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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小农经济的特点范文1
【关键词】历史课堂； 选择题； 承上启下
不知道有多少青年教师有着和我同样的困惑：如何巧妙地实现教学内容的衔接和过渡？如何顺其自然地承上启下？从而让整个课堂显得更流畅，更具有整体性和连贯性。为此，我进行过多次的尝试，结果都差强人意。但是，无意中我使用了一道选择题，却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现将片段呈现如下：
在进行《发达的古代农业》一课教学时，通过黄梅戏《夫妻双双把家还》等多媒体资料，引导学生分析概括了小农经济的诸多特点。接下来，我并没有急于分析小农经济的地位和影响。而利用幻灯片展示了一道选择题：
（2012年1月宁波市高一期末21题） 谚语是民众智慧和经验的总结。下列谚语能够反映我国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特点的是（ ）
A. 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
B. 黄牛过河各顾各
C. 苗儿出得齐，丰收不用提
D. 小满芝麻芒种谷
结合刚才的分析，同学们不仅很容易判断出答案是B，而且还对其他选项进行了辨析。但是，任务并没有就此结束。接下来，我声情并茂地引述了王家范先生的一句话“中国古代一些有闲情逸致的文人常误读了农村的乡野风景，为所谓的恬静而心醉如痴。”在同学们安静和期待的目光中，我进一步引导同学们思考：此处“自给自足”中的“足”究竟是什么含义？有的同学随口说出“富足”，还有的同学思考后纠正说应该是“满足”。为了让同学们进一步了解中国古代农民的真实生活，我随即呈现了一段史料：
“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
――西汉 晁错《论贵粟疏》
通过对这段史料的解读和分析，同学们对自耕农的生活有了全面的认识：常年劳累，终年无休，异常辛劳和艰苦，且承受繁重的赋税徭役和频繁的自然灾害，处于贫困的边缘，随时面临破产。
……
古代小农经济的特点范文2
1、耕作方式：铁犁牛耕是中国传统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春秋战国时期，铁犁牛耕出现。汉代牛耕得到广泛推广。唐明曲辕犁之后，中国犁耕技术走向成熟；
2、经营方式：小农经济以家庭为生产、生活单位，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生产主要是为满足自己基本生活的需要和缴纳赋税，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农业生产的基本模式；
3、土地制度：战国时期确立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地主阶级通过政治特权或经济实力，占有大量土地，而农民只有少量土地或完全没有土地。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成为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主要特点之一；
4、生产技术：精耕细作是我国封建社会农业的特色之一，也是古代中国农业的主要特点之一。
（来源：文章屋网 ）
古代小农经济的特点范文3
关键词： “学为主体” 翻转课堂 教学探索
新课程改革要求我们“转变学生的学习方式”，实现学校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但是在教学实践过程中这种转变很难。2013年10月华东师范大学牵头，组成了C20慕课联盟。慕课是指英文缩写MOOC，即“Massively Open Online Courses”，大胆地“翻转课堂”，推动教学模式的改革。
2013年12月底，我参与了由华师大慕课中心主办、杭州学军中学承办的C20慕课联盟（高中）“翻转课堂”教学观摩研讨会，开设了《古代中国的经济政策》一课的研究观摩课，尝试以“学为主体”的教学。下面我就结合自己在研讨会期间开设的公开课谈谈对“翻转课堂”的实践与反思。
一、关于翻转课堂
翻转课堂也称颠倒课堂，就是通过对知识传授和知识内化的颠倒安排，在课堂外实现在线教学并且将“作业”带入课堂，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它的核心思想就是翻转传统的教学模式。翻转课堂的概念最早引自美国，借助现代教育技术（网络视频）而展开。2007年春开始，科罗拉多州林地公园高中的化学教师乔纳森·伯尔曼和亚伦·萨姆斯则进行了颠覆传统课堂的尝试。他们把结合实时讲解和PPT演示的视频上传到网络，让学生在家中或课外观看视频中教师的讲解，把课堂的时间节省下来进行面对面的讨论和作业的辅导。
二、教学流程的“翻转”及教学方法的改变
（一）课前准备的充分化
翻转课堂的实质就是学生先学后教、以学定教，所以学生在课前的自主学习显得尤为重要，为此我在课前做了诸多准备，落实学生在课前对课本基础知识的掌握，并对所学内容作了初步的思考。
1.微视频的制作
翻转课堂的重要特色之一就是微视频的应用，使新技术在课堂上发挥正能量，真正体现新技术的优势和对学习助力的不可替代性。本课微视频的时间是十五分钟，其设计思路和特点如下。
（1）设计思路：微视频讲述了古代中国的两个政策：重农抑商和海禁，它们实行的原因、内容、影响；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发展缓慢的原因及影响。在重农抑商和海禁政策的影响下，资本主义萌芽最终只能是缓慢发展，三个知识点间实际是因果关系，以此逻辑关系勾勒微视频的线索，使课本中的主干知识予以精练的呈现，为后边课堂展开有效课堂教学奠定基础。
（2）设计特点：在讲述过程中，有意识地对课本三个知识点逻辑关系进行讲解，加深学生对课本内容的理解。
在播放微视频后提出几个颇有思维含量的问题：重农抑商和海禁之间有何联系？什么是资本主义萌芽？资本主义萌芽要发展应该具备哪些条件？对比明清时期东西方不同的经济政策的选择及由此导致命运的天壤之别，你有怎样的收获和启示？把这些问题抛给学生，以待他们课前思考，为之后课堂上讨论的展开、交流的深入奠定基础。
以生动的语言将枯燥的课本内容进行有趣的呈现，调动学生继续微视频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从一定意义上说，学生能否对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有恰当的、合理的解释和客观、全面的评析，关键在于学生通过学习对相关历史知识内在联系的梳理，对历史发展逻辑的分析，对历史意义的理解，因此，如何帮助学生获得对核心知识扎实而深刻的理解、掌握核心概念，是一线教师非常重视的实践性研究课题，对此，微视频起到了很好的探索作用。
2.预习学案的编写
学生要有学案的引领。主要目的是配合微视频的使用，使学生对于课本中的主干知识有较深刻的了解。本课的学案中主要有以下方面内容：
学习目标：（1）了解“重农抑商”“海禁”等政策及其影响；（2）分析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缓慢发展的原因；（3）提高对外开放意识、树立农工商协调发展的科学发展观。
学习重点：理解中国古代的重农抑商政策和“海禁”政策，培养历史分析能力。
学习难点：古代中国是一个以农为本的社会，要求基于这一点理解重农抑商和“海禁”实施的原因，此外，不可忽视超越经济的政治文化的因素；理解重农抑商、“海禁”政策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之间的深层关系。
情感目标：通过本课学习了解古代中国的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压抑了中国社会新的生产方式的萌芽，从而认识到我国今天的改革开放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和现实意义。
自主预习：阅读课本找出内容：（1）重农抑商。阅读“重农抑商"，找出政策的首倡、含义、目的、影响。（2）2.海禁政策。阅读“海禁”，找出海禁政策的含义、原因、表现及影响。（3）资本主义萌芽的缓慢发展。阅读这一子目，找出它的产生、缓慢发展的原因。
知识体系构建。
课后反思。
针对性训练（略）。
3.学生问题的收集
翻转课堂是以学生所提问题为中心展开教学，这就要求教师在课前必须对学生所提问题做到心中有数，进行有效筛选，挑出有足够思维含量并且和课本主题相贴切的问题。例如在本节课的课前问题收集中，学生一共提出22个问题，这些问题一方面在课堂上逐一解决时间上根本不允许，另一方面有些问题根本就是无效问题，偏离教学的主线，属于学生的突发奇想。如有学生提出古代商人屡受压迫为何不奋起反抗？郑和下西洋是怎么回事？这些问题均与本课主题脱节，均属于无效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教师下一番工夫，对这些问题进行取舍、整合，以使问题的探讨更有效。我在课前将这些问题予以整理，留下六个问题待课堂上展开讨论：①中国重农抑商政策和传统文化有什么联系？②重农抑商政策在一以贯之的过程中有没有改变或调整？③为什么古代要限制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农、工、商的关系是怎样的？④为什么明清两朝统治者无法考虑到闭关锁国的弊端？⑤如果不采取闭关锁国政策，中国是否会像欧美一样走入工业时代？⑥相比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进步性如何体现？
这六个问题涵盖了课本中的三个主要知识点，其中涉及重农抑商政策的问题有三个海禁政策的有两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有一个。同时，这些问题也比较有深度，可以引发学生的思考，也便于之后课堂讨论的展开。
（二）课堂教学的互动化
1.学生合作学习的组织
