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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张性和紧缩性财政政策范文1
通常财政政策分为两种表现形式：一种为紧缩性财政政策，一种是扩张性财政政策。当经济出现过热现状，通货膨胀呈现上升趋势时，则会采取紧缩性财政政策，伴随着政府减少支出，或是增加税收的措施。而当经济出现萧条，失业明显增加的趋势出现时，为了社会稳定，国家则会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与紧缩性财政政策中政府的行为不同，在扩张性财政政策中，政府为了保持经济稳定增长，会采取增加财政支出或减少税收等有利于经济稳定的措施。总之，无论是在紧缩性财政政策还是扩张性财政政策，政府在其中进行的宏观调控最终是要实现经济的稳定，尽最大可能减少经济波动，并减少对国家经济的损失。
二、财政政策在宏观经济学中的作用
现阶段，我国采取财政政策对宏观调控来说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就我国目前的经济形势，财政政策的实施，可以使得经济结构在短期内做出有利调整，同时可以最大程度的消除货币政策在其实施的过程中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并拉动经济的增长。因此，财政政策的积极实施对刺激社会需求带来积极影响，为经济稳定增长提供持久的动力支持。所以说，财政政策在宏观经济学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三、财政政策在宏观经济学中的表现效果
首先从以下四个方面分析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包括就业情况，物价情况，经济增长以及收支平衡四个方面。首先，我国物价上涨带来的压力依然不是很乐观。自08年5月份以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呈现逐月回落的趋势，政府在防止大面积的通货膨胀方面做出的很大努力，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虽然如此，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依旧在高位运行着，仍不能掉以轻心。其次，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下，我国部门出口型企业受到的影响最为严重，导致市场格局发生转变，企业利润下降，因此这种经济回落状态必须引起重视。第三，我国现阶段的就业问题很不乐观。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我国很多中小型企业，特别是珠三角，长三角地区的中小型企业相继关门，生存压力增大，因此造成就业难的现象。最后，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国际收支格局必然出现多级分化的现象。造成我国贸易顺差持续回落。综上我国经济形势下，在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所采取的财政政策取得的效果有所不同。就拿我国经济萧条时期和经济过热时期来比较，财政政策所表现的效果是不同的。对经济形势极为困难的情况下，积极财政政策会保持和促进经济总需求的稳定和一定程度的增长，可以有效防止经济进一步下滑，对保持社会的安定带来积极影响。
四、就财政政策对宏观调控的建议和措施
就我国当前的经济形势以及宏观经济的理论策略，为保持经济能稳定快速的发展，因此对我国进行宏观调控的最有效途径是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在财政收入快速增长而国家经济增长缓慢的情况下，政府有必要采取积极的措施来提高我国经济的发展。首先，增加劳动人员的工资，提高工资收入，只要人们手中有钱不仅能缓解当前物价上涨压力，还能促进人们的消费，进而刺激经济的增长。其次，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措施，增加对低收入人群和地区的财政帮助，有利于社会的整体稳定。第三，增加对基础建设等的投资，包括对铁路等的投入要增大，这是拉动内需最为有效的途径。第四，对农业来说，加大补贴，促进我国农业的发展，提高我国最为广泛的消费群体的消费能力，有利于经济的增长，社会的稳定。最后，调高个体税收起点，尽可能降低利息税，施行大规模的减税措施。通过以上的所有措施，我国经济会在最短时间实现健康稳定地增长。
五、结束语
扩张性和紧缩性财政政策范文2
为应对通胀，2010年下半年以来，央行已9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两次加息。目前，大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到了20%，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然而，尽管抑制通胀是2011年中国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但在抑制通货膨胀的同时，必须警惕紧缩性调控政策误伤实体经济，以有效预防经济滞胀的发生。
经济滞胀是高通胀率、高失业率和低经济增长交织并存的一种经济状态，我国目前除了经济增长率较高外，已具备经济滞涨的多数特征。
那么，我国是否已经出现了经济滞涨的迹象？整体而言，目前的经济数据还不能说明滞涨已经显现，但是，如果政策操作不当，有可能导致经济继续下滑，引发经济滞涨问题。
通货膨胀压力较大，
CPI趋增态势可能强化
我国的通货膨胀大致包括需求拉动型、成本推进型和国际输入型3种。我国近期出现的通货膨胀不属于需求拉动型，而是成本推进与国际输入叠加的混合型通货膨胀。
自2010年11月CPI达到5.1%以来，在各种调控政策的合力效应下，最近3个月通胀压力似乎得到了部分缓解。目前，对于2011年我国CPI的走势，大多数预测表示乐观，认为全年CPI将呈现上半年走高、下半年走低，峰值出现在上半年。笔者认为，在劳动力成本、粮食、能源等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趋势均未达到拐点之前，我们尚不能对通胀走势表示乐观，也不敢断言CPI全年会出现前高后低的倒V字型走势。理由如下：
首先，2009年以来货币发行过多的滞后效应会继续显现。经验表明，从货币投放到通胀的形成大约有18个月左右的时滞。基于这一规律，目前的通胀在很大程度上是过去两年过度货币投放的结果。即使今年的广义货币增长能够控制在16%的目标以内，银行信贷投放也能够得到有效控制，CPI依然会继续上行。某种意义上，当前的通货膨胀是中国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所付出的代价。
其次，成本推动型的通胀将愈演愈烈。中国现在的通货膨胀不仅仅是食品引起的，各种初级产品价格上涨、服务类价格上涨、劳动力成本（特别是低端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都在推升CPI，通货膨胀高企不是一个短期现象。
从农产品价格方面看，世界粮食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近来，国际粮价飙升，部分粮食价格已破纪录。国内粮价也随着国家不断提高最低收购价，农产品生产资料成本、劳动力成本、土地价格刚性上涨以及气候等多种因素而不断上涨，由此带动2月食品类价格上涨11%。
从劳动力成本看，今年的“民工荒”比往年更甚，企业面临非常大的工资上涨压力。生产要素价格的进一步抬高，将反过来强化通胀预期，加剧未来的通胀压力。
