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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产业规划范文1
一
上海张江国家级自主创新示范区是国务院在2011年批准的我国第三家国家级自主创新示范区，其前身为1991年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国家级上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过二十多年发展，该国家级开发区由一区1园、一区6园、一区8园、发展为现在的一区22园。面积从25平方公里扩大为目前的400多平方公里。为加强对张江国家级自主创新示范区的管理和协调，上海市人民政府专门设立了上海市张江高新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作为市政府派出机构，管理、规划和协调整个张江国家级自主创新示范区一区22园的建设和发展工作。“十三五”期间，张江国家级自主创新示范区要抓住与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双自联动、融合发展”的千载难逢大好机遇，抓住国际形势变化和世界多元格局形成的机会，加速建设世界一流和国内领先的科技园区。结合上海“十三五”规划发展，完成上海张江国家级自主创新示范区的一区22园合理布局和空间优化调整，构建张园与浦东创新带、沪北创新带和沪西南创新带这“一核三带”的功能布局，并按照我国“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建设的国家战略发展辐射作用，重点建成一个综合性的国家科学中心和若干重大创新功能平台，真正建成具有国际影响力、凝聚力和辐射力的“张江科技城”。建设一批可承载成果转化、技术转移、万众创新和融合互动的示范区：建设一批产学研用协同、品牌企业主导、创新生态良好的具有“四新”特色的产业转型升级基地；建设一个“双自联动、融合发展”的国家级人才改革试验区，形成创新和创业人才的集聚和辐射高地：建设一个为创新和创业服务的金融创新体系，充分发挥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过程中金融服务业先行先试的优势：建设一批海外孵化基地和科技园区，形成真正的走出去和引进来的国际合作载体；全面达到和加快实现国家要求的“十三五”期间将上海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科技园区的各项规划指标和全面实现国务院要求完成和实现的各项战略目标。把创新放在上海转型升级发展全局的核心地位，推动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充分激发全社会和各阶层创新和创业的活力和动力。充分发挥创业者、企业家和人力资本在创新和创业中的关键导向作用，加快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技术创新引领产品升级和产业转型，扩大有效供给和品质提升，以满足张江国家级自主创新示范区和张江科技城融合发展和转型升级的各项需求，使技术创新成为张江和整个上海科技、经济、社会综合发展的核聚变推动力。与此同时，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和国家战略的需求，在张江国家级自主创新示范区和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努力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和全国辐射力的创新中心，成为与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相匹配的全球认可的创新城市。
二
在创新发展张江国家级自主创新示范区的基础上，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和全国辐射力的科创中心和创新城市，是上海面向21世纪服务国家发展的一个重大历史使命。在这方面，经过深入调研和科学决策，当前工作的重点无疑是要集中力量建设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要依托光子科学、生命科学、能源科学、海洋科学、材料科学、智能科学和信息科学等大科学设施群，筹建和完善国家实验室及国际交流合作交流平台，规划发展世界一流的张江科学城。“十三五”期间张江国家级自主创新示范区还要建设和健全一批共性技术研发和转化的开发平台，建设一批科技创新和自主创业集聚区，推进上海区级国家“双创示范基地”的建设，真正创造适合创业者和创新者生存和壮大的大众创业和万众创新的良好氛围。上海市人民政府制定和颁发的《上海科技创新“十三五”规划》明确指出：紧紧围绕将上海建设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历史使命要求，一是明确了上海科技创新的背景与使命：二是制定了上海科技创新的指导思想、发展目标和总体部署：三是培育良好的创新生态，激发全社会创新和创业活动：四是夯实科技基础，建设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五是打造发展新动能形成高端产业策源地：六是应对民生新需求，推映鞘泻诵姆⒄梗浩呤巧罨体制机制改革，提升创新治理能力。由此可见《上海市科技创新“十三五”规划》的颁布和实施为上海张江国家级自主创新示范区的新一轮创新驱动和转型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动力和源泉。在张江国家级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中心，需要不断提高上海综合配套和创新驱动以及产业融合的能力和动力。在创新和发展的前提下努力实现四个方面的新突破：一是建设各具特色的科技创新功能集聚区和“四新”经济创新基地，聚焦支持重点区域、重点领域、重点企业和重点团队，构建研发，转化、产业、服务功能健全的科技创新和新兴产业基地，在带动科技创新和新兴产业集群发展上实现新的突破：二是张江国家级自主创新示范区与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双自联动、融合发展”，创建人才改革试验区，促进科技创新要素跨境流动的便利化，在以制度创新促进科技创新上实现新的突破：三是建设服务健全、跨境融合、开放合作的创新生态环境，大力发展网络与实体相结合的众创空间，推进跨地域的创新联动和实施国际创新合作，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形成开发创新的新局面上实现新的突破：四是深化张江国家级自主创新示范区体制机制改革创新，聚焦新型产业构建基地加基金、人才及项目等新的推进方式，着力形成适应创新驱动发展的管理开发模式，在充分激发创新主体的创新动力和创新活力上实现新的突破。
三
张江国家级自主示范区在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过程中，必须加快建设上海张江综合性的国家科学中心，加强同建设国家级科技创新中心相配套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依托中国科学院、上海科学院等优质科研机构和复旦大学、交通大学等知名大学的集聚与辐射优势，建设世界级重大科学基础设施集群和具有世界领先水平和综合性科学研究实验基地，形成能与国际一流水平相抗衡的上海创新中心体系的核心。在张江国家级自主创新示范区的一区22园中依托张园、紫竹园、漕河泾园、金桥园、杨浦园、市北园、嘉定园、临港园等高新技术园区、大学城和重要产业基地，成为高能级创新引擎和高新技术集聚地及辐射源，加快上海乃至我国技术创新与科技成果的运用和转化。促进创新功能与城市功能的互动发展，形成科技、教育、商贸、金融、文化、服务等一体的复合型可持续发展的张江科技城。在加快张江科技城建设和转型过程中，结合城市规划和工业用地调整，积极盘活存量资源，发展量多面广、规模适宜的科技型、创新型、配套型和转化型的多样化、信息化、现代化和国际化的企业集聚和成长空间。在战略定位上：上海“张江科学城”将在张江国家级自主创新示范区核心园区的基础上，提升建设和转型发展成为我国乃至全球新知识、新科学、新技术、新思维的创新和创造之地，新产业和新生态的培育之地，成为上海乃至中国科研要素更集聚、创新创业更活跃、复合人才更集中、金融配套更便利、生活服务更完善、信息通信更高端、交通出行更便捷、生活环境更优美、国际交流更充分和文化氛围更浓厚的世界一流科学城。充分把握科技进步大方向、产业变革大趋势、集聚人才大举措、面向上海作为国际经济中心、金融中心、科技中心和航运中心的建设，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营造自主优良的创新生态环境，以重大创新改革举措为主要抓手，形成合力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和科创城市进军，为形成国际性重大科学发展原创技术知识产权的引领和发源地，乃至全球公认的重要创新城市奠定基础。
科技创新产业规划范文2
为进一步增强我市自主创新能力，深入贯彻市委、市政府《关于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升产业竞争力的实施意见》(珠字[*]8号)，认真做好设立和发展*市大学科技园有关工作，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指导思想
根据当前的政策条件和现实基础，大学科技园的建设要在遵循“整合资源、分步实施，政府引导、市场运作，规避风险、效益优先”原则的基础上，不断整合和高效利用大学园区和*高新区的现有创新资源，充分利用好国家、省和市适用于唐家湾地区各类政策的叠加优势，先建分散园区，后建核心园区。在大学科技园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要始终发挥园区建设主体和园内研发机构、企业的作用，以市场化方式运作，不断提高综合效益。要在园区规划、管理协调和政策配套等方面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要保护大学科技园各行为主体的利益，在国家政策的框架下给予积极鼓励和扶持，降低企业的创业风险和园区建设风险。
