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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学入门知识范文1
关键词：因明；寂寞；魅力
中图分类号：B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2-0040-03
作为因明的初学者，对于因明的了解很不全面，对其体悟更是肤浅；笔者对因明的整体认识就是因明研究不乏实用性，但由于因明学太缺乏亲民性，所以没有多少人能有机会接触因明、认识因明、了解因明，于是因明就越发显得神秘和寂寞。
一、寂寞因明
关于因明的寂寞，似乎不是一两个因明学习者独有的体验。很多因明研究者都专门或顺便地提到了这个问题。台湾的因明学者水月大师曾专有文章《寂寞的因明》作过论述。但是他主要是针对他所创办的一刊物的发行出版情况以及因明学的资料来源、著作论文等情况进行的论述，读起来很让人心酸。后来他又出文章《因明不寂寞》以表他的欣慰和喜悦。因为较之以前，因明的资料和学术研究有所发展，虽然也不是很多，但还是给这位老人带来了希望和欣喜。读此文章后的第一体会就是因明确实太寂寞了，以至老人的欣慰和喜悦是这么的容易得到。青年专家姚南强老师在《略论新世纪的因明创新》中详细论述了因明学的“式微”，并分析了部分原因。
根据个人对因明的体验，我们对此也进行了思考，并得出几点粗浅的认识。
第一，因明学对于人类的现实意义，并没有被人们所认识，这是因明寂寞的最根本原因。尤其在当前这样一个重现实、重实用的社会里，被认为没用的事物就不会有激发人们研究的动力，必然会被冷落甚至抛弃；所以要抢救因明，发展因明，当务之急是广泛宣传因明学研究的现实意义。
说到因明学研究的意义，大多数因明研习者往往会从形式逻辑的有用性这个侧面来论述。比如当有人向我提出“研究因明有什么用”的问题时，一般我会这样回答“你如果知道学逻辑的有用性，就知道了学习因明的有用性”。如果再进一步就会提到“因明作为一门古老的学问，在中国已流传千年。在传播和发展的过程中，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互渗透和交融，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亟待我们去发掘和继承；因明的研究是中国逻辑史和中国佛教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因明在我国的传播和发展也是中国逻辑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学习因明，具备比较全面的逻辑推理能力，能够更好地理解和阐述说明专业知识。因明中的过论、堕负论，就从正反两个方面很具体地指导人们如何在自己理解和理解别人甚至于说服别人的时候，一定要警惕那些自己和别人都可能忽视的又极容易出现的思维谬误和表达错误……”，诸如此类等等。当然我们不否认，如上所说，全部都是事实。但是我们质疑，这样借助逻辑学的有用性来说明因明学的有用性，是否会在某种程度上削弱因明学的独立性，掩盖因明学的独特性呢？
实际上，从某种意义讲，因明的有用性较之形式逻辑的有用性似乎更广泛些。一方面，形式逻辑不涉及思想内容，是纯形式化的演绎，只关心论式的规则通不通，合不合理而已；而因明在讲究论式“真”的同时，从不忽视“论旨”的真实性。另一方面，因明中的论旨是哲学观念，因而它有立场和根据；而形式逻辑则无哲学观念，只是思维理性经验的抽象总结罢了。再者，因明学说既不落于亚里士多德的窠臼；又不依傍数理逻辑，不用数学的材料、手段和符号，纯粹以语言材料为筹码，发挥了极其高度的抽象力，创造了完密的形式体系”[1]。正如阿赫诺夫在《思想形式与形式逻辑规律》一文中指出“印度各学派中由于婆罗门教和佛教哲学学说的特点，以及印度当时哲学辩论的实践，虽在亚里士多德之后，并未受到亚里士多德的影响，形成了不同的分析方法。”[2]
第二，因明缺乏时代性，也是导致因明孤独寂寞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这里的原因有很多，比如市场经济框架下人们的意识观念的变化，实用主义生产力观念的强化，人类社会文化向度的转变等等。这些对于因明这一比较古典、系统、深奥、细致、需要静心琢磨的学问来说，都会影响他的传播。但是究其根本原因还在因明的本身。
逻辑学入门知识范文2
在词汇语义研究中，词义的延伸与拓展机制广受关注。早期的词义演变研究仅针对个别语义事实进行观察与分类，难以归于某个具体语义学研究范畴。至19世纪80, 90年代，该传统也未发生较大变革，仍以个别孤立的、较分散的词义演变个案为主要研究内容(如Paul的《语言史原理》、Darmesteter的《词的生命》、Br6a1的《语义学探索》等)，缺乏较系统的宏观视角分析。20世纪初期的30年间，其他人文社会学科(如哲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史等)理论成果在语义学中逐渐得以应用，推动了词义演变研究的发展。真正开始对词义演变进行系统研究的当属Ullmann。他亲自撰写并于1962年出版的《语义学》还特意为“词义演变问题”设置独立的章节，由此词义演变正式步入现代语义学研究领域，成为重要研究课题之一。
张志毅和张庆云(2012)以系统描写汉语词义关系为出发点，提出五大词义演变研究模式，即心理学模式、修辞学模式、逻辑学模式、历史学模式与训沽学模式。心理学派认为“语义转化的研究最终应该永远归结为心理研究”(转引自张志毅和张庆云2012: 229)。虽然该主张有夸大心理作用之嫌，但该学派强调心理联想在语义变化中的作用并加以分类的做法值得肯定。该路向的不少研究成果均与隐喻相关。例如，流行于18世纪上半叶之前的三大联想定律之一(即“相似律”)与基于相似性的隐喻机制极为接近。Wundt (1900 )在为“具体联想”分类时提出的“近似的联想”和Ullinarm (1951 1962 )为“联想”分类时所提出的“相似联想”也主要是指隐喻这种思维方式。可见，词义演变的心理学研究模式实际上是将隐喻作为一种联想机制进行探讨，这与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认知隐喻观有极大的相关性。
修辞学派着重从修辞学视角探讨语义演变现象.早在18世纪，意大利哲学家Vi（o就注意到隐喻在语义演变中的作用。19世纪80年代，Paul提出四种修辞规则(即夸张、曲言、恶化和好转)以阐释词义演变。至20世纪10至30年代，Bloomfield从修辞学角度进一步完善了七类词义演变规则(即隐喻、换喻、提喻、夸喻、曲意、贬低和抬高)，其中，隐喻以相似与象征为典型特征。Bloomfield重视隐喻，甚至引用谚语“语言是一部褪了色的隐喻的书”(转引自张志毅和张庆云2012: 230)以强调隐喻在语言系统中的重要地位。20世纪40, 50年代，Jakobson也提出隐喻与换喻是人类言语活动的两大支柱。由此可见，隐喻在修辞学研究模式中同样占有重要地位。然而，当认知语言学提出隐喻不仅是修辞手段，也是一种思维方式之后，仅从修辞学视角对词义演变进行客观、静态的描写似乎不够充分。