从翻转课堂的流程看，首先学生课前观看视频进行预习，然后课堂上进行探究，体现了学生学习的小组合作。从教师角度看，教师就是布置好任务，然后由学生进行研究探讨、合作探究，获得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教师只是任务的安排者，学生才是任务的研究者、执行者。为此，在课堂上将全班学生分为九个小组，每组六个人，由组员推举组长，负责问题讨论的记录和整理，每个问题由一至两个小组负责讨论，形成书面观点，同学间亦可以相互辩驳，思想在碰撞中产生智慧的火花。
学生是翻转课堂中的主体、主角。在小组讨论和发言中，学生思考的深入度和活跃度都大大超出了我的想象。如在讨论“重农抑商和传统文化的联系”这个问题时，学生就曾提到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的重义轻利观，并引用《论语》中的话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说明传统文化中的抑商观念；中国传统中一直存在“安土重迁”意识，这种意识对重农政策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学生的这些观点都颇为新颖，让人眼前一亮。又如对“相比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进步性如何体现？”这个问题的讨论，发言的学生提到“小农经济是生产力水平极度低下状态的产物，只是个体的存在，而不注重相互交流；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生产力水平向前发展的产物，它可以推动科技的发展、金融市场的形成（如股票、证券）、抗灾能力的增强、世界一体化的发展等”。对于这样一个非常抽象的问题，能有如此的认识，已经属于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在教学过程中，自身真正体会到，相信学生，相信学生的能力，给他们时间、给他们讨论的空间，一定会有更大的惊喜。
2.教师当好新角色——导师
在这一新的教学模式下，教师更多地成为指导者而非内容的传递者。我们是在引导他们的学习，而不是指令的教师。我们的目标是让他们成为最好的学习者，并真正理解我们课程的内容。当我们在学生身边和他们一起掌握概念时，他们会以最好的行动进行回应。在学生讨论发言的过程中，我更多的是以倾听者的身份出现，在他们讨论出现困惑或分歧时予以适度的点拨。如对于小农经济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两者的比较，因为这个问题比较抽象，学生在讨论和发言之后，针对这两个概念，教师从对人的解放这一角度入手看两者的区别：“小农经济是将人限制在土地上，它限制人的流动和自由，具有封闭性和落后性；而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劳动力成为一种商品，生产社会化，人的自由度增加，而正是在这种生产关系下，我们现在所熟知的自由、平等、民主、个人主义这些概念才会出现。从对人的解放这一角度来看，从小农经济到资本主义是个巨大的进步。”经过教师的一番解说和提升，学生对这两个概念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又如对于“如果不采取闭关锁国政策，中国是否会像欧美一样走入工业时代”这个问题，学生讨论得出的结论是很不到位，如学生仅仅将闭关锁国归结于君主个人素质，这既是一种肤浅的认识，又偏离问题本身。这时，教师就要从宏观的政治、经济、文化视角出发，论证进入工业时代需要具备的条件，使学生获得更深入的认知。由此可见，翻转课堂绝不是以视频取代老师，学生也不是在孤立地学习，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对学生所探讨问题的引领和提升是非常关键的。
三、课后反思与教学感悟
作为翻转课堂的首次尝试，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通过课后反思发现还是有诸多不足之处，在此进行归纳整理。
（一）预习学案的设计可以更厚重些
预习学案的设计从课后学生的反馈情况看，问题的设计较为浅显，应有的深度感不够。如在对重农抑商、海禁和资本主义萌芽三个知识点的梳理时，以填空的形式对课本内容进行整理就显得思维含量不足，学生很容易在课本中就找到答案，没有真正把导学的意图体现出来，而最后留下的问题也较简单：
学习思考1：应当怎样认识中国古代重农抑商政策的作用和影响？
学习思考2：根据所学知识分析清朝采取闭关锁国的原因和危害？
这两个问题不足以引起学生深入的思考，只是对课本内容的重现而已。
（二）课堂师生的互动可以更积极些
伴随着问题的提出与思考、讨论的进行，课堂就成为解决问题的场所，对话便成为通向理解的重要方式与途径。因为，对话既表现为师生与历史文本之间的对话，又表现为师生间诚挚的交流与对话，而“在对话中，可以发现所思之物的逻辑及存在的意义”。[1]整节课应该说有了些翻转课的痕迹，但是可以做得更到位些。如在给学生表达的机会和权力时，还是受到传统的教师主导课堂思维的影响，在某些点上教师有越俎代庖之嫌。如在学生针对农、工、商关系问题的发言中，有学生提到他认为“商业是无用的，因为它本身并没有生产，只是进行交换，赚取中间利润而已，于国于民作用不大，国家发展有农业和手工业就足够了”时，打断学生的话语，没有对他的观点进行辩驳，而是将他的观点概括为过于绝对化，没有进行应有的讨论。学生在这里其实是对商业存在的必然性认识不清，没有认识到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商业的出现是种历史的必然，通过讨论达到解疑、释惑这一环节的缺失不能不说是个遗憾。从此例可以看出，教师控制课堂、掌控话语权的传统教学思维依然存在。在课堂教学中，可以更放开些，让学生充分表达的观点，师生充分互动，在辩驳、讨论声中将智慧和启迪内化心间，这才是翻转课堂应该实现的教学目标。
（三）问题整合可以更到位些
从课堂操作层面看，本节课所选取的六个问题，依然不够精练，有些问题在课堂上进行全班讨论的意义不大。如第二个问题“重农抑商政策在一以贯之的过程中有没有改变或调整？”和第三个问题“为什么古代要限制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农、工、商的关系是怎样的？”或者课本中有较明显的答案或者略作思考即可解决。问题太多导致的后果之一就是课堂收尾环节的缺失：
资本主义在古代中国巨大的农耕大树下，受到自然经济、重农抑商、海禁政策的重压，没有养分，没有阳光，最多只能长成萌芽，永远是萌芽，不可能长成参天大树。
收尾的缺失，总是在完整性和对课本内容的总结方面有些缺憾，也导致在对第五、六两个非常有价值问题讨论的时间明显不足。如果将这两个问题去掉，集中精力讨论四个问题，那么在时间安排和效果方面必将大为改善。
（四）教师的综合素质要求会更高些
目前，国外开展翻转课堂教学实验的学科多为理科类课程。理科知识点明确，很多教学内容只需清楚地讲授一个概念、一道公式、一个实验，其学科特点便于翻转课堂的实施。而在文科类课程中，如历史等人文类课程，在授课过程中，会涉及多学科的内容，而且需要教师与学生进行思想上的交流、情感上的沟通，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仅就本课而言，学生在问题中就涉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小农经济等政治经济学术语和传统文化层面的知识，学生学习的无边界决定了教师必须调动所有的知识储备随时“关照”学生的突发奇想，这需要教师提高专业素养，更新教育观念，建立与学生共同学习成长的课堂新关系。因此，在这次翻转课堂中，我切身感受到课堂教学是否成功、有效，教师的专业引领才是源头活水。如果历史教师拥有大气磅礴的宏观视野和挖掘历史细节的专业功底，在此基础上的教学引领必然是驾轻就熟、水到渠成。“阅读与思考是一个教师需要终身完成的作业”[2]。
翻转课堂虽然是舶来品，但是只要是我们认准的经验，就要坚定不移地借鉴。不论怎样的改革，都是先学后教、以学定教，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让学生用自己的脑思考，自己的嘴说。翻转课堂，不是彻底，而是重在翻转，转为新形势下的课堂观、教师观和学生观。在课堂教学中只有教师相信学生、利用学生，最终才能发展学生、成就学生。从这个意义上看，本节课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参考文献：
古代小农经济的特点范文4
摘 要：近年来频发的食品安全事件表明，单靠政府干预难以解决食品安全日趋恶化的趋势。要解决好食品安全问题，实现公共利益持续增加的过程和机制，需要政府、企业、公众等多方共同协作治理。通过对食品安全监管多元参与生成机制的分析，为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提供参考依据。
关键词：食品安全监管；多元参与；生成机制
当前，食品安全不容乐观，单靠政府一方监管已难以为继，多元参与食品安全监管成为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必由之路。本文以食品安全监管多元参与生成机制为研究对象，认为食品安全监管多元参生成机制主要表现为法律文化驱动催化机制、利益协调融合机制、权利救济信任机制、权力监控安全机制四个方面。
一、法律文化驱动催化机制
中国普通民众的法律观念、法律意识淡薄，是食品安全监管多元参与止足不前的重要原因。然而这一局面不是短期内形成的，也不是单一的因素所导致的，而是我国传统生产经营模式以及主流的政治、文化传统长时间共同作用的结果。
1.小农经济的生产模式。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耕社会，自耕农分散经营模式占据主导地位。到目前为止，农村人口仍占据国内人口的绝大多数，广大农村，尤其是偏远山区仍以分散、自给自足的小农经营为主，人与人之间形成了一种“熟人社会”。人们之间的秩序通过亲疏关系、乡规民俗等来调整。小农经济的这种分散、自给自足的经营模式使得人们的法律意识、契约意识、权利观念淡薄，使得法律距离人们的生活距离遥远，在人们日常生活中作用、影响很小。当下食品安全监管中许多现象都受此影响。例如，购物时发现商场的过期食品，很少有人去向监管部门举报来彻底杜绝后续有人买到此种不合格商品的可能性，绝大多数人的做法是另外选择在保质期内的产品或者不再购买。
