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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伦理学的基本概念范文1
生命伦理学(Bioethics)是一门运用伦理学方法来研究与生命有关的伦理问题的学科。生命伦理学最早发轫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由威斯康星大学生物学家波特(VanRenssclaerPotter)在他的著作《生命伦理学:通往未来的桥梁》中首次提出来的，在他看来，生命伦理学就是用生命科学来改善生命的质量，是“争取生存的科学”。1995年《生命伦理学百科全书》中对生命伦理学作了这样定义:“生命伦理学是运用包括道德意见、决定、行为、政策等各种伦理学的方法论，在跨学科的条件下，对生命科学和医疗的道德问题进行系统性研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生命伦理学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全新的多学科(包括生物学、医学、哲学、伦理学、社会学、生态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等)的学术领域。我国的生命伦理学在20世纪70年代末起步，经过近30年的发展，逐渐得到社会和理论界的广泛认同，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
生命伦理学中的“生命”主要是指人类生命。从本质上来讲，生命伦理学是一门以发展人的生命为核心宗旨的学科。围绕着生命这一神圣主题，生命伦理学构建了护卫生命的坚实堡垒。一是生命伦理学赋予生命以崇高的地位。人是万物的尺度，人的生命高于一切，“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存在”，可见，人的生命不仅是创造一切社会价值的前提，也是推进社会文明进步的前提。“不同文化共同体中的人，对生命价值的论证方式有可能不同，但他们都不会否定人的生命的崇高地位，而是在这一普遍的价值理念基础上，以不同的方式倡导‘尊重生命、关爱生命，以人为本、人道主义’的道德观念，并以法律最强有力的惩戒手段，来禁止、限制剥夺他人生命，伤害他人生命、健康的行为。”二是生命伦理学彰显了生命的珍贵和脆弱。对任何人来说，生命只有一次，生命是一维的，是不可逆的。生命伦理学中任何关于护卫生命的理论、原则、政策等都是基于生命的脆弱和珍贵。正是因为生命的脆弱和珍贵，所以需要整个社会共同行动起来以构建关爱生命的道德规范和法律制度。三是生命伦理学构建了护卫生命的道德和秩序。任何生命个体都需要交往，在交往中生命冲突、生命矛盾的发生是在所难免的，生命伦理学以伦理学基本理论为支撑，构建护卫生命的道德规范和秩序，以促进生命的和谐，提升生命道德。四是生命伦理学捍卫了生命的尊严。生命生而平等，但是在人的生命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却出现了生命的不平等问题。生命伦理学中关于医疗资源合理配置的理论和实践的出发点就是要减少生命的不平等问题，实现生命的平等，捍卫生命的尊严。五是生命伦理学弘扬了生命的正义。生命正义主要体现在任何伤害他人生命的行为都要受到法律的惩戒和道德的谴责。在市场经济交换原则的诱导下，现代社会中，滋生了很多用金钱与生命交换的现象，甚至滋生了用金钱杀人的罪恶行为。这些现象和行为都是对生命的不正义。生命伦理学中不伤害原则首先体现的就是生命正义精神。六是生命伦理学护卫了生命的权利。生命权利是个体生命存在和发展的条件和基础。生命伦理学不仅从道德层面护卫了生命权利，更从法律的强制力层面护卫了生命权利。例如，生命伦理学中对受试体隐私的保护和利益的保护就是基于对个体的生命权利的尊重。
二、“三生教育”与生命伦理学的内在逻辑
以生命教育、生存教育、生活教育为内容的“三生教育”，其目的是“通过学生主体对主流生命观、生存观和生活观的认同、内化以及实践”来逐步提升受教育者的主体性、发展性、超越性。“在现代性彰显的20世纪，教育基本上成为社会发展的工具，教育生命价值越来越远离教育价值的核心”，“呼唤教育生命教育的回归已成为现代教育不可阻挡的潮流”。“三生教育”就是基于这样的时代使命，它是对现代人类生存困境以及对现代教育重大问题深刻反思的结果，它的核心是通过生命教育、生存教育、生活教育来捍卫生命的本体意义，它的创新在于将生命融会、贯穿于生存与生活领域，拓展了生命教育实践视阈，丰富了生命教育旨趣的真实性、亲历性，提升了生命教育价值的普适性、公共性，彰显了生命教育意义的逻辑性、系统性。“三生教育”理论构建于现代教育基本规律和现代教育基本价值导向之上，其价值本质在于追寻教育的本真，回归教育的生命本性，超越现代人类的困境，走向诗意的生命、诗意的生存、诗意的生活。
“三生教育”的核心价值是生命价值。这一点与生命伦理学在很大程度上有着一致性。在生命伦理学理论创建的伊始，生命就是其核心要义了。“三生教育”的核心内容是生命教育，“生命教育从根本上彰显了生命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再现了生命在教育中的原初面貌，揭示了生命对教育发展的重大价值与意义，并促进了维护生命这一新的教育价值与功能的生成”，从这点上，可以看出，“三生教育”和与生命伦理学是密切联系的。
三、生命伦理学对“三生教育”的启示
人是由生命、生存和生活构成的有机体。人的发展就是生命发展、生存发展和生活发展三者之间互为条件、互相作用、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的整体运动过程。在人生发展中，生命的很多问题都是来自于生存和生活领域，因此，以生命、生存、生活为内容的“三生教育”，能够更加系统地解决人的生命困惑，帮助人走出生命困境。“三生教育”以生命为中心，它的宗旨和目标就是促进个体生命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生命伦理学从伦理学角度致力于生命的发展。可见，生命伦理学与“三生教育”在价值本旨上是契合的。生命伦理学中的生命标准对“三生教育”的启示。
生命伦理学提出了生命的三重标准:生物标准、社会标准和复合标准。生物标准反映人的生物学意义上的存在，主要讨论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的生命从何时开始，到何时结束。社会标准反映人的社会存在，主要讨论社会学意义上的人的生命从何时开始，到何时结束。复合标准着重解决上述两个标准的割裂问题，反映人存在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认为人的生命以生物学生命为基础，以人格生命为标准。它并不否认受精卵、胎儿的生命意义，也不完全否认胎儿的生存权利，它强调要考虑人的生命的社会性，不能把受精卵或新生儿与完全意义上的具备社会属性的人相比。生命伦理学提出的生命三重标准，要求“三生教育”关注生命的全过程(从胎儿到脑死亡);关注生命的完整(自然生命、社会生命、价值生命);关注生命的完全(人的生命、非人类形态的生命)。
生命伦理学中的生命属性对“三生教育”的启示。生命伦理学提出了生命属性标准，将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结合起来，试图在两者的统一中把握生命。
生命伦理学认为，人的生命是自觉和理性的存在，是生物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结合体，这一界定将人的生命与其他生命区别开来，突出了人的生命所特有的自觉意识和理性活动;同时又将人的生物学生命与人的人格生命相区别。人作为生物体，具有一系列的生物属性，从受精卵开始到死亡是人类生物学生命的延续，但作为社会成员的人还具有社会属性，人的生物学生命发育到一定阶段即产生自我意识时就形成了人类的人格生命。相对于人的生物学生命而言，人格生命更能反映人的生命的本质意义，是人最明显的本质特征。生命伦理学提出的生命属性标准要求“三生教育”首先关注自然生命的存在，这是社会生命存在的前提与条件;更要关注社会生命，将自然生命的直觉、感受、反射等特性引向自觉、理性、创新和发展。