再次，油价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将进一步助推我国通货膨胀的高企。美联储“二次”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措施导致美元的进一步泛滥，持续提高了世界市场上对美元贬值的预期，推高了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
近期，受利比亚和中东地区局势影响，美国原油期货价格近期连续上涨，每桶突破100美元，尽管近期有所回落，但这究竟是否是拐点，暂时还不敢妄言。需要关注的是，日本近期发生的大地震和核泄漏事件导致了日本央行巨额拯救资金的注入，对于我国来讲，这也将加剧通货膨胀的压力。
第四，游资炒作和市场失序问题难以得到抑制。当前，我国市场上的游资一部分来自海外，但更多的是来自于国内。近些年，由于企业成本上升、利润空间变小、投资环境不佳、风险较高以及体制机制因素的影响，民间资本不断游离于实体经济之外，在高回报的“诱惑”下，纷纷追逐虚拟经济和进行市场炒作投机，从而推动了资产价格的快速上涨。
随着房地产等调控政策日益严格，民间资本开始转向价格相对较低且存在需求缺口的“菜市”和农副产品流通领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食品类价格上涨。客观讲，就目前的调控能力而言，我们尚缺乏对社会游资进行有效管理的经验和措施。
以上说明的是2011年的通胀走势不容乐观，那么，目前的宏观调控政策措施能否有效抑制通胀的高企？笔者认为，当前由紧缩性货币政策、紧缩性房地产政策、紧缩性劳动政策和扩张财政政策组合而成的紧缩性调控政策组合可能药不对症，甚至适得其反。
从货币政策看，历史经验表明，对于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紧缩性货币政策效应是明显的，但对于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和国际输入型通货膨胀，紧缩性货币政策基本无效。
从房地产政策来看，尽管紧缩性的政策对抑制房价高企有一定作用，但这种作用不应高估。因为，当前我国房地产发展中的核心问题不是价格问题，而是深层次的制度性问题。仅仅盯住房地产的需求层面，而不把政策重心定位于供给环节，不努力解决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问题，不努力解决中央与地方的税收政策问题，房地产问题不会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从劳动政策方面看，最低工资制以及增加劳动者工资收入的动机是正确的，关注基本民生、改进福利状况，也是各级政府的责任。但是，这都需要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扩大就业为前提，也需要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对社会福利增进统筹协调，合理把握，稳妥渐进。否则，就会加剧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
尤其是，民生问题的解决不能依靠政府的行政手段包揽，也不能超越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而过早提出不切实际的高要求，否则，就会伤害经济增长，甚至导致滞胀风险。
所以，政府有关部门与其对劳动市场进行直接干预，不如增加对劳动者进行技术培训的投入；与其补贴农民种地，还不如补贴农民进城打工，将社会劳动力从报酬递减部门转移到报酬递增部门，从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从财政政策方面看，近两年极度扩张的财政政策已经使我国经济发展模式演变为行政主导型模式，其后果必定导致对市场的替代，这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相悖的。而且，极度扩张的财政政策是以高税收为代价的，这对于激励产业投资和居民消费都会带来不利影响。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如果继续沿袭现有的紧缩性宏观调控政策，未来一段时间CPI将可能继续上行。总体上，2011年CPI的峰值可能在第三季度或第四季度出现，而且峰值会达到7%左右，全年平均水平有可能超过5%，实现4%的调控目标面临严峻挑战。
宏观政策要注意
抑制通胀促进经济增长
当前我国经济不仅有通胀问题，还面临经济下滑问题。两个问题的叠加，极易诱发经济滞胀。因此，决策层必须在调控政策上做出有效安排，既有效抑制通胀，又促进经济增长，对可能发生的经济滞胀保持足够的警惕。
首先，宏观管理应当由以需求管理为主转向以供给管理为主，要通过结构性减税，扶植低利润、高就业的行业发展，来促进就业的增加；要通过实行差别税率和差别工资津贴，引导生产要素合理流动，促进地区经济均衡发展。
应当看到，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不是在短时间内就能解决的，也不是紧缩就能够很快见效。成本推动型通胀的解决是一个长期问题，需要有长期的政策安排和准备，需要依靠自主创新、产业升级、技术进步和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等措施来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确保社会就业的不断扩大，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内需，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由投资拉动向消费拉动的转变。
其次，实行紧财政政策，降低通货膨胀压力。财政政策包括税收政策，主要功能是促进社会公平，而不是依靠财政来拉动经济增长。近几年来，我国物价上涨带有明显的“结构性”特征。对于结构性通胀，必须通过财政措施来解决。
如，可以通过减税增加居民收入预期；通过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将潜在供给转化为现实供给，降低中低收入居民支出；通过吐出食品如猪肉库存以平抑食品价格；通过增加某些“供不应求”产品的有效供给，有效缓解价格上涨势头；通过财政补贴受灾地区的生产者，来抑制自然灾害导致的农产品价格上涨。
第三，实行中性货币政策，促进经济增长。货币政策的主要功能是促进经济增长，不能在总量控制上过多地做文章，要让商业银行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自主地进行贷款。
应对经济滞胀，紧缩性货币政策是无意义的。提高准备金率等数量控制手段，表面上会减少社会流动性，抑制物价上涨，但也会抑制实体经济的信贷需求，从而抑制产出，减少就业和供给。加息打击的不是物价，而是本国的内需。所以，紧缩性货币政策只会加剧经济之“滞”。
治理经济滞胀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通过适当放松货币，保生产、保就业、保住社会稳定、保住经济增长。在汇率政策方面，人民币升值不能激进，我们应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以促进对外贸易增长，促进外向型企业的发展和整体经济增长。
第四，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将经济发展的目标从GDP转向改善民生。目前，中国人均GDP已经超过4000美元，跨入中等收入国家，但也开始出现类似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和马来西亚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现象。
