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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精神的内涵范文1
一、关于黄帝文化
黄帝文化不仅是研讨会的主要议题之一，也是探讨精神家园建设的重要契机。研讨会在黄帝文化方面主要讨论了黄帝文化的特色、现代价值和精神内涵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刘志琴研究员认为黄帝文化具有强烈的生命和生活意识，“中华民族对黄帝的尊崇，实际上尊崇的是生养、培育中华民族的生命之基，所以中华文明初始的象征不是神庙、金字塔那种固定的建筑实体，而是有生命的，鲜活的人中之杰――黄帝。从传说时代就以现实生活而不是神物灵异作为中华文化的象征，这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特色”(《人文初祖的现代意义》)。山东经济学院王继训教授指出黄帝文化具有很强的文化象征、情感纽带和精神感召作用，对中华民族、中华文明导向力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团结各族人民、振奋民族精神、推动文明建设等方面具有积极的作用(《黄帝与中华文明的导向力》)。
西北大学刘宝才教授认为，“黄帝文化的基本精神，即中华民族的伟大凝聚精神和创新精神，是黄帝时代历史特征的总结”，“现有的黄帝文化的各种资料的性质不完全相同，与黄帝时代的关系不完全相同，未必全都反映黄帝时代的历史真实。作为观念史的黄帝文化，它既与五千年前的黄帝时代联系在一起，又与五千年来的中国文明史联系在一起，在黄帝时代以来的五千年间得到不断丰富发展”(《黄帝文化论纲》)。陕西师范大学赵世超教授通过对历史典籍的考察辨析认为，“黄帝的传说产生于北方，黄帝族的活动范围没有超出黄河流域”，在梳理黄帝形象历史演变的基础上，揭示了浙江缙云黄帝文化以道教文化为核心的本质，并强调拜祭人文初祖的活动不能走上背离人文主义精神的道路(《黄帝与黄帝文化的南迁》)。
二、关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研讨会在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方面展开了深入研讨，取得一系列成果。
关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内涵。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王俊义教授认为“中华民族精神家园，乃是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形成的民族精神，通过物质的与非物质的载体和标志予以集中反映，呈现于民族大家庭之中，既有益于民族精神的凝聚与弘扬，又便于和世界各国家、各民族之间的思想文化交流”(《端正学风与民族精神家园建设》)。西北政法大学赵馥洁教授认为，“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民族共有的精神支柱、精神根基和精神寄托，是民族的‘安身立命之所，。具有自己的精神家园乃是一个民族具有主体性的深层内涵和核心标志。民族精神家园是由宇宙意识、价值观念、道德情怀和思维方式所构成的精神系统，其核心是价值观念和价值理想”(《黄帝文化是构建民族精神家园的宝贵资源》)。陕西师范大学周伟洲教授认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并非只建设共有的‘精神’，而是包括了培育这种‘精神，的载体，‘家园’也就是实实在在的环境和氛围”，从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社会(国家、家庭)环境和自然环境角度强调了精神文化所凭依的载体的重要价值；“‘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包括中华民族56个民族在内的‘共有’精神家园，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大家庭共有的精神财富。它不仅仅指从56个民族精神中抽象出来的都具有的精神财富，也应包括所有民族和地区多元文化中优良的精神财富”(《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陕西师范大学杨恩成教授认为，“不能把‘民族精神’框范在一个狭窄的范畴内，忽视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多民族性和多元性。这是我们谈守护民族精神家园的出发点”，坚持和弘扬“以和为贵”的民族精神(《谈民族精神家园的内涵及其现代意义》)。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陆栋先生认为，“精神家园是获得身心自由、张扬生命意义的目标和归宿；精神家园又是一种文化的存在，一种诗意的存在”，“精神家园其实是一个心灵转化的过程，是一种开放和追求，一种安顿生命的体验”(《文化・教育・师道――对民族精神家园建设要素的若干思考》)。清华大学程钢副教授认为，“家园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利益共同体，它同时又是一个充满温情与相互理解的精神家园”(《经典阅读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的建设》)。
关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特征。周伟洲教授认为主要包括民族性、多元一体性、包容性、创新性及时代性(《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西北大学方光华教授认为天人合一、顺乎人性、和而不同构成了传统核心价值观念的理论框架，关于文化经典的重新诠释是中国传统核心价值理论革新的主要方式，中国传统核心价值观念的传播形式主要是教化，目的是塑造人的道德(《中国传统核心价值理论的主要特点及建设经验》)。