生命伦理学为“三生教育”提供很多道德参考。
从学科的特性上来看，伦理学是关于道德的科学，是一门研究社会道德现象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从本质上说，生命伦理学就是一门研究生命道德的科学。
生命伦理学中蕴含着丰富的道德理论与观念，如人道论、美德论、义务论、生命论、公益论等，这些道德理论与观念为“三生教育”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论支撑。生命伦理学中关于道德对生命作用的论述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是对生命主体性的提升，包括提高生命的质量、提高生命的创造力、提高生命的智慧;二是对生命发展的规约，包括尊重生命、珍爱生命、护卫生命、体验生命、发展生命。“三生教育”同样以这两大目标为任务，也就是说，“三生教育”不仅要提升生命的自由状态与生命的主体能力，更要在生命的相互约束中体现生命的真正和谐和本真发展。
生命伦理学为“三生教育”提供了很多价值参考。
价值本质问题在当前学术界争议很大，主要有需要满足论、效应论、意义论、功能论、人性论、发展论。但不管怎样，生命价值都是生命伦理学不可回避的重大理论命题。生命伦理学中对生命价值的论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生命价值的内涵，包括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内在价值是指生命所具有的潜在创造能力或劳动能力，外在价值是指把内在价值发挥出来，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生命价值是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的统一。二是生命价值的评价标准。判断生命价值大小主要有两个因素，生命本身的质量(体力与智力)决定生命的内在价值，是生命价值判断的前提与基础;个体生命对社会、对他人的贡献，决定其外在价值，是生命价值的目的和归宿。三是生命质量与生命价值的逻辑关系。生命伦理学中的生命价值理论对“三生教育”具有重要启示:其一，“三生教育”要着眼于提高生命的质量，在相同的条件下，高质量的生命创造的价值就越大;其二，“三生教育”要着力推进生命的创造力，在相同的条件下，生命的创造越大，其创造出来的价值就愈大。其三，“三生教育”要积极规约生命的需要，和谐生命的发展。个体生命的成长总是在一定需要满足下的自我发展，个体需要的满足就是生命自我价值的实现过程。在物质财富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个体生命的需要往往超越了现实的可能，抑或以侵犯他人利益而获得自我价值的满足;抑或以侵犯集体利益而获得自我价值的满足，无论哪种情况，都会扭曲生命的价值，给生命的和谐发展带来诸多的负面影响，甚至毁灭生命。其四，“三生教育”要把生命价值与生命质量统一起来。价值创造是以提升人的生命质量为目的的，而不是以加大人的生活压力、降低生命质量为代价的。在现代社会紧张的节奏下，生命价值与生命质量在一定程度上被割裂了，生命质量并没有因为生命价值的提高而提高，“三生教育”就是要恢复生命质量与生命价值的和谐关系，回归生命的自由状态。最后，“三生教育”通过提升个体生命价值，来提高个体的社会价值创造能力，在此基础上，“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价值实现”。
生命伦理学为“三生教育”提供了很多政策参考。
生命伦理学中的生命伦理政策是进行“三生教育”的政策依据，在“三生教育”中，要结合本国、本地区的生命与卫生伦理政策制定相应的“三生教育”内容，使之符合国家发展的大局。例如，我国对克隆人的伦理立场是主张区别对待治疗性克隆和生殖性克隆，禁止进行生殖性克隆人的任何研究，鼓励和支持以治疗为目的的人胚胎干细胞研究，促进我国人胚胎干细胞研究健康发展。“三生教育”要依据这个伦理政策，不能超越这个界限来主张任意克隆人以解决生命健康问题，泛化生命神圣论。
生命伦理学为“三生教育”提供了很多法律参考。伦理与法律总是相互辅助的，在某些领域伦理无法解决的问题，必须通过法律来解决。生命领域中的诸多问题单从伦理角度出发是无法得到有效结果的。生命伦理学虽然不是专门研究生命法律的学科，但是它从伦理立场出发，为生命立法、执法提出了很多较为合理公正的建议。现代生命科学的迅猛发展，使得生命领域中的伦理问题日益增多，促使生命伦理研究不得不借助法律知识来进行深入推进，这一点恰恰表明了生命伦理研究中的法律精神。如关于安乐死的立法过程就是安乐死伦理研究推进基础上的立法过程。所以，“三生教育”要将与生命相关的法律问题作为重要的教育内容，以法律的精神来推进个体对他人生命、非人类形态生命的尊重、爱护，超越单纯伦理意义的道德约束，进入法律强制约束中。
生命伦理学的基本原则对“三生教育”的启示。
医学伦理学的基本概念范文2
1基础医学教学中医德培养的价值
1．1为《医学伦理学》系统教学做铺垫和补充
基础医学中医德培养的价值首先是为《医学伦理学》系统教学做铺垫和补充，逐步培养学生为医者的自觉性。这也体现了医德培养的特点———长期性、实践性和潜在性。首先，人的身心发展遵循一定的规律，对医德的认知和行为强化都具有阶段性和长期性特点。医德教育需要长期不懈、循序渐进地进行，包括校内学习期间和校外工作期间。因而，有学者提出《医学伦理学》“一贯式”教育模式。［1］在基础医学中实施医德教育是其重要组成之一，是长期的“一贯式”教育的初级阶段，起到了早期开发学生医德意识，延长医德培养时效的作用。其次，《医学伦理学》不是抽象的、教条的理论，而是具有较强的操作性和实践性，在医学教学中实施医德教育正是将抽象的理论具体化、形象化的过程。如医德要求医务工作者尊重和保护患者的隐私。不同的医学课程中涉及到与隐私有关的知识点不同:《诊断学》中教会学生如何查体更能够保护好患者的隐私部位;《胚胎学》中植入异常部位引起异位妊娠，而引起植入异常的原因包括患者的和性观念，这些也是患者的隐私;《妇产科学》教会学生如何对待出生有缺陷的新生儿和产妇等。第三，医德品质的形成和医学技术提高的长期性决定了医德教育效果的潜在性。这是因为医德与医术之间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高尚的医德以高超的医术为基石，高超的医术以高尚的医德为动力，包括医德知识在内的知识积累过程是长期的，而这些知识转化为人的行为更需要长期的过程。所以医德教育的效果常常不明显，需要经过多方面和多角度进行观察和评价。所以，从入学开始就对医学生进行医德教育和培养，每一门课程在传授专业知识的同时，应当从不同角度增加医德教育的内容，在反复教育、循序诱导和巩固强化过程中使医学生形成较为稳定的医德素养。
1．2促进基础医学教学
在基础医学课程中增加医德教育内容，增强基础知识与临床工作的联系性，体现了课程的实用性，可以促进基础医学教学;且学生医者自觉性的增强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比如，在中医院校中，《组织学与胚胎学》是一门学习和记忆均比较困难且不被学生重视的基础医学课程。这与多种因素有关:一是课程具有图多难辨、名词琐碎难记的特点;二是教师教学偏重于形态结构的讲解，忽略结构与临床实践的联系，也不重视医德的教育和培养;三是学生有重专业轻基础、重中医轻西医的思想。通过在《组织学与胚胎学》教学中增加医德教育的内容，培养了学生为医者的自觉性、责任感和自豪感，有利于学生转变思想，重视并接受基础医学课程琐碎、枯燥的学习过程，化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达到了夯实基础，提高学习效果的目的。