经验表明，要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必须在确保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不断增长居民收入，从根本上改善民生问题。否则，一旦经济增长停滞，政府和社会财力衰退，民生问题得不到解决，社会矛盾就会激化，就会危及社会和政治的稳定。
扩张性和紧缩性财政政策范文3
摘 要 相机抉择是财政手段调控经济运行的灵魂。一直以来,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的实施在适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取向,成功实现财政政策的转型,特别是在加快我国国民经济快速、稳定发展的方面成效明显,但在实施的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负面效应,值得我们去梳理、分析和研究,以期为今后更好地运用财政税收手段优化国民经济运行环境奠定现实基础。
关键词 相机抉择财政政策 效应综述 评析
一、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的实施环境决定其政策作用方向
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是一国政府为保持本国经济的稳定增长、适应宏观形势的变化,采取改变财政支出水平、调节税收等措施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的一套经济政策,主要包括紧缩性财政政策、扩张性财政政策和中性财政政策,在我国分别称为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凯恩斯主义认为,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的实施应当“逆经济风向行事”,即在经济低迷、需求不足,出现衰退与萧条时,采取刺激需求的扩张性财政措施,在需求旺盛、经济繁荣时期,应当采取抑制需求的紧缩性财政措施。我国各项财政政策,也是基于此观点,相机抉择,适时进行调整并成功实现了一种政政策向另一种财政政策的转变。
(一)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适度从紧财政政策的实施有效熨平了经济大幅度波动
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经济在体制改革等因素的作用下进入了快速增长期,与此同时投资需求过度扩张、通货膨胀加剧,宏观经济运行环境日趋紧张。在此背景下,我国政府确定了实行适度从紧财政政策的基调。1993年―1997年适度从紧财政政策的实施,取得了显著地反周期调节效果,不仅有效治理了严重的通货膨胀,避免了经济发展中的“急刹车”现象,而且在消除经济剧烈波动的同时,保持住了经济的平稳增长。金人庆(2006)认为实施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实现了反周期调节的预期目标,促进了经济稳定增长;朱建设(2007)通过对1993年―1997年我国财政支出与GDP的增减变化进行计量经济学的实证检验得出结论,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熨平经济周期波动的作用是显著地;张通(2009)认为,适度从紧财政政策的实施,使我国成立以来第一次避免了“大起大落”的不良循环。适度从紧财政政策的实施在取得成效的同时,也产生了不少的负面效应。长期紧缩性政策的实施,使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居民消费意愿低迷,同时,买方市场的形成,使得供过于求的比重不断提高,投资需求增长乏力,物价水平持续走低,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通货紧缩趋势。贾康(2003)认为,1993年―1997年适度紧缩性财政政策的力度有些过大,通货膨胀是抑制了,但也为以后国内需求不足埋下了伏笔,致使1997年以后不得不进行又一次的调整。
(二)以扩张性政策手段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有效扭转经济衰退趋势
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主要分两个阶段,一是1998年至2004年,一是2008下半年至今。1997年7月泰国金融危机爆发,我国的对外贸易受到严重冲击,长期重复建设带来的结构不合理等深层次矛盾,在国际经济环境急剧变化和国内市场约束双重因素的作用下突出地显现出来。面对前所未有的严峻局面,我国政府果断地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而2008年积极财政政策出台的背景主要是在物价快速上涨的压力下,“防过热、防通胀”已经成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加之2008年上半年,我国先后遭遇了罕见的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和汶川大地震,以及愈演愈烈的美国次贷危机演变为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经济增长速度不断下滑。在国际、国内各项经¬济指数出现明显下降的情况下,2008年11月5日,我国再度启动积极的财政政策。
1998年―2004年六年间连续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的总体效果是明显的,它在有效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冲击的同时,还推动了经济结构的调整,并有力地促进了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刘汉屏(2002)认为,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在抵御东南亚金融危机、扩大投资、刺激消费、鼓励出口拉动经济增长、优化经济结构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吕炜(2004)认为在1998年以来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过程中,我国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是很明显的,其主要作用在于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国制度变革不足所产生的增长缺口;解保华、李彬联(2009)认为,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实现了民间投资1999年-2007年间年均19.5%的高速增长,有效地遏制了国民经济发展的颓势。而国内一些学者认为积极财政政策的总体效果不是很理想,它的实施产生了一系列的负面效应。陈共(2003)认为,不断扩大的国债规模,虽然对我国财政近期来说不存在大的风险,但情况不容乐观;项俊波(2008)认为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我国投资消费失衡的体制性根源。
