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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伦理学的核心问题范文1
一、伦理学是科学吗
人类学问原来只有一门爱智之学，即广义哲学。在亚里士多德时代，尽管爱智之学的内部有了不同学科的划分，出现了“分科之学”意义上的不同“科学”，但它们还是都生长在广义哲学的名下和怀抱之中。近代以降，随着一门门具体科学的发育成熟，脱离哲学，自立门户，人类学问开始有了科学和人文学的真正分野。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这两大类人文学则以狭义哲学即形而上学意义的哲学和文学、艺术为典型。那么，在这样的人类学科体系中，以道德问题为研宄对象的伦理学位置何在?属于哪种性质的学科?
近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成功和迅猛发展，一种将科学视为人类理性的全部，又将理性视为人类精神的全部的“科学主义”愈演愈烈。受这种科学崇拜舆论的影响，许多伦理学家大都乐意堂而皇之地将伦理学称之为一门科学。其实，伦理学从来不是一门纯科学，既不是纯粹的自然科学，也不是纯粹的社会科学。
任何一门具体的科学，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只是负责向人提供关于其学科客体或研宄对象的知识而己，从不再由此涉论主体之人，也不据此直接为人的实践提供任何建议。所以我们无论是在数学、物理学、化学还是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的教科书中，都看不到这样的内容。伦理学则不然，虽然它也负责向人们提供关于道德本身的各种知识，但它更看重的是，还要在此基础上进而通过构建合乎时代要求的道德规范，直接为当代人的实践提供指导，告诉他们应当如何待人如何修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亚里士多德说，伦理学“这门科学的目的不是知识而是实践”[|]6。
伦理学之所以能为人的实践提供指导，归根结底，在于伦理学的核心问题是价值问题。众所周知，伦理学的基本对象是道德，而道德作为处理人间事务的规范，乃是人为的价值规定，它既对人的作为进行指引和约束，又是判断人之作为的善恶评价标准。此其一。其二，伦理学不仅要运用道德规范对人的实际关系、实际活动和选择意向作善恶评判和价值导向，而且还要对各种实有的道德规范本身进行好坏优劣的价值评判与取舍，以便设计整合出符合时代要求的应有的道德规范体系。最后，不论是对各种道德规范进行评判取舍，还是对所有应有的道德规范进行分层、排序、整合、统摄，以使之不相互冲突，达到一律，都只能依据最高价值即终极价值或至善作为最高评判标准来进行，是故伦理学还必然要努力寻找并确立终极价值或至善。由此可见，价值问题就像一根主轴那样贯穿于伦理学研宄的始终。
与之不同，科学只研宄事实问题。事实问题与价值问题有质的区别。事实总是已经存在或发生的事情，价值则是人赋予事物的好坏意义，而不是事物本身固有的东西。是故事实问题都是“实然性”问题，是问对象是什么?有什么?为什么?价值问题则属“应然性”问题，是问对象是好是坏?是善是恶?以及人对对象应当如何?不应如何?对“对象是什么?有什么?为什么?”的提问，只能用已有的相关事实来做出回答。而对“对象是好是坏?是善是恶?”和“人应对对象如何?”这样的问题作答光凭已有的相关事实就无济于事，最终只能通过设定一定的价值标准来作判断。而这种人为设定的价值标准，自然也不是那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正因科学只研宄事实问题而不讨论价值问题，也不直接对人提供“应然”即“应当如何”的意见与指导，所以能做并负责做这些事的伦理学并不属于科学。
其实，科学与伦理学之间的这种差异早有人察觉。西季威克说：伦理学“特殊而基本的目标是确定应当如何行为，而不是确定目前如何、已经如何和将来如何行为”，所以“我宁愿将伦理学称为一种研宄而不是一门科学因为人们普遍认为：一门科学的研宄题材必须在某种程度上是实存的。，，[2]25一26也指出，伦理学“其阐定标准，而据以评判各人之行事，畀以善恶是非之名，则非自然科学之所具矣”。
伦理学既然不属于科学，就只能属于人文学。确切说，它是属于人文学中的哲学。哲学的基本理论由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三个部分组成。本体论探讨存在的本源，认识论探讨认识存在的方法，价值论探讨存在的意义。存在的一般意义由“价值”或“好坏”这种最基本的词语表述，存在的特殊意义则分别由“利弊”、“善恶”、“美丑”这样的价值词表述。其中，“美丑”是从存在的形式上表述存在的意义，“利弊”是对事物性存在之意义的表述，“善恶”是对人事性存在之意义的表述。因而以研宄人事即道德规范与行为、人品之善恶价值为核心问题的伦理学，就是奠基于哲学价值论之上的哲学分支学科。正因如此，中外伦理思想史中的各种伦理学理论，无不是由哲学家创立，而这些伦理学理论又无不被称之为哲学理论。正因伦理学具有研宄价值问题并直接向人提供“应当如何”的意见与指导的特点，决定了这门学问的基本性质是哲学而不是科学。
伦理学除了因有应然问题的研宄而与科学相区别之外，即便在实然问题研宄方面也与科学有一定的区别，这就更进一步地说明了伦理学不是科学。这个区别就是科学只研宄可经验到的实然问题或经验性实然问题，而不研宄难以经验到的实然问题或非经验性实然问题。所谓“经验性实然问题”，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被研宄的客体可以通过观察、实验、调查等实证方式而确定其确实存在;二是对这个客体“是什么?有什么?为什么?”的回答，也建立在观察、实验、调查的实证基础之上。反之，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这两个条件的实然问题就是所谓的“非经验性实然问题”。举例来说，“煤是什么?有什么性质?为什么能燃烧?”之类属于经验性实然问题。而“世界的本元是什么?”“社会的本质是什么?”之类，则属非经验性实然问题。不难理喻，对煤只要通过化学实验分析其分子结构，就能正确回答煤是什么?有什么性质?为什么能燃烧?但“世界的本元”并不像“煤”那样，是一个人们已经经验到的客观事实，而只是推想出来的一种可能的存在。
既然如此，人们也就不可能对这个不确定的存在通过观察、实验、调查等实证方式说出它是什么?有什么?为什么?在“社会的本质是什么”这个提问中，“社会”倒是人们已然经验到的事实，可“社会的本质”仍不是仅通过观察、实验、调查就能经验或揭示的。由此推广可说，所有的非经验性实然问题均有难以用经验去实证的特点，所以它们也不属于只能用经验事实回答问题的科学研宄范畴而成为哲学所研宄的“形而上”问题。在伦理学中，有关道德的本体论追问，即有关道德的起源、本质、演化、结构、类型、功能等等是什么的追问，基本上都属于难以单纯用经验事实去予以回答的非经验性实然问题。宄其原委，一则在于长期以来连“道德宄竟是什么”都存在争议而不是清楚的经验事实，遑论对道德的更进一步追问能仅凭经验事实给出?二则在于道德是一种非实体性存在，看不见，摸不着。如是，存在于道德内部的本质、结构、功能之类就更无法通过观察、实验或调查的方式予以揭示。
正因伦理学与科学还存在这样的差异，所以亚里士多德当初在创立伦理学时就已指出，科学是以不变的或必然的事物为题材，并寻求题材中有充分确定性的东西。而实践哲学及伦理学的题材则是不确定的或变动的，因而也只能期望获得同题材相适合的确定性[4]7。
对于“伦理学不是科学”这样的结论，可能许多从事伦理学专业学习和专业研宄的人都会感到沮丧、自卑，然而这完全是不必要的。因为科学从来都不是万能的，而哲学作为科学之外的另一种智慧，就是负责研宄科学所不能研宄或无法问津的那些问题。
不过话又说回来，说“伦理学不是科学”，只是强调伦理学在学科属性上不属于科学，而不是说伦理学与科学隔绝无缘。事实上伦理学除了有价值问题和非经验性实然问题的研宄，也有对经验性实然问题的研宄。这就使伦理学也与科学相通，包含有一些科学的成分，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伦理学的经验性实然问题大致出现在如下三种情况中。一是伦理学要想回答“某个地区或某个民族的道德风尚是怎样的”问题，就必须深入到该地区或该民族中去进行客观的社会观察和社会调查，最后凭借经观察或调查所得到的足够的经验事实来做出回答。而对某个国家随时展而出现的社会道德状况的变化进行描述，也要如此。二是伦理学在对某个行为或某个事件进行善恶评价或道德评价之前，需要先搞清楚有关该行为或该事件发生的实际情况、真实过程及具体背景;在为人的各种道德选择提供“应当如何”的指导时，也需要先弄清引发该道德选择的具体处境或境遇宄竟是怎样的。而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基本上也只能以通过社会观察或社会调查所得的经验事实为依据。
三是因果关系是典型的经验性事实问题而伦理学中也有因果关系问题。当伦理学要对这些因果关系进行真假值的判断时，必须凭观察或调查所得的经验事实来说话。比如“衣食足则知荣辱”、“饱暖生欲”、“过高的道德要求会伤害人的活力”、“只有同社会赏罚同构的道德指令才是有效的”等命题，就都是一些含有道德意蕴的因果关系命题。而要想知道它们一孰真孰假?显然只有通过广泛搜集历史和现实一的相关经验事实加以归纳，才能得出正确的结一论。就“衣食足则知荣辱”这个因果判断而言，一如果搜集归纳到的经验事实与该判断相符，则一该因果判断为真，反之则为假。
通过以上可知伦理学所研宄的道德问题既有属于哲学问题的价值问题和非经验性实然问题，也有属于科学问题的经验性实然问题，而其中的价值问题又是伦理学的核心问题。这就说明，伦理学这门学问，兼有哲学与科学的二重性，是哲学性为主，科学性为辅的哲学分支学科。
二、如何把握伦理学的方法
伦理学在研宄道德问题，构建伦理理论时，与所有其他学科开展自己的研宄一样，也必须依赖于一定的方法。伦理学兼有哲学为主科学为辅的二重性表明，哲学的方法与科学的方法在伦理学的研宄中均不可偏废。其实，更为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正因伦理学在研宄中既要使用哲学的方法，又要使用科学的方法，才使伦理学具有哲学与科学的二重性。
无论科学还是哲学，其具体方法都不止一种，而是很多种。那么，被伦理学所用的哲学方法和科学方法又是哪些?对这个问题泛泛而论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必须分析来说。
