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直接融资间接融资区别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直接融资间接融资区别范文1
关键词：直接金融；间接金融；信用；信息不对称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12-0101-03
引言
金融市场是资金资源配置场所，在实现经济增长方面发挥着储蓄―投资转化作用。在其发挥经济功能的同时，金融市场的参与者也根据其在市场中发挥的不同作用获取着收益，进而促使着金融市场的壮大。以银行为主的间接金融和以证券为主的直接金融，因为其自身特点、市场环境和竞争力在市场中占据着主导地位。
中国在直接金融和间接金融方面发展一直不平衡，长期以来银行为主的间接金融在中国一直为主导，直接金融发展一直缓慢。在经历了几十年银行为主导经济发展之后，现在国家经济增长乏力、经济结构失衡、创新不足等，这时候在金融领域有必要大力鼓励直接金融发展，来改善这种缺陷。
一、直接金融和间接金融定义
定义直接金融和间接金融的区别主要看其融资过程中是否经过金融中介进行。
直接金融是资金供给者和资金需求者无需经过金融中介的参与分别作为最后供给者和最后需求者，或者由资金供给者直接购入资金需求者的有价证券而实现资金融通的金融行为。其主要包括民间融资、商业票据、债券和股票。这里资金供需双方的关系有债权债务关系也有所有权关系，比如债券的债权债务关系和股票的所有权关系。
间接金融是资金供需双方并不是直接进行，而需要经过金融中介进行。首先金融中介机通过发行各式资金凭证给资金供给者，获得资金，再以贷款或投资的形式购入货币资金需求者的债务凭证，以此融通资金供给者与资金需求者之间的资金凭证。其主要包括银行券、存款单、银行票据和保险单等。这里一个完整的间接金融包括两种关系，中介结构与资金供给者关系和中介机构与资金需求者关系。中国以银行存贷款为主。
二、直接金融和间接金融的关系
（一）直接金融和间接金融的联系
作为社会资金分配的两种手段，它们都实现了储蓄和投资的转化。人们可以选择任何一种方式作为自己资金配置方式，而两者在资金配置上既有补充也有竞争。直接金融由于其灵活简便性在经济生活中最早出现，但主要是一些简单的民间融资和商业融资，适合于小农经济发展。随着大工业经济发展，直接金融在规模上不能满足需要，间接金融却能满足这种需要，补充了直接金融的不足。而且间接金融在操作上比较规范，同时以银行信用担保，保持了金融稳定。但经济进一步发展，资金的需求更加巨大也更具有多样性，间接金融对信用的高要求，并不是每个资金需求者都符合的。这时的直接金融在技术进步下，其在产品多样性上、空间上和规范性上都取得了巨大进步，不仅可以配合间接金融满足多样性的需求，还能单独满足多样性需求。
（二）直接金融和间接金融的区别
直接金融和间接金融在共同发挥资金配置促进经济发展发挥着作用，两者也进行着激烈竞争，竞争谁能成为金融市场资金供需的主导，现在国际上形成了美英的直接金融主导型和德日间接金融主导型两种模式。我们分析两种金融的区别。
1.信用与信息。金融市场也是信用市场，信用在保证资金供需达成起到核心作用，投资者之所敢将自己资金提供给融资者，除了能获取收益之外，更看重融资主体的信用，只有融资者守信用才能保证投资者收回本息。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在进行的时候，信用主体是不同的。直接金融的信用主体就是资金需求者自身，间接金融的信用主体包括两个面，中介机构是资金供给者的信用主体，资金需求者是中介机构的信用主体，这样相当于中介借自身的信用给资金需求者。而信用的高低多取决于多种要素包括品德、经营能力、资本、资产抵押、经济环境。信用来源于需求者自身，但供给者和需求者之间信息也很重要，两者之间信息的不对称会使两者很难建立起信用关系。直接融资由于其自身的分散性，如果在小区域内信息不对称比较低，但在一个大区域大市场时信息不对称就会扩大，需求者比供给者更具有信息优势，这会阻碍信用关系的建立。但银行等金融中介凭借自身的优势可以打破这种信息不对称，保证供需的顺利进行。所以更多情况下银行等间接金融在市场中占主导。但随着信用体系的建设、透明度的提高、大区域市场的建立、技术的进步等，直接金融的信息的不对称会逐渐降低，进而促进直接金融发展。
2.效率与流动性。这里效率指融资者获得资金的速度，因为融资讲究时效性。直接金融，对于民间借贷或商业借贷等小范围的融资，由于双方直接协商，简易方便，效率比较高。但在证券融资，其发行过程经历决策、信用评级、提交审批、承销，待最后获得资金要较长时间，一般6个月内。间接融资，例如贷款，对象是银行，无需其他的参与，所以比较快捷，一般就一二个月，甚至短至十几天。就效率方面，间接金融效率较高。就融资工具流动性方面，流动性能保证投资者的随时变现，流动性的高低也直接影响融资工具的发行即供需的达成。流动性在二级市场进行，对直接金融，对民间融资工具和商业票据，由于其缺乏二级市场流动性较差；而对于股票和债券等直接工具由于其发达的二级市场，流动性较好。对银行的存贷款工具，活期存款流动性高，定期流动性低，而贷款流动性都较差。
3.风险与偏好。金融工具的风险和投资者偏好，直接影响着金融工具的吸引力。风险主要来源于信用主体和市场波动。从主体来看，间接金融信用主体为银行，银行自身规模较大、信用较好，同时银行的固定收益率受市场波动影响较小，所以银行风险较小，易吸引人。直接金融其风险取决于两个方面，信用主体和市场波动。信用主题的不同使风险也有很大差异，国家信用高、企业信用相对低，总的直接金融的信用主体风险高于间接金融。
偏好上，有风险厌恶型和风险喜好型，风险厌恶倾向于安全，所以他们更喜欢风险较低的间接金融和直接金融里的政府债券；风险喜好型更倾向于收益，高风险高收益，所以他们更喜欢直接金融里的股票、企业债。
4.成本与收益。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其成本差异主要来自其发行的复杂性。间接融资资金供求双方的交易达成仅有中介结构银行的参与，银行在业务操作、信息搜集及监督方面具有优势，同时整个业务流程简单快捷，所以成长本较低，主要是银行的服务费等。直接融资需要众多服务机构的参与，包括信用评级机构、律师事务所、会计税务所、审计事务所、投资银行和承销商等，这些都需要花费费用，一般的股权融资中国大盘股发行费用大概是募集资金的0.7%～1%，小盘股大概是14%，所以成本很好。
据收益与风险相匹配的原理，直接金融以银行中介信用担保，所以风险相对较低，所以利率也较低。直接金融其风险取决于两个方面，信用主体和市场波动。信用主题的不同使风险也有很大差异，国家信用高、企业信用相对低，总的直接金融的信用主体风险高于间接金融。间接金融的另一个方面是收益受市场变化的影响，这种影响可能有利也可能不利。总体方面直接金融收益要求比间接金融要求高。
三、中国直接金融和间接金融现状
中国金融市场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形成了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导的银行间接金融体系和以股票和债券市场为主导的直接金融体系。但就融资来源上，中国融资仍以贷款为主。以社会融资规模数据举例，数据来源于人民银行网站，这里融资是指一定时期内实体经济从金融体系获得的资金总额。
四、失衡原因原因分析
中国金融市场失衡的主要有以下原因
1.直接信用体系建设跟不上。直接金融决定于信用，而信用在商品经济中形成。中国过去很长时间以来实施的是计划经济，根本就没有商品经济的土壤，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才开始商品经济，以及现在的市场经济。但改革初期我们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经济增长，而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靠投资和劳动。要实现投资，我们只有选择以银行为主打间接金融，因为间接金融的信用容易建设，而直接金融的信用体系难建设。间接信用可以先以国家信用作为担保，所有的金融交易风险都有国家的兜底，这样很容易就吸引社会储蓄，所以开始都是国有商业银行，到目前仍是国家银行为主，名义上的中国银行是银行信用，实际上是认识国家信用。直接金融信用体系需要很多年的建设才能形成，像欧洲美国直接金融之所以发达，是因为它们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已经发展了上百年，直接信用也就是在这期间慢慢形成的。所以发展直接金融关键在信用体系建设。
2.信息不对称。直接信用体系的建设关键在信息体系建设，直接信用天生有其信息不对称性。由于直接金融是资金供需双方的直接交易，了解对方信用很重要。另外直接交易的分散性、广域性，使得资金需求者天生有比供给者信息的优势。要想保证交易的顺利进行，这种信息的不对称必须打破。中国金融市场体系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各种欺诈、造假不断，使投资者损失惨重，严重削弱了投资者的积极性。使得民众更倾向投资与安全的间接金融。
3.文化教育上。东方人相对于西方人风险偏好偏低，这可能源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西方人倾向于自由、个人主义，东方人倾向于保守。我们的教育严重偏向功利主义，更多的教人是什么、怎么做，而不是教人敢不敢去做。这种教育的结果是人们变得保守不敢冒风险。投资上的表现为厌恶风险。
五、扩大直接融资建议
1.加强市场体系规范建设。中国市场体系基本建立起来了，有了直接信用的基础。要使直接金融市场扩大，关键是市场的规范，只有规范了才可以降低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摩擦。首先是发行市场体系规范建设包括信用评估体系建设，法律、会计、审计体系建设、承销发行体系建设和定价体系建设。其次是流动市场体系建设，要建立全国性的流通市场，完善流通机制，规范交易机制等。
2.加强信用体系建设。信用体系建设关键是信用评估体系建设，包括评级公司、评估方法、评估指标体系等。信用建设另一个是加强对失信行为的惩罚力度，给社会以警戒。
3.加强市场透明度建设。市场透明度建设一个靠技术二个靠法规，技术升级改进有利于扩大信息的传播范围，另一个是降低人们的信息搜寻成本。法规建设，使融资者的信息披露必须法规上强制，对信息造假欺诈要严厉打击。
4.加强投资者教育。主要是加强投资者风险自担教育，长期以来中国投资者形成的观念是投资盈利可以亏损不可以，当一有亏损投资很容易群情激愤，造成动乱。所以投资者风险教育很重要，必须使投资风险自担原则深入人心，如果这个完不成我们的直接金融很难发展。
参考文献：
[1] 刘鸿儒，李志玲.中国融资体制的变革及股票市场的地位――重新评价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关系[J].金融研究，1999，（8）.