2基础医学教学中医德培养的特征
基础医学教学中实施医德培养的教学实践可以体现五个特征:零散性、具体性、渗透性、灵活性和角色性。
2．1零散性和具体性
《医学伦理学》是运用一般伦理学原则解决医疗卫生实践和医学发展过程中的医学道德问题和医学道德现象的学科，对医德教育具有系统性、理论化、抽象化的特点。而在基础医学课程教学中的医德培养是将医学基础知识与医德相联系，是将医学伦理学中的某一理论具体化的表现。虽然医学知识是系统的，但是其中可用于医德培养的知识素材却是零散分布的。医德培养的教学内容完全由任课教师的医德知识基础及其与课程知识点的联想而确立，没有固定的教学内容。这些教学内容在学生头脑中留下的也是零星的记忆，所以，零散的医德教学内容与具体的医学知识相联系，使其具有较强的实践性。
2．2渗透性
人的记忆一般对感性的、具体的东西更容易记住，对理性的、抽象的东西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基础医学教学中的医德教育是系统医德教育中的一小部分，内容少而具体，从小处着手，学生易于理解和接受，随着课程的进展和多个课程的累积，医德知识积少成多，渗透到学生的头脑中，为后续医德知识的系统学习打下基础，更重要的是，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学生的思想和品格。在授课期间讲解一些医者的事迹，既可以活跃课堂气氛，又可以使学生体会和了解医者的责任和应具有的一些品质。如讲授胰腺的结构和功能时，可以介绍我国科学家人工合成胰岛素的故事，或者介绍班廷医生提取胰岛素用于临床治疗的故事;在讲植入的部位时，引申到异位妊娠，可以谈谈医生细致的问诊和检查对诊断疾病的重要性，也可以谈谈未婚患者的隐私权;学习肾上腺皮质的结构和功能，联系到临床滥用糖皮质激素的现象等。
2．3灵活性
由于上述特点，在教学中可以采取比较灵活的教学方法，既可以由教师在讲课中提及，也可以要求学生查阅资料寻找答案。如案例教学中多一项提问就可增加相关内容，要求学生在写小论文中谈谈医者应具备的品质，更多可以在理论联系临床的教学过程中体现，其涉及的内容可少至一句话，亦可稍微充实些。
2．4角色性
为了能够起到较好的医德教育目的，可采取道德体验方式，［2］让学生提前进入职业角色，如提问时老师是病人，而学生是医生或护士，要求他们应用所学知识解决一些临床问题，有时也可让学生以患者的角度来思考。如运用解剖学、组织学相关知识分析急性胰腺炎的发病机制后，提问学生:作为医生或护士，请向患者解释，为何要禁食?为何要给患者留置胃管?患者不配合，你该怎么办?再如讲授神经管的发育异常可以导致无脑儿和脊柱裂等畸形儿的形成，作为产科护士，对这些婴儿是否可以擅作主张，不予精心护理?学生融入角色中后，学习主动性加强，不仅认真研读教材，还主动查找资料，参与问题的分析和讨论，甚至一些学生能够将所学知识运用至日常生后中。学习解剖学中动脉的走行及其压迫止血点，遇到外伤的同学，积极采用压迫止血法对同学进行急救。
3基础医学教学中医德教育的实施措施
3．1改变教育思想
只有教师的教学思想转变，才能带动学生的学习思想转变。教师教学的目的从单一知识传授，要转化为知识传授与思想教育并行，从思想上重视医德培养，将医德教育纳入教学设计中，这样，才能真正做到“传道、授业、解惑”。而学生在老师的教学影响下，认识到基础课程的重要性，并树立争做良医的思想，从被动学习转变为主动学习。
3．2收集、整理医德教育素材
关于医德教育的素材是举不胜举的，教师的责任在于区分和提炼相关素材，收集和整理与本课程知识点相关的素材，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要做到这一点，教师首先要通读《医学伦理学》，熟悉其内容，并阅览《医学与哲学》、《中国医学伦理学》等杂志，了解伦理学的新发展;其次教师应将医学伦理学的知识细化和分解，抽取与本课程教学有关的内容，并收集古今中外良医事迹和医德素材;最后是设计教学过程，将素材和两门课程知识点结合起来。可见，收集、整理医德教育素材的过程繁杂而琐碎，是化整为零和聚散为整的反复过程，也是去繁存简、深入浅出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教师对医德等医学伦理知识和专业知识都有了更高和更新的认识，提高了自身的人文素养和专业素质。
3．3调整教学内容
根据教学大纲的要求，课堂教学的学时是有限的。若增加了医德教育的内容，势必要减少本课程的教学时间。因此，有必要整合教学内容，将本课程知识与医德内容有机结合，以达到减时增效的结果。比如在《组织学与胚胎学》绪论中讲到学习本课程的意义时，介绍了我国第一例试管婴儿正是组胚学专家和妇产科医师共同完成的事迹，并简单提及试管婴儿技术的相关伦理学问题，使学生体会到医学基础与临床治疗的关系，也体会到良医、医术、医德相互之间的关系，鼓励学生学做良医。除了传统的医德教育内容，现代医学模式提倡进行生命教育。］胚胎学是阐述人体发生、发育过程及其规律的一门学科，是实现生命教育的良好载体，能帮助学生认识生命、珍惜生命、尊重生命、热爱生命。
3．4改革教学方法
3．4．1案例教学法为医德教育提供了良好的平台。案例教学法是一种将课程知识和临床案例、生活案例相结合的一种教学方法，也是使学生进入医生、药师、护士等职业角色的扮演，极大地促进了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也为医德教育提供了良好的平台。这种教学方法结合问题教学法，加强了对学生的学习引导和指导，有助于实现课堂教学到课外学习的拓展，既解决了学时不足的问题，也促进了学生的自主学习。
3．4．2在实验教学中培养医者之风。在实验教学中，采用师生互动，教师不断地设问，引导学生仔细观察，分析操作中出现的问题，寻找错误的根源。在教学中逐渐培养学生细致观察、严谨治学、善于思考、应对突变的医者作风。
3．5学校和医院相互配合，联合开展医德培养活动
学校与医院联系，鼓励、组织低年级学生利用周末参加医院的志愿者活动，通过导诊、维持医疗秩序等活动为患者提供服务，了解自己未来从事职业的重要性，产生崇高使命感，并通过与患者近距离接触，提高自己进行医患沟通的能力。或者学校邀请一些名医，针对医德、基础医学教育的重要性等方面进行讲座，这些医生从自身工作实践出发，更有说服力。
4基础医学教学中实施医德教育的教学效果评价
医学伦理学的基本概念范文3
通过比较所反映的国内科学伦理存在的问题
1．在伦理的社会建制与规范保障方面，中国稍显滞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3年开始关注科学伦理问题〔3〕，在社会科学与人学部设置了科技伦理处，同时于1997年开设了独立的专家机构：世界科学知识与技术伦理委员会（COMEST），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咨询团体以及与知识分子交流思想和经验的论坛，它的目标在于“察觉风险态势的基本的早期征兆，促进科学共同体和决策者、公众之间的广泛对话”〔4〕。世界科学联盟于1996年建立科学责任与伦理常设委员会（SCRES），挪威等一些国家设置了科技伦理研究国家委员会。科学伦理规范也是科学伦理的重要表现形式与实现机制，是对于特定道德情境中的行为选择的社会共识与共同约束，是道德的对象化存在。它作为科学的公共价值的表达文本，引导科学活动中的道德选择。在规范的建构方面，应该说世界已经取得了比较显著的进展。科学责任与伦理常设委员会2002年对他们所收集的115项科学伦理规范的研究发现规范表现形式具有多样化的特点，其类型包括誓言（oath）、誓约（pledge）、守则（code）、指南（guidelines）、原则（principles）、呼吁（appeal）、建议（recommendation）、告示（manifesto）、声明（state－ment）、宣言（declaration）、决议（resolution）、公约（convention）、章程（charter）与法规（law）〔5〕等等。内容主要包括关于科学研究的伦理准则、关于科学家的道德责任和伦理规范的准则以及关于科学知识应用的规范。