在学术研宄中，方法是研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工具。这意味着，一方面，方法为问题服务，问题决定方法。即对于不同性质或类型的问题，需用不同性质或类型的方法来进行研宄。
这是因为我们在任何时候都找不到能适用于一切问题的万能方法。另一方面，问题也受制于方法，方法也决定着问题的解决方式和结果。即对同样问题的研宄，若采用的方法不同，就会得到不同的结论。学术问题与学术方法间的这种密切相关性表明，对于伦理学所用方法的说明，可以以道德问题的分类为线索来展开。
需要伦理学研宄的道德问题非常之多，这一些问题随着伦理学内部研宄分工的出现，己经一分别被道德哲学、规范伦理学、元伦理学、描述一伦理学、部门伦理学、道德文化学、伦理史学这一些伦理学的二级分支学科所瓜分。因此，道德问题的分类，实际上也就是伦理学二级学科研宄对象的分类。于是伦理学研宄不同类型道德问题的具体方法，也就分别存在于它的每个二级学科之中。
在伦理学下一级分支中，道德哲学负责研宄道德的起源、本质、特点、演变、结构、类型、功能等等道德本体论问题。道德本体论问题属于单纯凭搜集归纳事实材料难以回答的实然性问题，因而只能用哲学的理性思辨方法进行研宄。这是一种与科学的经验实证大相径庭的方法，它不是从经验事实出发，也不依赖于对经验事实的归纳得出结论，而是通过构建一些基本的概念、范畴或原理去对所要研宄的对象与问题进行规定、分析、划分、解释、整合、推论。从伦理思想史上看，用于回答道德本体论问题的理性思辨方法基本上有三类，即自然主义的方法、神秘主义的方法和理性主义的方法。自然主义包括性善论、性恶论、快乐主义、情感主义、功利主义、进化论、实用主义等等，其方法特征是从人的自然属性出发，解释道德的起源、本质、特点。神秘主义包括各种宗教神学和非宗教有神论，其方法特征是用某种超验的非人可及的神圣，如神、天、天道等，解释道德的起源、本质、特点。理性主义自苏格拉底始，以柏拉图和黑格尔为典型代表，在伦理学方面的方法特征是以理性、灵魂、理念、绝对精神之类精神范畴展开对道德的解释。这三种方法尽管都对道德本体论问题给出了自己的回答，然其结论均不能令人满意。道德乃是人类实践产物的基本事实提醒我们，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对道德本体论问题给出令人信服的回答，我们还得运用马克思创立的实践唯物主义方法，从人的实践及其动机即需求出发去解释道德的起源、本质、特点、类型、结构、功能，并根据实践主体的变化和社会历史条件尤其是物质生产关系的变化去解释道德的历史演化与进步。
规范伦理学负责研宄人的行为、品质和与之相应的道德规范，这些问题由于一方面关乎对人的行为、品质的善恶评价，另一方面关乎对道德规范本身的优劣评估与合理性预设，因而在实质上均属价值问题，也只能用哲学价值论的方法来加以研宄。不论是对行为、品质进行善恶评价，还是对道德规范本身进行优劣评估与合理预设，都要依据一定的价值标准。于是如何确立价值标准也便成为这里的关键。以往伦理学对此问题的解决，归根结底，不外功利主义的方法和道义论的方法这两种。功利主义的方法重实际结果，以快乐、功利、幸福等为判断善恶的标准，并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作为最高价值标准。道义论的方法重抽象原则，以道德律令为判断善恶的标准，并以道德律令能否普遍化作为判断其优劣的标准。
应该说，这两种方法都为规范伦理学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可各自的缺陷也明显存在。功利主义的主要缺陷是对功利和幸福的解释太过笼统，以致无法区分各种具体价值的大小;道义论的主要缺陷则是存在倒本为末，将道德律令作为人的目的的倾向。后来各种改良的功利主义与道义论也没能彻底化解这些缺陷。创始人虽然没有对规范伦理学的价值问题做过专门研宄，但其秉承人类历史上的人道主义传统，通过对人的类本质及其异化、复归的历史过程的揭示而提出的最高价值原则，即“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有望帮我们找到更好的方法，这个方法应该能让功利与道义达至统一，从而既保留功利主义方法与道义论方法的原有优长，又使二者的原有缺陷得以克服。
元伦理学负责研宄道德词汇、道德判断、道德推理等道德语言问题，要对道德语言的由来、性质、类型、功能、意义和逻辑关系提供说明。由于道德语言形式多样，变化多端，本身就是不确定的题材，决定了要想进而深入其内部把握其内在规定性，亦非理性思辨的哲学方法莫属。元伦理学是20世纪初才出现的伦理学分支学科，先后有直觉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两大流派。这些流派虽在推定道德语言的功能、意义时均存在严重失误，但它们所普遍采用的语言分析法在分析道德语言的性质、类型，指明道德判断不是事实判断时，还是卓有成效的。因而语言分析法在今天的道德语言研宄中，仍可以继续为我们所用。语言分析法的基本方式是，通过发现不同语言的差异来为不同的语言定性，进而推论它们的其他特征。与语言分析法相似，语言学中的词源法和语用法，因在说明道德语言的由来和意蕴方面特别有效，也是我们研宄道德语言所不可或缺的方法。
描述伦理学是伦理学与社会学在当代结合的产物，负责向人们描述一个区域、一个民族、一个群体的整体道德风貌。描述不能凭哲学的理性思辨，只能用事实说话，这就必须使用科学的经验实证方法。具体说来，它的基本程序是这样的：先通过观察、调查、问卷、走访、座谈、实验、作品分析、个案分析和参与其中亲身体验、内省等心理学和社会学的方法获取大量与特定研宄对象相关的经验材料，再在此基础上运用科学归纳法进行总结，最终勾勒出该特定对象的整体道德风貌。
部门伦理学，亦称应用伦理学，负责对存在于人类各实践领域的具体道德问题做分门别类的研宄。这样的研宄以往只局限于家庭道德和职业道德的领域，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经济伦理学、医学伦理学、科技伦理学、政治伦理学、法律伦理学的相继出现，部门伦理学有了迅猛的拓展，到了今天，几乎己经没有哪个人类实践领域不在部门伦理学的关照之下。部门伦理学之所以也被称为应用伦理学，在于它是运用理论伦理学的基本原理和一般方法来研宄各种具体道德问题。因而部门伦理学本身并没有另外的方法，在研宄中主要是按问题的性质而选用伦理学及其他伦理学分支学科的一般方法。若涉及的是难以经验的实然性问题，如“道德与经济、政治、科技的关系是怎样的”之类，就用道德哲学的理性思辨法;若涉及的是可经验的实然性问题，如“导致诚信普遍失落的原因是什么”，就用描述伦理学的经验实证法;若涉及的是应然性问题，如“是否应当克隆人”之类，就用规范伦理学的价值评价法。
道德文化学，或伦理文化学这样的术语，始见于1980年代，是最新近的伦理学二级学科。道德文化学负责将道德放在特定文化的背景下做总体研宄，大致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揭示特定文化中的道德规范体系之内涵、结构、价值取向与个性特征;二是揭示道德规范体系在特定文化中的地位、作用与构建方式、运作方式;最后则是在前两种研究的基础上，对不同文化中的道德文化进行比较评价。其中，前两种研究属于对业己存在的事实的描述，基本上可用描述伦理学的方法来进行。第三种研究所涉及的“比较”，要用科学比较法，即通过对比找出不同道德文化之差异、特征。而“评价”则属价值研究，需要采用规范伦理学的价值评价法来评估不同道德文化的长短优劣。
伦理史学，负责研究人类伦理思想史和人一类道德生活史。对人类伦理思想史的研究，是一要清理人类己有的各种伦理学说，以为伦理学一理论在当代的发展提供思想资源。这种清理，一属于对思想的反思，需在客观解读文本的基础一上运用哲学的辩证分析法进行，以区分出其中一的精华与糟粕。对人类道德生活史的研究，是要以文字的形式再现历史不同时期中的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道德生活原貌，以为当代的道德建设与道德生活提供各种历史经验的参照。由于“再现”属于对以往事实的描述，自然也要采用描述伦理学所使用的科学的经验实证法。只不过在取材方面对历史经验的取材与对现实经验的取材有所不同，“再现”的取材，主要是运用考古学和文献学的方法，从口传历史、田野调查、各种历史实物和包括雅俗文本在内的各种历史文字资料中提取所需素材。
伦理学不仅根据道德问题的性质与类型来选择方法，在需要的时候，也可以从多个角度，运用多种方法来研究同一个具体的特定对象。
医学伦理学的核心问题范文2
[关键词]生态伦理；可持续发展；功能；调控范式
[作者简介]尹瑞法，泰山医学院社科部助教，哲学硕士，山东泰安271016
[中图分类号]B82―0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7)05－0022-03
生态伦理作为传统伦理与现实生活紧密结合而成的一门应用伦理学，既是人类把握世界的特殊方式，也是其完善自身的行为规范，因而具有强烈的实践精神与品格。作为可持续发展的题中之义，生态伦理对可持续发展的积极价值不仅仅局限于理论层面，更重要的是体现于可持续发展的实践层面中。因此，对生态伦理在可持续发展实践中的现实功能及其作用机制的研究探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一、生态伦理在可持续发展中的现实功能展现
道德是人类社会生活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它源于人的社会生活需要，又服务于人的社会生活需要。“没有道德，人类不可能达到它的目的，道德是一个绝对必要的条件。”可持续发展的实现同样需要道德，尤其是生态伦理的支持。在社会实践中，生态伦理对可持续发展的功能与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生态规导功能，树立正确的生态道德行为
生态道德是人们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时应遵循的道德原则的总和，因此，生态伦理无疑具有规范和引导人们的行为的功能。生态伦理的生态规导功能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在人与自然发生关系时，人类必须要尊重大自然及其成员正当存在的价值与权利。要保护、爱护自然环境，反对对自然的滥用与掠夺；要严格遵守生态伦理的基本原则，如爱护生命、按生态规律办事、善待自然等；要克服自己的人类中心主义、人类沙文主义实践倾向。(2)在涉及人与人或群体间、地区间、国家间的环境行为时，人们一定要尊重别人及其他区域、国家的生态权益及利益，不能为了自身的功利目的而去损害他人的环境生态状况，这是极不道德的。必须要承担起对他人及其他区域、国家的生态义务与责任来，要反对生态利己主义行为。(3)在涉及当代与后代间的环境关系时，本代人一定要遵守环境公平的生态伦理原则，保证后代人正当的生态需求与环境权利。要节约资源，维护生态系统的稳定和谐，担当起下代人“道德人”的角色，要反对代际间的生态自私主义行为。