[2] 易纲，宋旺.中国金融资产结构演进：1991―2007[J].中国投资，2008，（11）.
[3] 王德会.构建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并存的“储蓄――投资”机制[J].金融研究，1998，（9）.
[4] 周力，李金霞.中国融资体制的改革与融资方式的选择[J].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学院学报，2001，（1）.
直接融资间接融资区别范文2
中国金融市场发展中的非均衡与错配现象
改随着银行间拆借市场、银行间债券市场、票据市场等货币市场以及资本市场的发展，金融市场体系逐步完善，金融品种和市场参与者不断增多，金融功能和效率进一步提高。但是，发展过程中积累的矛盾也逐步显现出来，非均衡与错配问题相当突出。McKinnon和Shaw(1973)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存在利率管制，市场机制的作用不能得到充分发挥，过多的金融管制和利率限制导致信贷配额、金融资产单调等金融抑制严重的现象。在McKinnon和Shaw看来，一国实行利率管制就会产生金融抑制，经济货币化程度比较低。我国从1995年开始，金融深化程度明显加快，M2/GDP由1995年的104%逐步上升到2003年的188%，尽管2004年宏观调控使M2/GDP下降了3个百分点，但我国的M2/GDP不仅高于发达国家，也比亚洲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如新加坡、泰国高。在利率管制下，贷款利率不能揭示项目的风险，金融机构在不能根据项目收益情况和风险程度来定价其贷款时的次优选择就是实行信贷配给，信贷配给的结果是金融深化受到制约。我国在利率管制的约束前提下产生了金融深化，这一方面说明银行系统的风险程度陡增，另一方面还说明了金融体系或银行信贷推动经济增长的效率比较低，金融市场在与实质经济相匹配中出现了错位。现代金融中的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是同等重要且相互协调发展的，一些发达国家的直接融资甚至还发挥着主导作用。国际社会也普遍认识到，过于依赖间接融资，是一些地区和国家出现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我国金融结构体系中最大的矛盾是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发展的不平衡。由于幅员辽阔，我国各地区之间在地理条件、资源禀赋、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根据条件相近的归类原则，把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划分为三类地区，即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2004年我国存贷款占比中、西部地区低于东部地区52.9、38.1个百分点，东、中、西部地区金融产值占GDP比重分别是4.31%、2.17%和2.14%，而且，2003年的数据分别是4.79%、2.79%、3.19%。与此同时，东部、中部地区的GDP在全国中的占比明显低于存贷款在全国中的占比，西部地区的GDP占比高于存贷款占比。这些说明我国金融资源基本上集中在东部地区，且金融效率在进一步下降。
进一步完善我国金融市场的对策建议
从资产方看，就是对商业银行现有的信贷资产进行证券化。由于资产证券化属于微观金融方面的内容，应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政府不应过多干预，关于商业银行资产证券化的具体资产、运作模式与机制、发行定价等由各商业银行根据市场情况自主决定。当前，资产证券化中最大的难题就是定价约束问题，资产证券化过程中需要信用增级以及投资银行等机构参与，证券化产品设计及交易结构越来越复杂，这些都需要付出相当多的交易成本。如果金融市场不完善，定价机制扭曲，定价不合理，那么，从成本与收益角度来衡量可能是商业银行在追求资产的流动性同时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从负债方看，就是鼓励商业银行发行大额可转让存单、商业票据、一般金融债券以及存款类衍生品等，通过直接融资市场促进商业银行主动负债业务的发展，改变目前过度依赖于被动负债的不利局面。商业银行主动负债业务的发展一方面丰富了直接融资市场的产品种类，促进了直接融资市场的发展，另一方面能够纠正商业银行负债与资产的期限结构与流动性错配，有利于间接融资市场的良性发展，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商业银行的风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由高度集中的直接控制转变为通过金融手段的间接控制，金融市场的发展与变迁是在政府主导下的强制性变迁，由政府出面建设全国统一的金融市场，控制与审批所有的金融产品定价，甚至金融产品的开发与设计都是由政府主导设计好以后推出市场。由于整个金融市场的竞争都是在政府限定的较小范围与框架中进行，微观金融主体的创新活力被抑制，于是，中国金融业在发展的初级阶段就出现了“竞争过度”的假象，金融脆弱性进一步提高，金融不稳定因素不断增加。从国外来看，多层次资本市场几乎都是在充分竞争的基础上由下而上的诱制性变迁过程中实现的。例如，纽约证券交易所是在当初的梧桐树下交易发展起来的，从现代金融来看，它是在民间金融或非正规金融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在美国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中，无论是大型企业，还是中小企业，不同规模企业的多样化融资需求都能够得到满足。财务健全的大型企业能够在诸如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全国性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其发行的证券，经营和财务状况稍次的企业可以在区域性证券交易所交易其发行的债券或股票，“垃圾证券”则可在“未经注册的交易所”交易。纽交所在190年发展历史中大约平均1年才发行7只左右股票，说明美国企业融资许多是通过区域资本市场或其他低级资本市场实现的。而且，西方各地各层次交易所是属于竞争性的企业，同一层级和不同层级的交易所是相互竞争的，交易所也会对欲上市交易其证券的企业进行严格的挑选，一旦发现严重问题，立即退市。中国在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上可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引入竞争机制，走“诱制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相结合的道路。首先，在证券发行与上市相分离的基础上对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实行公司化改造，创造适度竞争机制。企业发行的证券在哪一个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由企业与交易所进行双向选择。其次，对银行间债券市场和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实行公司化改造。构造一个上海交易所、证券交易所、银行间债券市场以及外汇交易中心等金融市场相互竞争的格局。第三，支持有条件地区建设区域性资本市场。区域性资本市场有利于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因为当地投资者在获取本地企业有关信息时具有比较优势。第四，在强化信息披露和市场透明度的基础上完全放开对金融产品及其定价等管制。监管部门把工作重心放到市场的制度建设上来，建立规范的评级制度、信息披露制度、发行和交易制度并实施有效监督；企业融资方式的选择，是发行股票、债券或认股权等其他证券，还是私募发行，以及在哪个市场交易其发行的证券等，完全由企业根据自己的财务计划、融资成本等自主决定。一是扩大企业债发行主体。目前，我国企业债发行主体主要局限在铁路、交通等行业的少数大型中央企业集团，今后既要继续支持这些具有投资级别的、从事基础设施建设的企业发行债券，也要支持从事其他行业的具有投资级别的企业发行债券，同时还要给非投资级别的中小企业一定的发行债券的空间；适当支持在中国投资的跨国公司发行人民币企业债券并投资于中国的项目。二是允许企业在银行间市场发行和交易债券。从西方发达国家债券市场发展的经验看，尽管债券的交易有两种方式，即以集中指令驱动交易方式进行的场内交易市场（证券交易所）和以报价驱动交易方式进行的场外交易市场（OTC），但主流的交易模式是以场外交易为主。我国企业债主要是在交易所上市交易，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债券市场的发展。因为债券价格相对稳定，波动幅度比股票要低得多，其低投资收益率使得大宗交易才具有资金的规模收益，而且，债券品种繁多，交易复杂，所以国外债券交易主要是以场外交易为主。三是培育机构投资者。只有机构投资者才会对债券微小的价格和收益率波动敏感，同时它们还具有较强的市场分析研究能力和管理风险能力。因此，债券市场的发展离不开机构投资者。目前，我国企业债的投资主体主要是基金和证券公司，今后要鼓励和支持商业银行、保险公司以及社保资金投资企业债券，使它们成为企业债的主要机构投资者，从而提高市场的流动性并降低市场风险。从间接融资体系看，由于平均信贷审批成本、信息与风险控制成本比较高，大银行在为中小企业和农户提供融资服务上不具有比较优势；从直接融资来看，由于中小企业的信息不透明和财务不健全等，很难获得直接融资机会，及时获得投资者也会要求很高的风险补偿；单个的农户就更加不可能获得直接融资机会。因此，社区银行的发展将有利于解决上述约束，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满足居民和农户的金融需求。尤其在大中商业银行把目光钉在高端客户、排斥低端客户的情况下，发展社区银行更具有必要性。发展社区银行首先要纠正小银行就必定与高风险挂钩的认识，因为社区银行在关系融资上具有比较优势。