二、功能和产业定位
*大学科技园是以*大学园区、数个科技企业孵化器和一批共性技术平台为依托，将大学综合智力资源优势与其他社会资源优势相结合，通过包括风险投资在内的多元投资渠道，在政府政策引导和支持下，以“园中园”方式在唐家湾地区的*高新区范围内建立的，以技术创新和企业孵化为主要功能的科技创新产业园。大学科技园是科技创新的平台、科技型企业的孵化基地、复合型创新创业人才聚集和培育的场所及高新技术产业催化辐射的源头。
*大学科技园的产业选择，要综合考虑我市的产业发展基础、各大学的优势学科和研究方向，优先发展对我市产业能形成有效对接、补充、提升和引导的高新技术产业。今后的产业发展应相对集中在软件与集成电路产业、生物技术与新医药产业、新能源与节能环保产业、新材料与光机电一体化产业等领域，以及配套完备、个性化和高水平的科技服务业。各有关部门要根据*大学科技园的功能和产业定位，尽快制定大学科技园发展规划，并在规划中明确提出产业指导目录。
三、发展目标
(一)总体目标。第一阶段，通过两到三年的建设和发展，利用唐家湾地区的现有资源，努力把*大学科技园建设成为基础设施完善、创业环境宽松、服务支撑体系完备、创新气息浓郁、区域特色鲜明的分散式园区(这一阶段可特称为*市大学科技园产学研基地)，吸引大学特别是国家大学科技园和研究机构入园。第二阶段，经过两到三年的发展，在各园区建设主体取得共识的前提下，集中优势资源，逐步把大学科技园发展成为在*高新区范围内拥有固定区域的、建设与发展规划完备的“核心区”。第三阶段，在“核心区”辐射带动下，再经过三到五年的发展，使整个唐家湾地区成为能够提供全系列孵化环境和全程创业创新服务，园区单位产出和人均绿色GDP最高，聚集创新人才和创新企业最多，创新活力最强，创业活动最活跃，在全省乃至全国有较高知名度的“核心区+产学研基地”的“多校一园”形式的科技创新产业园区。
(二)具体目标。经过七到十年的发展，*大学科技园能够吸引大批国内外著名大学和科研机构以不同形式入园，发展一批在全国有一定知名度和影响力的高新技术企业，引进一批以学科带头人为骨干的研发团队，争取以整体园区的形式和“多校一园”的模式跻身于国家大学科技园行列。
四、建设模式
按照整合资源、分步实施的建设原则，首先整合大学园区及科技创新海岸区域范围内的现有资源，特别是要充分利用大学园区各高校和清华科技园、新经济资源开发港、南方软件园、民营科技园、广东*高科技成果产业化示范基地等孵化基地的办公场所、公共技术平台和公共设施与服务等资源，建设“*市大学科技园产学研基地”(以下简称产学研基地)。当现有资源和条件不能满足发展需要或各主体高校形成高度共识及一致要求时，再根据有关政策，在*高新区范围内已规划预留的固定区域，以园中园的形式建设官、产、学、研、资、介有效结合，集高校师生和科技人员创业、项目研发、技术成果转化及产业化、科技企业孵化与成长等功能为一体的大学科技园“核心区”，将大学科技园由“产学研基地”提升为“核心区+产学研基地”的“多校一园”形式的科技创新产业园区，使其成为我市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又一新的引擎。
在大学科技园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要以项目为核心，根据项目的成熟度和产业类型，统筹安排，合理布局。对尚处于中试和孵化阶段的科技项目和创业企业，优先安排到五大孵化基地(南方软件园、清华科技园、哈工大新经济资源港、民营科技园和广东*高科技成果产业示范基地)，享受孵化器的相关优惠政策；对已经进入产业化阶段和可以大规模投产的项目，特别是大学产业部门(或大学控股)准备设立的技术成熟且拥有投资能力和用地要求的项目，优先安排到大学科技园“核心区”和“产学研基地”范围内。相关高校的国家大学科技园按规定在*建立分园，也属*大学科技园的组成部分，都可享受*高新区、大学园区和大学科技园的多重政策优惠。
政府通过成立由市主管领导为组长、相关部门主要领导为成员的“*市大学科技园建设领导小组”，对*大学科技园的建设和运作进行统一规划、协调管理和资金扶持，并推动配套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五、建设主体与管理运行模式
*大学科技园建设主体是入园各高校。在大学科技园处于“产学研基地”阶段时，各高校入园实体可在市大学科技园建设领导小组统一规划、协调和宏观管理的框架下，在*高新区内租赁、建设研发与生产场所，开展科研、生产及科技服务等活动，实行市场运作，自主管理。新建用地的选址和布局要考虑与未来“核心区”建设相衔接，鼓励各高校的国家大学科技园在“核心区”设立分园或建设产学研基地。当大学科技园发展到集中式“核心区”阶段时，各主体高校可在政府的统一协调下，联合成立或确定管理运行机构，对“核心区”实施统一管理。在选择和确定投资主体时，可以考虑入园高校自行投资或根据市场规则采用其他融资渠道和投资方式。
六、完善政策环境
(一)完善总体政策环境。*大学科技园处于*高新区、大学园区、科技创新海岸、软件园、留学生创业园和民营科技园等各类功能区的聚集、交汇地带，由此形成的多重优惠政策叠加效应，为入园企业、项目、人才提供了在各类并存的优惠政策中优中择优的可能。在现有政策环境的基础上，根据大学科技园建设和发展的需要，进一步完善和优化政策环境。
(二)完善孵化器发展的配套政策。企业和项目孵化是*大学科技园的核心功能之一，也是该园区第一阶段建设和扶持的重点。以南方软件园、清华科技园、哈工大新经济资源港、民营科技园和广东*高科技成果产业示范基地等为骨干的孵化基地是大学科技园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公共技术与服务平台。为充分发挥大学科技园的孵化功能，要针对孵化器的建设和发展，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研究制定相关政策，填补我市在企业孵化器发展方面的政策空白。政策的相关内容要涉及到孵化器认定标准(根据孵化能力和服务水平)、认定程序、监督管理办法及相关优惠扶持措施等。
(三)健全核心区的政策及服务环境。“核心区”建设是大学科技园建设的关键步骤，是高校转化科研成果并使其产业化的重要平台。因此，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给予政策优惠和公共服务环境配套：
1．用地优惠。根据《关于国内重点高等院校到我市兴办高等教育的优惠政策》(珠府[*]67)号文件精神，并结合国家土地政策以及*高新区用地管理有关规定，对已获批准的全国各国家大学科技园、各高校研究机构和各高校独资或控股的高新技术企业，给予地价优惠，优先安排用地。
2．财税优惠。在国家政策框架内积极争取国家有关大学科技园和科技企业孵化器方面的税收优惠政策，特别要落实《国务院关于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20年))若干配套政策的通知》(国发[*]6号)规定，对符合条件的科技企业孵化器、国家大学科技园自认定之日起，在一定期限内免征营业税、所得税、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对其他符合条件的科技中介机构开展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研究制定必要的税收扶持政策；对“核心区”或企业孵化器内凡经认定的公共技术平台(重点实验室、公共实验室、工程中心、检测中心等)及重点项目，根据实际情况在一定时期内以不同方式给予适当补助。
市财政从科技研发经费中每年安排不少于1000万元，设立主要针对扶持大学科技园科技项目的“产学研专项资金”，并与广东省用于支持产学研项目发展的专项资金联动，重点支持有各高校和研究机构参与、以产学研一体化为特色、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市场前景的高新技术项目的研发。支持方式以无偿资助为主，并逐步探索以资本金投入的方式支持初创型科技企业进行技术和产品研发的新模式。国家中小企业创新基金的地方引导项目也要向“核心区”内的企业倾斜。
3．投融资优惠。在*科技园“核心区”建设过程中，要积极引入风险投资和创业投资资本和模式，并开拓其他投融资渠道，为园区内科技型企业的创业和成长提供长期的资金保障。
科技创新产业规划范文3
关键词：文化产业；文化艺术；科技；创新建议
1文化产业语境下文化艺术与科技融合的关系
1.1科技提升了文化艺术的社会价值
文化是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根源，只有发展国民文化，才能有效提升国家的综合国力。科技是先进的生产力，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起着一定的决定性作用，科技的创新和发展是国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体现。通过电脑、网络等科技产品，可以有效传播文化艺术，提升文化艺术的社会影响力，使越来越多的人受惠于文化艺术，从整体上促进国民文化水平的提升。电影是新型的文化产业，是文化艺术的传承者，一些文化内涵往往通过电影表现出来。例如，电影《红高粱》是根据莫言的小说《红高粱家族》改编而成的，得到了观众的一致好评和认可，［1］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作品。
1.2文化艺术可以使科技更加人文化
在文化艺术的融合与影响下，科技被赋予了人文气息，文化内涵和意义更加深刻。对于广告行业来说，广告的宣传更加注重广告的审美特点。现在的广告考虑更多的就是文化内涵和情感表达，这也是文化与科技融合的成果。由于文化的加入，也出现了电视和摄像机等科技产品，将文化艺术推到全新的高度，使科技更加深入人心。深圳的文博会就是文化创新和科技创新的最好融合，更是全国文化产业的“桥头堡”。
2文化产业语境下文化艺术与科技融合的限制性因素