关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实践途径。首先是强调教育的价值。西北大学张岂之教授认为民族精神家园建设的基础是现代公民文化科学素质的全面提高，应该加强教育的普及和提升(《关于“弘扬中华文化、建设民族精神家园”的一点理解》)。教育部原副部长周远清先生强调“在高等教育中，弘扬中华文化特别要加强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相和谐的建设，它是大学教育的历史使命”，着重“培养学生的和谐文化思维、和谐文化观念与和谐文化精神，用和谐文化丰富学生的精神世界，引导学生树立和谐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弘扬中华文化是我国大学的历史使命》)。徐州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张俊相教授主张弘扬“大学之道”，继承和发扬中华传统的人文道德精神，建设高等学校的精神家园(《弘扬“大学之道”，建设高校精神家园》)。西北大学李浩教授认为大学文化、大学精神、大学校园建设等概念在我国理论界早于民族精神家园概念提出，它们在神圣性、包容性、开放性、仪式性与创新性等方面为民族精神家园建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大学精神探索对民族精神家园建设的启示》)。陆栋认为教育要贯穿中国文化的精神，“将中国文化的理想与人才培养的实际相结合，培养出有民族文化自觉和现代文化素养的人”(《文化‘教育・师道――对民族精神家园建设要素的若干思考》)。程钢副教授认为“传统经典可以作为知识的核心与媒介，从而促进多元一体的成分之间达成文化的共识，最终推动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经典阅读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的建设》)。浙江大学何俊教授、陆敏珍副教授认为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是理性化的，但经验性依然在发挥作用，区 域性的自足平衡系统仍然存在，它们对解决精神家园建设的问题具有深刻的影响(《网络状中国传统社会及其现代转型》)。
其次，突出文化认同与现代性反思的意义。周伟洲教授着重指出加强宣传教育提高民族自觉的文化保护意识、正确处理各民族发展弘扬优秀民族文化与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辩证关系等(《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北京师范大学瞿林东教授则认为要继承和发扬历史认同与文化认同相统一的优良传统(《中国史学：中华民族一个共有的精神家园》)等。湖南大学肖永明教授认为建设中华民族精神家园应当立足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重视兼容会通、体现时代要求(《关于建设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几点思考》)。中国艺术研究院任大援教授从文化自觉角度阐述了精神家园建设的具体思路，从古代儒家注重道德自觉的伦理本位出发，分析建设共有精神家园的有用资源，重点论述了儒家实现道德自觉的道德实践方法，即学以明伦的伦理实践、效法天地自然的情感实践、养气立志的君子人格实践的现代价值(《精神家园建设与文化自觉》)。北京语言大学李庆本教授从传播学角度分析了中国文化与传播对象国之间的关系与解决途径(《中华文化传播对象国的文化政策研究报告》)。陕西省社会科学院佘树声研究员、西安佛教研究中心韩金科研究员通过对殷商、西周、东周出现的伦理认知和伦理观的比较，认为当时氏族家族血缘纽带关系伦理认知发展到了顶峰，并且促使非氏族家族血缘关系伦理认知和伦理体系产生，构成了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百家争鸣自由学术环境的观念基础，形成了中国古代道德伦理与政治伦理的历史框架(《春秋战国时期民族精神的建构》)。
关于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意义。河北经贸大学武占江教授从人的有限性和无限性，重新反思理性与信仰、义与利、理与欲的关系，认为“重新构建精神家园是挽回人的尊严、维持人的幸福的必要手段”(《精神家园与人的尊严》)。暨南大学范立舟教授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研究能够强化民族凝聚力，促进全球华人在价值规范和思想品性方面的共同观念，培育天下一家、和而不同的广阔胸襟，为建构现代中国的新型文化体系提供思想保障(《天下归心：中国传统文化之认同性问题研究》)。学者们认为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带来了民族文化的全球性传播，加速了民族文化的交往与碰撞，使民族文化的认同问题变得更加尖锐和突出。没有对民族精神的自觉，民族文化将可能被全球化的浪潮所淹没。
三、关于黄帝文化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关系
黄帝文化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之间的联结点是研讨会的一个重点和难点，研讨会在若干问题认识上有所突破。
强调文明的传承和革新。张岂之教授认为，黄帝文化是中华文明的起源，是构建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宝贵资源，体现了时代性与民族性的有机统一，黄帝文化与继承发扬民族精神的关系是“源”与“流”，“实质是‘继往’与‘开来’。推陈出新、继往开来是学术生命力的表现，如果没有创新，就会使文化失去活力；从另一方面看，如果否定继承，又可能迷失本原。‘继往’同‘开来’相互联系，‘推陈’与‘出新’是辩证的统一”(《关于“弘扬中华文化、建设民族精神家园”的一点理解》)。