社区银行的概念来自于美国等西方金融发达国家，其中的“社区”并不是一个严格界定的地理概念，既可以指一个省、一个市或一个县，也可以指城市或乡村居民的聚居区域。凡是资产规模较小、主要为经营区域内中小企业和居民家庭服务的地方性小型商业银行都可称为社区银行。之所以应当如此界定，基本理由有二。其一是美国“社区银行”的规模大致与我国的城市信用社相近，而我国的城市信用社是业务活动范围不超过县域的商业性银行机构。2002年末，美国“社区银行”资产总额的平均值为人民币9.2亿元。2004年末，我国中小商业银行的资产总额平均值是：股份制商业银行3815亿元，城市商业银行151亿元，城市信用社4.4亿元。其实，若考虑到美国的人均GDP要比我国大得多（以汇率计，为30倍左右，以购买力平价计，为8倍左右），因而就“真实的”相对规模（无论按哪种方法计算）而言，美国“社区银行”资产总额的平均值实际上还要小于我国的城市信用社。其二是我国与美国同为大国，美国的商业银行层次体系对我国有较大的可借鉴性，今后，我国的较为完善的商业银行体系中，与美国“社区银行”相对应的层次将是“县域商业银行”。目前我国的商业银行体系还远未完备，根据我国的实际国情，未来的商业银行体系也将有5个层次。资产规模最大的是跨国银行，目前工、农、中、建、交等银行已在境外设有机构，并且规模也进入世界大企业500强，它们（并包括其他可能的银行）中的一家或数家，将有可能发展成为我国的跨国银行。其次为“全国性商业银行”。目前除了工、农、中、建、交行外，还有11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业务活动，今后还将继续增加。再次为“省域商业银行”，它们可以在一个省（市、区）范围内开展经营。浦发、广发、兴业等银行在未成为全国性银行前都属于这一类。这个层次的银行虽然暂时没有，但是今后是不可缺少的。又次为“市域商业银行”，这就是目前的113家城市商业银行。最次为“县域商业银行”，其业务活动范围不能跨越县域，现行的城市信用社便属于这一档次。社区银行与借款人比较近，容易获得借款人的人品、经济状况以及人际关系等不透明的信息，相对大银行而言知根知底，在放贷中具有相当大的比较优势。从国际上看，尽管社区银行在规模上无法与大银行相比，但在经营业绩上不相上下。例如1992-2003年，美国社区银行整体的资产回报率比区域银行和25强银行分别只低0.11和0.04个百分点，社区银行的资产质量略高于区域银行和25强银行。
本文作者：周紫哲袁永辉工作单位：石家庄信息工程职业学院
直接融资间接融资区别范文3
[关键词]城乡产业转移；金融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实证分析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3）16-0074-04
1引言
城乡产业转移是城市某些产业向乡村转移的现象或过程，由于城乡经济、技术、要素禀赋的不同，导致产业从高梯度的城市向低梯度的乡村转移。因此，城乡产业转移是促进城乡产业结构优化与一体化发展，进而实现城市区域的整体布局建设以及郊区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主要途径。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城乡产业转移过程中涉及的因素以及领域不断扩展，作为现代产业典型代表的金融业对于城乡产业转移的影响也逐渐显现，而其中金融结构、金融效率以及金融深化程度对城乡产业转移程度的作用问题也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与相关部门的关注。
为研究金融发展对于城乡产业转移进程的推动作用，本文以产业转移成熟度相对较高的北京为例，选取2001—2010年产业结构调整的绩效指标与金融结构、效率与深化指标进行相关性分析。具体分析了北京城市功能核心区中的西城区、城市功能拓展区中的朝阳区、城市发展新区中的通州区及生态涵养发展区中的密云区的金融发展对城乡产业转移的影响效应，并据此对北京市城乡产业转移中的金融发展提出了相关建议。西城区、朝阳区、通州区及密云区的选择是基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北京市城乡产业转移进程加快，产业转移的区域不断外扩。产业逐步由城市中心移出，呈现出波浪式的转移趋势，具体表现为产业由城市功能核心区向城市功能拓展区转移，城市功能拓展区向城市发展新区转移，城市发展新区向生态涵养发展区转移。因此从四大功能区当中分别选取代表区域进行分析，能够较好地描述北京市城乡产业转移的整个进程。
全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引言，介绍了本文选题的相关背景及意义；第二部分则对研究金融发展与城乡产业转移之间相关性的国内外文献进行了简单的回顾与评述；第三部分包括研究方法的选择、数据说明以及实证分析所得到的相关结论；第四部分则是对北京城乡产业转移过程中的金融发展的相关建议。
2文献回顾与评述
国外对于金融发展与产业转移之间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金融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Goldsmith（1969）[ZW（]Goldsmith.R.W.金融机构与金融发展[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0.[ZW）]发表的《金融机构与金融发展》一文标志着金融发展理论的创立。Mikinnon与Shaw（1993）又各自独立提出了“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理论，指出金融发展与经济的发展具有相关性，正式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金融发展理论。到20世纪90年代，金融发展理论得到进一步的发展，Helmann、Murdock、Stiglitz（1997）提出了金融约束理论，认为经济的发展受到金融发展的制约，金融发展成为经济发展的一个先决条件。Levine（1997）[ZW（]LEVINE.ROSS.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Views and Agenda[J].Jou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1997（6）：688-726.[ZW）]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对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发展的方式、途径以及机制进行了更深层次的研究。
国内对于金融发展与产业转移之间相关性问题的研究主要是从金融发展水平对于转移产业吸引力的角度入手的。顾海峰（2010）[ZW（]顾海峰.金融支持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机理性建构研究[J].上海金融，2010（5）：18-22.[ZW）]通过对于金融支持产业发展的机理性架构的构建，分析得到金融发展与产业转移的内在关系。杨琳等（2002）[ZW（]杨琳，李建伟.金融结构转变与实体经济结构升级[J].财贸经济，2003（2-3）：9-13，11-14.[ZW）]指出金融发展有利于地区性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加大对于外来优势产业的吸引力，加速区际间的产业转移。张三峰（2009）[ZW（]张三峰，杨德才.产业转移背景下的制造业与服务业互动研究——基于我国中部地区的分析[J].经济管理，2009（8）：27-32.[ZW）]认为，在产业转移的过程中，产业必然不断向那些提供良好的产业生存环境与良好的基础设施的区域进行转移，因此产业承接地的相关“软资源”成为拉动产业转移的重要因素。李建伟等（2007）[ZW（]李建伟.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对金融市场角色的分析[J].当代财经，2007（1）：27-30.[ZW）]也同样指出，产业转移通过产业关联效应与技术外溢性拉动产业承接地的经济发展，而发达的金融系统则对这一过程具有明显的加速作用。范方志（2003）[ZW（]范方志，张立军.中国区域金融结构转变与产业结构升级研究[J].金融研究，2003（11）：36-47.[ZW）]则从反面说明了金融发展对于产业转移的拉动作用。他针对我国实际，从东、中、西三个地区层面研究金融结构转变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指出中西部地区金融结构转换速度不快，妨碍了中西部地区的产业发展，降低了对于东部地区优势产业的吸引，阻碍了区域间产业的转移，而产业发展的滞后，又导致金融业发展缓慢和当地经济的落后。
研究发现，国外的文献主要是集中于对于金融发展与产业发展的理论框架研究，对于金融发展与产业转移的研究较少。而相比之下，国内对于金融发展与产业转移的相关性研究的成果较多，但是却几乎没有从金融视角对城乡产业转移进行研究的文献。因此，本文试图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从金融支持的视角，以北京市城乡产业转移为对象，对二者的相关性进行实证分析。
3北京市城乡产业转移与区域金融发展的实证分析
3.1方法与指标的选择
本文借鉴周元（2010）[ZW（]周元.广东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的互动关系研究[J].特区经济，2010（6）：29-30.[ZW）]、李红河（2010）[ZW（]李红河.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与金融发展关系——以重庆为例[J].重庆社会科学，2010（2）：45-48.[ZW）]、邓光亚与唐天伟（2010）[ZW（]唐天伟，邓光亚.中部崛起中的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版），2010（2）：21-23.[ZW）]等人的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的相关研究，选取了产业结构调整绩效指标来描述北京市城乡产业转移，同时结合金融发展方面的三项指标，共同分析金融发展对于产业转移的推动作用，为推进北京市城乡产业转移的进一步发展提出可供选择的政策建议。