2.中央集权的统治形态。在政治体制上，中国从古至今都采取的是中央集权统治的模式。尤其是几千年的封建王朝统治时期，皇权至高无上，有着绝对的权威，自上而下等级体系森严。个人的主体意识被压制。此外，这种森严的等级体系还体现在，法律只掌握在贵族或者上层社会统治者、管理者手中，而对底层的普通大众不予开放。从中国古代的刑罚史可以看出，“重刑罚，轻民权”是中国古代法律的一大特点。“法律不是权力的来源，而是受权力支配的控制社会、保护国家、维护君权的工具，因而总是以充满暴力的刑法的形式出现。”重刑轻民的这一传统使得民众对于法律存在一种恐惧的普遍心理，使得法律与民众之间始终存在着心理上的距离感，也是现在我国推行法治国家建设，许多法律难以推行或收效甚微的重要原因。
3.儒家文化的深刻影响。儒家思想和文化是中国古代社会和中国古代法律的核心和灵魂。随着以礼入法，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进程，儒家思想所标榜、维护的家族和阶级成为中国古代法律的基础。这种深受儒家伦理道德观念影响的法律规范，压制个人的主体、独立意识，缺乏平等观念。从而使得人们的权利观念淡化，对于法律的距离感进一步增加。综上可见，由于传统小农经济、中央集权统治、儒家思想文化的深刻影响，广大民众的法律观念、权利意识淡薄，严重制约着食品安全监管的多元参与。随着改革开放，小农经济的经营模式正向集约化发展转变。政治体制也不断向着民主法治推进，人权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民众的法律观念、权利意识越来越强，食品安全监管多元参与的法律文化环境正在逐步改善。
二、利益协调融合机制
食品安全监管归根到底是监管部门、生产经营者、消费者等多元主体之间的利益协调融合、利益分配问题。目前，国内食品安全事件频发的源头问题就在于这些主体之间的利益协调不均衡。
1.监管部门方面。我国《食品安全法》规定，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卫生行政部门、质量监督检验检疫部门以及其他相关部门按照规定在食品安全监管中分工负责，各自承担各自的监管职责。在食品安全实际监管过程中，监管部门之间存在着政治、经济等多种利益冲突。许多监管部门或其工作人员与食品生产经营者有着密切的利益关系。此外，许多监管部门除了履行食品安全监管职责外，还承担其他职责，涉足其他领域。加之，我国目前食品安全监管人力、物力不足的客观困境，各监管部门在处理食品安全问题时，基于自身直接利益，或者在其他领域的间接利益考量，常常采取消极应付或者不作为的态度。
2.生产经营者方面。食品安全问题的出现将直接导致合法的食品生产经营者利益遭受损失或者受到威胁，也会影响他们继续从事合法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因为非法食品生产经营者生产、销售的假冒伪劣食品会给消费者的正常消费以及身体健康产生不利影响，消费者自然会对市场上这一类产品产生厌恶、怀疑的态度和心理，从而导致该类产品的需求减少，销量下降，从而影响到合法生产经营者的正当收益。此外，非法食品生产经营者生产、销售的假冒伪劣食品往往成本较低，市场价格对于合法经营着的产品形成明显优势。消费者由于专业知识有限，在很多情况下不能辨别食品的真假好坏，往往选择他们所认为的“质优价廉”的食品。长此下去，这种不平等的竞争优势，将使得合法生产经营者在市场上难以生存，使他们合法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大大降低。
3.消费者方面。首先，食品安全问题发生后，直接的利益受损者往往是消费者。非法食品生产经营者生产、销售的假冒伪劣食品会给消费者带来财产利益的损失，身体健康的受损，严重时甚至会影响到消费者的生命安全。所以广大消费者对于参与食品安全监管有着迫切的愿望。此外，由于多元参与食品安全监管机制的逐步完善和健全，公众参与食品安全监管的积极性也将会得到逐步提高。以有奖举报制度为例，在举报人保护制度完善的前提下，知情公众参与食品安全问题举报、提供信息情报，不仅自身原有利益可以得到有效保障，还可以获得额外的奖励收益，将会大大激发公众参与举报食品安全问题的热情。综上可见，只有多元共同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形成合力，才能促使多元主体之间利益协调融合最大程度地趋于均衡，实现多方共赢。首先，可以使合法生产经营者免受来自于非法生产经营者的不公平竞争压力，维护合法生产经营者的利益，增加他们继续从事合法生产经营行为的积极性。其次，可以使消费者避免因购买到假冒伪劣食品而造成利益损失。再次，监管部门也可从中受益。行业、市场环境的净化，秩序的规范，可以大大降低政府部门的监管难度，节约监管成本，产生良好的政绩效果。
三、权利救济信任机制
多元参与食品安全监管活动的权利救济机制，主要包括事前的严密防范和事后的及时补救两方面内容。总体要坚持预防为主的思路，在当前防范制度措施不完善的情况下，事后对相关主体所遭受的损失提供及时、有效地补救，对于调动相关主体参与食品安全监管活动的积极性也非常重要。
1.“未雨绸缪，防患未然”。社会公众是各类食品的直接消费者和食品安全监管活动的重要参与者，其利益救济、保障的得力与否将会直接影响到其参与食品安全监管活动的积极性。公众权利的救济应坚持“未雨绸缪，防患未然”的观念，将主要精力花在事前预防上，最大限度地将侵害公众利益的倾向、苗头扼杀在萌芽状态，避免公众权益受损的事件发生后，再花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去弥补。目前，我国食品安全事件的处理和公众的救济主要还是事后救济，即食品安全事件发生，公众的权益受到实际损失后，才采取相应的救济措施。但随着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和质量的提高，人们对食品安全越来越关注，社会公众的知情权、举报人保护制度、保密制度等保障公众参与食品安全监管的制度体系不断建立健全，使得公众权利的事前救济机制也不断得到完善。以消费者知情权为例。消费者知情权，是消费者享有的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充分、准确、适当信息的权利。消费者知情权的保护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首先，可以使得消费者在进行商品交易过程中风险降低，损失减少，从而维护消费者利益。其次，也有助于扼制和防范非法生产经营者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起到净化行业、市场环境的作用。有关消费者的知情权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8条、第20条及《产品质量法》第27条、第28条等法条中都有着比较充分的规定。
2.“亡羊补牢，为时不晚”。公众在食品购买、消费过程中，其利益可能会遭到损害。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活动中，其自身利益也会遭到侵害或者面临遭受损失的威胁和风险。此时，能够有便捷有效的渠道或者可靠的制度保障，让公众能够及时顺利的得到补偿，挽回利益损失，减少或者消除潜在的利益损失威胁和风险，与前文防患于未然同等重要。从以救济的主体来划分主要包括公众自我救济和公益诉讼、消费者团体组织等外界的救济。对于个人自我救济的保障，目前阶段，我国诸多法律法规都已作出了规定。例如：《食品安全法》第96条规定：“……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销售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的罚金”。《食品安全法》第97条、第98条关于民事赔偿责任及刑事责任追究的规定也体现了对公众权利救济的重视。此外，《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更是从实体和程序两个角度，对消费者权利救济进行了比较全面、细致的规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39条规定：“消费者和经营者发生消费者权益争议的，可以通过下列途径解决： （一）与经营者协商和解；（二）请求消费者协会或者依法成立的其他调解组织调解；（三）向有关行政部门投诉；（四）根据与经营者达成的仲裁协议提请仲裁机构仲裁；（五）向人民法院提讼。”此外，《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5条关于虚假广告致使消费者遭受损失的规定、第55条关于经营者欺诈行为致使消费者损害的规定等也都体现了对消费者权利的救济。对于公益诉讼的救济，2012年修正通过的《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讼。”据此，我国民事诉讼法首次将公益诉讼纳入其中。通过该规定可以看出，公益诉讼的范围包括了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这一规定又为公众群体救济开辟了一条通道。目前，我国公众参与食品安全监管的组织化程度非常低，权利受到侵害时，绝大多数人是以个体方式进行救济。然而由于信息不对称等诸多因素导致公众消费者与生产经营者之间的地位不平等，公众、消费者往往处于弱势地位。个人自救的效果难以保障。相比之下，团体组织就具有专业知识、人力、物力资源等诸多方面的优势。因此，消费者协会等社会团体组织除了承担《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公益诉讼救济职责外，对于个体公众消费者权利遭受不法侵害的情形也应赋予其权力，使他们承担一定的职责。
四、权力监控安全机制
目前，食品安全事件频发有着多重原因，政府部门监管不力是其中重要的因素之一。监管不力不是由于监管部门权力过小引起的，相反，恰恰是监管部门权力过大所造成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手中掌握了大量的权力资源，再辅以行政自由裁量权，权力机关实际上拥有了对食品生产经营者的“生杀予夺”大权，过度膨胀的权力导致生产经营者以政府权力机关马首是瞻。这种状态致使许多监管机关或工作人员与食品生产经营者有着密切的利益关系，自身利益作祟，很多情况下不仅自身监管工作消极应对、不作为，对于相关主体参与监管还存在排斥心理。所以，在政府公权机关监管无力的情况下，相关主体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在对政府公权机关形成制约和监督的同时，还有利于及时有效地打击到非法生产经营者。相关主体参与监管发挥作用具有形式灵活、方法多样、影响面广等特点和优势。