其中较为重要的包括199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科学理事会召开的世界科学大会所通过的《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宣言》及《科学议程———行动框架》等。规范的制定者努力使它们成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公认的准则，对科学界的行为起到倡导、鼓励、约束的作用。这些规范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科学伦理价值选择的共识，它们在价值导向上都是明确的，但是在约束效力上具有很大的差异，有的依靠赏罚、强制，有的诉诸道德良心、责任。同时，这些诉求又成为个人道德选择中一种新的价值参照，或者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它们是科学主体进行道德选择中的成本要素。不过对于目前的伦理规范，相关研究机构也意识到存在一些问题。有些规范对于规约的对象与执行含糊其辞。例如，只有56％的管理规则对违反的处罚措施作出了明确规定〔6〕，许多伦理规范也并没有涉及对于失范情况的调查与惩戒及其负责机构。具有教育和鼓励性质的规范在约束力上是属于自愿性质的。而且，科学共同体的伦理规范很多是通过相关组织的自愿加入而生效的，许多科研人员不是这些组织的成员，因此，大量科研人员不受任何伦理规则的影响。直至2007年后，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先后制定颁布了《科技工作者科学道德规范》、《学会科学道德规范》、《中国科协期刊科学道德规范》等规则，通过明确科研人员、学会与期刊三类不同主体的科学行为的规范，为弘扬科学精神，促进科学伦理建设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同时，大学、研究所等一些机构也制定了内部科学伦理规范。目前，这些规范还处在试行的阶段，对于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还有待研究，在如何保证其实践有效性、如何促进而非限制科学发展、如何落实与追究责任等问题以及吸取国外科学伦理规范的经验等问题上，需要进一步的深入探索。1996年，中国科学院在国内率先设立了学部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在具体学科的伦理建制中，医学伦理或生命伦理陆续建立了相关的研究中心、委员会等机构。近年来，依托于既有的研究团队，几所大学陆续设立了科技伦理研究机构，主要包括2003年成立的东南大学科学技术伦理学研究所、2005年成立的中国科学院科技伦理研究中心及大连理工大学科技伦理与科技管理研究中心等。总体上来说，国内“科学伦理的社会建制化程度还不够”〔7〕，至今没有专门的科学伦理研究机构，在行政层面比较缺乏权威机构，全国具有规模的科学伦理研究团队较少。既有的科学伦理研究成果发表主要集中于伦理学、科技哲学等期刊的栏目中，欠缺专门的科学伦理学术期刊。研究经费来源有限且单一。一些机制的阙如造成科学伦理的实施保障与教育普及工作变得力不从心。2．国外在科学伦理具体问题方面的研究更细致科学伦理属于应用伦理，体现着较强的现实驱动力。1949年《科学家》发表；1953年发现DNA双螺旋结构；1962年《寂静的春天》出版；1986年拉开了历时十年影响深远的学术不端事件———巴尔的摩案的序幕；1989年冷核聚变的研究引起了旷日持久的争论；1996年克隆羊多莉问世；1997年以后知识经济逐渐为人们所熟悉与关注；2005年人类基因组计划工作草图基本完成；2005年黄禹锡造假事件曝光等等。不过，从1980年－2011年科学伦理研究在全部伦理研究中的占比的历时变化分析图（图4）看出：虽然，现实问题凸显了科学伦理的重要性，但国内在特定现实问题的研究上并不突出。多莉羊问世后，1997年题名有关克隆的伦理与道德的论文仅有4篇，1998年也只有7篇。而通过国外各数据库整合检索，1997年－1999年相关的外文期刊文献有127篇，光SEE一个杂志从1997年到1999年就有克隆伦理问题的相关论文7篇。总体上来看，国外研究对现实问题的关注更为集中。如图4所示，1993年之前，国内科学伦理与伦理学的论文都比较少，所以科学伦理的比重表现出较大的波动性，国外相对平稳一些，这和国外伦理学与科学伦理研究发端都比较早，发展比较成熟有关系。不过，2004年以后，国内外的曲线变化呈现出了一致性，这可能显示这段时期国内的科学伦理对现实问题的关注与发展趋势开始逐渐与世界同步。如图5所示，SEE中较高频率的主题包括了一些很具体的问题，例如数据、设计、医学实验中的安慰剂等，而且科学伦理中具体的教学与一般的教育各自都有较充分的研究，而国内则集中于教育的宏观层面，对于如何将科学伦理内容落实到具体的教学活动中的探究则较为薄弱。结合前述论题现实联系的状况，国内对科学伦理的现实问题的回应要比国外显得不足或者滞后。在此问题上，国内的科学伦理研究有必要深入到更具体的研究领域，提高其实用性。其中的困难主要在于科学伦理作为交叉学科，科学与伦理之间存在着理解的异质性，科学难以了解伦理的本真需求，伦理很难进入科学的专业话语体系。既有研究多数针对科学伦理问题进行单一视域的研究〔8〕，缺乏学科之间的协同与整合，单从科学本身或伦理要求本身来切入科学伦理，要么从科学界来看是隔靴搔痒，解决不了问题，要么以伦理学标准来看则欠缺深度。中国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2011计划）立足于学科间的协同以促进创新，对于社会来说，需要促进科学与伦理等其他文化形式之间的协同，以实现社会发展更大的潜能。
科学伦理环境的深层差异
伦理环境，从广义上来说，是“人们道德生活的一切社会－自然因素的总和”〔9〕，它不仅包括个人道德生活的社会道德氛围，也涵括经济、政治、法律、社会、职业、家庭、文化、教育、艺术、宗教、科技、自然等所有影响人的道德行为的因素。广义的伦理环境一方面标识应当在社会－自然巨系统中认识科学伦理现象，注意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对于科学伦理的影响；另一方面亦标识作为道德行为主体的人总是特定环境的产物，凸显社会环境对于科学活动主体的价值观念与道德品质的影响作用。“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积靡使然也”（《荀子•儒效》），分析中外科学伦理的发展差异有必要深入探究伦理环境的差异。古代中国拥有肥沃的耕地、充沛的水系，有利于农业生产。农业生产要求人们彼此协作，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君主专制统治保证了对它与所有衍生利益的控制。这种集中性让中国人培养出了整体观，当人感觉到自己属于更广阔的环境之中，并且是这种环境中相互依赖的一部分，那么也倾向于用同样的方式来认识其他的物体与事件。中国在德性上并不像希腊那样过多强调“知”的独立性，而是追求一种“和而不同”的和谐状态。并注重通过自我反省加以调节，而非对他人与环境进行控制。相对于逻辑，中国更擅长于辩证法，通过事物之间的矛盾来了解事物的关系。塞翁失马的故事表达出对于世界不断变迁且充满矛盾的本质的认识：要理解事件的状态需要把握它的对立面，存在会向其对立面转化。所以，对于中国文化来说，科学与伦理在整体之中不断变化与相互影响。孤立其中一方，将其抽象出某种规则，都会导致错误结论，而应当采取中庸之道，追求合理性而不是单纯的理性。如果认识与思想不能用来指导行动，这种思想也就被认为是无益的了。中国人对于自然的认识与探索是与其生存整体相关的，而当发现了它们的真实规律后，不似西方开始建构宇宙运行的物质模式，而是改变了它们在世界中的价值评价。所以中国一些科技成就都来自于实践需要，而在科学理论与科学方法的建构上就相对欠缺了。作为西方文明的发源地的古希腊的地理环境相较于中国更分散，而且大海环绕，这样的地理条件便于渔猎与贸易，并不需要大规模的协作，水土适宜果物种植，相关产业依赖商业。