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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经济的属性范文1
外因在20世纪20年代刘天华将二胡搬上独奏舞台从而形成二胡艺术之前，二胡一直是在江南（指包括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和上海的长江三角洲流域）流行的民间乐器。由于江南地区所在地理位置和地理特征等方面具备的优越性，自明清以来，在江南商品经济的带动下，江南市镇的兴起和商业贸易、文化教育事业、民俗活动、各种音乐艺术品种等等的繁荣，为二胡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至民国初年，江南民间二胡不仅具备了宽阔的音域、良好的乐器音质音色，而且也具有丰富的左右手演奏技法，这是同时代的其它胡琴类弓弦乐器无法比拟的，它为二胡艺术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当然，新事物的产生往往是内因与外因合力的结果，如果说江南社会在明清以来的各种文化因素是导致二胡艺术形成的内因，那么，到了近代，当中国社会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威逼下，引起从军事、政治、文化、心理等各个层面的沧桑巨变时，西方音乐文化的传入也引发中国音乐人士的国乐革新之思，这成为了二胡艺术形成的外部诱因。
在二胡艺术形成的20世纪初，江南地区由于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是西学东渐的最前沿，因而成为当时中国社会及音乐文化变革转型的先行、枢纽地区，是中西文化共存之所在。中西音乐文化长期在以上海为中心的江南地本文由收集整理区并存，为彼此的碰撞、交流提供了机会，音乐文化变迁成为一种必然。文化是由人创造出来的，离开了人，文化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文化之间的碰撞与交流实际上是人与人之间，或是个人内心在接受了他种类型文化后在文化观念上的排斥与认同，因此，文化的变迁是人在文化观念上的变迁，文化变迁由人来完成。具有西方专业音乐创作理念和技法的现代二胡独奏艺术就是在中西音乐文化的碰撞和交流中，变迁出来的“一条新路”。引领这一文化变迁的人正是刘天华。刘天华之所以能引领这一文化变迁，与他成长和生活的江南地区正处于中西音乐文化并存的时代是分不开的。中西音乐文化并存使他得以接触和学习中西两种音乐文化，强势的西方音乐文化的不断刺激引起刘天华在音乐文化观念上的嬗变，从而催生了现代二胡独奏艺术。所以说，中西音乐并存的江南文化环境是二胡艺术形成的“催化剂”。
一、中西音乐并存的近现代江南文化环境促使刘天华学贯中西
近代中国，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西方文化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并逐渐被国人所接受，而西学东渐的第一站就是江南重镇——上海。早在明末清初，以利玛窦为首的西方传教士曾将西学第一次传到中国，中国知识分子中就形成了一个以上海人徐光启、杭州人李之藻为首的“西学派”。此后，江南人由于文化水平相对较高，成了西学的主要传播群体。上海作为西学的传播中心，对二胡艺术形成的作用是不可小觑的。
上海地处中国沿海航线的中心点，是中国最大河流长江的出海口，北可通过东海或运河连通黄河地区，交通十分便利。并有中国经济最富庶、文化最发达的江南地区作它的贴身腹地。地理位置与历史文化条件把上海推向中国近代化的最前沿。1842年在南京江面上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上海被开辟为通商口岸。随着对外的开放和外贸的扩大，江南的商品经济开始融入到国际市场之中，如棉纺织业这种制作工序比较简单的行业就受到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巨大冲击。洋纱洋布价格十分便宜，致使土布日益被排挤，苏南地区棉纺织手工业的衰落已成普遍现象，“而土布之销数日绌，小民生计维艰”[1]7。为了谋求生计，江南农村大批的劳动力涌入上海，各地的商帮也纷纷涌入上海经商。上海在中西经济的共同作用下很快成为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同时，由于江南各地传统手工业的破产，在外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带动下，江南各地出现起了一批新兴工业，从而增强了上海与江南各地的商品流通。正是这种商品流通以及往返于上海与江南各地的商人、民工所携带的经济、文化、生活各方面的信息，促使上海与江南各地联系更加紧密，形成一个以上海为龙头的经济、文化整体。所以，1912年，当刘天华在读的常州府中学堂因爆发而停课时，刘半农、刘天华两兄弟也融入到前往上海打工的潮流当中，刘天华才有机会在上海的“开明剧社”广泛接触和学习西洋音乐。
对于西方音乐文化在近代中国的传入，诸多学者认为主要通过基督教会的宗教歌咏、新式军乐队的建立和学堂乐歌这三个途径[2]17。在这三个方面，江南地区比同时代的中国其它地区更为普遍和深入。西方教会学校具有西方现代学校教育体系中的文史哲、数理化以及音乐、体育、美术等多学科综合教育功能。这类学校大都面向社会，接纳非教徒子女入学，因而对近代中国的社会影响是很深的。据统计，1875年全国教会学校总数约800所。而江南因有便利的地理位置和领先的经济、文化地位，教会学校亦不在少数。在上海，像徐汇公学、裨文女塾、女纪女塾、明德学校、清心学校等等，都是西方传教士在旧上海创办的知名学堂。教会学校开展的宗教歌咏活动开启了中国人接受西方音乐文化的大门。当然，在西方音乐文化传入的三种途径中，最让刘天华受益的是后两者。
新制学堂的广泛建立和乐歌课的开设对西方音乐文化的传入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清末民初，历来都很重视文化教育的江南地区，各级各类公办与私办的新式学堂不断涌现，并且大多数学校的教学计划中都开设有音乐课。刘天华之父——江阴秀才刘宝珊在19世纪末就开始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响，历史刚刚跨入20世纪，刘宝珊就与当地知名人士杨绳武先生一起创办了新式的翰墨林小学，这在当时的中国算是相当早的。刘天华1903年入学时，学校开设的课程有英语、数学、博物、体操、美术、音乐等新式课程。是一所名副其实的“洋学堂”。新兴的西式教育和学唱学堂乐歌的经历对幼小的刘天华在音乐观念上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而进一步强化刘天华的西方音乐思维的经历则是他在常州五中学习铜管乐的两年。
军乐队在中国的最早出现也是在19世纪70年代的上海，外国人在英美租界创办了一个上海公共管乐队。清末民初，新式军乐队的建立在中国还不是十分普遍，但相比较而言，江南的军乐队已经算是比较多的了。20世纪初，随着新式学堂的广泛建立，江南的许多中学堂都成立了军乐队。据《中国军乐队谈》一文记载，至该文发表的1917年，在江南存在的相当著名的军乐队就有：上海工部局军乐队、上海土山湾军乐队、苏州东吴大学军乐队、上海南洋公学军乐队、常州第五中学（即常州府中学堂）军乐队等。[3]190-1911909年，刘天华进入常州府中学堂读书时，学校就已经有了一个规格不错的军乐队。他“参加了校中的军乐队，把乐队中所有的乐器都学会了，特别是对铜管乐器更有莫大的兴趣，因此在短短的两年间，他对铜管乐的掌握已达到校内首屈一指的程度”[4]35。1915年他从上海回来，执教于母校时，由他指导的军乐队已经能演奏“威武雄壮的《马赛曲》和舒伯特的《军队进行曲》，有浓郁民族风格的《俄罗斯进行曲》，还有《第六号进行曲》、《第七号进行曲》以及各种序曲、优美动听的小夜曲等”[4]72有相当演奏难度的乐曲。在学习和指导西洋管乐的过程中，与中国传统音乐迥然不同的西洋管乐的音乐风格、创作手法对刘天华在后来进行的国乐改进和音乐创作无疑都发挥了重要的启示作用。
1912年，刘半农、刘天华两兄弟到上海谋生，在熟人的推荐下，刘天华加入到“开明剧社”的乐队，担任小号手，有时还给乐队编曲。“开明剧社”乐队是一个中国乐器与西洋乐器混编的乐队，钢琴、提琴等各种西洋管弦乐器应有尽有，这使得第一次来上海的刘天华大开眼界。刘天华利用业余时间来学习西方音乐。这期间，他还加入了万国音乐队（即上海公共乐队）学习，并利用一切机会，钻研音乐理论，学习多种西洋管弦乐器，尤以铜管乐进步最快，而钢琴和小提琴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学习的（1）。当时的上海，西洋管弦乐、小提琴演奏家的演出已不少见，刘天华又在西洋乐队中工作。在对小提琴及整个西方音乐文化耳濡目染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环境中，使他得以比较深入地了解和学习西方音乐，从学习乐器到掌握西方音乐的音乐风格、创作理念、创作手法等方面，比在常州府中学堂学习管乐时显然更加深入和全面。通过小学、中学和在上海期间对西方音乐文化的接触与学习，刘天华对西方音乐从演奏技巧到音乐理念的把握已经相当精到。
