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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观与科学方法论范文1
[摘要]：“价值无涉”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核心概念，但是对此学术界却存在严重误读。本文从韦伯构建学术公共领域的角度，认为韦伯“价值无涉”的“客观性”原则具有双重含义，既是为了破除普世性的理论神话，也论证了价值判断需要“科学”的论证，而经验事实需要在与文化价值的关联中获得意义，这是学术伦理存在的基础。通过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韦伯阐明了他的“理想类型”是对经验事实的逻辑整理，而不是“客观”反映，这是“价值无涉”的第三个含义。本文还讨论了韦伯的新闻思想及其实践与学术公共领域的关系，并提出今天重读韦伯的意义在于构建中国的学术共同体和学术公共领域。
讨论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韦伯是个绕不过的名字。“价值无涉”已经被我们念得耳熟能详，但是韦伯意义上的“价值无涉”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在学术界却依然晦暗不明。当今中国社会发展与危机并重，思想界因此存在严重分歧，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也变得云谲波诡，有学者提出应该用“去道德”和价值“无立场”的方法来应对这样的局面[1]。但是，“去道德”与“无立场”究竟在什么意义下才是可能的和有效的？政治与学术在韦伯的语境下究竟意味着什么？今年，正值韦伯逝世九十周年，韦伯的著作再次在汉语世界中被大量出版。重新阅读韦伯，并借此整理中国知识界关于学术与政治、立场与价值等问题的纠葛，已经又一次成为具有重大理论与现实意义的议题。[2]
（一）“价值无涉”的双重含义
《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是1904年韦伯接手主办《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文库》杂志时，阐释其办刊宗旨的纲领性文献。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韦伯是如何把社会科学方法论与学术伦理以及学术共同体的思考结合在一起的，这也是韦伯集中讨论和总结其社会科学方法论的重要文献。但是，自八十年代中文学术界“发现”韦伯以来，这也是被误读最严重的部分。所以，回到文本自身，应该是重读韦伯最重要的方法。
韦伯开宗明义地指出，《文库》的宗旨一是扩展对社会生活的事实的认识，另一是训练人们对社会生活的实际问题作出判断。那么，判断的有效性是什么？或者，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社会科学研究存在着“客观有效的真理”呢？韦伯整篇文稿正是建立在这个问题意识上的。
韦伯反对两种历史观，一是道德进化论，一是历史相对主义，正是这两者的结合在社会科学领域取得了支配性地位。韦伯以国民经济学为主要批评对象，指出：通过把文化价值总体引入道德领域而在内容上规定道德领域，并由此把国民经济学提高到“伦理”科学的地位，这其实是把所有可能的文化理想在总体上贴了“道德”的标签，既抹杀了道德律令的特有地位，也没有对理想的“客观性”有什么贡献。《文库》需要从根本上予以拒斥的流行观点，正是：国民经济学是从一种特殊的“经济世界观”得出的，并且应当由此得出价值判断。因为经验科学的任务决不是提出约束性的规范和理想，以便从中得出实践的处方。《文库》需要拒斥的另一种观点是：价值判断因为立足于某种理想，从而具有主观起源，就可以摆脱“科学”的讨论。这正是“价值无涉”的两重含义，不可偏废任何一方，而目前国内学界就韦伯观点围绕着经济学是否应该有道德的讨论，其实都没有抓住韦伯的关键。
韦伯说，《文库》关心的问题其实是：对理想和价值判断所作的“科学”批判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科学的“技术性批判”最根本的功能就是使在追求目的过程中的代价，能够被充分评估和权衡，也唯有在这样的时候，最需要贯彻“价值无涉”的逻辑方法。在这之后，权衡上升为决策，就不再是“科学”的任务，决策者根据自己的良知和世界观在各种有关的价值之间进行权衡选择，但正是“科学能够使他意识到，一切行动，当然根据具体情况还有不行动，在其结果中都意味着吸收了某些价值，从而常常意味着——这一点目前特别容易被人忽视——放弃另一些价值。做出选择是他自己的事情。”[3]科学的任务正是揭示并且在逻辑上阐明“目的”建立之上的“观念”基础，“对价值判断的科学探讨如今不仅要使人进一步理解和体验所希求的目的和作为其基础的理想，而且首先还要教人批判地‘判断’它们。”[4]也就是说，作为“科学”本身不担任价值评判的任务，但是它却是价值评判的基础。这是因为，在一个世界观存在严重冲突的时代，“以普遍有效的终极理想的方式创造解决我们的问题的实际公分母，这都毫无疑问既不能是我们这份杂志的任务，也绝不能是任何一门经验科学的任务：这样一种任务不仅在实际上是无法解决的，而且自身也是不合情理的。”[5] 这决定了在方法论上的“价值无涉”作为逻辑意义的地位。
一个饱餐了知识之树的文化时代，其命运是必须知道，无论对世界事件研究的结果多么完善，都不可能从中获知世界事件的意义，而是必须能够自己去创造这种意义本身，世界观决不可能是经验知识进步的产物，因此，最强有力地推动着我们的那些最高的理想，在任何时代都只能是在与其他理想的斗争中实现的，这些其他理想对于其他人来说，正如我们的理想对于我们来说一样，都是神圣的。[6]
因此，可以看出，韦伯所说的“价值无涉”的第一个含义，正是要彻底破除所谓“普世价值”的神话，一个诸神争斗的时代，决定了社会科学领域不可能，也不应当存在普遍有效的终极价值。在这个意义上，廉价的相对主义和乐观的折中主义，要么在理论上无视其严峻，要末是在实践上回避其结果。这些都与科学的“客观性”没有丝毫关系，“中间道路”丝毫不具有更多的科学真理。由此可见，作为方法论的“价值无涉”正是为了廓清“科学”有效性的界限，它要解决的问题是“存在”的问题，而不是“有效”的问题。对“存在”的思维整理，涉及到“客观性”问题，而“有效”与否则与价值所处的文化特性有关，必须在科学的“客观”操作和价值判断之间划出界限。
因此，对这份杂志寻求科学真理的功能，以及科学作为对经验现实进行思维整理的有效性，韦伯提出两种重要责任：
首先，是要让读者和作者自己清楚地意识到用来度量现实，并从中推导出价值判断的标准和尺度是什么，而不是把不同类别的价值混同在一起。只有通过确立的价值标准与其他价值标准，最好是与自己的价值标准相对抗，——任何有意义的评价都只能是从自己的世界观出发的批判，而不是通过在不同的价值之间和理想的冲突之间的挪移和权衡来欺骗自己。不同的价值尺度之间需要进行反思性的对比、澄清和揭示，一切对于别人有意义的评价都只是出自对自己“世界观”的批判，是以自己的理想为根据与别人的理想作斗争的结果。
第二， 要使得读者、编辑和撰稿人都明了，什么地方科学研究者开始沉默，而作为“有意欲”的人开始说话，什么地方论证求助于理解，什么地方则求助于感情。必须反对科学讨论和评价性推论之间的混淆，但是“决不反对申明自己的理想”。无信念和科学的“客观性”之间没有任何内在的近似性。这里“价值无涉”的第二个含义，就体现为作为学术杂志的《文库》所具有的学术共同体的性质，它不是从事反对政治或者社会政策派别的论争场所，也不是招徕赞成或反对政治理想或社会政策派别的场所[7]，而是一个“学术”的公共领域。韦伯如此描述道：
杂志的特性一开始就在于，并且只要它听凭于编者们今后就也应当在于，尖锐的政治对手都可以在杂志中为了科学工作而和平共处。它迄今为止不是“社会主义的”刊物，今后也不会是“资产阶级的”刊物。它不会把愿意置身于科学讨论基地之上的人排除在作者的范围之外。它不能是一个“回应”、辩驳、再辩驳的游戏场地，但它也不袒护任何人，无论是它的作者还是他的编者，都应在其栏目中经受可想见的最严厉的客观而又科学的批判。不能忍受这一点的人，或者不愿与那些和自己理想不同的人在科学认识领域合作的人的，都可以不参加它。[8]
