处在于游客具有体验型，有助于个人效用的满足和经济发展[3]；Christopherson认为手工业的发展与文化创意产业的推动作用有关，且对两者的就业有相互促进关系[4]；Banks在研究英国产业发展时发现手工业发展能够促进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5]。
国内学者近几年才开始关注研究文化创意产业对传统产业的提升作用问题。有部分学者主要讨论文化创意产业与传统产业提升改造的关系，如金元浦指出文化创意对于传统文化创意产业的改造、升级具有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6]；王艳等通过对新经济与传统产业关系的研究，认为新经济将推动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革、资源整合优化，转化为新经济的因素[7]；孙学文认为目前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在发展上急需 “上档次”，在自身健康发展的同时要积极与其他相关传统产业相融合渗透，以文化创意产业去提高传统企业文化、引导传统产业发展、提升传统产品内涵、提升传统产业经营策略等[8]。更多的学者则是通过具体案例分析，研究文化创意产业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李运以宽窄巷子为例讨论文化历史街区发展对旅游业的促进作用[9]；谢涤湘等以广州红专厂文化创意产业园为例，分析了文化创意产业如何通过挖掘工业遗产，延伸提升工业生产价值问题[10]；荆爱珍等以河北省部分企业为例，分析了将文化创意融合于传统产品创新企业生产产生的效果，并提出两者相互融合互相促进的发展模式[11]；郎富平等以浙江达利丝绸工业旅游区为例，分析了传统工业与旅游业融合发展的动因与过程[12]；李荣菊等通过对某动漫公司成功案例的分析，认为文化创意产业与传统制造业的融合可以促进产业升级[13]。
现有文献较少从文化创意产业与传统产业协同发展的角度去研究二者如何互动促进传统产业发展的问题。本文从两种产业的特点出发，结合西安市的区域特征，运用价值链理论构建文化创意产业改造升级传统产业的机理模型，并将其运用在典型案例的分析中，厘清两者在发展中的协同发展关系，总结文化创意产业与传统产业协同发展的启示。
二、文化创意产业对传统产业升级
改造的机理分析文化创意产业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已经突破传统文化元素设计、传统产品形态、产业形态、传播与流通形态和消费形态，文化创意产业在产业链的各个环节都可以实现对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第一，文化创意产业可以通过对传统产业原有价值链某些环节进行内容挖掘、技术融合和重组融合，升级优化其产品，创造新的市场需求。如传统农业经过创意改进设计，演化成为乡村旅游、生态农业、观光农业等；传统工业经过加入新的设计理念和新材料，改变优化生产工艺，生产出新型产品，如汽车款式的变化、布匹花色的复古典雅等。创意产业中的工业设计、品牌策划、营销推广等不仅增加了制造业的附加价值，也使产业结构趋于柔性化[14]。传统商业经过创意性改造，成为现代化购物商城，并与饮食、娱乐相融合，成为城市新的商业亮点。第二，文化创意产业还可以将传统产业价值链分解，打破原有价值链各环节，提取原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通过建立新的价值通道，形成新的价值链。如将城市旧工业厂址建成工业博物馆、创意设计坊和体验坊，重现工业发展史和生产工艺流程；在传统农业生产基地建设农作坊（伏茶作坊，炼油作坊），让城市市民通过亲身参与农业生产，体验农业生产的特点、增加农业知识等。
