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民营企业债务危机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民营企业债务危机范文1
过去二十多年，中国的杠杆率不断上升。根据专家测算，2015年中国总体的杠杆率为249%，其中，非金融企业部门问题比较突出，债务率高达131%，且增速仍在上升。债务率不断抬高有可能诱发四大风险。
当前政府大力倡导“去杠杆、去产能”，虽已初见成效，但部分行业仍存在较大的困难，且随着调整力度的不断加大，新的问题还在不断涌现。准确认识当前中国债务问题的现状和特点，才能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建议，从而顺利化解债务问题，避免发生债务危机。
中国债务问题的四大特征
中国债务问题并非是一个短期性问题，而是和所有国家一样经历了长期的积累和演变过程。前的中国债务问题主要有四个特征。
第一，债务总量和风险可控。当前，中国的债务总量仍在不断增加，但参考国际历史经验，中国仍不具备爆发债务危机的必要条件。从内外部债务构成来看，中国的债务构成中内债占主要部分，以外币计价的外债总量占总债务量的比重约为5%。一般来说，外债对于一国债务问题带来的约束风险性更高，欧债危机就是比较典型的案例之一。中国的债务结构尚处于相对安全的区间。不仅如此，中国强大的国内储蓄也为国内债务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近年来的国内储蓄总额一直呈现增长趋势。因此，整体来看，中国的债务扩张有其自身原因和基础，债务总量和风险仍可控。
第二，债务积累的增速较快。中国的债务总量与GDP之比由2007年的172%上升到2015年的249%，提升了近77个百分点，较之2000年更是翻了近一倍。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危机后，国内债务杠杆率的增长速度显著高于危机之前。其中，政府部门、居民部门和金融部门的杠杆率增长都较为平缓，而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杠杆率是总杠杆率增速的主要推动力量，中国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在全球范围内处于前列。
第三，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中国有企业占比较高。中国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的快速积累主要是由国有企业推动的。在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中，超过半数来源于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的主要债权人则是国有金融机构。由于中国金融市场存在金融抑制，国有金融体系在资本配置方面发挥主导作用，这就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资本配置效率。根据IMF的研究，中国国有企业的产出只占全国总产出的22%左右，而国有企业债务却占全部企业债务的55%。 地方政府债务主要是由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作为借贷主体，在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或支持地方国有企业发展中形成。
第四，债务主要集中在房地产、煤炭、钢铁等周期性行业。2012年至今，中国出现资金大量流向房地产和金融业等非生产性部门的现象，进而导致这些行业的杠杆率不断攀升。其中，房地产行业的债务积累最值得关注。此外，钢铁和煤炭等传统行业的杠杆率近些年也一直居于高位，这与这些传统行业近些年出现的严重产能过剩现象密切相关，过剩表现出周期性、体制性和阶段性的特点。随着经济逐渐走向成熟，产业结构面临转型升级，传统产业需求减弱会使供需矛盾变得尖锐，导致产能过剩出现。
债务问题的四个风险点
虽然中国并没有处于即将爆发债务危机的边缘，但仍存在以下四个可能由债务问题引发的风险。
