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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中的孝文化范文1
一、仁的概述
“仁”是孔子提出的最高道德原则和道德评价标准，是儒家思想道德规范的最高准则，在《论语》中，言“仁”者五十有八章，“仁”字凡百有五见。所谓“仁”就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尊重人，爱护人，礼待人，重视人的价值和主观能动性。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范畴，是其社会思想和政治思想的出发点。
孔子仁的思想内容包括了十个方面：
（1）礼，礼是实行“仁”的目的。（2）孝悌，孝悌是实行“仁”的基础。（3）义，义是实行“仁”的标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见利思义”《宪问》。（4）忠恕，忠恕是实行“仁”的方法。（5）知勇，知勇是实行“仁”的首要条件。孔子把知、仁、勇联系，作为必就行的三要素。（6）恭宽信敏惠，这是实行“仁”的必要条件。（7）俭、好学，这是实行“仁”的要求。（8）中庸（道），这是实行“仁”的标准和境界。（9）温（温和）、良（善良）、恭（敬）、俭（节俭）、让（谦让），这指的是温和、善良、严肃、节俭、谦逊的德行。（10）刚（刚强、果断）、毅（坚毅）、木（质朴）、纳（言语不轻易出口）、直（质直，直道而行），子曰：“刚、毅、木、纳近仁。”
二、仁的思想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借鉴意义
（一）丰富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多样性
儒家文化的教育内容是十分丰富的，包括六艺、四教、四书五经等。其中，四教指文、行、忠、信，这是有关政治道德的；六艺指礼、乐、射、御、书、数，这是为全面培养受教育者的技能技巧而设；《诗》、《书》、《礼》、《易》、《春秋》）是为提升受教育者的文化素质而开设，并长期沿用，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并称为“四书”，至此“四书五经”一直是儒家教育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竞争日益激烈，大学生面临的升学、就业压力增大，不利于大学生的心理健康，严重的甚至产生心理疾病。心理教育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提高受教育者的心理素质，培养他们健全的人格、乐观点的心态和顽强的意志，以适应竞争激烈的当今社会。孔子尤为欣赏颜回“身居陋巷，乐在其中”的豁达乐观，认为“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强调“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向上心态；孟子认为“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是一个人担当重任、成就事业的必经历程。儒家文化中这种重视苦难经历的思想及其倡导的自强不息、刚毅不屈的积极进取精神，有利于增强受教育者直面挫折的自信心，培养他们拼搏进取的积极向上心态；有利于克服大学生中存在的心理问题，实现心理教育的目标。
道德教育是儒家教育思想的核心。高校的道德教育也有着丰富的内涵，如社会公德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家庭美德教育等。儒家道德教育以“孝”为根本，“百善孝为先”是传承几千年的传统美德。“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论语?学而》）、“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内容都是家庭美德教育的正面素材。社会公德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应该继承并发展儒家文化推崇的诚实守信、推己及人的“仁爱”精神。
“人而无恒，不可以为巫医”（《论语?子路》）、“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强调有恒心，立长志；“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论语?颜渊》）、“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博学而日参省乎己”（荀子《劝学》），强调省察；“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温故而知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论语?为政》）、“言必行，行必果”（《论语?学而》），强调学思并重、诚实守信。此外，教学相长、身体力行等思想都是思想教育的重要内容。
（二）增强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吸引力和说服力
儒家思想中的孝文化范文2
关键词：儒家思想；高中语文教材；人格养成
【中图分类号】G633.3
儒家文化自其创立以来，在其发展的两千多年历史长河中，历代儒家通过多种形式的努力与继承，使其不仅成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正统文化，更加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精神的重要体现。《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和《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中都有明确表述：“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儒家思想代表的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精髓，是对高中学生进行人文性教育的重要来源之一。
现行苏教版高中语文必修教材将大量的儒家文化经典编选其中，对于传承儒家文化传统，培养学生人文素养具有重要意义。其中收录了大量古诗文，整套必修教材中编排的古诗文约占课文总数的38%，必修一4篇；必修二4篇；必修三