突出信仰的意义和价值。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建筑西北设计院总建筑师张锦秋教授认为“黄帝陵是中华儿女共同景仰的圣地。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之中，黄帝陵已成为海内外华人公认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的标志之一。继续做好，不断完善黄帝陵的保护与建设工作对弘扬中华文化、激励爱国热情、增加民族凝聚力、建设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完善黄帝陵的保护与建设，建设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中央民族大学牟钟鉴教授重估黄帝信仰的价值，认为黄帝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时期的共祖，是中华民族的缔造者和中华早期文明的集大成者，在他身上凝聚着整个民族的智慧和创造，“在中华民族由弱变强的今天，在中国人由文化自卑走向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的时候，深入认识黄帝信仰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正确解读黄帝文化的内涵和精神，并发挥黄帝文化在团结各族人民、振奋民族精神、推动文明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就成为一项需要全社会共同关心和参与的重要工作。”他认为“黄帝信仰是将祖源认同与文化认同合为一体，不单纯是血统的探源，同时也是文化的寻根。黄帝信仰整合了民族的统绪，使中华民族之中各个民族有一个共同的心理归属，起到了巩固中华共同体的作用”，“突显了中华文化的精神，开启了文化民族主义的先河”(《文化学的视野：黄帝信仰与中华民族》)。
彰显黄帝文化的现代意义。赵馥洁教授认为，“经历五千年之久的‘黄帝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由历史记载、神话传说、文物遗迹和祭祀活动构成的黄帝文化中积淀和凝结着丰厚渊深的精神价值内涵。自古以来，对黄帝的历史探索和历史纪念总是与弘扬这些优秀精神价值融合为一体的。黄帝文化中蕴涵的精神价值，是我们今天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宝贵资源”，包括赞美文明创造的人文价值、崇尚“惟仁是行”的道德价值、追求统一和谐的社会价值理想、奋力振兴中华的民族精神价值(《黄帝文化是构建民族精神家园的宝贵资源》)。陕西历史博物馆杨东晨研究员从天下为公精神角度阐发和梳理了关于黄帝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关系研究，认为“黄帝精神是原始社会发展到社会即将转型、物质达到史前丰富阶段的产物，也是上承‘三皇’下启‘三代’之重要时代的精神结晶。其以土地为根发展经济、以民生为本创造发明、以和合为纲建立古国的精神，可以综合概括为‘天下为公’的伟大精神，亦可泛称为‘黄帝精神”’(《弘扬黄帝为公精神，建设民族和谐家园――兼论黄帝与中华民族精神形成的内在关系》)。
揭示黄帝文化构建精神家园的历史过程。宝鸡文理学院高强教授认为，至迟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已普遍认为黄帝是人们的共同远祖，这种祖先认同的趋势为战国时期的黄帝崇拜现象、秦汉时期的大一统局面、为华夏族的正式形成奠定了观念基础和心理基础，“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黄帝起着构建共同心理的重要作用”(《黄帝与中华民族》)。台湾明道大学李增教授认为黄老之道，“以《老子》之道为先，《黄帝四经》在后，老子之道着重在玄虚，《四经》之道在落实”，它们共同奠定了中华民族文化的精神基础(《黄老之道比较与对中华民族精神之贡献》)。南开大学张荣明教授认为秦汉是中国中古政治信仰的创立期，通过比较分析，揭示了政治信仰从实到虚以及与政治理性的密切联系(《秦汉政治信仰建设及启示》)。
四、关于中华文化
研讨会对中华文化的丰富性、深刻性、现代性也作了充分揭示，特别勾勒了中华文化 在建设民族精神家园方面的积极意义。
关于中华文化的精神内涵。张岂之教授认为“中华民族复兴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全面复兴，缺一不可。经济上的贫困，人民生活如果没有持续的提高，没有普遍的富裕，就无力支撑民族的发展。而单纯经济上的提升，没有政治和文化与之协调发展，也无力塑造一个伟大的民族”，主张将中华文化与民族的兴旺发达联系起来考察，突出中华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这是新时期弘扬中华文化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弘扬中华文化、建设民族精神家园，主轴是精神文明，包括中华文化的特有精神内涵和当代人对待民族精神家园的价值取向(《关于“弘扬中华文化、建设民族精神家园”的一点理解》)。北京大学楼宇烈教授认为儒家学说是一种“成人”之学，教育人成为一个真正有道德的人，以“修身”为中心的“成人”学说具有鲜明的实践特性，也是儒学的生命力与现代性所在(《儒家学说的实践性格》)；他在学术发言中深入分析了古代祭天礼所体现的丰富文化内涵，包括报本观念、效法和遵循天道的意识、以天德要求自己的以德配天思想，对中国哲学史上的天道与人道关系问题做了新的阐发。西安交通大学钟明善教授认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思想有两个主要观念，即阴阳对立统一观念、易和变观念，并且体现在书法艺术的创作理论与实践中(《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思想与书法艺术》)。华中师范大学刘固盛教授认为“道家的生命关怀精神，是道家思想的精髓部分，在现代社会尤具特殊意义”，主要体现为以平等、主体、至上的原则珍视、安顿、关怀生命，既重视现实的形体生命，又主张回归自然，保持精神生命的自由，以获得生命的圆满与超越(《论道家的生命关怀精神》)。
关于中华文化的特点和价值。周伟洲教授认为，中华文化具有多元一体、变异性和稳定性的基本属性，是“由众多民族融合形成的汉族与其他古今众多少数民族长期文化交融的结果”，构建和弘扬现代中华文化必须高度重视和坚持保护中华文化(包括构成其基础的各个民族传统多元文化)，合理地、可持续开发和利用中华文化中各民族多元文化的遗产，推动思想和理论的发展与创新(《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