2.1科技对文化产业的支撑作用没有得到体现
（1）技术集成能力是文化产业的重要环节之一，但相应作用却没有得到良好的发挥。基础研发对技术集成的带动作用有限，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现代信息技术在文化产业中的应用。产、学、研的结合力度不够大，文化科技创新成果与文化产业发展的实际需求脱节，很难构建完善的文化科技创新体系。文化科技创新产业项目并不多，地域文化与高新技术尚未紧密结合起来，造成历史文化内涵与现代表现形式兼具的产品形态比较单一化。（2）文化产业科技创新水平有待提升。文化企业科技创新观念较为薄弱，新兴文化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没有得到有效提升，一些动漫游戏、创意设计企业仍然处于产业链的低端，核心技术和产品竞争力没有得到提升。
2.2缺少构建文化科技融合政策的保障机制
科技创新和文化产业促进政策缺乏衔接，缺少构建更为完善的文化科技自主创新的激励政策。一些地区已经出台了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和规划，其中有些内容能够推动文化科技融合发展。然而，科技支撑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存在较多不完善的地方。从城市层面来说，缺少构建能够扶持文化科技融合发展的专项规划和政策体系。此外，现行政策的条块分解特点比较明显，在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税收扶持以及科技创新专项资金等方面，文化企业与能够享受到高新技术产业的政策待遇有一定的差距。
3文化产业语境下文化艺术与科技的融合创新建议
以四川省成都市文化和科技融合创新为例，成都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城市整体经济实力有所提升，文化产业已经具备一定的基础。然而，与市场经济发展需求仍然有些许差距，文化产业行业结构、市场结构较不完善。基于此，成都积极进行了文化和科技的融合，不断增强科技对文化产业发展的支撑能力，构建了以企业为导向的文化科技创新体系，促进了文化产业的飞速发展，值得相关地区加以借鉴，已经获得了“国家级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性基地”的光荣称号。
3.1加强科技对文化产业的支撑能力
要构建以企业为主、市场为辅的文化创新体系，将产、学、研等紧密结合在一起，掌握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关键共性技术，构建配套产业体系，给予文化产业发展强大的支撑动力。首先，要利用现代科技手段，保证公共文化服务能力的稳步增强。其次，要将现代科技与文化创作结合在一起，赋予演艺产品表现力。此外，还要完善文化市场中介机构建设，将文化产业做大做强。
3.2科学规划，促进文化科技融合创新
要制定出与文化产业发展相适应的文化科技融合发展规划，要发挥出本土的特色文化资源优势，并且正确利用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等高新技术，不断提升文化传播力。结合高新技术园区和文化产业集聚地，构建具有特色的文化科技创新园区。同时，要对产业转型、产品创新以及政策环境等进行理论研究，以便于发挥科技创新对文化产业发展的引领作用。
3.3完善政策扶持，巩固文化科技创新地位
文化科技创新的产业发展是联动的，是整体联动和衔接的产业链、产业体系的整体发展。结合产业核心企业培育文化科技创新主体，构建完善的服务平台和服务体系，形成创新型的产业集群。［2］要对非公有资本、境外资本投资文化科技企业给予一定的扶持和帮助，简化相关审批手续。给予文化科技企业优惠扶持，尤其要在土地使用、财税政策以及融资服务等方面予以扶持。除此之外，要进一步强化文化科技管理制度的实施，加强文化科技基础建设，财政投入模式要进行适度创新与优化，创建良好的创新文化氛围。
3.4利用科技手段，拓展文化产业链
（1）现阶段，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方向往往在数字文化产业的新模式中得以体现，数字内容可以有效延伸传统文化产业链，如图书到电视剧、电影以及动画等。简言之，所有传统产业被附带上了一种数字化色彩，通过数字化，可以促进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的提升，如利用3D技术改编而成的经典电影。同时，可以实现文化科技在技术方面的融合。通过科技手段的应用，成都市加快建设“光网城市”和“无线城市”，大大提升了宽带技术的规模化应用水平，构建了文化信息产品生产、传播的技术环境。这一点上，深圳尤为突出，特别是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化拓展融合的道路上不断尝试，知名艺术区、文化产业创新园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迅猛发展。（2）基于文化产业语境下，要打造区域性文化科技创新研究平台，构建人才智库载体，构建围绕社会服务、项目开发以及校企合作等方面的文化科技创新的学术研究中心、人才培养中心。密切关注世界文化发展趋势，抓住信息化深入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加快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创新。完善网络保护的过滤技术，为了避免黑客的攻击，要加强使用防范黑客攻击的技术手段。
4结语
文化产业语境下，加强文化艺术与科技的融合创新势在必行，顺应科学技术革命的新浪潮，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实现科技与文化艺术的同步发展，相互促进、共同进步，推动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
参考文献：
［1］刘杨，顾海兵.文化创意产业的产业融合功能［J］.群言，2017（09）：34-37.
科技创新产业规划范文4
长波理论是研究和分析国际经济发展长周期波动的成因和演变规律的重要视角,本文试着就经济长波与创新周期、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结合的周期性机理进行分析。
(一)在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中,创新具有鲜明的周期性,由周期性的创新所导致的经济发展是不连续和不均衡的,它体现为繁荣和萧条的交替进行。由此,长波周期缘于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的周期性变化所导致的经济的长周期性波动,从根本上说,是由于技术创新的不连续性所致,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以周期性波动的形式呈现的,而这种周期性波动与技术创新之间存在着一种本质联系,周期的产生是因为创新不是均匀地出现而是以集群形式出现。同时,经济长波经历的时间跨度也内在地由技术创新的周期性变化的时间决定,当技术创新和扩散的速度加快时,经济长波周期所经历的时间可能随之缩短。在此过程中,技术创新往往是作为经济新一轮增长的先导,从而引发经济结构的调整,具体包括产业组织的演进、市场结构的变迁和体制机制的创新。熊彼特关于经济长波起因的解释,是以各个时期的主要技术发明及其应用和生产技术的突出发展作为各轮“长波”的标志的,从而使经济长波周期呈现出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等四个阶段。雅各布?J?范?杜因在其《创新随时间的波动》(1986)一文中考察了截止1973年的经济长波,总结了前三波的各个阶段以及第四波的前两个阶段的主导技术创新及其历时时段(表1所示)。陈漓高、齐俊妍(2004)在其《技术进步与经济波动:以美国为例的分析》(2004)一文中通过对二战结束以来美、日、德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波动,并着重对美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状况与经济波动进行深入分析,总结了第四轮长波的后两个发展阶段,描述了以汽车和电子计算机为主导的第四轮经济长波(1948~1991),并认为在经济下降期孕育的新一轮技术创新可能会推动经济进入又一轮长波,明确提出正在经历的以信息技术创新和信息产业为主导的第五轮经济长波的存在及其第一阶段(繁荣期)开始的时间为1991年。另外,熊彼特还指出每一次经济长波都会产生新兴产业,并且其中的一些新兴产业最终成为国民经济中的先导产业和支柱产业,同时传统产业受技术创新影响进行大量的改进创新,从而实现产业重组和产业升级。每一次经济长波和一次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相呼应。技术创新推动着新兴产业发展,一旦出现某个新兴产业,高额的利润会诱导大量资本的投入,驱使企业家的需求大量增加,投资紧随而至,新兴产业将急剧发展。而技术创新在关联产业间的扩散、流动,形成新兴产业集群和新兴产业联盟。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奥巴马政府致力于推动新能源战略和发展新能源技术,试图以此为突破口,化“危”为“机”,作为振兴美国经济的主要政策手段,以此发动新的经济、技术、环境和社会的总体革命。欧盟提出加快向低碳经济转型,欧盟各国积极响应,如英国的长期目标是实现全欧洲到2020年降低30%的减排,2050年降低60%的减排总体目标;法国考虑创造“零碳经济”;瑞典大力推行“环保车计划”;德国将环保技术产业确定为新的主导产业重点培育;丹麦则在全球率先建成了绿色能源模式,成为世界低碳经济发展典范。日本也重点发展低碳经济,2008年7月29日内阁会议通过了《建设低碳社会行动计划》,致力于以长期目标指导低碳经济发展。印度作为又一发展中大国,近年来也努力通过国家计划统领低碳经济发展,印度于2008年6月30日《气候变化国家行动计划》,确定到2017年将实施8个国家计划。中国也于2009年提出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当前,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都在加紧部署和积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许多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和规划。许多省市的地方性规划早已纷纷出台,且选定了重点发展领域。应该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技术发展战略和技术创新计划的调整和筹划适应了经济周期变化的需要,有可能推动世界经济真正走向复苏和新一轮的繁荣。