（一）内容创意――改变传统的文化元素设计
任何一个传统产业的发展历史，都是其产业文化内涵积累演化的历史。任何文化的传承都需要物化、固化的载体，并通过物化与媒介化的过程进行有效的传播与价值消费，才能实现传统产业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本质就是用创意去解读传统产业的文化，以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对传统文化进行诠释和现代表达，根据现代人的喜好和需求等特点，改变传统产业产品的文化元素设计，实现传统产业蜕变式发展。
如在照金镇建设中，将独具地方特色的农业与“红色文化”融合，在发展红色旅游的同时增加观光文化、休闲农业、度假文化、养生文化内容，将农业活动与极具文化创意产业的旅游结合起来，综合二者优势协调发展。既满足了人们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愿望，实现了城市人回归自然、亲近自然的愿望，又丰富了广大群众的精神生活，能够改善产业生态，使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机统一。
因此，为传统产业附加更多的文化色彩，不仅能够提升品牌形象，形成产品差别化，创造经济效益，而且通过文化元素创意设计融合产业链其他环节，吸引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通过产业关联优化产业环境，整合产业链，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良好的平台。
（二）生产制造――改变传统产品形态和产业形态
生产制造是将设计、构想或理念转化为有形的产品，是内容创意的具体落实过程。它可以通过改变传统产品形态或产业形态和延伸产业链等途径，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
文化创意就是将文化和创意作为产业发展的核心要素，通过产品创意性研发设计，为产品融入丰富的文化创意和文化内涵，在原有使用价值的基础上增加文化元素，在不影响产品功能和效用的前提下改变其价值，用不同创意表现形式与创新意识给予人们丰富的想象，改变传统产品形态，使产品变得更具有吸引力和实用性，给消费者带来情感上的满足和思想上的充实，拓展消费可能与市场空间，进而使改变产业的市场供给和需求关系，推动传统产业升级改造。同时，文化要素通过与科技的嫁接融合，将会催生企业内部科技创新，基于技术创新的视角，开发新的产品，赋予消费者感官上的震撼和功能上的享受，优化产业产品架构。
文化创意植入传统产业之中，使产业的文化内涵发生改变，进而传统产业形态发生变化。如传统工厂的旧址经过文化创意的改造可以变为博物馆展览业，传统的作坊式商业经过文化创意的改造可以变为符合现代商业模式且带有文化底蕴的商业综合体，传统农业经过文化创意内涵的挖掘植入，形成新的乡村旅游业态，延伸了原有产业的产业链。可见，文化创意元素和理念渗透到传统产业的各个环节，逐步改变了传统产业的价值链。
（三）营销与传播――改变传统的传播与流通形态
文化创意的成果之一是新媒体和跨媒体营销渠道的不断涌现，并通过新的营销渠道提升和加强传统产品的认可度和购买度。因为与传统媒体营销渠道相比，新媒体营销渠道具有充分利用人们休闲时间，传播的范围更广、速度更快，信息传播成本相对较低等特点。如随着微信交流工具的普及，越来越多的商家将微信作为主要的营销渠道。面对新媒体的冲击，传统媒体也创新性地采用各种方式进入新媒体，与新媒体融合发展，形成跨媒体营销。跨媒体营销以其多种媒体的互联互补，形成了媒体平台的集聚效应，可以最大限度地覆盖受众的视听等层面，媒体之间的视听优势互补可以降低生产成本，同时提高信息的传播效率，集聚经济效应明显。如智慧旅游、智慧农业、智慧医疗，都是将传统的销售渠道与新媒体相结合，以文字、图片动态变化向分散的消费者传递相关信息。