逻辑学派立足于内涵与外延的变化来分析词义演变。根据Ullmann (1962 )，在Proklos所著的《柏拉图对话集评注》等其他早期研究成果中己经对词义扩大与缩小等语义变化现象进行了简要说明。1880年Paul出版专著《语言史原理》，后经多次改版，词义变化被归结为“扩大”、“缩小”和“转移”三种类型，外加四种修辞规则(即夸张、曲言、恶化和好转)组成的“其他”，共四个类别。自19世纪末期至今，该划分得到诸多国外学者的认可与推介(例如Breal, Thomsen, Vendryes, Bloomfield, Ullmann, Fromkin, Rodman等)。在我国，自20世纪30年代伊始，不少学者也倾向于采纳Paul提出的“三分说”46。虽然隐喻并未在列，然而在具体词义分析中大多会将其作为次类别(sub-（ategory)进行探讨，以考量修辞意义与语用意义。由于逻辑学研究模式重点关注词义变化的结果，而非成因，故难以针对词义演变的整体趋势做出宏观概括。
历史学派与逻辑学派恰恰相反，主要采用历时分析法研究词义演变的过程，而非结果。例如，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学者Wellander运用历史原则研究新义的起源，主要探索词义演变的语言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虽然之后也有学者(如Stern)尝试融合历史学视角与其他路径探究词义演变问题，但究其本质都是对词义变化的内因与外因的探索。目前对词义演变进行综合性研究，成果备受推崇的当属Ullmann (1962 )。他首先列出促进意义演变的六个因素(即语言的历时非连续性、语义的模糊性、理据的缺乏、多义现象、歧义现象以及词汇结构)，其中多义现象与隐喻机制紧密相关;再详尽归纳了语义演变的六类成因(即语言原因、历史原因、社会原因、心理原因、外来语原因和新事物需要新名称)(转引自张志毅和张庆云2012: 261)，重点强调历史原因和心理原因，因此也涉及隐喻作为联想机制的探讨。这一概括性总结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词义演变成因研究，不过该分类标准似乎不够明确。
训话学是我国传统词义研究的称谓，隶属语文学，旨在译解古代词义，同时分析古籍中的语法与修辞现象，为阅读古典文献提供帮助。汉语训话学在词义演变方面提倡“引申说”。所谓引申，泛指由一个事物推及、延展至其他同类事物。最早将引申用于字义与词义研究的是清代江藩所著的《经解入门·说经必先通训话》，正所谓“字有义，义不一。有本义，有引申义，有通借义”(转引自张志毅和张庆云2012: 232)。江沉在《<说文解字>后叙注》中也提到“本义明而后余义明，引申之义亦明”(同上)。由此可见，清代的引申说主要用于研究多义现象，重在分析本义与引申义的关系。至于如何进行引申，清代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总结了“体用引申”等规则;现代学者戚雨村等(1993)提出“比喻引申、借代引申、反正引申”的三分法;王宁还区分出“理性引申”和“状所引申”的二分法(同上)。可见，我国训话学极其重视引申对词义演变的效用，隐喻即为其中的一种。遗憾的是国内学者主要将隐喻视为一种修辞手段，而非演变机制，这与国外修辞学派的观点非常接近。
由此可见，无论将隐喻视为一种纯粹的语言修饰手段的修辞学派、训话学派和逻辑学派，还是将隐喻视为一种联想机制或是思维方式的心理学派，抑或将这两种隐喻观相结合的历史学派，在探讨词义演变问题时都无法绕过隐喻这个主题。隐喻在词义延伸与拓展的演变进程中的实际作用非常值得研究。
(2)隐哈与词义演变的内容与成因
词义的演变通常会受到共时性与历时性两种因素的影响。共时性变化指因言语组合所形成的语义流变，强调语境对词义的影响作用。例如，在a bad mistake, a bad guy和bad（onditions中，形容词bad由于临近词汇的影响，词义由“not good"(坏的，糟糕的)分别演化为“serious; severe"(严重的)、"morally una（（eptable"(道德上难以接受的)和“ofpoor quality"(质量不高的)，体现了从具体到抽象的词义演变趋势。历时性变化指因语言聚合所造成的语义系统变化，强调单个词汇内部的语义关联。例如，head的基本义“ the partof the body on top of the ne（k （ontaining the eyes, nose, mouth and brain"(头)经联想与类推逐步形成“the mind or brain"(头脑，大脑)、"the person in （harge of a group of people or anorganization"(主管人)、"the end of along narrow obje（t that is larger or wider than the rest ofit"(末端)、"the top or highest part of something"(顶端，前端)、"the mass of leaves orflowers at the end of a stem"(植物茎梗的顶端)等引申义，为head构建了一个立体化的词义网络47。虽然现代语义学认为词义演变单位包括语义场、词位与义位，但通常情况下最主要的研究内容仍为词义范围的变化(如词义数量的增加与减少)和义值的演变(如核心义与非核心义的易位)。究其成因，张志毅和张庆云(2012)提出了三个观测词义演变的视角，即客体世界、主体世界以及语言世界。前两者为外部动因，后者为内部动因。每个视角都与隐喻机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首先，由于词义在语言诸要素中与客体世界的关系最为密切，词义所包含的客体物质因素使得“物”与“词”有着较强的对应性，因此客体世界的发展变化可谓推进词义演变的第一动力，其结果或创造新词，或赋予旧词新义。由于要实现以有限的语言单位表达无限的意义这一目的，后者的数量远超前者。然而，如何选择旧词以体现新义必须有章可循，即具备一定的理据性。事物的相似性即为最主要的依据之一。例如，menu的原义是“a list of thefood that is available at a restaurant or to be served at a meal"(菜单)，计算机的兴起与普及使该词逐渐演化出“a list of possible （hoi（es that are shown on a （omputer s（reen"([计]菜单)之意。两者之间的相似性在于都具有“提供多种选择”这一核心语义特征。