2008年下半年以来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减缓了经济的衰退,但是其在对经济企稳回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我国宏观经济与财政政策课题组、国研网宏观经济研究部等(2009)认为,积极财政政策在发挥其积极作用的同时,也使得我国的财政收支矛盾日益凸显;胡少维(2009)认为,当前我国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对投资的偏好有点过强,财政政策创造持续性、长期性就业岗位的能力较低,难以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的就业压力;段炳德(2009)认为,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着对教育培训的投入相对不足,对投资项目的可行性论证不详、不细、不透就仓促上马等一些问题。
(三)我国稳健财政政策实施过程中更灵活体现了财政政策的“相机抉择”
连续6年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促使我国经济进入了新一轮增长周期的上升阶段。但从2003年下半年开始,我国部分地区和行业出现了投资增长过快、通货膨胀压力加大等问题,同时,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也亟待改善。面对这种非均衡发展,我国转而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着力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并努力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在稳健财政政策和其他宏观调控政策的共同作用下,我国国民经济保持了平稳较快的增长,各项经济运行指标波幅明显减小,经济运行继续向宏观调控预期目标发展。
对于稳健财政政策所产生的效应,国内学者绝大多数都持有肯定的观点。金人庆(2006)认为,稳健财政政策的实施,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经济社会稳定协调发展;田成川(2006)从总量和结构两个方面对稳健的财政政策的效应进行了评析,认为稳健财政政策的实施为我国经济的内生增长提供了一个健康的、有保障的平台,其调整经济结构的效果也较为突出;张通(2006)认为,稳健财政政策推进了我国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和增长方式的转变,并加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而对于稳健财政政策存在的问题,近期国内学界对其的研究也逐渐增多。我国宏观经济与财政政策分析课题组(2008)认为,稳健财政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环境的偏松,使得财政收支赤字的压力有所扩大;吴骏(2008)等通过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对我国稳健财政政策进行分析得出结论,稳健财政政策的实施使利率上升,抵消了从紧货币政策的效果,也使得外部均衡矛盾更加突出。
二、对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的评析及其未来政策取向
作为一项反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不论是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还是稳健的财政政策,它们的实施成效都是明显的,对我国“熨平”历次的经济周期波动,保持经济的平稳快速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丰富了我国政府的宏观调控经验,同时也加快了我国财政体制的改革步伐。相机抉择财政政策本身并没有问题,之所以会产生负面效应是由于在各项财政政策的实施过程中,一些制度性因素的限制以及相关的配套设施不完善所导致的,在某些方面也归因于我国政府对宏观经济调控经验不足。此外,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的实施是政府为了应对当前所面临的经济波动所采取的措施,因此更多的考虑的是短期的利益而往往忽视了长远利益,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我国财政政策的不断更迭,从抑制通货膨胀到调控通货紧缩再到抑制通货膨胀的政策循环“怪圈”。
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的实施根据我国目前的国情来看,是必要的,而且其发挥作用的空间也是非常大的。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不仅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适应经济体制的转型和经济运行机制的变化,进行相应的制度性变革、逐步消除体制,还要保证其实施的连续性、稳定性、科学性和灵活性,以及政策出台的时机选择和切入点选择恰当以及力度的恰当。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并不适宜作为调控经济发展的长期政策,我国财政发展的目标应当向平衡预算财政发展,向公共财政转型,逐步构建与我国主体功能区建设相适应的财政政策体系,不断推进主体功能区的建设。此外,我国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的实施还必须具有独立性、前瞻性和国际性,在确保财政政策独立实施、不预的基础上,既要充分考虑到我国未来相关财政政策实施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和风险,又要紧密关注国际社会的时局变化、风起云涌,增强忧患意识和风险意识,谨慎严防由于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的不当实施所导致的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发生,以及国际环境的变化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参考文献:
[1]吕炜.体制性约束、经济失衡、财政政策――解析1998年以来的中国转轨经济.中国社会科学.2004(2).
[2]项俊波.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测度与分析.管理世界.2008(9).
[3]胡少维.财政政策的相机抉择.开放导报.2009(4).
[4]解保华,李彬联.积极财政政策的冷思考.上海经济研究.2009(12).
[5]课题组.推进我国主体功能区建设的财政政策研究.经济研究参考.2009(51).
[6]刘汉屏.时策聚焦――积极财政政策效应及可持续研究.中国财政经济.2002.
[7]陈共.积极财政政策及其财政风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8]金人庆.中国科学发展与财政政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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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扩张性财政政策退出的时机已经成熟
