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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农经济产生的原因范文1
的分析。而厘清这些问题对于正确选择农民经济合作的内容、坚定落实“统分结合”的农村经营体制、通过政府主导推动我国目前的农民经济合作都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在农业生产环节家庭生产组织形式的相对合理性
从历史学的认知方式来看,19世纪中期以来,东西方国家的农民经济合作都鲜有在种植生产环节进行的,家庭经营形式在现代农业阶段种植生产过程中长期延存的事实本身就已经证明家庭生产组织形式具有相对的合理性。的确,任何理论都需要放在历史运动的实践过程中去验证,但是,若要更深入地把握其内在本质联系,那就必须从多维度进行逻辑分析。和工业以及农业养殖业相比,农业种植生产一般具有自身一系列特征,因此使农业种植生产不宜采取大规模集体同质劳动,相反,家庭生产组织形式更具有相对的合理性。
首先,农作物生产发育的季节性、周期性、时序性,决定了农业生产过程中同一时期内作业具有单一性特征,因此使整个生产过程都可由同一劳动者连续完成。正如亚当·斯密所注意到的:“纺纱工和织布工,几乎都是个别的两个人,但锄耕、耙掘、播种和收割,却常由一个人兼作……”[1](P362)而且,我们还注意到:不仅是手工工具时代,即便是到现代化大机器时代,农业生产工具也多由个人操作;即便是大型农业机械也不过二人共同协作,所以,在现代农业阶段,不论是较大种植规模的欧美家庭农场,还是较小种植规模的亚洲兼业农户,种植生产过程大都仍是一至二个人完成。在法国,自20世纪60年代起,“所有的农场都越来越朝着以两个农业劳动者为中心的家庭化方向转变:丈夫和妻子,或者父亲和儿子”[2](P284)。
其次,农业生产过程中投入的要素具有可分性,从而使家庭或个体分散劳动得以进行。农业生产的投入可概括为三大类:土地、劳动、资金。资金投入又可再分解为两个亚类:第一类为机械动力性质的资金投入品,像各类农用机械,其功能在于改善农地作业的物理过程,它的实质作用在于替代人力劳动;第二类投入属于农业生化性质的资金投入品,如化肥、农药、良种和农用薄膜等,它的功能在于改变农地生产过程的生化性质,其实质作用在于替代土地。而土地、劳动和农业生化类资本投入都具有可分性特征,都便于生产过程中的分散劳动,唯有机械类资本投入具有一定的不可分性,但作为生产要素和工具,可以通过合作购买、分散使用,也可以通过家庭经营形式的型塑,去适应家庭规模经营。比如目前在耕地面积狭小的国家,大多发展起小型机械,或者推出租赁式机械服务项目等。因此,可以说,机械类资本投入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做是可碎分的。正是由于农业生产要素的这种可分性特征,从劳动的客观对象上和物质条件上决定了它和个体家庭分散劳动经营形式的统一。
再次,农业种植生产具有劳动场域广阔性、劳动活动非定位性等特征,极不适宜把劳动者强制集中在一起进行固定性的劳动,而适宜进行个体的、自由的分散性活动。家庭生产组织形式解决了农业种植活动中监督难的问题。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在经济活动中普遍存在一个交易费用问题;任何一种经济组织都存在一个管理、监督问题,而且,“共同体的扩大,还将增加协调生产决策和分配共同体产品的费用”[3](P38、P93)。解读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理论,可以使我们避免对大规模劳动组织的盲目崇拜。以此为视角观察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就可以发现:家庭组织形式适应了农业种植生产的分散劳动,能够解决劳动过程监督难、管理成本高的问题。
在农业种植生产过程中,尤其是在传统农业、手工劳动形态下,劳动监督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在农业种植生产中劳动的质量对产业影响巨大,这就要求劳动者具有高度的责任心和自律性,具有极大的劳动热情进行劳动的有效投人,而农业生产恰恰只有在家庭农业生产形式下劳动者才蕴含着极高的劳动欲望,才能够实现无监督的激励。这是因为:
第一,家庭生产组织形式使劳动者能够占有一定的生产手段以及由自己来管理劳动过程,从而得以独立、自主地进行生产。生产手段以及生产资料是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总和,是人们从事物质资料生产所必须的物质条件。在农业生产中,劳动者占有生产资料以 及由自己来管理劳动过程,就意味着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的统一,意味着劳动者的独立、自由、自主。劳动者对生产手段的占有和使用,使劳动者拥有了收益的可能和条件,尤其是农业生产资料中的土地具有重复使用价值,如果被劳动者占有使用,就会使劳动者积极地去提高土地的质量和使用价值,并进行土地的附加投入,同时,由劳动者自己来管理劳动过程,就意
味着劳动者拥有决策权、灵活处置权、自由行动权,从而使劳动者能够主动、负责、自律性很高地进行适宜性劳动。
第二,家庭生产组织形式具有明晰的成果对应关系以及劳动产品的个人处分权,一定条件下,能够较好地体现多劳多得的原则。在很大程度上,劳动的热情来自于对成果的预期以及对应的报酬获利。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劳动形式能够使劳动者明确地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并从中得到奖惩,因此,为追求劳动收益的最大化,古今中外的农业家庭经营者都焕发出极大的劳动热情。
第三,个体小家庭内部利益的高度一致性和利己性,消除了机会主义产生的根源。农业家庭生产形式以个体家庭为劳动成果归属单位,应合了家庭私有制产生以来,个体小家庭占有财富的社会心理要求。在一夫一妻制小家庭中,夫妇二人为养育未成年子女和追求利益的目标是高度一致的,因此,父子之间、夫妻之间,劳动监督成本几乎为零。在当今世界上已进入现代农业的各个国家,都呈现出一个共同的现象,那就
是伴随着现代农业生产手段的应用,反而使务农的家庭规模变得更小。比如目前在我国农村普遍存在着独生儿子在结婚成家后和尚未丧失劳动能力的父母分家单过的情况,绝大多数的微型家庭即三口之家、两口之家,只有一对夫妻构成。导致此种状况的原因无外乎两个方面:~是现代化生产手段的应用,大大降低了劳动量和劳动强度,使尚未丧失劳动能力的父母在儿子结婚成家后能够独立地进行生产;二是一对对夫妻之间必然呈现内部利益的高度一致性,可以最大限度地消除“搭便车”行为。
二、家庭生产组织形式具有很强的弹性和张力
长期以来,学界对生产规模较小的农户,不论生产手段和生产目的、内容,均习惯称之为“小农经济”。其实,“小农经济”、“小农”、“家庭生产组织形式”,各自有着不同的内涵。“小农经济”概念来自于马克思、恩格斯的阐述,并由此成为一个具有特定内涵的经济范畴。在马克思那里,“小农经济”就是“小土地所有制;—自耕小农,后来恩格斯把租佃者也包括在“小农”之中。“小农经济”的主要特征是:规模狭小,孤立分散、生产手段简单落后、自足自给等。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只赋予小农经济以自然经济的属性。正是基于这些特征和属性界定,人们在论及小农经济时,往往带着轻蔑的贬低口吻。而“小农”应该是指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小规模生产,虽然规模小,但它未必是自然经济,可以是半自然半商品复合性质的经济,还可以是完全商品性质的经济,这就有了学界的“自然小农”、“商品小农”之说。近代以来,中西方都大量存在着商品小农,在拥有现代生产手段要素背景下,由于自然条件方面的原因,在亚洲各国仍然盛行着小规模的家庭农业。而“家庭生产组织形式”的概念属于形式和工具的范畴,它可以是小规模的“小农”,也可是较大规模的“大农”,还可能是适度规模的“家庭农场”。所以,肯定家庭生产组织形式的相对合理性绝不等于肯定“小农经济”的相对合理性,即便马克思恩格斯原本就以历史主义观点肯定过具有自然经济属性的“小农经济”的历史作用。