但是，韦伯也承认，无偏见地与政治上的敌对者同处于一个中立的学术场所，在当时的德国并不容易，对那种“作为党派狂热的局限性和不发达的政治文化的标志，应予以无条件的反对。”在这个意义上，“价值无涉”反对的是学术的泛政治化倾向，因为这必然严重伤害学术的“科学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个杂志不能有自己的“特性”，因为《文库》要探讨的问题与最高的、起决定作用的价值观念密切相关，因而成为它的最稳定的作者的人，“恰恰因此又成为一种受到那些价值观念相同的或者类似的影响的文化观的代表。”这些作者的观点各有不同，但是“他们都把保护劳动群众的身体健康以及尽可能增加劳动群众对我们文化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分享作为目标，但把国家对物质利益领域的干预与现存政治秩序和法律秩序的自由发展相结合作为手段。”[9]这些人无论对未来的社会秩序持什么样的观点，就当代而言却肯定“资本主义”的发展，这并不是因为它与更早的社会制度相比是更好的形式，而是因为它在实践上已经是不可避免，这是学术面对现实政治的态度。
《文库》主要关心的是社会经济问题。作为社会经济现象的事件，它的性质并不是自身“客观”地具有的，而是以人们认识的“兴趣”倾向为条件的。“一个现象只是就我们的兴趣专注于它对于为生存而进行的物质斗争所具有的意义而言，或者说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获得一个‘经济’现象的性质。”杂志的任务就是：研究人类共同生活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普遍文化意义及其历史上的组织形式。
不是“事实”的“实在”联系，而是问题的思想联系，构成了各门科学的工作领域的基础：在用新的方法探索一个新的问题并由此发现开辟新的重要观点的真理的地方，就会出现一门新的“科学”。[10]
不同与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更不同于形形的文化决定论，——韦伯决不是一个文化决定论者，他强调的是经济与文化互相制约的关系。韦伯认为：按照经济上的受制约性和影响范围的特殊观点来对社会现象和文化事件进行分析，依然是一个具有创造性成果的科学原则。但是，这恰恰需要区别以下两种倾向：人们要么把历史现实中不能从经济动机演绎出来的一切都当作在科学上毫无意义的“偶然性”，或者“剩余物”，要么把经济事务的概念扩展到不可知的领域，以致所有以某种方式与外在手段相结合的人类利益都被纳入到那个概念之中。[11]这正是韦伯竭力反对的以经济学价值来主宰社会价值和社会科学判断的方式，这也是韦伯提出“价值无涉”所具有的现实与历史的针对性。
（二）经验事实、文化价值与学术伦理
在韦伯看来，社会科学作为一门现实的科学，是要理解我们被置入其中的、包围着我们的现实特性，即它的文化意义：它为什么在历史上是这个样子。而“有限的人类精神对无限的现实的思维认识就建立在这一隐匿的前提条件上，即每次都只有现实的一个有限部分构成科学理解的对象，只有它才在‘值得认识’的意义上是‘根本’的。”[12]韦伯明确指出，经验事实只有在与文化价值的关联中，才是研究者接近“实在”的途径。社会科学不是建立合目的性的规律性，而是建立“个别”与“价值”之间的因果联系。规律所适用的现实是个别的，而个体并不能从规律中演绎出来。清晰概念的存在以及假定的规律，仅仅是认识现实的前提和手段，而真正的有意义的分析和整体性描述，却是崭新的和“独立”的。一个文化现象形成的意义，以及形成这种意义的理由，都无法从任何规律性概念和体系出发去推导、论证或阐明，因为它们是以文化现象与价值理念的关系为前提条件的，文化概念就是价值概念。个体性的现实之所以对我们有意义，是因为它表现出对于我们来说与价值理念的联系因而重要的关系，仅仅是因为这一点，它的个体性的特性才是值得我们认识的。也就是说，价值理念是确认研究对象的前提，却不是结论，因为：
重要的东西自身当然不与任何规律自身相等同，而且规律越是普遍有效，就越是不与它自身相同。因为一个现实的成分对我们来说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当然恰恰不在于它与极其众多的其他成分所分享的那些关系。把现实与赋予其重要性的价值理念联系起来，以及根据其文化的重要性的观点突出和整理由此渲染而出的现实成分，与根据规律对现实进行分析和在一般概念中对它进行整理相比，是一个异质的、不同类的观点。思维整理现实的两种方式相互之间没有任何必然的逻辑关系。在个别的情况下，它们能够相互一致，但是，如果这种偶尔的一致掩盖了它们原则上的分歧的话，就会导致极具灾难性的后果。[13]
这些对于经济学来说，并不例外，事实上韦伯更多地正是针对它而来的。正因此，韦伯对于“规律”崇拜，特别是对经济学的“市场”规律崇拜所具有的灾难性后果的警告，是特别值得今天的中国学界汲取的。我们也可以从中明确地看到，韦伯的立场是欧洲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是一个所谓的“西方中心主义”者；而是相反，他一再告诫的正是对“普世价值”的警惕。对于韦伯这至关重要的核心观点，我们理解得并不充分，而这却正是韦伯强调“价值无涉”的主要出发点。
韦伯特别针对货币交换经济指出：对交换的普遍本质和市场交往的“技术”性研究是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但是这只是前期工作，它不能回答交换如何历史地获得它今日的基本意义，历史事实需要在文化意义里得到澄清，正是货币经济的文化意义，——因为它，我们才会对交往技术感兴趣。“只有在无限多样的现象中仅有一个有限的部分是有意义的这一前提条件下，认识个体性的现象的思想才在逻辑上是有意义的。”[14]对具体的现实进行详尽无遗的因果推演不仅在实践上是不可能的，而且在理论上也是荒谬的。在涉及“个体性”的地方，“因果问题并不是一个规律的问题，而是具体的因果联系的问题，不是什么公式把现象当作样本加以归类的问题：它是一个归属的问题。……一个‘历史个体’——的因果说明得到考虑，对因果规律的认识就不可能是研究的目的，而只能是研究的手段”。韦伯再三强调，规律越普遍，就越抽象，它们对在因果上归属个体性现象的贡献就越少，从而间接地对理解文化事件的意义也就越小。就历史现象来说，最普遍的规律由于是内容最空洞的，通常也是最没有价值的。一个类概念的有效性越广泛，就越使得我们离开现实的丰富性，因为它为了包含近可能多的共性现象，就必须是尽可能地抽象，而共相的认识对于历史研究而言并没有价值。因此，把经验还原为“普遍”或者“客观”，对于社会科学工作并没有意义。这并不是说“规律”不存在，而是因为对社会规律的认识并不等同对社会现实的认识，仅仅是我们的思维为了这一目的所使用的各种辅助手段。文化只是个别，是由其文化所采用的价值理念决定的，而任何“规律”都无法揭示这些价值理念的不同。“‘文化’是从世界进程无意义的无限性产生的一个从人的观点出发用意义和重要性来思考的有限断面”[15]。以下韦伯的这一段话特别值得关注：
任何文化科学的先验前提都不是我们认为某一种或者任何一种文化有价值，而是我们就是文化人，赋有自觉地对世界表示态度并赋予它一种意义的能力和意志。无论这种意义是什么东西，它都将导致我们在生活中从它出发来判断人类共同存在的某些现象，把它们视为重要的（积极的或者消极的）而表明态度。
对世界表明态度并赋予其意义的能力与意志，这其实正是学术伦理存在的基础。韦伯对以色列先知的描述中，着重的正是他们为文化和宗教共同体建构意义的“天职”。[16]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的是韦伯世界中知识分子的学术伦理与先知的宗教伦理的叠印。正是在这个基础上，韦伯强调学者的“个人”因素对于学术研究的重要性。因为没有什么观点是从材料里自然得出的，所谓让事实自己说话，不是自欺，就是欺人。真正具有意义的是作为“个人”的学者“灵魂之镜”，只有这样的镜子才能折射出现实与文化的价值和涵义：
在随时随地自觉或不自觉地对事物的个别特殊方面所做的这种选择中，起支配作用的是科学工作那种作为时有所闻的主张——一项科学工作的“个人因素”才是其真正有价值的因素；此外，任何工作如果存在是有价值的，就必须表现出“个性”——之基础的因素。毋庸置疑，如果没有研究者的价值理念，就不会有选择材料的原则，就不会有对个体性现实的有意义认识，就像如果没有研究者对某些文化内容之意义的信念，认识个体性的现实方面的任何工作都是绝对没有意义的一样，他的个人观念的倾向，他的灵魂之镜中的价值反射，规定着他的工作的方向。而科学的天才把自己研究的对象与之联系起来的那些价值，却能够规定整个时代的“观点”，即是决定性的：不仅对于现象中被视为“有价值”的东西而言，而且对于现象中被视为有意义的或者无意义的、“重要的”或者“不重要的”东西而言都是如此。[17]