第一，资产价格下跌引发资产负债表衰退和银行部门危机。中国房价已处于泡沫膨胀阶段，房价上涨过快伴随而来的是土地价格的攀升，进一步催化房价泡沫的膨胀。反过来，如果房价下降过快，非金融企业部门资产（主要是固定资产部分）缩水过快，企业的债务负担就会相对加重，间接导致企业杠杆率增加。一旦企业部门为减少杠杆率而大幅缩减债务，中国就有可能面临陷入资产负债表衰退的风险。由于厂房、土地往往又作为企业从银行获取信贷的抵押品，房地产价格下降也意味着债务抵押品价格的缩水。作为债权人的银行因此会面临巨大的违约风险，从而可能引发银行部门的危机。
第二，金融市场快速去杠杆可能导致流动性紧张。2015年以来，中国金融领域的杠杆率快速增长，主要原因在于实体经济的疲软致使大量资本进入到金融市场。大量资本在杠杆的驱动下，短时间内迅速推高了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资产价值，同时也加大了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一旦杠杆过高导致资产价格上涨动力不足，金融市场就会经历被动去杠杆的过程。2016年底债券市场出现的动荡就是最好的例证。金融市场去杠杆速度不宜过快过猛，否则易造成流动性紧张，进而波及银行部门并加大信用风险。
第三，地方政府隐性负债、变相负债的暴露会损害市场对政府的信心。本轮债务规模上涨除了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上涨速度较快之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风险点，那就是地方政府债务。地方政府债务主要是由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作为借贷主体，在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或支持地方国有企业发展中形成。在过去的几年中，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的规模和速度都有一定提升。与国外不同的是，中国的地方政府债务有一部分并不包含在政府的预算中，而是更多以“或有负债”的方式以及其他变相负债的方式存在，但却背负了政府的刚性兑付承诺。一旦处理不好，地方政府连带中央政府的信用会受到实质性损害，进而影响市场对政府和中国经济的信心，同时催生各关联部门爆发债务风险。
第四，所有制偏向导致杠杆率“越去越高”。从目前来看，去产能和去库存的效果最显著，而去杠杆相对于前两者而言效果并不显著。在现阶段的去杠杆过程中，我们观察到了比较明显的所有制偏向问题。去杠杆的最终目的是减少债务风险，避免出现债务危机。但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总行要求基层部门既要加快去杠杆，又要注意防风险。
一方面，去杠杆是一个总量目标，无论去谁的杠杆，只要债务规模有所下降就算完成。另一方面，来自政府部门的贷款有财政收入支持，来自国有企业的贷款有政府隐性担保，来自大型企业的贷款有政府部门出于稳定考虑的兜底。两相考虑，中小民营企业就成了去杠杆的主要战场。民营企业是中国经济最具有活力的市场主体，是GDP增量部分的主要创造者。如果不对这种趋势加以预防，在减少债务的同时衡量杠杆率的分母部分就会快速下降，最终的结果就是杠杆率在债务不断减少的情况下反而“越去越高”。
应对债务问题的对策建议
从总体看来，中国的整体债务水平并没有高到不可承受乃至引发债务危机的地步。如果对当前的债务形势判断有误，过分担忧债务水平而选择大规模削减债务，如财政紧缩、减少政府支出以及要求企业降低杠杆率，反而有可能引发债务危机。
稳定债务规模，警惕自我实现式的债务危机。睦史经验看，在经济衰退和危机时期，采取财政紧缩的政策往往导致灾难性后果。社会总需求会在紧缩政策打击下进一步下降，债务危机将持续恶化。对于企业来说，强制要求企业减少债务负担、降低杠杆率，可能导致企业选择压降产出、变卖资产，经济增速和资产价格随之快速下降，进而坠入经济衰退的深渊。去产能是必要且合理的，尤其是房地产等特定行业的去库存压力很大。但是，去杠杆方面要慎重考虑，建议先稳定住经济发展，通过经济增长拉动企业消化债务、降低杠杆，避免出现“自我实现式”的债务危机。
优化债务结构，提高债务可持续性。根据目前中国债务的结构特点可以得出结论，并非所有的部门债务都在持续上升，真正需要注意的是两个杠杆较高的部门，一是地方政府，二是非金融企业。对于地方政府负债过高的问题，已经推出了多项政策，来置换和化解存量债务。但鉴于存在金融机构参与热情不高、政府承担兜底风险等问题，真正降低地方政府负债率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从控制新增债务的角度考虑，政府可重点考虑使用PPP、BOT等模式代替现在通过融资平台大包大揽的模式，引入社会资本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换言之，国家应当出台更为详细的指导意见和优惠政策，将重点放在约束地方政府行为上。