当然，刘天华尽管从小接触和学习西方音乐文化，但他毕竟出生在民间音乐传统十分浓厚，滩簧、十番锣鼓、江南丝竹等民间音乐盛行的江阴。江阴城内的孔庙和涌塔庵，每逢春秋祭祀，僧家佛事，都是钟鼓、丝竹之声不断，庙会、集日各类民间音乐云集。刘天华从小就可听到邻居汪阿大用笛子和二胡演奏五更调、梅花三弄、孟姜女等民歌小调和江南丝竹器乐曲[4]27，擅长演奏笛子和二胡等乐器的涌塔庵彻尘小和尚跟刘天华从小也是形影不离，一起吹笛、拉琴玩音乐。从出生之日开始就置身于各种民间音乐熏陶当中的刘天华依然是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造物”，虽然从小也学习了西方音乐，却并不会因此而丧失了作为传统中国人在音乐文化方面具有的“民族性”。他在音乐文化观念上的嬗变仅仅是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扬弃和汲取西方专业音乐创作理念的养分。
中国民间音乐文化多依附于各种稳态的民俗，民俗内涵成为音乐的主要表现内容。而作为经受了和五四洗礼的知识分子——刘天华需要用音乐来表现国家处于内忧外患之时的忧患情绪、思想以及个人的前途、人生意义。中国传统音乐的民俗性音乐内涵不足以表现这种新型知识分子的情感内涵。通过学习西方音乐，刘天华知道西方专业音乐创作的原创性理念和技法能帮他实现这一音乐表现的愿望。但作为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造物”，刘天华身上积淀的是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基因，所以，他的原创音乐依然充满着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审美趣味。中西两种音乐文化类型在他内心的碰撞，使他改变了江南丝竹通过改编和加花变奏等方式来创新乐曲的创作观念以及民俗性音乐内涵，这种创作观念的改变却并没有舍弃的是，他的原创音乐依然具有中国传统音乐的线性思维、五声性音调以及咿呀如语的滑音奏法等民族性音乐特征。
1914年，刘天华从上海回到江阴，拜师江南丝竹名手——周少梅学胡和琵琶，1915年刘天华便开始创作他的二胡处女作——《病中吟》。《病中吟》全曲的原创性和三部性构思体现出西方专业音乐创作理念，而源自江南丝竹的旋律和旋法则又充分体现出乐曲的“民族性”。
从刘天华的成长经历可以看出，是中西音乐并存的江南文化环境促使刘天华学贯中西，具备了创造新型二胡音乐文化的能力。
二、近现代江南文化环境中西音乐并存的强烈反差促使刘天华立志革新国乐
诚然，中西并存的江南音乐文化环境虽然能促使刘天华学贯中西，但如果刘天华对中西音乐没有主观的学习兴趣和目的，也不会如此努力。应该说，从小学到中学，刘天华学习西方音乐还仅凭个人兴趣，毕竟此时的刘天华还未成年。1912年，经受过洗礼的刘天华跟随其兄刘半农到上海谋生，当时的上海崇洋之风盛行，坐洋车、穿洋服、欣赏西洋音乐等等都成为上海人最时髦的生活习惯。西洋音乐文化与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相比，已经在人们的娱乐生活当中占据了主要的位置，传统音乐处于十分萧条的状况。笔者认为，刘天华正是在上海耳闻目睹了中西音乐文化在市民音乐生活中如此悬殊的不同待遇，感受到处于强势地位的西方音乐文化与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强烈对比反差，接触了各种立志改进国乐的国乐社、国乐研究会、国乐学会后，引发对国乐前途的思索，从而开始了他不遗余力地改进国乐的漫漫征途，而二胡成为了他改进国乐的突破口。
清末民初，中国古老的封建社会体系在西方近代文明的猛烈冲击下逐渐开始瓦解，开始了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启蒙。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在不求社会发展、但求社会稳定的封建统治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环境中，不需要鼓舞国民进取精神，而是被希望具有能化解阶级矛盾的“中和之美”。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一直没有走上专业化创作的道路，而在民间自生自灭，具有浓重的民俗性、地域性、自娱性特征。而西方音乐文化早在中世纪就开始了专业化创作的道路，经过14至16世纪的文艺复兴、17至18世纪的思想启蒙运动和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洗礼，西方音乐文化已经饱含着西方资产阶级进步的文化属性及资产阶级先进思想中人文主义的精神内涵。这显然比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更适于中国近现代广泛掀起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和民主革命运动的需要。在这种社会变革的形势下，就需要一种以宣扬资产阶级积极进取、追求民主与自由为精神内涵的新的中国音乐文化出现。因此，到20世纪初，国乐革新很快成为一种时代潮流。江南人由于文化水平普遍较高，又有江南能深入接触西洋音乐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的经济条件，因而成为了国乐革新的主要实践群体。立志“改进国乐”的刘天华在当时并不是一个“孤独的夜行者”，而是众多国乐革新者中的一员。从民国初年开始，随着各种国乐社、国乐研究会、国乐学会等不断涌现，出现了周少梅、郑觐文、卫仲乐、汪昱庭、张萍舟、王巽之、程午嘉、李廷松等一大批国乐革新的积极实践者。在刘天华1922年离开江南前往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任教之前，江南的国乐革新早已酝酿成星火燎原之势。
那么，刘天华为何要以二胡为国乐革新的突破口呢？这来自于与二胡同为弓弦乐器并形成强烈对比的西洋乐器——小提琴。小提琴传入中国也是在19世纪下半叶的上海，侨居上海的西洋人为了丰富他们的娱乐生活，将小提琴带入了他们的新居住地，并运用于他们的娱乐活动中。当时的戏院演出是“华人”与“西人”都可欣赏的，中国人欣赏小提琴音乐是常见的事情。
至20世纪初，上海开始出现西洋管弦乐队，乐队中的提琴类乐器已经相当完备。如成立于1879年的上海公共乐队原本是一支铜管乐队，1907年被扩大为管弦乐队。乐队不仅演出仪式音乐，还经常单独举行定期音乐会。从1911年的音乐会节目单，可以知道当时乐队的编制情况为：第一小提琴四把、第二小提琴四把、中提琴三把、大提琴二把、低音大提琴二把、长笛二支、双簧管二支、单簧管二支、大管二支、小号二支、长号二支、打击乐一人，共计30人[5]97。乐队成员都是外国人。作为一个小型的管弦乐队，弦乐组的乐器编制是比较齐全的。随着小提琴音乐在上海的影响逐渐扩大，也逐渐有中国人开始学习小提琴。如学堂乐歌的先驱者之一——曾志忞，其夫人曹汝锦女士在1901年留日并学习小提琴，高寿田也于1903年留日并学习小提琴。1907年曾志忞在上海创办了一所半工半读式的“上海贫儿院”，并在其别设立了一个“音乐部”，高寿田就任该部主任。在高寿田和曹汝锦的帮助和直接参与教学下，曾志忞在学习音乐的贫儿中选出约四十人组织了一个西洋管弦乐队，也是第一个全由中国人任演奏员的西洋乐队。弦乐组是西洋管弦乐队中需要人数最多的一个组，所以，在这个乐队中，学习和演奏提琴的乐队成员应该不下20人，这对推广西方提琴音乐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正是因为提琴音乐在上海的逐渐广泛传播，1912年，当刘半农、刘天华两兄弟到上海谋生时，刘天华才得以接触和学习小提琴。
当时的小提琴早已是西方音乐的“弦乐之王”，而中国的二胡类胡琴乐器虽然是“环视国内皮黄、梆子、高腔、滩簧、粤调、汉调以及各地小曲，丝竹合奏、僧道法曲等等，那一种离得了它”[6]？却仍被认为其“音乐大都粗鄙，不足以登大雅之堂”。正是这一中一西两件弓弦乐器的不同命运，使得刘天华决定以二胡为突破口来革新国乐。
刘天华的胞弟——二胡教育家刘北茂先生也认为，刘天华是在上海“开明剧社”时萌发了要“改进国乐”的想法的，他谈到：“刘天华在1927年8月1日给《国乐改进社》撰写的《我对本社的计划》一文中曾说：‘改进国乐这件事，在我头脑中蕴藏了恐怕不止十年，我既然是中国人，又是以研究音乐为职志的人、若然对于垂绝的国乐不能有所补救，当然是件很惭愧的事。（见《国乐改进社成立刊》）天华先生于1912年至1914年在上海‘开明剧社’工作，距离上面所说的时间正好是‘不止十年’。故上面一段话，正好可以印证他在上海‘开明剧社’时已萌发了要‘改进国乐’的想法。”[4]54笔者对刘北茂先生的观点是非常认同的，对于“垂绝的国乐”的体会，只有在洋乐盛行，国乐萧条的上海才能体会得最为深切。1914年“开明剧社”解散，刘天华回到江阴，1915年他就开始了二胡曲《病中吟》的创作，就是说此时的刘天华已经开始了改进国乐的征途。《病中吟》全新的西方音乐创作理念，显然跟他在上海的工作和学习经历有着必然的联系。
文化经济的属性范文2
关键词：文化多样性；版画；民间艺术
Abstract: "cultural diversity" is the basic feature of human society, and the progress of human civilization important motivation. These in the main body in the face of changing into the "ecological - economic - social system environment, improve to adapt to the situation, strengthen the main body own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main body and the" ecological - economic - social "the balance of the system environment. Chinese culture is a fusion of different cultures "and" culture.