通过我们对历史发展和长期实践的观察思考,可以得到这样一个较为准确的认识判断:家庭经营形式作为一种经济组织形式,作为农业生产活动内容的承载工具,可以是为满足自己需要而进行生产的自然经济,也可能是商品小农;家庭经济在传统农业阶段是小规模的自然经济或商品经济,但在现代农业阶段,它也可以是适度规模的家庭农场,但绝不能界定它只能是小规模的。由于农业家庭生产组织形式具有适宜于农业初级产品生产过程特征的合理性,因此作为一种生产组织形式,它可以存在于不同历史时期容纳不同的生产手段,为着不同的生产目的,并可以和不同的所有制实现有机统一。
第一,家庭作为一种生产组织形式、农业生产活动内容的承载工具,可以是为满足自己需要而进行生产的自然经济,也可以是半自然半商品复合性质的经济,还可以是完全商品性质的经济。这种双重性质的小农经济也存在于 中国封建社会乃至近现代各个时期。近代以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交换的扩大和专业化程度的加深,各种商品农户普遍发展。权且不论西欧,就中国近代以来农村各地都相继出现农产品专业化生产的趋势,形成区域性的、专业生产农户。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我国新时期商品市场经济时代背景下,农村已广泛全面发展起了农户商品经济。
第二,家庭作为一种生产组织形式,可以容纳不同的生产力,更不排斥先进的生产手段。从中世纪的铁器工具到近代的半机械化工具,再到现代机械化工具、良种、化肥、农药等一切现代科技手段的应用,农户组织形式表现出巨大的张力,吸纳着一切先进的生产要素,丰富着自身的内涵,使其由传统小农向现代农业经营者及家庭农场转化。
第三,家庭生产组织形式可以和不同的所有制实现有机衔接,不拘泥于生产资料私有制。“农户作为一种组织方式,其作用在于通过一定的激励机制实现生产要素的有效组合,它本身并没有‘公’或‘私’的社会属性,可以以不同的所有制为基础,其属性取决于其借以发展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及其所依附的经济体制的社会属性。”E43(P46)
小农经济产生的原因范文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实质上变形为“以GDP为中心”，单纯的GDP指标存在着无法体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因此，经济增长方式的偏差将会对建设利益共享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带来不利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首先，我国GDP高速增长的背后出现的经济发展过度不平衡的问题将影响实现利益共享。倾斜政策将城市与农村、东中西部置于发展机会不均等的地位，导致我国地区发展差距的过度扩大和城乡发展差距的全面拉大。
其次，我国GDP的高速增长是以高能耗和严重的环境破坏为代价的。高能耗和环境破坏加剧一方面表明，在涉及环境和社会福利时，虽然有了高GDP，但是没有相应的高GNH(国民幸福总值)；另一方面也表明，当前的经济增长是以透支甚至牺牲未来人的利益来满足当代人的要求。
二、制度不健全是实现利益贡献的绊脚石
制度的不健全，尤其是由于垄断和腐败等而形成的利益分配不公，会严重阻滞我们实现利益共享的进程。
首先，制度不健全将会产生因垄断而形成的利益分配不公。“福利腐败”及垄断企业高收入使得该类企业的员工与社会上其它行业同类劳动者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这极易引起普通民众的心理失衡。
其次，制度不健全会产生由于腐败而形成的利益分配不公。制度不健全造成的各种“寻租”机会是现阶段中国社会利益差距不断扩大的主要原因之一。、权钱交易、贪污受贿等造成的利益分配不公和利益差距过大，会带来极其恶劣的影响。
三、利益分配差距过大使得实现利益共享的任务更加艰巨
利益分配差距的持续增加，会出现贫穷的代际继承问题，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相伴而生的一个更应引起重视的问题是社会阶层的固化。社会阶层的固化将严重挫伤社会别是中下阶层的成员通过奋斗改变命运的信心，也会使他们对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失去信心。
四、几个较为突出的民生问题给实现利益共享蒙上阴影
住房、教育、医疗、就业和社会保障是关乎每一个人的民生问题。而从当前情况来看，这几个问题都比较突出。
首先，住房、教育和医疗价格不断上涨。从微观层面看，“三贵”是国内居民提高物质与文化生活水平遭遇的巨大压力；从宏观层面看，“三贵”因对其他消费品的“挤出效应”、强化了居民的“流动偏好”效应等，已经成为导致国内需求缺乏动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次，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缺陷威胁社会稳定。社会保障面窄、国家和企业负担重、征缴困难、立法滞后，缺乏统一管理，基金管理不善等等。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人口老龄化的到来，上述问题将更加突出。
再次，失业问题是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切肤之痛。由于城市就业机会日渐狭小，使农村想进入城市寻找就业机会的过剩劳动力，也失去了转移就业的机会，这会进一步威胁到解决“三农”问题。
五、“三农问题”是实现利益共享必须克服的“顽症”
小农经济产生的原因范文3
【关键词】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法治建设；消极影响
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社会基础和主要特点
（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社会基础
1.小农经济
在古代中国,小农经济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小农经济的主要含义就是一种高度依赖自然时令以自给自足为生产目的的一种生产方式,在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制约下,人们世代往往生活在一个地方,很少迁徙,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很容易形成中国的家族制度。小农经济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古代社会长期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因此，中国国内从未形成统一的市场，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各地商业习惯不一，未形成统一的商法规则，反映市场经济运行一般规律的法律文化从未产生。显然，在这样的经济制度下，中国古代不可能形成相对成熟的私有财产关系与个人权利观念，更无法形成发达而且独立的私法体系。