汉语译名在提示该词汇术语特征的同时还保留了隐喻性，彰显出隐喻机制对旧词新义现象的突出贡献。 主体世界的变化发展被视为促进词义演变的第二大动力，主要涉及思维认识、思想观念与心理情感。由于人类思维最重要的功能在于能够将具象的事物抽象化，因此有助于我们从事物具体的可感特征认识其抽象的本质特征。认知的一般规律也是由具体到抽象。隐喻作为一种认知方式，同样遵循这一规律。例如，morass的原义为“a dangerous area of low soft wetland"(泥淖，沼泽)，在隐喻机制的作用下催生了抽象词义“an unpleasant and （ompli（atedsituation that is diffi（ult to es（ape from"(困境)。两者的相似点在于“bringing trouble, diffi（ulty,or even death"(带来麻烦、困扰甚至死亡的)，这是隐喻思维方式起作用的前提。思想观念的不断更新亦可使词义发生改变。例如，heaven原为宗教学术语，指“the pla（e believed to bethe home of God where good people go when they die"(天堂)。然而，随着人类文明不断发展，科学知识更新换代，很多人不再相信天堂的客观存在性，但仍保留该词的核心要素“a pla（ewhere people feel happy"(令人感到幸福的地方)，词义引申为，"an extremely enjoyable situationor pla（e"(极好的情境或地方)，也是隐喻机制起作用的结果。心理情感既包括丰富多样的心理诉求(例如“求新”、“求美”、“求雅”、“求省”、“求序”等)，也涉及复杂的感情变化，每一项都可成为引发词义变化的动因。与隐喻机制关系最密切者有二:其一，人们对富有美感与生动形象的语言表达的不断追求(即“求美”的内在驱动力);其二，人们将主体情感转嫁于客体事物或将有生命的客体事物的情感活动转嫁于无生命的客体事物之上的倾向(即“移情”或称“情感转移”)。前者直接促成隐喻义的形成。例如，mamage原指“the formalunion of a man and a woman, typi（ally re（ognized by law, by whi（h they be（ome husband andwife"(结婚，婚姻)，由其核心要素“union of two"(两个个体的联合)引申而来的隐喻义"a （ombination or mixture of two or more elements"(结合，融合)，既生动形象，又极为美妙，完全符合“求美”的心理需求。后者常与文化相关，是很多习语形成的理据之一。例如，"happy event”将人所具有的情感“快乐、幸福”推及事件，属“移情”的典型代表。虽然“喜事”泛指“令人高兴、值得庆贺之事”，但在不同地域文化背景下，具体所指却不尽相同。在我国古代“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并称“人生四大喜事”。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如今的“喜事”语义缩小，特指“结婚”。但在英语国家文化中，"happy event”主要指“the birth of a baby"(孩子的降生)。这也是“移情”在隐喻机制作用下的结果。总之，从主体世界变化的视角来看，隐喻机制对词义演变的影响较之在客体世界中似乎更大，渗透在思维、观念与情感等多个方面。不过，作为词义演变的外因，主体世界与客体世界仍然需要通过语言世界这一内因才能充分发挥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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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理统计学是高校学生学习统计学的基础课程，即便在数理统计学实践课程备受关注的今天，仍存在诸多问题。本文就目前数理统计学课程教学现状以及改革措施和实践课程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
数理统计学；教学改革；实践与探索
随着高校在教育方面逐渐加强改革力度，数理统计学课程改革也势在必行。统计学包括概率学、多元统计分析学、非参数检验学等多门课程，数理统计学是统计学的入门课程，为后来更深层次的统计学课程打下基础。不仅如此，其核心的统计思想在各个领域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数理统计学不仅是数学类、经济学类学生的必修课程，更是全国研究生考试的必考科目之一。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满足人才培养的需求，数理统计学的教育者正在积极探索适合当代学生和当今社会的教学方法，在教师的教学方法上、教材的编写上、课堂的内容上三大方面总结经验教训，在教学改革的征途中提供了宝贵的建议。
一、数理统计学的概念
数理统计学与概率学一样具有相对的不确定性，是区分它和线性代数、高数等逻辑学科的一大特点。由于思维方式的大不相同，传统的逻辑数学更加看重技巧，认为应该多加练习，数理统计学则注重解决问题的过程和方法，结论存在不统一的可能性。因此，在刚刚接触数理统计学时，难免会觉得其课堂枯燥无聊，又充满逻辑抽象等艰涩难懂的问题，一些学生普遍使用的应试小技巧在这门课程上毫无用武之地。课堂教学效率低下，教师和学生都没有达到满意的状态。作为数理统计学的基础课程，概率统计学是指在在概率分布已知的条件下，研究随机变量的数值规律和数字特点。数理统计学就是在概率论统计学研究所得的样本上分析，根据随机样本的分布和有关特征进行推断的一门学科。而数理统计学又是线性代数等高等数学的敲门砖，在环环相扣的数学学习系统内，一门学科学不好会严重影响学生进一步的学习情况，增加学习的难度和信心。
二、传统数理统计学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
1.教学内容跟不上时代脚步
数理统计学课程内容落后，数理统计内容停滞不前。教学内容单一陈旧，其原理仍是根据传统的统计学教学体系，部分创新的统计标准和统计学分析方式并没有得到及时的反映，数据分析仍以政府为主，很少对市场经济问题进行分析处理。其次因为数理统计学教学内容偏重理论教学，对其统计指标和统计学意义等着墨太多，忽视了利用数理统计学解决和分析问题的实践性。最后是因为数理统计学对确定性研究对象分析过于看重，几乎忽略了市场经济的不确定性因素，对其不确定研究对象没有提供相对应的研究方法。
2.数理统计教学方式与新媒体软件脱节