Key words: cultural diversity; Prints; Folk art
中图分类号：J22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2104(2013)
一、“文化多样性”的綦江农民版画
“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綦江农民版画“文化多样性”不仅体现在人类文化遗产通过丰富多彩的文化表现形式来表达、弘扬和传承的多种方式，也体现在借助各种方式和技术进行的艺术创造、生产、传播、销售和消费的多种方式。綦江是巴、僰、濮、獠等少数民族的融合与交流，在此过程中不仅增加了各民族的共同文化因素，而且保存了巴、僰、濮、獠原始文化中若干中原文化的东西，就是这种融合与交流的结果，在綦江岩画木刻版画中体现出来。一个地区想要发展物质文化，回顾历史总结本地区各种历史经历、经验、教训，使得自己的物质文化、特点、特长从中获得发展推动力，看到的綦江岩画、木刻、版画袭承而再现的是綦江农民版画。
二、发展綦江地域经济的文化融合
綦江高度重视繁荣发展文化，积极致力于农民版画等特色文化的挖掘保护，在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文化品牌培育、民间优秀文化弘扬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綦江是国家文化部命名的中国农民版画之乡，又是中国齿轮协会命名的中国西部齿轮城。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綦江农民版画顺利完成了从草根艺术向重庆文化名片的嬗变，创作出了成千上万件优秀的版画作品，其题材丰富，技艺独特，生动朴实，鲜活灵动，在当今绘画和群体版画中有自己的艺术特色，成为有中国特色的文艺大花园中的一朵奇葩，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2010年綦江全县农民版画及其各类产值和带动投入达8930余万元。其中2010年版画直接销售产值670万元；开发的衍生品产值达1100多万元（包括文化衫、雨伞、折扇等各类轻工产品、各类手绘陶艺、家居饰品、手工艺品、食品包装、版画装裱服务、艺术培训等方面）；版画相关建筑和装修类产值达7160万元（包括县城城市风貌建设、版画广场建设、版画艺术一条街建设、巴渝新居建设、滨江沿河版画景观打造、古剑山旅游开发版画村和版画风貌建设、各类版画标志物等）。
三、民间艺术保护与市场开发措施
民间艺术保护与开发本位生态系统是在一定时间和地区内，人类从事民间艺术保护与开发生产，利用生物与非生物环境之间以及与生物种群之间的关系，在人工调节和控制下，建立起来的各种形式和不同发展水平的民间艺术保护与开发生产体系。与自然生态系统一样，民间艺术保护与开发本为生态系统也是由民间艺术保护与开发环境因素、绿色植物、各种动物和各种微生物四大基本要素构成的物质循环和能量转化系统，具备生产力、稳定性和持续性三大特性。民间艺术保护与开发本位生态系统由民间艺术保护与开发环境因素、民间艺术保护与开发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四大基本要素构成。
为了提高系统的总体生产力，还需要建立系统内各个种群之间相互配合、相辅相成、协调发展的高效能转化系统。一个种群常常只利用整个民间艺术保护与开发资源的一部分，而不同种群的合理组合，则能使系统内物质和能量在其循环、转化过程中得到多层次、多途径的利用,通过彼此间的相互调剂、相互补偿和相互促进,产生整合作用，其综合效果往往大于种群各个分项效果的总和。这种合理的生态结构，在中国民间艺术产品中随处可见。因此，民间艺术保护与开发本位生态系统总体生产力的提高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类投入系统的物质和能量。投入量增加可使民间艺术保护与开发产品量增加。
四、推动地方经济稳固发展
民间艺术保护与开发本位生态系统具有以下一些与自然生态系统不同的特点：
1.社会性。民间艺术保护与开发本位生态系统作为一种人工生态系统，同人类的社会经济领域密切不可分割。由此决定了民间艺术保护与开发本位生态系统的社会性，它不仅受自然规律，而且受社会经济规律的支配。
2.高产性。民间艺术保护与开发本位生态系统是在人类的干预下发展的。而人类干预的目的是为了从系统取得尽可能多的产物，以满足自身的需要。这种特性也决定了系统需要有物质和能量的不断补充投入，以保持投入与产出的基本平衡。
3.波动性。民间艺术保护与开发本位生态系统的种群构成，是人类选择的结果。通常只有符合人类经济要求的优秀种类性状诸如被保留和发展，并只能在特定的环境条件和管理措施下才能得到表现。因此，必须采取各种技术措施，对系统进行调节、控制，以减少这种波动性。
如何维护好生态系统的相对、动态平衡及物质、能量的良性循环，以便有效地利用民间艺术保护与开发自然资源，通常包括直接调节和间接调节两种方式。直接调节如种文化业、工商业、旅游业和农林业等产业部门之间的结构调整和产业部门内部，如文化业中民间戏剧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结构调整，以及进行社区建设、民间艺术创新改良、营造文化休闲农业旅游、环境治理等。间接调节包括民间艺术保护与开发产品的运销、民间艺术保护与开发投资、民间艺术保护与开发科研和民间艺术保护与开发教育等有关措施。
五、结束语
发展我国民间艺术保护与开发产业，满足市场需求的总体思路：确立正确的目标，确立正确的目标价值取向，合理优化创意民间艺术保护与开发产业结构，正确的市场化导向，主体产业能力的提升与环境关系的处理，改善“生态——经济——社会”系统过程，建立符合适应我国民间艺术保护与开发产业链，拓宽民间艺术保护与开发产业路径，建立完善的民间艺术保护与开发产业运行机制与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建立以国家为主导、市场化运行调节的机制等。这些对处进主体在面对不断变化的“生态——经济——社会”系统环境中，改善适应状况，增强主体自身生存与发展，实现主体与“生态——经济——社会”系统环境的平衡。
参考文献：
1冯骥才等.什么是“文化自觉”，怎样做到“文化自觉”——学者四人谈N.北京日报，2011.11.14（18）
2.论文化与文化自觉M.北京：群言出版社，2007.01
3綦江农民版画进藏市今年以来价格在飙升N.重庆晚报，2011.11.05
4朱耀先.以高度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实现文化自强N.人民日报，2012.02.22（07）
2李韵.冯骥才:目标是文化自觉，知识分子应是文化先觉者N.光明日报，2012.09.18
基金项目：本文是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课题《民间艺术保护与开发研究》（项目编号：2010YBRW82）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文化经济的属性范文3
关键词： 竞技武术对练套路；武德文化；暴力性动作；仁爱思想
中图分类号： G 852 文章编号：1009-783X（2013）06-0541-04 文献标志码： A
Research on the Lack of Wushu Moral in Violent Action Choreography in Dual Routines of Competitive Wushu
DING Chuanwei1，ZHANG Changsi2，WANG Jisheng1
Abstract：In regard to the current problem of more and more “violent” actions in dual routines of national Wushu competitions in recent years，the present thesis sets，through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on-site observation，video observation，logical analysis，literature review and expert interview，to study the causes of “violent” actions and to propose th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by clarifying the nature，feature and content of dual routines and analyzing the nature of “violent” actions in dual routines of competitive Wushu and the possible adverse impact from the viewpoint of cultural and moral connotation.