韦伯这里清理的正是知识分子在当代确立学术伦理价值的基础，知识分子的内在志向即对学术为世界建构意义的确认和信念，这是推动文明本身和文化本身发展的动力。至此，我们可以明白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核心所在，那就是在一个诸神的时代里，社会科学不是寻求普遍而终极的规律或目的，而是认识、确立和创建文化的价值意义，这才是学术和知识分子确立安身立命的伦理基石。因为对人类文明寻求价值意义的确信，内在于文明自身，也内在于任何时代的知识共同体和民族共同体之中，它们正是知识分子应该予以承接的“天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知识分子的“天命”是一种伦理的诫命，是外在使命和内在志向的结合。
（三）“理想类型”与社会科学的“客观性”
——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
这里，韦伯是以对“国民经济学”的“自然主义一元论”为批评对象，展开其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具体讨论。
国民经济学开始的时候是一种讨论国民“财富”增长的“技术”性现象，但是它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技术的，因为它被纳入到18世纪自然法的、理性主义的世界观的巨大统一体中。自然科学的方法：用根据规律性联系对经验事实做出一般的抽象和分析，以一种形而上学的有效性和具有数学形式的概念体系，达到对现实的一种纯“客观”的，摆脱一切价值的，同时也是绝对理性的，也就是摆脱一切个体性的“偶然性”的一元论认识。在这样的科学思维的模式中，除了发现事物的“规律”外，科学工作的其他意义都是不可想象的。只有“合规律”性才是科学本质性的东西，“个体性”的事件只有作为“典型”，即作为规律的解说才有意义，而这些事件本身则并不是“科学的”兴趣。因此，在历史领域，抽象的理论方法和经验的历史方法处于对立之中。抽象的经济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关于经济组织、自由竞争和严格的理性行为在商品市场上发生的各种事件的理想画卷。“这一理想画卷把历史生活的某些联系和事件统一成为设想出来的联系得天衣无缝的体系。在内容上，构思具有一个通过思想上提高现实的某些要素而获得自在乌托邦的性质。它与生活的经验给定事实的关系仅仅在于，在那种构思中被抽象地描述的那类联系，从而也就依赖于‘市场’的事件，在现实中被发现或者被猜测为在某种程度上起作用的地方，我们都能够利用一个理想典型（idealtypus）实际地说明和解释这种联系的特性。”[18]
但是“理想典型”（国内更多翻译为“理想类型”，下文采用这种译法）的概念是为了归属判断，它不是假设，也不是对现实的描述，它是历史给定的现代交换经济社会组织的“理念”。韦伯指出西方经济学中的“市场”与作为发生学概念上西方中世纪的“城市经济”理念，这两者是根据“完全相同的逻辑原则展开的”。而“城市经济”概念也并不是所有被考察的城市中实际存在的经济原则的“平均值”，而是单方面提高一个或者一些观点，把散乱的个别的现象综合成一个自身统一的理想画卷而获得的。就此而言，即“理想类型”是从经验事实中选取不同的元素加以逻辑整理而言，它的确具有“客观性”，这正是“价值无涉”的第三个含义，即“理想类型”作为一种逻辑的分析工具本身是“价值无涉”的。但另一方面，“就其概念上的纯粹性而言，这一理想画卷不能经验地在现实中的任何地方发现，它是一个乌托邦。而对于历史工作来说就产生了一个任务，即在任何具体场合都要确认现实离那个理想画卷有多近或者多远，某个城市的关系的经济特性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在概念的意义是哪个被说成是‘城市经济的’”。[19]因此，理想类型并不是对“客观”现实的无条件的“反映”，而是“整理”。因此，韦伯强烈地反对把理想类型的概念图像当成是历史现实的“真正”内容，当成“本质”。理想类型绝不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强盗普罗克拉斯特之床，历史不应该在此被削足适履，也不应该被当成是历史中起作用的“实在”力量，——韦伯强调特别需要警惕后一种危险。对于中国的经济学来说，西方的以中世纪“城市经济”为模式发展出来的经济学“原理”，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解释中国和解决中国的城乡问题呢？这值得今天更深刻地追问和反思。
韦伯告诉我们的恰恰是：没有建立概念与具体的历史语境的联系，就简单套用西方的诸如“市场”这样的经济学概念来横扫一切是极其危险的，因为正是这样的做法违背了“价值无涉”的社会科学方法，违背了现实的“客观性”原则。这对于我们今天形形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来说，应该是当头棒喝。韦伯明确地指出，经济学理论是一种“教理学”，它特别假定纯粹经济利益的支配作用，而排除行为的政治取向和其他非经济取向的影响，因此它只能是一种“理想类型”，而绝不是历史的“自然”发展，更不能成为“应当”如此的普世道路：
那种在此意义上“无国家”、“无道德”、“个人主义的”纯粹理论，作为方法上的辅助手段是并且总是必不可少的，而极端的自由贸易学派则把它理解为“自然的”，即未被人愚蠢的歪曲的现实的一种详尽无遗的写照，并进一步据此把它理解为一种“应当”，理解为一个在价值领域有效的理想，而不是理解为一个可以用来经验地研究存在的理想典型。[20]
所以，“理想类型”的功能，不是作为目的，而是作为社会科学的“手段”来发挥作用的，因为社会科学必须借助通常只有在“理想类型”中才能清楚明白的规定概念来工作。其工作原理在于归纳、衡量与对比，是以确立概念的“界限”为前提的，这正是一种专业主义的训练：
它是一种理想画卷，但并不是历史现实，也根本不是“真正的”现实，它也根本不适宜于把现实作为样本归入其中的图式，而是指具有纯理想的界限概念的意义。为了廓清现实的经验内容的某些重要的成分，人们借助这一概念对现实作出衡量。把它与现实作出对比。这样的概念是思想的产物，我们借助它们，通过运用客观可能性的范畴，来构思各种联系，我们依据现实定向的、受过训练的想象力对它们作出判断，认为它们是适合的。[21]
但是混淆总是很容易产生，历史相对主义者总是让理想类型意义上的“理念”生成为理想意义上的“理念”需求，让其变成价值判断。因此，科学自我监控的基本义务和避免受骗的唯一手段，就是严格区分这两种方式。以比较的方式把现实与逻辑意义上的理想类型联系起来，与从理想出发对现实做出评价性判断，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方法。这正是韦伯强调作为方法论的理想类型是“价值无涉”的，即不能用它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因为理想类型“是某种对评价性的判断完全不感兴趣的东西，除了纯逻辑的完善之外，它与其他任何一种完善都毫不相干。”[22]也就是说，在韦伯的理论中，理想类型其实是一种逻辑工具，并不具有价值判断的意义，这才是“价值无涉”最核心的意义，否则，就会有沦为自然主义或道德主义“目的论”的极大危险。
韦伯更进一步指出：虽然“理想类型”在形成过程中要排除“偶然性”的东西，但是其本身仍然是“个体性”的，不是平均值的典型。因为理想类型的概念形成的目的，“就是在任何地方都使人清晰地意识到的，它不是合乎类的东西，而恰恰相反，是文化现象的特性”[23]，是文化个体性的表达，因此“理想类型”绝不是普遍“规律”的体现，而是有着明确的使用界限的。至此，我们已经可以理解，韦伯对“价值无涉”的强调，其批判的对象正是用“理想类型”来代替价值评判，这样一种会在现实中带来极大危险的思想混乱，其主要代表正是西方经济学。
针对自然主义的历史观，即社会科学的目的必须是将现实还原为“规律”，韦伯的批评正是针对其把“理想类型”与现实相互混淆的危险。韦伯告诫道，必须清醒地意识到“理想类型的发展状况和历史是两件必须有效区分开来的事情，构思在这里仅仅是有计划地将一个历史事件有效地归属于根据我们认识的现状而可能的原因范围中的现实原因的手段。”[24]正是在这里，韦伯对马克思，——这位他所尊敬的也是最主要的理论对手作了这样的评价：所有的“规律”和历史发展的构思，在理论上都具有“理想类型”的特征，“凡是使用过的概念的人都知道，如果把现实与这些理想典型进行比较，它们就具有巨大的，甚至是独一无二的启迪意义；同样，一旦把它们设想为经验有效的，或者甚至设想为实在的（事实上也就是形而上学的）的‘作用力’、‘趋势’等等，它们就具有危险性。”[25]这一评价值得重视，也值得今天作为一个重要视角来重新理解在中国的命运。