(二)生态教育功能。培育正确的生态道德意识
生态教育功能是生态伦理学的又一重要功能。环境道德教育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公德”教育，而是公民生态德性、生态人格养成的教育，是保护环境，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迈向生态文明的灵魂教育。这主要体现在：(1)在环境保护实践中，人们是否参与维护环境质量，其价值观与态度是关键。而环境道德教育担负的重任乃是培育和发展保护生态的道德意识、伦理精神。这种新伦理精神，同人类价值至上的传统伦理精神是截然相反的，能使人与自然在新价值观指导下趋向和谐。(2)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全新发展观，在本质上要表达的是一种“公正、和谐”理念，这亦是环境伦理教育执持的核心价值所在。环境伦理作为致力于消除人与自然间异化状态、非平衡状态的新伦理观，蕴涵着丰富的环境公正、和谐发展思想。生态教育的目的就是将此生态意识、价值理念移植人社会主体的实践观念中，从而促进生态正义，保障可持续发展的实现。(3)在通向生态文明的历程中，环境道德教育承担着启蒙、开发、引导的先锋作用。作为一种社会发展状态的涵指“文明乃人类存在的方式，它产生于人类与自然的矛盾，这一矛盾推动着文明不断前行”。可持续发展要求一种可持续性新文明形态――生态文明的建立，它应以“尊重自然”为核心理念，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为最高价值目标。而环境道德教育的主旨就是要倡导一种尊重自然、善待自然之道的理性意识与实践态度。这样，必然能促进生态文明的早日到来。
(三)生态评价功能。确立理想的生态道德人格
道德以“实践一精神”的方式把握世界的特征在于它体现着主体对“应有”的追求，它通过道德评价、道德判断等方式，激励着人们的历史主动性和创造性，促使人的自我完善、自我发展，使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人道化。正如克鲁泡特金所说：“伦理学的功能不是坚执着人的缺点，而来责难它的罪过，伦理学应该做积极的工作，来诉求于人最优美的本能。”这作为伦理学的普遍共性，亦是生态伦理的基本价值功能。对于可持续发展而言，生态伦理的评价激励的作用主要体现在：(1)它能促进生态伦理规范的内化，使其由他律转换为自律。道德评价由于将善恶、正义、非正义诸观念加之于评价对象，从内外两方面左右人们在环境行为中的道德态度与价值取舍，就能将外在的生态道德原则转化为其内心的道德律令，能很好地调解人与自然间的行为方式，扭转人与自然间的矛盾关系。(2)它能提升人的环境道德素质，促进人积极的道德追求。通过环境行为主体的自我评价激励及相应的社会评价激励方式，可使人们树立起完善其生态道德人格的强烈愿望，形成人们自觉选择生态伦理价值的目标内驱力，并培养起主体对生态道德行为、情感的一种深刻的自我认同。这样它必能推进人们环境道德素质的提高，从而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实践。
(四)生态立法功能。奠定环境法律基础
环境立法已成为当今世界诸多国家正在加强与突出的立法项目，但环境立法离不开生态伦理的积极参与。生态伦理的立法功能指环境伦理在社会环境法制建设中所起的积极价值与作用。它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环境伦理为环境立法提供了价值指导。可持续发展观的确立，对传统法律提出了强烈挑战。传统法律体系是在传统的人类至上价值观念的支配下构建的，具有明显的不可持续性。因而法制建设要想适应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求，必须首先变革传统的法律价值观念，而生态伦理则打破了传统人类中心价值观的羁绊，提倡人与自然间的平等、尊重理念。这是完全锲合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新价值观。(2)生态伦理的某些基本规范可以直接转化为法律规则。如环境正义作为生态伦理的基本道德准则，在环境立法的过程中可直接演化为对自然资源利益分配上的公平法则。美国法学教授魏伊丝就曾提出了“环境的世代间衡平”的法学理念。另外，公民环境权的提出，实质上是环境代内公正问题的法理表达。(3)生态伦理对环境法制中立法者及执法者思想道德素
质的提高有极大帮助。人的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着立法的成败与否。生态伦理以其内有的道德力量，开启人类的道德良知，教育人类树立一种尊重自然、善待自然的伦理态度。这必然能提高立法者与执法者的思想道德素质，为环境法律的完善与实施提供思想保障。
二、环境伦理对可持续发展实践调控机制的三种范式
环境伦理对可持续发展具有以上四方面功能，能够积极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顺利实施。但在实践中，环境伦理如何发挥其功能呢?或者说，它是通过何种途径来实现其作用呢?这就涉及环境伦理的调控作用机制问题。生态伦理对可持续发展实践的调控机制是一个复杂有机系统，它主要是通过以下三种调控机制来发挥其作用的。
(一)“人一自然”的直接调控机制
生态伦理作为以人与自然间伦理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新伦理学，对可持续发展的作用机制，首先就凸显在对人与自然的直接调控上，即它对可持续发展的效用首先是通过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调节这一途径实现的。环境伦理对“人一自然”关系的调控表现如下：(1)它体现于生态化的道德原则与道德规范的制定上。这些道德原则、规范的确立，直接以人与自然的“应然”状态为价值追求目标。要求人这一“能动的自然存在物”在按照自己的目的和需求来改造利用自然时，必须以伦理的方式来规范自己的实践行为。只有在这种必然性基础上，人才是真正的“自由的存在物”，才能使人与自然达到某种现实的统一。(2)它体现于对自然全新的界定中。传统的自然观是一种主客二元分立对抗性的自然观，当代的生态困境可以说是这种传统自然观的必然逻辑结果。环境伦理对自然作了全新阐释，认为整个自然是一个巨大的有机生态系统，人是这个系统中的一部分。人与自然具有平等的价值与权利，应该将人类的伦理关怀扩展到自然界，以道德的态度对待人之外的自然存在物，“旧伦理学仅仅强调一个物种的福利，新伦理学必须专注构成地球进化着的几百万物种的福利”。这从“伦理的视角”出发对自然所作的界定，要求在现实生活中对自然价值的判断不能以人类为尺度来衡量，而应当以物自身的尺度去衡量，应自觉地去保护自然、关爱自然。
(二)“人―社会”的间接调控机制
生态伦理对可持续发展的作用机制不仅仅体现在对“人―自然”的直接调控上，还通过“人―社会”的间接调控模式发挥作用。生态伦理对“人―社会”关系的调控具有一种理论上与逻辑上的内在必然性。这种间接调控机制主要体现在：注重对人与人之间环境利益问题的调整。环境伦理强调，人们应遵循“环境公正”的道德原则，在实现自我环境利益时要维护他人正当的环境权益，并进而从三个现实层面对此进行了要求：(1)在国际层面，国际环境公正原则强调任何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都不能以损害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环境发展为代价，特别要注意维护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环境需要。(2)在国内层面，国内环境公正原则要求国家内部不同的利益主体在自然资源上要公平使用，环境成本上要公平负担，环境待遇上要公正相待。(3)在代际层面，代际环境公正要求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在环境利益上达到公正合理的状态。这样，生态伦理就较好地调整了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这对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积极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三)“人―自我”的内在调控机制
医学伦理学的核心问题范文3
摘要：作为培养医务工作者的医学院校来说，不光要培养技术过硬的生力军，更需要在医学教育中贯穿人文精神的培育。通识教育是高等医学教育的组成成分，它致力于医学学生的人文精神的培养。加强通识教育，必将提升医学院校的人才培养质量。
关键词：通识教育；人文精神；高等医学院校
中图分类号：G648.8 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2-1578（2012）05-0008-01
近年来，各媒体不乏医患关系恶化的报道。医患关系只是社会各种关系的一种，它体现了社会的文明和谐程度。这其中，患者和医务工作者是当事双方，医院是社会大环境下的缩影，医疗资源的匮乏，以药养医，看病难，看病贵等等都是经常报道的核心问题。作为培养医务工作者的医学院校来说，不光要培养技术过硬的生力军，更需要在医学教育中贯穿人文精神的培育。从医学学生将来要从事的工作性质来看，医生乃至医学生必备的人文素质，是以人的价值为核心价值的精神。这种精神，专注于对个体自由、尊严、价值和信仰体系的尊重，并且引导了一种感性的、有同情心的处理问题的方式。有了同情之心，医生才能时刻站在患者的角度考虑问题，保护患者的情感和隐私，为患者选择最合适最高效的医疗方案。而谈到人文精神的培养，必须再提通识教育。
1.通识教育的历史