文化创意的成果之二是广告创意提升产品与消费者的沟通质量。广告创意通过文字和图形的引入，唤起消费者对产品的情感和兴趣，激发消费者对产品内涵的想象和幻想，加强消费者对产品的理解，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实现产品或品牌被消费者选择的最大可能。因此，广告创意已超越了传统的广告，不是简单的传递信息和诱导购买，而是与消费者进行交流，洞察挖掘消费者的真正需求、意向和关注，带动消费者行动。
（四）消费者――改变传统的消费形态
文化创意产业因其独特的创意元素和文化元素赋予产品新概念和新价值，刺激消费者的消费欲望，产生高增值性，并从3个方面改变消费者的消费习惯，进而改变传统的消费形态。
第一，通过增加精神消费需求比例，改变物质与精神消费的恩格尔系数。当人们的物质消费得到满足时，人们开始转向精神层面的消费，文化消费所占比重会越来越大。发达国家的历史证明，人均GDP在3 000～5 000美元之间，文化消费的增长速度加快；人均GDP大于5 000美元时，文化消费则会爆发式增长。如2014年西安市的人均GDP超过10 000美元，达到10 394美元，文化创意产业已具备了高增长的产业发展基础。西安市的文化消费群体大、消费意愿高，整个社会的文化消费正在由“精英消费”向“大众消费”模式转变，传统的物质消费习惯逐渐向精神层面的消费习惯转变，精神消费比例逐步超过物质消费比例，物质与精神消费的恩格尔系数在不断下降。
第二，体验式消费日渐兴起。根植于传统产业的历史文化、农耕文化、养殖文化、工业文明等，往往由于历史久远或生产条件约束，无法以“活的”、趣味性的手段展示，仅能以一些静态或直观的产品表现，使得消费者无法通过参与、体验、互动以想象、感受和理解相关文化的内涵和本质。因此，消费者越来越倾向于选择体验式消费，通过参与整个消费环节，从感官、情感、思考、行动、关联5个方面体验相关文化，实现精神属性和经济属性的结合，产生消费的“情感共鸣”，使大众消费需求发生质变。因此，只要实现生产供给符合消费者体验消费的需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就可以达到提升传统产业的效应。
第三，消费偏好反馈效应不断增强。在市场资源配置机制起主导作用的条件下，市场已演化为买方市场，物质与精神消费的恩格尔系数在不断下降，消费者对传统产业产品文化消费偏好增强，强化了其对传统产业生产的反馈效应。如消费者喜欢由传统文化与新媒体相融合的产品，以传统文化为内容的微电影、微课堂、手游等新型文化产品不断涌现，同时“倒逼”传统企业深度挖掘产业链中的文化资源，提供更多的产品与服务，向更多的方向和行业发展等。
三、文化创意产业对城市传统产业
升级改造的案例分析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历史虽不长远，却出现了许多文化创意产业的经典案例，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影响。本文选取西安市文化创意产业升级改造传统产业的3个典型案例进行分析。每个案例的成功，都有其独特的资源、条件和改造机理，可以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一）传统商业的升级――三桥老街
三桥老街位于西安市城西，自古以来就是商贸核心地带，一直保持较传统的商业服务功能，市井民俗文化丰富，集市型商业氛围浓郁。随着周围空间的拓展规划和现代商业的发展，昔日热闹繁华的三桥老街日渐衰落。