韦伯充分肯定“理想类型”的逻辑作用，但是他强调所有“理想类型”的构思都具有暂时性，“文化科学工作的结果就是不断改造我们力图把握现实所用的那些概念的过程。因此，关于社会生活的各门科学的历史就是并且依然是借助概念的过程。因此，关于社会生活的各门科学的历史就是并且依然是借助概念的形成而尝试在思想上整理现实，由于科学视野的扩展和更移而废除已经获得的思想图像，以及在如此改变了的基础上形成新概念之间的不断变换。”[26]这是因为，概念的形成取决于问题的提出，而问题的提出是随着文化自身的内容发生变化的，概念与被概念化的东西之间包含着一种综合的暂时性。因此，概念的价值正在于它们揭示了作为其基础的观念意义的有效性界限，而不是目标。“理想类型”之意义正在于它的暂时性，和无可避免的被超越性，是手段和工具，服务于建立价值联系的目的，因此决不能混同于具体的实在，后者才是第一性的目的。概念的目的被假定为对“客观”现实的观念的“反映”，这可以追溯到康德的现代认识论，这里的概念与历史工作之间的关系被头足倒置了。而社会科学的伟大进步正是与实际的文化问题的变更密切相关的，并采取了对概念的形成进行批判的反思形式。韦伯宣布，《文库》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为这种批判与进一步的综合服务：
一切经验知识的客观有效性，都是并且仅仅是按照范畴整理给定的现实，而这些范畴在特殊的意义上是主观的，即表现我们认识的先决条件的，受到唯有经验知识才能给予我们的那些真理的价值的前提条件的制约。[27]
社会科学的“客观性”正在于此，即它来自于对经验现实的逻辑综合和整理，也因此具有明确的使用边界，因此不能据此作为“本质”或者“规律”证明特定的经验事实，也不能因此取得判断现实的价值特权，因为价值尺度只能来自于特定的文化自身。社会科学的任务并不是不断去追逐新的观点和概念，而是相反，对于具体历史联系的文化意义的认识，才是所有的概念和概念批判为之服务的终极目的。“材料专业户”和“意义专业户”都不能把已知的事实与已知的观点结合起来，从而创造出新的东西。
在韦伯看来，价值意义是“理想类型”获得逻辑意义的前提，否认作为特定的文化产物的价值真理性，就没有社会科学，就只剩下用普遍的概念与判断去取代科学。一旦社会科学把它的方法论原则建立在把加工材料看成目的本身，而不是自觉地根据最终的价值观念来检查和反思个别材料的认识价值，不能意识到认识价值是植根于具体的实际的文化作为最终价值，道路就会迷失，这时，就需要从文化的价值意义上进行范式突破。这时，
未加反思地使用的观点的意义变得不可靠，道路迷失在黄昏中。重大的文化问题的光芒依然存在。于是，科学就武装起来，改变自己的立足点和概念体系，从思想的高度俯视事情之流。[28]
推动社会科学发展的动力，不是科学的内在逻辑，而是一个特定社会的文化价值的重大问题。我们需要在这个意义上理解韦伯这句似乎骇世惊俗的话：政治经济学是政治的仆人！因为，作为现实的、具体的德国的文化价值才是真正的政治性问题，学术的目的正在于是否能够落实于具体的文化语境中，——它既是社会科学问题意识的来源，也是作为学术研究的社会科学最后的旨归。只有在这里，在责任伦理高于信念伦理的情况下，两种伦理才可以寻求互相支持的契合点，我们也需要从今天中国的历史语境中重新确立和理解韦伯的意义。
最后，让我们再来读一点读韦伯自己的论述：
我们最终必须竭尽全力反对的是一种并不少见的观念，它认为通过权衡各种彼此对立的价值判断和他们之间的“政治家式的”折衷，就可以踏上通往科学“客观性”的大道。“中间路线”不仅恰好与“最极端”的价值判断一样，不能以经验学科的方法得到科学的证明，而且，在价值判断的范围内，它正是在“规范的”意义上最晦暧不清。它不属于讲坛，——而是属于政治纲领，官僚机构和议会。科学，无论是规范的还是经验的，都能为政治活动家和对立的党派提供无可估量的帮助。它告诉他们，（1），对于这个世纪问题，某些不同的“最终”立场是可以考虑的；——（2）在你就这些立场作出抉择时，存在着这样那样你必须考虑的事实。[29]
韦伯指明的是，真正的有责任的“政治”行为应该建立在学术的“科学性”的基础上，即有价值的政治行为必然充分估计三个方面：1，不可避免的手段；2，不可避免的附带后果；3，由此制约的在其实践结果中众多可能的评价相互之间的竞争，这正是经验科学以自己的手段能够揭示的东西。[30]只有在此基础之上的“政治”行为才可以与现实中党派利益纷争的政治活动划清界限。社会科学的“客观性”绝非折中的中间路线，因为妥协和折中并不是以价值的澄明为前提的，因此需要反对各种“伪”客观性（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各种伪“政治”性，即建立在党派利益纷争基础上的“政治”）：
认为从要求经验地讨论“价值无涉”的立场出发，价值判断的讨论就是无结果和毫无意义的观点，是与我们完全不相干的，因为关于价值判断意义的认识恰是所有这类讨论的前提。这种讨论的先决条件是理解各种原则上不可逾越的和大相径庭的最终价值判断的可能性。然而，“理解一切”并不意味着“原谅一切”，单是对他人观点本身的理解也不导致同意它们。另一方面，这至少可以使人同样容易并且通常极其可能认识到妨碍人们达成一致的原因和问题。但是，这种认识恰恰是真理性的认识，而“价值判断讨论”正好有助于这中认识。[31]
至此，韦伯对于社会科学的“客观性”和“价值无涉”的思想已经清楚了。这里试从以上三个互相关联的层面上做一个分梳和归纳：
首先，韦伯所说的“价值无涉”是社会科学的历史观，它反对把历史纳入任何道德主义或自然主义的目的论体系中,因此，它本身不属于也反对任何“宏大叙事”。其方法论上的体现是划清“理想类型”的有效性边界，不能把“理想类型”或者任何概念性的逻辑思维的产物上升为价值判断。任何意义上的“理想类型”作为对经验事实的逻辑整理，都不是对现实的“反映”，而是归纳和总结，归根结底是“个体性”的，因此不能把“个别”上升为“普遍”的规律，并成为“应当”如此的历史力量。因此，韦伯反对从历史的“发展趋势”中引申出对实践的评价，因为这意味着把“变迁”视为目的论的，并成为对现实政策毫无反思的美化：
无论如何，我们都无法看出，为什么经验科学的代言人应当感到有必要支持这种做法，使自己成为某个时候的“发展趋势”的喝彩者，使对这些“发展趋势”的“适应”从一个终极的、只能由具体的人在具体场合解决的、因而也只能取决于具体的人的良知的评价问题变成一个据说由一门“科学”的权威庇护的原则。[32]
第二，韦伯所说的“价值无涉”指的是建构学术公共领域的原则，即不同的立场和观点都具有平等准入的地位与权利，而且在这个意义上接受最严格的反思与批判。知识共同体不能以某种预设的绝对价值作为规范，或者以“普世价值”来压抑和取消歧见，这是作为经验科学的社会科学能够生产“有效”知识的前提。但是，作为个体的学者，却正是以自己的立场，以及以此立场出发的知识建构进入学术公共领域，“正是‘个人’的最内在的因素，规定我们的行动、赋予我们的生活以意义的最高的和最终的价值判断，才是某种我们感到有‘客观’价值的东西。”[33]这个意义上，韦伯的“价值无涉”决不是取消价值立场，而是相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必须接受自己以及对手的反思和挑战，方有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的发展。
第三，韦伯所说的“价值无涉”指的是在学术共同体内部建立理解的方法。在各种不同的、甚至歧见严重的观点之间，“价值无涉”要求的是对他者观点的理解，它建立在以经验的方式，从概念的逻辑意义上，去考察他人的行为和动机，以发现真正的不同的立场，这是一切有意义的学术辩论的前提。这样的以建立理解为前提的“价值无涉”的工具性，是学术对话和论辩的基础。它可以使人从逻辑和事实的角度认识到妨碍达成一致的原因和问题：
人们可以是不一致的，以及为什么不一致，在什么地方不一致。恰恰这种认识是一种真理认识，而且“价值讨论”也就是为它服务的。与此相反，人们以这种方法肯定不能获得——因为它在一个截然相反的方向上——的东西，是某种规范的伦理学，或者就是某种“律令”的约束力。[34]
这才是为什么“价值无涉”需要发挥作用的地方，也正是社会科学“客观性”的体现。
但是，遗憾的是，在过去的韦伯研究中，我们恰恰是在很大程度上是把韦伯极力批评和反对的方法强加给韦伯自己了，对“理想类型”盲目而混乱的运用就是最鲜明的例证。
[注释]
[1]关于此一问题的争论，可参见罗卫东：《社会科学从业人员的理性回归：重返韦伯》，载《浙江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冯钢：《“客观性”、“理想类型”与“伪道德中立”——评罗卫东的“重返韦伯”》，载《浙江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其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看待经济学与道德的关系。本文在此的讨论，与上述两位作者的观点都有重大不同。另，赵汀阳提出的“无立场”分析方法以及相关讨论也包含了这样的意愿。