8篇；必修四12篇；必修五8篇；课文总数为95篇。
一、作品分析
“我们阅读传统经典，不仅是为了获取知识，也是为了一个悠久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这或许是寻求一个完善、独立的自我与品格的最好途径。” 依照当今的社会现实，儒家思想文化中所蕴含的丰富的人文精神对于培养学生人文素养，弥补社会道德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爱国主义
春秋战国乃为乱世，儒家文化诞生于乱世，那么自其出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忧患的色彩。孔子主张的“入世”并不仅仅在于在社会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更加强调的是“救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孔孟以‘君子有终身之忧’为思想基调，强调君子要忧国、忧民、忧礼乐之失传、忧文明之失散” ，他们的忧患意识对古代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古往今来的有志之士创作了一批又一批爱国作品。
苏教版高中语文必修教材中体现爱国主义精神的课文有：《烛之武退秦师》、《离骚》、《永遇乐・京口北故亭怀古》、《五人墓碑记》、《指南录后序》等。以《五人墓碑记》为例，课文讲述了明末时期东林党人和苏州人民不畏不怕牺牲敢于同魏忠贤这类奸佞之流进行斗争的英勇事迹，歌颂了其中五人“慷慨大义，蹈死不顾”的英雄气概，高度评价了他们“激于义而死”的崇高精神，肯定了其斗争的重大意义和不朽功绩，揭示出“明生死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的主题。
爱国主义并不是近现代的产物，古已有之，属于我国传统思想文化中最重要的内容。这是一种对祖国和民族的深深眷恋，是日积月累在普通老百姓心中种下的挂念国家、济世救民的果实。儒家文化教会我们，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人都有义务为自己的国家和人民付出。
（二）美好品德
《论语・雍也》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孔子此言有三层涵义：第一层是说“中庸”是一种道德；第二层是说“中庸”是最高的道德；第三层是说老百姓中很少有能做到“中庸”的。中庸之道之所以是“德”，并且是“至德”，因为它是“以人为本”的，是以平衡人际关系为手段，置社会于安定和平的。
“仁”，既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也是各种道德规范的总纲。具体来说，“仁”包括忠、恕、孝、悌、信、恭、敬、智、俭、良、耻等所有道德范畴，是对各种善品质的总概括。而“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也”，意思是说，“孝悌”是“仁”最基本的内容。孟子也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有了孝悌，才有后来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长幼有序”。亲情是一种十分伟大的感情，一个人只有先爱自己的父母亲人，才能将这种爱作用于他人和社会，实现“博爱”。所谓国家，有“家”才有“国”，在这一层面上看，“孝”是“忠”的基础，“忠”是对“孝”的发展。《孝经》说：“君子之事亲孝，故忠移于君”，家庭和睦在先，之后才能君臣和睦，促进社会的健康发展。如果说孝悌观念是规范家庭成员行为的基本理念，原则是“长幼有序，尊卑有等”，那么这又体现了“礼”，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苏教版高中语文必修教材中许多篇目都是关于道德文化的，如：《项脊轩志》、《陈情表》、《廉颇蔺相如传》等。以《陈情表》为例，这是西晋李密写给晋武帝的奏章。文章叙述了祖母在艰难环境下对自己的养育之恩和自己应当竭尽全力报养祖母的大孝之义。在感谢朝廷知遇之恩同时，又真情倾诉了难以从命的苦衷。真情流露，委婉畅达，感动了千千万万的读者，更有“读李密《陈情表》不流泪者不孝”的说法。
（三）仁政与民本思想
治国以礼，为政以德是儒家思想对君王提出的要求，民本思想是对仁政思想的补充。早在两千多年前，孟子就主张君王须以仁爱之心治理天下，他提出：“民为本，社稷次之，君为轻”、“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民贵君轻”等思想，将“爱民”看成是政治的最高准则。
教材中体现仁政与民本思想的课文有《季氏将罚颛臾》、《寡人之于国也》等。以《寡人之于国也》为例，这是表现孟子“仁政”思想的文章，论述了如何通过实行“仁政”以“王道”来统一天下的问题。只有实行仁政，才能得民心，得天下。本文气势宏达，说理切剩阐明了孟子的治国之策，大力宣扬了他的仁政思想。
（四）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在儒家思想中的内涵并不能简简单单用我们今天所说的人与自然和宇宙的合一来诠释，它是儒家思想在生命哲学领域的中心思想。儒家认为，生命来源于天，即天命。在孔子奠定的生命哲学中，最根本的就是天命，天道。人需要对天对自然怀有敬畏之心，这是生命的根本。生命生生不息，不断传承与轮回，我们需要对天保持敬畏，与大自然和谐相处。
教材中就有不少关于生命、人生的经典文章与诗歌，如：《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滕王阁序》、《琵琶行》、《锦瑟》等。以《锦瑟》为例，辞藻华丽，情思缠绵，意象迷离，含义深邈，但对于诗歌主题历来存在争论。一般认为这是作者李商隐追忆似水流年，感叹悲欢离合，相思梦想都幻灭，所得只是眼泪和迷惘的怅然之作。
（五）“学思”并重
孔子认为人的认识能力先天就有差别，所受的教育也必须不同，体现出其因材施教的思想。孔子重视学知，认为“生而知之”仅是一种虚设，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需要通过学习才能获得知识。在学习上，他强调四个方面：