(二)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结合的周期性机理卡萝塔?佩蕾丝(CarlotaPerez,2002)在其着作《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中针对学术界对金融与技术间关系问题的忽略,指出了金融资本在技术创新与经济周期之间所起的重要作用,认为“技术革命—金融泡沫—崩溃—黄金时代—政治动乱”这样的顺序大约每半个世纪重来一次,形成一个周期。两百年来这样的技术创新已经发生过五次,产生了五个经济长周期。[4]7-16在佩蕾丝看来,在一次产业革命的发生及其后的经济结构调整、社会制度创新以及金融资本在其中的作用中间,存在着如下的一个阶段序列:一次产业革命的序列开始,即新产业资本的产生(技术革命爆发期)金融资本对新旧产业资本的投入,经济结构的调整期(狂热阶段)由金融危机引起的反思、调整、治理,导致经济和社会制度创新(转折点)金融与产业资本在新的制度支持下的合理的生产应用(协同阶段)市场饱和与技术成熟,埋下新的金融危机的种子(成熟期)下一次产业革命的开始,金融资本投向新技术(技术革命爆发期)。这样的观点看起来有循环论的意味,卡萝塔?佩蕾丝认为,在过去二百年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大体经历过五次这样的产业革命长波周期,其中“金融资本和生产资本之间的相互关系决定了增长的节奏和方向”[4]13。而且,技术革命或新兴技术早期的崛起是一个爆炸性增长时期,会导致经济社会出现极大的动荡和不确定性。在由技术创新引发的经济社会的重大演变和革新过程中,金融创新扮演着关键角色。它首先支持了技术创新的发展,继而加剧了技术经济领域和社会制度领域之间的不协调,而这些不协调可能引发冲突的产生和放大。当这两个领域之间的协调建立起来后,金融创新又成为技术创新进入展开期的推动力。一场技术创新即将结束,金融创新又会对催生下一场技术创新产生重要作用。佩蕾丝将技术革命引发的经济演化分为两个时期四个阶段。两个时期是导入期和展开期,各含两个阶段。导入期的两个阶段是爆发阶段和狂热阶段,展开期的两个阶段是协同阶段和成熟阶段,介于两者之间会有一个转折点。如此划分,整个技术变革周期就由爆发、狂热、协同和成熟四个阶段构成。爆发阶段是技术的时代。在这个阶段,旧的技术经济范式已经衰败,新的技术经济范式开始形成。伴随着新兴核心技术的商业化和产业化,新产品、新产业呈爆炸性增长特征,此时,金融资本开始介入,金融资本成为促进技术革命的新的风险资本。狂热阶段是金融的时代。在这个阶段,金融资本主宰着技术革命不断引导新范式深入地传播,对新兴技术体系、新兴产业过度融资,出现大量金融资本追逐技术资本,产生资本市场狂热发展脱离实体经济的疯狂现象,并进而出现泡沫破裂和狂热衰退现象。协同阶段是生产的时代。在这个阶段,技术开始缓慢走向成熟的商业化和产业化,金融也受到必要的干预和规制,金融资本和生产资本之间形成愉悦的联姻,技术创新与金融资本形成相对的协同和一致性的成长。成熟阶段是孕育的时代。在这个阶段,由于技术的成熟和市场的饱和,技术创新的潜力逐步耗尽,技术革命的动力逐渐衰竭,技术创新的收益不断递减;产业接近成熟,利润率下降,使得宏观经济增长出现停滞,甚至进入持续的萧条和衰退周期。此时,金融资本开始退出并寻求新的机会,因而,这个阶段也成为新的核心技术、战略性产业、新兴产业的酝酿和培育期。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结合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主要问题也就是由于两者创新主体不一致(金融资本集团与科技生产者)所带来的问题,如创新收益分配不一致、创新激励不充分等。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如下研究假设:H: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互动具有一定的历史规律、周期性机理和趋势性特征,这需要探讨由于创新主体不同所引发的创新主体效用最大化问题。
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结合的演化博弈分析
为了更清晰地说明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结合的相关假设和观点,本文构建一个简单的博弈模型。通过分析作为科技创新主体的科技生产者与作为金融创新主体的金融资本集团的动态演化博弈过程,探寻促进两者结合的制度框架与政策安排。模型假定条件如下:(1)设θ表示创新主体对创新资源的投入程度,θ∈[0,1],θ=1时表示创新主体完全投入创新资源,为理想状态下的状态;θ=0时表示创新主体完全不投入创新资源。因此,在金融创新主体与科技创新主体的互动过程中,θ值一般为正,且数值不断上升。(2)设Δr表示创新收益,它表示在科技创新收益外溢的条件下,作为金融创新主体的金融资本集团的占优策略,也即Δr要受到θ的约束,同时Δr越大,表示金融资本集团对创新活动的参与程度越大。此时,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条件下,科技生产者可以根据最优策略选择达到效用最大化UP*,最优策略选择为θ*;金融资本集团地方政府最大效用为Uf*,最优策略选择为Δr*。这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科技生产者可以通过多回合了解金融资本集团的行为特征,从而实现自身效用的最大化,同时金融资本集团也可以通过这一博弈过程达到自身效用最大化,从而实现作为科技创新主体的科技生产者与作为金融创新主体的金融资本集团的效用最大化,实现激励相容。这一动态博弈模型很好地解释了科技生产者与金融资本集团推动创新融合的路径选择:在科技生产者行动决策θt的基础上,金融资本集团总是会有一个占优行动策略Δrt,Δrt中表现出了金融资本集团推动金融创新的重要作用和机制———Δrt中带有金融资本集团内部各成员对于金融创新和金融制度变迁的需求。在Δrt的基础上,科技生产者会在下一期行为中充分考虑这些因素,并对占优策略进行修改,在不断推进θ值下降的动因下,科技生产者同时也考虑到了金融资本集团对相关制度创新的诉求,这一诉求在模型中被涵盖到Δrt当中并通过金融资本集团的策略反应出来。因此,科技生产者根据Δrt制定下一期行动策略θt+1,由此不断演化下去,多次博弈在这一机制下,在实现科技生产者与金融资本集团效用最大化的同时,不断创新制度供给,推动整个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的整体变迁。
科技创新产业规划范文5
关键词：城市功能演进；产业迁移；日本；京滨工业区；郑汴一体化
中图分类号：F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2）05-0091-07
收稿日期：2012-02-08
基金项目：开封市政府委托课题“郑汴一体化产业布局差异化研究”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孙建国（1963-），男，河南兰考人，河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文献综述与问题缘起
城市功能演进与产业迁移有紧密的联系，目前学术界对此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一些相关成果。彭辉等人认为，城市功能布局主要呈现出空间专业化、梯度布局，和大集中、小分散的规律。促进城市功能与产业耦合发展的手段，首先是通过规划来引导城市功能和产业发展耦合；其次是开发城市特色资源，追求城市功能个性化；其三是推动城市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完善城市相关配套服务功能；其四是拓宽专业化发展空间，使得城市功能与产业发展形成空间上的交叉；其五是塑造特色的区域品牌，提升城市价值，增强区域的辐射能力。城市功能体系具有的特点包括复合性、等级性、动态性、内部复杂性、空间具体性，等等。
陈柳钦探讨了产业结构与城市功能之间存在的同兴同衰的联动关系。他指出，产业结构调整既可强化城市相关辐射功能，亦可引起城市功能体系与空间分布格局方面的变化。随着产业结构从第二产业主导型逐渐向第三产业主导型转变，相应的生产方式也会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资本密集型过渡，产业结构调整及产业扩散将形成新的产业分布格局。城市空间是由一系列块状功能区组成的，这些功能区是相关功能主体空间集聚的结果，它们的空间变化带动了城市空间的演化。在城市功能空间演化中，集聚以及由此形成的集聚效应具有关键作用。从城市的形成到功能空间的分化要经历几个阶段，其中新的工业空间的形成阶段会导致服务型产业空间扩大并对工业形成挤压，而工业扩张本身也需要更大的空间，这就使得工业企业向城市边缘地区转移，进而形成新的独立工业空间。