2014年，陕西旅游集团与沣东新城合作，基于三桥老街是古代丝绸之路起点的历史，以三桥老街为核心，以“老西安”为文化主题，依托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融入丝绸之路文化意象，开始对三桥老街进行改造，并定位为“西城往事三桥老街”。目的是建立一个园林型休闲古城镇，以包含历史事件、人文情感的典型建筑还原老西安的城市记忆。借用商业规律和商业手段创造一种特殊的商业文化与文化商业。用文化创意产业改造传统商业，使商业和文化相互交融，提高在商业运作中的文化含量。
重新定位后的三桥老街采用集餐饮、娱乐、休闲、商务、旅游、文化于一体的多元复合型商业模式，充分利用具有2 000年历史的三桥老街机理，萃取明清、民国、解放初期老西安最典型的文化符号和特征，基于现代服务业，打造古典与现代混搭、文化内涵与古今民俗相容，“讲老西安故事”，重现三桥历史上“长安西大门”和“西北第一大镇”的商埠繁华胜景。
今天的三桥老街已经聚集了4家世界500强企业，多家中外大型商业巨头。既有展示西安明清时期建筑风格和历史风貌的西城往事项目，还有表现澳门人文特色和欧陆古典气息的澳门施美兰广场，还有彰显现代建筑和现代时尚的保利国际广场、大明宫沣东国际、沣东CBD广场、搜宝中心、瑞典宜家家居等。2015年8月27日宜家家居开业当天进店人数逾4.5万人。三桥新街车水马龙、人头攒动的画面再一次重现了千年前三桥商埠重镇的繁荣景象。
（二）传统工业的改造――“大华・1935”
大华纱厂始建于1935年，是近代西北地区建立最早、规模最大的纺织工厂，承载了西安纺织工业的历史，展现了近代民族工业在西安地区从无到有、从形成到兴盛的整个过程。1936年，更名为长安大华纺织厂，1954年公私合营，后改名为陕西省第十一棉纺织厂，因为经营不善于2008年宣布政策性破产。
2010年，西安曲江大明宫投资（集团）公司创造性推出“大华・1935”项目，主要对西安大华纱厂原生产厂区进行改造，把历史文化、工业遗产、旅游商贸等资源有效整合，最大程度地将原有的历史建筑风貌与现代城市功能相结合，融合现代的灯光设计技术，重新发掘大华纱厂的文化元素，在创意中让老纱厂的历史更清晰，使游客在怀旧的空间里体验近代工业遗存的独特魅力。
“大华・1935”的博物馆、餐饮区、小剧场和购物区等建筑，均是在大华纱厂原有建筑基础上修葺而成，并将历史、文化、艺术、科技、实验室、社交、自媒体、论坛、创客、定制等概念输入其中，制造一处跨界融合的体验地带。在这里，消费者可以通过具有工业文化气息的建筑、厚重历史感的Logo、各种主题产品，以及小剧场的表演享受属于大华纱厂独有的文化盛宴。大华工业遗产博物馆运用大华纱厂大量珍贵的历史实物和生动翔实的历史资料，透过大华纱厂70年的兴衰变迁，展现陕西乃至西北地区近代民族工业从萌芽到发展壮大的整个过程，让消费者了解西安近代工业兴起和发展的艰难历程，产生对大华纱厂文化和纺织工业发展历程的怀旧情感。该博物馆是西安第一个工业遗产博物馆，其旧址已入选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百大新发现”。同时，游客通过现场体验织布、服装剪裁制作等传统纺织项目，走近纺织职工的工作和生活，体验曾经的纺织工人生活，感受那个已经远离的时代，以及现代交互科技所制造的活力与激情。“大华・1935”不仅为西安市众多近代工业文化遗存的保护与利用提供了一个有益实践，同时，为旧工厂改造活化为跨界商业综合体提供了一个新思路。
（三）历史街区的升级――书院门仿古街
书院门仿古街是西安为数不多遗留下来的古街道，既有明清民居的特色，也有关中书院――明清时期西北第一高等学府。经过数百年的演化变迁，街道两旁的店铺不见踪迹，房屋街容十分陈旧，书院门已变成一个年久失修的古旧街区。2003年12月，书院门核心区开始大规模重新改造――这就是西安市第一条历史文化步行街――书院门仿古街。