数理统计学作为统计学入门的先导课程，其主要的意义是在如何在信息处理过程中灵活运用。所以，在数理统计学实际工作中必不可少的使用计算机软件，只有灵活的将数理统计学和计算机科学技术熟练应用，才能满足教师的教学需要和学生的求知欲。但是，在目前高校的数理统计课程中，注重讲解的是抽象的理论知识，很少涉及到统计软件的应用，甚至只是单纯的在书本上讲解如何合理运用软件，并没有给学生实际操作的时间。一是因为高校改革后大大减少了数理统计学课程的学时，内容却不能变少，教师只能注重介绍理论知识，降低了数理统计学在统计学院的地位。二是部分高校并没有购买相关软件，在这个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如果不能引进先进的计算机技术，数理统计学会严重与社会脱节。数理统计学的主要意义就是在于快速、完整、及时的处理和共享信息，实现这一重要的意义的条件就是借用计算机科学技术，对大量数据进行快速的分离和处理。所以，在数理统计学的教学过程中并不能单一的讲解理论知识，还要学习相对应的软件课程。大多数的高校并没有认识到这一严重问题，这也是国内外在数理统计学甚至整个统计领域的教学差异。
3.数理统计学教材使用缺少针对性
许多高校在选择教材时基本不考虑学校的层次、学生的质量、专业的限制和师资力量等现实的状况，盲目的跟风选择。严重的还出现了一本、二本、高职等院校通用教材的现象。或者在同一院校数理统计学侧重点不同的专业都会出现教材一致的情况，更有甚者，不仅教材一致，就连考试内容、教学大纲都是相同的。所以，就出现了教师随意删减教材内容，很难保证基本的教学质量。除此之外，目前高校完全忽视了数理统计学在统计领域的实际作用，单纯将其作为一门高等数学课程来进行教学，不重视统计学科，忽视统计学人才的培养。
4.数理统计学课程重理论、轻应用
忽视数理统计学的实践意义会导致学生在实际工作中遇到问题不知道该怎么办、如何办，不能灵活的运用书本上的知识，单纯的纸上谈兵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多举案例，将统计学的思维方式传授给学生，授人以渔而不是授人以鱼。除此之外，教师也应该根据后续的统计学课程，相对应的深层次讲解，使学生将现在学习数理统计学更好地运用到更难的统计学领域当中。
5.数理统计学的考试方式过于单一
不仅是数理统计学教学，其他的课程教学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单纯的通过举办考试来决定学生学习的质量，只会导致学生更加注重书本上的理论知识，应试教育的弊端就是忽略遇到实际问题学生根本不知道怎么办，严重的导致学生与社会脱节，难以达到人才培养的目标。
三、数理统计学课程改革实践的方法
数理统计学的教学目标就是培养学生的统计学思维和统计方法，以及在实际工作中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为了达到教学目标、满足人才培养计划，对数理统计学课程改革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将统计内容与市场经济紧密相连
数理统计学主要对事物随机现象的总体数据进行收集、分析、归纳整理，并作出预测、决策的一门严谨的科学。搜集和分析数据不仅需要定量、定性分析，还需要理论教学和技术指导，同时数据的描述方法和推断手段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数理统计学和社会统计学相辅相成，相互融合。帮助学生多角度的学习在面临不确定性的随机对象时，如何快速解决问题。
2.熟练地使用软件教学
Excel、SPSS、Tsp等软件都可以对大量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国际上通用的统计软件是SAS，其具有广泛的案例教学，对数据的分析处理、推断决算都快速准确，完全的发挥了统计学的作用。所以，在高校教学过程中，非统计专业的学生用Excel来指导教学就可以达到教学要求，SAS、SPSS更适用统计学专业的学生。灵活运用统计学软件和计算分析工具，完美的将数理统计学理论和实际案例相结合，提高教学质量。
3.调整教材，进行差异化教学研究
帮助学生取长补短，设置合适的教学体系，提高教学效果。所以，为了达到培养人才的目标，教师须选取不同学生最大的差异角度，据此来设计出适合大多数学生的教学体系，选取不同的教材，安排定制不同的教学大纲、教学内容等，最后通过不同的考试形式验收教学成果。
4.强化师资力量，提高教师素质
在当今社会，为了实现培养数理统计学的人才目标，必须加强教师队伍的力量。要求数理统计学课程的教师在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教学经验的同时，也要熟练地掌握统计软件和研究解决实际问题的科研能力。提高数理统计学教师的综合素质，是提高课程教学的关键所在，是改善课堂质量的本质，保障了合格人才的培养。总之，数理统计学作为一门应用学科，要以根据实际问题定性、定量的分析和解决问题为教学目标，不断改善教学环境和教学质量，培养适合社会的应用型人才。
参考文献：
[1]惠琦娜.从统计思维能力看统计教学改革[J].统计与策,2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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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译者素养；翻译教学；高校英语
教育部《高等学校英语专业高年级英语教学大纲》规定，英语专业六级学生应“能运用翻译基础理论，初步熟悉汉英两种语言对比，并掌握常用的翻译技巧”。然而是不是只要掌握了翻译理论和技巧，就能学好翻译呢？因循传统的翻译教学法，教师往往通过“实例法”向学生传授翻译技巧，固然能够帮助初学者在入门阶段有效地掌握和应用某种翻译技巧和方法，但其本身所存在的局限性却不利于学生进一步提高翻译水平。这是因为由于缺乏翻译实践，学生基本上不具备翻译能力。如果直接从理论上接触翻译技巧和很有说服力的译例，就会使他们误认为掌握了几条技巧就能从事翻译活动。而我们知道，“实例法”教程上的译例是编者从大量翻译作品中精选出来，或是编者自身经验的积累，可以说是高度集中的成果。一旦将它们放回到翻译实践的海洋里，很难让人明显感觉得到。当学生根据教程上所提供的方法、技巧对一系列程序编排式的例句和翻译材料进行模仿、练习之后，会发现自己仍无力应付那些超出教程范的较为复杂的选材。美国语言学家奈达尖锐地指出：“有些翻译理论家企图规定很多公式来确切地具体说明在每一种情况下应该怎么译。可是各种不同的情况太多了，各种不同的体裁太多了，各种不同的读者太多了，各种翻译和交际的目的也太多了。我们所需要的不是那些复杂的公式和理论，而是对于语言的表现力、文化的重要性以及翻译的艺术性特别敏感的译者。”