一要实事求是。《论语・子罕》：“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意思是，不要自己不懂却凭空造作，不要武断专横，不要顽固不化，不要自以为是。二要多方面学习。《论语・述而》：“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孔子将“多闻”、“多见”和“择善而从之”作为获得知识的重要途径，他自己也“入太庙，每事问”。三要思考功夫。《论语・为政》：“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孔子认为学习和思考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学思须并重。四要触类旁通。孔子提出“闻一知十”，“上学而下达”等学习方法，在积累丰富的感性知识基础上发挥理性的能动作用。此外，在言与行的关系上，孔子提出“敏于事而慎于言”，说话要慎重，但做事要敏捷，言行一致。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苏教版必修一《劝学》篇就典型体现出儒家对学习的重视。文章围绕“学不可以已”这一中心论点，先后阐述了学习的重要性，学习的作用，学习的方法和态度。
二、结语
随着时代的飞速发展，西方的快餐文化日益冲击着我国的传统文化。高中生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和发展的关键时期，如果引导不当，就容易滋生出崇洋、摒弃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情绪，譬如圣诞节热热闹闹，重阳节却无人问津的现象屡见不鲜。因此，苏教版高中语文教材中对儒家经典文本的收录十分必要。一方面，能够潜移默化地塑造学生的心灵，提高其文化品位，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学生在日常学习生活和社会中自觉规范自己的言行，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儒家思想作为我国优秀传统思想文化的精髓，将被世代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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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中的孝文化范文3
关键词：儒家思想 中华文化 仁与礼
一、中日“仁”的区别
中国儒学把“仁义礼智信”作为最高美德，其中“仁”是中心范畴，强调一种理想的人际关系和高层次的人格境界，它是人类最重要最根本的德。在孔子看来，如果每个人都能以真心对待家人和他人，就能达到仁，成为圣贤。
将政治与道德联系在一起，最大限度发挥仁的作用，这是中国“仁”的思想的一大特点。孔子认为，为政者必须是君子，时刻做到为民着想，克制私欲，将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奉行以德治国，并把修己治人看做是为政的根本原则。而日本则多认为政治与道德应当划清界限，日本古学派荻生徂徕的思想极具政治性，但他认为政治应从道德中独立出来，这与孔孟及朱子学根本不同。
在日本，儒学的传入要早于佛教等各种思想，其中“仁”的思想是最先传入日本，并被学者们广泛学习的。日本在部落斗争的时代，最大的缺点就是仁爱观念和天下观念的薄弱。到了德川时代，统一的政治使日本迎来了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时期。日本阳明学派的中江藤树、朱子学派的藤原惺窝等思想家，都是倡导仁爱的。伊藤仁斎将《论语》视为“宇宙第一书”，通过精读论语，仁斎紧紧抓住了儒学的思想“仁者爱人”。同时，仁斎认为“诚”是仁爱的形成条件这与古代日本人的“清明心”相融合一致。但是随着儒学日本化的进程，仁爱思想出现了分支：
一支演化为“忠”的思想，成为武士道形成和发展的支柱思想。“忠”最早见于《论语·学而篇》，在中国儒学看来，“忠”是爱人的积极表现，是达到仁的方法；而日本则将忠推到了极致，并逐渐用忠代替了仁爱思想。山鹿素行从儒学中为武士道找到了理论依据，提倡遵“忠节、武勇、义理”等儒家伦理道德，把“忠于主君、不顾身家”规定为武士应尽的本分，向武士们灌输忠君思想。由于功利性因素，日本在继承儒学时发生了严重的偏离，忽视心性之学，局限于政治文化层面。加之，天皇被认为是天照大神，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此种天命观不需要赋予道德的意蕴；而仁政思想对君主道德上的约束，正与这种天赋的绝对至上权威相悖，所以，仁于民的说法在后来越来越不受到重视。
另一支较接近于孔子主张的仁，但是后来被神圣化，即贵族化，也就是说日本并非不注重仁，但只有高贵的皇室、神甫才能成为仁，仁通常被用于天皇的名字及年号中。这一规矩出自第五十六代清和天皇（惟仁），此后如后冷泉天皇（亲仁）、一条天皇（怀仁）、昭和天皇（裕仁）等，1000多年来除个别例外，大多遵循其例，正是因为长期受到儒家影响。从汉学文献中可以看出，在最先接触到“仁”思想的日本哲人看来，仁有着浓厚的思想文化内涵，既可以辅助政治，又可以安抚民心，稳定社会。但是如果每个人都具有了“仁”的品性，则统治者的高贵地位就无法体现，甚至会受到威胁。因此，逐渐形成了“只有天皇才是仁”的思想。
二、中日“礼”的区别
学会爱人还需要“礼”。在儒家看来，礼的制定就是为了稳定社会秩序，礼仪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所象征的一种秩序。子曰“不学礼，无以立”。孔子主张的礼是广义的礼，在社会关系中与道德相等同起来。他认为，人的道德修养是确立人之为人的标准。君臣间的忠，父子间的孝，夫妻间的敬、兄弟间的悌，朋友间的信...处处体现人的道德修养。中国人不仅崇尚礼的言行，也非常重视礼的教育。“百善孝当先”，实践礼，要先从孝顺自己的父母开始，孝是仁的前提，是道德之本，是礼仪最基本的体现。从《弟子规》的“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叫，行勿懒”到《二十四孝》的“卧冰求鲤、刻木侍亲、埋儿奉母”...都体现着我国自古以来对“孝”的重视。