书院门古文化街堪称西安的“雅集”，建筑风格与物品陈列充溢着文化气息。为重塑历史街区，仿古街采用陕西传统民居形式，以街巷、低层小院作为住宅的主要空间组织模式。许多传统的院落为西安市书画名家所设计，以加强文化底蕴。区域内有大量的街心商亭，经营着各类旅游商品。步行街中有古玩城、古玩街等，使文化街把有限的地域面积扩容，也产生了更多商业价值。书院门仿古街既是商业区，也是一个传统居民区，文化、生活、艺术在这里浑然天成。在这里，有街头地摊，有高雅之堂，有名人字画，有文房四宝。仿明清的关中民居建筑中，也有能工巧匠现场制笔、剪纸、皮影等民俗文化的展示。在保留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创新融合现代时尚元素，因此，仿古街之旅可谓是一次融合历史文化、民俗风情的深度体验之旅。这种融合在展现西安十三朝历史文明的同时，让游客体验到真实的西安市井文化生活。传统的老街区通过文化创意产业将城市的历史、生活与商业融为一体，使得老街区在文化与商业的互动中焕发出独特的魅力。
像书院门这样植入文化空间的做法，是西安在文化遗产保护与产业再造中的一类，属于历史街区更新模式，是现代文化创意产业对传统街区改造的成功典范。和钟鼓楼一起被视作代表西安城市精神和生活样态的历史文化街区书院门，在创意改造后已变身为西安的“城市标记”。
历史文化传承范文6
[关键词]西域;艺术文化;丝绸之路;龟兹乐舞;历史传承
一、敦煌艺术的起源与龟兹艺术
历史上，敦煌在河西走廊诸城中，以其规模之大、人口之多、物产丰富、交通便利而闻名。据东晋高僧法显《佛国记》记载：“（敦煌）有塞，东西可八十里，南北四十里”。对敦煌城墙长度进行记录，由此可见其规模之大。魏晋南北朝时期，敦煌作为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的枢纽更加凸显作用，而且成为中原管辖西域地区的政治中心之一。曹魏时期，持有敦煌太守所发的“过所”才能通行西域，足可证明敦煌在当时作为中原对外交流的陆上“港口”的地位。
北魏时期，敦煌进一步成为政治、军事上连结中原与西域的交通枢纽，成为丝绸之路上中西文化交流的汇点，闻名于世的敦煌莫高窟石窟艺术应运而生，包括诗歌、宗教、音乐、舞蹈等。随着这些宝贵的敦煌文化遗产的发掘，孕育了一门世界性的学问――敦煌学。
随着敦煌地域重要性的不断增强，敦煌艺术形式发展多种多样，历经演化成为当今中国乃至世界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龟兹乐舞被公认为古代西域乐舞乃至丝绸之路艺术汇集的杰出代表，其对外传播并影响了中国、朝鲜、印度、越南、西亚、东南亚、北非等众多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对我国隋唐时期宫廷燕乐、大曲、变文等艺术形式的产生和发展，以至唐宋以后中国音乐、舞蹈、戏剧等艺术发展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许多学者认为龟兹大曲是已经被列为“中国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乃至“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主体，即维吾尔族大型古典民间套曲艺术“十二木卡姆”的发展母体。因此，在丝绸之路与敦煌艺术的研究中，对于古代龟兹乐舞的探索就有了更加重要而特殊的意义。
遗憾的是，迄今为止世界上许多学者无法见到记录龟兹本地除汉文资料以外的其他史料。据《汉书》记载：“龟兹国，王延城。去长安七千四百八十里，户六千九百七十，口八万一千三百一十七，胜兵两万一千七十六人。”由此可见，龟兹国在汉朝初期已然成为天山南麓最主要的城廓国家之一，隶属汉朝设置的西域都护府管辖。其不仅幅员辽阔，而且生产水平较为发达。