通识教育本身源于19世纪，当时有不少欧美学者有感于现代大学的学术分科太过专门、知识被严重割裂，于是创造出通识教育，目的是培养学生能独立思考、且对不同的学科有所认识，以至能将不同的知识融会贯通，最终目的是培养出完全、完整的人。从20世纪起，通识教育已广泛成为欧美大学的必修科目。在古代中国，通识教育的思想，源远流长。《易经》中主张：“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中庸》中主张，做学问应“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古人一贯认为博学多识就可达到出神入化，融会贯通。《淮南子》中说“通智得而不劳”。通识教育可产生通人，或者称之为全人。《论衡》中说：“博览古今为通人”，“读书千篇以上，万卷以下，弘扬雅言，审定文牍，以教授为师者，通人也”，“通人胸中怀百家之言”。通识教育可产生通才，即博览群书，知自然人文，知古今之事，博学多识，通权达变，通情达理，兼备多种才能的人。
通识教育重在“育”而非“教”，因为通识教育没有专业的硬性划分，它提供的选择是多样化的。而学生们通过多样化的选择，得到了自由的、顺其自然的成长，可以说，通识教育是一种人文教育，它超越功利性与实用性。之所以要以“大学问家、大思想家”为榜样，是因为他们身上有着独立人格与独立思考的可贵品质，而这正是通识教育的终极追求。因为，教育不是车间里的生产流水线，制造出来的都是同一个模式、同一样的思维。而是开发、挖掘出不同个体身上的潜质与精神气质。因为通识教育是要“孕育”出真正的“人”而非“产品”。
2.通识教育的含义
2.1 从通识教育的性质角度来看，通识教育是高等教育的组成部分；是“非专业、非职业性的教育”；是对所有大学生的教育；是一种大学理念，即整个大学的办学思想；与自由教育同义，其实质就是对自由与人文传统的继承。
2.2 从通识教育目的的角度来看，通识教育指非职业性和非专业性的教育，目的在于培养健全的个人和自由社会中健全的公民；其作为大学的理念应该是造就具备远大眼光、通融识见、博雅精神和优美情感的人才的高层的文明教育和完备的人性教育；通识教育旨在给学生灌输关于好公民的态度和理解。
2.3 从通识教育的内容角度来看，通识教育给20岁－25岁的青年一种关于人类兴趣的所有学科的准确的、一般性的知识；是一种使学生熟悉知识主要领域内的思想的教育类型。是关于人的生活的各个领域的知识和技能的教育，是非专业性的、非职业性的、非功利性的、不直接为职业作准备的知识和能力的教育，其涉及范围宽广全面。
3.通识教育的现状
近些年来，西方多个国家的医学院逐渐形成了以综合性大学的人文社会学科优势为依托的、围绕医学以及与之相关的医学人文学科群，包括哲学、历史、文学、宗教、人类学、伦理学以及法律等人文课程，作为必修及选修课贯穿于临床前期及临床实践的整个教学过程中。
如今中学生选择大学学院时，缺乏丰富经验及阅历往往使他们在选择中缺乏对未来的认知性，对于医学院的培养目标也了解甚少。进校后，很多学生缺乏对专业学习的必要心理准备，显得无所适从。毕业后，对工作所带来的压力也明显认知不够。（而美国要进入医学院校学习，必须要以毕业于其他院校为前提，这样的门槛就使很多心智不成熟的学生被挡在了门外）另一方面，医学院在选择学生时，往往注重考试成绩，对学生其他方面的能力常未予以重视。在这种选择模式下，学生本身存在的问题及医学院招生程序的欠缺，使得新进医学生往往缺乏对人文领域的了解，而医学院则对学生是否具备人文素养知之甚少。但长久以来高考形成的招生制度难以从入口把好关。高校能够做的工作更多的是在学生入校后从各种课程的合理设置上下功夫，全方位地将人文思想教育贯彻于医学教学中，而不是院系各自为阵。一些在专业课老师看来不必设置的公共科目，在学生的将来或许会起到重要的作用。
医学伦理学的核心问题范文4
【关键词】工作过程 系统化改革 外科护理学
【中图分类号】G【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3）10C-
0086-02
外科护理学是中职护理专业的一门主干核心课程之一，在护士执业资格考试中占有重要比例。为了符合市场需求及体现学生学习的主体性，在外科护理学的教学中，课题组成员进行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外科护理学课程开发，按工作过程的不同任务的相关性来实现知识和技能的整合。通过对护理岗位群进行调研，明确培养定位，根据护理职业岗位群典型工作过程，以综合职业能力目标构建教学体系，以提升学生职业能力来设计教学方式方法，依据外科护理的实际工作过程为主线整合、序化教学内容，按照典型性、实用性、可操作性及可拓展性原则设计教学情境，根据护士执业考试的教学大纲，确定课程内容的标准，编写适合学生需要的教材，改革考试考核方法，完善评价体系，实现教学与护理工作实际零距离接轨。
一、课程改革的思路
2010年，我校实施课程体系的改革，课题组成员在7月至9月之间，到临床一线调研，与临床专家进行座谈、访谈，通过问卷调查等形式，从护理行业发展现状与趋势、护理专业人才对应的职业资格证书解析、护理行业从业人员基本情况与岗位分析、专业现状与专业教学改革方面，积极开展了护理专业人才需求与专业改革调研与分析工作。本次调研发放了800份用人单位调研问卷，有效回收778份，回收率97.25%，调研对象为广西30多家各级医院的主任护师、主管护师、护师、护士等。调查问卷结果显示，其中87%的调查对象认为，护生很需要基础医学知识和临床医学知识；95%调查对象认为，护生必须扎实掌握护理基本理论、临床护理知识、成人护理知识、母婴儿童护理知识、老年护理知识及急危重症护理知识；85%调查对象认为，应增设相关的人文科学知识、相关法律法规、心理学、伦理学知识的教育。通过调研分析，中职教育护理专业的课程脱离了护理职业岗位实际，难以适应职业岗位的需求，难以满足护士执业资格考试的需求，为了适应临床的需求，中职生的知识体系急需系统改革。
近年来职业教育办学思想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国家提出了职业教育要坚持“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办学方针。临床一线对护生的职业能力有着更高的要求，不仅仅要求护士具有基础的护理操作能力，而且对临床处置能力、健康宣教能力、沟通能力、合作能力、安全防护能力的需求更为突出。因此本次的课程改革的目标突出对学生人文素质、专业技能和职业道德、沟通与合作能力的培养。
二、培养定位与职业能力
（一）培养定位
培养的学生能在各级各类医疗卫生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从事护理、保健、健康教育等工作，并为康复、社区护理工作打下基础，是具有职业生涯发展基础的技能型、服务型人才。分析中职护生就业的主流岗位，是以能力为核心、以就业为导向教学改革的基础和前提，也是教学与岗位群要求及工作过程相适应的保证。经调研，医院、养老院护士严重缺编，加上护士分级使用与管理、无陪护工作的开展、为患者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等，需要补充大量的技能型、服务型的人才。因此，在教育教学改革中，将我们的培养目标确定为培养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精湛技艺、创新意识、合作精神和实践能力的护士。
（二）职业能力
系统开发课程必须以能力发展为目标， 护士职业能力培养既要考虑职业教育的普遍性，更要凸显护士职业能力的特殊性。本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是发展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综合职业能力是人们从事一个（或若干相近）职业所必备的本领，即整体化地解决综合性的专业问题的能力，包括专业能力、方法能力与社会能力。
三、教材的开发
建构主义认为，知识不是通过教师传授得到的，而是学生在一定情境下，借助他人的帮助，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料，通过意义建构的方式而获得。专业课教材是专业教育的基本工具，是培养高质量职业技术人才的保证。课程开发是指在一定教育宗旨及课程观指导下，系统完整地规划、编制一个或一类课程的一连串作业过程。课题组成员对教材编写的总体原则是： “以岗位定能力、定知识，以能力、素质需要定课程”，依据护士执业资格标准，遵循建构主义的理念，围绕着以学生为中心进行教学设计的核心，确立护理专业各学习领域的主要教学内容，同时针对行业技术的发展，将临床新的行业服务规范、护理知识和技术引入到课程中。
课题组成员通过组织课程建设小组，邀请职教专家、专业带头人、行业企业技术骨干对课程能力分析报告进行论证，最终定出典型的工作任务即学习领域。德国职业教育在新的“学习领域”课程指南中明确规定，“学习领域”课程就是工作过程系统化的课程，而工作过程导向是以“学习领域”课程开发为基础。学习领域课程是把学习理解为理论和实践进行整体化链接的综合性工作任务和工作过程。按照课程标准的要求，课题组成员设计与工作过程一致且具有代表性的学习情境，共制定了开放性伤口病人的护理、大肠癌病人的护理、胃大部分切除病人的术后护理、急性腹膜炎病人的护理、烧伤病人的护理、破伤风病人的护理、甲亢病人的手术前后护理、桡骨远端骨折病人的护理、肾结石病人的护理、血气胸病人的护理、颅内血肿病人的护理、急性阑尾炎病人的护理等12个学习情境，并针对12个学习情境编写了相应的便于学生自主学习的学习材料。学习情境的设计按照从病人入院到出院的全过程，把工作过程知识作为职业教育的核心，将人文知识、法律知识、安全知识及沟通技巧融入学习情境中，突出学生的理论与实践技能、合作与沟通、安全意识的养成以及综合职业素质的培养。
四、理论教学实践化，推进“院校结合，理实一体化”的教学模式
现代职业教育的课程开发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实现理论和实践教学的一体化。外科护理以外科疾病病人为主要的服务对象，是临床护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教学过程中，采取“院校结合，理实一体化”的教学模式，以任务驱动、项目教学、案例教学、角色扮演等教学方法，设计与临床一致的教学情境，以工作任务的形式，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并重，凸显课程目标的实践性，使学生尽快进入护士的角色，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具体的教学组织形式按以下的步骤进行：
（一）教师布置工作任务
根据情境设计，教师详细解析任务目的、要求，分发学习材料
（二）学生分组
每班学生分为9～10组，每组为8人左右，并选出一名责任心强的同学担任小组长，负责组织本组的学习。
（三）知识准备阶段