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所需主导产业层次将发生变化。顾宝艳在对北京支柱产业的迁移问题进行研究时指出：“单纯的制造业已不能满足北京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北京需要的是创造、技术及加上创意的取胜之道。”迁移主要是从商务成本的最小化、资源的丰富程度以及地区的产业集群三个方面来综合考虑的。地区因素的变化是企业迁移的更深层次的原因，要素成本的地区差异会导致制造业相对生产成本上升。核心城市发挥增长极的作用，往往是通过自身经济的辐射和扩散作用，并与周边城市开展合作，从而引导其他城市主动地向都市圈经济靠拢，最后逐渐形成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城市功能结构调整的主要方式是产业集群，培育和壮大产业集群成为城市功能结构优化的核心。由于梯度差异的存在，主导企业影响并带动着辅企业的技术创新，同时，产业集群的自组织能力推动着集群由低附加值产业向高附加值产业转移，这就是产业集群的梯度效力。
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Francois.Perroux）在区域经济增长理论创新方面提出了“增长极理论”。并指出增长并非都是同时并进的，往往是集中于一些增长点上。每个增长点通过不同的发展途径实施经济扩散，对一定的区域产生影响，而各“增长极”自身也同时会产生“城市化趋向”。弗朗索瓦·佩鲁增长极理论强调城市和区域不平衡发展的问题，重视聚集和吸引效应、扩散效应，以及区位和中心优势等相关问题。
目前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方兴未艾，随着中原经济区建设纳入国家战略，郑汴一体化也成为国家战略的一部分。在郑汴一体化产业布局研究方面，有必要进一步关注城市功能演进与产业迁移的关系，总结历史经验，研究国外城市功能演进规律，这样有助于更好地为郑汴产业一体化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本文将对此做一系统、深入的探索和研究。
二、产业迁移：京滨工业区的发展
根据城市功能演化的不同阶段，从城市形成到城市功能空间分化，主要有均质化阶段、商业空间分化阶段、综合服务型空间形成阶段、新工业形成阶段，以及居住空间的独立和多中心的形成等五个阶段。这五个发展阶段，从城市初期阶段工业、商业和居住区的混杂存在状态，到第二个阶段零售与批发为主，商业分化成为独立的商业区，再到第三阶段综合空间的形成，第四阶段则形成独立工业空问，最后在第五个阶段由于产业转移、商业空间的发展带动居住空问的变化，最终形成城市多中心结构。
京滨工业区是日本五大工业区之一，它以东京为中心，以关东平原为腹地，是包括东京、横滨以及川崎、千叶、横须贺等几个大中城市在内的日本最大的工业区，也是以钢铁、石油冶炼、石油化工、精密机械、商业服务、印刷出版等部门为主的综合性工业区。从东京都市区功能演进与京滨工业区产业布局发展状况分析，其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60年代前京滨工业区企业集中和产业聚集阶段；20世纪60年代开始产业向外扩散阶段；20世纪80年代之后京滨工业区产业研发机能强化阶段。
近代日本工业区是支撑日本经济成长的重要因素。工业区问题的分析包括在特定地区工厂的集中、产业的集聚、劳动者在区域人口中所占比例变化，以及企业间合作关系加强等内容。日本工业区的发展，最早大约是在19世纪末产业革命时期。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契机，日本工业区发展的基础得到进一步巩固。京滨工业区发展的初期，主要是集聚制造业与重化学工业为主。19世纪末之后，由于工业革命带来的棉纺织业、铁路、矿山等产业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日本开始在首都东京市近郊的芝浦临海工业带进行产业布局。日俄战争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东京都具有了机械、器具生产及化学工业等产业集聚的倾向，其工厂数量不断增加，并随着川崎、横滨方面地理空间的扩大及地价比较优势的存在而逐渐形成产业向此方向发展的局面。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资本主义经济飞速发展，才真正形成所谓重工业地带。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恐慌及关东大地震，加剧和强化了独占资本对产业的支配和垄断地位。1928年之后，临海工业地带逐步具备了发展大型工业的条件。工业区形成的前提条件主要是原料、劳动力，以及工业用水、电力供给等等。从指标分析来看，工业区建设在设备投资、工业生产值、雇佣劳动力等方面必须绝对超过其他地区。京滨工业区发展的主要条件有：工业区的建立是以大规模的填海造地作为前提的，随着政府、地方团体、财阀资本等参与其投资活动，以及资本与劳动力的配给、土木技术的导入、工业用水及电力供给等要素的集聚，使得京滨地区形成了作为工业区的重要基础条件。工业区形成的第二个条件是企业与资本的集聚，企业之间分工与协作关系的形成。爆发后，日本政府强力保护重化工业进入京滨地区，以军需工业为中心的重化工业得到较大发展。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从1942年开始日本政府便逐步转向发展民需市场。1957年，神奈川县工业生产额达到8174多亿元，其产业占比为：输送用机械器具制造业18.1%，钢铁业16.4%，电器机械器具制造业12.4%，化学工业8.8%。以上四类产业所占比例超过一半，占工业总产值的55.7%。
根据上述城市功能演化不同阶段的情况，京滨工业区的发展实际上也是东京作为一个大都市其功能演进及产业不断向外扩散的过程。东京都从20世纪60-70年代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就开始实施“工业分散”战略，将一般制造业外迁。以机械工业为例，机械工业是京滨工业区最重要的工业部门，原来主要分布在以东京火车站为圆心，半径为50公里至60公里的地区内，但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机械工业就开始分散到地区。这种扩散方式既解决了大都市的过度膨胀问题，又促进了地区工业的发展。据日本通商产业省统计，1974年外迁工厂88家，其中66家来自东京都。另据1997年调查资料统计，在被调查的96个样本中，迁移到多摩地区的制造业中小企业其创业地47.9%来自东京市，这个比率还是相当高的。再根据日本首都圈产业活力化协会（TAMA）调查的数据，东京都地区从20世纪70年代至2000年，外迁制造业企业数量相当可观，详细数据请参见表1。
由表1可以看出，东京都地区制造业企业逐渐外迁，都心地区制造业企业数量逐渐减少。这些外迁的制造业主要选择临近的投资环境好的京滨工业区。可见，作为都市区核心产业向外迁移的情况从20世纪60-70年代开始，一直在持续进行。
东京都开始实施“工业分散”战略之后，中心城区强化高端服务功能，重点布局高附加值、高成长性的服务性行业、奢侈品生产和出版印刷业。东京都产业布局从传统工业化时期的一般制造业、重化工业为主的产业格局，逐渐蜕变为以金融服务、精密机械制造、出版印刷等高端产业为主，目前化工、石油、钢铁等产业部门已全面退出东京。
再从企业迁移与产业布局的关系来看，由于企业迁移，企业生产也会发生一些变化。“电气机械工业的生产机能看起来逐渐从东京中心地区撤退而向横滨市、川崎市和东京西郊地域转移。”
三、辐射带动：都市核心区商业服务功能
相对于制造业、重化工业集聚来说，都市核心区聚集商业服务机构，并提供相应的商业服务，是区域新型工业化发展的需要。金融服务、商贸物流、生活服务、出版印刷等相关商业服务机构的集聚，涵盖了生产性和生活业，是都市核心区扩展辐射带动效应的重要产业。
以东京为核心组成的首都圈产值占日本全国总产值的37.4%，该地区是对日本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地区。由于首都圈核心城市的发展需要相应的服务性产业，该地区第三产业发展势头良好。随着京滨工业区的兴起以及住宅、现代农业的发展，商业服务业也随之在东京都以外的地区发展起来。东京机械工业集中的南部地区和消费品工业集中的东部地区，形成了混合工业区。工厂大多集中在与川崎相邻的东京南部，在大田区内其密度特别高。南部区基层集团的工厂把其产品交给机械零部件生产厂，并与其他地区基层集团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东京南部和东部地区的基层集团还与消费品生产密切相关。在东京的混合区中，工厂密度和人口密度特别高，构成了生产一生活混合区。该地区大多数工厂主都以本厂为主，该厂的工人也都住在工厂附近。在首都圈第三产业发展变迁过程中，可以看出服务业产值份额呈现出逐渐增加的趋势。首都圈第三产业结构变迁具体情况参见图1。
由图1可以看出，首都圈第三产业结构以服务业所占份额最大，各年所占份额分别都在20%以上，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逐年提高其在圈域第三产业产值中所占的比例。至2005年，东京的传统制造业在东京行业结构中所占的比例已经明显减少，排在前几位的行业主要有服务业、批发零售业、金融保险业、不动产业，等等。2007年，第三产业产值达到212兆日元，在首都圈第三产业总产值中占26.2%。
在东京产业结构构成中，都市型产业的比重逐步增加，加上政府在产业政策方面的支持，使出版印刷业自上世纪80年代起一举成为东京的主导产业。与此同时，产值比重居前的其他行业在整个工业中的地位也不断提高，这反映出东京某些高端行业的集中度越来越高，其中出版印刷业80%集聚在东京。东京出版印刷业已成为东京生产业中规模最大的产业。2001年，其企业数、从业人员数、产值分别占东京相关产业的24%、29%和31%。东京都心地区的出版、印刷业及图书装订业成为主导优势产业，主要是因为东京的中心部位是日本中央政府和许多大企业总部所在地，出版、印刷工业及图书装订业为之提供了必要的配套服务。