关于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相互关系问题。赵馥洁教授认为“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途径是弘扬中华文化，特别是继承和弘扬中华文化中所蕴涵的优秀精神价值”(《黄帝文化是构建民族精神家园的宝贵资源》)。周伟洲教授认为“中华文化应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前提、根据和基础；而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中华文化，特别是其中优良的精神文化的升华和重新构建”，中华文化发展、创新的过程即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发展、创新的过程(《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陕西师范大学朱士光教授从历史地理学角度论述中国传统文化在建设生态文明中的重要价值，认为在黄帝时代就已有“天人和谐论”的萌芽，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发掘了中国古代文化典籍蕴藏的丰富的保护自然、谋求可持续发展的思想，结合历史地理的变迁讨论了环境生态破坏等问题，强调生态文明是世界上一切文明的共同基础，确立俭朴节约的生态伦理观与生活习俗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基本途径。建设生态文明也是建设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保障和内容(《从天人和谐论到建设生态文明的伟大实践》)。
关于学风建设与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关系。王俊义教授指出，端正学术研究领域中的风气，是展开学术研究与发扬民族精神的重要保障，强调精神家园建设必须依托学术研究，注重学术研究的严肃性和科学性(《端正学风与民族精神家园建设》)。
中华文化精神的内涵范文2
就形式而言，国学是中华文化的主要载体，它像纽带一样，将形形、方方面面的传统文化串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就内涵而言，国学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体现。它像土壤一样，培育中华民族的文化意识，使中华文化以特有品质与风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文化的继承性而言，国学是建设新的中华文化的重要资源。优秀的思想文化是民族永恒的财富，它的精神会超越时空，绵延不绝。就文明互补性而言，国学是中华文明和其他民族优秀文明开展对话交流的重要平台，为中华文化在保持其主体性的同时包容与汲取世界其他优秀文化提供了载体、创造了契机。
国学沉淀于历史的长河又升华于现代社会，是依存于经典之内的知识及其体系，更蕴含着为人处世、治国齐家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因此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学一点国学。正确认识和研究国学，不是一件小事，它是关系传承中华文明，实现中国人的文化自觉、文化认同和文化归属的重要一环。
国学内容浩如烟海、博大精深，即使皓首穷经、焚膏继晷也无法曲尽其妙。同时，国学本身毕竟是古代社会留下来的历史文化遗产，精华与糟粕并存。对此，我们决不能不辨青红皂白一味地高唱赞歌，也不能因为它存在弊端而一概抹杀。国学研究有一个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过程。只有正确地学习和掌握国学，才能真正发掘传统文化的精华，使之服务于时代的需要。
应当对国学学理与文本进行正确解读，掌握正确的国学知识，辩证认识国学的价值和意义，科学理性地把握国学的学术体系及其所蕴含的文化精神，否则谈国学创新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还须把握时代脉搏，主动面对新形势、新发展，以务实开放的态度发展中华文化，发挥国学在我国新时期文化建设、综合国力提升方面的作用，与时俱进地研究国学。
中华文化精神的内涵范文3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以武侠文化为切入点,通过中国式侠客出神入化的武功和行侠仗义的个性,来讲授中国的传统文化,用这种留学生喜欢的方式能够激发他们学习的积极性,让他们喜欢上汉语,喜欢上中华文化,以达到寓教于乐的教学效果。
一、武侠文化的内容
武侠武侠,有武有侠。
武,就是武术,是打拳和使用兵器的技术,是中国传统的体育项目。武术一词来源于古人类之间自然搏击打斗方法的演变,由于人类生存区域空间的争夺战争,从而形成了空手的搏击方法(拳术)和器械搏击(武术器械)的技术演变。中国武术流派众多,常见的有少林,武当,南拳,太极拳,潭腿,八卦拳,峨眉拳等。五千年的积累,各门各派发展了各式各样的格斗技巧。但是,和西方以击倒对手为最终目标的格斗哲学不同,中国的武术哲学追求的终极目标是天人合一,在习武的过程中,强身健体,修身养性,到最后了解自己,并超越自己。
侠,是指仗着自己的力量帮助被欺侮者的人或行为。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重于侠,轻于武。一个侠客,侠义为先,武艺为次。例如在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鹿鼎记》中,世人公认的大侠是陈近南。行侠仗义,武功高强,是侠客的典型代表。江湖上流传着"平生不识陈近南,便称英雄也枉然"这样的赞誉。相对而言,主角韦小宝就要渺小的多。韦小宝油嘴滑舌,武艺不精,出身妓院的他按理来说应该是一个猥琐小人,和大侠这个称号毫无关系。但是,他凭借着对皇帝的忠,对朋友的义,靠着不出卖,不背叛等一系列优点,成为了金庸笔下最独特的一个侠客--小人之侠!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对侠客精神的重视!