这﹁轮经济上升期出现的部分地区和行业投资偏热,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的行政主导使然。除了地方党委和政府换届的“政治周期”推动,以及财政税收体制、金融体制和投资管理体制等方面的改革不到位等体制性因素影响以外,以长期建设国债为主的积极财政政策对投资迅速升温也起了重要的支撑作用。不可否认,积极财政政策对中国经济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走出通货紧缩,保持经济快速稳定增长,可谓功莫大焉。但是,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已经不再是总需求不足,因此也不宜再以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继续刺激总需求扩大。对此,去年底以来,货币政策选择了适度从紧的取向。而宏观调控的另一个重要手段——财政政策,如果继续在“积极”的道路上前行,势必与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相矛盾,也将进一步增加宏观调控的难度。
另外,从规避风险的迫切性看,仅长期建设国债就累积达到9100亿元之巨,而且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偏高,这些都为财政运行本身带来不小压力。因此,继续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已经不合时宜,现行财政政策已经到了必须作出调整的时刻。
我国当前的财政收支状况为财政政策调整创造了有利条件:
首先,近年来我国税收一直保持较快增长。由于经济持续快速发展,近年金税、金盾和金财工程全面实施,税收征管进一步强化,税收实际征收率大幅度提高。今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达到14306.7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3351.79亿元,同比增长30.6%,完成年度预算60.7%,这是近年来同期增收最多、增幅最大、完成进度最好的一年。虽然下半年财政收入增幅将放缓(如清欠出口退税、部分偏热行业引起的税收增加部分将随着宏观调控见效而放慢等),但全年财政收入增加额仍可能达到4000亿元左右。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为压缩赤字、减发国债和支持改革提供了可能。
其次,近年来积极财政政策逐渐缩小扩张力度,实际上在进行淡出性调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2004年维持了3198亿元的赤字,没有安排新增赤字。随着GDP的增长,实际的赤字率(赤字/GDP)较之去年有所下降。(2)长期建设国债发行规模,由2000-2002年的每年1500亿元,调低到2003年的1400亿元,2004年又减少至1100亿元,并且明确承诺将逐步停发。(3)2003年10月出台的新出口退税政策,使出口退税率在总体上降低了3个百分点。(4)长期建设国债的投向有所调整,由过去主要用于重点建设项目,扩展到在建重点工程的后续投入、公共项目的欠账填补和支持亟待进行的重大改革举措。这些实践不仅为财政政策进一步调整积累了经验,而且形成了扩张性财政政策逐步退出的心理预期,这将减少政策调整的难度和阻力。
二、当前财政政策调整的实质:从扩张性政策逐步转向平衡性财政政策
基于宏观经济形势的改变,对财政政策作出调整的必要性已经被大家所认识,越来越多的人主张积极财政政策应当“退出”、“淡出”或“转向”。但是对如何调整,调整的程度、力度和方式,调整后政策的新作用点等问题则存在争议。在讨论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先把财政政策调整的实质界定清楚。
财政政策一般分为“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discretionary fiscal policy,亦称自决的财政政策)和“内在稳定器”(the built-in stabilizers,亦称非自决的财政政策)两大类。前者又根据不同的宏观经济条件和对总需求的不同影响,分为扩张性财政政策、平衡性财政政策和紧缩性财政政策。一般的政策工具包括政府支出、国债和税收。平衡性财政政策通常指维持财政收支大体平衡,不影响总的社会需求状况,亦即不应新增政府支出和增发国债及减税,人为地进行扩张;也不应降低政府支出或增税,人为地制造紧缩。而所谓自动稳定器,一是指税收(主要是所得税等直接税)的自动稳定功能,二是指政府部分支出(如转移支付)的自动稳定功能;平衡财政政策与自动稳定器属于不同政策类型,前者是当局的积极行为,可以在不影响总需求情况下,对财政收支进行内部结构调整,采取同幅度对冲性政策组合,比如减税与减少政府支出组合,或者增税与增加政府支出组合等。而后者是当局真正的“不作为”,让财税制度自动发挥平抑周期的作用。近年来国际上对自动稳定器的调节作用给予较多关注,但是在我国以间接税(主要是增值税、营业税等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下,自动稳定器的作用还很薄弱。
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正应该是平衡性财政政策发挥作用的条件。在总量上,平衡性财政政策对社会总需求不产生扩张或紧缩的影响,维持财政预算收支基本平衡,至少要维持当期预算的基本平衡,逐步削减赤字余额,并保证不出现新的赤字。在结构上,做到“有保有控”,一方面要控制过热行业的发展,财政资金从“越位”领域退出;另一方面,支持能源、交通等瓶颈部门和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财政资金转向公共财政“缺位”领域。实行平衡性财政政策并不意味着政府无所作为,而是强调在稳定社会总需求的前提下,有效地采取对冲性政策组合,努力实现预算平衡,优化支出结构,引导经济结构调整,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持续发展。
三、“平衡的财政政策”在当前可表述为“适中的财政政策”
为了便于讨论,我们认为在财政政策的名称选择上可考虑三个标准:(1)是否代表了宏观经济形势所需要的政策类型;(2)是否明确表明政策的作用方向和程度;(3)是否能准确传递政策信号,便于更多的人理解而不引起歧义和误解。
对当前我国财政政策调整的名称选择,大体上有以下7种主张:(1)“适度的”或“温和的”财政政策;(2)“可持续的”财政政策;(3)“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4)“稳健的”财政政策;(5)“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6)“结构性”财政政策;(7)“中性”财政政策。学术界比较多的人同意“中性财政政策”的提法。第一种提法,“适度”只是描述了政策的作用程度,对于财政政策调整方向并没有指示,可以适度扩张,也可以适度紧缩,不便于引导预期,对于以上三个标准都不满足。而“温和”的提法,包含了程度减轻、柔和、适度和不过分等意思,可能会给人逐步降低和减少扩张幅度的预期,但是容易引起误解。关于“可持续”的提法,强调的是财政政策坚持收支平衡、不搞无米之炊,并使财政政策的重点转向加强薄弱环节,支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这个提法带有中长期特点,但对短期宏观经济调节的导向比较模糊。至于“相机抉择”的提法,其直接混淆了财政政策的类别和具体财政政策之间的关系,而且导向并不清楚,显然也不合适。而“稳健”的财政政策的提法,得到了不少人的赞同,他们的支撑点在于认为我国当前财政政策既然不扩张也不紧缩,那么选择稳健的提法正合适宜。其实不然,仅从“稳健”一词很难判断出政策的方向和趋势,虽然我国近年货币政策也采取了“稳健”的提法,但是就其政策执行的实质上看,稳健的货币政策是一种适度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之所以称稳健,其强调的是在松动银根、支持增长的过程中,要高度警惕和防范金融风险。这样来,如果财政政策也称“稳健”的,则可能使人们比照货币政策来理解,而形成继续扩张的错误信号和预期。因此,这个提法不满足第二、第三条标准,显然也不合适。至于第五种提法,“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可能有矫枉过正之嫌,从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看,的确存在呈现局部偏热,警惕通货膨胀的压力,但是还没有需要进行全面紧缩的时候,而且宏观经济本身还存在再次步入通货紧缩的不确定性,所以这种提法不满足第一条标准。而主张使用“结构性”财政政策的提法,应该说其抓住了我国财政政策调整后的主要着力点——支持结构改革。但是作为一项财政政策的名称,它并没有标明政策调整的总体方向。结构调整可以在扩张中进行,也可以在紧缩中进行,即不满足第二条标准,所以也不太合适。