本文所涉及的指标主要包括产业结构调整与金融发展两个方面。产业结构调整包括产业结构优化与产业结构升级，因而本文选择产业结构优化率ISR（即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产值之和与当地GDP之间的比率）和产业结构升级率ISU（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的比率）来衡量产业结构的调整状况[ZW（]邓光亚，唐天伟.中部区域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互动研究——基于Var模型的实证分析[J].经济经纬，2010（5）：17-21.[ZW）]。
在金融发展方面的指标内容则包括金融结构、金融效率与金融深化三个方面，因此本文分别从三个角度对各区域金融发展状况进行衡量：①金融结构指标FS（金融机构中长期贷款/总贷款）用来衡量金融发展中金融结构的变化；②金融深化指标FD（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GDP），用以反映金融深化的程度，总量上衡量金融发展的状况；③金融效率指标FE（金融机构贷款余额/金融机构存款余额），用以反映金融系统配置资本的效率⑨。
本文采用的数据来自《北京市区域统计年鉴》（2001—2010），获得2001—2010年10年的北京市全市、西城区、朝阳区、通州区及密云区的相关数据，结合上述各项指标计算方法，就得到了2001年至2010年间五个区域的相关指标，为进一步的实证分析提供了有效数据[ZW（]本文实证分析使用的数据和得到的相应指标数据限于篇幅，不予列出，感兴趣的读者可直接向作者索要。[ZW）]。
3.2数据分析
在产业结构优化率与升级率两方面，北京市全市的平均水平已经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但是区域间的差异仍然较大，地处城市功能核心区的西城区与地处城市功能拓展区的朝阳区无论是在产业结构优化率方面还是在产业结构升级率方面都处在一个很高的水平上，高于北京市的全市平均水平。相比之下，地处城市发展新区的通州区与地处生态涵养发展区的密云区则稍显落后，略低于北京市全市的平均水平。
在金融结构指标方面，五个区域的整体趋势较为一致，都处在一个上升通道之中，其中由于西城区的金融业发展较早，金融结构指标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密云区则相对落后，金融结构水平要略低于北京市平均水平。在金融深化指标方面，五个区域之间的差异就相对明显，北京市整体水平与朝阳区都相对较高，而西城区、通州区与密云区则仅为平均水平的33%左右，其中西城区在2003年之前与全市平均水平以及朝阳区水平较为接近，2003年则急剧下降，并自此以后一直处在一个较低水平。相比之下，金融效率指标的水平，除西城区一直处于一个较低水平外，其他四个地区的水平则比较相近。只是在2005年之前有所差异，而在2005年之后，四个地区的差距逐步缩小，开始趋同，并最终分布在0.3～0.5。
本文考虑到数据的波动性等问题，为使数据波动相对平稳，因而对所有的指标均采取自然对数形式加以研究。
在进行进一步的协整分析之前，需对数据进行平稳性分析，本文选择使用ADF检验。
由检验结果可知，所有变量的直接序列均不稳定，但其一阶差分均平稳，因此所有变量均为一阶单整，即为I（1）的，符合协整分析的条件，变量间可能存在长期协整关系。然后以产业结构优化率ISR及产业结构升级率ISU为因变量，金融结构FS、金融深化FD以及金融效率FE作为自变量，对上述五地区进行回归分析[ZW（]本文具体的实证分析过程限于篇幅，不予列出，感兴趣的读者可直接向作者索要。[ZW）]。
经过实证分析，得到北京市全市、西城区、朝阳区、通州区、密云区五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率ISR、产业结构升级率ISU、金融结构指标FS、金融深化指标FD、金融效率指标FE之间的关系。
在金融结构对于产业结构的影响方面，金融结构指标对产业结构调整具有明显的正向作用，即中长期贷款占贷款总比例越高，产业结构变化越明显。进一步观察可以发现，相比对于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金融结构方面的变化对于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更为明显。北京市全市、西城区、朝阳区、通州区、密云区五个地区，金融结构对于产业结构升级率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3444、0.2164、1.0727、0.0382、0.3679，而五个地区的产业结构优化率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0117、0.0011、0.0032、0.1199、0.0225，其数值均低于前者。
在金融深化程度的影响方面，金融深化指标则表现为与产业结构变动负相关，即每单位产出所需的贷款量越小的地区，其产业结构变化越明显。与前面分析的金融结构影响产业结构的作用方式较为类似，金融深化指标对于产业结构优化率与产业结构升级率的绝对影响率，仍然表现为对后者的影响大于对前者的影响，其中对于北京市全市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0041、-0.0981，对西城区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0003、-2.2352，对朝阳区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0072、-0.1024，对通州区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0319、-0.5587，对密云区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0107、-0.1338。因此，金融深化对于产业结构变化的影响主要集中于产业结构升级方面。
在金融效率对于产业结构的影响上，情形则略有不同，金融效率指标表现出不同地区正负相关错的情形，但总体上仍呈现出负相关性，即贷款比例占存款比例越低的地区，其产业转移越明显。其中，通州区与密云区的金融效率指标对于产业结构优化率的影响为正相关，分别为0.0722与0.0576，对产业结构升级率的影响则为负，分别为-0.7282与-1.3799。北京市全市、西城区及朝阳区的金融效率指标的影响系数的表现较为一致，金融效率指标对于产业结构的变动影响均为负相关。同时，从绝对数值上看，金融效率对于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系数较大，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系数较小。
3.3结论
第一，金融结构中的中长期贷款对区域产业转移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随着金融结构的不断优化，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速度不断加快，产业转移的速度也进一步得到提升。由于转移产业在移入产业承接地区之初，其发展状态处于一个上升态势，与之前的状态相比较为不稳定，因此，对于稳定资金流的需求较大；相比其他资金流来源，中长期贷款的还款周期长的特点决定了其成为稳定资金流的重要来源。截至2010年年底，北京市全市中长期贷款总额占全市贷款总额比重为76.5%，西城区、朝阳区、通州区则分别为91.7%、 77.2%、78.5%，分别高于北京市平均水平14.8个百分点、0.7个百分点与2个百分点，而密云区则仅为72.9%，落后全市平均水平3.6个百分点。而同期北京市全市、西城区、朝阳区与通州区二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均在96%以上，其中西城区与朝阳区的占比更是高达99%，而密云区仅为88.4%。因此，金融结构优化程度越高，金融结构中的中长期贷款占贷款总量的比例越高，则金融支持对产业转移的推动作用越大，加速作用越明显。
第二，金融深化中的单位货币产出比对区域产业转移的影响。随着现代金融业的发展，资本流转速度不断加快，每单位货币所带来的产出不断提高，较少的货币即能完成以前需要大量货币进行流转才能完成的生产，同样的融资总量就能为融资企业带来更多的产出。因此，在相同的产业结构水平下，更高的单位货币产出比往往能够加速产业结构的调整速度，促进产业转移。由于北京市全市、西城区以及朝阳区的二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比较相近，因此三者的每单位货币产出比的可比性较强。截至2010年年底，北京市全市每单位货币比为0.177，西城区与朝阳区则分别为0.544与0.181，高于北京市平均水平，而同期西城区与朝阳区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分别为89.2%与88.7%，北京市全市则为75.5%，分别低于西城区与朝阳区13.7个百分点与13.2个百分点。因此，每单位贷款所带来的产出越大的地区，其相关的高端服务业发展速度越快，产业结构调整越迅速，产业转移的趋势越明显。
第三，金融效率中的贷款占存款比例对区域产业转移的影响。现代产业的不断发展，金融市场的不断完善，促使融资渠道的不断拓宽，资金来源更加丰富，传统的银行贷款已经不再是产业转移过程中唯一的融资方式，证券市场、债券市场的融资作用日渐凸显。相比传统的银行贷款，股票与债券等现代融资手段具有高效、自由、灵活等特点，而这些特点恰好与新兴产业的发展相契合，促进了新兴产业的发展，加速了区域产业的升级速度。2001年至2010年10年间，北京市、西城区、朝阳区以及通州区贷款占存款平均比例分别为59.7%、25.6%、47.6%、49.9%，密云区则为62.9%，高于全市平均水平3.2个百分点；而该10年间，北京市、西城区、朝阳区以及通州区第三产业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24%、28%、27%、22%，远高于同期密云区的13%。因此，融资渠道较为丰富、贷款占存款比重相对较低的地区，其新兴产业发展往往较快，有利于促进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加快产业转移的步伐。