1.新闻舆论监控。新闻舆论监督凭借其公开性、广泛性、及时性等特点，会对全社会产生较大的影响力，具有强大威力。目前依然是监督和制约权力机关、打击非法生产经营者的有力手段。
2.网络平台监控。目前网络监督日渐成为反腐败、监督权力机关的重要力量。凭借互联网的技术优势， 网络监督具有匿名性、传播速度快和影响广泛等特点。网民随时随地都可以将有关信息在网络上曝光，短时间内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从而引起社会公众和政府部门的注意。③其他形式监控。除了新闻舆论，网络平台等形式外，还可以通过电话举报、、听证等多种方式参与到监管活动中来，发挥作用，形成对权力部门的监督和制约。
参考文献：
[1]张晋藩.中国古代的法律传统与近代转型[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
古代小农经济的特点范文5
关键词：农业文化；农产品品牌；对策
中图分类号：F32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6年1月15日
中国作为传统的农业大国，在几千年的农业发展中孕育和造就了独特的农业文化。农业文化以宗法家庭为背景、小农经济为基础，内涵丰富、贯穿古今，渗透于各个行业、领域和阶层，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和核心。可以说，农业文化所蕴含的思想和价值观对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具有强大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同样也体现在农产品的品牌建设上。因此，在农产品竞争由产品竞争逐步转化为品牌竞争的时代，如何克服农业文化对品牌建设的阻碍和制约就显得至关重要。
一、农业文化的内涵
从狭义角度来看，农业文化指形成于农业生产方式基础之上的观念体系，涉及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思维方式、哲学理念、伦理道德、人生态度、国民性格等。其中，农业生产的技术形态（进行农业生产的手段和方法）和社会组织形式（在生产过程中生产者的分工与协作关系），构成农业生产方式的基本内容。
在技术形态方面，人力和畜力的付出是农业生产不可或缺的动力来源，而简单的手工工具则是必不可少的技术手段。在社会组织方面，血缘家庭既是社会的细胞，又是相对独立的从事农业生产的主体。一方面农业生产的稳定性和持久性使得血缘家庭千年不衰，另一方面血缘家庭的延续又为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组织保证，二者之间相互加强，形成了家庭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而农业文化则是在小农经济基础上进行的观念建构（张磊，2006）。
二、农业文化对农产品品牌建设的制约
1、经验性之思维方式的制约。农业生产要有收获，既取决于天时、地利等自然条件，又依赖于生产者自身的能力。劳动者在平时生产中所积累的直接和间接经验是以后生产中不可多得的财富及凭借的基本依据。在经验农业基础上形成的经验性思维方式，特点便是注重经验的吸收、借鉴，轻视对事物深层的原因、本质的理性探析和概括。从目前来看，农产品品牌的发展相对落后于工业产品品牌，因而在农产品品牌打造过程中习惯采用工业产品品牌培育的相关经验、成果并受其约束，缺乏根据农产品特点、各地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以科学和理性的思维研究农产品品牌建设，从而适用性较差。
2、义利对立之伦理道德观念的制约。在重“农”抑“商”的中国农业社会里，重“义”轻“利”观念作为正统观念长时间得以延续。随着中国社会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变，由于缺乏基于工业社会和商品经济所形成的契约关系和商业道德意识，人们追求“利”时往往轻视“义”，突出表现为诚信的缺失。在建设农产品品牌的时候，最具代表性的行为有两种：一是合同履约率低。对农产品而言，生产大多以农户家庭为主体，而销售则大都通过签订契约由中间商进行。农户在农产品市场价格高于契约价格时往往不执行购销约定，私自出售，而中间商在市场价格比契约价格低时则拒收拒购，或者压级压价等；二是以次充好，制假售假。据媒体报道，国内很多“进口水果”其实都是国产的，只是贴着“进口标签”而已。
3、中庸取向之哲学观念的制约。农业生产的典型表现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帝王世纪・击壤之歌》）。人们的活动领域比较有限，交往主要在宗族亲属中进行，重“和”与“仁”的相互关系造就了“中庸”观念，其负面效应是对创新意识的摧残，突出表现为技术创新不足。农产品竞争的核心是技术竞争，通过技术创新提高农产品品质是建立品牌的内在要求。我国的农产品生产经营者由于缺乏冒险和创新的精神，往往强调模仿，致使农产品的科技含量非常低。
4、皇权意识之政治思想的制约。在古代中国，皇权意识作为小农经济的产物构成了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制度则成为封建社会政治的基本特征。直到现在，政府仍然高度集权，掌握着众多的资源，并通过资源的调控和分配来影响社会中其他主体的价值选择与判断。品牌的实质是生产经营者向消费者传递某种产品信息的自发性的市场行为。但是在我国，农产品品牌培育并不完全是农产品生产经营者自发的市场行为，而是缘于政府的部署和推进。在自上而下政治运动式的品牌建设热潮中，创建品牌农产品被各级政府当作政治任务来完成。近些年来农产品品牌数量的迅速增长并不是市场选择而是政府行政权力干预的结果。
5、讲求实用之人生态度的制约。农业生产讲求一分耕耘一分收获，遵循效益最大化原则。这种状况使人们的一切行为和思想活动以取得实际功效为目的，由此形成了过于“实用”的心理，注重短期而非长期效益。在农产品品牌的培育方面，很多农产品生产经营者认为农业品牌效益优势不明显，投入多且创建难度大，因此他们的理念和行为仍以产品经营而非品牌经营为核心，最看重的仍然是农产品是否能够卖出去。
6、自我封闭之民族性格的制约。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其典型表现是“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潜夫论・叙录》）。当今农产品竞争，已经由单个产品的比拼转变为与其相关的整条产业链甚至是整个产业体系的比拼。有时，产前、产后环节比产中环节即农业生产过程更重要。而我国的现状是产前、产中、产后环节相互脱节，难以形成合力。同时，我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生产规模小、经营分散、农民合作组织化程度低，使农产品品牌存在一定的分散性和分割性，同一区域一品多牌现象比比皆是，各品牌之间各自为政，甚至恶性竞争，没有抱团形成合力集中打响品牌。
三、推进农业文化创新，促进农产品品牌建设
1、形成科学思维习惯，合理借鉴工业产品品牌建设经验。在分析国内外工业产品品牌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各地独特的自然资源、悠久的种植和养殖方式与加工工艺、悠久的人文历史渊源，在充分利用农产品“自然”和“人文”差异化的前提下，找出农产品品牌建设的内在规律，通过与众不同的品牌设计和宣传推广，塑造独具特色的农产品品牌。
2、坚持义利合一观念，以诚信促进农产品品牌发展。坚持义利合一的观念，一方面既要肯定谋利对品牌建设的激励作用；另一方面也要求自觉地把利益的追求纳入道德的轨道，做到诚信经营。为此，一要将诚信意识渗透到品牌建设的全过程；二要顺应市场经济潮流，从缺乏责任心和商业道德缺陷的传统文化氛围中挣脱出来，自觉地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三要加强与贸易伙伴的精诚合作，重合同，守信誉。
3、改变因循守旧观念，以技术创新为农产品品牌建设提供内在支撑。通过树立激励创新、鼓励探索、包容个性、宽容失败等观念，推进技术创新，逐步提升品牌农产品的科技含量。赵兴泉（2006）认为，采取的措施包括：积极推进以提高农产品质量为核心的技术改造和技术攻关；引进、培育良种，优化品种结构；积极推广先进适用技术；提高农业企业家、农业科技人员、农民的整体素质等。
4、改变“权力本位”思想，明确农产品品牌培育中政府的角色。农产品品牌建设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但必须明确政府在其中的角色，避免越俎代庖，以行政权力代替市场机制。罗高峰（2010）根据吕鸿德（1996）政府倡导者角色的理念、贾爱萍（2004）政府规划者角色的理念、McCarthy and Norries（1999）政府扶持者角色的理念、埃里克・乔基姆塞勒（2001）政府服务者角色的理念、王玉莲（2008）政府管理者角色的理念，提出农产品品牌建设中政府要起到倡导者、规划者、扶持者、服务者、管理者五大角色的作用，为农产品品牌培育提供完备的扶持系统。
5、改变过于追求实用观念，注重农产品品牌建设的长期性。品牌建设对农产品生产经营者来讲，是一个长期且非常艰难的过程。农产品生产经营者要将品牌经营而不是产品经营作为核心理念，针对目标顾客确立品牌定位，打造良好的品牌形象，以提升品牌的满意度和忠诚度。
6、培育合作观念，共同打造农产品品牌。一方面可以通过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形式，使农产品产前、产中、产后各环节形成合力；另一方面对于区域内一品多牌的农产品，单一农产品生产经营者一定要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观念，严格遵循统一的农产品技术标准和相关规范，确保质量统一，抱团宣传和推广，共同打造农产品品牌。
主要参考文献：
[1]张磊.中国传统文化转型研究[D].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06.