2.宗法社会
原始社会时期,氏族公社作为人类最初的社会组织形式,所维持的是一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群体生活。后来,当文明开始产生的时候,由于种种特殊的原因,中国并没有出现世界文明的多数地区以血缘氏族组织的瓦解为文明产生的代价的情况。不仅如此,原有的血缘关系非但没有被抛弃或削弱,反而得到保留和强化。虽然西周的宗法分封制在随后的历史变迁中衰落了,但是以血缘家族为基础的宗法家族社会并没有随之消失。中国传统的宗法家族社会性质,说明了中国传统社会作为一个共同体,是建立在亲密的血缘关系基础之上的。宗法制度的本质是家族制度的政治化，导致了“家国同构”的格局。家国同构是指家庭、家族和国家在组织结构方面的共同性。中国的国家结构一直有着很深的家族结构的印记。
3.专制王权
中国自进入阶级社会直至清朝末期，在政体上都是不同程度的君主专制。君主拥有的世袭的皇权，“口含天宪”。汉代大儒董仲舒有云:“古之造文者三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田、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三通之,非王者孰能当之。”因为在儒家传统伦理文化中,对通天地人于一身的“王”而言,对其进行制约非但不合理,而且有悖于道德伦常。所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对君力的任何限制、毁损,都是对上天的大不敬。
4.伦理道德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以儒家伦理为内核，产生并服务于自然经济和宗法社会，是传统伦理统领下的法律文化。伦理道德不仅始终贯穿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进程之中,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相伴相随,而且在传统法律文化中居于支配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在价值取向上,儒家伦理道德精神取得了对法律的支配地位,成为法律的最后根据；而在内容上,伦理道德也与法律浑然一体,伦理道德即是法律,法律即是伦理道德。在这里,法律充其量也只不过是可以被用来全面执行道德准则的工具而已。
（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主要特点
1.在法律观念文化上，强调“礼法合一”，“德主刑辅”，而“礼”作为一种差别性的规则体系，被奉为治国之道。其中，古代中国过分地强调刑法与刑罚的作用，而忽视了法的预防功能。而且将法让位于伦理道德，使法律道德化和道德法律化，以至于道德成为社会的主要调整性手段，法律只是对道德起辅的作用。
2.在法律制度文化上，强调国家权力本位，皇权至上，权大于法，法律受权力的支配与制约。其表现为：首先，在立法上法自君出，君主为最高法权渊源；其次，在司法上行政长官兼有司法职权，司法与行政合一；最后，在法律结构体系上，表现为公法与私法不分，诉讼法与实体法不分，形成了以刑法为核心的单一的、封闭的法律体系。
3.在法律心理文化上，息事宁人，平争止讼的法律心理普遍。一方面，“天人合一”的哲学基础造就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追求秩序和谐，从而带来无讼的法律心理。另一方面，以家庭为本位的中国传统社会，注重人的社会义务，而忽视个人的权利；重视集体、大局的利益，使得个体成员的诉讼必然会受到社会、家族和家庭观念的抑制。
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现代法治的消极影响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曾有过辉煌的历史，内容丰富，其中包含着很多优秀的成分。但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由于自然经济的高度发达、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和宗法制的社会组织结构,与以商业文明为基础的西方“私法文化”不同的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总体上呈现出极端国家主义的公法文化和私法规范极端落后的特征，本土资源中反法治的成分是主要的。主要表现在，一方面中国古代历代统治者都奉行“重农抑商”的政策，中国国内从未形成统一的市场，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各地商业习惯不一，未形成统一的商法规则，反映市场经济运行一般规律的法律文化从未产生。另一方面，在封建极权统治下，人们恪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严格的等级观念，法律仅仅是统治者手中驭民的工具而已，难以形成现代法治所要求的民主、平等、自由、人权、私权神圣、权力制衡等观念。
（一）等级特权观念与“官本位”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占主导地位的是儒家文化。“重礼轻法”是儒家法文化的核心，而“礼”是重尊卑贵贱的。儒家认为社会的安定来自于秩序，社会需要划分等级以形成秩序。而这种秩序要以“礼”为规范，以刑为强制手段来达成。等级制度在法律领域的反映是法律规范的宗法等级化、平民百姓与贵族官僚之间的不平等、官僚贵族拥有法律特权。“尊卑上下”的等级特权观念是一种是腐朽落后的伦理观念。这种不平等的等级法是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现代法治精神截然对立的。等级特权观念经过长期的积淀已形成为一种顽固的传统力量,至今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将会长期影响到我国法治现代化的进程。“官本位”是与等级思想相伴而生的。当前，中国人的意识里“官本位”思想还是根深蒂固的，法律只是权力统治的工具。在这样的社会里，“权大于法”是一种我们不愿看到但又不得不面对的客观现实。
（二）“重德轻刑”的思想
儒家自孔孟始，就推崇“仁政”，“礼”被视为治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统治方法，它的地位和作用远在法律之上，甚至常常以“礼治”代替“法治”。在立法模式上，封建社会长期以来实行的是“民刑合一”模式，在礼德和法刑的关系上，礼德为本，法刑为末;礼德为长久之术，而法刑为一时之用，礼、法、德、刑的价值关系即是“德主刑辅”。但重德必重教化。在孺家看来，教化可以“防患于未然”，可以起到严刑峻罚所不能起的作用。但德主刑辅的说教却往往产生轻视法律的副作用。依靠人的善良自觉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是立法者内心深处难以割舍的美好情结，但这是道德型人格，与法律型人格的目标相去甚远。
（三）“重义轻利”和“义务本位”观