日本由于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也高度重视礼仪。604年，圣德太子在《十七条宪法》中提出：“群卿百僚，以礼为本，其治民之本，要在乎礼。上不礼而下不齐，下无礼以必有罪，是以君臣有礼位次不乱，百姓有礼国家自治”。在这里，日本最早明确了礼的文化规范，而且是无条件的单方面的下对上的义务。奈良时代以后，日本在教科书中列入了《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这对日本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是日本将道德教育的顺序规定为：“忠皇室、爱国家、孝父母”，对天皇的绝对服从被置于优先位置，这一点与中国有着本质区别。在日本，孝被视为与忠是一致的、不可分割的，“对君尽忠即对父尽孝”。儒学家林罗山认为：“舍孝而取忠者可也。”国定教科书中曾对“孝”作了如下说明：“以家族制度为基础。举国构成一大家，皇室为吾等国民之祖宗，忠孝一致实为吾国体之特色。”这种忠孝一致的国民道德在日本人的意识中深深扎下了根，一旦与狭隘民族主义和扩张政策相结合，就会把非人性和反人道发挥到极致，进而酿成军国侵略主义的温床。
中国人重视家庭和睦，而日本人注重效忠集体。中国人喜爱以礼待人，但是由于市场经济的弊端，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渐渐地忽视了内心的礼义精神而专注于形式上的礼仪，“礼”被仅仅当做了一种待人的方法，并非涉及人的心灵境界的内在价值观。日本人的礼仪文化中强调和，主张人人安守本分，并将礼义与礼仪的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中国人讲客观事实，但日本人更注重含蓄或是不被他人排斥，所以经常违背自己的内心想法，说出不切实际的话。所以，在孝敬父母、真心对待他人方面，中国远远超过日本。
三、小结
儒家思想一直影响至今，不管是对中国还是对日本，其作用都是不可忽视的。虽然时隔千年，但是儒学并没有过时。许多日本学者认为正是儒家思想推动了日本的现代化，许多日本企业家也一再宣称，他们的成功秘诀是将儒家伦理运用于现代企业，用涩泽荣的一句话说，叫做“论语加算盘”，即儒教资本主义。了解中日文化差异，避免文化冲突，趋利避害，实现平等交往，有利于儒家思想更好地传承下去，使仁与礼切实发挥其在社会现实中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日]青木康洋.图解日本史[M].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儒家思想中的孝文化范文4
关键词：儒家经典 思想品德教育 争议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C 文章编号：1672-1578（2017）02-0131-01
以下是在之前关于现今有些学校实行背诵古诗词和阅读“四书”“五经”的学习要求，社会文化工作者专家们对此争议的一些观点：
持支持观点一方：不遗余力地推广中华文化经典诵读活动的代表性人物，当然要属我国台湾汉学教育协会理事长王财贵博士，他认为，“要振兴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绝对不仅仅是因为我是中国人，乃是因为我们这个文化是有意义的，是有真理在其中的。”中国儒家思想文化已经有近两千多年的历史，儒家文化中的“仁”和“孝”思想一直对我国的政治、经济有重要的影响，直到现在依然具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
持反对观点一方：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的刘晓东认为，王财贵是在颠覆现代观念，提出“填牛”理论和记忆的“黄金时期”理论，主张让学生硬背经典。而刘晓东认为，阅读或者诵读经典，应该是建立在懂了的基础上。如果不懂就进行背或者诵读，那就是机械记诵。
笔者认为：首先我们要明确经典对于中学生发展和思想教育的一个作用，中国儒家思想文化已经有近两千多年的历史，儒家文化中的“仁”和“孝”思想一直对我国的国民思想有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对当代学生的影响，更为深刻，直到现在依然具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儒家经典形塑了我国一代代读书人的思想、人格和精神气质，成为了国人立身处世的行动准则。其所蕴含的教育理念，对当代中学生有很大的教育作用。而今，儒家经典更是走出国门，成为了全世界人民共享的精神文化遗产。
那么，儒家经典对于中学生而言，有什么样的教育影响和作用呢？
1 培育中学生的民族精神，涵养人文情怀
我国初中生年龄普遍在12-15岁，此时正处于青春叛逆期。显然，这个时候的思想教育显得尤为重要。儒家思想中的“和”与“孝”可以有效激发中学生的爱国主义和爱民情感，可以有效地培养初中生的民族精神。当代学生所处家庭、教育、社会和生活，相比以前的学生，完全没有经历过历史和政治上的动荡，更是没有遭遇过巨大的挫折。因此，当代初中生无法体会国家衰荣，更是没有较强的荣誉感。但是，当代中学生正是祖国的未来，明日的太阳，培养他们的爱国情感至关重要。我国从2009年起，就增设清明、中秋等民族节日为法定假日。清明扫墓祭祖，中秋阖家团圆，端午悼念爱国诗人，重阳登高敬老，这些传统节日，在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方面已经发挥并继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初中生能够在日常的思想品德教育当中感染到这样的情怀，从而转换成真真切切的爱国情感。
2 端正学生的学习态度，使学生养成了良好的行为习惯
《论语》中有很多关于端正学习态度的方法，并对学习习惯的培养作了详细的说明。尤其是孔子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温故而知新”这两句千古名言，直到现在依然不衰，孔子不仅要求每一个弟子都要端正学习态度，还要温习书中的知识点，以便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孔子的这种儒家教育思想不仅对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且在整个世界范围内都产生了极大影响，国外的很多学术家都将孔子的这种教育观点列入教科书中。对于教师来说，不仅要学会如何教给学生正确的思想，还要注意教给他们新方法，使他们端正学习态度，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3 有利于培养学生良好的思想品质