古代小农经济的特点范文6
1.中国当代社会面临的信用危机
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工人、农民还是知识分子、政府官员,都越来越多地走出了祖祖辈辈生活的空间,经商的人也日益增多。由此带来的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人际之间的丰富交往。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个人与组织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乃至个人与政府、组织与政府、政府与政府之间的交易和交往都更为频繁,交往范围更大。随着交通、通讯特别是网络的发展,可以说,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无限”可能的交往时代,人类之间的联系变得前所未有的“密切”——世界变成了“地球村”。
但是,表面上“无限”的交往频度背后是人们非常“有限”的交往深度,人们在交往日益“密切”的同时却似乎永远地丧失了交往的“亲密”。人们发现,彼此之间越来越难以建立信任了,哪怕曾经是两小无猜、亲知近邻。“杀熟”这一名词所昭示的,是人们不再珍视信用。地球“村”没有乡村里温馨宁静中的朴实与坦诚,没有乡村里人与人之间的默契和信任;相反,现在的乡村却日益沾染了城市之风,农民也开始用自己的信用换钱而最终在几年间毁了几千年积累下的美德。信用,真如当年鲁迅所说的,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1]。
对此,许多人深感忧虑,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指出,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繁荣景象背后依然涌动着暗流:我们正在面临着巨大的“信用危机”。[2]人们看到,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过渡的特定时期,……诚实信用的传统道德受到冲击,短期行为以及不讲信用大行其道。……从产品信用到市场信用,以至于整个社会信用存在全面短缺”[3]。这导致“当下我们在建设市场经济过程中陷入了一种怪圈:一方面各种市场法制规则不断完善,市场运行有法可依;另一方面部分市场主体个人信用沦丧”[4]。人们在慨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同时,自己的行为却又充满了投机取巧、见利忘义的色彩。更有经济学家认为,目前中国经济的首要问题“不是需求不足,而是信用不足”。林毅夫教授指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信用体系在我国刚刚出现,处于起步阶段,远远谈不上成熟。企业信用制度没有建立,个人信用更为落后,造成市场经济秩序混乱,我国历史上长期形成的‘童叟无欺、诚实守信’的商业信用传统也大大削弱。”[5]
更让人们忧虑的是,信用危机带来的现实影响严重制约了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这表现为“假冒伪劣商品泛滥、虚假广告遍地,企业之间三角债、银行呆坏帐、信用卡诈骗、偷税漏税、走私骗汇等问题,造成全社会的信用危机感,影响经济运行效率。……同时涉及信用的经济纠纷、债权债务案件及各种诈骗活动也大量增加,失信泛滥进而降低社会道德水平”[5]。信用危机“反映在经济领域就是,加大了交易风险和成本,阻碍了市场主体间的正常经济交往,压抑了资本的活跃程度。反映在社会层面就是扭曲了社会评价体系,品行信用恶劣者无论从社会评价上还是经济上都不用付出相应的代价,反倒是只要有钱便成为人人景仰的英雄。”[4]。信用的丧失也影响到了国际贸易,在西部大开发中这一点体现得尤其明显。“西部各省、区政府引资的热情不能说不高,出台的引资文件不能说不优惠,但目前引资的效果却并不是十分理想。……国内外资本没有滚滚流入商机巨大的西部地区市场”,重要的原因是西部的政府和企业还缺少良好的信用。对于海外投资者而言,撤回投资“不是大陆没有市场,很简单的原因就是商业信用和商业道德太差,应收账款收不回来”[6]。而我们知道,如果人们之间没有信用,企业没有信用,甚至政府也不讲信用,那么交往、交易以及其他正常的社会生活都将难以进行。因而有人认为:“如果任这种信用沦丧的局面持续发展下去,不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目标将变得遥不可及,而且还会带动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滑坡,从而使依法治国失去最根本的道德支持。”[4]
2.理解信用危机的社会科学方法
面对着日益严重的“信用危机”,人们在寻求着解救之道,如建立信用数据库、信用中介、信用排行榜等等。但是,治病必须先诊病,只有找到病因,才能对症下药。我们必须思考的是:为什么在市场经济和现代化进程中会出现“信用危机”?根本性的问题究竟是什么?人们把解决这一问题的希望寄托在信用制度的建立、道德的约束、政府的管制和法律的规范之上,那么这些措施会对于解决这一问题有帮助吗?如果不能,应对“信用危机”的基础条件究竟何在?流星,
在有关“信用危机”成因和解决之道的理解上,大致说来有两种基本的态度:一种是道德哲学的[7],一种是社会科学的。人们通常采取的是道德哲学的态度,得出的答案是,“守信”是一种美德,因此背信违约的人都是道德败坏;或者换一种表达,是认识上的错误或者观念上的落后。[8]但是,这样的回答其实并没有给出答案,因为为什么“缺德”和为什么“失信”在很多时候不过是表里之别,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侧面。[9]我们常常把一些不守信用的行为称为没有道德。但把信用归结为一个道德问题并不能使我们获得更深入的认识,除了由此引发出的“道德义愤”和相应的意识形态批判以及借以展现的社会良心,我们无法从这一进路获得更多的启示,更不要说是解决的办法。把问题归结为道德败坏也就意味着终结思考。要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必须选择另外一条进路。流星,
我们或许都曾经向别人发誓诸如从今天早起床一个小时之类的事,但是我们似乎都在随后的日子里背弃了自己的诺言,铮铮誓言总会被起床时的困倦之苦所压倒。这个事实似乎表明,我们总是从衡量“当下”的、可以确知的快乐和痛苦——或者用经济学的术语成本和收益——出发来选择行动。如果我们向别人承诺早起床而没有履行,而对方也很看重这个承诺,比如他是你的老板,那么即使是这样轻微的“违约”行为也会被认为是“失信”。进一步讲,即使是很少的人履行了诺言,那么他们也不是因为履行诺言本身是一种美德,而是因为看重了早起所带来的长远利益,如身体健康、学业有成、领导赏识,等等,这和不起床这一与之相反的行为选择在逻辑上是一致的。由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知道,是因为履行诺言对人们有利而促使“应当守信”成为原则,而不是“应当守信”这个原则促使了人们履行诺言。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人都希望别人守信而自己不愿意守信的原因,不然为什么要强调“信用”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是否有信用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道德问题,而是一个利弊权衡的问题。换言之,只有在守信是对自己有利的时候,人们才会守信;相反,如果背信比守信更有利可图,那么人们就会背信。这就是经济学和法学上所津津乐道的“有效违约”。而这样一种理解也正是本文所采取的进路。
不过,这样一条进路只是从方向上引导我们把握“信用危机”的一般原因。要回答前面提出的问题即为什么在中国古代的小农经济和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下,人们都很珍视“信用”,而当我们向市场经济这个更为高级的经济形态迈进的时候却反而要面临“信用危机”时,我们还要从不同经济形态的历史语境出发来具体分析。
二、市场经济对传统信用的摧毁
1.中国传统经济中的信用制度