孔子曾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柯更反对“革革为利”。其目的都在于防止剥削者内部互相争夺，特别是防止劳动人民为捍卫自己的劳动所得或夺回自己的劳动果实而反抗剥削者。“重义”，就会因受义影响而淡化法的作用，进而形成一种“义务本位”；“轻利”，就会使人们漠视甚至放弃自己的权利”。这种义务本位，强调个人对家庭、社会和国家的义务，在法律条文上多禁止性规范，而少权利性规范，忽略人的独立人格、自由、尊严和利益。义务本位无法激起个体守法和护法的主动意愿。其后果，就是压抑了人们的权利观念，有碍法律思想的发展。实行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就是要唤起人们的主体意识、公民意识和权利意识，就是要使权利本位在人们的法律观念中占据中心位置。
（四）人性哲学中的“人性善”主张
依中国儒家文化,实现和支配这个世界的基本力量是道德,凭借道德的自律可以达到个体和群体的和谐。儒家人生哲学从人性善的角度,认为“仁义礼智”是人有别于禽兽的天生秉性,只要本心“善”,扩充便可以“人人皆可为尧舜”。因此,通过个体内在的道德修养,就可以达到“仁”的境界。这是一种道德理想主义,即强调人的内心修养,依靠人的善良自觉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而西方的现代法治所建立的基础是西方历史上影响甚深的“性恶论”。是基于对道德在现实生活中常常感觉到无能这一事实的确认,是基于对人性的有限性、不确定性、人性的阴暗面的深刻认识之上的,因此,社会全体成员都应当受法律的约束,这是现代法治的一条基本原则。从这一维度来看,传统文化难以提供一个以法治为主的土壤。
（五）息事宁人、厌诉传统
“无讼”是儒家的理想境界。儒家认为，法律制度不是中国文明的最高成就之一，而是令人遗憾的必需物。因为法律由强权支撑，代表着暴力，因此在儒家眼中是不洁的。而和谐作为儒家所追求的一种理想社会秩序，“好讼”无疑是对这种社会秩序的破坏。倘若民风淳厚，人人揖让有序，法律自可以束之高阁。反过来看，争讼成风必然是人心不古的征兆。所以，诉诸司法制度的行为是受到人们普遍鄙视的。在儒家学说和理论的倡导下，厌诉成为中华社会的主流文化价值。厌讼造成后果首先是个体缺乏直面权利的勇气而至人格的对内畏缩和坍塌，崇尚道义贬斥利益的谦让、息事宁人、明哲保身生活方式已然成为传统社会生活的常态，个体在秩序社会中争取权利和利益的人格受到压抑和克制。其次，由于对于权利的压制和忍让导致中国传统社会保护个体权利和尊严的法律价值的停滞不前。最后法律权威对个体的积极影响也由于长期缺乏社会大众的广泛生活实践体验而长期软弱无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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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农经济产生的原因范文4
摘要1930年5月，在寻乌做了次大规模调查。其中该调查分析了寻乌的阶级构成，在这基础上又提出了土地斗争问题，土地斗争对象的选择问题是建立在阶级构成基础之上的，而阶级构成又受中国传统土地制度的影响，下文将具体剖析这种影响。
关键词土地所有制阶级构成土地斗争
一、中国传统社会的土地所有制①
（一）地主土地所有制
这是中国传统社会中最主要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地主土地所有制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其经济性质和发展变化对我国的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地主土地所有制具有两个特点：
1．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之上。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自然经济始终占主导位置。自然经济的分散性、地区性，形成了中央和地方的矛盾，所以仅仅依靠中央政府的官僚制度是不够的，还必须利用地方的乡族势力②作为补充工具，因他们在地方上占有特殊势力，所以他们就是早期大地主的主要人群。2．农民和地主的矛盾始终是主要矛盾。中国传统社会里，阶级压迫、阶级剥削非常严重，农民和地主之间的矛盾，始终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农民对于地主的关系，有经济上的隶属关系，也有人身依附关系。
（二）自耕农土地所有制
这是中国传统社会中大量普遍存在的土地所有制形式，该土地所有制实际上是小土地所有制。具有时代特征：
1．只能是小规模的。由于它是把所有权和经营权结合在一起的经济，因而受占有土地数量的限制，在资金等物质生产条件都较恶劣的环境中，只能寻求精耕细作。2．形式不稳定，流转速度快。影响自耕农经济的主要因素有自耕农经济本身状况、国家赋税轻重等，一些自耕农通过购买土地上升为地主，更多的自耕农则有可能因丢掉土地而破产，所以这样的一种状态是极其不稳定的。
二、寻乌的人口阶级构成
寻乌公共地主部分的土地占百分之七十，余下的百分之三十全为个人地主土地。个人地主土地又可分为大地主、中地主、小地主。具体比例见下表（表1）：
在寻乌农村总人口中占最大比例的是贫农阶级，比例高达70%。同时，该阶级又可具体划分为四个阶层：半自耕农、佃农中之较好的、佃农中之更穷困的、佃农中最穷的。具体比例见下表（表2）：
三、传统土地制度对寻乌阶级构成的影响
在寻乌占据农村总人口70%的贫农几乎没有土地，而占总人口4%不到的地主阶级却占据绝大多数土地，这种构成比例不是1930年代所特有的，而是在整个传统的土地制度的影响下产生的。上文提到的两种土地制度，其中乡族势力是地主土地所有制大中地主阶级的主要来源，通过寻乌调查中对这类人物身平的描写，发现这群人或都带有一定的社会政治地位或都从事一定的生意，具有一定的财力和社会关系，恰符合乡族势力的定义。同时，上文中提到的自耕农经济是一种小农经济，而该部分的小农经济的主要人群都是通过做小生意积累资本购买土地，又恰符合寻乌的小地主的特征。所以上述的两种传统土地所有制恰好就是影响寻乌人口阶级构成的主要因素。
四、阶级构成对寻乌土地斗争对象选择的影响
寻乌贫农阶级占了整个农村人口的70%，贫农阶级的四个阶层中，最好的阶层是半自耕农，但也没有足够的粮食供自己食用，虽有一部分土地，但都从地主那里租来，需缴纳高昂的租金，群众要解决温饱，必然要起来斗争，那他们自然而然地成为斗争的主力军。此外，分析地主阶级中的三类地主：小地主占了80%，而了解小地主的发家史后，得出这样的观点：他们都靠经营小生意积累原始资本，所以带有与生俱来的商业性，他们派遣子弟进入学堂，文化教育在他们中得到了很好的普及，加上他们的政治生活被大中地主所控制的，所以他们的革命要求表现得很迫切，自然而然他们也会成为斗争队伍中的一份子。
反观大中地主，首先他们对于生产完全是坐视不理，完全靠收取租金为目的。其次，大中地主的政治思想要么全盘接受资本主义文化；要么全盘接受封建文化；要么中庸无为。接受资本主义文化的人过着奢靡的生活；接受封建文化的，希望恢复科举、帝制；中间派们则依然顽固守旧。基于以上两个原因，社会想要进步肯定是不能的，所以要想社会进步，必须要打倒大中地主阶级。
五、结论
土地斗争的对象选择不是随意的，大中地主阶级之所以会成为斗争的对象也不是偶尔，通过上面的分析可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传统的土地制度决定了中国的人口构成结构，而人口构成结构又决定最后土地斗争对象的选择，这是个一环扣一环的过程，归根到底还是中国的传统土地制度影响了土地斗争对象的选择，上文就是对这个现象的剖析过程。
参考文献：
[1].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
[2]王玉茹.中国经济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3]杨小英.试论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所有制和特点.万方数据库.2008(8).