4政策建议
北京市产业结构的优化与调整是以北京市全面发展为目标的，金融在实现产业转移带动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过程中可以给予有效的支持，而产业结构的优化与调整又称为金融业发展可持续性与有效性的保证。相比以西城区为代表的城市功能核心区以及以朝阳区为代表的城市功能拓展区，以通州区、密云区为代表的地处城市发展新区与生态涵养发展区的区域则显得资本相对匮乏，金融发展相对滞后，而产业转移带来的产业发展往往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因此产业转移进程相对缓慢。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北京市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的不协调，未能实现互动式的发展。因此，本文针对北京市城乡产业转移与金融发展互动协作过程中的问题，分别从以下三个方面提出相关建议：
4.1优化金融结构，加大中长期贷款投放力度产业转移移入地区应加强对于转移产业的金融支持，对于转移产业给予充分的金融支持政策，加大贷款结构中中长期贷款的比例，减小产业转移过程中企业面临的中长期资金压力。其中以密云区为代表的生态涵养发展区由于金融业起步较晚，相比中心城区其金融业发展较为落后，直接融资渠道较窄，更加依赖银行融资，因此更应加大中长期贷款的投放力度，减小由于融资渠道单一带来的融资压力，保证移入产业的健康发展。同时也应加强自身的风险监控，对融资企业的资质进行严格的筛选，在保证中长期贷款发放量的同时，保证银行业自身的资金安全。
4.2加速金融深化，提高单位货币产出比尽管朝阳区产业结构在北京市全市范围内处在前列，但其单位货币产出比并未明显高于北京市全市平均水平，且与西城区水平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还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因此，以朝阳区为代表的城市功能拓展区，应该在现有的金融基础之上，进一步提高资本流转速度，提高银行业的办事效率，简化相关的融资流程。同时对于已通过贷款审批的项目，应该进一步加快对于融资企业的放款速度，总体上缩短融资企业由申请融资到获得融资的整个融资周期，从而提高单位货币产出比，加速产业结构调整速度，促进产业的转移。
4.3提高金融效率，拓宽融资渠道北京市拥有众多上市企业，应大力鼓励企业合理利用证券市场、债券市场进行融资，减少对于银行贷款融资的依赖，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融资体系，强化金融市场的自动调节作用，提高融资效率。合理利用直接融资渠道融资，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以西城区为代表的城市功能核心区金融市场较为发达，上市企业较多，应进一步加强对于证券市场、债券市场等较为成熟的直接融资渠道的利用；以通州区为代表的城市发展新区则应该鼓励企业利用场外股权市场等门槛较低的直接融资渠道进行融资，加大直接融资比例，减小对于银行贷款的依存度，利用直接融资加速产业结构调整，加速产业转移。
参考文献：
[1]Goldsmith.R.W.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0.
[2]LEVINE ROSS.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Views and Agenda[J].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1997（6）：688-726.
[3]Vernon R.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in the Product Cycle[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6（80）：190-207.
[4]杨琳，李建伟.金融结构转变与实体经济结构升级[J].财贸经济，2003（2-3）：9-13，11-14.
[5]张三峰，杨德才.产业转移背景下的制造业与服务业互动研究——基于我国中部地区的分析[J].经济管理，2009（8）：27-32.
[6]李建伟.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对金融市场角色的分析[J].当代财经，2007（1）：27-30.
[7]范方志，张立军.中国区域金融结构转变与产业结构升级研究[J].金融研究，2003（11）：36-47.
[8]唐天伟，邓光亚.中部崛起中的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版），2010（2）：21-23.
[9]邓光亚，唐天伟.中部区域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互动研究——基于Var模型的实证分析[J].经济经纬，2010（5）：17-21.
[10]汪斌，赵张耀.国际产业转移理论述评[J].浙江社会科学，2003（6）：45-49.
[11]董国辉.经济全球化与”中心—”理论[J].拉丁美洲研究，2003（2）：50-54.
[12]顾海峰.金融支持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机理性建构研究[J].上海金融，2010（5）：18-22.
直接融资间接融资区别范文4
1998—2011年黑龙江省GDP总量，在全国31个省区的排名一直保持在13～15位。①但是根据学者金雪军和田霖(2004)的研究，在“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实施前，黑龙江省在全国31个省区的区域金融综合竞争力排名中为第18位，在从强至弱的7个梯次中属第5个梯次［2］。张健(2008)以2006年度金融数据为基础，选取黑龙江省、辽宁省、陕西省和浙江省作为实证分析样本，使用灰色关联分析的方法，得出区域金融创新能力指数最低的是黑龙江省，甚至落后于GDP排名在其之后的西部省份陕西省［3］。马婷(2011)通过指标计算全国27个省区的金融竞争力指数，结果黑龙江省的金融竞争力在2004年、2005年、2006年、2007年、2008年的排名分别为23、27、27、27、26位［4］。这表示2004—2008年期间，黑龙江省的金融竞争力在全国横向比较中不但没有提高，反而出现退步现象。另外，根据综合开发研究中心(CDI)从2009年起每年一次的“中国金融中心指数”报告显示，黑龙江区域金融中心城市哈尔滨在2009年、2010年、2011年、2012年四年的金融竞争力排名分别为24位(参评城市24个)、21位(参评城市29个)、28位(参评城市29个)、25位(参评城市31个)。其中，2009年排名指数得分仅为17．85分，与排名第一的上海的得分100分相差悬殊。
二、黑龙江区域金融创新发展迟缓的成因:统计描述
1．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长期徘徊在低水平从根本上说，对一个区域金融创新成果的需求能力起决定性影响的是该区域的居民收入水平。长期以来，黑龙江省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非常低，自1995年以来在全国31个省区的排名从未超过第28位。2009年、2010年、2011年黑龙江省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12566元、13856元、15696元，比全国平均水平分别低4609元、5253元、6114元，排名徘徊在全国倒数第二至第四的位置，仅高于甘肃、青海等省。①黑龙江省人均收入增长相对滞后，导致金融创新能力不足。2．金融业产值低区域金融业产值是区域金融创新的基础。黑龙江省金融业产值占黑龙江省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占黑龙江省GDP比重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全国32个省区中占比仅略高于1个百分点(详见表1)。3．金融相关比率总体不高，并呈现阶段性波动金融相关比率③是金融资产价值除以实物资产(即国民财富)的价值，区域金融相关比率标志着该地区经济货币化程度，是影响区域金融创新能力的重要因素。2004—2011年，黑龙江省金融相关比率逐步提高，但与全国平均水平比较的绝对差距却从0．8个单位逐渐拉大到近1个单位，并呈现出不稳定的波动状态(详见表2)。4．其他存款性公司的存贷款余额偏低一国金融机构中的其他存款性公司的存贷款余额的多寡，是区域金融创新能力发展强弱的关键性因素，并且两者之间呈正相关性。从全国横向比较来看，黑龙江省其他存款性公司存贷款余额与东部地区的差距巨大。以2011年末数据为例，黑龙江省本外币各项存贷款余额总量与东部10个东部省市比，仅高于海南省，存款余额约相当于广东省的1/6，贷款余额仅为1/8。④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黑龙江省区域金融创新能力的衰弱。近年来，黑龙江省其他存款性公司各项存款和贷款虽然在数值上存贷款均有大幅度增加，但是由于黑龙江省的存贷款余额基数较低，所以，目前黑龙江省其他存款性公司的存贷款余额水平仍是保持在较低水平。5．贷存比总体下滑贷存比是衡量一个地区存款总量转化为该地区投放的贷款总量的比例。黑龙江省贷存比由2004年的75．39%下降到2008年的50．61%，下降幅度高达近25个百分点，2009年后虽有所增加，但直到2011年仍仅为60．77%，远未达到2004年水平(详见表3)。这说明黑龙江省的信贷资金不断外流，黑龙江省本已有限的金融创新发展依托资源———存款资源不断外流，严重阻碍了黑龙江省的金融创新能力的提高，对其进一步提高金融创新能力构成严重的不良影响，同时也说明了黑龙江省金融创新资源的供给不足，降低了黑龙江省金融创新供给能力。6．金融机构聚集度差，缺乏创新主体2009—2011年，虽然有中国进出口银行、韩亚银行、锦州银行、昆仑银行、汇丰银行、摩根大通、东亚、广发等银行相继入驻黑龙江省，但黑龙江省各类金融股机构数量及资产总额与发达省份相比仍存在相当大的差距。