中国古代是一个珍视信用的社会,我们历代传下来的古训正表明了这一点:“民无信不立”;“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一诺千金,一言九鼎”,等等。而这与当时的经济基础密切相关。
在传统的小农经济中,人们生活在一个狭小的空间内,从事的生产活动和日常生活都大体类似,都遵守相同的生产和生活的规律,春种秋收,日出而作,日暮而息。对此,先生有非常精辟的论述:“农业和游牧业和工业不同,它是直接取资于土地的。游牧的人可以逐水草而居,飘忽无定;做工业的人可以择地而居,迁移无碍;而种地的人却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侍候庄稼的老农也因之像是半身插入了土里。……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粘着在土地上的。……一代一代的下去,不太有变动。……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10]7“乡土社会是一个生活很安定的社会。”[10]21
在这样一个祖祖辈辈都生活在一个固定的空间里的“社区”中,人们彼此都是熟人。“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的社会。”[10]22,7而且,这种“熟悉”也是因为相似,“乡土社会里是‘人怕出名,猪怕壮’。不为人先,不为人后,做人就得循规蹈矩。这种社会用不上常态曲线,而是一个模子里印出来的一套”[10]22。
深入的彼此了解是传统信用的根本。以人口定居和熟人社区为特征的小农经济,造就了人与人之间的坦诚无邪,造就了人们之间的亲密、默契与知根知底。在这样的情况下,信用是根本不用强调就通行的规矩:“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这信任并非没有根据的,其实最可靠也没有了,因为这是规矩。……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10]10。退一步讲,在这样的社会中,即使有人想要坑蒙拐骗也是很难实现的,因为日常的交往规则也全都是彼此默会的,稍有动作就会被察觉。人们之间太知根知底了,即使“一次两次”骗倒这些憨厚朴实的人是很容易的事,但是在一个人口不怎么流动的地域,“再三再四”就几乎不可能了。
更为重要的是,信用是一个人在熟人社区的生存之本。一旦丧失了信誉,生存本身就岌岌可危了。因为小农经济的定居和熟人的特点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就是隔绝和束缚。在这样的社区中,一个人或一个家庭就被完全隔离并监管了起来。因为人们既走不出这个圈子,又每天都在这个圈子的注视之下。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社区的依赖也是格外强烈的,因为即使在经济上能够自给自足,但在其他方面也仍然需要群体的帮助。[10]9如果失去了信用从而没有人愿意与之交往,那么一旦遇到天灾人祸、遇到诸如水利、安全保卫这类只有群体才能应付的事情,这些人就会遇到严峻的生存危机。我们知道,以上所说的那些需要群体应对的困难在古今都是经常发生的。显然,在小农经济下,信用成了生存最大的保证。
这样的生存境地是给定的,因而守信用也就自然会成为人们的天性。“生活上被土地所囿住的乡民,他们平素所接触的是生而与俱的人物,正像我们的父母兄弟一般,并不是由于我们选择得来的关系,而是无需选择,甚至先我而在的一个生活环境。”[10]10以至于在传统的小农经济下,“信用”根本就不是个会被提出的问题。信用就是道德,就是习惯,就是天性。
在计划经济下,人口定居和熟人社区这两个特点丝毫没有改变。农民不允许进城的政策、城市户籍管理制度、“单位”以及各级党政组织的建立,反而强化了这一特点。计划经济时期,全国的思想高度统一,“忠诚可靠”的成为了人们行为的榜样,“不老实”的“坏分子”是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这就让有贼心的也没了贼胆。所以这一时期,信用甚至会比小农经济下更好。
2.现代市场经济对传统信用制度的冲击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面推进,越来越改变了人们的生存环境:人们活动的空间大大拓展,机会越来越多,时间越来越成为最稀缺的资源,人口在大范围流动起来;人们日益进入一个陌生的社会,彼此的观念趋于多元,竞争激烈、风险加大、权威削弱,新生事物层出不穷,社会急剧变化。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个体的行为方式也必然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变。“逐利”越来越成为人们的首要目的,人们摆脱了地缘、血缘的束缚,生活自立、选择自主和责任自负成为了现代人的特点,而这些因素对传统信用的冲击无疑是致命的。
首先,人口的流动和关系的陌生,就使得人们之间不可能有很深的了解,不可能建立起小农经济下那样无间的信用。“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凡事事先都)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10]10“在我们社会的激速变迁中,从乡土社会进入现在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10]10-11费先生的剖析实在是鞭辟入里。传统的信用是扎根在传统的小农经济、乡土社会中的,有其存在的需求和现实条件;现在“时代不同了”,人口定居和熟人社区一去不复返,传统的信用也就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基础。
现代的人口流动、机会增多、变革加剧和权威削弱以及个体的自立自主都使得现代人受到的束缚和控制变小了。换句话说,人们也具有了打破传统信用的可能。
在今天激烈变革、追名逐利的社会之中,信用越来越不足以保障人们的生存,更别说发展了。“老实人吃亏”、“老实就是傻”反映了现代社会的新标准,精明算计成了人们立足社会的根本。正如亚当?斯密所分析的,现代人的自私和理性是在现代市场经济大潮的激荡中不得不为的生存之道。[11]传统的信用不但不能帮助人们适应时代,甚至往往成为了自设的樊篱。这时,打破传统信用已经不仅是一种可能,而且会成为意愿。
现代的社会环境和个体特点使传统的信用不再具有存在的基础,也不再成为人们生存的保障和有利的行为选择,因而也就不再为人们所珍视。我们可以看到,无疑是市场经济与现代化一手促成了这一切的变化。
但问题也就出在这里。市场经济在打破了传统社会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秩序以及与之休戚与共的传统信用之后,却不可能在短期内建立起新的适用于现代社会的现代信用。于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到来,一边是传统信用的瓦解,而另一边却是现代信用的缺失,出现了信用制度的“青黄不接”,信用危机就由此而来。
信用危机的出现是市场经济建立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社会现象,不以我们的好恶和意志为转移,而是现代人不得不面对的“命运”。人们对于传统信用的丧失是非常痛心的,甚至以此来批评市场经济和现代社会。但是,这些批评的道德色彩过于浓重,对于理解问题本身并无补益。如果我们抛开感情因素而冷静地加以分析,我们就会看到,既然打破传统信用是市场经济展开和推行的必然结果,那么我们选择了市场经济也就意味着我们选择了放弃传统信用,在选择了市场经济后又来批评市场经济毁掉了传统道德就没有丝毫的道理。熊掌与鱼不可得兼,我们要从小农经济和计划经济进入到市场经济就必须承担传统信用衰败的后果。市场经济带来了繁荣多彩的现代社会,但也带来了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和惮忌。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其实,这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早已经入木三分、淋漓尽致地被刻画了出来。