注释：
小农经济产生的原因范文5
关键词：组长；村治改革；制度变迁；熟人社会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2004年湖南省裁减了将近10万名“村官”，一年节支大约3亿元。①笔者看到报道为老百姓感到高兴，这将大大减轻农民负担。但是笔者通过对湖南省洞庭湖区的部分乡村的调查，发现了其中的蹊跷。原来所谓的“十万大裁官”竟然有一部分是裁减了村民组长。此外，笔者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组长“撤而不退”，很多地方是撤销后又恢复，恢复后又撤销，如此反复多次，却始终没有能够让组长“消失”。村民组长为何屡撤不“消”呢？
一、撤销组长弊大于利
湖南省部分地方撤销组长，主要目的是消债减赤，平衡村级财政预算，提高工作效率。但是改革实践表明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不仅没有减少财政支出，反而诱致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
1、机会成本比较高
制度安排是否合理最重要的标准是制度收益要大于制度成本和机会成本。调查发现湖南部分乡村在推行撤销组长的改革中，增加了制度运行成本，特别是撤销组长的机会成本比较大。汉寿县乌珠湖村一位退休村干部曾给笔者算了一笔“帐”。从村组干部的工资支出来看，若把村民组长撤销，则至少需要6名村干部（包括1名会计）才能够比较好的管理本村事务。每一位村干部的工资平均为3500元/年，那么6名村干部的工资总支出则为21000元/年。老同志还告诉笔者，在撤销村民组长的情况下，因各农户农田用水时缺乏监督而产生的水资源浪费大约为15000元/年（该地区普遍实行集体灌溉，每亩地每年需交水费20元）。把村干部的总工资和浪费的水资源价值这两项加总，总成本为36000元/年。
如果设立村民组长成本反而还要低。乌珠湖村如果每个组都设立组长，只需要3名村干部管理本村事务就绰绰有余。假设每名组长每年按1000元的报酬计算（1000元还是高估了），村里的人头经费需要23500元（13名村民组长的总工资与3名村干部的总工资之和）。与撤销组长相比，可以节约近12500元。由此可见，撤销组长是“好心办了坏事”，不仅没有减少村里的支出，反而加重了村级财务负担。
2、管理难度增加
管理要讲求管理幅度与管理效率。一个组一般有30户左右，150至200人；管理范围山区一般较大，平湖区一般较小，但是即使是较小的组也有将百亩地。从企业的角度来看，要提高管理效率，100至200人也需要一个“工头”。虽然农村实施家庭承包责任制，但是一个组就是一个大集体。组内公共产品的管理、维护、维修需要一个牵头人，家庭之间或者家庭内部的矛盾需要有权威的人调解，本组与其他组的交往、本组与乡村之间协调等都需要一个专人来处理。但是一旦取消组长，村干部管理幅度过大，必须面临更多的农民直接打交道，管理难以到位；村干部不是本组人，安排和抽调劳动力进行公共产品管理和维护难度比较大；如果村干部不是本组人，难以取得农民的认同和拥戴，反而会引起村民的抵制。乌珠湖村的村秘书感叹到“撤销组长以前，我们村委会就这么几个人，工作起来难度比较大。撤销组长以后，还是这么几个人，根本难以管到位”。
3、利益表达渠道中断
农民利益表达是农民群体争取和维护自身利益的前提。在特定的语境下，它不仅是农民致富与农村发展的重要条件，同时还是农村社会的一种“稳定剂”。对于教育文化程度普遍较低的农民来说，具有一定“代言”功能的村民组长（上传下达，反映农民的心声和需要）长期以来成了农民寄托希望之处。撤销村民组长，也即等于中断了农民的利益表达渠道。此时，农民只有通过上访等非正常化的手段（但却可能是合法的途径）来争取和维护自身利益。长此以往，必将造成社会关系日益紧张，威胁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的稳定。有人认为，撤销村民组长以后，农民仍然可以向村干部们反映意见和问题，其利益表达渠道仍然畅通无阻。而笔者却不以为然，因为：一方面，撤销村民组长之后，村委会干部必须直接面对众多农户，再加上农村工作本身的繁重性和复杂性，村干部根本就不可能有多少精力和时间去处理农民的意见和诉求；另一方面，村委会虽然不是政府，村干部虽然不是官员，但是许多村干部的“官僚化”倾向却比较严重，对村民爱理不理。因此，当村民向村干部反映意见时，很可能如某位村民所说“光靠村干部是不行的，他们才懒得管”。
4、组内凝聚力量下降
乡村社会在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个个或大或小的聚落（也即是我们常说的自然村）。我国的村民小组大多依自然村落而建。在很多乡村地区，一个自然村往往就是一个村民小组。在一个村民小组或自然村落之中，村民们世世代代生活在一起。这就决定了村民小组事实上不仅仅是一个行政建制，而且是一个真正的熟人社会。在这个熟人社会里，血缘和地缘把村民们“捆绑”在一起，他们共享一种村落文化，共同参与人情往来，由此获得一种相互认同感和归依感。同时，村民们世世代代共同生活起居，由此产生了共同的聚落意识和文化观念（我们可称之为村庄的本土资源）。这种聚落意识和文化观念在乡村社会的生活和稳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村民小组合并之后，村民往往难以适应由“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变，村民之间的相互认同感被大幅度削弱，村民之间的交往成本也就随之增加。此外，把各个村民小组合并到一起，由地域、空间上的变动导致了村庄原有的和谐秩序遭到破坏。破坏了本就比较稀缺的村庄本土资源,扰乱了其固有的和谐秩序。②最终将导致村庄内部失去了主心骨，使村民心中产生无依无靠之感。其结果将不利于农村的稳定与发展。
二、组长为何屡撤不“消”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村委会和村民小组制度在中国广大农村社会普遍建立。湖南省许多地方为了减轻村级财政负担，裁撤组长，但都是屡撤不“消”，撤而不绝。原因何在？笔者认为，它有内在的历史逻辑和现实需求。
1、组长制有其历史逻辑