以2011年数据为例，黑龙江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合作机构、外资银行、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等类型的金融机构分别为76家、329家、1950家、5家、31家，资产总额分别为1355亿元、3057亿元、1961亿元、16亿元、46亿元，而金融创新相对活跃的浙江省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合作机构、外资银行、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个数分别为568家、638家、4078家、27家、76家，资产总额分别为15317亿元、9340亿元、10925亿元、346亿元、321亿元。①黑龙江辖区的法人证券公司只有1家，外埠证券公司本地分公司只有3家，证券投资咨询公司虽有3家，但2家已经暂停营业，无法入基金公司，只有外埠基金公司哈尔滨分公司1家。辖区内有期货公司3家，但正常经营的期货公司只有2家。②无论在金融创新能力相对较强的各类金融股机构数量上，还是在资产总额上，黑龙江省与发达省份均存在较大差距。7．金融市场发育迟缓，直接融资比例低黑龙江省目前己基本建立起(包括多种传统金融交易品种在内)金融市场体系，但是金融衍生工具交易市场还未被纳入这一金融市场体系之中，黄金市场还未建立，外汇市场、投资基金市场的运行构架规则仍不规范，市场规模还太小。当前，黑龙江省融资结构中直接融资的比重过低。黑龙江省自2003年起，连续7年无新增上市公司，2013年5月末，黑龙江省A股上市公司仅为31家，其中沪市公司23家，深市公司8家，而中小板公司和创业板公司只有3家;国有控股公司18家，民营控股公司和外资公司分别只有11家和2家。上市公司境内总市值1842．43亿元，在沪深两市的2491家上市公司中，占比只有1．09%。2006—2011年黑龙江省非金融机构部门债券和股票融资在总融资量中的占比分别只有2．7%、10．6%、6．2%、3．3%、11．6%、8．8%，在证券市场累计募集资金额满足不了黑龙江省企业通过金融市场调配资源的需要。①8．区域金融生态环境不佳根据《中国金融发展报告(2008－2009)》公布的全国各地区(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金融生态环境的综合评价结果，上海综合评分为0．922，排名第1，黑龙江省综合得分0．320，只相当于其得分的1/3，在全国30个省区中排名第24位。在全国100个大中城市金融生态环境的综合评分中，黑龙江省的牡丹江市和大庆市分别排在第82和86位。可见，黑龙江金融生态环境不佳，并且在全国处于较低水平。黑龙江省金融生态环境比较落后，金融部门只是单纯的融资部门，没有被作为新产业、新经济增长点来看待。黑龙江省长期忽视信用环境、法制环境和舆论环境建设，造成缺乏金融创新的精神，金融创新思维和创新意识的供给匮乏，使黑龙江省金融创新的供给能力十分薄弱，再加上金融创新需求者，即金融机构客户对金融创新产品的接受度也不高，进一步降低了黑龙江金融创新产生的需求拉力。
三、黑龙江区域金融创新发展迟缓的成因:理论分析
直接融资间接融资区别范文5
关键词：金融资源；区域分布；机理分析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已经对整体经济发展的持续健康运行产生了日益严重的不良影响。尽快缩小各区域的发展差距，实现均衡发展，已成为当前我国和谐社会建设中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现代金融发展理论认为，金融资源是经济持续成长的强大推动力，对经济发展具有先导作用。因此，研究我国金融资源区域分布的决定因素，分析各决定因素间的影响权重及相互关系，并对各因素加以合理引导，对促进区域经济均衡协调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我国金融资源区域分布状况
白钦先教授最早提出了金融资源的概念，认为金融具有资源属性，即金融是一种资源，是一种社会经济资源。并将金融资源分为三个紧密相关的资源层次。我们以白钦先金融资源概念为依托，对金融资源的三个层次进行了适当调整，基础性核心金融资源与实体性金融资源基本保持不变，将第三层次修正为制度性金融资源，包括微观的金融企业制度和宏观的国家金融制度供给。本文主要对能够量化的基础性核心金融资源与实体性金融资源的分布状况进行描述。
(一)基础性核心金融资源的分布
1 存款资源的区域分布。我们根据各省人均存款的分布情况，计算出1978～2005年全国省际间的人均存款基尼系数。计算结果表明。全国省际间的人均存款基尼系数呈现出较高的不均衡状态，在1978年的初值接近0.45，基本上处于绝对的不均衡，在之后的十年中，随着国民经济的较快发展，人均存款基尼系数呈现下降趋势，至1990年降至最低。在随后的1990～1993年，人均存款基尼系数又快速上升，1994～2002年间保持在差异较高的水平，2002年以来，区域差距开展出现下降态势。总体而言，存款类金融资源在全国各省市的分布呈现不均衡状态。不包含四川和重庆。
2 贷款资源的区域差异。我们按基尼系数的基本算法，计算出全国人均贷款占有量的基尼系数。可以看出，全国人均贷款占有量的基尼系数平均在0.3以上，说明人均贷款资源的占有量在全国各省的分布呈现出较高的不均衡性。具体而言，改革开放初期至1990年。全国人均贷款占有量的差异呈现下降趋势。1990～1996年，人均贷款基尼系数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态势，之后，2005年，基本保持在0.3以上。
3 股票资源配置的区域差异。我国资本市场的金融资源在配置上同样存在着区域上的不均衡。我国国内股票筹资的地区分布是极不均衡的。2002～2005年，东部省份累计通过资本市场筹资1708亿元，占全国总量的72.6％，中部省份占比15.1％，西部省份占比9.3％，东北三省的占比仅有2.9％，特别是2004 2005年，东北和西部资本市场融资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4 保费收入的区域差异。近年来，我国保险业务发展较快，保费收入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1990年全国保费收入仅167亿元，占当年新增存款的3.35％，至2005年全国保费收入已达到4909亿元，占当年新增存款的11.6％。但从区域分布上，东部地区占有全国过半的保险资源。1990～2005年，东部地区保费收入由48.1％上升到58.8％，中部地区在16％的比例上下波动，而西部和东北地区占比呈现出不断下滑的趋势，其中西部地区占比由21.3％下降到15.5％，东北由14.6％下降到8.9％。从全国各省市人均保费的基尼系数来看，省际的保险差异仍然较大，但这种差距有不断缩小的态势。
(二)实体性金融资源分布
1 金融组织体系。主要包括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金融机构。以银行业金融机构为例，我国金融组织体系地域分布同样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主要金融机构集中于东部省份。至2005年底，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已达20.4万家，其中分布于东部省份的7.8万家，占比38，4％，而中部、西部、东北地带分别拥有银行业金融机构4.95、5.61、1.99万家，占比分别为24.3％、27.6％和9.8％。
(2)经济发达省份的金融市场化程度更高。从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区域结构看，东部地区集中了大量的商业性大银行，金融业的市场化程度更高。截至2005年，尽管东部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总量占比只有全国的38.4％，但其中国有商业银行占全国比重的42.7％，股份制商业银行占比达64.9％，城市商业银行占比43.23％，外资银行占比高达全国的92.3％。中、西部地区现代化商业银行占比远远低于东部，其大量的金融机构中资产规模较小的农村信用社占有很大比重。
2 金融工具体系。金融工具是作为金融中介媒介的各种债权凭证和所有权凭证。现代金融工具种类繁多，按其流动性划分，可分为七个层次：货币、短期负债、长期可转让债券、长期不可转让债券、可转让股权、不可转让股权和信托凭证。优化金融工具结构将有利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比如，以民营企业为主的区域经济。为了解决资本瓶颈问题，可以大力发展多种金融工具，如再贴现协议、股票质押、抵押贷款、公司债券等。从目前来看，随着现代化银行体制的建立，我国东部省份金融工具体系相对完善，而中西部金融工具体系发展相对滞后，主要以第一、二层次的金融工具为主。
二、影响我国金融资源分布的多因素分析
(一)金融资源配置的一般理论模型
市场和政府是配置资源的两个最重要方式，当然也是配置金融资源的两个最重要方式；H.T.Patriek(1966)的“需求跟随理论”认为，金融发展是实物部门发展的结果，实物部门的发展意味着市场的连续扩张和产品差异性的不断扩大。而产品差异性的扩大就要求风险的分散和交易成本的控制，从而产生了对金融服务的需求。该理论可以简单总结为：经济增长―金融需求―金融供给―金融发展。所以，经济的差异是影响区域金融资源配置的一个重要因素；非均衡发展理论认为，在导致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的过程中，由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和经济基础构成的初始条件起到了前提性作用。所以，初始条件是影响金融资源分布的又一重要因素；金融生态环境由于能够影响金融资源的价格和收益率，而成为影响区域金融资源配置的第五个因素。由此我们得到了影响我国区域金融资源配置的五个因素：(1)经济差异；(2)市场机制；(3)政府作用；(4)初始条件；(5)生态环境。这五个因素除分别直接作用于区域金融差异外，初始
条件、市场机制、政府作用、生态环境四个因素还分别通过作用于经济差异，再作用于金融差异。也就是说，初始条件、市场机制、政府作用、生态环境四个因素对金融差异有直接和间接的双重作用；初始条件由资源禀赋、区域条件、经济基础等因素决定。
(二)金融资源分布的机理分析
1 经济差异与金融资源的分布：平行效应。