儒家文化中的很多思想观点都与目前的初中思想道德教育内容是一致的，其主要目的基本上是一样的，那就是培养学生的思想品质。孔子说：“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也就是说美德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跟一个人所处的环境有关。好的环境可以使人受到移默化的影响，逐渐培养好的思想品质，不好的环境可能会使人受到坏的影响。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影响青少年，有利于营造和睦的家庭氛围。这种潜移默化的作用会对学生习惯的养成和人格的培养奠定基础，是青少年最容易接受的方式，一旦习惯养成就将很难改变。个别学生思想品质的提高还可以带动周围其他学生的思想品质的提高，形成良好的学习氛围。
4 能够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
儒家思想中很多都是关于“利他”行为的精神，这导致我国未来的中小学生的人生价值观很可能会朝着“利他”主义方向发展，这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原因之一。因此，每一个历史朝代都会出现很多不怕牺牲的英雄人物发扬这种文化。当代学生具有基本的学习吸收能力，正如王财贵博士所说，学生对于知识的吸收就像是海绵似的吸收，是整体的吸收。也许初中生由于时代的不同，无法完全地理解儒家经典，一时消化不了没有关系，可以用一辈子去消化。因此，儒家经典实际上可以影响一个学生的一生，因为他在初中阶段就已经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
儒家思想中的孝文化范文5
摘 要：在传统文化失传严重的时代背景下，国家提出继承传统文化的精华，紧密联系当今社会和时代的需要来批判的继承传统文化。同时，西方一些阴谋政治家抓住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些不足点大放厥词，谬言中华民族历来就是一个缺乏公平正义的国度，并把一些发展中国家所必须经历的问题和情况夸大虽然关于儒家的种种思想的论述已经很多，可儒家社会公正思想在和谐社会的发展与建设过程中的作用，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比如“什么是公平”、“什么是公正"的概念更是十分模糊.笔者在这儿旨在纠误、创新阐述一家之言，当然也是符合时展的需要和国家政策的号召。
关键词：儒家；社会公正；公平 ；正义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992（2010）08-0126-01
从读书的那一天起笔者就偏爱儒家文化，随着知识的丰富和兴趣的加深，笔者也越来越发现自己在儒家文化方面的欠缺与认识的浅显。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儒家典籍更是浩如烟海，由于发现自己在这方面的文化知识还有待深化，所以笔者选择了去继续深造，继续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经过多年的阅读与在读研期间的深化思考，笔者发现的问题也越来越多，也觉得越来越迷惑。关于儒家思想的论述可以说面面俱到，对于各种论说也莫衷一是。使得笔者对一些概念的理解也越来越觉得不太明了。但后来笔者经过大量的查阅和探索慢慢的形成了自己的一种思考，笔者认为关于儒家的思想文化研究并不是每个方面的都研究的彻底正确或者完善，相对于其他儒家思想文化的研究笔者认为在儒家的公平正义思想这方面的论述还是很欠缺的。在阅读和思考过程中笔者发现虽然一些作者已经做了相关论述但还是远远不够的，比如在论述自己的观点之前，许多作者并没有完全弄懂或者定义好在儒家的语言和文化背景下“什么是公平”，“什么是公正?","什么是正义？”如果这样的话写出来的文章也是含糊不清的。关于儒家的社会公正思想已经有少数学者做过论述，但笔者经过自己的思考与查阅还是决定提出自己在这方面的思考，虽然是一己之见，还请各位导师与专家啊批评指正。
关于原典的考查和论证历来很多，尤其是关于思想和文化的研究论述就更多了，可以说是面面俱全，几乎穷尽了儒家思想的全部范畴。我们耳目能详的一些儒家话题如：“礼”说，“仁”说，“忠君”说，“三纲”说，“孝”说，“仁孝”说，“忠恕”说，“仁恕”说等，其中以“礼”说和“仁”说的影响较大，并且理论界对此的说法已不下十余种。 相对于这些思想而言儒家的公平正义思想反而受到了漠视。在和谐社会和法治社会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总是存在着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尤其是在社会主义中国人民大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社会财富不断增加的现实情况下，人民对社会公平公正也有了更高的要求，并进一步的把他推向了社会问题的核心位置。如果不解决的话这对社会的和谐发展是极为不利的。尤其是在传统文化失传严重的时代背景下，国家提出继承传统文化的精华，紧密联系当今社会和时代的需要来批判的继承传统文化。同时，西方一些阴谋政治家抓住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些不足点大放厥词，谬言中华民族历来就是一个缺乏公平正义的国度，并把一些发展中国家所必须经历的问题和情况夸大。经过西方的煽动和蛊惑以及建国以来我们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民众中一大部分人也一直存在着这样一种思想即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是封建专制的文化，在封建社会时期的人们没有公平，更没有什么公正可言。这完全是一个误区。如果仔细阅读和思考的话，中华民族从来就不缺乏公平正义的思想。我们和西方一样有着非常丰富和优秀的公平正义思想源泉，甚至在五千年的每个文化符号中都包含有公平正义的元素。所以面对现实社会中的一系列问题和西方某些人的大放厥词，我们急需要做的工作就是继承传统文化的精华，紧密联系当今社会和时代的需要来批判的继承传统文化，并发掘展示我们自己的公平正义思想，这样不仅有利于我们和谐社会建设过程中的一些现实问题的解决，同时西方某些阴谋家的谬论也会不攻自破。但我们知道儒家思想自从汉代确立它的核心地位以来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核心，继承和发掘传统文化中的公平正义思想也主要是发掘儒家文化中的公平正义符号。