[2]限于篇幅，此处发表的文稿属于笔者《学术与政治：重读韦伯》长文的第三部分，前两部分是： 一 ，“先知”与知识分子——学术的伦理与天职；二，何为政治？——政治的伦理及其悖论；待发。
[3]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4页。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另一中译本是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出版，译者韩水法、莫茜。本文中的引用参照这两个译本，具体见注释。
[4]同上，第4页。
[5]同上，第6页。
[6]同上，第6页。
[7]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中的“客观性”》，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0-11页。
[8]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9页。
[9]同上，第10页。
[10]同上，第14-15页。
[11]同上，第16页。
[12]同上，第18页。
[13]同上，第21-22页。
[14]同上，第22页。
[15]同上，第24页。
[16]此部分的详述见本人《学术与政治：重读韦伯》长文的第一部分，即 一 ，“先知”与知识分子——学术的伦理与天职，待发表。
[17]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5-26页。
[18]同上，第31-32页。
[19]同上，第32页。
[20]韦伯：《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价值阙如”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46页。
[21]同上，第34页。
[22]同上，第28-29页。
[23]同上，第40页。
[24]同上，第41页。
[25]同上，第42页。
[26]同上，第43页。
[27]同上，第47页。
[28]同上，第49页。
[29]韦伯：《社会科学和经济科学“价值无涉”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45页。
[30]韦伯：《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价值阙如”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4页。
[31]韦伯：《社会科学和经济科学“价值无涉”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49页。
[32]韦伯：《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价值阙如”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9页。
[33]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中的“客观性”》，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6页。
[34]韦伯：《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价值阙如”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0页。
[35]见hanno hardt：social theories of the press: early german & american perspectives，pp174-182, london：sage publications, 1979. 感谢南洋理工大学郭振羽教授和耶鲁大学博士生王颖曜同学提供线索和材料。该书在2002年再版，补充了卡尔•马克思论新闻自由的章节。
[36]玛丽安妮•韦伯：《马克斯•韦伯传》，阎克文、王利平、姚中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81页。
[37]同上，第182页。但是在玛丽安妮的《马克思•韦伯传》中，并没有直接提到这个原因，而是更多地提及同行和董事会对该项目和社会学学会的影响和干扰。见玛丽安妮•韦伯：《马克斯•韦伯传》，阎克文、王利平、姚中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78-481页。
[38]同上，第488页。
[39]同上，第494页。
[40]同上，第496页。
[41]同上，第507-508页。
[42]玛丽安妮•韦伯：《马克斯•韦伯传》，阎克文、王利平、姚中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86页。
[43]马克斯•韦伯：《以政治为业》，见《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77-81页。
科学观与科学方法论范文2
【关键词】初中数学 函数 教学方法
函数是十分抽象的一部分数学知识，单靠理解是很难学懂相关知识的。尤其是对于刚刚接触函数的初中生而言，抽象的函数知识势必会迅速减弱其学习热情，进而导致学习成效下降。
一、强化学生对函数的认识
函数是数学知识网络系统中不可缺少的重要构建部分，也是推动学生全面学习进步的必要基础知识。所以，在初中数学课堂中，想要提升函数的教学效果，应当首先强化学生对函数的认识。
强化学生对函数的认识，应该从函数的含义和本质入手，可以通过一系列生活中的实际例子对其进行深入剖析，使学生对函数形成直观的理解认识。不仅如此，还可以通过一系列多媒体教学式手段将函数进行具象化，使学生能够清晰地认识到函数关系得变化情况，对函数能够形成一个基础、全面的把握，为函数进一步学习打下基础。
二、加强课堂教学中的引导
引导在课堂教学中是十分必要的，对于一部分知识，由教师直接讲解和通过教师引导学生自己理解的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教师引导学生自己理解知识的效果要远远好于传统课堂讲解，这就要求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要加强对学生的引导。函数是表达变量关系的式子，一个变量的变化会引起另一个变量发生变化，两个变量之间的互相关系就具体表现成了函数关系式。
例如，圆的面积S=πr2，其中π是一个定值，那么圆面积公式从实质上来说就是一个关于半径r的函数，r是自变量，S是因变量。所以教师在进行课堂教学时，就可以通过这些常用的数学公式，对学生进行引导，让学生清楚认识到函数的本质，进而可以触类旁通，对函数形成较为全面的认识。函数在表面看来是一个静止的式子，但是其内在确实运动并且联系的，在课堂教学过程中，通过引导教学，让学生深入函数的本质，了解其变化规律及基本理念，掌握函数的学习方法。
三、加强数形结合教学
函数是极其抽象的数学知识，需要和函数图形进行结合，才能弱化其抽象性，使学生能够更加直观地对函数形成认识了解。在初中数学中，通过图形进行函数教学具有十分明显的效果。这是因为初中数学中的函数知识还比较简单，图形也不复杂，可以通过图形对函数进行全面反映。比如最简单的函数关系：y=x。部分刚接触函数的学生可能在一时之间还不能理解y=x到底代表什么意思，如果带入实际数字就是1=1，2=2・・・・・・等，学生无法理解也很正常。但是，只要画出这个函数的具体图形，学生就能很直观的理解y=x就是一条过原点的四十五度直线。由此可见，结合图形进行函数教学，可以大大降低内容难度，便于学生理解。进行数形结合教学，需要让学生明白函数可以通过平面或空间图形来表示，函数都可以具象为实际图形，但实际图形不一定能抽象为函数。
四、强化课堂教学的互动