扎实的双语功底是译者的基本功。提出这一点是基于客观现实的差强人意和译者主观上的普遍忽视。北京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培养翻译方向的研究生。该学院院长庄绎传指出，学生的实际情况与学院的要求有很大差距，其中包括：使用英语不够精确，知识面窄，母语水平低。语言水平不够理想似乎是各地翻译专业学生普遍存在的问题。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金圣华教授从她所教的硕士研究生班长篇翻译习作中归纳出一些常见译病，认为很多译病都是由于语文基础不好所至，“由于语文程度不够，在翻译长篇作品时，感到捉襟见肘、力不从心”。香港大学潘汉光教授也指出：“现在香港的大学里学习翻译的学生，在中学阶段的汉语语法学多片面而欠系统；到了大学正式学习翻译时，又忽视了语法知识的重要，令翻译教学难上加难。”一位外文编辑的感慨更令人堪忧：“近年来，我们发现一个倾向，就是年轻译者普遍对原文的理解不差，而中文表达却不够通晓，年轻一代在汉语基础和造诣方面比起我们的父辈、祖辈要逊色多了。如果我们不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在攻读外文的同时，不重视对本国语言的不断学习和语言水平的提高，那么译文的质量不仅上不去，赶超老一辈优秀的翻译家更是一句空话。”
广博的文化知识是做翻译的前提，原因在于：“翻译者必须是一个真正意义的文化人。首先他必须掌握两种语言，但不了解语言当中的社会文化，他就无法真正掌握语言。他不仅需要深入了解外国文化，而且还要深入了解自己民族的文化，更重要的是他还要不断地把两种文化加以比较。因为在翻译中，他处理的是个别的词，他面对的则是两大片文化。”王佐良先生这段话生动地概括了翻译与文化的关系。在翻译过程中，无论是对原文的理解，还是译文的表达，译者都须有丰富的百科知识和常识。比如要翻译《光荣与梦想（1932-1972年美国实录）》，就必须对美国这段时期的政治、外交、经济、社会、文化等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要翻译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就不得不掌握中国明清时期乃至以前各个朝代的历史沿革、风土人情、文化背景等知识）。译者文化知识面的宽窄会直接影响到对原文的理解和译文的表达。
为了做好翻译工作，译者必须是一个杂家，一部活的百科全书。这当然是个理想化的目标，但每个译者都应向这个目标努力。为了提高翻译专业学生的综合素质和翻译教学质量，北外、上外、广外三所试点院校以及其他翻译院系都提出，要在翻译本科阶段增设古代汉语、现代汉语、中国经典作品研读、中国现当代文学、高级汉语写作、中西方文化、中西方哲学、中西思想史和逻辑学等课程，打下比较坚实的国学基础，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提高其认识水平和文化素养。台湾翻译家思果在这个问题上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说：“译者应该多少是个学者。他至少要能查书，知道哪些地方可以找到他要的东西，向哪些师友求教。在文字方面，他应该有些语言学的修养；在一般学术方面，他应该有些考据求证的经验。至少他有一两门是比较精通的。译者的常识学识越丰富越好。”
较高的鉴赏能力之所以是译者不可或缺的重要素养，是因为“译事虽近舌人，要以艺术修养为根本：无敏感之心灵，无热烈之同情，无适当之鉴赏能力，无相当之社会经验，无充分之常识（即所谓杂学），势难彻底理解原作；即或理解，亦未必能深切领悟”。在谈到一个翻译教师应该具备的修养和素质时余光中先生说：“做翻译教师应该兼有‘二高’，那便是‘眼高’加上‘手高’。眼高包括有学问、有见解、有理论，正是学者之长；手高则指自己真能出手翻译，甚至拿得出‘译绩’，也就是作家之功”教翻译的人固然应朝着这二个方向去努力，以期成为一个称职的翻译教师。然而这岂只是对翻译教师提出的要求！所有从事翻译工作的人，理应兼有这“二高”之素养，包括学习翻译的学生们。至于这“二高”之间的关系，笔者以为要想手高，必须眼高；眼高是手高的前提。南开大学翻译学教授刘士聪一语中的：“一个合格的译者，不但要有过硬的语言能力，更要具有对作品美学价值的鉴赏能力。”这个“鉴赏能力”指的就是“二高”中的眼高。
写诗若仅仅局限于诗内功夫，历史上就不会产生陆游这样伟大的诗人；写武侠小说如果只注重行侠仗义，便不可能造就集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和西方文化思想于一身的金庸；学翻译的人如果只学翻译，永远译不好。有很多东西要学。如果不在基本上下功夫，如中西书读得多，读得通，文笔好，仅仅研究译学，恐怕此路不通。走也走不了多远。一个译者所应具备的五大素养正是翻译教学的培养目标，借用陆游的诗句即“汝果欲学翻译，功夫在翻译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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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学入门知识范文5
关键词：计算思维；新生研讨课；计算机导论
0引言
计算思维、数学思维和实验思维是科学思维体系下的3种认识事物发现规律的方法。计算思维的重要性引起广大教育工作者的重视，国内已有相关学校开设了相关计算机基础课程，或者以计算思维为指导思想的课程群。对于新生来讲，一味地灌输“计算思维”相关内容，可能会引起其迷惑，这是因为思维以感知为基础又超越感知的界限来探索与发现事物的内部本质联系和规律性。思维是认识过程的高级阶段，新生对于什么是计算机科学还没有感知和认识，也就无从体会“计算思维”了。
计算思维导引新生研讨课的开设并不是替代已有计算机基础课程，而是作为已有课程的必要补充。通过案例来培养学生对计算机科学的感知，帮助学生理解计算机学科体系及课程结构。授课过程中，强调案例应用与课程理论的映射，强调各理论的“输入输出”环境，强调专业课程之间的关联。通过课程的实施来培养学生学习计算机科学的兴趣，帮助学生初步建立起计算机学科知识框架，以助于其更好地学习计算机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
1课程目标及意义
计算机教学大纲中有计算机导论和大学计算机文化基础两门课程，分别对计算机和非计算机专业新生进行计算机相关专业知识的入门介绍和讲解。由于这两门课程均是从计算机专业知识角度进行内容覆盖式教学，而计算机科学里的思维方式与新生以前熟悉的数学抽象思维和物理实验思维方式有很大不同，从而导致大多数学生对此门课的内容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学生不能理解和掌握计算机科学研究与工程实践中的基本问题以及后续专业课程在计算机科学体系中的地位。