希腊在个人自由与客观思维的发展上具有自身的特点。它以城邦政治为主要的政治体系，来自不同城邦的人需要通过理性论证来获得认可，实现自身目的。因此，对事物的客观性的探索就成为一种重要的技能。同时，物质的客观性是一种材料，还需要一种理论形式串联起来，以达到论证目的，或者通过发现与利用论证中的矛盾来赢得辩论，这就促进了形式逻辑的认知过程的发展。相对于中国在认识上对于感觉印象的偏好，古希腊哲学注重事物的抽象特质，并追溯事物结构的最终微粒，在组成世界的基本单位上展开争论与探寻。西方古代所有的科学发现中最为重要的是对自然的发现，将人类及其文化从世界图景中剥离出来。这个发现依赖于他们对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的区分。主观解释或许可以获得其自身的权威，但它并无法改变对于客观世界的理解。这种方法同样也有它的局限性，即只关注物体本身，而难以注意物体所在的环境对其自身的影响。从它的思维结构看，是“以主客、内外、心物的二元对立为基本前提的”。〔10〕总体上来说，西方在尽量微观的对象化的视域中，着眼于简单化与确定化的世界，从而了解控制物体行为的规则以实现控制各种事物的目的。所以在这种思维与实践方法下，主要目的是对客体的研究与控制，价值与事实的区分以至于科学与伦理的冲突也就难以避免。西方的科学伦理兴起于对科学所影响的权利的关注，通过行动与责任所组合起来的伦理架构来保障自然法。行动又“是行动者的显现方式、印证方式”〔11〕，西方以理性来保护行动者所具有的自主性及其内在价值。所以，科学伦理实际上是围绕着作为原子的科学、社会、人、生活等各方面的冲突与协调而展开的，这种视角与方法频繁地体现在西方科学伦理的成果之中。而中国的科学伦理研究，如科学发展观等热点所反映的，对各种关系仍然具有统筹的趋向，重视整体性的和谐价值。不同的经济结构形成了不同的社会结构，在社会生活中，人们产生了对环境中各种事物的不同爱好与关注，进而影响人们对于世界的理解与认知。这种认识又反过来强化人们的价值观，并返回到实践中。正是在这种相互关联中，呈现了方法论的地区差异。这种思维与研究方式的差异的实质也可以理解为如何看待人自身的整体性。当把人作为行动的整体，那么他就可以为自身多面向的行动负责，由他自己来权衡。人的思维实际上可以处理多元而丰富的问题，既可以解决理性问题、规范问题，又具有善恶意识，可以处理价值问题、情感问题。而当把人视作整体中的环节，他只需要为他限定的职责负责，由一种机制来负责权衡。而伦理建制也成为一种伦理环境，组织的追求目标、对科研行为的奖惩都将影响科学活动主体的道德选择。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对于科学伦理更关键的并不仅仅是理解伦理概念、原则与理论，也需要对科学组织文化的充分理解以及对其加以反思的意愿与能力〔12〕。
结语
医学伦理学的基本概念范文4
[关键词]药品营销心理学；教学方法；教学研究
药品营销心理学是研究如何应用心理学的理论、方法技术解决医药营销实践活动中心理问题的学科，该课程对适应现在市场的需求，培养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和心理素质的医药营销专业人员有重要作用。但是，目前多数高职院校药品营销心理学的教学过程以理论讲授为主，忽视实践能力的培养，从而使教学内容达不到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无法满足医药企业对营销人才的能力要求，导致培养具有优良职业道德和业务素质的营销人员有一定的障碍。因此改革药品营销心理学的教学方式，创新教学方法，对于高职院校培养技能应用型的营销人才迫在眉睫。
一、高职院校药品营销心理学课程教学现状
（一）教学方法单调
随着国家高等职业教育的深化改革，高职教育模式和教育理念也在发生着变化，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目标形成了“以就业为导向、以能力为本位、以学生为主体”的教育模式。但是，目前药品营销心理学课程依然是以理论讲述和案例分析为主的教学模式，也就导致了理论与实践脱离，教学质量下降，学生学习兴趣低迷，从而也不利于培养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创新性。
（二）缺乏实践教学
长期以来，药品营销心理学的教学采用以理论讲授为主的模式，从而缺乏实训操作和实践锻炼，这就导致学生在实际工作中不能将理论和实践进行有机结合，只能纸上谈兵，从而与我们培养具有高素质的应用型药学专业人才的目标相违背。
（三）教师缺乏营销实践经验
目前，高职院校的教师均是受过高等教育学习，理论知识丰富，具有较高的专业素养。但这些教师大多缺乏医药营销市场的实践经验，没有企业或医院任职的经历，也就导致在课堂教学过程中理论与实践脱节，甚至医药营销观点落后，影响课堂的教学效果和对学生能力的培养。
二、药品营销心理学课程教学改革措施
（一）丰富教学方法
通过多样的教学方法，能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能充分体会自我学习的乐趣，从而提高教学质量和对学生能力的培养。
1.项目教学法项目教学法是在教师的指导下，将一个独立的任务交给学生完成，培养学生独立解决问题和思考的能力。例如在讲授“药品展示中的心理学原则”这一内容时，通过分组，让学生在课余时间对药店招牌、门店、橱窗、商品陈列、购物环境等方面进行设计，以更好的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学生通过完成任务，也可以更好的掌握相关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又能够调动积极性，发掘学生的创造潜能，同时培养学生团队合作精神。
2.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法是以经典案例为基本素材，结合理论知识，通过组织学生对案例的分析、思考和讨论，从而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加深对基本概念和原理的理解。例如，在讲述“消费者的需要和购买决策”内容时，为了更好的让学生认识到药品能够成功营销，必须要满足消费者的需要，以白加黑感冒药和荣昌肛泰的案例进行分析讨论。白加黑感冒药与消费者的生活形态相符合，满足了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荣昌肛泰采用贴肚脐治痔疮，避免了栓剂、膏剂直接给药的弊端———容易被排泄而产生药物浪费。用药方便，随时随地可用药，一天贴一片，24小时持续有效地治疗。通过对案例分析讲解，有助于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3.角色扮演法在课堂教学中，采用角色扮演的方法，能够更好的诠释课本中的理论知识，也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例如，在讲述“消费者的个性”这一章的内容时，根据教学内容，通过设计药店中的相关角色，如药店销售人员、店长、消费者、消费者同伴等，让学生进行角色扮演并进行模拟营销游戏。通过角色扮演活动，可以进一步巩固课本上的理论知识，也提高了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逻辑分析能力和应变能力等。
（二）加强教师的实践能力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鼓励教师走出课堂，深入一线，到医院或药品生产企业参与实践锻炼，从而增强实践能力，打破纸上谈兵的尴尬局面，将营销理论与现实业务进行有效结合，丰富教学素材，提高教学质量。
（三）加强校企合作
在理论教学之外，组织学生参观医药公司、零售药店等，让学生在巩固理论知识的同时获得实践知识，丰富学生的实践经验。还可以邀请一些成功医药营销人员到校开展讲座，与学生面对面地交谈，介绍他们的营销经验和营销策略，加强同学们探索未知的兴趣，激发内心不断求知的欲望。