(1)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产生不同的金融资源需求。经济对金融的需求程度取决于经济总量、经济商品化和货币化的程度等因素。发展中国家普遍金融发展水平较低，是因为这些国家的经济无法产生对金融的有效需求，从而无法为金融提供发展的动力和条件。一方面，国民经济增长速度越快，居民可实现越多的消费剩余，从而产生更多的储蓄能力和储蓄需求。另一方面，快速的经济增长，企业将随经济增长速度的加快产生更多的外部融资需求。筹资和融资需求的扩大导致对金融机构和金融资产的发展。同样道理，即使在既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下，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不同的产业和部门之间发展的不均衡，这种发展差异越大，产业部门对金融机构将储蓄资源从发展缓慢的产业向高速成长产业转移的需求也越高。
(2)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有不同的金融资源开发的“门槛效应”。在研究经济增长如何影响金融发展时，格林伍德与约万诺维奇(Greenwood and Jovanovic，1990)、格林伍德与史密斯(Greenwood and Smith，1997)以及列文(Levine，1993)在他们各自的模型中引入了固定的进入费或固定的交易成本，借以说明金融中介机构和金融市场随着人均收入和人均财富的增加而发展。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人均收入和人均财富很低，人们无力支付固定的进入费，或者即使有能力支付也因为交易量太小、每单位交易所负担的交易成本太高而得不偿失，从而没有能力去设立和利用金融中介机构和金融市场。
(3)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决定了核心金融资源的差异。戈德史密斯(RaymondW.Cold smith)、高斯(S.Ghosh)、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施瓦茨(AnnaJ.Schwartz)等经济学家就20世纪60年代主要国家经济货币化的比重进行了分析，从而得出一个结论：经济货币化比率的差别基本上反映了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货币化比率与一国的经济发达程度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我国货币化比率也显示了同样的规律，发达地区要比欠发达地区的经济的货币化程度高。这就是说，经济增长在不断扩大经济规模的同时，也在提高经济的货币程度，货币化程度的不同也就决定了核心金融资源的不同，因为核心金融资源就是广义的货币资本。
2 初始条件与金融资源分布：势能效应。非均衡发展理论均强调初始条件对非均衡发展的重要性。缪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论认为，经济发展过程在空间上并不是同时产生和均匀扩散的，而是从一些条件较好的地区开始，这些区域由于初始优势而比其他区域超前发展；佩鲁的增长极理论认为，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各部门，而是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部门，增长部门一是指在经济上特指推进型主导部门，二是指地理意义上特指区位条件优越的地区；弗里德曼的中心一论则将那些发展条件较优越，经济效益较高，处于支配地位的地区设为中心区，将那些发展条件较差，经济效益较低，处于被支配地位的地区设为区。初始条件的不同是经济金融非均衡发展的前提，初始条件差异越大，则区域经济金融非均衡发展的势能就越大；如果初始条件完全相同，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区域经济金融的非均衡发展就缺乏前提，就会均衡发展。
3 市场机制与金融资源分布：趋异效应。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理论，均强调区域经济发展非均衡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但就长期和最终结果来看，这种区域差异是走向收敛还是发散，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存在着分歧，一派认为收敛，一派认为发散。如果我们仔细分析某些认为收敛的理论，他们或加入了政府干预的因素或设定了收敛的历史阶段。如弗里德曼的中心一论认为，当经济进入持续增长阶段，随着政府政策干预，中心和的界限会逐渐消失；威廉姆逊的倒“U”型理论和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长论，则强调在经济发展的发达或成熟阶段才会出现经济差距的收敛，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和成长阶段，经济差距是，趋异的。所以，鉴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的现实，我们认为，我国目前的区域经济差距是趋异的，市场机制在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正在发挥拉大区域经济差异作用。
市场机制主要是价格机制，金融资源的价格是利率，所以，利率的高低就决定了金融资源的流动与分布。在存在初始条件差异的情况下，发达地区由于具有更好的基础设施、服务和更大的市场，必然对资本和劳动具有更强的吸引力，从而产生极化效应，形成规模经济，从而使发达地区的资本收益率高于欠发达地区；另外，发达地区往往采用更先进的生产技术，地区间技术条件的不同也会使发达地区的资本收益率高于欠发达地区。资本收益率的差异就导致了投资需求的差异，发达地区由于资本收益率高而产生较大的投资需求，欠发达地区由于资本收益率低而使投资需求受到抑制，发达地区在旺盛的投资需求拉动下，通过投资函数与储蓄函数的相互作用，使金融市场利率高于欠发达地区，从而导致欠发达地区的金融资源向发达地区流动。
4 政府作用与金融资源分布：政策效应。我国金融业的改革与发展具有政府过度介入、强制性变迁的典型特征。事实上，主导信用仍是国家政府。政府不仅是金融初始改革的领导者，还是金融改革和发展的主导者，政府的意志和利益直接规定了金融改革的方向、快慢和路径。其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各自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如果说改革以来中国区域金融发展水平差异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在金融领域的必然反映，那么，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行政分权制下，由国家对地方政府财政利益的认可而引发的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各地方政府之间的政治博弈，以及在博弈过程中所形成的各地方政府干预地区金融运行的能力差异，即主要由居优势地位的东部地方政府的金融努力程度(如以开发区及土地批设等获取银行贷款)的差异则使业已形成的区域经济与金融差异进一步得以强化。具体看，政府对地区经济金融发展的干预的主要手段有：(1)通过税收优惠、财政倾斜、直接融资倾斜以提高某地区的储蓄函数；(2)通过直接投资、安排较多的投资项目、戴帽下达信贷计划以提高某地区的投资函数。在这一过程中，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由于政府对投资的倾斜力度大于对储蓄的倾斜力度，从而导致被倾斜地区的投资函数的提高幅度大于储蓄函数的提高幅度，由此我们容易得到如图所示的理论模型Ⅰ；二是由于政府对储蓄的倾斜力度大于对投资的倾斜力度，从而导致被倾斜地区的储蓄函数的提高幅度大于投资函数的提高幅度，由此我们容易得到理论模型Ⅱ。
以上分析表明，政府对金融资源区域分布作用的大小，不
仅取决于对储蓄函数和投资函数作用的绝对幅度，更取决于相对幅度。若绝对幅度大且对投资函数作用的绝对幅度大于储蓄函数，那么不仅能够使政府直接增加的储蓄顺利转化为投资。而且还能够吸收域外储蓄并顺利转化为投资；若对投资函数作用的绝对幅度小于储蓄函数，则政府直接增加的储蓄将难以顺利转化为投资，而是一部分流向域外。所以，政府对某一地区的倾斜，不仅要从资金上对该地区予以倾斜，更要从项目安排上、增加有效投资需求上予以倾斜。
5 金融生态环境与金融资源分布：引力效应。金融生态环境中的信用环境、银企关系环境的优与劣，将直接影响到金融机构的信贷资产质量，而信贷资产质量的高与低，又直接影响到金融资源的收益率；金融生态环境中的司法环境、服务环境的优与劣，将直接影响到金融资源的运营成本，从而影响金融资源的实际价格――实际利率。金融生态环境优良，则不仅金融资源的收益率高，而且金融资源的实际价格――实际利率也高，双因素叠加，则会吸引域外金融资源的流入；若金融生态环境不良，则本区域的金融资源会由于收益率和价格的偏低而向外流出。
(三)我国金融资源分布不平衡决定因素的总体判断