Key words：dual routines of competitive Wushu；Wushu moral；violent actions；ideology of benevolence
收稿日期：2013-04-18
作者简介： 丁传伟（1978—），男，山东梁山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对外武术教学与传播；张长思（1982—），男，安徽人，博士，研究方向为武术国际化；王继生（1979—），女，山东淄博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为武术理论教学与训练。
对练在武术套路竞赛中属于集体类项目，分为2人对抗和多人对抗演练。对练以其独特的演练形式和强烈的渲染力常常将武术比赛推向，从而成为各种武术比赛的一大看点。近年来，武术竞赛对练套路中出现了一种极不健康的动作编排，即常以极端手段将对手“杀死”来结束表演，让人费解其目的意图何在的同时，更担忧其所表达和传递的消极思想及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上世纪80年代曾有学者撰文批评：对练表演“结束时不‘打死’对手不罢休，甚至以两败俱亡告终……”[1]，并认为凡此皆为虚假的表现。这不禁让我们想起程大力先生对武术本质的释义“传统武术从本质上而言是一种搏杀术”，但程大力先生这一论断显然不是为武术对练中的这种“杀人”动作的编排提供理论依据和思想指导；因为，他又说“武术文化的发达，却又包含与附丽了太多太多的形式与功能，而且这些形式与功能的规模之大，甚至往往可以独立存在”。这说明武术除技击（原始中的搏杀技术）功能之外还应具有健身、表演、教育等功能。此外，在他看来，“淡化武术‘致伤、致残、致死’的搏杀术本质是竞技武术出现的原因之一”。也就是说现代社会背景下诞生的竞技武术，其主要特征已不再是突出武术最为原始的一种“残杀”功能。而今，将这种“杀人”动作编入套路并放在结尾，似乎预示着武术的唯一和终极目的就是“杀”，并彰显着“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极端思想。这实属对武术文化的一种曲解，并反映出传统武德文化的迷失。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对此我们该如何看待？传统武德的内涵是什么？应如何正确定位武术对练的现代价值功能？对此类不良现象应如何有效避免？等等，成为我们时下必须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基于以上考虑，通过现场观察、录像观察、逻辑分析、文献资料、专家访谈等研究方法探讨以上问题，希望借此引发武术教练、运动员和广大武术爱好者的深入思考，以便在今后的武术对练套路编排中充分考虑武术内外的各种因素，将中华武术更好地展示给世人，从而为和谐社会发展与人类文明的传承作出积极贡献。
1 武术对练简述
对练是中国武术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和练习形式，它是在各种单练项目的基础上，2人或多人按照所编排的套路，进行攻击与防守的方法练习[2]。对练套路则是“遵循攻防合理的技击原则，由拳术的踢、打、摔、拿等动作及器械的各种技击动作所组成”的技法组合或程式。由此可知，武术对练本质上是通过攻防动作练习而达到娱乐表演或熟练技法目的的一种身体练习形式。其基本特征体现在“攻防”上，演练时应是一攻一防，攻中有防，防里藏攻，攻防互变，方为对练。为了突出对练项目的特色，使运动员更好地展现攻防动作，新竞赛规则针对攻防“方法配合”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如对于“远离进攻部位；静止姿势时间超出；无攻防演练时间超出；击打落空或防守落空；等待；误中、误伤对方”等方法配合的错误均按出现的人次累计扣分[3]。现代竞技武术对练项目主要有舒展开放，起伏转折的3人对拳；枪法密集，快速、准确的空手夺枪；刚猛紧张，紧凑惊险的双刀进抢；灵活潇洒，刚柔相济，姿势优美的对刺剑等经典套路。作为一种特殊的运动与演练形式，武术对练实为一种切磋武艺，练习技击招式的手段。通过对练项目的练习，不仅便于“体会和理解单练套路中各个动作的技击含义和实战用法”从而“间接地提高单练动作的技术水平”，而且可以培养运动员攻防意识并通过练习反应与增强距离感提高实战能力；此外，由于其要求运动员在演练时“意识逼真，动作熟练和准确，双方配合协调”，因此，还可以培养运动员勇敢、机智、敏捷和相互协作的精神[4]。
2 竞技武术对练套路暴力性动作的本质及其特征
竞技武术对练套路的编排应符合武术的本质和内涵，充分反映和发挥出武术的价值功能；然而，近年来，随着竞技武术在“高、难、美、新”理念的指引下，对练套路不管在演练形式上，还是在主题思想上似乎都与传统渐行渐远。如果说竞技武术这一目标定位导致了武术套路“迷失了太多的技击内涵”的话[5]，武术对练套路的异化则表现在另一方面，即在全国性武术比赛对练套路中出现了以暴力性动作收式的异化现象。通过现场执裁、观看，以及录像回顾全运会武术比赛、全国武术锦标赛、全国武术套路冠军赛、全国大学生武术比赛的对练项目，发现不管是拳术对练、器械对练，还是拳术对器械套路都有将对手“毙命”作为收式动作的现象。其本质上是对武术文化的一种误读。这类暴力性结束动作主要集中在空手进枪中刺喉，对扎枪中刺腹，对刺剑中割喉，双刀进枪中断腰或穿腹等。总之，“搏斗”最后总会是一方以某种暴力性的手段将对手置于“死地”，且具有手段残酷，极端暴力；不分善恶，血战到底；虽已降服，绝不手软；以多欺少，倚强凌弱等特征。表面上看，这类夸张暴力的动作会增强表演的渲染力，突出运动员的威猛和骁勇；但实际上却违背了武术精神和武德要求，不利于武术对练的健康发展和武术文化的弘扬传播，不利于武术“正能量”的表现和发挥。
3 竞技武术对练套路暴力性动作编排的武德失范
3.1 暴力性动作与传统武德的冲突与背离
“武德”一词，始见于《国语·晋语九》中的“有武德以羞为正卿”，主要是指在养兵用战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德行。传统武德是指“长期来在习武群落中形成的对习武者的行为规范和要求”[6]。它具有协调习武者之间相互人际关系的功能，并影响着习武者的各类活动。通过分析传统武德的内涵可以发现“暴力”武术对练精神与武德文化的背离。
3.1.1 不符合传统武德中的“和合思想”
传统武德要求习武者在人际交往中要谦逊和气，在武术意识里，很多理念都是以和合忠恕之道为核心，讲究以武会友，遇事要适度忍让；因为中国武术追求的最高境界并不是单纯的胜负，而是和平，是和谐[7]。孙子曰：“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亦从兵家战略决策的角度表达了这一传统武德思想。传统武德中所强调的“四德”（口德、手德、心德、公德）中的“手德”，就要求习武之人在与别人“较技时不以武力伤人，常有止戈训武，以武会友，不得以我之拳加之同胞之身，应量其技术之深浅，以做身射之防护。非不得已，不可击其要害”[8]。由此可以看出，竞技武术对练表演中的这种“恶战到底，置人于死地”的思想理念无疑违背了中国传统武德“以和为贵”的理念及“冤家宜解不宜结”的“和合”思想。
3.1.2 不符合武德中的“仁爱思想”
中华武术充分反映了以人际和谐为目标的仁爱思想，反映在武术整体价值观上的表现是武术技法创造的出发点不仅不是杀人，恰恰相反，是为了救人。传统武德主要价值取向来源于儒家思想，而儒家哲学思想的核心就是“仁”，从某种程度上说“孔子创立的儒家哲学就是‘仁学’”[9]。孔子在“仁学”的框架下，提出了人道原则与理性原则，就是以人道原则为逻辑起点，又以培养完善的人格为其逻辑归宿，以收心敛性为其宗旨，以内省为其主要思维方式，以道德的自我完善为其人生的目标。“仁学”从来就不鼓吹的理论，而是以从思想上、根基上动摇和争取对方为上上策。中国武术，尽管是缘于战场撕杀的一种搏击之术，但在搏杀之初的目的，则是想不战而胜，争取对方[10]。被周伟良教授视为“传统武德中流光溢彩的无限风光”的侠义精神，其践行者武侠在对冒犯侮辱过自己的品行不端之徒进行适当的惩戒时，也会恪守施武之德，并不逞一时之气，进行滥杀[11]。而就竞技武术对练表演来看，其暴力性动作编排恰恰与上述武德主张背道而驰。