三、结语
《药品营销心理学》是一门以心理学、营销心理学和医学伦理学为理论基础的一门综合性、应用性学科，旨在提高学生在医药营销工作中的实践能力。因此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要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根据学生特点，培养学生学习兴趣，提高学生应用心理学的相关理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及独立营销的能力，从而培养出符合药品市场需求的高素质应用型药学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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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伦理学的基本概念范文5
1.1存在问题
1.1.1分级护理医嘱的准确性肖小文[2]调查发现:一级、二级护理所占比例高,达43.2%、50.4%,比相关资料[3]高;一级护理符合率仅27.8%,二级护理符合率仅36.2%,护理级别实际评定符合率低;从入院到出院一直是一级护理者占38.5%,一直是二级护理者占40.0%,护理级别大多未能客观反映病情变化;医生下达的护理级别整体向一级护理偏移,而且多数护士认为医生确定的护理级别与病情不符,毕慧敏等[4]调查结果是52.55%,具有大专学历或中级职称的护士持这一观点的比例更高。毕慧敏等[5]将医嘱护理分级和标准护理分级作比较,发现两者有统计学意义。王淑琴等[6,7]将医嘱护理分级与Barthel指数护理分级作比较,也得出同样结论。
1.1.2护士落实分级护理的随意性较大由于没有明确的执行标准和护理级别的不确定性,使医嘱逐渐失去严肃性和应有的权威性[4,8];护士淡化分级护理并形成思维定势,对不按相应护理级别护理司空见惯,对确需按规定执行的护理也敷衍了事,结果是分级护理对部分病人只是一种形式[2,8]。
1.1.3临床护理人力资源配置不合理魏畅[9]调查发现,分级护理执行人员中有9.01%~58.57%是由分级护理服务体系规定的最低资质标准人员提供的;2.21%~87.96%是由低于规定的最低资质标准人员执行的;1.83%~41.68%是由超过最低资质标准人员执行的,这说明临床护理人力资源配置不合理。
1.2原因分析
1.2.1医学教育要求与分级护理制度不相符医疗与护理相辅相成,但在医学教育中很少涉及分级护理的相关内容,绝大多数医学生不甚了解分级护理的相关知识[10]。王淑琴等[6]调查发现:住院医师在校期间仅有31.75%的人接受过分级护理的相关知识,其余68.25%的人在后期工作实践中逐渐了解;对分级护理依据即病情依据完全了解者为20.63%,部分了解者为79.37%;对各护理等级的具体要求了解者为12.70%,部分了解者为86.51%。由于临床医生对分级护理的知识了解有限,医生往往根据主观经验或以惯性思维提出护理级别,造成分级护理制度执行中的不规范[6,10]。
1.2.2医生认识上的偏差如有些医生对护理级别从思想上未引起重视,下达的医嘱存在随意性[2];有些医生对新入院病人倾向于开出一级护理医嘱,以提醒护士注意[5];有些医生从经济考虑,认为把护理级别开高1个或2个等级可增加科室的收入[2];有些医生为自我保护,在病人病情变化时不及时更改护理级别[9]。这些原因也导致分级护理制度执行的不规范。
1.2.3护理人员严重短缺国家卫生部曾调查了全国210所医院,结果显示,护士缺编的医院占被调查医院的93.3%[11]。有些护士认为人员缺编是分级护理不能落实的重要原因,而这种观点在学历、职称高者比例更高[4]。现有护士很难满足分级护理的需要。
2护士下达分级护理的可行性
2.1由护理学科的课程设置看护士下达分级护理的可行性普通高等教育“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护理学基础》及全国中等卫生职业学校教材《护理理论》都对分级护理的标准和要求作了详细的阐述,护士对特级护理、一级护理、二级护理的适用范围、护理内容极为熟悉,而且能熟练掌握操作规程[12],理论上说,护士是有能力下达分级护理的。
2.2由我国高等护理教育的发展现状看护士下达分级护理的可行性我国恢复高等护理教育20余年来,已形成中专、大专、本科和研究生教育的多层次护理教育体系[13,14]。高等护理教育的年招生量已经超过护理专业年招生总量的30%。据教育部统计,至2005年,我国已有4所学校开设了护理学博士教育,30余所学校开设了护理学硕士教育、133所学校
设了本科护理教育,近250所学校开设了护理高职教育,400余所学校开设了护理中职教育。除学校教育以外,成人自学考试专科和本科段均开设了护理专业,加上毕业后教育和继续教育,我国已基本形成了完整的护理教育体系[14]。
完善的教育体系使护士掌握了大量护理专业知识,在理论上,护士具有分析病人病情、了解病人疾病的能力;在实际工作中,护士可以根据自己的临床经验做出决策,对病人进行分级护理,组织安排护理措施的有效实施[15]。
2.3由我国医院护士的发展现状看护士下达分级护理的可行性我国已经培养了大批护理人才,具有中级以上职称的护理队伍不断壮大[12]。至2004年底,全国护士数量为130.78万名,其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者达25.6%[13]。根据“中国护理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05年—2010年)”的要求:到2010年,护士中有大专及以上学历者不低于30%,三级医院工作的护士中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者应不低于50%,二级医院工作的护士中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者应不低于30%[13]。
高学历护士的加入是医院一笔宝贵的财富。但是在现实的工作中却存在着高低学历护士、不同等级护士同等使用的问题[16],这不仅大大挫伤高学历护士的工作积极性,而且极易造成由于不能体现自身价值而流失的现象;而由护士下达分级护理就是体现自身价值、展示护理工作独立性的一个尝试。
2.4由护理专业的自主性看护士下达分级护理的可行性专业自主性是指个人有权利自由的独立作业且能对自己的行为有所说明,负完全责任[17]。目前,尽管护理专业在不断发展,但护理专业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还未被社会乃至被医院的管理者所认可,护理工作仍被看作是从属于医疗工作之下,甚至有人认为在医院是“以医养护”。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医生是医院的主体,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和决策权,护士没有权利参与真正的决策和决定[18],护士的工作自主性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一定的束缚[19],工作满意度也受到影响。有研究[20]认为,对工作环境缺乏支配能力、参与机构决策机会过少是影响护士工作满意度的因素之一。
弗莱德森在他著名的《医疗职业:应用知识的社会学研究》(Freidson,1970)一书中认为:将职业与其他行业区分开来的唯一标准在于“自主性的事实”,即一种对工作具有合法性控制的状态,一个职业只有获得了对于决定从事其职业工作的正确内容和有效方法的排他性权力的时候,才具有稳固的地位[21]。但是在临床护理实践中却普遍存在着由医生确定病人护理级别,护士被动执行的现象,如此下去护理专业自主性将如何体现?护士的专业知识将如何综合应用?