因此,我们只有在正视市场经济进程中信用危机不可避免的前提下,才能找到解决之道。道德的批评和一时的意气最终只能成为我们逃避现实和推卸责任的借口,而于事无补。我们要做的,不应是发牢骚和谈感慨,而应是借助市场经济和现代社会所提供给我们的分析工具来进行心平气和的思考,寻求应对的良方。
三、市场在克服信用危机中的基础性作用
1.信用危机非市场解决机制的困境
面对传统信用危机,呼声最高的是引入政府干预、颁布相关法律和加强道德教育。许多人呼吁:“信用是市场经济得以运行最起码的基础。”[4]“市场经济不仅是法制经济,也是信用经济”[注:这一口号目前颇为流行。参见刘晓辰:《构建诚信责任对市场规范意义重大》,2002年7月15日《中国证券报》;梁庚水:《信用是财富》,2001年8月2日《茂永晚报》;李雯:《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的信用制度建设》,《理论与探索》2003年第3期;《呼唤信用经济》,2001年12月17日《福建日报》;任保平、钞小静:《经济转型时期市场秩序建设的信用制度供给》,《思想战线》2006年第1期。],并且开出了自己的药方:“大力培育社会信用观念和意识”,“大力倡导诚实守信的职业道德”[13],以期“在不太长的时间内,使我国社会信用观念淡薄和信用制度缺失的现象有一个根本的改观,为建设市场经济和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奠定坚实的社会信用基础”[4];促进“信用管理系列的立法和执法,即使用信用的规范和失信惩罚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政府对信用交易和信用管理行业的监督和管理”[5];“加强法制建设,要维护法律在防范和化解信用风险和危机中的权威性、严肃性,把社会信用建立在法制的基础上”[14]。
这些观点显然认为,由于市场经济导致了信用危机,必须强化道德教育和由政府与法律加以有力的引导和干预。[15]林毅夫教授在接受采访时明确提出了这一观点:“市场自我规范也有缺陷,比如监理公司有可能对施工队进行过分的干预或者收到施工队的好处而不负责的进行监督管理,政府要做的工作就是防止这些情况的出现。”[5]
2.市场对重建现代信用制度的基础性作用
市场中有人会利用权力寻租,但是政府不会寻租么?难道政府的权力不是更大,不是更有寻租的动力?愿望良好的人们显然虚构了一个公正无私的“理想政府”,并且忽略了市场自身的巨大影响。这个“理想政府”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如此强调政府管制的结果很可能是欲速则不达,反而会阻碍市场功能的发挥。实际上,林毅夫教授自己也承认,“市场有自我净化功能,可以通过制度的选择和安排来实现”。他举的例子也很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在家居装修市场,存在着偷工减料、不按标准施工、以次充好等不守信行为。针对这种现象,北京就自发地出现了‘居然家居市场’,进入这个市场的工程队,必须遵守它所制定的规范,报价设计合理、操作规范等,这样就把信用好的施工队和街头‘游击队’区分开,进入这个市场的施工队信誉好,生意好,取得的回报也好,市场的这种安排使守信者得到收益。同时,家装还需要专业信息和专门人才,市场上就出现了专业的监理公司,为业主提供服务,帮助他们考查施工队的操作行为、用料情况等,杜绝了施工队可能的失信行为。”[5]不仅中国的市场机制已经在逐步克服信用危机,西方国家的经验也可供参考。“在美国,每个人都有专门的信用号码和由专业公司做出的信用报告,以供任何公司、银行和业务对象有偿查询。若个人信用差就有可能被打入黑名册,直接影响到经济生活。”[16]依靠市场自发建立的这些消费者信用报告,美国成为了世界上消费信贷相当发达的国家之一,其信用制度已经相当成熟。[17]这些例证都说明了林教授强调的市场的“自我净化”能力。
信用的建立需要也只能以市场为基础。面对着这样一个瞬息万变和无限丰富的现代社会,政府往往会显得力不从心。[18]同理,人们往往把责任归结为政府,也是走错了路:信用制度建立缓慢的原因不是政府的阻挠或者延误,而是制度本身缺乏支撑的基础,建立起来也是空中楼阁。而市场的完善,是一个公共选择,需要量的积累。[19]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建立信用制度已有150多年的历史,目前个人信用消费已占全社会消费总量的10%以上,企业间的信用支付方式已占到社会经营活动的80%以上,纯粹的现金交易方式已越来越少。即使在个人支付活动中,信用付款方式也已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比如在奥地利,信用制度建成已久,奥地利国民对使用信用卡和信贷消费早已习以为常。[20]
要解决信用危机,必须首先认识到市场经济是重塑信用的基本机制,认识到市场本身的基础性作用。那些把信用危机看作市场的阴暗面从而过分强调通过规制和制度建设来解决问题的观点是舍本逐末。这带来的一个直接的后果是,许多人把解救之道放在了政府、法律和道德观念之上,而市场在这个时候成了盲点。市场经济摧毁了传统信用,也必然要依靠市场经济来重塑现代信用。[21]85-88法律只能成为辅助的工具,而道德说教已经根本起不到作用。“要改变信用沦丧的这一现状,简单的呼吁是苍白的,毕竟不讲信用,而轻松获得利益的诱惑胜过任何谆谆教导”[4]。
四、市场机制下的信用特点及其建立条件
1.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现代信用制度特点
既然要从市场经济本身来寻求信用危机的解决之道,我们就必须从把握和依照市场的经济特点以及由此导致的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特点着手。前文的分析已经表明,人们是否珍视信用是一种在特定时空内的趋利避害的行为;而市场经济是一种跨地域的大规模经济,它在最大限度上拓展了现代人的生存空间,并使现代人的利害算计成为了生活的首要问题。由此我们可以引申出的结论是,现代信用的生命力必然不同于小农经济下的传统信用,它必须能够在大的时空格局中成为人们利益的有效保障,否则就没有意义。现代信用的基础不是固定的居民、熟悉的人群、稳定的社区,而是流动的人口、陌生的个体、变动快速的社会。现代信用对于现代个体(包括个人、企业以及某些时候的政府)的最大功用就在于它能够在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最大可能的促成这些不断流动的、陌生的、自利的个体间的有效合作。
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市场作为现代的合作机制,其运行的效果取决于“交易成本”的高低。[注:参见R?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出版社1991年版;张五常:《经济解释》,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而与交易成本密切相关的首先是信息问题。市场经济的跨地域性和交易双方陌生性就使得交易所必需的信息很难获得。现在为人们所乐道的国外“信用商品”、“信用消费”就是为了解决交易信息问题而产生的。[23]与信息问题密切相关的是交易安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交易不但跨越的范围广阔,而且标的也往往非常大,在缺少信息的情况下,信用本身就是一个安全的信号,可以成为规避风险的指示灯。[23]品牌和商誉正是作为一种现代信用,来标识和保证交易安全。
至少就传递信息和节省交易成本而言,一个有信用的现代个体更有利于促成交易,促进投资和资金流通。因此,实际上现代信用本身就成了非常有价值的无形资本。之所以出现假冒伪劣的行为,恰恰是假冒者要搭现代信用的无形资本这个便车而引发的。近年很多大企业纷纷推出“信息论坛”等类似的大型研讨会,许多学者纷纷对信用问题发表看法,“信用危机”是一个直接原因,但是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了信用在市场经济中的巨大价值。显然,正是在这里,现代信用开始找到了自己的合适位置。我们也进一步发现了现代信用与传统信用的一个不同:传统信用,用先生的话来说,是一种“不假思索”的近乎天性的习惯,而现代信用是基于人们理性算计的功利选择。一句话,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现代信用就是一件商品,虽然是比较特殊的商品。但是,市场经济中哪一件商品不是特殊的呢?