3.1.3 不符合传统武德中的“中庸思想”
中国传统武德充分体现了东方文明气质和“中庸”思想，要求在与人交手时遵循“争斗而有礼让，劲刚强而不粗野，艺纯熟而不玄浮”的原则。在表演时则是追求“情饱满而深沉含蓄，富裕观赏且追求高尚的精神气质”的泰然境界[12]。王宗岳《太极拳论》中所强调“无过不及”“不偏不倚”的太极拳技理与思想以及陈鑫《陈式太极拳图说》中所云：“我守我疆，不卑不亢。”[13]均映射出了传统武德的“中庸”思想。武术家马国兴先生在《古拳论阐释续篇》中提出：“中和之道”是历代拳术大家论述传统拳术攻防之道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指出修炼传统武术攻防之道的人应该明白“抑其血气之刚，而进之以德义之勇”，认为这才是修炼拳术的大是大非之明辨者。唯道适从，不背道而驰，最终必然可获神明境界之正果[14]。此外，传统武德的“中庸思想”还表现在切磋武术技艺时“点到为止”，教训坏人时“适可而止”“手下留情”，给人改过自新的机会等方面。而竞技武术对练中这种表现出一“杀”到底，不“杀”不快的暴力性动作形式无疑违反了传统武德的“中庸”思想。
3.1.4 不符合传统武德中“内圣外王”的价值追求
“内圣外王”出自《庄子·天下篇》：内圣，是内而成就圣贤之德；外王，是外而推行仁政王道。“所谓‘内圣’是主体性修养方面的要求，以达到仁、圣境界为极限；‘外王’是社会政治教化方面的要求，以实现王道、仁政为目标”[15]。作为儒家所追求的人生理想，“内圣外王”一直以来亦为武术人所推崇。历代太极拳家在修练太极拳的过程中都将“外示安逸，内存鼓荡”视为至高境界而孜孜追求，以期实现“人不知我，我独知人”，达到“行气如九曲珠，无微不到；运劲如百炼钢，何坚不摧”的臻化境界。通过“太极十年不出门”的艰苦修炼，建构起自身的“内圣”之根基，继而实现“外王”的不伤自己，不伤别人，不伤和气的王者风范[16]。周伟良教授认为传统武德由三重结构组成：一为师门伦理，它的核心内容是孝和悌；二为体肤磨砺的意志品质；第三重结构便是“内圣外王”的侠义精神，并视其为“传统武德中流光溢彩的无限风光”[17]。由此可知，“内圣外王”不仅是武者一种价值追求，亦是一种武德规范。竞技武术对练通过“杀戮”甚至“不择手段”地“残杀”对手而赢取胜利，背离了武术对练本义，既不能表达“施暴”者“克己修身”“以德服人”的“内圣”精神，亦无法体现“治国平天下”的王者风范。
3.2 暴力性动作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3.2.1 歪曲了武术的公众形象：武术成了街头暴力的根源，不利于武术的社会传播
长期以来，武术的功能与价值未受到正当的公众评价，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重要的一条便是武术被曲解为一种“暴力”，提及中国武术便会使人们联想到暴力、血腥等字眼，这是人们对于中国武术认识的误区[18]。事实并非如此，由军事搏杀格斗技术发展演变而来的武术，随着历史的变迁和社会的变革，其本质功能已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它已由最初仅具有单一搏杀功能的技击术逐渐演变为集防身、健身、表演、教育等多功能为一体的运动形式。体操化的竞技武术则是与“搏杀”完全割裂开来，其仅有的表象上的技击动作也被艺术化了，甚至有学者认为这种技击艺术不必有什么实用的目的，因为艺术本身就是目的[19]。由此可见，竞技武术已然区别于传统武术而成为一种艺术表演形式。那么，这样看来竞技武术对练套路中那些夸张的“杀人”动作无疑会给本就“有名无实”的竞技武术定上一个“莫须有的罪名”。难怪武术已被越来越多的人视为暴力的根源和表现手段，而忽略了武术本身所具有的自卫防身、养生保健、文化传承、教育培养、娱乐欣赏等功能。想到武术比赛一直遭受冷落，没有多少观众，此时，我们倒不禁要庆幸了。试想如果欣赏武术对练比赛的观众像观看NBA篮球赛的人一样多，那将会给武术的公众形象造成多大的负面形象。
3.2.2 违背了武术的娱乐表演价值：渲染暴力、血腥，不利于人们身心健康与人际和谐
娱乐表演是武术，特别是现代竞技武术的重要功能之一，千百年来，中华武术不仅以鲜明的技击性和防身、健身价值为人们所珍视，而且以其独特的娱乐性在社会各阶层的文化生活中享有崇高的地位[20]。竞技武术是在传统文化的牵引和道德规范的规约下，在不自觉中走向了有别于“原始”武技的发展境遇。而武术的技击动作则被赋予理想化，从而使中国武术成为了一种理想化的技击艺术[21]。武术的表演价值在于通过穿蹦跳跃、闪展腾挪、疏密得当、节奏错落、变化多样而统一的动作演练，将精、气、神表现得淋漓尽致，展现出一幅完美的画卷，谱写出一段优美、流动的音乐，从而使人感到生气盎然，神采奕奕；或雄浑、豪放；或飘逸、或俊秀等不同风格的美[22]。由此可见，“陶冶情操”“修心养性”已成为武术实现娱乐表演价值的目标追求；然而，“暴力”武术对练套路的编排却无视武术表演的这一性质和趋势，为了体现武术的“搏杀”功能而不惜展现违背武术价值取向和娱乐功能的动作形式。
3.2.3 违背了武术的教育价值：传播暴力思想，不利青少年人格塑造和健康成长
香港一项针对青少年犯罪原因的调查结果显示：犯罪青少年中有77.5%去武馆学过武，且普遍喜欢看综合性娱乐节目、功夫片或是侦探打斗片，而52.6%犯罪青少年则崇拜武打明星[23]。有学者认为暴力行为是一种习得，是经由模仿、学习过程获得的一种后天行为。按照班图拉的观点，只要观察学习榜样的青少年具有一定的认知能力，榜样所提供的攻击就可能被习得。原因是青少年正处于思维活跃、学习能力最强的阶段，模仿能力也因此比较强。由此可见，过多地接触不正确的武术教育或观摩武术暴力性表演，会对青少年产生误导。针对影视中所谓的“暴力美学”是为表现“人性”一说，则有专家回应称：“是的，暴力也是一种‘人性’，但那是人性中最黑暗的部分。”并由此呼吁“现在已经到了必须遏制这种暴力风潮的时刻”[24]。武术对练中这种几乎等同于电影“暴力美学”艺术的暴力性动作展示显然同样会对青少年健康成长造成不利影响。如果说二者之间还有什么细微区别的话，那就是对练中“施暴”动作的现场真实感更强，手法更为逼真。
4 对练项目暴力性动作编排武德失范的原因解析及对策
4.1 原因解析
4.1.1 受武术竞赛规则的竞技化导向
裁判学认为，竞赛规则强有力地积极反作用于体育运动的变化和发展，对运动起着导向的作用[25]。2003版武术套路竞赛新规则的实施就造成了一些非武术特征的动作和表现形式进入到武术套路之中，对武术套路运动的健康发展产生了不良影响。在现有竞赛体制之下，受功利思想的驱使，运动员或教练员将会更多地考虑比赛成绩，利用规则的漏洞或钻规则的空隙，以减少扣分点为理由，使规则被割裂、武术风格特点被削弱[26]。我们知道，竞技武术对练套路是从动作质量和演练水平2个方面来评分的，其中动作质量采用的是扣分法，即根据动作规格及其他错误内容扣分标准的要求，用动作质量的分值减去各种动作错误和其他错误的扣分，最后得出运动员的动作质量分；而演练水平则采用的是给分法，即根据运动员整套的现场演练，按照劲力、节奏、编排的要求整体评判后确定示出的分数[27]。新、旧武术竞赛规则虽未对对练套路的起式和收式作出明确规定，但也从未要求也不可能提倡收尾动作一定要突出残暴性，将对手“毙命”。但可以看出，竞赛规则一味追求竞技化程度的同时却忽略了对运动员武德规范的要求，才是导致这一趋向的根本原因。此外，为了在比赛中获得高分，教练员和运动员在训练上片面地追求提高动作难度质量，忽视基本功训练，从而造成当今年轻队员武术知识与武术意识缺乏，这不仅严重影响了武术技术水平的正常发展[28]，而且使得运动员在编创对练动作时无章可循，必然导致其脱离武术本质内涵随意创造动作。
4.1.2 受当代电影“暴力美学”艺术的误导