笔者认为既然儒家文化为传统文化的核心那么在历史文化长河的每个时期都是儒家思想处于主导地位，并且在每个历史朝代和时期都发挥了相应的历史作用，笔者在这儿旨在纠误、创新阐述一家之言，当然也是符合时展的需要和国家政策的号召。从另一方面来说，笔者还认为在时代的大背景下论述“儒家的公平正义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在古代的历史背景下和儒家的文化语境下“什么是公正？”，“什么是公平？”。公平和公正在当今时代背景下的意义又是如何的？对于儒家文化人们曾一度认为他就是伦理纲常，是专制文化的根。殊不知这样的以偏盖全既是不客观的也是缺乏考证的。自从儒家文化创立以来，他就从未缺乏过公平正义的文化元素，例如孔子的“有教无类”思想，提倡教育面前人人平等。《吕氏春秋.去私》：‘天无私覆也，地无私载也，日月无私烛也，四时无私行也。……尧有子十人，不与其子而授舜；舜有子九人，不与其子而授禹；至公也。晋平公问于祁黄羊曰：‘南阳无令，其谁可而为之？’祁黄羊对曰：‘解狐可。’平公曰：‘解狐非子之仇也？’对曰：‘君问可，非问臣之仇也。’平公曰：'善’遂用之。国人称善焉。居有间，平公又问祁黄羊曰：‘国无尉，其谁可而为之？’对曰：‘午可。’平公曰：午非子之子邪？‘对曰：’君问可，非问臣之子也。’平公曰：‘善’又遂用之。国人称善焉。孔子闻之曰善：‘善哉！’祁黄羊之论也，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子。’祁黄羊可谓公矣。”这是孔夫子在行政用人方面的主张即以公举人的实例，思想家门记录并赞扬这样的范例，这样的例子说明了只有以公心举人，所举之人，才有可能是真正的公正廉明之士，并依靠他们去实现人们所追求的社会公正。亚圣孟子也曾提出“民贵君轻，仁爱的思想”，即号召大家博爱公正。荀子在《荀子.王霸》：“人主不公，人臣不忠也。人主责外贤而偏举，人臣则争职而炻贤，是其所以不合之故也。人主胡不广焉，无恤亲疏，无偏贵贱，唯诚能之求。若是，则人臣轻职业让贤，而随其后。如是则虞舜还至，王业还起。”引导统治者公平正义的施政用人。以求达到社会的公平合理。再比如董仲舒在这方面的思想论述还有隋唐时期的科举制等等都是开诚布公的招纳贤才的一种方式和途径。当然历朝历代都有，笔者在这儿就不一一列举了。类此种种，是笔者在以后的研究和思考中所要主攻的方向，即发掘了我们传统文化中的公平正义思想，又可以起到现实借鉴作用。
儒家思想中的孝文化范文6
关键词儒家孟子亚圣孝悌仁义悖论
〔中图分类号〕B22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4）10-0001-05
今天人们已经习惯了用“孔孟之道”作为“儒家”的代名词，因此也很少深入反思一个具有思想史意义的重要问题：在孔子去世之后那么多的著名儒者中，为什么从韩愈起的儒家主流学者偏偏挑选了一个在当时并不怎么特别起眼的孟子与作为“至圣”的孔子相提并论，乃至最终在儒家的“道统”内赋予了他（而非颜子、有子、曾子、子思、荀子等人）以“亚圣”称号呢？本文试图围绕儒家思潮的两大支柱理念――“孝”和“仁”，对此做一些初步的探讨。
一
要想从核心价值的层面找寻儒家思潮区别于中国乃至世界上其他任何文化思潮的最独特之处，恐怕非“孝”和“仁”这两个概念莫属了。这一点集中体现在：尽管古往今来的儒者们曾经提出和阐发了大量都有儒家特色的概念（诸如“诚”、“敬”、“天理”、“良知”等等），但如果说去掉其他概念，儒家仍然还有资格叫做儒家的话，一旦去掉了孝和仁之中的任何一个，儒家却再也不可能成其为儒家了。有鉴于此，要找到孟子何以成为亚圣的内在原因，自然也应当首先从作为儒家命根子的这两个支柱理念入手。
周公虽然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理论家，但作为儒家思想的先驱，他已经论及了“孝”和“仁”的问题――虽然对二者的重视程度有所不同：一方面，他只是在“予仁若考”（《尚书・金》）的自我评价中，单纯提到了“仁”这个字而没有加以阐发；另一方面，他又极大地强调了“孝”的重要意义，甚至还在“元恶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尚书・康诰》）的命题中，将其说成是人生在世的终极性“元善”。作为周公的真诚景仰者和儒家的真正创立者，孔子比周公前进了一大步，第一次从哲理高度深入探讨了这两个概念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
先来看“孝”。孔子一方面从“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论语・阳货》）的角度出发，颇有说服力地揭示了子女理应对父母尽孝的血亲理据，另一方面又直接继承周公将“孝”视为“元善”的看法，反复强调了它在道德生活中的源头意义：“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论语・泰伯》）。结果，以血亲之孝作为人伦道德的本根基础，便成为了儒家思想的一大特色。事实上，在孔子的门生中，“其言似夫子”的有子便指出：“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明白把“孝”说成是“仁之本”，而据说撰录了《孝经》的曾子则进一步将其提升到“天下之大经”（《大戴礼记・曾子大孝》）的重要地位予以彰显。
尽管不是孔子的亲炙弟子，孟子在这个关键问题上一点也不比有子和曾子逊色，毋宁说更富于创造性。首先，他把“爱亲敬兄”说成是人们生下来便拥有的“良知良能”（《孟子・尽心上》），从而无需诉诸“子生三年”的血亲事实，就充分彰显了孝悌规范的天经地义。其次，他不仅把仁义道德的实质内容统统归结为孝悌，主张“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孟子・离娄上》），而且还百尺竿头更上一层，在驳斥墨家夷子“二本”说的时候特别强调“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孟子・滕文公上》），明白将父母视为人生在世的唯一本根，并且从中得出了“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孟子・离娄上》）、“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的著名结论，十分清晰地把“孝”说成是人之为人的本质所在，以致主张任何人一旦缺失了它，便不再具有作为“人”的道德资格了。也正是由于孟子的这种原创性首倡，在后来的主流儒家思潮中，“孝悌”作为“元善”才不仅构成了“仁之本”，而且构成了“人之本”。所以，在涉及血亲情理精神的这些重大问题上，孟子可以说都的确是“发孔子所未发”，为儒家思潮做出了独一无二的理论贡献。