目前学术界比较多的人同意“中性财政政策”的提法。西方经典财政理论对“中性财政政策”(Neutral Fiscal Policy)并没有严格界定,一般包括两层意思:一是经济自由主义观点,主张让市场机制自由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反对政府干预经济,影响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二是政府干预主义的观点,将财政政策定位于扩张性与紧缩性之间,强调在总量上不影响社会总需求。当前我国学术界和政府部门正在讨论的“中性”财政政策,主要是指第二层意思,其实质与平衡性财政政策是一致的。但是,平衡性财政政策有一个硬指标——预算平衡,而我国当前3198亿元赤字的削减不可能一蹴而就。马上转向“平衡的”财政政策会给人们传递过于“严格”的信号,容易误解政策调整的力度和速度。此外,中性财政政策也可能被误解为政府“无所作为”和“经济中立”,不利于准确反映当前我国财政政策调整的实质。
据此,我们建议财政政策的调整取向应为“适中的”,“适”表明渐进和适度的意思,标识了政策的力度,同时也留下了灵活操作的空间;而“中”则表明政策调整的方向,强调不偏不倚,介于扩张和紧缩财政政策之间。“适中的财政政策”这一提法,能体现我国当前财政政策调整的实质是逐步实现预算平衡(考虑到削减赤字的渐进性,预算收支平衡应当作为一个中期目标,例如在“十一五”期间达成),并能体现政府在政策调整中将“有所作为”的态度,又能反映政策调整的渐进性特征,而且能让更多的人、特别是非经济学专业人士所理解,基本上可以满足以上我们提出的三个判断标准。
四、“适中的”财政政策实施要点建议
根据我们的研究,建议“适中的”财政政策应当包含以下几方面含义:
(一)大规模减发长期建设国债,甚至停发,尽快兑现将其调减至零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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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紧缩性货币政策 地方政府债务 风险
一、我国地方政府债务情况分析
为了应对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导致的全球金融危机，我国实行了4万亿的投资刺激计划，并且对地方政府规定了明确的资金配套比例。在扩张性财政政策和发展地方经济的刺激下，地方政府通过各种方式纷纷举债，从而导致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不断增加，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不断增大。
从规模上看，根据2011年我国审计署的《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显示，截至2010年末，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107174.91亿元，其中，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67109.51亿元，占62.62%；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或有债务23369.74亿元，占21.80%；政府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其他相关债务16695.66亿元，占15.58%①。
从结构上看，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的举债主体、借款来源等方面的结构不合理。地方政府性债务的举债主体包括融资平台公司、地方政府部门和机构、经费补助事业单位、公共事业单位等等，但是，融资平台公司的举债规模最高，达到49710.68亿元，占比46.38%，地方政府部门和机构次之，占比23.31%。而且，虽然，地方政府性债务的来源包括银行贷款、上级财政、发行债券、其他单位和个人借款等等，但是，银行贷款却是其主要的融资来源，来自于银行贷款的债务额达到84679.99亿元，占比79.01%。
此外，从偿债年度看，2010年底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中，2011年、2012年到期偿还的占24.49%和17.17%，2013年至2015年到期偿还的分别占11.37%、9.28%和7.48%，2016年以后到期偿还的占30.21%。这显示出地方政府债务的融资期限较长，还款压力较为集中。
二、紧缩货币政策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直接影响
紧缩性货币政策会影响金融市场以及整个社会的货币供应量，进而对利率以及筹资成本产生影响，地方政府债务也必然会受到影响。紧缩货币政策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直接影响主要通过利率上升和信贷配额下降等渠道表现出来。
（一）利率上升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影响
利率上升会影响到地方政府通过银行贷款和发行债券方式获得资金的融资成本。一方面，银行贷款是地方政府最主要的融资来源，并且，鉴于地方政府债务主要用于市政建设、交通运输等公益性、基础设施项目，因此，其贷款结构以长期贷款为主，而商业银行为了规避利率风险，通常选择浮动利率的长期贷款，因此，紧缩性货币政策导致的利率上升会导致地方政府长期银行贷款的利率上升，地方政府的利息负担加重，利息支出增加。另一方面，发行债券是地方政府的融资方式之一，特别是，2011年我国开始在上海市、浙江省、广东省、深圳市试点地方政府自行发债，地方政府债券的发展前景广阔。根据债券定价公式可知，利率和债券价格呈反向关系，利率上升，债券价格下降，从而增加了地方政府债券发行成本，降低了筹资规模。
（二）信贷配额下降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影响
在我国的货币政策工具中，信贷配额是重要的手段和方式，包括显性的信贷配额和隐性的信贷配额，显性的信贷配额是指中央银行对不同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明确下达可以发放贷款的额度；隐性的信贷配额是指通过监管指标对银行贷款规模进行控制，例如，银监会要求商业银行的日存贷比在75%以下。当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时，无论是显性的信贷配额下降还是隐性的指标控制，商业银行的贷款规模必将收缩。一方面，当银行贷款到期时，信贷配额的下降导致地方政府从商业银行获得新贷款的难度增加，促使其寻找其他的资金来源，如果其他资金来源无法获得，那么，地方政府的一些工程项目有可能被搁置；另一方面，当地方政府无法偿还银行贷款时，如果偿还困难是暂时的，那么，商业银行可以通过贷款展期的方式进行处理，但是，信贷配额下降导致银行贷款展期的难度增加，地方政府的违约风险增大。据统计，截至2010年底，有22个市级政府和20个县级政府的借新还旧率超过20%，信贷配额的下降导致地方政府以借新债还借债方式获得长期资金的模式受到挑战。