计算思维导引新生研讨课的开设是为了突破现有计算机导论性质课程的困境，通过研讨课形式让学生能够理解计算机学科的发展脉络，了解其中的关键问题以及课程体系框架，初步具有查阅、分析和总结文献的能力。
2课程实施
2.1课程定位
计算思维是运用计算机科学的基础概念去求解问题、设计系统和理解人类的行为。作为新生研讨课，让学生能够完全具有上面定义的计算思维能力是不现实的，原因在于：思维能力是长期积累的过程，不可能通过短期训练来完成；计算思维涵盖的知识体系是整个计算机学科，不是一两门计算机专业课能够解决的。
基于上述分析，此课程不会也不应该代替原有的计算机导论性质的课程，而是应该与这些专业课程相互之间进行配合，使得学生能够很好地理解计算机科学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和核心问题，以及掌握解决问题的一般思考方式。因此，此课程定位在学生知识和能力可接受的基础上，通过以点概面的案例教学方式，选择特定问题和内容来逐步加深学生对计算机科学核心问题的认识；通过案例中引入相关理论课程信息，让学生了解教学大纲中每门课程的目标及联系；通过引导学生准备材料、总结和分析问题，让学生逐步俱备解决具体计算机问题的能力；通过在研讨中引导学生主动思考来激发学生学习计算机科学的热情。
2.2课程内容
本课程内容要求既相对独立又可作为计算机基础课程中内容的补充，要从知其所以然的角度来对计算机相关问题进行阐述。内容围绕着计算机科学中的算法理论和体系结构两个主线来展开，以当前研究领域中的热点问题为切入点，通过通俗易懂的讲解，使得学生能够了解驱动当前IT发展背后的计算机原理性知识和相关技术，并通过将这些知识和技术与计算机相关专业课程相对应，使学生能够形成对相关课程的初步印象。
1）万物皆信息――信息与编码主题讨论。
此部分内容以《信息简史》中的案例为依托材料，从中选取语言文字和通信方式演变等章节的内容作为案例，与学生进行讲解和讨论。案例能够反映出大脑思维到语言的映射、语言到文字的映射、文字到语义的映射、文字到编码的映射，使得学生一步一步地分析、总结并发现其中的规律，进而帮助学生初步梳理出信息与编码的关系。除此之外，将这部分知识与计算机导论中的编码部分内容（二进制、八进制、十六进制、哈夫曼编码等）相关联，与数字逻辑电路的表示相关联，与编程语言中的符号相关联，帮助学生形成编程语言只是大脑中逻辑信息到计算机内映射的初步印象，使其在较高层次上认识计算机语言。最后，通过讲解密码、香农与信息论的实例来加深学生的编码认识，对其中一些理论的指导意义和应用价值有所了解。
2）计算灵魂――数学与算法主题讨论。
此部分内容从数学发展历史及算法发展方面进行讲解，强调数学在算法中的作用，以实际简单的算法实例来讲解如何完成对算法的数学建模、如何推导数学模型来完成算法的效率分析。通过这些案例将大学阶段所学的数学知识与算法分析相映射，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数学课程学习目标；将这些案例与数据表示及算法理论分析相映射，引出算法复杂度、可计算性等相关概念并说明其意义。
3）计算理论与实现基石――图灵机、可计算性与体系结构主题讨论。
此部分内容将从图灵、冯诺依曼等人的轶事说起，对图灵机、冯诺依曼结构进行介绍，引出状态机及可计算性等相关理论。通过图灵机案例实验，让学生理解其实现计算的过程；从中引出程序执行的状态及结构，进而说明冯诺依曼体系结构。通过此方面内容的案例引导，学生能够将算法与计算理论联系起来，将计算理论与计算机体系结构联系起来，从宏观方面初步建立起计算机科学框架的知识体系。除此之外，还简单介绍目前最新的生物分子计算、量子计算等最新计算理论及相应实践系统，从中引导让学生对比和思考图灵机、冯诺依曼结构下的计算理论与生物分子计算、量子计算之间的区别，激发学生对未来计算理论及实现结构的兴趣。
4）人类智能之梦――人脑与人工智能主题讨论。
此部分内容从计算机是否能够替代人脑的辩论话题切入，介绍计算机模拟人脑不同思考方式下的智能算法。通过介绍以下不同类型的智能算法（基于知识表示和推理的算法、基于连接的神经网络算法、基于数据的统计学习算法、基于仿生学的演化算法），让学生能够了解基础理论与人工智能的对应关系：知识表示和推理是对人类心理过程的模拟，其知识与逻辑学之间相关；神经网络是对通过解剖学认识的大脑神经元之间的连接模拟；统计学习是以数理统计理论为基础通过数据来得到预制模型的参数计算过程；演化算法是对群体生物的仿生模拟。通过这些内容的事例展示和讨论，学生能够体会数学建模和智能算法的魅力，从而增强不同领域知识学习的兴趣。
5）数据的力量――数据科学主题讨论。
此部分内容主要介绍目前兴起的数据科学中的相关理论和方法，通过对Google、微软、百度、阿里巴巴等公司的实际案例，向学生传递这样的信息――数据就是力量，对其使用的好坏将关系一个公司的成败。通过讨论语言翻译、搜索引擎、广告推荐、舆情分析等系统中的实现原理与技术分析，来反映数据科学涉及的数据库、概率与数理统计、数据挖掘、机器学习、数据可视化等内容。除此之外，还在案例介绍过程中引人大数据、云计算等相关概念及实例，以拓宽学生的知识面。
6）万物皆互联――物联网主题讨论。
此部分从生物之间的交流话题切入，通过引导学生讨论各自生物之间的交流、人类文明的发展与通信的关系、计算机互联网等相关话题，传达“万物皆有互联的潜质，互联能够促进万物的发展”这样的理念，进而对当前的物联网技术进行介绍，将计算机网络、传感器网络、操作系统与嵌入式系统和CPS（Cyber-Physical Systems）等相关知识点内容引入物联网讨论中。通过对德国工业4.0和中国2025智能制造等相关计划介绍，学生能认识到计算机学科的重要性，增强建立工业强国的使命感。
7）虚拟幻境――仿真与交互主题讨论。
此部分从现代电影场景中人工合成和制作的画面进行讨论，逐步引入计算机图形学、人机仿真技术、人机交互技术相关概念和理论。通过对电脑游戏、虚拟现实、人机交互和人脑交互等具体案例的讲解与讨论，为学生展示计算机科学强大的魅力。
8）计算机学科体系。
此部分内容为上述讨论总结，帮助学生重新梳理计算机学科的知识脉络。在讲解和梳理过程中，根据本科培养计划，重点说明主要课程各自的课程目的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其中，特别强调计算机学科与数学、物理等学科的关系，说明本专业与这些知识内容的“接口”课程。
从上面的内容介绍可以看出，每个主题的讨论相对比较独立，适合具有相关领域特长的教师结合自己的科研实践来进行讲解（具体讨论主题、内容、目标及相关课程如表1所示）。虽然每个教师的专业知识背景不同，但是均围绕此门课程的目标来设计教学方案。
此门课程重点在于通过具体案例讨论，介绍计算机科学理论和相关技术的“输入与输出”。为学生全面了解计算机学科及相关课程体系提供支撑材料，以增加其学习计算机专业的兴趣，为其后续课程的选择和学习提供指导。
2.3授课方式