按下发的工作任务，在小组长的组织下，利用课余时间借助相关学习材料，通过网络、临床医院等学习途径，在教师启发或指导下收集完成工作任务所需的知识与信息。
（四）计划与决策阶段
将所收集的材料经过小组讨论，确定工作方案，并与教师共同选择最优的工作方案。同时做好角色的分工。
（五）实施阶段
学生根据制定的工作方案，在模拟病房内设计与临床一致的工作情境，根据分配的角色，在组长的组织下，完成工作任务。在完成任务过程中教师要关注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团队合作、人文关怀等意识，并指导学生在实施工作任务过程中对照计划确定的成果进行自查，找到存在问题并提出改进措施等。
（六）成果展示及教师总结
分组表演完成护理任务的成果，教师总结、点评。
（七）评价阶段
采取多元化评价方法，包括学生自评、小组评价、教师评价、阶段性评价等，课程最后的评定成绩采用优、良、中、及格、不及格五等级制。
（八）总结与反思阶段
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学生自我总结与反馈实施工作中的经验与教训，第二部分为教师总结学生在进行工作任务时的工作效果、经验、注意事项等。
（九）知识拓展阶段
学生在课后结合护士职业考试、医院三基的内容进行学习，巩固所学的知识。
五、课堂教学临床化，推进“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
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系统化改革外科护理学课程教学是否成功，教师队伍建设至关重要。为了让课堂教学临床化，我们建立临床兼职教师库及管理制度，授课由学校专职及临床兼职教师共同担任本课程教学，每月组织1～2次集体备课，共同确定教学计划、课程目标、授课的方式，将临床护理工作要求纳入教学内容，使教学完全符合职业标准及医院质量管理要求。专任教师定期到医院跟班学习新技术，参与护理查房等，打造“双师型”的教师队伍，以适应教学的改革。
六、考试、考核方法的改革
考试是检验教学工作质量及学生水平高低的主要手段和决定性环节，是对学校的教学质量进行评估的一个重要方法。传统的考核方法是重理论、轻实训、轻综合素质的考核。实践证明，传统的考试模式不利于学生能力、素质的提高和创新精神的培养。课题组成员在教学改革中采取多元化评价方式，全面客观考核学生获取和运用专业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评判性思维和团结协作等综合能力。
考试、考核方法的改革注重形成性评价（形成性评价所占比例为60%，终结性评价为40%），如结合课堂纪律、课堂提问、学生作业、平时测验、实验实训、技能竞赛及考试情况，评定综合成绩。实现理论测试与专业实践考核相融合，将理论考核与护士资格、医院的三基知识的考试接轨，将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考核相结合，将校内考核与岗位考核相结合，突出对学生学习活动和学习过程的评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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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伦理学的核心问题范文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783(2008)-7-0027-02
【摘 要】本文分析了目前边远山区医院护理队伍的整体情况和护士应具备的基本素质，认为边远山区护理队伍的
人力资源配置和结构不合理，护士的文化基础参差不齐，实际技能偏差，缺乏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为了适应现代医学护理的新模式，创建和谐的就医环境，本文提出了如何提高边远山区医院护士综合素质，包括如何加强护士的思想道德修养，提高心理、身体素质，加强继续医学教育等措施。
【关键词】边远山区 护士 综合素质
Talk About How to Improve Comprehensive Quality
of Nurse in Remote Mountain Areas
CHENG Xue-qiong,XIAO Min
Dege County People’s Hospital , GanZi 627250, Sichuan , China
【Abstract】The text analysis nurse condition and fundamental diathesis in remote mountain areas，consider that nurse troops human resources allocation and constitution unreasonable，culture foundation irregular，practicing skill poor，lack science attitude and spirit. In order to accommodate modern medicine new nursing model, set up harmonious treatment ，the text discuss how to improve comprehensive quality of nurse in remote mountain areas，how to enhance moral cultivation，improve mental-physical quality，strength medical further education .
【Keywords】 Remote Mountain Areas ; Nurse ; Comprehensive Quality
随着医学高科技的发展、现代医学模式的转变以及竞争机制的引入，相应地对医护人员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成为一名合格的护理人员，就必须不断增强综合素质，以适应现代医院护理工作的需要。如果护士的素质不能随着医疗事业发展而提高，就会成为阻碍医学继续发展的桎梏。所以大力提高护士的素质既是当务之急, 又是长远发展的需要。现从边远山区医院护士的整体队伍，护士应具备的基本素质出发，对如何提高护士的综合素质浅述如下：
1 目前边远山区医院护理队伍的整体情况
1.1 边远山区医院护理人力资源配置与时代的发展不符合 目前,我国医院护理人员的编配方案主要以床位与护士比例1 ∶0. 4 进行护理人员配置。但是,在边远山区医院护理人力资源相对短缺，仅按照床护比配置护理人员,没有考虑不同科室之间工作量的差异,没有考虑病床使用率、周转率及病情轻重等情况的变化,往往造成各科室护理人员配置不合理、忙闲不均[1]。护士与相关人员之间职责不明，临床护士非护理工作负担过重。
1.2 边远山区医院护理人力资源结构性不合理 现在,大部分医院对护士的管理是简单的“平台式”管理,所有护士不论学历、职称、职务承担着同样的责任与义务,资金分配制度也没有充分考虑到技术含量。高学历护理人才短缺,边远山区医院护理人员学历层次的主体为中专层次。近年来护士学历有所提高,专科及以上学历的护理人员呈上升趋势, 但幅度不大，中专学历仍为主体,估计占85 %左右[2]。
1.3 护理人员综合素质有待提高 现今，部分护士爱岗敬业精神有所淡化。工作中利益驱动在增大,在追求个人理想与立足于本职工作、实现个人利益与发扬自觉奉献精神等方面遇到的矛盾日趋突出。护士文化基础参差不齐, 知识结构不合理学，实际技能偏差，缺乏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
2 护士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2.1 思想道德素质―品质高尚，爱心和敬业思想 优秀护士都有一个共同特点, 就是具有崇高的理想、高尚的道德情操及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有强烈的爱心和奉献精神, 热爱护理职业, 愿为其奉献终生。护士要有高度的责任感和爱心，兢兢业业，忠于职守，全心全意为病患者服务。缺乏这种精神, 就难以成为一个好护士。
2.2 健康的心理、身体素质
2.2.1 护士的心理素质 护士的心理素质是护士在认识过程、情感过程、意志过程及个性心理特征方面所应具备的素质[3]。具体是指：（1）体察细微变化的敏锐性。护士在医院最贴近病人, 最了解病人的病情和精神状态。病情发生重大变化或突变之前, 细心的护士就能不失时机地观察到前兆性的细微变化,如能给以及时适当处理, 就能避免或减轻严重的后果。(2) 护士必须遇事沉稳、敏锐果敢。病情的突变, 往往发生在人手不足的情况下, 如果有遇事沉稳的心态, 就能处变不惊, 充分利用自己的知识和技能, 迅速果断、有条不紊地妥善处理, 对各种急、危、重患者的急救和护理才能做到及时、准确,有条不紊，最大限度地减少病人损失或减轻病人痛苦。(3) 柔韧而坚强的性格。护理工作要求护士必须善于调控自己的情绪,善于应对不同患者的不同要求,坚持原则,服务好患者。病人来自社会各个阶层, 有不同的职业、身份、社会和家庭背景, 而且每个人的性格、气质、心理状态、生活习惯都有所区别。护士面对的是复杂多变的服务对象和工作环境, 没有坚韧不拔的毅力是不行的。工作要求我们既要有宽宏大度、高度容忍的胸襟, 又要有和善委婉、巧于应对、化解矛盾的本领既要从大局出发, 维护病人长远利益和医院秩序, 坚持原则, 又要面对现实, 理解病人心理, 有针对性地做好说服解释工作。总之,要有坚强的毅力和以柔克刚的本领。
2.2.2 身体素质 护士工作繁忙而劳累，决定了护理人员的身体素质要全面发展，要做到体质健康，耐受力强[4]。只有具备了良好的身体素质，才能反应敏捷、精力充沛地投入护理工作中。
2.3 专业技能素质 护士的专业技能素质包括专业理论知识和实践操作能力。构建科学的知识体系对护理人员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作为现护士需要具备过硬的技术, 扎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临床经验, 能熟练掌握各种操作技术, 并能系统地运用于临床工作中。
2.3.1 理论知识 护理工作不单纯是打针、发药, 而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它不仅包括身体上的护理, 还包括心理上的护理。这就要求护士不仅要具备丰富的护理知识, 精湛的操作技巧, 还要深入学习相关学科, 如医学、伦理学、护理心理学[5]。构建科学的知识体系对护理人员来说是十分重要的。现代的护理人员应掌握坚实的基础医学知识、临床医学知识、护理专业知识等，才能有更强的竞争力，并为广大患者提供优质的服务。