在商业服务业方面，2009年，日本首都圈区域商业服务店铺（规模在1500m2以上）总数已达841家，其中东京都、神奈川县（包括横滨市）商店数分别为266家、163家。东京都商店主要集中在城市中心地带及邻近中心区的商业替代功能区，而横滨市所在的神奈川县商店主要集中在郊外地区。其主要原因是，由于京滨工业区的发展带来的居住人口的增加，及现代农业产业的发展带来的人口集聚区的形成，大大增加了相应的商业服务需求。其具体情况如下（参见表2）。
上述表格数据说明，随着京滨工业区建设和发展带来的人口集聚，需要建立相应的与之配套的商业服务设施，商业服务设施的布局除了传统的商业中心区之外，在新兴工业区也要布局适当的商业服务性产业。
滨海地区都市区发展具有的产业配套服务功能，主要体现在港口物流等设施的配套建设与管理方面。在产业发展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京滨工业区在港口、运河、交通设施配套建设满足了工业区产业布局的需要，配套设施的协调管理及合作机制，使得这些产业发展配套设施发挥了更大的效用。京滨工业区有东京、横滨和川崎三大港口，港口物流国际竞争力的提高、港口码头使用率的提高和费用率的降低，可以帮助相关企业降低货运成本。京滨工业区为了对东京、横滨和川崎三大港口实施一体化管理，专门成立了京滨工业区港口协会，以提高港口物流系统的管理效率。京滨工业区港口协会由东京港、横滨港、川崎港、政府部门和相关行业的代表组成，由其负责统一协调三大港口日常运营方面的工作，其目标就是落实和推动三大港口间无缝化协作。港口管理机构还加快了三大港口基础设施、配套工程、港口经营管理和物流服务网络机制优化等项目的规划与实施，持续提高了京滨工业区三大港口物流配送的流量和效率，从而增强了京滨工业区港口物流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为了消除京滨工业区东京港、川崎港和横滨港三大港口间固有的矛盾、摩擦和障碍，京滨工业区港口协会一般每隔2-3个月举行一次会议，如果有必要甚至每个月举行一次会议。根据2008年9月18日东京都知事、横滨市市长和川崎市市长达成的协议，三大港口真正实现了实质意义上的统一。
四、科技创新：产业化与R&D溢出
现代城市具有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的重要机能，其中都市核心区集聚大学及研究生院机构数量的增加、大学生数量的增加，是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的基础。从东京都核心区范围来看，就有数量众多的大学，主要有东京大学、东京工业大学、电气通讯大学、中央大学等近百所大学。教育事业的发展是都市核心区产业功能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在都市核心区产业布局过程中必须注意的问题。20世纪之后，东京都、神奈川县等地大学及研究生院机构的发展与学生数量增加情况参见表3。
东京都、神奈川县（横滨市）、琦玉县的大学及研究生院规模与学生数量的不断增加，是东京都市圈科技创新人才集聚的重要条件，这为科技产业化提供了人才和知识保证。京滨工业区集聚了许多具有技术研发功能的大企业和研究所，主要有NEC、佳能、三菱电机、三菱重工、三菱化学、丰田研究所、索尼、东芝、富士通，等等。这些机构都是京滨工业区具有产业创新能力的机构，从而使得京滨工业区具有很强的管理和科技研发能力。京滨工业区布局的大学主要有庆应大学、武藏工业大学、横滨国立大学，等等。京滨工业区积极促进各大学与企业开展科研合作，努力实现大学科研成果的产业化。京滨工业区建立了专业的产、学、研协作平台，积极完善相关产、学、研合作机制，这对于提高该地区科技创新水平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以东京大学为例，为了开展产、学、研合作事业，东京大学建立了产、学、研合作本部，具体负责东京大学科技创新的产业化以及与企业的合作。仅2006年，东京大学利用自身知识资源就参与成立科技创新企业24家，涉及的东京大学各研究科所有：工学系研究科、医科学研究所、医学系研究科、理学系研究科、农业生命科学研究科、新领域创成科学研究科、生产技术研究科、先进科学技术研究中心、综合文化研究所、空间情报科学研究中心，等等。首都圈大学创业企业变化情况参见图2。
都市核心区具有引导高层次产业创新的功能，因此，在东京都及京滨工业区建设产业创新体系就显得尤为必要。东京首都圈充分利用区内资源发展科技创新产业，保持首都圈在高新技术方面的优势。据平成20年度（2007年度）统计资料分析，首都圈在全国移动通讯、IT信息产业、软件产业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具体情况参见图3。
一方面，随着东京城市功能发生变化，城市中心地区的一些高科技资源逐渐向周边地区转移；另一方面，为了维持京滨工业区制造业及其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也有必要将东京的一些技术创新产业迁移至京滨工业区。“在京滨工业区，为了保持工业生产不发生停顿和减退，特别是东京都市区开始向近郊地域增加高科技产业的份额，管理机能及研发（R&D）机构从东京中心地区向川崎市、横滨市集中，进一步充实郊区地区的R&D机能，使得（京滨工业区）工业结构发生显著的变化”②
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国际竞争的加剧、汇率升值、土地价格上升，以及技术革新等创业环境的变化，横滨市、川崎市的工厂逐渐从生产中心向研究开发中心转移。随着京滨工业区企业研发机能的不断加强，京滨工业区的产业发展从以单纯依靠大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为主，转向集聚大批研究开发单位和产品试验机构为主，使得京滨地区成为日本的研究开发中心之一。综上所述，从东京及京滨工业区城市功能演进的历史可以看出，东京都市核心区产业的扩散是产业向京滨工业区周边迁移的主要原因之一。区域内部的产业迁移，从一开始的制造业迁移，再到钢铁、石油、机械等产业的迁移，这种产业迁移只是表现在范围上大小不等的区别。到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东京都市核心区科技创新产业的发展及研发功能的外溢，则从根本上改变了产业迁移的性质，即产业迁移进入到一个层次高、辐射能力强的新阶段。
京滨工业区核心地区是指东京和横滨之间的沿海地区，由于在城市发展过程中不断得到产业迁移的充实和提高，使得该地区具有了产城融合的机能。随着京滨工业区总部经济和科技产业化能力的不断加强，形成了其产业研发机能的外溢，相关产业机构不断向远郊迁移，这对日本整个关东地区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和较大影响。
五、日本京滨工业区建设经验对郑汴一体化产业布局的启示
在京滨工业区建设发展过程中，集中体现了如下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即随着城市功能的演化，城市核心区产业逐渐发展，城市核心区产业向外迁移；东京一般制造业、重化工产业向边缘地区逐渐外迁，最后东京布局的产业以高端服务业与奢侈品生产业等为主；都市核心区逐渐形成科技创新产业集聚区，之后经过不断发展，逐渐形成R&D外溢的态势。
京滨工业区建设的经验对郑汴产业一体化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郑州、开封是中原经济区建设的核心区，从工业化发展阶段来看，其正处于传统工业向新兴工业转变的时期，因此，要做好郑汴一体化的产业布局，应该认真吸取国外经济一体化的经验教训，进而促进其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
1.郑州市虽然现在尚处于不断提高经济总量、提高其首位度的阶段，但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郑州市高速发展之后也将面临核心城市功能演进与产业迁移的问题。所以，与其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付出较高的产业迁移成本，还不如在当前就着手在郑汴一体化核心区布局一些功能层次较高的产业，以加强知识创新型产业对周围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提高中原经济区的综合竞争能力。郑汴一体化现有政策规划并未充分强调科技研发的辐射带动作用，但是，郑州在获得一定的经济总量之后，必然会面临着产业扩散的问题。我们希望看到的结果是，随着郑汴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强，郑州科技创新能力的不断提高，将会进一步引导郑汴一体化科技产业的创新，随着郑汴都市核心区呈现R&D溢出效应，则会进一步促进整个中原经济区经济科技创新水平的提高。从现实情况来看，在郑汴一体化背景下，郑州、开封都市核心区在科技研发方面并没有系统的政策指导，当然，也没有具体的规划内容，未来急需在这些方面有所作为。
2.在郑汴一体化产业发展过程中，要充分重视对城市功能演化过程的解析，了解城市功能演化引起产业从都市核心区向周边区域迁移的过程和途径，这对于都市核心区与周边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作为郑汴一体化载体的郑汴新区具有辐射带动的功能和作用，要尽量做到生产和生活服务业发展与整体产业布局相配套，并对周边形成辐射带动作用。郑汴一体化进程已经到了产业集聚和人口集聚的时期，因此，目前在产业布局及城市规划中，应在郑汴新区这个郑汴一体化核心区的平台上，布局相应的高端服务性产业。
科技创新产业规划范文6
关键词：创新平台；系统结构；集成管理
中图分类号：F06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一、引言
2009年5月，国务院正式批复《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中也专门写入“支持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近期国务院又批准了《海峡西岸经济区发展规划》，这些标志着福建省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战略机遇期，既是一个新的里程碑，更是一个新的挑战。