2.5从护理伦理角度看护士下达分级护理的可行性护理伦理是以医德的基本原则和一般规范为指导而形成的一种意识形态,它控制和调整着护理人员的思想感情和形态。护理伦理学的基本概念:支持维护、行动负责、互助合作、关怀照顾。
分级护理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常常使护理人员陷入了“伦理困境”,出现专业伦理与专业角色要求的冲突[22]:一方面在护理专业的伦理规范中,护士应该支持维护病人的利益和权利,给予其相应的护理;另一方面,在专业角色上,护士应配合医嘱的执行。护理伦理学指出,护士对自己所做的行动负有责任,即行动负责,指在护理领域内有关护理决策由护士做出,可见护理业务范围内如分级护理的问题应由护士自己决策并采取措施[19]。2.6由学者观点看护士下达分级护理的可行性胡斌春等[8]通过了解香港地区部分医院的分级护理情况发现:香港地区的护理级别由护士确定,这样既有利于保证护理质量,又避免引起护患纠纷,值得借鉴。肖小文等[2,4,5,19]认为,分级护理是护士为病人提供不同程度护理服务的依据,应由护理人员在对病人的健康状况进行充分调查的基础上做出;这样既可避免跨专业指挥带来的问题,又可调动护士工作的积极性,发挥各级护士主观能动性,体现责权利和专业价值[23]。
在医疗护理工作中,医疗与护理是既有合作又有分工的两个专业。护理当然要根据医嘱进行,但不等于说护理工作没有相对独立性;护士与医生是平等的分工合作关系,而不是主从关系。因而在如何护理病人问题上,应该由护士做出决策,进行组织安排,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护士工作的自主性和独立性,树立职业责任感和自豪感[19]。护理人员若能取得下达分级护理的权力,其工作主动性和积极性必能提高,我国护理事业必将翻开进一步发展的新篇章。
论文关键词:护士护嘱病人分级护理可行性
论文摘要:阐述现行分级护理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原因,从护理学科的课程设置、高等护理教育发展现状、医院护士发展现状、护理专业的自主性、护理伦理角度等分析由护士下达分级护理护嘱的可行性。
分级护理是按照国家卫生部统一制定的分级护理标准和要求,对不同病情的病人实施相应的护理和照顾的制度,通常是在病人入院后由医生下达、护士依据医嘱实施[1],目前已成为护理工作中一项重要的管理制度。分级护理在规范临床医疗护理工作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在执行中出现了很多问题,从而引发了护士下达分级护理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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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伦理学的基本概念范文6
关键词：舒缓医学；教育；医学生
作者：宋爽，宁晓红，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科，北京100730
舒缓医学，以往被称作姑息治疗，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它是一门通过疼痛与症状控制、社会心理与灵性照顾、沟通与家属支持等方式，为患有致命性疾病的患者及其家属全面维护其生活质量的一门学科[1]。1987年，西方的临终关怀理念传入中国。自舒缓医学理念引入中国以来，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剧、慢性疾病与终末期疾病患者人数增加，近年来我国舒缓医学有了长足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缓和医疗/安宁疗护病房建立起来。然而与之相应的舒缓医学教育却相对滞后，仅有极少量从业人员经历过一些舒缓医学专业培训，同时缺乏相应的认证机制。面向医学生的舒缓医学教育也亟需普及，张杰等[2]的研究显示，中国大陆地区医学院校中仅12所开展了舒缓医学教育，而设置为必修课的仅有7所，远达不到舒缓医学发展的需求。英国、美国、日本均是较早引入舒缓医学的国家，其对专业从业人员、医学生甚至是民众的培训与教育都有着长时间的探索与丰富的经验。本文总结了其医学生舒缓医学教育发展的历史与现状，以期对未来我国医学生舒缓医学教育的发展起到一定借鉴意义。
国外舒缓医学教育发展进程与现状
英国英国舒缓医学教育开展较早。1980年，英国常设医院咨询委员会首次在其报告中推荐将临终关怀/安宁疗护相关内容纳入医学生的教育与训练中[3]。自此，医学教育开始涉及舒缓医学部分内容。20世纪90年代，舒缓医学的重要性开始凸显，诸如癌症法案、老年人及心脏疾病国家服务框架等国家级的健康服务政策中均包含了缓和医疗/安宁疗护的内容。因此，医学生的舒缓医学教育也随之发展，大部分医学院均开设了相关课程。但由于此时舒缓医学尚未形成完整的专业学科体系，课程内容更近似于医患沟通及伦理学课程，且授课教师专业背景各异，课程规范性及专业性欠佳[4]。随着舒缓医学本身学科体系的完善，授课内容更加广泛，2000年一项针对英国24所医学院的调查显示，舒缓医学课程中涉及疼痛及症状控制、终末期患者护理的比例较前提高[5]。
近几年，英国医学生舒缓医学教育的普及度进一步提高。2015年一项针对欧洲43个国家与地区的研究显示，目前欧洲已有13个国家在其所有医学院校开设了舒缓医学课程，其中有6个国家将舒缓医学设置为医学生的必修课，而英国就是其中之一[6]。此外，舒缓医学专科人员，包括专职教授、助理教授、讲师等为课程提供了充实的师资力量。
不仅仅是广泛程度，其课程形式、内容也趋向成熟。2013年，欧洲舒缓医学协会结合医学生特点制定的课程中建议纳入以下6个专题：舒缓医学的基本概念、疼痛与症状控制、心理与灵性方面内容、伦理学与法律问题、沟通、团队协作与自我反思[7]。目前其医学生舒缓医疗教学主要采取整合课程的方式，即不再开设单独的舒缓医学课程，而是在各个专业学科课程中开辟舒缓医学相关的模块，其目的在于在尽量不增加学生专业课程负担的基础上介绍更多舒缓医学知识，同时也能够帮助学生将所学更好应用于临床实践中[8]；课程主要针对毕业前2年的医学生，时长平均36h；课程形式也不局限于讲座和小组讨论，还包括案例学习、观看主题电影、角色扮演等，很多学校还提供自选课程项目，如参观安宁疗护中心、与舒缓医疗团队成员和患者交流，甚至参与到医疗照护中[9]。
美国20世纪60年代末，临终关怀/安宁疗护相关教育进入美国医学院校[10]。但1991年一项调查显示，仅有11%的医学院提供了有关死亡教育的专门课程，而更多学校则仅将相关内容作为其他课程的某个模块提供，甚至仅设置1～2节讲座；37%的学生评价教学质量为“无效的”[11]。尽管此时医学生对于舒缓医学知识的兴趣很高，但大部分医学院提供的课程仍不能满足其需求。