追根溯源的话,中国的武侠精神应该来自墨家的"兼爱"精神,他们倡导牺牲自己,福/！/利他人的做法。战国时期就有了侠客这一社会阶层的出现。《五蠹》中记载"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这说明当时侠客的社会功能和知识分子相近,都为社会鸣不平,推动社会进步。
到了汉代,武侠精神有了更深刻的内涵。《史记》中记载:"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这是对武侠精神的概括,更说明了中国人重侠的情结!
现代法治社会的不断完善,使得个人恩怨和社会矛盾都能合理的解决。但是武侠精神依旧存在,只是内涵变化了一下。现代武侠精神以是否符合人民利益为标准。
二、武侠文化传播意义
1.武侠文化的教育意义。中国的武侠文化包含了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佛家文化等一系列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是一种兼容并蓄的文化。在中国古代,武师们尤其受到儒家文化"仁"思想的影响,非常重视武德。其表现为仁,义,礼,信,勇等方面。这也体现了中华民族和善友好,不恃强凌弱的美好品德。金庸先生笔下的很多侠客都有着这些传统的文化底蕴和传统美德。例如郭靖,"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种救世的情怀与儒家思想不谋而合,可谓儒家之侠;又如杨过,身怀绝技,却不欺凌弱小,到最后隐居山谷去追求个人的幸福,这是道家之侠;再如萧峰,慈悲为怀,为了宋辽和平,自己甘愿一死,这是佛家之侠。但是由于东西方的文化差异,很多留学生认为的武术,就是以击倒对手为目的的一种单纯的格斗技术。如果通过对外汉语教师的正确讲解,就可以使得留学生了解武术的本来面目,并且理解、吸收其中的中华文化,这是非常具有教育意义的。
2.武侠文化的激励效果。李小龙,成龙,李连杰这三大功夫巨星,把中国的功夫片带到了西方,让外国人了解了一些中国功夫。随着《卧虎藏龙》在奥斯卡取得成功,"功夫热"在世界范围持续升温,外国人的好奇心又被点燃,他们对中国充满了兴趣。如果把对外汉语和武侠文化结合起来,可以增加教学的趣味性,还可以利用人们崇拜偶像的心理,去激励留学生学习中国武侠文化,促进传统文化的传播。
3.武侠文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塑造国家的形象。国家形象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和组成部分。近年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与此同时,西方一些不负责任的国家却大肆宣传中国。中国需要了解世界,世界更需要了解中国。中华武侠文化主张的是谦和,礼让,以武会友的原则。其深厚的内涵清晰的展现了中华民族"中庸"的价值观念。中华民族是一个内敛,不张扬的民族,自古以来就不喜欢穷兵黩武的扩张,而喜欢和平友好往来。因此,武侠文化这种有着深厚底蕴的中华文化,可以成为世界了解中国的一个重要渠道。
中华文化精神的内涵范文4
这一夜，全世界40亿观众在文化、艺术与美的感官震撼中陶醉。
从一开始，人们就被带入激情与惊奇之中，感受古老东方的中国独特的欢迎仪式。
2008名乐手，2008面缶，组成宏大而庄严的缶阵。在中国古老的计时器“日晷”影像反射的光芒中，滚滚春雷声霎时席卷缶阵，响彻全场，响彻全世界。整个缶面闪现巨大的倒计时数字，全场观众一起呐喊，2008年8月8日晚8时，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正式拉开序幕。撼人心魄的缶乐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豪迈高歌声，撞击着全世界观众的耳膜，透着好客的中国人无比的热情而真诚：今天，此时此刻，欢迎全世界宾朋来到中国！
这是一个富有浓郁民族文化特色的开始，让世人更加期待这一席文化盛宴，将给人以怎样的视觉听觉冲击与精神文化享受。
在鸟巢的中央，在声光电火烘托的艺术氛围中，一幅气势恢弘的中华文化长卷徐徐铺开。五千年中国文化与中华文明，当代中国的时代风貌与勃勃生机，在这巨大的画卷中集中地展现在全世界面前。
在悠扬古朴的《太古遗音》古琴声中，上古至先秦的文化符号在画卷上流淌。在行云流水般的变幻中，“孔子周游列国”的诵读情境、“活字印刷版”的文化意象、“丝绸之路”的大漠风情、“郑和下西洋”的壮丽景观、中华礼乐的盛大气象、当代中国的时代风貌，依次演绎。造纸、飞天、长城、昆曲、和平鸽、鸟巢、太极拳、瓷器，各种体现中国文化的元素艺术地再现。
中华文化的精华就这样展现给世界。而在诸多文化奇观的视觉冲击中，在绚烂的色彩和声乐震撼中，人们获得了中华文化的艺术与美的享受。更在诸多文化元素营造的中国意境中，领悟中华文明的价值内核，这便是和平与和谐。开幕式把当代中国对这一文明价值内核的坚持发扬做了进一步的艺术表现，使人们惊异并忘情于中国人民追求的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诗的意境。