2.3.2 娴熟的实际操作技能 丰富的临床经验,熟练的技术是护理工作的重要基础,护士必须从大量的实践中不断积累,紧紧抓住“稳、准、快、好”[7]。护士熟练的操作，会使患者产生安全感和依赖感一在静脉输液、肌肉注射、导尿、胃肠减压等操作中护士如果技术不够熟练，就会增加患者的痛苦使其烦躁、紧张，对护士产生不信任感，降低治疗的信心和积极性，甚至拒绝配合治疗，不利于病情的康复。
2.4 科学文化素质与科学精神 随着现代医学技术的发展、护理模式的改变, 要求护士的知识从护理专业拓宽到多学科。护士备多学科的知识，才能正确解答患者提出的疑问，增加患者对护士的信任感。反之，如果护士没有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就很难对患者提出的问题做出正确的解释，影响患者战胜疾病的信心，也影响了治疗效果。
护理工作不单是爱心和技术的结合,需要掌握有关的科学知识, 以科学态度按科学规律行事。护士的一切活动都与病人相关, 来不得半点疏忽大意, 更不允许弄虚作假任意行事, 离开科学精神就可能出现严重后果。护士最贴近病人,更应实事求是、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地执行制度和技术规范。
3 提高边远山区医院护士综合素质的方法与对策
3.1 加强思想道德修养，树立奉献精神 护理是一种奉献的职业，护士要有高尚的职业道德，首先要在思想上完善自己，树立献精神。可利用录像、专题报告、演讲等形式来加强护士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通过职业道德教育, 使护士明确其价值在于奉献,从而正确看待护理工作，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同时建立和完善竞争激励机制,调动护士的积极性,增强工作责任感、使命感。
3.2 提高心理、身体素质 培养积极的情绪和情感，弱化消极意识。增强护士控制和调节情绪的能力，促进护士的交往心理，塑造完整的人格。增强医学心理辅导的力度，建立心理医疗咨询机构，通过心理学理论知识、技术的运用，矫正不正常的心理。开展各种文娱活动，丰富护士的业余生活，陶冶情操，鼓励护士积极参加体育活动，以增强体质，缓解因长期工作疲劳带来的焦虑和抑郁心理。
3.3 加强继续医学教育，培养良好的业务技术素质良好的业务技术素质，是护士素质构成的重要基础，优秀的护士要精通专业技术和具有广博的学识。护士原有的知识已跟不上目前时展的要求,所以护士必须不断学习新知识,加强专业理论学习和技能的训练。要刻苦学习，对技术要精益求精。一般来说，护士均经过专业学校的学习，都具有―定的护理专业知识，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迫切需要知识更新。
护士本人必须利用一切机会，学习积累知识，不仅要学习本专科的护理知识，还要学习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医学论理学、医学社会学等方面的知识，不断充实和丰富自己的知识。其次是要大胆实践，积累经验，要勤于思考，勤于记录，善于把自己的经验和成功做法整理出来，上升为理性的知识。并善于学习和吸取他人的经验，不断吸收和学习别入的先进技术。
医院管理部门也可以通过定期组织各种培班、专题讲座、学习班,督促护士参加学习,鼓励自学函授、网络学习,强化继续教育,不断充实更新知识。并加强对护士的在职岗位培训,尤其是聘用护士的岗位培训,抓好“三基”培训及专科基础培训,抓好护士制度学习,促进护士素质提高[8]。培训的目的、目标必须明确，要根据岗位任务和职责提高能力、完善素质的针对性训练。
总之,为适应当前医疗体制改革形势，需要医院不断地提高服务水平，以提高病人对医院的信任度、亲和力，增加医院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树立护理人员的崭新形象，实施“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给病人提供全方位、高品位、高质量的护理，创建和谐的就医环境，边远山区医院护士迫切需要提高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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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伦理学的核心问题范文6
关键词：科学与治理；科学与社会；科学咨询；公共参与；预防原则
Abstract: The issue of Science and Governance has attracted the community of policy and academic research during recent years and is growing as a front topic， which is driven by the fundamental change of the relationship of science and society .This paper examined the dynamics of science and governance ，and described the main factors as advice，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research control .The paper highlighted the meaning of science and governance.
Key words:science and governance ， science and society ，science advice ， public participation，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近年来，“科学与治理”（Science and Governance）成为欧盟及其成员国科技发展战略与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受到国际政策界的广泛关注，并成为日益吸引学术界深入研究的前沿课题。2000年7月，欧洲委员会提出“面向欧洲的研究区”（Towards a European research area）的发展战略，并提出建立欧洲科学技术参照体系（the system of science and technical reference）作为政策制定与实施的支持系统。2000年10月16~17日，欧盟在布鲁塞尔召开名为“知识社会中的科学与治理：欧洲的挑战”（ Science & Governance in a Knowledge Society: The Challenge for Europe），主题是“走向科学、公民和社会之间的新联盟”，来自欧洲各国的450名代表参加了会议。2001年，欧洲委员会发表题为《欧洲治理》的白皮书，把科学治理作为欧洲治理一个重要的部分[1]。2002年欧洲委员会发表《科学与社会行动计划》[2]，作为实施白皮书的行动计划。同样，“科学与治理”议题在美国也受到很高的重视。近几年在美国科学促进协会（AAAS）科技政策年会上，都有包括国务卿在内的政府高级官员就科学与治理议题（集中在科技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发表演说，这也是对美国国内正在进行的关于科学与治理高层次讨论的一个反映[3]。同时，科学与治理议题也受到社会团体和学术界的普遍地重视，一些国家的权威机构和国际组织纷纷发表有关的研究报告，如英国文化委员会（The British Council）于2001年3月发表了《科学与社会：走向民主化的科学》[4]。一些有影响的国际学术会议也开始举行，例如，哥伦比亚大学于2002年3月5~7日召开名为“与神怪共同生活：21世纪科学技术的治理”（Living with the Genie: Govern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he 21st Century），会议的主题是以有益于社会为目标理科学技术，300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在著名国际学术刊物上（例如，Research policy ，Science and Public Policy ， Technology in Society等）有关论文开始不断出现，同时有关科学与治理方面的专著和论文集也在问世。[5][6][7][8][9][10]
“科学与治理”的根本动因是科学与社会的关系正在发生的一些根本性变化。这些新的变化不仅对传统的科学技术观提出了广泛的质疑，而且对现有的管理结构和管理机制提出了新的挑战。为此，需要发展一种各有关利益方（政府、科学界、企业、社会团体、公众等）相互协调的机制，，使科学走向民主化，确保科学为人民的健康和福利服务。
本文以发达国家的经验为依据，分析和研究“科学与治理”兴起和发展的动因、核心内容及其重要意义。
1. “科学与治理”的提出
“科学与治理”这一议题是应对现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带来的新挑战而兴起的，同时也是在“治理”这一概念成为社会科学各学科普遍采用的共同语言的学术氛围内涌现的。为了充分理解“科学与治理”的含义，有必要首先对治理理论的提出和发展做一概括分析。
1.1 治理理论的提出
治理理论的提出是现代社会正在发生一些根本性变化的反映。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刻画了工业社会之后的现代社会正在发生的一些重要变化，如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1973年）、界沃太一的“知识价值社会”（1985年）、乌尔里希贝克的“风险社会”（1986年）和彼得德鲁克的“后资本主义社会”（1993年），以及现在耳熟能详的“后现代社会”、“信息社会”和“知识社会”等。治理理论关心的问题主要是社会是怎样组织和管理的。可以说，各种关于治理的理论在不同程度上都是以现代社会某些重要变化的特征为出发点。