二
再来看“仁”。与只是点到为止的周公不同，孔子不但在哲理高度上清晰地赋予它“爱人”的内涵，而且也更充分地肯定了它的价值意义，将它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上加以强调，以致儒家思想常常又以“仁学”著称。这一点特别体现在他的下述命题之中――“苟志于仁矣，无恶也”（《论语・里仁》）：人们只要有志于“仁”，就不会在道德领域内做出任何“恶”的事情来了。事实上，只要在“不害人”的前提之上来理解“爱人”之“仁”，这个命题可以说是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把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不可坑人害人，应当爱人助人”的质朴信念确立为评判一切道德善恶的普适性标准，明白主张：任何没有坑人害人、而是爱人助人的行为在道德上都是“善”的，任何没有爱人助人、而是坑人害人的行为在道德上都是“恶”的，从而成就了人类道德意识发展进程中的一个伟大历史进步。刘清平：《忠孝与仁义――儒家伦理批判》，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4～50页。
不过，虽然也提出了“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泛爱众”（《论语・学而》）等见解，孔子毕竟还没有彰显“仁爱”适用于所有人的普遍性意蕴，也没有清晰地指出“仁爱”对于“不害人”前提的依赖。同时，颜子虽然在践履仁德的方面十分突出，据说出自子思之手的《中庸》虽然强调了“仁者人也”，但他们也都缺乏足够扎实的理论建树。能够完成这些任务的儒者不是别人，又是孟子。
首先，孟子特别强调了“仁者无不爱”（《孟子・尽心上》），从而无所不包地展示了仁爱针对每个人的群体性内涵。其次，他还明白主张“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孟子・尽心下》）、“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孟子・公孙丑上》），从而通过“仁义一体”的途径，有效地弥补了孔子没能自觉指出“仁爱”以“不害人”为前提的理论缺失。尤其是他在独树一帜的“心性”理论中提出的“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等见解，更是将普遍性的仁爱直接建立在看到他人受到伤害便会生发出来的恻隐同情的基础之上。诚然，孟子在这些方面也从倡导“兼爱”和“公义”、反对“别相恶交相贼”、主张“杀一人谓之不义”的墨子那里汲取了一些思想资源；张岱年曾指出：“墨子最崇尚义，孟子的注重义，将义与仁并举，大概是受墨子的影响。”（《中国哲学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268页）。不过，这种借鉴并不足以抹煞他自己对于儒家理论做出的重大原创性贡献。
进一步看，在孔子那里，“孝”与“仁”这两大支柱理念之间已经存在着某种反讽性的悖论了：一方面，他试图以血亲孝悌为基础实现泛爱众之仁；另一方面，他又通过“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等命题，将孝悌凌驾于泛爱众之上，要求人们在出现冲突的时候不惜以放弃普遍性之仁为代价也要维系特殊性之孝，结果实质性地违反了他自己确立的“志仁无恶”的道德标准。
绝非偶然，在孔子之后，又是孟子最有原创性地展现了孝与仁之间的这种深度悖论，因为他不仅把血缘亲情说成是君子安身立命、实现仁爱的唯一本根，而且还把维系这个唯一的本根说成是人生在世的头等大事，明确主张“事亲为大”（《孟子・离娄上》）、“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孟子・万章上》）。更有甚者，他还通过赞美大舜圣王在“瞽瞍杀人”的情况下将其“窃负而逃”（《孟子・尽心上》）、在弟弟无才缺德的情况下将其“封之有庳”（《孟子・万章上》）的举动，要求人们在出现冲突的时候为了维系本根至上的慈孝友悌，不惜否定恻隐仁爱的伦理规范，乃至从事徇情枉法、任人唯亲等腐败举动，结果同样实质性地违反了孔子确立的“志仁无恶”的道德标准。刘清平：《“美德还是腐败？――析〈孟子〉中有关舜的两个案例”》，《哲学研究》2002年第2期。
综上所述，孟子不仅比孔子更充分地强调了“孝”的特殊性维度，而且也比孔子更充分地强调了“仁”的普遍性维度，结果不仅比孔子更充分地展示了传统儒家的核心价值，而且也比孔子更充分地彰显了两者在儒家架构内所陷入的深度悖论。
三
如果说孟子在孝和仁及其悖论性关系的问题上都大大发展了孔子，那么，其中主要又是哪种因素直接导致他被后世主流儒者纳入道统、奉为亚圣的呢？细究起来，应该说是孟子在普遍性仁义观念方面做出的无法替代的原创性理论贡献。
在孟子之前，不但周公和孔子，而且有子、曾子、子思等人，都已经以这样那样的方式肯定了血亲孝悌本根至上的终极地位。因此，孟子虽然在彰显其唯一性方面确有创新，但毕竟还难以说成是鹤立鸡群。相比之下，只有在普遍性仁义的问题上，他才真正以独树一帜的方式实现了理论上的原创性突破，不仅实质性地超越了偏重亲身践履、缺乏观念建树的颜子，不仅实质性地超越了重视孝超过仁的有子、曾子、子思等人，而且还实质性地超越了儒家的开山鼻祖孔子本人，因此属于最明显最深刻的“发孔子所未发”。在孟子之后，虽然荀子和董仲舒也因为大力推崇“礼义”和“三纲”的缘故在儒家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他们却又流露出强调“忠孝”胜于“仁义”的片面性，甚至还在很大程度上用“忠孝不能两全”的伦理悖论替代和遮蔽了“仁孝不能两全”的伦理悖论。从这个角度看，在孔子去世之后的一千多年间，虽然献身儒学的人士难以数计，却只有孟子一人真正原创性地发展了孔子的“爱人”之“仁”观念，不但将其推扩到“无不爱”的普遍性之端，而且还将其与“不害人”之“义”内在地结合起来。