根据省委、省政府的部署，“十二五”期间，我省将围绕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高新技术产业化、新兴产业规模化的目标，继续做大做强电子、石化、制造等三大主导产业，大力培育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与新医药、新材料、新能源、节能环保、高端装备制造、海洋高新产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无论是主导产业、高新产业、新兴产业还是传统产业的发展，都需要科学技术的发展作为基础和前提。而建设科技创新平台，又是推动科技创新、实现科技成果产业化，从而推动我省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抓手。
“十一五”期间，福建省大力加快科技创新平台建设。2006年了《福建省科技创新平台建设计划管理办法》，政府财政先后投入大量资金，建成了一批省级及以上重点(工程)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研究中心，建设了一批科技成果转化平台、科技中介服务平台和科技资源共享平台。2011年1月的《福建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提出强化创新平台建设，围绕福建省主导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重点产业集群加强各类科技创新平台建设，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和公共服务水平。科技创新平台的建设及管理，已经成为科技创新中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
二、科技创新平台的相关研究
平台概念源于工程领域。Baldwin和Clark(1997)认为平台是由模块体系、界面以及标准三方面所组成的。Robertson和Ulrich(1998)提出产品平台是一个产品系列共享资产的集合，包括零部件、工艺、知识、人员与联系等。Holmes等(1998)在美国竞争力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中首次提出了创新平台的概念，其内涵主要是指创新基础设施、人才、前沿研究成果、资本等创新要素在特定环境下相互作用，从而推进创新成果的产生。
我国对于科技创新平台的研究主要出现在2000年之后，起初主要以高校科技创新平台建设为研究对象。高校中长期科技发展战略研究组(2004)提出高校应大力建设科技创新平台，从而使高校成为国家创新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此后，徐金梧、李未、王生洪(2005)、苏跃增(2006)、马卫华(2007)、王立剑(2010)、戴晓琳(2010)等学者也都阐述了高校科技创新平台的建设问题。目前，对科技创新平台的研究有半数仍然是从高校的视角出发的。其次，不少学者对科技创新平台的内涵、特征、组成要素以及运行模式等问题进行了研究。比如，吴国林(2005)提出，创新平台实质上是创新活动的支撑系统，由创新基础设施及必要的要素组成，创新平台应成为创新要素交流、沟通和扩展的地方。张利华等(2007)从系统失灵的视角对科技创新服务平台进行了研究，认为科技创新平台是解决科技创新中系统失灵的有效办法。王瑞敏等(2010)分析了我国各省创新平台建设情况，针对我国平台建设和运行存在的问题，应用“系统失灵”理论，提出了集成平台建设的通用模式框架。孙庆(2010)对区域科技创新平台体系以及运行机制进行了研究。此外，一部分学者对具体的科技创新平台的运行情况或经验进行了阐述。比如，李啸(2007)分析了广东省科技创新平台建设的经验；唐松(2010)以广东佛山市为例对四种类型的公共科技服务平台组织模式进行了分析；姚良(2010)对上海区域创新平台进行了案例研究等。
近年来，也有学者对我省科技创新平台建设进行了研究，如：郑庆昌等(2006)《试论地方科技条件平台建设的定位――以福建省为例》，谭文华等(2006)《福建科技条件平台建设发展战略研究》，陈舒等(2006)《扎实构建福建科技基础条件平台》，郑庆昌等(2008)《福建省产业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建设研究》，郑庆昌等(2009)《科技条件平台共享机制内涵与构成探究――基于资源共享利益矛盾的视角》，刘江翔(2009)《海西科技创新的公共行政平台研究》，王国乾(2010)《面向福建制造业产业集群构建公共信息服务平台》，等等。在福建省“十二五”科技发展规划战略研究中，也有科技创新平台建设的专题研究。
根据现有文献资料，我们可以看出，科技创新平台的研究愈来愈引起广泛的重视，研究的成果也越来越丰富、深入，但总体而言，尚存在如下质疑：第一，科技创新平台建设的理论基础究竟是什么?有些学者在科技平台的研究中，虽然提及诸如：系统、界面、集合、模块、集成、虚拟等概念，但没有阐明其所依赖的基本理论。而更多学者的研究，仅停留在就事论事的层面，缺乏理论的支撑。第二，科技创新平台的结构与特征究竟如何?由于缺乏理论基础，必然导致对此认识的偏差，也因而造成在建设中缺乏蓝图的指引，短缺与浪费并存。第三，科技创新平台的投资主体究竟是谁?即使科技创新平台的投资主体是政府，但究竟该由哪个部门为主策划?如何改变政府主导型的投资模式?等等这些，目前的认识，也不是非常清晰。第四，科技创新平台的运作体制究竟怎样?是计划体制呢?还是市场体制?或是混合体制，我们对此也要有清醒的认识。第五，对福建省科技创新平台建设现状分析也不够，包括：结构、模块、共享性等及其评价，因而，提出的建设重点，也缺乏理性的根据。
三、创新资源集成管理视角下的科技创新平台界定
(一)创新资源
关于创新资源的研究，兴起于20世纪末，相关的提法包括：科技资源、科技创新资源、技术创新资源、区域创新资源等。
周寄中(1999)在《科技资源论》一书中提出：科技资源是科技活动的物质基础，是创造科技成果所需的各类要素的集合，并将科技资源分为科技财力资源、科技人力资源、科技物力资源、科技信息资源等四个方面。
科技财力资源是指从事科技创新活动所需的经费，主要来源于政府拨款和企业投入两种渠道；科技人力资源是指直接参与科研活动的人员，主要来自科研院所、高校以及企业技术研发部门；科技物力资源是指科研场所、仪器设备等；科技信息资源主要包括专利技术信息和科技文献两大类。
笔者认为，科技创新资源除上述四种外，还应包括集成管理资源。它如同生产函数中新增的管理变量，起产、学、研、用整合的作用。
(二)集成与集成管理
著名学者钱学森是我国集成思想的奠基人。钱学森(1990)提出：处理开放
的复杂系统的唯一有效的方法是综合集成方法，这为集成与集成管理的思想和方法奠定了基础。
吴秋明(2004)在《集成管理论》中提出：集成是具有某种公共属性要素的集合。集成思想源于系统理论，但是集成体又与既有系统有所不同：首先，集成强调模块的独立性，其模块具有独立的功能和组织，并不隶属于集成体，离开某一个集成体，模块照样可以生存；其次，集成强调网络化的组织结构，模块与集成体之间是平等的，双向选择的，而系统是至上而下的树状结构；第三，集成过程应当是自发的、双赢的，而系统的组成部分则可能会被牺牲掉某些功能和利益；第四，集成强调边界的动态性，集成体是一个虚拟组织，它随着目标和阶段的不同，会吸收新的模块进入或者放弃原有模块。
构建集成系统的基本过程是：构建基本功能模块一对模块之间的界面进行设计一根据特定目标对功能模块进行整合一形成集成系统。
而集成管理，则是对要素形成集成系统的全过程管理，包括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进而达到整合增效的目的。
(三)科技创新平台的系统识别
1、科技创新平台是创新资源的集成系统
科技创新平台是一个联盟，是由不同创新资源持有者所组成的战略联盟，以实现单个组织所无法完成的高水平的创新活动。科技创新平台是一个创新资源的集成系统，它有别于系统科学中的系统概念。集成系统是依靠“场力”而形成模块之间、层级之间、子系统之间的整合，从而实现各种科技创新资源的集成，进而实现科技创新。
2、科技创新平台的系统本质
科技创新平台的本质是一个“场”，它是由市场需求机制和政府引导机制共同形成的资源配置“力场”，在这一空间中，不同的创新要素，在“场力”的作用下，向着共同的目标主动集聚，并发生交互作用，以达到整合增效的目的。科技创新平台本质的研究，将为科技创新平台建设明确基本方向。
3、科技创新平台的系统特征
研究科技创新平台的系统特征，对科技创新平台的建构、运营和管理，具有重要的意义。科技创新平台的系统特征包括：整体性、多元性、独立性、关联性、层次性、开放性、泛边界性。
整体性，指的是科技创新平台是一个由不同要素组成的整体。
多元性，指的是科技创新平台具有多种要素构成，例如：我们可以根据价值链将创新过程分为知识产生、技术发明、传播、应用几个要素或环节。我们还可以将一个科技攻关项目分解成不同的任务要素，由不同的模块实验室完成，等等。
独立性，指的是组成科技创新平台的模块具有相对独立性，他们既可以独立经营，独立完成某项任务，也可以与其他模块协作，共同完成科研或交易工作。独立性是联盟的基础。
关联性，指的是科技创新平台不同模块之间具有价值的关联性，是一个异质群体。不同模块应当在一条价值链的不同环节上发挥各自的作用。如果要减少条块分割和重复建设现象，模块之间的关联性分析是个关键。
层次性，指的是科技创新平台是具有层次的系统结构，虽然它们呈网络化的特征。科技创新平台必然要有“核”的存在，以及层级分布，这是科技创新平台的系统效率的基本要求。
开放性，指的是科技创新平台与外界有不断的能量交换，有不断地输入和产出，从而具有很强的维生能力。
泛边界性，指的是科技创新平台的边界是漂移的，它可以因需要而缩小，也可以因需要而扩大。科技创新平台的功能模块构建应做到不求所有，但求所用，将可以利用的创新资源纳入资源配置的视野，并进行有效集成与管理。