“暴力美学”实为一种约定俗成的概念，它是指起源于美国，在中国香港发展起来并在成熟后影响世界的一种艺术趣味和形式探索。其旨在发掘枪战、武打动作和场面中的形式感并将其发扬到炫目的程度，忽视或弱化其中的社会功能和道德教化效果[29]。暴力影视的兴起更是将武术的公众形象破坏殆尽，其本质是在大众对武术认识还不清晰、全面的条件下，利用媒体传播和艺术渲染的优势将武术任意曲解与误读，并将其传播给观众。以致有人在批判这种反映“传统江湖的流氓英雄主义”的“东方暴力趣味”的艺术形式浪潮中，将武术也卷了进来。认为暴力美学的核心就是所谓的“中国功夫”，一种拳击和斗殴器械的传统技巧[30]。竞技武术对练套路创编者无疑借鉴了这种“暴力美学式”武打动作；因为，不管是在传统武术，还是竞技武术的各种形式的教学中不可能教授“割喉”“刺腹”“斩腰”的残暴的动作，而此类动作恰恰是武打影视中常见的镜头。当前，在一些国际性竞技武术比赛中，越来越多的外国运动员也开始盲目跟风并模仿这种暴力性动作，使得本来就不甚了解中国武术文化内涵的外国朋友在习练和探索武术的过程中更是南辕北辙、背道而驰。
4.1.3 编创者传统文化基础知识欠缺，传统文化意识淡薄
当今，竞技武术正在蓬勃发展并取得了丰实的成果，为武术国际传播与推广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但我们追求武术竞技化和国际化的同时，不能也不应该忽略对武术本质内涵和文化特色的继承和弘扬，因为现实的中国武术从本质上讲是离不开思想与文化的，如果没有了思想文化，失去了历史感，中国武术也就失去了自身的文化标识，失去了灵魂[31]。很多武术教练员长期受竞技化思想的影响，一味追求创作高、难、美、新动作，从而忽略对传统武术文化的学习及对武术深层哲理的研究与挖掘，久而久之，便淡化甚至忽视武术这种文化性。主要表现在，把武术等同于西方竞技体育，训练时侧重于技术、技巧和体能的训练，将内外合一，形神兼备，富于哲理的国粹——武术进行机械化处理。这种态度是不正确的，因为中国武术不是简单意义上的身体运动， 更不是纯粹的运动项目，它有自己的，区别于其他身体文化的一个灵魂[32]。教练员在这种思想指导和文化意识下是不可能关照到“暴力”性动作合理与否并指导或编创出新颖而又不失古朴，巧妙而又不失深邃的经典对练套路的。
4.2 对策建议
4.2.1 调整与修改现行规则，正确发挥规则导向作用
武术竞赛规则是武术运动发展的定向标，要科学合理地制定对练套路的评价体系和评分标准。在明确细化动作质量评价标准，并从方法准确，攻防合理，意识逼真，动作熟练，配合默契等方面对演练水平提高要求的同时，亦要对武德规范和主题思想作出规定和要求；提高评分客观性则还需要从提升裁判员道德水平和业务水平方面努力。此外，规则中也可考虑规定对练项目须配背景音乐，这样不仅能够帮助运动员掌握动作节奏，从而增强表演效果，亦可烘托起积极向上的现场气氛，与现场观众产生共鸣，激发起观众的尚武精神和侠义情节。
4.2.2 创编者钻研传统文化、武术理论和武德文化
创编者在构思和编创对练套路时不仅要依据武术项目的运动特点及对练项目的攻防演练规律，而且要考虑武德规范及其文化内涵；因此，要加强对传统文化、武术文化和武德文化的学习，使动作编排符合武术伦理道德规范和当代武术发展价值取向。武术不仅是一个强身健体的技能，更重要的还是立德树魂的民族精神[33]。这样才能不断创编出既新颖独特，又不失武术精髓，利于观众接受和营造良好人文环境的经典对练套路。
4.2.3 运动员要加强文化学习、艺术修养和表现力
武术是攻防兼备的技击术，在竞技武术中更是一种艺术表演。可以说运动员在竞技场上具有演员与运动员的双重角色。对练表演者要努力将由健壮的体魄、精湛的技术、巧妙的战术、机警的睿智、拼搏的精神形成的身体美、技术美、战术美、智慧美和精神美等美学特征充分展现给观赏者，这样便能为其带来无穷精神享受，给人以思想的启迪，也影响着人们的价值取向和审美情趣；因此，为了更好表现所编排的套路，提高观赏性、娱乐性和教育性，运动员不仅要表现出高超的武艺，也要深入学习文化知识，以提升艺术修养并学会更好地展现自我，真正将中国武术中的“精、气、神、韵”发挥彻底，演绎极致！
5 结束语
传统武德讲求的是“止戈为武”“以德服人”“不战而屈人之兵”，在切磋武艺时也是“点到为止”，而非置人于死地。竞技武术对练项目暴力性动作设计不管从美学上，还是武德上，甚至技击上讲都不具有任何积极意义。武术对练作为强身健体、陶冶情操的有效手段，对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可发挥积极而重要的作用。这就要求武术对练套路的编排要考虑到武术的形象传播与社会影响，发挥积极因素，摒除消极因素，为中国武术树立正确的公共形象，健康发展，从而为促进社会道德文明与构建和谐社会作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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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经济的属性范文4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夕阳产业，只有夕阳技术或夕阳思维。同样是制作服装，欧洲一些企业能够减少前导时间达到快速反应，盈利能力甚至强于火爆的“苹果”。相反，风光一时的光伏产业看似升级了，但日益膨胀的产能转瞬间就成为不良资产。所以说，传统产业改变技术和管理制度，仍可以变成现代产业。而如果没有强大的原始创新能力、很好的科研成果商业化链条和服务，新兴产业拿到的可能还是利润的“边角料”。产业结构转型的核心是转变经济效益增长来源的 “类型”，而不是单纯的 “转行”。
（摘自《解放日报》龚 震／文）
用工荒是催发经济转型的动力
所谓用工荒，是站在企业招人的角度而言的，如站在工人找工作的角度来看，这样的问题其实根本不存在。在当前，中国并不缺劳动力，用工荒很大程度上只是“廉价劳动力荒”。因此，用工荒并没那么可怕，相反却是推动经济转型不可或缺的动力。首先，用工荒对纠正劳动回报率与资本回报率严重失衡、改善收入分配格局非常有益。其次，用工荒有利于倒逼各地经济更好更快地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再次，用工荒有利于缩小城乡、东西部区域间的贫富差距。
（摘自《羊城晚报》舒圣祥／文）
文化淘汰腾出创新空间
文化被淘汰并不是一件坏事。如果所有文化都不被淘汰，那就止步不前了。近些年，不少地方剧种的传承出现了问题，或后继无人，或濒临灭绝。相应的，保护的呼声日益高涨。
保护，对破坏来说是好词，对改革来说却不一定是。我们过去不尊重地方剧种，现在尽力保护，心情可以理解。但我们要继续把中国文化推向创新之路时，非要保留那么多东西是有问题的。能不能有更多的年轻艺术家，不要再分到一个两年也没有一个观众的剧团里去？有没有可能让他们汲取流行音乐、西方音乐剧的元素，创造出一种新的剧种为当代人所喜欢？
我们不断讲创新，创新要有空间，空间哪里来？淘汰以后，新的空间就创造出来了。
（摘自《人民日报》余秋雨／文）
呼唤民生警戒指数
“十二五”规划建议，国富向民富转型，居民收入与GDP同步增长，控制收入差距扩大，而目前通胀预期加大，民众实际收入与生活水平下降，就是国富向民富转型必须迈过的一道坎。因此，与通胀警戒线相对应，政府还应设立一个民生警戒指数――考虑到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民生警戒指数应以省为单位来制作。当民生警戒指数超过一定基数（警戒线）时，地方政府应适当进行补贴。同时协调配合有关部门完善配套方案，减轻物价上涨对百姓生活的影响，确保百姓基本生活水平不因价格变动而降低。
（摘自《中国青年报》高永峰／文）
交通拥堵是个产权问题
文化经济的属性范文5
[关键词]文化产业;文化产业与经济交融;发展趋势
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越来越具有全局性和战略性。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中国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也将日益突出。因此，把握当今文化与经济相互融合的发展趋势，发展先进的文化产业是社会综合实力增强的重要举措。