学者们讨论“治理”的概念兴起大都会以“‘统治’（government）向‘治理’(governance)”的转变为开始。英文中“治理”（governance）一词源于拉丁文和希腊文，原意为“控制”、“引导”和“操纵”。长期以来它与统治（government）等同使用，主要是指政府的合法化的指挥和控制行为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的分立化（decentralization）发展趋势越来越明显，现代社会的各个子系统和网络日趋独立，许多社会和经济领域的管理靠单纯的政府权力控制和管理机制已是不够的，需要公、私双方的协调管理，需要政府以外的一些其他机构和行为者参加经济和社会调节。由此，具有崭新意义的“治理”概念开始出现。
罗茨（Rhodes）在“新的治理”一文中指出：治理意味着“统治的含义有了变化，意味着一种新的统治过程，意味着有序统治的条件不同于以前，或以新的方法来统治社会。”[11]不同的学科（制度经济学、新公共管理理论、国际关系学等）从不同的角度对“治理”下了不同的定义。按照全球治理委员会（the 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1995年给出的权威定义：“所谓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物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这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统一或认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它有四个特征：治理不是一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11]与统治相比，治理是一种内涵更为丰富的现象。它既包括政府机制，但同时也包含非正式、非政府的机制，随着治理范围的扩大，各种人和各类组织等得以借助这些机制满足各自的需要，并实现各自的愿望。治理的实质在于，它强调的是机制，强调的是不同社会角色为了共同目标的协调行为，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权威和制裁。
法国学者阿里卡赞西吉尔精辟地指出：治理模式的优势在于，它更能应付千差万别的现代社会中的决策问题。在现代社会的各个子系统和网络日趋独立的情况下，治理的能力，除了政府机关和各种机构外，还需要公共社会的参与，各种利益集团、网络以及部门间的协商。治理于是促进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成为形形社会者（agents）如公共治理部门、私人公司、半公共机构、公民、社会群体和协会之间的一种协作方式，使政策的制定更为有效。这种模式比传统的统治方式更能适应社会环境，既强调了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纵横协调，也强调多元和不统一。其根基在于协商而非上令下行。它是在公和私的者五花八门的情况下处理公共决策过程的一种努力。它的要旨不在于机构，而在于过程和实践。它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结构。[11]
1.2 现代科学发展的挑战
随着现代科学的飞速发展，科学已成为国家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科学在国家各个领域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进入政府的核心功能。科学不仅在传统的经济与贸易、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政策领域成为一个重要的不可少的因素，而且在新出现的食品安全、电子商务、知识产权、全球变化等领域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据Padilla 和Gibson于2000年的研究，在过去的10年间，英国议会含科学内容的提案、动议和辩论上升了6倍。由1988~1989年的1%上升到1998~1999年的6%，其中生物科学（医药和食品）和环境科学（包括能源）上升最快。[12]
与科学有关的政策议题不仅逐渐成为政策的中心，而且其中许多议题具有新的特点：（1）在科学上有重要的不确定性；（2）（涉及不同的利益）具有广泛不同的意见；（3）对于敏感领域（普通百姓健康与安全、动植物保护和环境等敏感议题）的公共政策有着潜在的重要涵义。
这些议题充分反映了科学与社会关系正在出现的一些根本性的变化。一方面，科学发现充满着丰富的、令人激动的机会，科学的应用和技术发展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深入而广泛地影响到人类生活的各个层面，给人们带来很多好处和便利；另一方面，科学应用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强，风险并不总能事先确定，在一些重要的敏感领域（如环境和公共健康领域）可能对人民的生活和健康带来潜在的危害，公众关心意识增强（例如对生物技术的应用）。而且，一些重要科学技术领域的发展和应用明显涉及不同的利益群体，例如，转基因作物和食品涉及政府有关部门、公司、消费者、科学家，科学不再被视为是价值中立的，科学家也不再是毫无自身利益的中立者。这样，现代科学的发展不再单单是科学共同体的事情，也不再仅仅关涉到政府，而且涉及到社会其他角色（企业、社会团体等），涉及到公众。由此，带来了社会与科学之间出现新的问题和紧张关系。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疯牛病事件的爆发、转基因作物大面积的播种和转基因食品的大量上市以及基因组研究和基因治疗、干细胞研究和克隆技术等生物技术的飞速发展，社会与科学出现十分紧张的关系。疯牛病（BSE）事件的案例表明，被作为决策基础的科学证据的确实性是不令人信任的。自1985年疯牛病被发现以来，英国政府及其科学顾问一再宣称BSE不会传播给人，而科学界迟迟不能给出有关疯牛病传染的精确答案。直到1996年，英国政府才根据越来越多的证据承认人吃了受感染的牛也会患上同样的症状。疯牛病引发了公众对政府和科学空前的道德信任危机。转基因作物和食品则带来了不确定的风险性和伦理难题。尽管政府和专家声称它们对人们健康无害，但并没有消除人们对风险的疑虑。而不加标注地把转基因食品与天然食品混在一起上市的做法，更激起了消费者的强烈抗议。尽管转基因食品和天然食品可能会同样安全（事实上现时没有一个政府或联合国组织会声称转基因食品是完全安全的），但是这样做意味着科学足够可靠，消费者无需选择，剥夺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这表明科学的应用引发出复杂的价值观冲突和社会问题。而克隆技术、干细胞研究更是带来了严重的道德、伦理和宗教信仰的根本性问题。这一切表明，科学的发展和应用越来越与社会、伦理和价值等因素联在一起，与公众的态度、价值标准和日常生活联在一起。
这些发展表明，越来越多的科学议题与道德、社会、伦理因素以及其他利害关系紧密结合在一起，特别涉及到不确定性问题时，诸多因素混在一起，使议题更为复杂。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单靠科学界是不够的，传统的同行评议以及科学家的利益公开（即申明研究资源的来源及资助方是谁）并不能扭转公众对科学的信任危机。同样，传统单一的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与管理机制对于解决这样的问题也是不充分的。为此，需要新的机制——治理机制，发展共同的知识基础，协调各有关利益方，使得科学发展和决策过程互相支持，确保科学为人民的健康和福利服务。
2．科学与治理的核心内容
科学技术塑造着社会变化的步伐和方向，治理是以一种方式或机制把有关不同利益的角色带到一起，以使科学技术为保护和促进人民的幸福和安康服务为目的，管理这种变化的所有决策过程。“科学和治理”指的是建立一种机制，使科学和决策过程以有效、可信、负责和透明的方式一起工作。[13] 换句话，“科学和治理”是建立科学与决策的新型关系，形成两者相互支持的机制和网络。
科学与治理的核心内容主要包括：制度化的咨询、信息公开和预警原则、公众参与和对研究的规范等，这些内容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
2.1 制度化的咨询
治理的实质就是发展共同的知识基础，坚实的科学咨询或科学建议（Science advice）是治理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组织部分。
科学咨询是为决策提供科学证据，包括提供专业上的信息，解释重要科学数据、信息的意义和重要性，确保它们的质量等。科学咨询有助于保证科学上的可信性，澄清争论，促进政策的可接受性。坚实的科学咨询是政策制定的合法性和可靠性的保证，同时也有助于科学技术自身的发展。
合法化和制度化的科学咨询体系是科学决策的必要保证。在发达国家，科学咨询占有比较高的地位，一般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许多国家已经形成了制度化的咨询体系，在最高决策层、立法机构以及政府部门三个层次都设有科学咨询机构[14]；同时，国家科学院、民间思想库等外部咨询组织也履行科学咨询的职能。例如，美国1972年10月6日通过的《联邦咨询委员会法案》（FACA）对咨询工作做出了明确的规定。美国最高决策层设有总统科学顾问和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PCAST），国会设有国会研究服务部和国会技术评估办公室，能源部、国防部、国家宇航局等政府部门都有自己的咨询委员会机构；国家科学院（以研究理事会NRC为执行机构）和民间思想库（如兰德公司）等也为政府的决策提供着重要的咨询。