保甲制度产生于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是利用家族制度和伦理观念建立基层行政机构，进行统治的一种社会管理制度。它的本质特征是以“户”即家庭为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以一定的户数组成甲，再由甲组成保。虽然各个朝代、各个时期的保甲制度不尽相同，但其结构与组织形式大体相当。自宋朝以后，历代封建统治阶级都利用保甲制度来维护和强化其对地方基层的控制。但是笔者认为，保甲制也有其内在经济根源和政治需求。首先只要是小农经济保甲制就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分散性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基本特征。在一个个分散的经济体之中，人们世世代代共同生产，共同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因为能够自给自足，他们很少甚至从来不和外界交往，由此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自然村落。正是这些分散的自然村落为保甲制度的实施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能性。在众多地方，保甲制度正是基于这些分散的经济体而建立的。其次保甲制也是甲内村级的政治需求。从政治上看，保甲制度的推行是为了满足统治阶级稳定社会、巩固政权的需要。统治者在基层社会设立保甲，将国家的触角伸到基层，在社会最基层形成一道严密的监视网，有利于“察言观色”，掌握民情，并随时应付社会动乱，从而达到“可为增进地方行政体系整肃之方，故其目的，将使无一家无一人不得其治焉。”③所以，在经济和政治这两方面的因素的作用下，保甲制的产生也就有其必然性了。此外，保甲制度虽然主要是靠行政权力强制设置的，但统治者在设立保甲时也往往要考虑地缘、聚落因素。
2、组长制有着现实需求
村民组长制度作为我国农村基层的一种制度安排，其初衷就是为了满足农民需要和农村社会发展需求的。长期以来，村民组长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者重要角色：落实党和国家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向上级反映农民的意见和需要；增强农民合作能力，发展农村公共事业；为农户提供生产服务及济贫扶困等等。概括地说，村民小组长充担了农民和农村的技术推广员、政策宣传员、邻里关系协调员、对上、对外交往的联络员、村内公共产品的管理员、组内利益的代言人。实践已经充分证明：农民不仅需要村民组长，而且迫切期待着组长在乡村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如若撤销村民组长，将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原来由村民组长提供的村庄服务将由谁来取而代之？村庄里面是否还存在能与村民组长相媲美的服务供给者？若上述条件无法满足，则村民们的现实需求又该如何着落？如何解决制度变迁与基层农民需求的矛盾？
3、制度安排的路径依赖和锁定
制度经济学理论指出，一个具有正反馈机制的体系，一旦在外部偶然性影响下被系统所吸纳，就会产生一种“路径依赖”。在制度环境没有发生足够变动、相关配套措施没有出台之时，该制度安排就会沿着其固有路径发展下去，而很难被新的乃至更优的制度安排所取代。我国村民组长制度有着几千年的历史渊源和将近三十年的实践基础，已经深深地扎根在我国广大的乡土社会之中。而在目前乃至较长的时期内，我国的乡村社会性质仍将不可能发生“质”的飞跃。在客观环境发生根本性变迁之前，村民组长制度将依其“惯性”继续运作下去。任何不合时宜、强加于其上的外力都将对农村社会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所以，在我国乡村社会环境发生质变、乡村治理模式得以转型之前，为了节约区区村民组长的报酬而试图撤销村民组长的行为，必将是徒劳无功的。
4、组长制有着深厚经济基础
如前所述，小农经济是我国封建社会保甲制度产生的经济根源。而目前，较大范围的小农经济仍然构成了我国村组制度的经济基础。虽然我国疆域广阔，但大多为山区和丘陵地带，只有部分适合现代化、规模化农业大生产的平原地区。这样的自然地理条件使得我国广大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小农经济状况将长期持续。即使在某些农耕区已经使用插秧机、收割机等现代农业生产工具，但这种使用大多仅限于小范围、小规模的使用，无法形成规模效应。小农经济的分散性并没有得到较大的改观。而将长期持续的小农经济状况为组长制提供了稳固的现实土壤，并从根本上决定了村民组长制也将长期延续。
三、村治改革：组长的未来走向
村民组长制度深厚的历史渊源及其稳固的现实基础，决定了它在当代中国的乡村社会仍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在中国村治变革的大潮中，村民组长制度的未来走向值得我们深入思索。笔者认为，对于村治改革，我们要有前瞻性、宏观性、与战略性的安排。
1、村治改革的总体方向
金星村治改革，首先必须确立改革的总体方向。笔者认为，当前中国的村治改革应该以“合村庄、裁村干、留组长”为总体方向。税费改革及农业税取消之后，一方面是减轻了农民负担，另一方面也使乡村财政收入大为减少。此时，如何进行制度变革以节约财政支出成为摆在村级组织面前的一个难题。目前，一些地方的做法是，既合村又并组。笔者认为，在税费改革滞后，村干部免去了许多征收税费的任务，工作难度有所下降。因而，在条件允许的地方，可以试行合村，并酌情减少村干部的数量。而村民小组作为一个自然村，作为一个“熟人社会”，其内在的联结纽带比较牢固，则不宜进行合并。
需要解释的是，这里所讲的“合村”并不是为了“弱村”。恰恰相反，它是在对乡村资源进行重新组合及优化配置的基础上，达到“强村”的目的。而且，大多数行政村作为一个“半熟人社会”，对其进行合并较之对村民小组进行合并，所必需的“磨合期”要短得多。当然，在“合村”时也必须慎之又慎，要妥善处理好村级财产、债务等问题。
2、组长废立的时机选择
经济学中的边际分析原理告诉我们，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是衡量经济行为能否实现效用最大化的基本变量。若额外进行某一经济行为的边际收益大于所需耗费的边际成本，则进行该额外的经济行为就是划算的，否则就不划算了。虽然这一理论产生于经济学并主要应用于经济学分析之中，但我们同样可以利用这一原理来分析村民组长的废立问题。如下图所示：X轴表示村民组长制存在的时间，曲线OA表示实行村民组长制所耗费的成本，曲线CD表示实行村民组长制所带来的收益。随着客观环境的变化，实行村民组长制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都在不断的变化。到某一特定时期，两者将相交于B点。从图中可知，在B点之前，由于实行村民组长制的收益大于成本，所以设立村民组长是划算的。而在B点之后，因所获收益小于所耗成本，故再设立村民组长就不划算了。