唐代韩愈第一个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点。在《原道》中描述儒家“道统”的时候他曾明白指出：“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③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198页。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此不但没有提到与孔子关系更紧密、同时身为孟子师长辈的有子、曾子、子思等人，而且也以不屑一顾的口吻贬抑了当时颇有名气的荀子、扬雄等人。在《与孟尚书书》中，韩愈更是明白点出了孟子超越他人的“精详”之处：“赖其言，而今之学者尚知宗孔氏、崇仁义”。③所以，毫不奇怪，他在《原道》中最强调的两句话便是：“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众所周知，韩愈撰写《原道》的主要目的，是想通过“排佛抑老”的途径维系传统儒家的正统地位。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因为从孔子那里也很难找到像“恻隐”观念和“心性”理论这样足以与佛禅倡导的普遍性“慈悲为怀”、“直指人心”的见解相抗衡的思想资源，他才会公然撇开这一千多年间的众多显赫儒者于不顾，沙里淘金地单单挑出了孟子这位将仁义原则推扩到普遍性之端的儒者，把他说成是孔子思想的唯一接班人――所谓“自孔子没，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②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198、199页。
尽管宋明儒家对于韩愈说的“博爱之谓仁”也有一些微词，但由于同样承担着“排佛抑老”的历史使命，他们也只能是别无选择地照着他首倡的“道统”讲，在孔子之后首先从孟子那里汲取种种精神养料和理论资源，凭借彰显“仁理”或“仁心”的“理学”、“心学”，来对抗佛教“慈悲”观念以及道家“齐物”观念向儒家提出的严峻挑战。对此他们也有着清醒的认识：“孟子有功于圣门，不可胜言。仲尼只说一个仁字，孟子开口便说仁义。”②事实上，朱熹在选编《四书》的时候，之所以独具慧眼地在专门记录“子曰”的《论语》、高度提纲挈领的《大学》和富于哲理意味的《中庸》之外又挑中了《孟子》一书，却毫不手软地把先秦其他儒家论著（包括大名鼎鼎的《孝经》）统统弃之一旁，主要就是基于这一考虑。
不过，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或许是下面的事实：尽管《四书》中也收录了据说分别为曾子和子思所撰的《大学》和《中庸》，尽管他俩都是无可争议的孟子师长，并且与孔子的关系应该说更直接更亲密，但两千年儒家思想史上独一无二的“亚圣”桂冠在经历了一番曲折之后，最终还是以“舍我其谁”的方式落到了只能算作孔子远房弟子的孟子头上。无需废话，单凭《孟子》一书的篇幅最长，肯定不足以解释这个奇异的现象；只有诉诸它包含的远比《大学》和《中庸》更富于原创性的思想观念，我们才能找到个中隐藏的玄妙天机。
从这个角度看，孟子之所以能在从先秦直到唐代的万千儒者中异军突起、一枝独秀，成为儒家思想史上唯一有资格能与孔子相提并论的人物，荣登“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亚圣”宝座，绝非只是出于偶然地由于韩愈等人的一时兴起，毋宁说是儒家发展脉络的逻辑使然。换言之，即便韩愈等人当时没有把孟子纳入“道统”，后世肯定也会有其他儒者出于儒家发展脉络的内在需要，不惜舍弃孔子的众多亲炙弟子、再传门生乃至血脉嫡孙，单单挑出当时看起来并不怎么起眼的孟子，作为绵延孔子思想的头号传人。原因很简单：只有孟子才以后世儒者绕不过去的原创性方式，继承发展了孔子首倡的普遍仁义观念。
四
尽管孟子凭借他在普遍仁义观念方面的原创性贡献成为儒家思潮当之无愧的“亚圣”，但如上所述，他也没有因此消解、相反还进一步加深了仁与孝在儒家架构内陷入的内在悖论。只是强调孟子的普遍仁义观念在“排佛抑老”方面的理论效应的韩愈和宋明儒者，当然就更不可能跳出这种悖论性架构而否定传统儒家的血亲情理精神了。结果，对于儒家来说，仁与孝这两大支柱理念的张力冲突也因此构成了一个具有思想史意义的根本问题，以致历史上的所有儒者都没法绕开它们之间的深度悖论――就像他们没法绕开孟子做出的原创性理论贡献那样。
从两千多年的儒家发展史看，不仅察觉到、而且试图克服这个悖论的第一位儒者，当推现代新儒家的头号代表人物熊十力。他在“衰年定论”中反复指出：虽然孔子五十岁后转而“同情天下劳苦小民，独持天下为公之大道”，但其早年却积极倡导“以宗法思想为主干”、偏重“天下为家”的“小康礼教”，并且极大地影响到了孟子荀子以及宋明儒学（见《原儒上卷・原外王第三》、《六经是孔子晚年定论》）。他还一反以往主流儒家的通行定位，别出心裁地认为孟子比荀子更狭隘更固蔽：“孟子、荀卿同是坚守小康之壁垒，与大道学说之主旨根本无可相容。孟子最顽固，宗法思想狭隘一团。”（《乾坤衍・辨伪》）而他为此给出的论证恰恰是：“孟氏似未免为宗法社会之道德训条所拘束，守其义而莫能推，则家庭私恩过重而泛爱众之普感易受阻遏”（《论六经》）；“孟子主张以孝治天下，故曰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六经是孔子晚年定论》）；“曾、孟之孝治思想……其贼仁不已甚乎！”（《原儒上卷・原学统第二》）徐复观虽然不同意熊十力对于孟子孝治论的激烈批评，却也提出了某些类似的看法：孟子关于“亲之欲其贵，爱之欲其富”、“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的见解是“非常有害的说法”，“容易发生流弊”（见《徐复观文集》第1卷，《文化与人生》，李维武编，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63页）。显而易见，在这些论述中，熊十力已经敏锐地揭示了以普遍仁义为主旨的“大同之道”与以血亲孝治为主旨的“小康礼教”之间的张力冲突。
当然，熊十力对孔孟的批评也有某些偏颇之处。先就孔子来看，便不存在早年坚持小康礼教、晚年倡导大同之道的历时性二元对立；毋宁说，他早年就积极推崇“仁者爱人”的伦理观念，晚年也没有放弃“君臣父子”的宗法思想，两者在其理论架构中始终保持着悖论性的关系。再就孟子而言，虽然他一方面的确在“无父无君，是禽兽也”的命题中以极固蔽的形式呈现出小康礼教的“贼仁”倾向，但另一方面也以极开放的形式将“仁者无不爱”的大同理念发展到极致，从而不仅比很少谈到仁爱问题的荀子更包容，而且也比没有论及“恻隐”、“不忍人之心”的孔子更深刻，并且恰恰由于这一缘故才得以成为儒家的“亚圣”。不过，尽管存在种种缺陷，熊十力试图通过这些批评找到一条消解儒家仁孝悖论的途径，还是充分体现了他作为20世纪最富于原创性和批判性的儒家大师的理论特色，同时也因此真正奠定了他在现代儒家思想史上同样绕不过去的里程碑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