现代科学发展带来的新的议题以及环境和公共健康领域决策中暴露的一些问题，对现有的咨询体系提出了改进和发展的要求，不仅要保证科学证据的充分、有效，使咨询的组织方式适应发展的新特点，而且要保证咨询体现出责任感和赢得信任。其中，有两个重要的变化：（1）对政府履行征求咨询的责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政府的决策应该主动寻求科学咨询，像在其他公共政策领域（经济、公共管理、国际事务等）设立高级顾问及顾问机构和广泛咨询那样，应该在科学相关领域设立类似地位和能力的科学顾问和科学咨询机构并积极征询咨询。决策者必须按照法律赋予的职责衡量各种不同咨询意见，并做出选择。为使决策建立在更为有效的咨询基础上，一些国家的政府已经开始制定一系列关于咨询的方针、规则和程序，在政府体系内需要主动地促进科学咨询，明确部门和机构实施这些方针的责任。例如，英国政府1997年发展出的一套原则，对科学咨询的重要问题（例如，需要科学咨询尽早地确认的议题，如何使牢固的科学证据与决策整合在一起，解释科学证据的开放性的重要性等）提出了指导意见。[15]随后，加拿大政府也制定出类似的咨询方针和规则。［16］（2）咨询人员不仅限于科学专家，咨询程序也多样、灵活的组织方式。例如，用胚胎干细胞进行研究这一崭新的政策议题，由于这个议题涉及的不仅仅是研究所带来的潜在的医学上的收益，还有一系列道德和伦理上的难题，因此，咨询就不能仅仅限于科学专家。在法国、英国、瑞典、德国、意大利和美国关于干细胞实验议题的立法讨论中，所咨询专家都包括了伦理学和法律专家。每个国家使用的咨询机制各不相同，所有的国家都有现有相应的咨询机构负责（例如，美国由国家生物伦理顾问委员会负责），英国和意大利还特别建立了专门的咨询组。[14]
2.2信息公开和预防原则
科学技术在给我们社会带来好处的同时，也带来了不确定性和新的利害关系，带来了对环境和健康新的危险。风险问题常常是科学与社会紧张关系和冲突的根源。因此，需要认识评估和管理这些风险。
“风险”一词意味着不确定性，对风险的认识不是对“它安全吗”这样的问题给出“是”与“否”的回答（若是能直接回答就是没有风险了），而是“它究竟有多危险”，“它有足够的安全吗”。风险有一定的主观性和视具体情况而定。我们每天都会遇到风险，有一些风险我们是可以接受，有一些不能接受。当我们考虑风险时，考虑常常不只是可能受到的损害，而且还有可能的受益。
风险评估和管理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充分认识和理解不确定性，识别和判定什么是知道的，什么是不知道的，并使信息公开。英国政府对疯牛病（BSE）问题处理的一个教训就是隐瞒信息。当疯牛病传染给人的事实通过英国医学杂志引起公众注意时，政府有关部门还是否认。政府决策者认为没有必要给公众带来不必要的惊慌，这样做的一个诱惑是想坚持等到所有的不确定性都消除后，再公开信息。结果，这大大丧失了政府和科学界的信誉。英国上议院科学技术特别委员会1999－2000年度科学技术第三报告《科学与社会》中指出，疯牛病给人的教训是“如果1996年前政府对疯牛病的立场更够准确地反映背后的科学的不确定性，那么公众和权威就能更好地为科学舆论的转向做准备了。而正是科学舆论的转向促使那次声名狼籍的政策的转变”。[17]
疯牛病的危机促使英国政府的立场发生变化，1997年3月英国科技办公室发表题为《政策制定中的科学咨询》的指导性文件，中心议题是保持科学咨询的公开性，提出：“对于敏感议题的政策决定，政府部门应该公开支持这些决策的所有科学证据和分析，并说明是如何把这些分析纳入到政策形成过程中的。” [15]
即使科学证据还不足以支持决策，也要公开可能的危险，采取预防措施，这是在过去10多年里不断的实践考验中逐渐成为共识的所谓的预防原则（Precautionary Principle）。1998年，来自美国、加拿大和欧洲的社会活动家、学者、科学家和律师们在美国威斯康星州Wingspring举行的会议上发表“关于预防原则的宣言”，把以前在环境领域已广为采用的预防原则扩大到包括公共健康领域。宣言指出：
当一种行为威胁到人类健康和环境时，就应该采取预防措施，即使因果关系在科学上还没有充分得到验证。在这种情况下，行为的创始者而不是公众，应该负起举证的责任。应用预防原则的过程必须是开放、提供信息的和民主的，必须包括潜在的受影响的团体。这一过也必须包括考察所有可能的替代方案，包括不行动。[18]
预防原则为防止对健康和环境的威胁提供了有效的的保证，并会带来更有理性和明智的解决方案。预防原则贯彻到底就是让可能会受影响的公共参与到决策过程中。
2.3 公众参与
当科学技术发展带来具有广泛、深刻影响的伦理和社会议题时，需要公众参与争论、参与决策。近年来，随着欧洲和美国一系列争论和惊慌（转基因食品、基因疗法、疯牛病、口蹄疫等）对公共的影响，各种公共团体和私人组织都要求研究人员对研究工作给出更大的负责任说明（accountability）。同时，随着商业利益越来越渗透、影响科学研究过程，传统上那种根据职业来判断科学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而自然相信科学家的观念不再有效。各国的政府都开始寻找更有效与公众交流和传递科学信息的途径，恢复公众的信心，公民参与决策成为一个重要的途径。另一方面，新近的研究表明，以往只把公众当作一个被动接受信息、受教育的受众的观念是不正确的，公众对科学知识的理解有自己的态度和价值。［19］同时，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社会其他职业中的受过很好教育的公众越来越多，公共应该在与科学有关的决策中发挥主动的作用。
公众参与科学技术决策并不是新鲜事，早在20世纪60、70年代就开始，但最初只限定于特殊的领域（例如核电站），但是现在具有普遍性和新的含义，被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纳，并发展出一系列新的方法，例如，社区为基础的研究（Community-based research， CBR）；共识会议（Consensus Conference）；情景研讨班（Scenario workshops）等。实践表明，各种形式的公共参与十分有效。例如，起源于丹麦的共识会议证明了就科学技术议题创造与公众的对话会带来更好的决策。与这个词表面意思相反，共识会议通常是就某个还没有确定规则的科学技术议题让公众（通常由10~12个市民组成）参与讨论，并提出具体政策建议，这些建议被纳入决策者的决策中。［20］
公共参与的实践表明，欧洲公民获得科学技术知识单单靠信息从专家传播给公众是不够，必须形成真正的对话，形成公共参与。改进科学与社会的关系并不在于提高公众更好地理解科学，不能只是简单地谈教育。科学家必须学习听取公众意见，特别是与公民直接相关的地方和区域的议题（例如，环境、可持续发展、健康等），公共的意见是十分重要的。
英国上议院科学技术特别委员会1999-2000年度科学技术第三报告《科学与社会》指出，公共参与对于决策具有重要的价值。报告考察了各国已存在的公共参与形式，指出各种不同形式的公共参与都具有价值，它们并不是代替决策，而是帮助决策。它们帮助决策者聆听公众的价值和关心，并对之迅速做出反应。同时，它们让公众得到一些确信，相信他们的观点受到了认真考虑，这就提高了政策被接受的可能性。报告因此提出建议：“我们建议，与公众直接的对话应该成为关于科学的决策过程的正常的和完整的一部分，应该成为研究组织和学术机构活动的正常的和完整的一部分，而不是可有可无的附加物。” [17]
2．4 科学家的社会责任和对研究的规范
科学研究的根本动力是对自然奥秘的好奇和求知，是自由探索的精神，这是数百年来科学发展的根本动力。但是，完全由好奇心导向的研究活动可能会带来潜在的负面效果，并对社会伦理的严重挑战。在科学研究可能会带来潜在危害后果的现时代，科学家肩负着比任何以往时代更大的责任。科学家需要对自己的研究工作省察：这个工作目的是什么、是在什么条件下进行的，如何确保这些研究是以正当理由、以正当的目的做的。正如中国科学院院士朱作言教授所指出的，科学家的社会责任包括基本的两个方面：一是科学家应对其科学研究本身的行为负责，在研究中一旦意识到此类研究会威胁到人类生存，或者对人类生活环境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时，就应该自觉约束自己的行为，甚至终止此类研究；二是科学家应该充分利用所掌握的知识，将自己意识或预见到的、由研究带来的各种可能后果，负责地告诉公众。［21］但是，单靠科学家自身的行为是不够的，因为在一些情况下，在研究开始时可能比较难以断定会有什么负面影响，或者科研活动受到其他方面的利益（如商业利益）的支配而可能故意隐瞒信息。因此，必须对一些敏感领域的研究活动进行规范和控制。
3. 科学与治理的意义
科学与治理的兴起表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与经济因素紧密相连，而且与社会和伦理的因素也紧紧结合在一起。科学技术成为社会中的科学技术。要使科学技术对人民生活和社会发展长期有益，一个国家科学技术的发展战略与政策就不再只是包括科学和创新两方面的内容，还要加入第三个因素——“社会”或“公众”，实现科学技术、经济和社会三者的协调发展。这需要转变观念，采取新的行动措施。
3.1 需要加深对科学在社会中所起作用的认识
现代科学的新发展表明，科学既带来了发展机会，同时也会带来潜在的威胁。，传统上认为科学是纯粹客观的、与人类的价值和责任无关的观念正在破产，包括人的价值和远见在内各种复杂的力量塑造着科学发展，同时象“科学技术是双刃剑”、“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这样的论述仍是停留在表面，需要一种建立在对科学过程和不确定性更深入理解和认识基础之上的科学观。
3.2科学与社会需要建立新型的对话关系
传统的公共理解科学的途径，认为公众无知，用教育弥补就行了，而近年来许多的调查研究表明，正是受过教育的公众提的问题更尖锐，对新技术的接受也更为谨慎。这表明公众对科学的接受还有科学之外的更重要的因素，必须保证公众能够在获得充分信息的情况下做出选择。公共对有关科学的政策争论提供的并不仅仅是意见，可能还有相关的知识、价值或问题，这些可能是科学家忽略的。因此，科学与社会的关系不仅“公众理解科学”，而且包括“科学理解公众”，科学与公众需要新型的对话关系，这不仅有助于科学的发展，也有利于决策的民主化。
3.3 建立科学与决策相互支持的机制
科学发展带来一系列新的议题，涉及更多的利益相关者，对现有治理机制提出挑战，呼唤建立新的价值观念，建立传统决策机制和公共机构、私有机构和公众协作的治理机制，使科学发展与决策相互支持。尽管每一个国家体制、经济状况、社会发展水平以及文化价值观不同，但是，各国的实践表明，科学与治理机制的共同价值观包括：更大的公开性和透明性；承认（识别）风险和不确定性；决策的社会-技术复杂性；承认伦理学和公共价值；超越“利益相关者”等。建立包括吸引公众参与等新因素在内的治理机制并不是代替已有决策，而是帮助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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