一、文化与经济的相互交融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当今世界，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文化与经济相互交融的客观趋势越来越明显。日益紧迫和严峻地凸现了文化的竞争和文化的力量，使经济增长中文化的推动力越来越突出，经济竞争中文化因素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社会财富中向拥有文化优势的地区聚集越来越明显，文化已成为决定经济发展潜力和后劲的重要力量。文化产业将成为未来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的新的增长点。首先，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在“短缺经济”时代，人们以吃饱、穿暖等生存资料数量扩张为主，而今人们生活消费结构出现了新的变化，用于物质生活开支所占的比重减少，而更多的资金开始向文化消费方向转移。据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统计，在1980—1988年间，印刷品、文学作品、音乐、视觉艺术、摄影、广播、电视等年贸易额从950亿元增到3880亿元。美国文化产品的出口收入已经占其外贸总收入的38%。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群众的文化消费也将进入旺盛期。据有关部门估算，1990年到1998年全国文化产业增加值由12.1亿元增加到83.7亿元。2005—2006年间，我国潜在文化消费能力达到5500—6000亿元左右。中国加入WTO后，随着国际竞争的格局变化，文化产业的发展己越来越引人注目，它将成为中国经济“从现实经济增长率向潜在经济增长率提升的一个新热点”。
社会消费需求也产生了新的变化，一方面要求生产出更多的文化精神产品，去满足人们在文化上、精神上的需要;另一方面要求物质产品中的文化含量要不断提高。实践证明，产品中的文化含量愈高，经济附加值就愈高。其次，从文化的角度看，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文化在保持意识形态属性的同时，其产业属性越来越明显。一方面，在文化产品生产和服务的过程中，价值规律、市场机制等经济因素的作用越来越大，使文化产业的社会化大生产成为现实。文化产业具有生产、流通、交换、消费等市场条件下经济运行的基本特点;另一方面，高新技术尤其是数字化、网络化的运用，使文化产品的生产效率越来越高，文化的传播力越来越大，文化的覆盖面越来越广，文化的表现力、感召力得到了空前的发挥和提高。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产业成为全球发展最快的产业之一，影视、音像、出版等文化产品已成为最大的换汇产品，许多发达国家的文化产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像美国和英国这样一些经济大国文化产业的GDP比重已经超过了传统的制造业。以麦当劳为例，1968年仅有1000家麦当劳连锁店，而今天在世界120个国家遍布2.8万多家麦当劳餐厅。它们不仅为美国带来丰富的商业效益，而且成为美国文化的一个符号，成为文化渗透的一种特殊形式，美国到处推销麦当劳、肯德基、可口可乐、迪斯尼等文化生活形象，组成为经济、文化相互融合的典型。可见，知识经济的兴起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催生和加速了文化与经济的融合，文化与经济的一体化已经成为必然的趋势。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力量，也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在经济发展中，人文资源甚至比原材料、能源的作用更大。在文化因素的作用下，没有资源可以创造资源，正可谓“一遇雨露就发芽，一得阳光就灿烂”。
二、把握文化与经济交融发展趋势，以经济理念促进、发展文化产业面对文化与经济相互交融的趋势，我们必须切实把握好文化与经济的辩证关系，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更好地发挥文化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发挥经济在文化发展中的支撑作用。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完善文化产业政策，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增强我国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目标，充分体现了对文化产业的高度重视，推动文化产业发展是一项庞大的涉及面广的长期的社会系统工程。在新的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下，先进文化产业必须在竞争中学会生存，在竞争中做大做强，必须在遵循社会主义政治、精神文明建设特点和规律的同时，借鉴经济领域的一些思路和做法，将文化的商品属性解放出来，才能转变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首先，依靠市场经济观念拓展、促进先进文化产业发展。
社会实践要求我们加快确立一系列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思想观念。
一是要善于挖掘、开发、利用文化资源，如通过保护、挖掘、利用人文资源，打好“名人牌”、“名品牌”、“名节牌”、“民俗牌”等，发展具有浓郁地方特色和深刻文化内涵的特色产业，因势利导，提高产业的科技含量和文化品位，实现产业升级，促进经济发展从量的扩张向质的提高转变，提高产业的竞争力。同时增强资源意识，在政策允许范围内运用市场手段对资源进行优化重组，发挥整合效应。
二是增强商品和市场意识。对相当一部分文化产品，在注意其意识形态属性的同时，不能忽视其作为特殊商品的属性。因此要重视文化产品的流通环节，遵循价值规律、市场法则，善于实现“惊险的一跃”。在发展文化产业时，要注重研究文化产品的市场需求，根据市场变化来组织生产，用“适销对路”的产品去占领文化市场，引导文化消费。通过市场运作，拓宽投入和经营渠道，优化资源配置，做大做强先进文化产业，推动文化产业发展。
三是增强效益意识。文化产品的生产必须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但同时又必须讲经济效益。如果不讲成本，不讲经济效益，就会失去市场，失去竞争力，社会效益也就无法实现。创作一大批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并举的文化成果，并以市场经营使其效益得到最大发挥。
注重发展提高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产业门类的文化品位。吃有食文化，穿有服装文化，喝有茶文化，住有建筑文化，行有车文化，休闲有旅游文化等，着力提高这些产业门类的文化品位，注入历史、艺术和情感的内涵，增加产业的文化附加值。这样，不仅可以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变化发展的文化消费需求，而且可以极大地提高这些产业的经济效益，增强产业的市场竞争能力。同时进一步强化对庸俗文化的约束管理，对黄、赌、毒、迷信等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背道而驰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活动，予以专项整治，坚决打击，使文化产业朝着健康文明的方向发展。其次，依靠经济手段壮大、推动先进的文化产业。文化产业是以文化艺术为生产资料的进行精神产品的生产、进入市场流通的系统行业，知识经济时代，文化需求已形成巨大的市场，在发展先进文化产业时，必须运用经济手段兴建文化设施，广泛开展科普宣传、绿色网络、教育培训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多种多样的文体活动，促进企事业文化、校园文化、广场文化、社会文化等群众性文化活动的开展，丰富文化产业内涵，陶冶道德情操，提升社会文化品位，促进先进文化产业的全面繁荣和先进文化产业的发展。