因此,影响现代信用的首先不是所谓“信用制度”的建立以及法律的规制,而是参与交易的个体对信用价格的判断;信用制度能够起作用的前提也并不是因为这个制度本身如何的先进,而是因为这个制度能够把每一个不同个体的信用价格充分和真实的标识出来。换句话说,现代信用的确立首先是人们认识到“信用有价”,它的建立则必须依赖对市场中每个个体的信用“实际定价”。这也就是张五常教授反复提及的弗里德曼的名言:“人的灵魂是可以出售的。……人各有价!”[24]
2.建立现代信用制度及信用定价的困难
既然信用定价可以解决信用危机,为什么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信用危机仍然无法得到有效的缓解呢?其困难在于,从意识到“信用有价”到能够较为便利地对每个个体信用进行定价,这中间的距离仍然是非常大的。由此,我们可以很容易发现目前炒作得很热的所谓“个人信用制度”、“社会信用制度”、“信用记录与公布制度”以及相应的“信用消费”和现在大力推行的“学生信用贷款”等等,虽然都是很有针对性地提出的、解决当前信用危机的解决办法,都表明了人们的热切愿望,但是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对每个具体的个体信用进行实际定价的问题。人们期待的那些信用制度短期内都不能帮助定价,反而要以个体信用定价作为运转的基础。
一个耐人寻味的例子是,在以信用为基础的分期付款购车、购房这类商业交易中,商家(银行、保险公司以及经销商)并不认可所谓信用记录和那些信用中介,甚至不完全相信自己以往的信息记录,而都要从头“层层盘查,真可谓‘宁可少贷一千,不能错贷一人’。购房贷款要清查一遍,汽车信贷要清查一遍,反正只要是与信用沾边的事,都要从头再来。”[26]对风险的恐惧是贷款方或担保方设立层层关卡的重要原因。银行、保险公司、经销商都没有错,试想谁愿意将钱借给不知根知底的人?但问题是,这样周而复始的信用“盘查”何时是个尽头?对于一手托三方(厂家、经销商、消费者)的信用消费,是得到社会各界的一致认可的:对小到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到国家拉动内需来说,信用消费都是一把难得的“金钥匙”。然而,这把在国外屡试不爽的“金钥匙”缘何带到国内就锈迹斑斑呢?难道中国人都是不讲信用的?波斯纳的目光很敏锐,他看到了“信用消费,是得到社会各界的一致认可的”,人们认识到了信用的价值,但是在具体定价过程中,“这把在国外屡试不爽的‘金钥匙’……带到国内就锈迹斑斑”。“主要问题之一就出在政府有关部门上(对个人资料发掘权应该由政府享有)。在老百姓遭遇到信用消费的诸多麻烦手续后,尽快建立信用制度成了长期以来老百姓的一致呼声,然而遗憾的是‘建立信用制度’一直‘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耐不住性子的一些金融机构纷纷推出信用评价体系,各自为政,信息不能共享,致使一些消费者往往在某金融单位信用良好,而在另一金融机构信用为零。购房贷款与汽车信贷也同样遭遇着‘信用割据’的尴尬:购房时信用与购车时的信用依旧‘老死不相往来’。信用的一统已迫在眉睫。”[25]
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在如今颇为普遍但也颇为怪异的现象:人们一方面承认信用有价,另一方面,在实际定价中又不得不否定信用的价值。于是周而复始的信用“盘查”这种怪现象的出现就是必然的,因为“个人信用”这种商品刚刚投入市场,市场还要反复的加以估量。这时无论是民间组织、中介机构还是地方或中央政府都无法通过建立几套制度或颁布几部法律来解决这个问题。信用定价最终只能靠市场本身来实现,这同其他商品的定价并无差别。许多经济学家的研究表明,在这个必定信息不完全、存在交易成本的世界里,市场是定价的最佳系统。
“信用定价”困难除了这个一般性的原因外,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即信用不但是一种商品,还是一种特殊的商品。每个人自己对自己信用的估价很可能同市场对之的定价不等。西方国家常常会出现的信用卡透支欺诈的情况很能说明这一问题。次级贷危机是新近的例证。即使现代信用制度建立起来了,可以很便利地为每个个体定价,由于个体自己认为自己“不值那么多钱”,那么也还会出现信用欺诈的情况。问题的实质在于信用存在双重估价:一是别人对一个人信用的估价;一是这个人自己对自己信用的估价。当代信用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信用商品的外在估价和内在估价不同这一特点。
中国社会当代的“信用危机”不应笼统地归结为“中国人都是不讲信用”甚至大而化之地指向民族素质,而是因为具体的信用定价机制没能及时建立,人们在一时没有办法给每个个体信用进行简便定价的情况下,只能把信用的价格压低,甚至确定为“零”。3.克服现代信用危机和完善信用定价制度的长期性
由于信用定价的上述特点和实践困境,现代信用危机的克服和信用制度的建立势必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急功近利的政府干预只能导致欲速则不达,因为信用定价既不是政府所能解决的问题,同时,让人们认识到“信用有价”、“人各有价”也并不全是政府的“道德教育”、“法制教育”、“精神文明建设”的功劳。我们必须一直坚持的思路是从市场经济本身和现代社会以及现代人的特点来理解这个问题。[26]而按照这一思路,最终决定人们行动的只能是每个人权衡利弊后的理性选择。新晨
当然,这并非是说政府和法律不该或者不能起作用。美国次级贷危机的发生的确在提醒我们注意政府监管和法律规制。我们不能把政府和法律的作用作为基础性作用,市场才是基础。[27]那么,政府和法律的作用是什么呢?其最重要的作用是抬高一个社会中信用的平均价格。而提高信用平均价格的方法可以有两种:一个是惩罚背信行为,一个是奖励守信行为,即分别提高背信的成本和守信的收益。一个人不守信付出多少代价,也就意味着这个被背弃的信用价值多少,同样,一个人守信的收益也可以度量信用的价格。因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以即使是对某一个特殊个体的惩罚或奖励也都意味着在对每个社会成员的信用价格进行调节。每个人在此基础上可以通过自己的行为提升和降低自己信用的价格。
信用制度的建立与市场经济的成熟一样,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实现的,“需要时间的鬼斧神工”[28]。时间可以把许多起初看似不利的因素化为促成转变的最初条件。“信息割据”固然可忧,但是这恰恰是最终建立统一制度的基础,至少可以培养某些非正式制度的生成。人们也需要在时间的磨砺中不断觉醒,不断认识并且最终确定信用的价值。正如苏力所说,“时间是超出任何个人或一些人的能力的,是‘上帝’的事业。事实上,时间本身并不可能有什么神力,而只是一种简便化的标记,它标记的是各种资源的积累、传统的承接或转换、合法性的确立。我们的责任只是,在中国经济改革的大背景下,注重研究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这就是在创造、积累资源。”[21]22[感谢匿名评审人和伏军博士提出的修改意见,也感谢北大经济学院曹和平老师的提醒与点评。感谢曹志勋同学出色的研究帮助。一如成例,文责自负。]
[参考文献]
[1]鲁迅.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130.
[2]陈明.信用危机的发生及其对策探析[J].经济师,2006(1):84-85.
[3]周芬棉.应当尽快建立上市公司信用制度[N].检察日报,2001-08-20(1).
[4]王锋.信用制度建设不容忽视[N/OL].法制日报,2001-07-09.
[5]胡梅娟.专访林毅夫:改善制度安排倡导信用文化[EB/OL].人民网,2001-08-11./GB/jinji/36/20010811/532993.html.
[6]刘晓辰.西部信用“缺失”吓退资本[N].经济日报,2001-10-09(7).
[7]郭建新.信用制度建设的道德思考[J].经济经纬,2003(1):88-90.
[8]夏学銮.信用制度是现代人成功的阶梯[M]∥北京大学“信用中国”论坛文集,北京大学,2002.
[9]宋希仁.论信用和诚信[J].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5):130-133,144.[10].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1]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13.
[13]大力倡导公民基本道德规范[N].人民日报,2001-10-30(1).
[14]崔砺,金秦杰.代表委员:用法制保证社会信用制度的建立[EB/OL].新华网,2001-03-09.http:∥/lianghui/20010309/419914D.htm.
[15]童中贤.政府信用状况与建设思路[J].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03(1):25-28.
[16]美国的个人信用制度[EB/OL].新华网,2005-02-02:/banyt/2005-02/02/content_2539204.htm.
[17]邵祖华.美国的个人信用制度及其启示[J].中国信用卡,2001(1):38-43.
[18]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M].渠东,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17.
[19]郑戈.法治的可能性及其限度:一个“公共选择理论”的分析模型[EB/OL].北大法律信息网,2008-01-10./article/user/article_display.asp?ArticleID=28131.
[20]黎越.奥地利信用消费诚信为先[N].经济日报,2001-08-27(8).
[21]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
[22]理查德?波斯纳.法律理论的前沿[M].武欣,凌斌,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23]埃里克?波斯纳.法律与社会秩序[M].沈明,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24]张五常.学术上的老人与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151.
[25]清建.信用的代价[EB/OL].精品网,2001-10-23./703/a/703a065.htm.
[26]陈善昂.建立社会信用体系的经济学分析[J].福建金融,2003(3):7-10.
[27]周汉华.信用与法律[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2(3):18-24.
[28]苏力.阅读秩序[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12.
[责任编辑蒋万胜]AttributiveCausesforCurrentCreditabilityCrisisinChineseSocietyandItsSolutionthroughMarket
LINGBin
(LawSchool,BeijingUniversity,Beijing100871)
Abstract:Acreditabilitycrisisoccursbecausemarketeconomyhasreplacedthetraditionalcreditabilitywhichdependedontheplannedandsmallscalefarmingeconomyforsustenance,butamoderncreditabilityishardtobeestablishedinashorttimetoadapttomarketeconomy.Theessenceofcreditabilitycrisisliesinthefactthatcreditabilityasaspecialpieceofmerchandiseunderthecircumstancesofmarketeconomyishardtobepreciselypricedbecauseofimmaturemarketmechanism,whichleadstoaconfusionincreditabilitymarket,hencethecreditabilitycrisis.Thiscreditabilitycanberemovedbylaworgovernmentalinterference,butcanonlydependupondevelopmentofmarketeconomyandthecourseofsteadyaccumulation.
KeyWords:moderncreditability;creditabilitycrisis;systemofcreditability;marketmechanism
摘要:市场经济取代了传统信用赖以建立和存续的小农经济和计划经济,但是难以在短时间内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的现代信用,由此带来了信用危机。信用危机的实质在于,信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成为了一种特殊商品,但是这种信用商品由于市场机制尚不健全而难以得到准确的市场定价,导致了信用市场的混乱并最终引发了信用危机。这一危机很难依靠法律制度或者政府干预加以化解,而是只能依靠市场经济的发展,在逐步积累过程中得到清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