函数的抽象性和逻辑性决定了其学习的难度，因此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需要加强和学生的互动交流。传统的数学教学方式仍是照本宣科式教学，教师在讲台上讲解例题挥汗如雨，学生却听得懵懵懂懂不甚理解，这种教学方式太过事倍功半。因此，需要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加强课堂教学的互动，通过强化互动交流提高函数教学成效。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可以提出一些开放性的问题进行课堂讨论，通过课堂讨论增强教学互动。比如，可以提出一个这样的问题：出租车收费规则是什么，请用函数式表达。这是一个很实际的生活问题，可以设收费总额为y，运行里程为x，如果起步价为8元两公里，之后2元每公里，那么收费规则就可以表达成：y=8+2（x-2）=2x+4。通过这样一个实际例子进行互动教学，学生不仅可以对函数学习产生兴趣，更可以对函数形成明确的认识。
五、进行多元化教学
所谓多元化教学，就是通过多种手段展开函数教学，从不同的角度对函数进行阐述。比如函数s=5v，式中s代表路程，v代表汽车时速，整个式子所表达的意义就是五个小时内汽车前进的距离。但是，如果将车速v固定为70，路程s就又可以表达为s=70h，h代表时间，式子表达的意义就是汽车以70的时速行进h小时的路程。由此可见，对于同一因变量s，自变量的不同，其表达式不同，代表的含义也不同。所以，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展开多元化教学，让学生可以对函数进行立体全方位地透视理解，从而对函数的本质意义形成深层次的认知，提升教学效果。
结束语：
初中函数虽然只是函数的入门，但是对初中生而言，还是颇具学习难度。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加强引导、加强互动、进行数形结合以及多元化的教学，从多个角度剖析函数的本质意义，实现抽象和具象和结合转化，使学生能够迅速全面地对函数形成认识，强化课堂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科学观与科学方法论范文3
关键词：项目教学法；“互动-实做式”教学法；角色模拟教学法；现场教学法
高职教育是培养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的高等技术应用型人才，要求课程的教学方法从传统的“以教为主”转变为“以学为主”，从机械地“填鸭式”转变为灵活地“动手学”，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必须激发起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国际贸易理论》课程是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国际商务专业的核心基础理论课程，它为研究国际贸易现象与问题提供基本的理论和方法支持。那么，在理论性较强的本课程中，如何实施能体现具有高职教育特色的教学方法呢？针对我院学情，本文对该课程的教学方法进行了创新性的探索与研究。
一、项目教学法
项目教学法是学生在教师指导下通过完成一个完整的工作项目而进行学习的新型教学方法，它将传统的学科体系中的知识内容转化为项目，教师围绕着项目组织和开展教学。这种方法最显著的特点是“以项目为主线、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改变了以往“教师讲，学生听”的被动教学模式。
笔者在该课程教学过程中实施了项目教学法，以表格形式予以说明。（表1）
总之，在教学过程中，通过项目教学法的运用，不仅提高了学生的理论水平，而且又在教师有目的地引导下，培养了合作、解决问题等综合能力。当然，教师在此方法的实施过程中，也开阔了视野，提高了专业水平。所以，项目教学法是师生共同完成项目，共同取得进步的教学方法。
二、“互动-实做式”教学法
鉴于本课程理论性较强的特点，同时，也根据我院学生知识基础较差和自学能力较差等情况，笔者运用了“互动-实做式”教学法。即在教学过程中，采用多媒体教学、网络教学与双语教学等多种教学手段，以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作用，使学生由“被动学习”变为“主动学习”，由单纯 “学会”变为“会学”的教学方法。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通过案例教学法、讨论式教学法、学生讲课等方式，来具体实施贯彻此方法，从而达到“互动”学习的目的。
例如，在学到“反倾销”的相关内容时，我会提前安排学生上网浏览近两年我国遭遇国外反倾销调查的典型案例，在上课时，要求学生对这些典型案例进行分析，通过真实的案例来探讨反倾销程序、裁定、反倾销的措施等问题，使学生能够“学着做”和“做中学”。在此基础上，提出下面讨论的题目，即我国屡遭反倾销调查的原因及应对措施。教师可将学生分为若干小组，每一组派代表发言，在讨论中，学生能相互取长补短、共同提高。最后，根据学生讨论的结果，教师进行归纳总结。这样，通过案例分析法和以问题为基础的讨论式教学法的应用，不仅活跃了课堂气氛，加深了学生对知识的理解，更为重要的是，使学生由“被动学习”变为“主动学习”，学生在学中想、学中做，增强了学生分析国际贸易实际问题的能力。
另外，根据教学内容的特点，我们也可适当安排学生自己制作课件并上台讲课，比如，在学到“国际贸易政策的演变”时，因为这些内容在前面的章节中都涉及到，难度较小，所以可以事先给学生布置作业，即制作“国际贸易政策演变过程”的课件，由学生在下次上课时，根据自己制作的课件内容站在讲台上向全班同学讲授，教师只做个别指导。通过这种“互动—实做式”的教学法，不仅能够锻炼学生的胆量，增强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而且也使学生更好地理解了相关的教学内容，真正参与到教学中来。
三、角色模拟教学法
角色模拟教学法是将角色扮演、对话练习和情景教学融为一体的仿真模拟演习教学法，具有仿真性、参与性、互动性等特点，能够让学生在角色演练中体会到某些角色的地位作用，产生身临其位、身临其境的感觉，从而收到较好的教学效果。这种教学方法体现学生是教学的主体，符合“行为导向”、“能力本位”的教学思想。
比如，在学到“世界贸易组织”内容时，我们模仿国际政务进行知识的学习。首先，由教师来设计角色，将本班同学分组，其中一组作为欲加入WTO的国家，并指定几位同学作为该国家的谈判代表，进行申请加入WTO的双边谈判，其余各组同学则分别作为该国家加入WTO谈判小组的不同成员国。通过这种角色模拟，使学生对世界贸易组织的相关知识有了更深的理解，也更好地体会到了中国“入世”的历程。
为保证角色模拟教学法更好地应用，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事先都应做一定的准备性工作，比如老师应准备充分的模拟资料，学生应做好书本知识的预习和对模拟资料的阅读分析等，这样在课堂上才能广开思路，学生积极参与，使角色模拟教学法真正达到效果。
四、现场教学法
现场教学法通常是指教师和学生深入现场，对现场事实进行调查和分析，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或总结出可供借鉴的经验的一种教学方法。这种教学方法符合人类对世界的认知过程，能达到理论联系实际和教学相长的目的，更能体现高职教育的特点。比如，在讲到“通关手续”时，教师可带领学生到当地海关参观，在参观过程中，讲解进出口货物通关的一般程序，特别是检验与征税环节，了解关税征收与通关程序对贸易规模的影响。在学习“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时，教师和学生可调查当地几家进出口公司，看这些公司进出口的产品处于国际上生命周期的哪个阶段，当场总结出这个阶段的特点。同时，要求学生撰写相应的调研或调查报告。通过这种方法的应用，使现场成为课堂，事实成为教材，学生更容易理解和掌握相应的教学内容，而且印象非常深刻，进一步增强了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当然，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综合运用上述多种教学方法，做到优选结合，实现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的目的。我们坚信，只要坚持不懈地去探索与实践，就一定能找到既适合高职教育特色，又能体现《国际贸易理论》课程特点的教学方法。
主要参考文献：
[1]梁嘉慧.关于高职“国际贸易理论”课程教学模式的探讨.科教文汇，2009.36.