奥运会开幕式历来是举办国灿烂文化的集中体现。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在短短一小时的文艺表演中，让世界充分感受了中国文化的精华，不仅把中华文明更好地融入了世界，更将有力地推动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化相互了解与交流。
作为奥林匹克文化的一部分，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艺术地表现了奥林匹克文化的本质。在奥林匹克文明与中华文明的交汇交融中，开幕式艺术地讲述着中国人民对奥林匹克精神的弘扬，彰显着北京奥运会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三大理念，在“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中找到精神契合点。
每一届奥运会开幕式都是一次伟大的文化创造。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体现着中国人文化创造的智慧。它的成功举行，不仅丰富了奥林匹克文化的内涵，也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大盛事。而它营造出的崇高而神圣的奥运氛围、奥运意境，在带给人们美的享受的同时，也为即将开始的奥运盛会的有特色、高水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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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精神的内涵范文5
深挖城市精神的“源”与“骨”
对于什么是城市精神，专家们提供了足以令人鼓舞的解读：“城市精神是一座城市在长期发展变迁过程中形成的独具特质的精神品格，是展示城市形象、引领城市发展的一面旗帜”，“是城市的灵魂和人民的共同价值追求，是城市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城市精神外露为城市气质，内聚为城市灵魂，使那些朝夕相处的市民认同和追随”。透过这些解读，我们不仅看到的是“品格”、“气质”、“灵魂”、“价值追求”、“形象”、“文化软实力”这些反映“城市精神”内涵的关键词，也看到了“长期发展变迁”、“独具特质”、“朝夕相处”等“城市精神”也必须具备的历史延续性、文化独特性和心理认同性，在这些特性背后，蕴含着的是一座城市与这座城市的历史、城市的文化、城市的特点不可分割的血脉联系和情感依存。从这个视角思考，城市精神只有建立在对城市历史的概括与扬弃，对城市文化的提炼与传承，对城市特征的凝缩与彰显的基础上，才可能真正被广泛接受、认同和追随。
城市的历史是城市的血脉。沿着历史的脉络，从中国任何一座城市出发，都可以追寻到中华文化的根。中华文化之所以博大精深根深叶茂，正是在于，在中华文明几千年的历史演进中，由于自然地理的局限与塑造，每一座城市都形成了特有的风土人情，形成独特的文化符号和记忆，有着独特的历史和文化地位。比如北京“贵义贱利”的都城文化和“尊卑有序”的四合院文化，上海“中西融合、兼收并蓄、多元开放”的港口文化，广州“重商广利、创新务实”的岭南水乡文化，重庆“热情似火、刚柔相济”的巴渝山地文化……在中国人的心中，即使没有去过这些城市，也会对这些表征城市历史和特征的城市文化有着不必解释的心领神会。这些，是城市精神的“源头”和“筋骨”，也是这一城市区别于另一城市的独有气质。如果没有了“源”，水将何来？如果没有了“骨”，皮将焉存？如果没有了区别，没有了特点，千城一词，不仅模糊了城市的面貌，割断了城市文化的历史脉络，“城市精神”也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和本真意义。因此，在提炼和塑造“城市精神”的过程中，切不可盲目跟风、追风，必须深挖城市历史、文化中的精华和特征，在传承中华文化和塑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大背景下，突出城市的文化个性和价值追求。
把握城市精神的“魂”与“体”
历经岁月风雨，历经一代代人的演绎，城市精神在长期的沉淀累积中涵养滋润着城市的发展和繁荣，既承载着城市发展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又主导着城市发展的方向、气质和价值导向，形成城市的“魂”。以“爱国、创新、包容、厚德”为核心内容的北京精神，无疑是在凝聚北京“城市之魂”的基础上，倡导高尚的价值观，并试图通过对“城市精神”的提炼、宣传这样一种形式，营造健康向上的社会主流意识，培养人崇高的核心价值观，为塑造中国当代思想文化背景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供可资借鉴的路径，迈出探索的步伐。