三、紧缩货币政策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间接影响
由于地方政府投资的项目一般具有非经营性和公益性的特征，所以，项目本身通常不能带来现金流或者只能产生较少的现金流，依靠项目本身的收益难以偿还债务。据统计，政府融资平台获得的银行贷款中，大约30%的贷款项目能够依靠自身现金流偿还贷款本息；70的贷款需要土地开发权、地方政府财政安排等第二还款来源的安排[1]。2011年审计署的《全国地方性债务审计结果》也指出，部分地方的债务偿还对土地出让收入的依赖较大，2010年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余额中，承诺用土地出让收入作为偿债来源的债务余额为25473.51亿元，共涉及12个省级、307个市级和1131个县级政府。
紧缩性货币政策会通过影响税收收入、土地出让收入等方面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产生间接影响。一方面，紧缩性货币政策导致经济主体利息支出增加、产出下降，“财政稳定器”效应导致地方政府以税收表示的财政收入下降，以转移支付表示的财政支出增加，从而导致地方政府可用于偿还债务的资金减少；另一方面，利率上升导致房地产开发商的融资成本上升，导致其对房地产开发外源融资规模及开发利润的重新估计，从而导致其对土地购买决策的重新考虑，进而对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产生不利影响。
综上所述，在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较高的情况下，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会通过直接和间接方式增加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甚至诱发地方政府债务危机、银行危机以及金融危机。因此，在制定和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时，应该充分考虑到其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影响，避免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加剧以及对其他领域的传导。
注 释
①
参考文献
[1]刘立新，陈鹏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贷款风险 银行家
[2]辽宁省省社科联2012年度辽宁经济社会发展立项课题“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预警机制和防范策略研究”，课题编号：2012lslwtkt-11。
扩张性和紧缩性财政政策范文6
但是，事实告诉我们，导致通胀的原因远比货币主义想像的要复杂得多。而把通胀简单界定为一种货币现象，只是回答了“是什么”，并没有回答“为什么”。谁都知道通胀是因为票子(货币)发多了，然而问题恰恰在于那么多的票子为什么能够发出来。只有弄清楚了这个“为什么”，才能找到治理通货膨胀的有效方法。
为了弄清楚中国超额供给的货币究竟来自何处，首先需要对我们所讨论的问题加以界定，以免产生不必要的误解。我们在这里所说的货币供给采用的是内生性货币供给理论的定义。根据此理论给出的定义，货币是存量与流量的统一，其中存量货币供给是外生性的，而流量货币供给则具有内生性。
这两种货币创造的机理是完全不同的：存量货币的供给源于储蓄(储备)，并且取决于央行的货币与汇率政策。在封闭经济中，存量货币的供给数量与央行基准利率负相关，但在开放经济中，这种因果关系则是不确定的。
流量货币的供给通常是由需求决定的，其供给来源是各种各样的市场行为主体，并且，在开放经济下，流量货币的供给数量与央行基准利率正相关。其中的道理很简单，央行越是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减少存量货币的供给，在市场对货币需求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市场中有货币供给能力的行为主体就会在高利率的激励下去创造更多的流量货币，即时下人们所说的流动性。
按照以上的定义，我们可以把中国央行发行的基础货币(M0)定义为外生性的货币供给，把包括M1在内的M2定义为内生性的货币供给。
从这样的定义出发，我们可以看到，自1990年以来，中国的货币供给一直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上，外生货币M0的供给年均同比增长在15％左右，内生货币M2的供给年均同比增长率则更快，与M0相比平均要高出三个以上百分点。
在中国货币供应总量的持续增长中，大致经历了两次比较大的波动：一次是发生在1990年到1994年的波动。期间为了防止经济走向衰退，管理层采取了极度扩张的货币政策，M0的供应量同比增长迅速，在199 3年的时候，同比增长达到了35％以上，M2的同比增长更是高达37％以上；另一次是发生在2008年到2010年的波动。由于受到2007年次贷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经济增长也开始趋于下滑，为了防止经济走向衰退，管理层再次采取强力的扩张货币与财政政策，货币供应量迅速增长，M1与M2的同比增长分别达到了32.35％和27.68％。
因为货币供应量增加过快，这两次货币供给量的剧烈波动都导致了危及经济稳定增长的通货膨胀。其中，发生在1994年的通货膨胀曾经使得CPI上涨了25个百分点，而开始于2007年(因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而被中断)的通货膨胀也已达到了5％左右。
至此，所有统计数据似乎仍然在支持货币主义的基本观点：通货膨胀归根到底不过是一种货币现象而已。但是，只要稍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两次货币供给的波动在机理上几乎是完全不同的。
上世纪90年生的货币供应量的波动是主要由外生性(M0)货币供给变化所主导的；而本次货币供应量的波动则主要是由内生性(M1和M2)货币供给主导的。
我们这样说的根据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货币供应量急剧波动过程中，是先有外生货币供给的增加，然后再有内生货币供给的增加，且这两种货币供给的波动周期基本吻合。但从2008年开始的货币供应量波动是首先从内生性货币供给增加开始的，外生性货币供给增加只是在管理层决定采取扩张财政政策之后才启动的。
理解这种区别之重要，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是绝对不能忽略的。在下文中，我们将从这种区别着手来探讨本次通货膨胀的真正原因。
从2004年开始，中国经济增长出现了两位数以上的增长。与此同时，一般物价水平也开始明显上涨。此时，管理层认为中国经济增长过快，并随即采取了紧缩货币政策。但是，处在开放经济下的中国，单方面采取货币紧缩政策是无法达到减少货币供应量之政策目标的。
人们所看到的是，伴随着人民币加息而来的首先是人民币升值，因为加息必导致作为人民币资产价格的汇率上扬。除了这种流量效应之外，从存量上看人民币本来就面临着巨大的升值压力，因为中国的外汇储备一直在增加。