当然，实行村民组长制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的衡量是相当复杂的，需要我们综合考虑多方面的因素。设立村民组长的收益包括前面所提到的组长提供的各项服务，如上传下达、生产指导和组织村民集体行动等等。其成本则包括组长的工资报酬及相关的管理成本。在对村民组长制进行成本收益分析时，这些因素都必须列入考虑范围之内。
由上可知，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客观环境的变迁，组长制也必然要相应的发生变革，甚至在某个时候被废弃。但村民组长的废立并不是一件简单的“拍脑袋”之事，需要我们审慎为之。
3、村治改革的具体措施
在笔者看来，当前我国村组制度主要存在着两个问题:一是许多村民尤其是年轻人不愿当组长，使村民组长制度陷入“朝中无人”的困境；二是村民组长队伍整体素质（主要指文化水平）仍然较低。解决这些问题，健全村民组长制度，可以采取以下三大措施。
（1）重新审视组长人选
有人认为，只有让那些年富力强、有知识、由文化的年轻农民担任组长，才能顺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潮流，才能更快地带领农民脱贫致富。而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初衷可佳。农村也确实需要有知识、有才干的年轻农民来当“领头羊”。但是，放眼当今农村，中青年农民的大量外流已经使农村极大地损失了草根阶层的潜在的领导力量。于此情形，又会有多少有知识、有才干的年轻农民愿意留在农村，愿意为那区区“五斗米”而折腰呢？所以，从目前来看，此种观点只能是“异想天开”。
如此看来，在村民组长年轻化之路“荆棘满丛”的情况下，我们只得另觅他途了。笔者认为，在村民小组这一熟人社会中，当众多年轻人不愿当组长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适当地考虑让那些富有公益心、有威望而又身体健康的年长者来担任组长。其依据在于：从历史上来看，在中国古代社会，那些年长、有学识而又有威望的族长、士绅在本族乃至本村之中有着重要的影响力。他们能够有效的聚集本族、本村的民众，妥善处理族里和村里的公共事务；从现实来看，历史发展到今天，虽然宗族势力在很多地方都有所削弱，但自然村落的整体架构仍然保持比较完整，乡邻、家族观念等“小传统”的影响依然根深蒂固。依此观之，村民组长的“传统化”之路并非不可取。当然，传统并不意味着保守，也绝非意味着“复古”。我们的目标在于适当借鉴传统，赋予组长以道德权威，让组长在乡村建设与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2）构建适当的激励机制
许多村民不愿意当组长，固然有农村工作不好做，难度较大这一方面的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村民组长工作所产生的正外部性太大，也就是说村民组长自身收益大大小于它的工作所带来的社会收益。所以，破解村民组长“朝中无人”难题的关键在于建立一套有效的激励机制。而这套激励机制发挥作用的前提在于让村民组长获得比较适当的自身收益，让其自身收益与社会受益达到一定程度的均衡。让村民组长获得适当的自身收益，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经济收益入工资报酬等等，应该达到当地社会平均利润水平；二是政治收益，如入党、向上级乡村政权升迁等等（当然其主要考核标准仍然是自身政治觉悟与素质）。
值得一提的是，建立该激励机制时应该充分考虑当地的社会经济生活水平，切忌盲目攀比、脱离实际，以免导致设立村民组长的成本过高。同时，更应该杜绝村民组长权力过大、出现“一手遮天”、“山头主义”等现象。
（3）加大乡村财政支持力度
如前所述，税费改革及农业税取消大大减少了乡村财政收入，给乡村财政增加了很大的压力。在众多村级组织本来就债台高筑的情况下，若国家再不加大对乡村财政的支持力度，则很可能使乡村财政进一步陷入“借债—还债—借债”的恶性循环。而且，税费改革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依靠国家自上而下的行政压力推行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部分乡村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很可能又会以各种名目向农民征收税费，使农民负担再度反弹，从而难以走出税费改革的“黄宗羲定律”。④
加大对乡村财政的支持，应该坚持中央与地方政府分级负担的原则。中央政府应该负责其中较大一部分（可为50%），省级和县级政府各负担30%和20%。对于上级政府用于乡村建设所投入的财政资金，应该坚持落实到位，坚决杜绝截留、贪污和挪用等现象。
综上所述，部分乡村为减少村级财政支出而实施撤销村民组长的制度安排是不切实际、不够理性的。在目前的制度环境下，实施撤销村民组长这一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条件尚未具备。村民组长制在当代中国仍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目前的关键问题在于采取相关措施，不断地完善村民组长制度，使之在我国乡村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注释：
①董伟.湖南村官大减员村官減少10万一年节支3亿元[N].中国青年报2004.5.31
小农经济产生的原因范文6
“斗南事件”说明，大企业进入农业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在政府、企业、农民三者利益目标不同的条件下，学会与实质上已经占有农业资源的分散小农进行谈判。企业如果仅仅以政府为交易对象，尽管表面上可能得到以最低成本进入农业资源开发并获得超额利润的机会，但最终还是会遭遇小农为保护土地产权而进行的多种形式的抵抗，产生不可预期的过高交易成本。
一、背景
1、一般经济地理环境