但是，选择通过塑造“城市精神”这种形式探索培养崇高价值观的实现途径是否合适？是否会将价值观养成这样具有重要意义和肩负神圣使命的命题引入形式主义的泥潭？在越来越多的城市纷纷效仿的现实中，面对蜂拥而起的“城市精神”热，媒体与大众难免不产生质疑。对比已经被提出的“城市精神”，又有多少能代表城市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内涵和特点？在追求形式往往胜于追求实质内容的社会和文化氛围中，对“形式主义泛滥”的担心，不能不说是大众社会责任心和使命感的体现。但反过来思考，“形式”又何尝不是世界万物呈现自己独特性的“内容”？花之所以美丽，除了她本质的植物属性外，那色彩缤纷、曲线优美的花瓣和沁人心脾的芳香，又何尝不是体现花之独特与美丽的形式？谁又能说花朵只是某种植物的形式而不是内容呢？
事物的内容与形式，尤如人之“魂”与“体”，“魂”是核心，是统领，但“魂”必须附体。对于人而言，无论多么深邃的思想，多么高尚的情操，多么远大的理想，多么优秀的品格，都必须附着在人脑和人体这个载体之中。没有灵魂的躯体，无异于“尸体”；没有躯体的灵魂，也只能是“游魂”。“魂”固然重要，“体”也绝不可无视或小视。一方面，理想、道德、情操这些属于精神层面看似无形的东西，只有渗透、固化到人的头脑中，才能体现在人的行动上；另一方面，高尚价值观的传播和确立，也必须有适当的载体，通过各种有形、有效载体的重复传播，实现潜移默化地渗透、内化和固化。从这个视角去认识，“城市精神”的提炼、、宣传和培养，正是为确立正确的价值观寻找到一个载体，对这个载体的运用，必然充分体现在各种宣传、教育的形式之中。
一位领导干部在参加国家行政学院培训研讨时感慨：还是小学生时，每天背诵《老三篇》，虽然不太理解其中的深刻含义，但通过反复背诵这样一种单调的形式，《为人民服务》中张思德“为人民利益而死，重于泰山”的人生观，《纪念白求恩》中“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价值观，《愚公移山》中“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奋斗观，潜移默化地渗透到孩童时的心灵中，固化成为一生做人的价值判断和准则。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都能理解这种感慨，也都不会否认“背诵”这种单调的形式对植入思想内核的重要作用。这种作用，通过几十年的内化，显现出的不仅是时代的印记和特征，更重要的是跨时代的反思和优越。
丰满城市精神的“血”与“肉”
承载着崇高理想和道德情操的城市精神，是上层建筑的核心内容。众所周知，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必须与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发展程度相适应。在城市化迅猛发展、城市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一座城市的发展和城市精神的形成和提升，不仅取决于“城市精神”的提炼与，更取决于制度的完善和民生的改善。不能设想，一个大唱精神颂歌的城市，人民却生活在贫困和混乱之中。“城市精神”构建的不仅仅是圣洁的精神高地，也构建的是富足的生活和光彩夺目的城市风景线。
浓缩了城市历史、文化和价值导向的“城市精神”表述语，力图以简洁、凝练的文字，表达丰富深刻的内涵，是精神的提升，文化的再造，但城市的发展和繁荣不能只靠精神的支撑，必须有强大的物质基础作保障，以经济发展的丰硕成果，丰满城市发展壮大的血肉之躯。要塑造有“血”有“肉”的城市精神，必须要重视城市的整体建设和发展。首先是以城市精神促进城市经济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扩大经济发展规模，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使人民走向富裕；第二是构建完善合理的城市公共服务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福利体系，为人民群众提供便捷、高效、安全、优质、价廉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提升群众的安全感、信任感和幸福感；第三是不断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城市的环境质量，建设环保方便的宜居城市、绿色城市、特色城市；第四是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活跃文化舞台，繁荣文化市场，创造丰富多彩的城市生活，以文化承载精神，引领思想，深化和创新理论，实现主流价值观的确立和提升。