既然此门课程为新生研讨课，那么授课形式就应该以讨论为主，小班形式授课能保证学生最大程度地参与讨论。授课与讨论相结合，授课时间占全部课时的2/3左右，讨论时间占1/3左右。在课前给学生布置讨论主题以及需要阅读的相关参考资料；在课上，由教师来引导学生主动完成对相关题目的讨论，并从中传授知识。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由于新生不熟悉文献的搜索、分析和总结等方法，以及部分文献理论性过强等原因，不可能每堂课都以翻转课堂的形式进行。目前，只能将讨论穿插在授课过程中进行。
为培养学生阅读文献、总结文献能力，除每次课布置的阅读文献外，还要求学生在课程结束时撰写并提交一份计算机领域内指定题目的研究进展综述，以锻炼学生提炼和总结材料能力。这部分内容将计人课程最终成绩，最终成绩里还包括主题的讨论成绩。
目前，此门课程根据讨论主题涉及的知识来分配相应研究特长的教师授课。授课过程中，要注意每个主题之间内容的衔接性，有些内容需要在不同讨论主题授课中，反复对学生进行引导和说明，以加深其对专业课程知识内容重要性的认识。
3课程效果和持续改进
目前，这门课程已经开设2年共4批次讲解实践。通过直接交流和间接的意见反馈，学生在学习完本门课程后基本能够理解计算机专业所从事的工作以及相应的课程体系；能够对前沿的计算机研究问题有所了解；能够帮助他们理解计算机专业课程的设置。从这些反馈内容来看，授课基本达到了预期目标。
逻辑学入门知识范文6
一、中国哲学史教学基本现状
目前，中国哲学史课程在非哲学专业的本科教学形势不容乐观，虽然很多高等院校都开设有中国哲学史这门课程，但其教学成果远远没有达到老师的期望值和学科建设本身应该达到的高度。中国哲学史课程教学所遇到的这种困窘与处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没有受到足够重视。作为非哲学专业的本科院校，中国哲学史课程基本上都是以任意选修课的形式开设，且基本上集中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在一些办学资历不是很深，同时又相对缺乏哲学社会科学传统的高等院校，往往出现按照自己的师资力量及现有教师专业特点随意调整教学计划，任意安排哲学课程，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就哲学课程的开设而言也往往存在因人设课的情况。其他专业要么只开设西方哲学史，要么就直接把哲学等同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不包括儒道禅等中国的智慧[1]。这导致了人们将哲学看做为政治，有时甚至是时事政治。所以哲学在很多大学只是作为一个学科存在着，教师的教学是为了维持这个学科延续而不至于衰亡、绝种而为之，或者是为了保持学科体系的完整性而存之罢了。
2.学生学习兴趣不浓。中国大学的哲学专业设置过少，并非每个大学都设有哲学系，就是在仅有的几个哲学系里，几乎没有多少学生将哲学作为自己的第一志愿，另外非哲学专业的学生也没有人将哲学作为第二专业选修[1]。大多数学生基本上都认为，哲学史的学习不但抽象乏味，晦涩难懂，而且都是几千年前古人的思想，难免与现实社会脱节。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的选课现实中不难发现，选修中国哲学史的学生大多集中于大一、大二学生，但总体上课的积极性不高，在课堂上看其他书籍，背外语的较多，很难展开教学互动，收效较微。通过调查问卷显示，对中国哲学史学习兴趣不浓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学了无用，二是上课听不懂，主要是为了修够学校指定学分才不得已选之。
3.课程自身建设不足。由于课程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导致中国哲学史课程建设相应不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哲学师资队伍建设不足。师资队伍是学科建设的基础，师资是立教之基、兴教之本、强教之源。课程师资队伍建设，是推动课程教育改革发展、提高课程教育质量水平的关键。目前大部分高校的中国哲学课程的师资严重不足，在开设中国哲学课程的专业中，也是一个人同时上西方哲学、中国哲学等多门课程，或者直接让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同时教授中国哲学史，这样往往造成课程教学与课程建设之间的恶性循环。其次，相关配套课程开设不足。如果单是开设一门中国哲学史或单是一门西方哲学史课程，很难形成学生学习的哲学氛围，也容易造成同学对哲学理解的片面性、局限性。在选修课时限制下，大多数专业开设的中国哲学史很难系统地让同学窥其全貌，教师在上课的时候只能有选择性地讲解，容易造成知识链条的脱节。
二、中国哲学教学现状的原因剖析
从以上三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出，目前在非哲学专业高等院校，中国哲学史本科教学存在诸多不理想情况，其建设与发展受到多方掣肘。是什么原因造成中国哲学史目前的困境呢？笔者认为至少存在以下几个因素。
1.教学理念的世俗化。在传统的眼里，哲学给人们的一般印象是时代的精华和民族的灵魂，从而受到“礼遇”。然而在这种崇尚的“礼遇”之后却迎来了人们对哲学的“敬而远之”，因为在市场经济的价值原则冲击下，哲学已经被人们在心灵上束之高阁了，此缘于这个大而无用的东西确实不能解决我们现实的冷暖与饥饿。这在近年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从学校专业设置上看，绝大部分高校的新增专业及旧有专业的改革都朝着实用性、功利性、快速性方向发展，在此理念下催生出来的是专业越分越细、领域越分越小，越来越接近与与现代市场经济对接的专业培训，造成传统的哲学无人问津，而有了诸如法哲学、经济哲学、管理哲学等边缘学科的热门。从学生对专业的选择上和用人单位看，大部分学生都希望自己能学习目前的“热门”专业，他们给自己预设的目标就是通过大学四年的集中培训与学习，毕业就能“学以致用”，派上大用场，而用人单位也倾向于专业人才，看重专业对口，学法学的就到公、检、法等部门就业，学管理的就到企业单位、管理部门就业，这使得哲学专业就无对口的就业单位，面临着严峻的就业挑战。
2.课程设置的程式化。教学理念可以通过课程设置来体现。当前中国高校哲学课程设置基本上是按照哲学一级学科下属的八个二级学科及其三级学科开设的。在哲学专业，设有哲学、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逻辑学、伦理学、美学、科技哲学等。但这些课程，不论是概论、原理，还是通史、选读，大多只能给同学们提供一个大概的知识，不能让学生真正明白哲学自身。换句话说，哲学课程的设置最多就让同学们记住了一些观点、原理、流派，而没有达到哲学成智成人之终极关怀功能。在非哲学专业开设的哲学课程，这种“形而上学式”的课程设置更为突出，往往把哲学课程简单地等同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或西方哲学，且大多缺乏如原著选读相关课程设置和哲学素质训练。