因此，尽管同期美联储也采取了加息行动，从而未造成中美两国息差的扩大，但因美国财政部从2002年就开始将美元贬值以应对来自于欧元的挑战，而中国管理层则从2005年起开始着手对原有固定汇率制度加以改革，从而让人民币走上了对外升值的道路。于是，在中美两国汇率呈反方向调整的情况下，境外资金大规模流入套利。
由此造成的后果是不言自明的，管理层通过提高利率(包括提高商业银行的准备金率)所紧缩掉的货币尽数被境外资本流入而导致的外汇占款发行的货币所对冲，货币紧缩政策不仅没有能够起到减少外生性货币供应的政策效果，反而导致了汇率与利率平价的破坏，以及由外部资金流入而造成的外生性货币供应量的增加。
而紧缩性货币政策不仅不能减少外生性货币供给，反而还给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面带来了不利影响，从而诱发了内生性货币供给的迅猛增加，而这是导致此次通货膨胀难以得到有效治理的基本原因。人民币对内加息、对外升值后，主要是通过以下两个渠道对中国经济产生冲击的：一是金融渠道；二是产业渠道。
而相关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转变的速度之快、数量之庞大是始料未及的。因为，自2004年管理层决定实施宏观紧缩政策以来，各种紧缩产业的政策接踵而至。这些产业紧缩政策主要包括：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政策；从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型的政策；从劳动要素密集产业向高技术产业转型的政策；严厉的环境保护政策；控制产能的政策；以及从出口导向转为内部市场销售的政策等。
然而，中国产业界的实际情况是普遍缺乏完成以上转型所需要的要素，这意味着中国实现上述转型的约束条件大都不能得到满足，无奈之下，越来越多的企业只得选择退出。正是这种产业资本大规模从实际经济领域退出的举动，让许许多多原本沉淀在产业部门的资金“飞起来”了，从而导致了内生性货币供给的急剧扩张。
除了上述的产业紧缩政策之外，与之同时实施的还有劳动紧缩政策。劳动紧缩政策实施的后果是劳动成本的提高，我们这里所说的劳动紧缩政策主要包括补贴农业劳动和大幅提高城镇劳动者名义工资的政策。
众所周知，迄今为止，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二元经济结构国家，这意味着在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出清之前，中国的工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农村居民的收入状况，当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提高时，城镇的工资水平就必须上调，否则农村劳动力就会停止流向城镇工业部门，中国从二元社会向一元化社会的转型也就无法实现。但是，当下中国，一个非常盛行的观点是，刘易斯拐点已
到，农村剩余劳动已经趋于枯竭，从而需要大幅提高工资来实现社会的充分就业。
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首先，中国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依然在50％左右，农村劳动的边际产出远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无论如何也不能说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到了。
其次，既然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尚未到来，那么在最近数年中，中国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为何会显著地减少了呢?究其原因不外有二：一是管理层在最近几年中增加了对农村和农业生产的补贴；二是伴随着房地产价格暴涨而来的城市居住费用的提高。在这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进入城市就业的成本提高了，而留在城市务农的收益相对增加了，于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数量自然也就趋于减少了。由此产生的后果就是在中国各地到处可见的“民工荒”，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为了维持其正常运转，就不得不提高工资标准。
由上可见，因果关系应当是这样的，因为管理层增加对农村与农业生产的补贴、以及城市房价的过快上涨导致了工资上涨的压力，而不是因为中国到了所谓的刘易斯拐点才导致工资率的上涨。因此，我们有理由把补贴农村和农业生产的政策视为劳动供给的紧缩政策。
为了控制不断趋于扩大的收入差距，近年来，管理层不但制定了新的劳动合同法，还进一步推出了增加工资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假如劳动生产率提高了，那么管理层对劳动力市场进行这样的干预是必要的，但问题恰好在于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
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自2006年以来，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基本不变，但是名义工资却有了比较明显的上涨，特别是从2009年以来，名义工资更是出现了加速度上涨，由此产生的后果是企业对劳动需求的下降和增量投资的萎缩，由管理层进入劳动力市场进行行政性干预所造成的紧缩效应非常显著。毫无疑问，劳动紧缩政策所产生的流动性效应与产业紧缩政策的后果是非常相似的，劳动供给价格的提高会压制产业投资，诱致内生性货币供应量的增加。
在从金融角度对中国超额供给货币的来源进行分析之后，我们还需要从财政角度对中国超额供给货币的来源加以分析，否则就会留下某些缺口而导致通胀治理政策选择上的缺陷。
我们在上文中已经提到过，最近几年来，在国民储蓄总量中，居民的存款是趋于下降的，而企业与政府的存款均出现了显著的增长，从2004年算起，两者的增加值都达到三倍以上。结果，在中国，政府不仅是外生性货币的创造者，而且也是内生性货币的创造者，其创造的货币供应量之多，也是不容忽略的。
中国财政存款不断增加，说到底是与政府过多地参与社会投资有关。2000年后政府财政支出有了十分明显的增加，其增长的斜率越来越陡，反应在税收上，是政府税收收入的迅速增长，因为没有税收的增加，政府不断增加的支出就只有依靠货币的财政发行来加以平衡，而这与稳健的货币政策是背道而驰的。
这样的救治政策，不仅导致了外生性货币供给的增加，而且也带来了内生性货币供给的异常增长。政府救市导致外生性货币供给增长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政府突然间增加财政支出，没有扩张性的货币政策配合是不可能做到的。但问题在于政府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是如何造成内生性货币供应量增加的。
对此，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加以理解：第一，政府实施财政扩张政策需要以增加税收为前提，由此引起的政府存款的增加会引起内生性货币供给之新的来源，我们不妨将此定义为挤入效应；第二，当政府进入一般产业领域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时，就会对民营经济产生挤出效应，从而导致企业存款的增加，并使得内生性货币供给进一步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