此后，随着人口老龄化、慢性病患病率升高、临终照护技术的发展，各种因素都提示了医学生学习舒缓医学的必要性。无论是医学教育者还是医学生，都在传授与学习舒缓医学的重要性方面达成了共识。医学生舒缓医学教育的质量也在逐渐提升。Dickinson等[12]针对美国医学院的调查显示，2000年有87%的美国医学院校都提供了舒缓医学相关训练，内容涉及与临终患者及家属的沟通、灵性支持、疼痛管理、生前预嘱等18个专题；而到了2010年，这个数字已接近100%，且专题覆盖更完善。
然而直至目前，美国医学教育联络委员会(LiaisonCommitteeonMedicalEducation，LCME)并未在其标准中要求医学院校传授舒缓医学相关能力[13]。而美国医学院协会(AssociationofAmericanMedicalColleges，AAMC)也仅在其《医学生临床技能课程建议》中推荐医学院教授告知坏消息、沟通生前预嘱与拒绝心肺复苏(DoNotRescue，DNR)、应对灵性需求、沟通预后与临床决策等与舒缓医学相关的沟通技能[14]。
由于官方没有给出明确的要求与能力目标，缺乏对于学习内容与达成目标的规范，美国各医学院校开展的舒缓医学教育异质性非常大。就学习时长来讲，4年医学专业学习的时间内，学生接受舒缓医学相关技能培训的时间从2h到80h不等[15]。而就学习深度、学习内容来讲，各个院校的情况也不尽相同。2008年一项针对美国47家医学院校的调查显示，30%院校提供必修课程，19%院校设置医学生实习期间必修的舒缓医学病房/门诊轮转项目，29%的院校将其整合至其他科室的轮转中，15%院校提供选修课程，而其他7%的院校不提供舒缓医学的课程或轮转。学习形式则包含讲座、案例学习、问题式学习(problem-basedlearning，PBL)、安宁疗护病房见习等[16]。但由于目前美国经受过相关专业培训的医生数量较为不足，很多医学生并不能接受充分且专业的舒缓医学教育，而是依赖于临床实习过程中来自上级医生的传授，即所谓“隐形课程”[15]。
日本日本是亚洲最早开展缓和医疗的国家，目前相关法案与规范已日趋成熟，且与中国同为亚洲国家，在文化与宗教上的相似性也让日本的舒缓医学教育在细节和操作性上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001年，日本正式“医学教育核心课程模式”以指导医学生课程设置，其中舒缓医学相关内容直接促进了日本医学院校舒缓医学课程的设置。2006年，日本颁布《癌症对策基本法》，从法律层面要求医学院校设置面向医学生且基于临床的舒缓医学训练，同时在医学院中设立舒缓医学系以培养师资力量[17]。
在法律法规的指导下，日本的医学生舒缓医学教育发展迅速。2015年针对日本66家医学院校的研究显示，医学生舒缓医学教育开展形式主要包含两方面：课程讲授与临床实习。98.5%的受访学校开设了舒缓医学讲座，主要针对4年级医学生(6年学制)，平均授课时长在8.5h，涉及内容主要包括舒缓医学基础知识，疼痛控制与症状控制，知情同意，病情告知，家庭照护与临终关怀。授课老师主要由舒缓医学专业、麻醉学专业与精神医学专业的医生组成。43.9%的院校设置必修的舒缓医学临床实习，25.8%的院校将之设置为选修项目，而30.3%的学校不设置该项目。除以上两种主要教育形式外，分别有19.7%和18.2%的学校设置了案例学习与小组讨论的学习形式[17]。
总体看来，日本的舒缓医学教育由于有统一的指南与法规的指导，普及度较广，各地区课程设置与发展水平较为一致，但相较欧美国家来讲，课程形式相对传统、单一。
对我国舒缓医学教育的思考
中国台湾地区医学生舒缓医学教育现状相较于大陆，台湾地区舒缓医学发展较早，1990年即成立安宁照顾基金会与安宁病房[18]，目前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缓和医疗/安宁疗护体系：包括病房与居家多种安宁疗护模式的选择，拥有医护人员与社工、志工的专业团队和针对民众与专业人士的相关教育。
在医学生舒缓医学课程方面尽管尚无指南或法规出台，但台湾地区很早就将缓和医疗/安宁疗护这一主题纳入医学教育体系中：早在1972年，高雄医学院就开设了必修的“医学伦理”课程讲授舒缓医学相关内容；截至目前，台湾地区9所大学院校的医学系都开设了舒缓医学相关课程[19]。
在课程设置方面，针对二年级本科生设有“生死学”选修课，共计38学时，目的在于引入舒缓医学与末期照护的基本理念，对缓和医疗的基本模式有初步认识[20]。而在专业学习期间，医学系设置舒缓医学专业课程与相关主题课程，形式以课堂讲授最多，辅以小组讨论、安宁病房参访、临床案例讨论、实际接触末期患者等，进一步帮助医学生建立相关知识结构[19]。大学六年级至大学七年级实习期间，还设置有1～4周的安宁病房实习项目，此时教学的首要目标在于体验临床工作中真正面临的末期照护情境并学习正确的处理方式[20]。
台湾地区舒缓医学教育课程设置依照医学生成长阶段与临床经验不同，设立不同的教学目标、选择与之相适应的授课方式，以达到目标达成式的学习。这也是大陆地区可以借鉴的课程模式。
大陆地区舒缓医学教育发展的现状及思考自舒缓医疗引入中国大陆地区以来，其发展已逐渐步入快速阶段并初步整合至主流服务中。2017年2月，国家卫生计划生育委员会《安宁疗护中心基本标准和管理规范(试行)》，更是从政策层面对缓和医疗/安宁疗护给予了支持[21]。与舒缓医学的快速发展相适应，大陆地区迫切需要将舒缓医学纳入医疗健康专业教育体系，培养更多经过专业培训的从业人员与有舒缓医学观念意识的未来医护人员。然而，目前大陆地区医学生舒缓医学教育并不普及，仅部分医学院校开设了相关课程，且授课方式与评定方式单一，以课堂讲授与结课闭卷笔试为主。前述欧美国家、日本与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医学生舒缓医学教育的探索与经验，可以为我国大陆地区未来开展舒缓医学教育提供重要的借鉴。
首先，这些国家与地区舒缓医学开展较早，缓和医疗服务体系已经建立起来，相关机构的管理、服务团队的培训、资金支持等方面日趋完善，这也为舒缓医学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机会：有较多成熟的经验可以传授，经过专业培训的从业人员数量增多也可以充实师资力量，完善的机构管理与建设可以给医学生提供充分的参观、见习甚至是参与临床实践的机会。此外，这些国家或地区多数都建立了全国性或地区性的缓和医疗培训组织，制定指南、标准甚至是法律法规来指导医学生舒缓医学课程的设置。我国大陆地区也可借鉴相关经验，从政策角度予以缓和医疗服务发展空间与支持，并在结合我国大陆地区医学生舒缓医学教育实际的基础上，专家共识或指南性文件普及舒缓医学教育。
就课程设置来讲，目前欧美国家经过尝试与探索，更倾向于采用整合课程的方式，即将舒缓医学教育的内容作为小模块加入其他专科的课程中，一方面不干扰原有课程设置，尽量少增加学生负担；另一方面也从应用的角度出发，希望能够将舒缓医学技能与相关专业知识结合并应用。但整合课程的模式也对授课者和课程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传统的非整合课程的授课模式也自有其系统性、完整性的优势。在设置课程时，我们需要结合各个学校教学资源的实际，以知识传递效果最优为目的，可按照不同年级医学生的专业知识水平设置明确的学习目标，做到目标达成式的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