中华文化精神的内涵范文6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0--02
引言：
从中华阐释美学上探讨“禅宗”的伦理文化，其核心概念是对“空灵”的美学阐释。“空灵”思想所留下的文化标记和美学标记对东方社会的影响是深远的。因为“空灵”思想的伦理秩序是和谐的，这也体现出接受美学中的自觉本质是和谐的伦理秩序。西方文化积极接受禅宗“空灵”的美学标记，说明了文化标记和美学标记可以是同一的。
一、禅宗思想的含蓄美
“禅宗”的智慧引起愈来愈多的社会关注，这种智慧与中华伦理美学是相互关联的。
周裕锴说：“禅宗以超越语言的本体诠释取代了依赖语言的文本诠释。”[1] 超越语言的本体诠释也是文化内涵的一种表象。实质上，是一种独特的阐释美学。有关禅宗，蒋述卓曾说：“超越语言而意在言外的特点。”[2] 纵览中华文学典籍，无不映射出禅宗神韵，其精神境界之高足以体现出中华文化的内涵。脱离禅宗谈中华阐释美学，就会误读中华文化的内涵。禅宗主体思想是一种隐喻性的伦理文化框架，从而产生文本的对话性，形成了多元阐释的自觉。这种自觉性是中华阐释美学的独到之处。东方隐喻性思维的社会文化语境是内敛的，是通过“韵”、“气”、“神”来超越语言的局限性，实现其言外之意。文本语言的最终目的是要达到阐释的自觉。所以，其阐释美学多以含蓄为原则。这种“言不尽”就为多元阐释留出了永恒的美学意义。这种永恒的美学意义在中国传统绘画上被发挥得淋漓尽致。其留白的艺术就是要达到“韵”、“气”、“神”的通灵感，从而提升中华传统文本对话中情系自然的神圣之美。这种人与自然的通灵交流完全脱离了文本对人的思维限制，摆脱了思维的社会语境，因而是超越语言的，这与禅宗精神本质相符。蒋维乔曾说：“禅宗不立文字，在行人心中…… 不待外求。”所以禅宗是超越文本意义的追求智慧的实践。“禅宗，即最上乘禅也；故三学（戒、定、慧）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一切万行，尽摄其中。”[3]在“六度”实践过程中的各个环节都是由伦理文化支撑的。对“六度”中的伦理文化美感进行阐释有助于中华阐释美学的发展。
二、布施的伦理学意义及阐释美学
布施是佛教文化之源。“恶”渊源于人性的贪婪。只有懂得和做到施予，人类才能迈开通向智慧的第一步。这就涉及了社会伦理文化。孔子说：“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这是孔子所倡导的人伦和谐。圣经中说：“给予比接受更快乐。”德国弗洛姆曾说：“爱的本质是给予而非获得。”人们从施予中获得，而这种是一种高尚的美感，同时又是理性的。这就符合美学中所提到的美感范围。正如英国鲍桑葵在其《美学史》中所说：“ 康德认为，自然界的秩序与道德秩序有一个共同的根源，这个根源在于，能感到美的人就能感觉到自然的必然性与理想目的之间的和谐。”[4]所以，禅宗智慧达到了人与自然交流的和谐。实现这个和谐的基础是“布施”。秩序和谐需要人的洞见能力，克里希那穆提说：“洞见是智慧以及与之相伴的美和爱。”同时他又提出：“文字妨碍了对事物或人的真实觉察。” [5]正如蒋维乔所说的“禅宗不立文字，在行人心中。”禅宗 “三学”、“六度”的思维形式积极影响着其禅悟心法与伦理美学的关联。可以把这种思维形式阐释为：“持戒当心境、忍辱是佛性、精进乃虔诚、禅定明智慧。”从艺术表象上，可以理解为是一种矜持内敛型的含蓄美感。从伦理美学上，可以理解为是一种人性的自觉、乃至自律。其实，这种精神内涵对社会文化的各个层面都起到了启蒙式的美学教化，逐渐形成了独特的东方审美文化符号体系。禅宗的自觉、自律体现了“避杂念、净土悟道”。进而校正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例如从中国唐宋绘画留白的虚实淡境中就可以看出禅宗心性空灵之和谐美。王柯平说：“禅宗空灵为美的思想在文学艺术方面的反映，见诸苏轼、严羽和张岱等人的文论诗说之中。”[6]禅宗“空灵”的审美感知深刻影响了唐宋诗风，这样的诗句颇多，所以就不在此具体介绍了。禅宗“空灵”的思想境界映射出古人所追求的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界的理想伦理关系，是个人思想的超脱。这也是一种追求精神内涵的去躁价值体系。对禅宗“空灵”思想进行现代性阐释有助现代人走出浮躁的泥潭。
社会浮躁现象是一种大众文化心理对实用主义的过激反应。任何社会和历史阶段都会出现类似现象。探讨中、西方社会文化思潮中的浮躁问题，从哲学层面重新审视西方社会意识形态中的诸多矛盾现象，挖掘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思想宝库――禅宗思想，及其处世哲学之美。这就更加促进禅宗思想的东、西方对话，从而丰富禅宗思想的现代性意义。与此同时，智慧社会一定会推动我们的社会认知体系能够积极抑制社会浮躁现象、庸俗风气。避免出现“浮躁多、布施少”。社会上“布施”少，“浮躁”自然就会多起来。
三、禅宗的文化标记与伦理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