[2]石宝生.角色模拟教学法初探.运城学院学报，2007.25.5.
科学观与科学方法论范文4
关键词：直招士官 任职教育 教学方法
直招士官是与军官、士官相区别的军队新兴力量，是新的教学对象，在当前任职教育背景下，培养任职岗位合格人才是教育教学的首要目标。而《航材管理基础理论与方法》课程是理论基础课，对后续课程和培养学员的航空器材管理能力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因此，应结合直招士官学员的特点，结合岗位需求和课程性质，不断改进教学，培养和提高直招士官学员岗位任职能力。
1 直招士官层次《航材管理基础理论与方法》课程简要介绍
1.1 课程的性质和地位 本课程是航空器材管理专业（直招士官层次）的一门专业基础必修课。
本课程是人才培养方案中的主干课程，是航空器材管理专业最重要的基础课程，对学员学习后续课程和培养航材管理能力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
1.2 课程的理念 本课程作为一门专业基础课程，以航材法规为依据，以现代管理理论为基础，以航材工作岗位的实际需要为出发点，坚持现代管理理论与航空器材管理专业结合。学员通过该课程的学习，掌握航空器材管理的基础理论知识，并形成初步的航空器材管理能力。
1.3 课程学时数与授课对象 本课程学时数为30学时，授课对象是航空器材管理专业直招士官层次学员。
2 《航材管理基础理论与方法》课程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2.1 体现直招士官学员的特点不够鲜明 在教学实施过程中发现直招士官学员具有以下特点：学历层次较高，但基础相对薄弱，具备一定职业技能，但专业差异较大。在前期的教学设计中，部分教学内容设置难度比士官中专层次的高，但在教学过程中发现他们的基础相对薄弱，特别是对管理知识知之甚少。虽然部分学员已取得国家颁发的职业资格证书，具备一定的职业技能，但专业差异较大，与航材管理专业相关的较少，导致某些学员较难理解部分专业知识。
2.2 培养岗位任职能力的教学目的不够明确 由于过去实行的是学历教育，突出理论知识的完整性和系统性。而任职教育与学历教育不同，具有明确的岗位指向性，强调岗位任职能力培养的教学目的。从以往教学来看，岗位任职能力培养的教学目的不够明确，教员主要对以往的教学内容稍加调整，而不是完全按岗位所需去安排和组织教学内容，加上直招士官学员不了解部队，使得所学的理论与方法对未来工作岗位的直接指导作用不明显。
2.3 体现教学效果的教学方法相对单一 由于本课程具有理论性较强的特点，而且直招士官学员不了解管理知识，更不了解航空器材专业知识，所以，多数内容以课堂讲授为主，强调教员为中心，学员课堂参与性差、师生互动较少，教员与学员主要是单向沟通，并没有实现教与学双向交流，教学相长。这种单一的教学方法不能有效激发学员的学习积极性，导致教学效果不够理想。因此，必须丰富教学方法，适应任职教育的要求，以提高教学效果。
3 《航材管理基础理论与方法》课程教学改进措施
3.1 充分考虑学员情况 任职教育是以学员为中心的教育。鉴于直招士官学员学历较高但是基础薄弱、具备初级或中级职业技能，但专业差异较大的特点，合理分组，每一组中既有有相关工作经验的学员（如在民航做过机械员的），又有无工作经验的，既有基础较好的又有较差的。这样，在学习本课程教学内容时，基础较扎实的、以往工作经验相近的学员可以帮助小组中其他基础较差的学员，通过他们互相的交流学习，不仅可以加深对理论内容的理解，也可以提高本课程的感性认识。尤其是航材管理方法模块的内容，应充分调动具有民用航空公司工作经验学员的积极性，以便帮助其他的学员尽快掌握和熟悉各种管理方法在航空器材工作中的具体应用。
3.2 突出任职教育的教学目的 任职教育是以岗位任职为指向的教育，是以能力为核心的教育。它以服务部队为宗旨，以部队岗位需求为牵引，在教学模式上强调岗位任职能力的培养，突出学员解决任职岗位领域实际问题能力的提高，使学员成为能够满足部队实际需求的高技能军事人才。因此，任职教育具有突出的岗位指向性。这就要求把培养学员的岗位任职能力作为士官任职教育的主要教学目的，将培训对象任职岗位能力的需要作为改革教学最根本的牵引力量。而航空器材管理专业的直招士官学员毕业后的岗位主要是航材“三员”，即航材保管员、统计员和封存员，因此，该课程的教学目的是使直招士官学员掌握管理的基本原理、理论和基本方法,并运用原理、理论和方法解决航空器材管理过程中的实际问题，具备初步的航空器材管理能力。在教学实施过程中要严格按照航材工作法规规定和要求的岗位职责安排教学内容，与航空器材保管员、统计员和封存员岗位相贴近。
3.3 丰富教学方法并灵活应用 教学方法的核心的作用是为实现教学目标和完成教学任务服务，教学方法选择要以教学目标为依据。本课程既有管理原理与理论内容，也有管理的具体方法，为了让学员既能理解和掌握理论，并学会运用各个管理方法，又能运用管理理论和方法指导日后的航材管理工作，就需要灵活应用各种教学方法。
3.3.1 互动式教学 如，在讲授“现代管理理论”时，由于多数管理理论源于西方国家，因此具有较大的抽象性，针对这一情况，不能单纯讲理论，而是通过让学员之间、教员与学员之间的互动帮助学员理解所学内容，如“你认为在军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管理方式”进行讨论。
3.3.2 启发式教学 做到教员的“教”与学员的“思”相同步，教员的“启”与学员的“问”相一致，增强教学效果，如“你认为如何做好航空器材质量管理”。
3.3.3 案例教学 选取航空器材工作中的典型案例，帮助学员理解教学内容。如“标准化管理”部分中，由于航材保管员工作疏忽，没有按照器材目录正确摆放器材，造成器材无法找到，影响器材及时发付。
参考文献：
[1]周道雷.任职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9：4.