通过对金融资源区域分布的机理分析，我们认为，首先，政府作用在我国区域金融资源分布差异形成中发挥了主导性影响。特别是在不平衡战略实施时期，政府通过政策性资源使倾斜地区在初始条件、金融生态环境等方面得到了较快的改善，一方面引导国内外金融资源向东部的流动，另一方面在促进东部快速创造着新的金融资源；同时，在这一时期，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处在逐步建立之中，市场机制还不完善，市场机制虽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作用，但还没有发挥基础性作用。因此，不平衡战略实施时期，我国区域金融资源分布差异逐渐增大。随着平衡战略的回归，区域金融资源分布差异趋于变小，但是依然主要靠政府的主导作用。其次，市场机制在我国区域金融资源分布差异形成中的影响日益加大，并逐步向基础性作用逼近。这在2000～2003年表现尤为明显，2000年开始实施平衡战略，但到2003年区域金融资源分布差异仍在扩大，因为市场机制具有趋异效应，由此可见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市场机制对金融资源分布差异化主要表现在：一是区域金融组织机构的分布日趋市场化的非均衡。从国有银行内部或外部成长起来的大批新型金融机构，它们大都实行企业化管理，并按照经济理性原则配置金融机构，体现市场化非均衡的布局特征；新成立的全国性商业银行的总部及其分支机构，以及新成立的区域性商业银行界大多数设立于沿海、沿江开放地区和大中城市。而那些非银行金融机构大都与他们相伴而生，具有较强的分布耦合性。同时，外资金融机构也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特别是上海、深圳和北京等地。二是市场化融资加剧了核心金融资源分布的区域非均衡。随着我国商业银行改革的深入，贷款融资渠道已完全商业化，直接融资更完全是一种市场化融资行为。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迅猛发展，直接融资将在未来我国金融资源分布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再次，经济差异的大小影响着金融资源分布差异的大小，经济差异对区域金融资源分布差异的作用几乎呈平行变动。最后。初始条件和生态环境对区域金融资源差异的形成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矫正与引导
(一)发挥市场规则约束下的政府作用
在我国经济转轨时期，政府对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形成具有主导性作用。因此，要实现金融资源的区域均衡分布，仍需依靠政府的力量，继续发挥其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但这种作用的发挥要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完善而改变，政府应为区域金融发展提供更多的符合市场规则的制度安排，即由行政性干预逐步转向市场规则约束。一是发挥好政策性金融资源的引导作用；二是建立财政政策性金融体制；三是实行适度倾斜的区域金融政策；四是发挥地方政府在优化金融生态环境方面的作用；五是实施货币政策的区域化操作。
直接融资间接融资区别范文6
【关键词】金融发展；对外贸易；因果关系
一、前言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来临，资金和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越来越自由。在这一过程中，资金的自由流动促进了一国金融的发展，生产要素的全球化流动促进了贸易的快速发展。因此，金融与贸易逐渐成为国民经济活动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发展可以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储蓄转化为投资，增加资本积累，为企业提供更多的融资通道，推进技术创新，从而促进一国或地区的贸易经济增长。
由于地方经济发展的差异，考虑到新疆的现状，无论是金融的发展水平，还是对外贸易的规模和结构，都还处于发展上升阶段，鉴于此，有必要从新疆金融发展与对外贸易的现实背景出发，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来分析新疆区域金融发展与对外贸易的关系。
二、实证分析
（一）指标的选择
本文将从金融市场的直接融资能力（ZJ）、间接融资能力（JJ）与信贷转换率（SLR）三个指标来衡量新疆区域金融的发展水平。金融市场的直接融资方式是指通过股票、债券、基金等方式获取资金，我们用新疆股票市价总值代表直接融资的数量，国民财富用新疆GDP来衡量，则ZJ=股票市价总值/GDP。
间接融资是通过银行贷款的方式融通资金，则间接融资能力用银行贷款总额与国民财富的比值来衡量，即JJ=贷款总额/GDP.
信贷转换率衡量的是金融机构将存款转化为贷款的效率，能有效检测金融机构的办事效率，在国内是比较常用的，即SLR=贷款总额/存款总额。
针对对外贸易指标则选用贸易开放度（TOPEN）与对外贸易的商品结构（TCS），与国内大多数学者一样，贸易开发度采用进出口总额与GDP的比率来衡量，贸易的商品结构采用制成品出口总量与出口总额的比率表示。
受数据资料的限制，本文采用1994-2011年的数据进行分析，数据来源于各年的《新疆统计年鉴》。另外，为了剔除个别变量间的异常关系，将对所选取的数据进行对数化处理。
（二）平稳性检验
对变量进行协整分析之前，首先需要对变量进行平稳性分析，只有变量在同阶平稳的情况下，才能进行协整分析。本文采用ADF方法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在水平序列上，所以的检验结果都没有拒绝有单位根的假设，因此可以认为LNTOPEN、LNTCS、LNZJ、LNJJ、LNSLR都是非平稳的时间序列。而所有变量一阶差分后至少在5%的显著水平下都拒绝了有单位根的假设，因此这些变量都是一阶单整序列。
（三）协整检验
既然金融发展与对外贸易各个指标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我们采用Johansen多变量极大似然估计法对时间序列进行检验，通过计算出最大特征值，比较它们与给定显著水平下的临界值的大小。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的协整检验结果可知，有三组变量存在着一定的协整关系，则各协整关系所对应的长期均衡方程分别为：
由以上各式我们看出以下几点：第一，对外贸易开放度与信贷转化率、直接融资能力呈反方向的变化关系，与间接融资能力呈正向变化关系。对于新疆这个金融市场发展还不是很完善的现状下，各种微小型企业在资本上融资能力非常有限，再加上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能力有限，使得资金的利用率大大降低，因此，金融体制发展不健全对新疆进出口总额起到一定的阻碍作用。
第二，无论是金融市场的直接融资能力、间接融资能力还是信贷转化率对对外贸易的结构都有正向的影响关系。表现了金融市场的发展对新疆制成品的生产提供了更多的融资渠道，从而促进了制成品在总出口中的比率。
第三，对外贸易开放度以及贸易结构的调整不利于金融发展效率的提高，部分原因在于新疆进出口产品的结构还处于较低层次的粗放式经营阶段，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较少，对金融发展的贡献度较低，另一方面是由于新疆金融开发度不是很高，对外国银行的进入制定了一定的标准，从而限制了其作用的发挥。
（四）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得出了金融发展与对外贸易的各个指标之间存在一定的协整关系，下面我们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来验证各个指标之间是否构成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可以看出LNSLR与LNTOPEN在10%的显著水平下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LNTOPEN与LNJJ、LNJJ与LNTCS之间在1%的显著水平下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而LNZJ与LNTOPEN、LNTCS与LNZJ、LNSLR与LNTCS之间均不存在长期的因果关系。这说明新疆金融市场上间接接融资能力的提高在长期中对外贸总额以及外贸结构的变化是起促进作用的，与前面考察协整关系得到的结论是一样的，说明在新疆，通过向银行贷款仍然是企业获得融资的重要途径。针对金融市场直接融资功能以及信贷转换率与对外贸易相关指标的不存在相互的因果关系，究其原因，一方面，由于新疆自身条件的限制，各种金融制度仍然不是很完善，而且金融机构的数量较少，使得金融市场的发展较为缓慢，企业获得融资的机会也就主要集中在银行，而且在新疆，与金融发展相关的贸易业务在金融市场中所占的份额较少，从而，对外贸易的发展不能明显地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另一方面，新疆处于跨越式发展阶段，大部分贷款都被投入到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经济周期长收益较低的产业中去，这就使得信贷转化率的提高并没有对外贸的发展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
三、结论
从以上的各种检验分析中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通过银行贷款获取资金的间接融资方式促进了外贸开放度的发展，而以股票为代表的间接融资方式并没有发挥相应的促进作用，表明新疆资本市场运行的低效率，信贷转换率的提高在短期内有利于外贸商品总额的增加。外贸开放度的发展，在短期中，无论是对直接融资、间接融资还是信贷转化率均起到促进作用，表明通过对外贸易使得资金在国际市场上流通，提高了资金的运行和使用效率，以此来促进本地金融市场的发展。第二，在短期中，直接融资方式对外贸结构的改善起到促进作用，而间接融资与信贷转化率则起抑制作用，但是在长期中，无论是直接融资、间接融资还是信贷转化率对外贸结构的调整均起到促进作用，表明金融市场的发展对企业进行产业优化，产业升级有积极的作用。外贸结构的改善在短期内促进了直接融资工具的发展，但是不利于间接融资市场以及信贷转化率的提高，表明外贸商品结构的不合理，不能有效促进金融市场效率的改善。
参考文献
[1]姚耀军.金融发展对出口贸易规模与结构的影响[J].财经科学，2010（4）：25-31.
[2]沈熊.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的动态演进分析——基于中国的经验数据[J].世界经济研究，2006（6）：53-58.
[3]曲建忠，张战梅.我国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基于1991-2005年数据的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08（1）：98-1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