四、福建省科技创新平台建设的实践现状
近年来，福建省政府在规范科技创新平台建设与管理，促进科技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共享，为科技创新活动提供良好条件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努力。针对我省在科技创新体系建设方面尚存在的不足，包括：科研的物质基础条件相对较差、科技资源不够集中、条块分割和重复建设现象突出等问题，出台了《福建省科技创新平台建设计划管理办法》，指出建设四种类型科技创新平台，即技术研发协作平台、科技中介服务平台、科技资源共享平台、科技成果转化平台。
近五年来，福建省科技创新平台数量增长迅猛，所覆盖行业也不断增加，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根据不完全统计，福建省目前共有省级及以上重点(工程)实验室82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02个、企业技术中心313个；建设了一批科技成果转化平台，例如：福州、厦门2个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和4个省级高新区，厦门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厦门和福州2个国家级软件园，福建省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台湾学者创业园，闽台农业科技园区，台湾科技企业育成中心等。我们还建设了一批科技中介服务平台和科技资源共享平台，如：27个省级以上科技企业孵化器，87个生产力促进中心，国家专利技术(福建)展示交易中心，国家专利产业化(厦门)试点基地和福州市知识产权实施与产业化基地，福建省生产力促进中心科技创新服务平台等。在科技文献、科学数据、科技信息、大型科学仪器设备、自然科技资源、野外观测台站、检测仪器与标准、实验动物等领域，我们还建立了一批科技资源共享平台。
科技创新平台的建设，促进了我省区域创新体系的完善，为我省产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五、福建省科技创新平台建设的问题及分析
虽然，福建省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有：
(一)系统性。第一，计划的系统性。目前，我省的科技创新平台是由科技厅、发改委、教育厅分别牵头建设，缺乏统一的筹划。第二，建设的系统性。虽然，我们在建设四种类型科技创新平台，即技术研发协作平台、科技中介服务平台、科技资源共享平台、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总体而言，我省的科技创新平台的系统结构并未形成，包括：作为整体的科技创新平台系统图、作为模块的各种实验室、服务机构在科技平台系统中的角色定位、层次分布、相互关系等等。目前的相关研究，也未对此进行阐明。缺乏系统性，将导致我们对科研的物质基础条件、科技资源的分布等认识上的偏差，也必然导致条块分割和重复建设现象的发生。
(二)主体性。目前的科技创新平台全部由政府部门或其直属单位牵头立项、组织建设和验收，承担单位90％以上为科研院所、高校及其他事业单位。企业在科技创新平台建设中主动性不足，企业主体地位没有显现。
(三)经济性。科技创新平台在建设时注重前期投入和软硬件指标的达标，但是对于科技创新平台建成后的产出却没有明确的目标，平台建设具有追求数量、轻视质量的迹象。科技创新平台建设重投入、轻产出，容易导致科技创新平台的投入产出不成比例。
(四)经营性。目前的科技创新平台中，80％为研发平台，其他类型的平台严重不足，尤其是在各个行业中能够自由开展技术咨询和交易的服务平台少之又少。科技创新平台建设以研发平台为主，忽视交易平台的建设，导致科技创新无法发挥创新资源的市场配置功能。部分科技创新平台缺乏经营和发展动力；一些科技创新平台缺乏日常管理，甚至无法保持长期运行；一些科技创新平台依靠
建设初期的投入“吃老本”，缺乏经营、发展和再投入。
(五)共享性。尽管建设公共平台的初衷是好的，但我们忽视了公共平台的识别，以及大公共与小公共的形成，因为，它们均以模块建设为基础的。此外，我们也忽视了公共平台的主体性、经营性和经济性。导致的直接结果是，使用共享资源和公共服务缺乏动力，无论是信息还是硬件设备的实际共享利用率都较低，共享平台呈形式化的倾向。
(六)虚拟性。我们不仅对科技创新平台自身的系统性认识不足，也没有把我省的科技创新平台置于全国甚至世界性的科技创新平台更大的系统去认识和思考问题，一味地追求大而全、小而全，一味地追求所有与所用的统一，这不符合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理念。科研的物质基础条件、科技资源的分布，只有从更大的系统去认识，并应用虚拟技术去实现科技创新资源的集成，才能以低投入、低风险取得高效率、高产出。
六、福建省科技创新平台的系统结构模式
科技创新平台，应有四个相互关联的层次平台组成。
第一层次，研发平台、交易(服务)平台。科技创新平台可以分为研发平台和交易(服务)平台两大类，如图1。研发平台负责知识和技术的产生；交易(服务)平台负责知识和技术的传播和应用，也负责知识与技术诉求的传递，是研究与研究、研究与应用双向交流的纽带和桥梁。研发平台是基础，交易平台是集成。建设好研发平台和交易平台，对科技创新具有基础性的作用。
对我省而言，将现有的技术研发协作平台，归入研发平台，主要是：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关键技术的工程化开发为目标的国家或省级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行业研发中心和企业技术中心。
将现有的科技中介服务平台、科技资源共享平台、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归入交易(服务)平台，主要是：面向社会开展技术扩散、技术服务、科技评估、管理咨询等，包括科技企业孵化器、生产力促进中心、技术交易服务机构、科技咨询和评估机构、科技投资服务机构、大型科学仪器设备协作共用网(含：各类分析测试机构)、自然科技资源库(含：各类种质资源库、实验动物技术服务基地)、科技信息服务网(含：科学数据、图书文献、科技成果与专利信息)、以专利等科技成果推广应用为目标的产学研对接项目、成果示范基地、产业化基地和科技园区等。
之所以这样分类，在于技术研发协作平台是以研发为特征，而后三类均以交易(服务)为特征。
第二层次，重大科技创新平台。重大科技创新平台是科技创新平台体系的组成部分，是围绕我省某一产业，整合集成相关的国家级和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等创新载体以及其它创新活动参与者，构建形成从研发、成果转化到产业化的上下游衔接、功能配套、分工协作的跨单位、跨部门、跨地区的平盟。无论是研发平台，还是交易平台，均由若干个重大科技创新平台(一级平台)构成，如图2所示。重大科技创新平台的建设，主要是以产业发展为导向的。对我省而言，应围绕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高新技术产业化、新兴产业规模化的目标，围绕继续做大做强电子、石化、制造等三大主导产业，大力培育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与新医药、新材料、新能源、节能环保、高端装备制造、海洋高新产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战略部署，设立重大科技创新平台。重大科技创新平台对我省产业的发展，具有集成科技创新资源，引领产业科技发展的作用。
第三层次，重点科技创新平台。根据具体领域的具体需求，在重大科技创新平台之下，设若干重点平台(二级平台)。研发重点平台，以产业重大技术为基础；交易(服务)重点平台，以地区分布为基础。重点科技创新平台，具有承上聚下的功能。
第四层次，一般平台模块。即实验室或技术中心，或是县级交易(服务)平台，它们是围绕二级平台展开，是科技创新平台中的基础模块。
第二、三、四层次平台间的系统关系，如图3所示。
科技创新平台系统运行的总体策略是：以市场机制为基础，通过激活交易(服务)平台的活力，催生研发平台的深层次能力，进而提高整个系统的效率与效益。
首先，科技创新平台，建设是基础，运营是关键。目前的科技创新平台的系统运行，既不是计划机制，也不是市场机制，政府管投入，却无法把握产出，大量的科技资源被占用、浪费。因此，如何设计以市场机制为基础，以企业为主体的平台运行机制，是科技创新平台建设的关键。
其次，激活交易(服务)，是提高整个系统效率与效益的关键。我们目前所处的状态是，大量的专利成果得不到转化，同时，企业大量的技术问题又得不到解决。究其根本原因，在于缺乏连接供求的交易链。研究成果找不到买家，企业也找不到卖家。其结果是，企业产品的科技含量越来越低，而研究人员的能力也越来越弱。因此，如何让交易行为由企业承担，使企业真正成为科技创新平台的主体，是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
七、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第一，福建省科技创新平台结构化、系统化。上述论及的福建省科技创新平台的系统模式，仅仅是概念模式，应该更加深入地对我省目前已有的82家重点(工程)实验室、102个工程(技术)研究中心、313个企业技术中心、27个省级以上科技企业孵化器、87个生产力促进中心，以及各类园区、科技资源共享平台、科技中介服务平台等等，依照前述的系统层次分布，以产业为核心，进行功能分析、关系梳理，并形成系统结构图。
第二，福建省科技创新平台的建设重点。根据以上分析梳理，并考虑全国科技创新平台的建设现状和发展趋势，提出需要建设的重大、重点和一般科技创新平台，以及需要虚拟的重大、重点和一般科技创新平台，以形成功能较为完善的福建省科技创新平台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