科学观与科学方法论范文5
社会科学方法论作为一种具体的方法论，不同于历史唯物主义这一一般的哲学方法论，它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的基础上形成的，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历史唯物主义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础，它为社会科学方法论提供一般的方法论指导，而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历史唯物主义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具体化。社会科学方法论是联结历史唯物主义和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的中间环节和桥梁，因而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可以取代的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来直接指导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的看法是偏颇的。为了进一步推动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丰富历史唯物主义，很有必要建构社会科学方法论这一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建构社会科学方法论可从以下两个方面人手。
一、积极扬弃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成果
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在100多年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中，产生了大量的积极成果，主要包括以孔德、斯宾塞、迪尔凯姆、韦伯、温奇、吉登斯等为代表的众多社会科学家系统创建的两对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包括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以及对它们所做的种种有益的综合研究。就建构社会科学方法论而言，后一种研究的积极成果意义更大，因为社会科学方法论就是一种综合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而在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史上，韦伯、温奇、吉登斯等社会科学家试图将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综合起来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则是建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直接的理论前提。
吉登斯在《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一种对解释社会学的建设性批判》中，立足于解释学立场也尝试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以及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来开展社会学研究。吉登斯同意温奇对韦伯的质疑，即认为韦伯“错误地假定人类行为的解释可以采取一种逻辑上与自然科学特征相同的因果关系形式（如果不是在内容上）”，并进一步以他称之为“能动者因果关系”的理论探讨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
吉登斯又通过建构“结构二重性”理论来综合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吉登斯在《社会的构成》中认为，“结构二重性”（dualityofstructure）指的是“�Y构同时作为自身反复组织起来的行为的中介与结果；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并不外在于行为，而是反复不断地卷入行为的生产与再生产。”因而“在结构二重性观点看来，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对于它们反复组织起来的实践来说，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结果。
总体而言，他们的努力都加深了人们对于人文科学的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论之间关系的理解以及综合它们的基础的理解。这无疑为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建构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前提。
二、基于唯物史观融合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
一般说来，有什么样的世界观或哲学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世界观或哲学观和方法论是一致的。人们对于社会所形成的理论化、系统化的观点就是所谓的社会哲学，以这一社会哲学指导去观察、研究、分析和处理各种社会现象就是所谓研究社会的方法论，即社会科学方法论。因此，社会科学方法论是以社会哲学为基础的。
传统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主要包括两对相互对立的科学方法论，即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与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它们分别以两对对立的社会哲学为基础。
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以“社会独特论”和“社会类似论”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社会独特论”认为社会虽然是自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但社会一旦产生就具有其自身的独特性，从而与自然区别开来。社会的独特性在于，它是一种人文或文化现象，是人的主观活动的结果。因此，在“社会独特论”看来，既然社会是一种不同于自然现象的独特的人文或文化现象。那么不应照搬在研究自然现象时十分有效的自然科学方法（实证的方法），而应运用人文科学方法（理解的方法）来研究这种独特的社会现象。“社会类似论”认为社会是自然长期发展的产物，又是自然的～部分，社会是一种“类自然现象”，具有类似于自然的客观特点和规律。因此，在“社会类似论”看来，既然社会是一种与自然相类似的现象，那么在研究自然现象时十分有效的自然科学方法（即实证的方法）对于研究社会现象也应是十分有效的。
科学观与科学方法论范文6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论；学习动力；当代大学生
所谓科学方法论就是“关于科学的一般研究方法的理论，探索方法的一般结构，阐述它们的发展趋势和方向，以及科学研究中各种方法的相互关系问题”。简单来说即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本文笔者以培养大学生学习动力为研究目的，力求从马克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角度，寻找到提高大学生学习动力，建立长效动力机制的具体措施。
一、当代大学生学习动力的现状分析
为了从社会科学方法论中探索培养当代大学生学习动力的有效途径与措施，笔者查阅了大量以往学者的研究成果，并在校园内开展了定点访谈。通过资料搜索和访谈记录的整理，笔者总结出当代高校大学生学习动力不足的若干表现，具体情况如下：
（一）缺乏学习兴趣。学习兴趣是学习动力形成的决定性因素，但是现在很多大学生，特别是刚刚经历高考的大一新生，从强大学习压力解放出来后，一时间很难找到新的方向，培养自己对学习的兴趣。很多人在专业选择上受到客观因素影响，例如父母压力、就业率高低、被动调剂等，因此对于本专业也并没有太大兴趣。这就造成了学习动力的严重不足和学习成绩的直线下降。
（二）没有学习规划。学习目标明确，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就会一直严格要求自己，即便遇到阻碍，也能坚定自己的信念，朝着未来勇往直前。但是，现在高校中大学生们普遍存在学习没有规划，面对困难退缩不前等影响学习动力提高的情况。
（三）学习动力持续时间较短。学习是一件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只有持之以恒坚持到底，才有可能实现能力上的飞跃。但是根据笔者的调查发现，如今大学生都懂得学习的重要性，也有过远大的理想或抱负，但是随时间的推移，学习动力逐渐削弱、学习热情减退，最终理想抱负成了一句空话。这种学习动力在持续时间上呈现出的短暂性，更是需要我们高校在教育全面改革中充分利用科学方法论的相关内容，找出与之相适应的解决方案。
二、社会科学方法论与当代大学生学习动力的关系
社会科学方法论是人们从事一切实践活动的理论基础与方法依据，是我们正确认识与改造世界的坚实后盾。因此对当代大学生学习动力的培养，自然也离不开科学方法论的指导。若想利用科学方法论探索出提高大学生学习动力的具体措施，首先就要理清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一）科学方法论为大学生学习动力的培养提供必要的理论依据。社会科学方法论是由社会矛盾分析方法、以实践为基础的研究方法以及社会系统研究方法三个部分组成。这三个部分分别建立在矛盾、实践、联系观点的基础之上，从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客观规律出发，探索一切客观存在的实质，为事物的发展指明正确的道路与方向。针对大学生学习动力的培养，无论开展怎样的具体活动，也不管进行怎样的理论教育，都离不开科学方法论的指导，都要从科学方法论中找到与之相适应的理论观念，及始终坚持用的基本观点来武装我们的头脑，从其科学方法论中得出切实可行的提高学习动力、营造良好学术氛围的方案。
（二）学习动力的培养为大学生掌握科学方法论树立精神支柱。学习动力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学习兴趣的培养，反过来学习动力对培养新的学习兴趣也存在着促进作用。大学生一旦拥有了长效学习动力，就能够在坚持对本专业学习热情的基础上，对其它相关专业，特别是在我国高校教育中占据理论指导作用的与社会科学方法论学科产生浓厚的学习欲望。通过不断地学习研究，学生们便能够真正认识到与社会科学方法论与他们自身专业的相关性，而不再把理论教育单纯的归结为政治教育或者是所谓的文科教育。同时还能将科学方法论中的某些方法应用到专业学科中，不仅能够解决问题，还能对学术创新起到重要作用。
三、利用科学方法论培养大学生学习动力的具体措施
（一）从以实践为基础的研究方法着手，开展多样性的培养当代大学生学习动力的若干活动。认为，人类的主要任务就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而改造世界是人类一切活动的落脚点，改造世界就要通过实践。因此，从以实践为基础的研究方法来看，高校要想培养大学生的学习动力，除了不断地改革教学方式、丰富书本知识、建立理论机制以外，更应当开展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例如举办学习动力宣讲会，优秀学子经验交流会，一帮一学术互助活动等。打破固有模式，用讲经验、说故事等轻松的方式，将理论宣传同人的实际经历相结合来培养学生的学习动力。让广大学生能够找到学习的榜样，看到自身不足，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在学习的道路上主动求知。真正将理论知识与实践活动相结合，并自觉将其作用于自己学习动力的养成与长效维系之中。
（二）从社会系统研究方法着手，为大学生学习动力的培养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世界是一个普遍联系的统一整体，世界上任何事物都不能脱离与其他诸事物中的联系而孤立存在。世界所拥有的这种整体性要求我们不仅要树立整体意识和全局观念，还要充分认识整体的每一个部分，因为整体是由若干个具有相互独立性的部分所组成的。而整体与局部之间的辩证关系，也使得整体无法脱离局部而存在。当代大学生学习动力的培养是一个整体性任务，而每个学生学习动力的激发以及教育者相应素质的提高都是这个整体的一个部分。根据社会系统研究方法，我们一方面要不断提高教育者的教育水平，改善教育方式，从教育者的角度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为积极健康的校风、学风的形成提供有力保障。另一方面，也要在高校中建立一种良好的学术氛围，从整体上去熏陶学生的思想，让他们能够自发学习。
（三）从社会矛盾分析方法着手，重点解决引起学生学习动力不足的突出问题。矛盾包括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主要矛盾在事物发展过程中占据支配地位，对事物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因此我们在处理问题的时候，就要善于发现并首先解决主要矛盾。根据社会矛盾分析法中“抓主流、看重点”的方法，我们应该正确分析出在引起当前大学生学习动力不足的众多因素中，最为主要的因素，并针对该因素找出合理的解决措施，在它进一步恶化之前，用科学的方法论将其迅速纠正。
总之，科学方法论对于高校学生学习动力培养有着极其重要的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它是我们开展一切高校教育活动的思想源泉。没有科学方法论的指导，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就会失去方向，学习动力的培养也会脱离正常轨道。因此，尊重、相信、接受并践行科学方法论，我们才能够真正培养出学生长效学习动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输送出优秀人才。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