要让更多的文化单位与市场接轨，走社会化运作之路，将先进的文艺产品、文艺节目、文化活动推向广大人民群众，形成先进的文化传播网络，实现文化事业的社会化，以良好的经济效益支撑社会效益。同时要在政府继续加大投入、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的基础上，激活民间资金投入文化产业，通过多种渠道筹措资金，注重运用社会化的手段推动和加快文化设施建设。做到不仅要善于建设文化设施，更要善于经营文化设施，形成“建成一个设施，培育一个主体，发展一门产业”的良性发展势头。依靠经济杠杆、调节促进文化产业发展。发展社会文化，塑造社会新形象必须打牢先进文化建设基础。要充分发挥公共财政在文化发展中的导向作用，适时调整财政投入结构和投入方式，探索运用信贷手段扶持和发展文化产业。拓宽渠道，逐步形成财政性投入、政策性投入、社会性投入和自身性投入相结合的投融资格局，集中力量办大事，抓好重点项目和重点工作。全国各地都在探索自己的特色之路，就发展文化产业而言，上海的思路是“集约化经营，规模化发展，集中力量办大事”，北京的思路是“民营国营同台竞争，多元主体优势互补”，广州的思路是“坚持市场导向，凸现产业特性”，深圳的思路是“文化资源和企业资源结合，可持续发展和制度创新互动”，云南的思路是“科学合理开发民族文化资源，大力发展民族文化产业，建设民族文化大省”等等。
文化经济的属性范文6
进入信息化高速发展的21世纪，出版业的经济范畴不仅局限于动漫、旅游、艺术品等原有形式，而是在互联网的带动下，形成了一种新锐而极具个性的网络文化产业链，这也是数字环境下所带来的全新出版产业经济形态。在数字环境下，网络互动广告、社交游戏、实时搜索、电子商务平台等模式，使得出版产业形成特有的网络文化出版，既满足了网络时代人们的多元化信息需求，也将信息系统源头赋予人们，促使新一代网络出版产业经济的发展。伴随图书出版行业快速步入信息化时代，数字环境下的出版产业发展也面临一系列新的情境。事实上，作为技术创新所带来的必然发展趋势，传统意义的出版观念在数字化时代已很难适应发展的要求，网络也逐步成为图书出版的重要构成平台，而这对于出版产业经济发展而言也必然需要一定的创新措施。因此，对数字环境下出版产业经济的发展进行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际价值。
一、数字环境下出版产业发展概述
出版产业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得到初步发展，并伴随着新世纪电子商务活动的兴起而得到蓬勃发展。目前尽管国内相关研究对数字环境下出版产业发展的理念尚没有形成统一认识，但相关研究规模却不断扩大，研究成果也逐步成熟。总体而言，目前关于数字环境下出版产业发展的探讨基本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 聚焦于数字化出版对出版产业经济发展的影响
在诸多研究成果中，不少学者认为文字作品是否具有实体意义上的发行作为出版的标准，其与传统意义上发行理念十分接近。我国出版管理部门规定实体性出版物是指书籍、杂志、报纸等，因此文字性作品只有借助上述实体存储介质才能被认定为出版。而数字环境下所带来的网络化出版只是借助虚拟的网络系统，因此不具有实体性，不能够作为出版物来看待，从而不能看作出版产业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与方向。然而，就出版的核心价值而言，其不仅具有实体属性，更重要的是具有传播文化知识的精神类别属性。因此，过于强调出版的实体性缺乏足够科学性，从而不能看作出版产业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与方向。
2. 商业经济性是数字环境下出版产业的本质属性
在数字环境下，任何一种出版活动都具有一定商业性，即以获得相关利益为目标。数字环境下的出版产业活动并非一种公益性活动，而对于出版效率与出版质量优劣的根本衡量标准在于对其盈利状况进行评价[1]。尽管商业化在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成为各行业经营状况的根本目标，但作为数字环境下的出版产业活动，其在追求利益的同时，也具有十分明显的公益属性，而忽视公益属性或社会属性的出版活动必然不具有生命力。
3. 数字环境下出版产业具有网络出版的特性
对于网络出版而言，构建相应的法规极为必要。我国立法机构也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网络数字出版的法律规定，并对数字出版进行了法律意义上的定义。然而，由于网络推广趋于大众化，使得数字出版的法律要求界限往往不够明确，这也影响法律规定效力的发挥，因此出版产业经济发展有必要处理好网络出版的规章性与合法性问题。
二、数字环境下出版产业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随着信息时代的日益发展，网络已成为人们生活和工作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数字式语言、评论、新闻、趣闻杂事等一系列出版方式屡见不鲜，形成了独特的出版产业文化机构，但也存在以下问题：
1. 信息管理困难，制约数字环境出版产业经济发展
在数字模式的催生下，出现了一些公民有意识构建公共信息评论或转发的平台，通过这样一个平台将一些付费文章、杂志、书籍等进行免费传播，使出版产业的经济发展面对盗版及违法出版的困境。另外，期刊社、出版社等也可以将文章通过数字途径进行传播。然而，由于数字出版的公开性和复杂性，容易出现数字出版平台管理的漏洞，从而制约新兴出版产业经济的发展。
2. 数字环境模式下存在网络出版文化价值取向偏离
由于网络自身传播的特性，使得网络出版文化产业的内容存在许多问题。如传播方式、传播者身份、传播时间地点和经营者都出现虚假性，最突出的就是不良信息和有害信息。目前看来，数字环境中存在大量抨击社会、阴暗心理的思想内容，形成了一种特有的黑色网络出版文化，造成人们自身价值取向畸形，影响了出版产业经济的发展。
3. 出版产业在数字环境下容易形成泡沫产业
随着数字出版产业的不断发展，全国各地发展数字出版产业的热情高涨，纷纷建设网络出版产业基地，举办数字出版活动，这对推动各地数字出版产业发展、提高数字出版产业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由于建基地和办展会比较容易见成效，因而近年形成一股基地和展会热[2]。有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底，中国多数出版社都已经构建数字出版平台，而这一数字也在不断增长，相关的出版企业也进行了有效联合，逐步构建数字出版产业基地。不少城市在将数字出版产业作为新经济增长点的同时，各类数字出版形式、出版企业出现的频率也络绎不绝。在数字环境的影响下，不少出版企业也顺利转型为专职数字出版企业。然而，由于缺乏科学论证和规划，出版产业内部行业的重复建设，数字出版产业的盲目发展，很容易形成数字出版产业的泡沫。
4. 数字环境下出版产业文化内容创新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