拥有相对发达的经济基础，龟兹艺术便得到了丰富多元的发展。音乐是龟兹乐舞的主要组成部分。除了歌曲、器乐等较为单一的音乐表演形式之外，舞蹈、戏剧、说唱、百戏等艺术形式也都离不开音乐的伴奏，故而产生舞乐、戏曲、百戏音乐、说唱音乐等。此外，龟兹音乐在当时已经发展到融合歌、舞、乐为一体的“大曲”高度，这在中原地区发展到唐代才开始兴盛。
龟兹舞蹈艺术包括软舞、健舞、持具舞、模拟舞及双人歌舞等多种形式，在敦煌壁画可以见到类似的舞蹈动作。唐代广泛流传的“绿腰”、“苏合香”等软舞均源于龟兹，或是以龟兹为中介传入中原地区;而唐代著名的健舞，如“胡璇”、“拓枝”、“胡腾”等也是先在龟兹本地流传，后来东渐中原。龟兹乐的表现内容，有反映自然崇拜的，有表达爱情的，有正队列鼓舞士气的，以及与佛教信仰相关等，可见当时龟兹艺术几乎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对丰富人们的生活和促进艺术的交流产生了重要影响。
龟兹器乐传入构成华夏艺术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龟兹乐器在后来的发展和演变中成为传统音乐艺术的代表。中国古代将乐器按“八音”划分――即金、石、土、革、丝、木、、竹八种，这是按照乐器的制作原料划分的。龟兹乐器的传入无疑丰富了我国传统的音乐文化，根据史料记载、洞窟壁画及出土文物等，龟兹地区使用的乐器至少有27种。气鸣类吹管乐器有横笛、筚篥、排箫、笙、贝、铜角、苏乃依8种;弦鸣类乐器有曲项琵琶、竖箜篌、卧箜篌、弓弦箜篌、五弦共6种;体鸣类乐器包括羯鼓、毛员鼓、沙铃、碰铃堂鼓等共13种打击乐。可以看出，许多乐器经过外观、音色、律制等，方面的改良和完善成为中国传统民族乐器的代表。
自西汉起历经魏晋南北朝，龟兹乐舞传播到中原地区，至隋唐时期发展到兴盛期，风靡宫廷和民间，深受各族人民的喜爱。在隋唐宫廷设立的“七部乐”、“九部乐”、“十部乐”中，龟兹乐都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经龟兹乐改良后的“西凉乐”也进入当时的宫廷乐部，这两部伎乐深受君主喜爱。
不得不承认，敦煌艺术乃至中国传统艺术文化的起源与龟兹乐舞艺术的传入息息相关。维吾尔族民间广为流传的“麦西热甫”、“白孜麦”等各种民间娱乐集会上表演的民间歌曲、舞蹈、说唱音乐、器乐以及大型套曲“十二木卡姆”片段和已经渗透到维吾尔族人民生活的民歌，都以言传身教的方式将龟兹乐最精华核心的艺术代代相传。因此，笔者认为库车地区维吾尔族传统音乐与古代龟兹乐一脉相承，这些艺术文化将作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永久流传，成为人类不朽的经典！
二、宋元时期西域艺术文化的发展
宋元时期，西域与中原王朝保持更加紧密的经济文化联系，同时隋唐时代流传下来的艺术文化得到了更加繁荣的发展。宋朝宫廷乐舞夹杂着宴乐、歌舞、奏乐、百戏以及杂剧多种艺术形式。由唐代西域舞蹈《柘枝舞》发展演变而成的宋代《柘枝队舞》在当时已经成为载歌载舞，穿插有故事情节的大型乐舞。据宋代沈括《梦溪笔谈》记载：“《柘枝》旧曲，遍数极多，如《羯鼓录》所谓《浑脱解》之类。”
诸宫调是盛行于宋、金时期一种叙事性的长篇说唱音乐，将唐宋以来的大曲、词调、缠令、缠达、唱赚等以及北方流传的民间乐曲按照声律高低归并到不同的词调，敷衍成文而入曲说唱。这种集合若干套统一或不同调性的曲子杂缀而成，轮换递唱的诸宫调，有《西厢记诸宫调》、《张协状元诸宫调》等代表作。据《武林旧事・官本杂剧段数》记载，诸宫调是向杂剧过渡的艺术形式。宋元杂剧《西厢记》与《白兔记》的问世，标志着这种叙述体音乐形式基本完成向代言体戏剧的转变。敦煌遗书中，李正宇先生《试敦煌遗书――兼谈“诸宫调”的起源》认为：“集合若干套不同诸宫调的不同曲子轮递歌唱的诸宫调”，“早在孔三传之前三百多年的盛唐时代已经有了像《禅师卫士遇逢因缘》这样堪称诸宫调雏形的作品流传于世。”“北宋后期诞生的诸宫调，其孕育期至少有三百多年。”由此推算，当时正是西域文化刚刚传入中原地区，这为后世文化艺术的繁盛发展奠定基础。