斗南行政村西邻滇池，南距县城2公里，属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县管辖。村内办有全国最大的鲜切花批发市场，国内各大城市约一半的中低档次鲜切花来源于此。该村现有人口5064，土地2700多亩。人均虽然仅有半亩多，但由于大部分种植花卉和蔬菜，农民生活水平在当地仍属上乘。
2、农村改革中的地权演变
斗南村原来是有20个生产队的蔬菜专业村，1979年实行之后，大队一级改制为行政村并设立对乡级政府负责的“办事处”，主要承担行政和公益事业的管理职能。村委会下设到自然村，与7个经济“联社”相重合，但土地却是按照原20个生产队的实际面积和人口分配到户的。亦即：该村土地的“集体所有权”即使不能按照现行政策要求，以原生产队为单位，那么最高也只能算由“联社”所有。
又由于，斗南村土地到户后18年未再“大调整(指由村集体按照人口变动重新发包土地)”，因此农民实际上已经拥有了土地除名义所有权之外的大部分产权。根据现行土地法律和政策，斗南行政村办事处并非集体经济组织，也非村民委员会，故在法律上不是该村土地的“所有权主体”。
3、花卉生产和经营的发展过程
斗南村原来当过教师的化姓农民80年代末期开始自发在承包地上种植花卉，其他农民起而效尤，面积逐渐扩大到现在的1800亩。1992年，该村鲁姓农民自发进行花卉的外地运销，1993年开始在村头形成零散收购的临时市场，1994年交易多了就发展成村内的路边市场。办事处遂于1995年贷款380万元，建设了正规的收费市场并拓宽了与公路相连的村道。
进而，市场的规模交易带动了周围各村的花卉生产，形成了以斗南村为中心、农民自营为主的约5000亩的花卉生产基地。
二、“斗南事件”概述
1996年12月14日，斗南村发生了数千农民包围办事处、上百人抄砸隆格兰公司的事件。又由于该村花卉行销全国而造成很大影响。当地政府最后认定为“严重”，收审20多人，批捕1人。
1、起因之一
1995年前后，花卉产业被确定为对云南以“两烟”为主的传统产业的替代产业；而且是其中的重点。当地政府在进一步调整农村经济结构中，开始尝试实行“公司＋农户”的产业化发展方式，斗南村也在1996年与隆格兰公司商定，由公司投资4000万元，建立占地70亩的花卉育种、栽培工厂的计划。并且随之与另一家名为“金林”的公司商定，再建一座占地100亩的批发市场。隆格兰公司所占土地原为由集体统一经营的“秧田”，由于斗南村早已不再种植水稻，该地块又靠近湖边、低洼易涝，已渐成荒地，所以公司占地的形式是“租赁”，每亩年交70元租金给办事处。合同签订之后公司开始拉土垫地，施工建厂。重载车辆很快压坏了村里出钱农民集资修建的两条路。农民于是群起断路。
隆格兰公司还租赁了办事处与花卉市场斜对门的临街办公用房，装修改造成公司下属部门，并像在城市一样在门前原是街道集市的地方划出内部停车场，农民却继续按原来的生活方式在那里摆摊，由此引发了与公司的冲突。农民于是群起在公司门口打墙。
2、起因之二
隆格兰公司施工中与农民的矛盾尚未解决，又传出了办事处与另一家“金林”公司签订合同，出让100亩土地另外再建一个花卉市场的信息。
与出让给隆格兰公司的原来由集体经营的土地不同的是，这100亩地的产权主体不是办事处，而是涉及两个生产队数百个农民，因为地是靠村近路的好地，而且早已承包到户约20年了；办事处按照全村土地的平均收益计算租赁费为每亩每年3500元，而农民在这块土地上的年收益每亩超过万元；更何况，这两个队人均土地低于半亩。于是，认为既要失去土地、又要吃大亏的农民终于爆发了。
3、其它原因
斗南村农民自发的花卉生产经营，本来已经初步形成了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基础。据了解，该村花卉大户已经在酝酿参股组成股份制或合作制公司，从事规模生产和开发。这时，政府引入实力雄厚的大公司，一方面低价占有原来已经属于农民的资源，另一方面也让弱小的农户经济切实地感到同业竞争的威胁。
此外，斗南村长期以来内部存在的各种派性矛盾，也可能在事件酝酿过程中有一定作用。
4、事件概况
12月14日前，农民已经做出了断路、封门的过激行动，上级政府并未处理，办事处也未对农民要求了解土地出让详细情况和租赁费收入问题的诉求予以满足。致使流言四起，群情激忿。当天，约2千多人聚集街头，要求办事处负责人出来解释。在找不到负责人又有人报告来了警车的情况下，愤怒的群众砸开了办事处的广播站擅自广播，又进而冲入邻近的隆格兰公司砸了办公设施和用品，掀翻警车。第二天，当地方政府组织力量进入斗南村开展工作时，又有约3千人聚集街头。于是政府进行“冷处理”，待事件平息之后，深夜进村收审犯罪嫌疑人……。
三、简单分析
1、行为目标问题
每一个具体的政府，其行为的内在动因是财政收入；企业则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而农民，其在土地上进行生产经营的第一目标是“安身立命”。由于这3个主体的目标差异，而且企业和农民的目标都是不可改变的。由此在农业产业化经营中发生矛盾是必然的。
问题在于，政府如果宣称自己是农民利益的总代表，而且农业产业化又必须以解决农业、农村、农民这“三农问题”为主要目标，那么，怎样界定政府作为协调人的角色，或者说政府到底要什么？这些就成了斗南事件应该总结的第一个教训。
2、村级组织制度问题
大多数欠发达地区农村基层组织制度基础薄弱，农民自组织能力差是普遍问题。具有特殊性的情况是，斗南村在行政村一级已经明确建立上级政府下属的办事处，按照现行法律当然不具有集体经济组织和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的地位。因此无权对原来由各生产队发包给农民的土地作产权处置。这种产权关系不清晰的问题，尽管各当事人并不清楚，但其实仍是斗南事件发生的关键所在。由此发生产权纠纷时，政府应该以国家宪法和现行土地法律、政策为评判依据。今后也应该强调发育农民专业化的、以地权和其它财产权入股的合作经济组织。这是斗南事件应该总结的第二个教训。
3、企业进入农业的成本问题
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历来都难以和高度分散的小农进行交易，因为交易成本畸高。当年的就是特殊政治条件下政府降低与小农交易成本的产物。斗南事件中，有关公司拟议进行的设施农业投入较大，负债经营，必然企望通过与政府这一个对手的谈判，以较低成本占有原来由农民已经占有的农业资源，可事实上办事处并不具有产权主体地位；又因此必然遇到与农民之间交易成本过高的老问题。这是斗南事件应该总结的第三个教训。
四、小结版权所有
综上所述，不能简单地认为斗南事件起因于农民目光短浅、违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