3.教学内容的古老化。现在很多高校使用的中国哲学教材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编写的，这些教材的编写大多明显地带有时代的痕迹，难免和现在的时代内容和新的考古发现不符。中山大学哲学系冯达文老师在谈到中国哲学史课程内容改革目标时就指出，近几十年，特别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期间，中国哲学史研究受前苏联教条主义的研究方法影响甚深，许多研究著作与教材搬用近代西方哲学四大块（自然观、发展观、认识论、社会历史观）的模式解析中国哲学，以为这样可以使中国哲学科学化，其结果是不仅没有能够把中国哲学发展的内在理路还原出来，而且使中国哲学更支离破碎，更不成体系了[2]。这种古老化的教材编写模式，虽然在近年来有所改观，但也存在诸多不足，如一些教材只是过去教材内容改良，以为删减了马克思的观点就还中国哲学本原。再如一些教材的编写是“集体智慧”，即把整个中国哲学体系划分为若干部分，然后分工撰写，结果大多知识材料的集合和观点的汇拢，在一定程度上缺乏整体感和个性化。
4.教学形式的单一化。课堂讲授是教学过程中向学生传授知识的重要环节。哲学课程的教学过程有其自身特点，它不可能像上计算机或法律课程那样具体，也不可能像上外语课那样浅显，哲学的形而上性质决定了教学课程的抽象性、思辨性及对深度的要求。所以如何在自己的口头讲解和书面教材之间保持一定距离给学生留出恰当的独立思考空间，带学生走进智慧殿堂本身就是一项非常具有挑战性和艺术性的工作。当前的哲学教学由于制度、教材等的限制，教师很难在课堂上发挥自己的创造性，表达自己的思想，其授课方式也大多还是填鸭式教学，老师在上面讲，学生在下面记，不能有效地形成教学相长，这恰恰磨灭了哲学教学师生间讨论、思辨的本质。
5.教学考核的死板化。教学考核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对教师的考核，二是对学生的考核。对教师的考核而言，评价一个哲学教师教学的优秀与否主要就看学校发放的调查问卷和督学的一次听课打分，姑且不去评论这种评估是否全面，就其合理性与规范性也存在很大问题。因为其调查问卷过于表面和简单，所有学科的问卷内容整齐划一，不能反映学科之间的不同性质和特点，更不能体现教师之间的不同风格。进而言之，学生在评价的时候，具有较强的主观性，往往注重感性的教学过程，特别是本科学生，很难以理性的思维去评价一门课程教学的好坏。至于督学的一次甚至两次评课打分带有的偶然性和形而上学性就毋庸置疑了。对学生的考核而言，大部分学校的对学生的中国哲学课程考核方式都是以闭卷或开卷形式进行，或以论文形式通过，相比较而言，闭卷考试是其间最无价值的一种形式，它不能有效评估学生的理解和运用知识的能力及思考和研究问题的能力。这导致学生间高分低能现象的普遍存在，与哲学学习的本性完全相悖。
三、中国哲学教学改革的对策
基于目前在非哲学专业中的中国哲学教学存在的问题及现状，笔者认为其教学改革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扭转教学理念。从思想上加强对中国哲学课程教学改革的认识是有效进行课程改革及建设的前提与保证，在这个意义上，扭转世俗的哲学教学理念，是解决好哲学教学问题及寻找其出路的关键。我们只有突破庸俗的实用观点和狭隘的市场经济价值原则，才能自觉把中国哲学教学真正纳入素质教育体系，才能真正发挥哲学在增强民族和文化的认同感、锻造强烈的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情感、培养良好的个人品格和道德意识等方面的功能，这种成智成人的哲学素养应该成为现代大学基础教育的一个基本内容，学校应该在其大学专业中学习的范围，提高其在大学教育中的地位。要在教育中让不论是学生、学校还是社会都感到，在哲学学习中学到的为人之道，所训练出来的研读原著的能力、批判分析的能力、揭示观点中公认的预设能力、建构关于自己观点的具有说服力的论证能力以及论证中的文字表达能力，是普遍实用于其他学科和其他职业领域的[3]。
2.合理课程设置。作为非哲学专业开设的哲学课程，不宜设置太多必修课，但作为对哲学的一般理解的哲学概论或导论，应该规定学生必须修够足够学分，让学生能够了解哲学领域的重大问题，主要针对哲学史上产生的不同观点、重要问题的历史发展线索等，从而使学生对哲学所思考的问题及哲学的致思方式有基本的理解和掌握。哲学概论或导论是哲学思维的入门课程，之后学校应该以二级学科为范围，开设一系列选修课菜单。作为选修的哲学课，可以具有较强的专业性质，可以根据教师的专业优势设不同的专题，可以定时聘请知名专家以讲座形式进行教学和交流。这样既把基础的哲学素养训练和学生的兴趣爱好结合起来，有利于入门后的学生及对哲学感兴趣的学生更深入地理解和思考哲学问题。
3.更新教学内容。目前惯用的中国哲学史教材主要有丁祯彦的《中国哲学史教程》、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萧萐父的《中国哲学史》等，虽然这些教材的编写水平均较高，但都是以时间为顺序，以人物为主线，阐述每一个哲学家的思想，这种体例的优点是内容详尽，便于讲授，其缺点是详略不分，支离破碎[4]。在内容的设置上，作为非哲学专业的学生，不宜对每个思想家具体观点的学习和研究，要抛开以往的以时间为顺序，以人物为基本线索的板式化、程式化的内容设置，而应该更注重对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如以每一个历史时期的哲学思维（认知）方式，分析哲学家们对某一重要问题的讨论与思考，以此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这样学生就不是僵硬地去接受某种哲学体系框架，而是带着问题去思考、去创新。
4.多样教学形式。哲学课程教学应该也必须采取多样的教学形式，哲学教学是真正能够体现“教学相长”的舞台，师生双方应该改变以往传统的角色定位和思维模式，把教学过程从“满堂灌”、“填鸭式”的单向教学转变为双向互动。相对于其他课程，中国哲学史在教学内容上略显庞杂，我们只有找出一条贯通始终的线索，才能将之条分缕析。所有这些，一方面取决于学生的基础，学生只有拥有一定哲学基础和相关知识背景，才能跟上老师的思维与节奏；另一方面取决于教师，教师必须切实对中国哲学史体系有整体把握，才能有的放矢、游刃有余，所以教师要把教学和科研有机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