宋代社会秩序相对稳定，北方以汴梁为中心形成的商业枢纽和文化行会等组织应运而生。大中城市出现许多如“勾栏”、“瓦舍”等供各族民间艺人讲唱作戏的平台;宫廷也设置“教坊”、“钧容直”等音乐机构，仍沿袭隋唐五代分为大曲、法曲、龟兹、鼓笛四部，后来又按乐工擅长的技艺分为筚篥部、琵琶色、方响色、舞旋色、歌板色、杂剧色等13部。其中，许多乐部与西域胡曲有着密切的联系。
宋词、元曲的起源与音乐曲调紧密结合，依声而作。唐宋大曲后来直接影响到宋元明清的讲唱文学发展，为元代杂剧和现代地方戏曲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宋词分为北曲和南曲，急曲子和慢曲子。北曲与南曲在节奏、唱词、旋律和风格上有所差异。明代王世贞在谈到两者差别时说：“北主劲切雄丽，南主清峭柔远。北字多而调促，促处见筋;南字少而调缓，缓处见眼。北辞情少而声请多，南声请少而辞情多。北力在弦，南力在板。北宜和歌，南宜独奏。北气易粗，南气易弱。”
元曲，即散曲与杂剧的合称。散曲作者多为文人、官吏;杂剧作者多为民间艺人。相比而言，后者较多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和人民的呼声愿望，影响更加深远。因而人们亦将元杂剧称为剧曲或元曲。它是金末元初在金院本和诸宫调基础上产生的，一般每本分为四折，每折用同一调性的若干曲牌组成套曲，又另加楔子，其曲牌多来自于宋词曲牌，更富于音乐性。至此，《龟兹乐》与《西凉乐》在内地盛行，同时元曲及后来明代传奇中的大量散曲皆为西域乐人所创。
追溯元曲小令的渊源，毋庸置疑都与汉唐时期东渐的西域胡曲有着密切联系。基于唐宋曲令的元曲有着丰富的格式变化，如独木桥体、顶真体与叠字体等，在音韵、遣词、格律等结构方法与艺术手法方面皆与西域少数民族曲家历史性的贡献有一定关联。定居中原的西域“色目人”中有很多是在音乐、文学、戏曲等方面颇有造诣的学者，据《元史》、《元曲家考略》等记载，有王元鼎、赛景初、米里哈、虎伯恭等，他们都是精通琴、棋、书、画等艺术的专门人才，在古代西域与中原音乐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三、明清时期西域民族音乐文化的发展
维吾尔族是以能歌善舞而著称的少数民族，其民族音乐大致可分为民间音乐、古典音乐和宗教音乐三类。民间音乐是维吾尔族社会生活及民族精神的反映，可谓其民族文化艺术的“奠基石”。
西州回鹘音乐文化是在西域音乐文化与漠北回鹘时期音乐文化交融的基础上，较多受到中原佛教文化的影响而逐步形成。喀喇汗王朝的音乐文化既继承了漠北回鹘时期的艺术因素，同时大量吸收波斯、阿拉伯以及中亚、西亚等地区伊斯兰音乐文化的精髓。这一时期，维吾尔族著名作家的传世作品大量问世，如《突厥语大词典》，从文化层次促进了维吾尔古典音乐的发展，为传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十二木卡姆”的整合形成奠定了重要的调式理论基础。
清朝，维吾尔族的音乐文化因素已然形成，这时盛行于宫廷或民间的琵琶、箜篌、筚篥、笙、筝、笛等已经过改良，成为民众耳熟能详的民间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经典的艺术作品应运而生，更有相应的诗作记录下这历史传承下来的民族艺术，如《乐器》云：
龟兹乐部起纷纷，调急弦粗响遏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