非金融企业是负债水平最高的部门，但降杠杆的任务应当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业、上市公司，尤其是连年亏损、经营不善的僵尸企业。此类企业通常具有国资背景，有厂房、设备等固有资产作为抵押物，盈利能力却非常堪忧。在产业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政府应当加快推动对此类企业的并购、重组，降低其负债水平。
加强债务风险监控，有效管理市场预期。从长期看来，债券市场打破“刚兑”是大势所趋，投资者自担风险也是培育成熟市场的必然要求。但在这个过程中，监管部门的外部监控和风险预警尤为重要。
目前，监管部门对市场违规行为主要是事后监督，在市场准入和业务规范上的约束力稍显不足。因此，监管部门要重点加强债务风险的监控，同时运用多种方式提高对市场的预期管理水平。监管部门应进一步完善制度建设，通过严格机构和业务准入约束金融机构加杠杆的行为，加强对债市的技术手段监控，提高对发债主体的信息披露要求，提前预警和化解债市风险。
民营企业债务危机范文2
关键词：债务危机；应对策略；中国
债务危机指的是一个国家政府不愿意或者无力继续履行直接或者间接债务的风险。欧美债务危机的爆发加深了人们对世界经济发展前景的担忧，增加了世界经济二次探底的风险，加大了全球经济复苏的难度。
一、欧美债务危机的演进和成因
1、美国信用评级下调
美债就是以美国信用为担保而发生的借贷。2011年8月5日，“标普”将美国信用由“AAA”，下调至“AA+”，评级展望为负面。美爆发债务危机不是突发事件，是美国经济内在“痼疾”长期积累的结果。众所周知，“二战”以来，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实施高保障和高福利制度。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政府为保障高福利和高保障的实施，财政支出和压力也不断增大。高保障和高福利政策导致劳动力成本高和税负高，促使发达经济体的产业在上世纪80年代后不断流向新兴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进而导致其自身税基萎缩、政府收入减少，入不敷出；失业救济负担加大，从而举债维持。为刺激经济增长，政府实施一轮又一轮的“赤字”财政政策，导致政府债务规模越滚越大，造成恶性循环，犹如吸毒者。
2、欧债危机持续发酵
欧洲债务危机是指在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希腊等欧盟国家所发生的债务危机。2009年12月，全球三大信用评级公司惠誉、标准普尔与穆迪相继下调希腊信用评级，随后，欧洲其它国家也开始陷入危机。欧债危机爆发以来，欧盟出台了许多协议和措施，危机反而愈来愈严重。欧债危机既有人口老龄化、世界发达经济缺乏内在经济增长动力等客观因素，也有高福利、欧元区货币和财政制度不协调等体制机制因素，还有为应对美国金融危机将私人债务转为债务，过度利用财政政策刺激经济，欧元区部分经济体过度升值等短期政策因素。
3、世界经济面临滞涨
欧美债务危机的集中爆发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化和延续，这次危机冲击了资本市场，引发了国际金融市场和大宗商品市场的急剧动荡，并进而冲击到国际贸易和各国实体经济部门。受其影响，欧美等国失业率居高不下、消费信心持续下滑、经济政策陷入两难境地，短期内难以出现强劲复苏的势头。欧美债务危机的暴发不仅加大国际金融市场大幅波动风险，而且加大了全球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它给复苏中的世界经济踩了一次刹车，大大延缓了复苏的进程。联合国的《2012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发达经济体经济陷入泥潭，新兴经济体也无法独善其身，全球经济正在“二次衰退”的悬崖边上“蹒跚前行”。
二、欧美债务危机对我国的影响
1、外汇储备风险加剧
截至2011年6月末，中国外汇储备已高达3.197万亿美元，其中约71%以美元资产的形式持有，并且大部分是美国国债。美国信用评级下调，让中国左右为难：如果大量抛售美国国债，美债会下跌，未抛售的美债损失更多；不抛售美国国债，美国政府可以多印美元来还债，以货币还债务，持有的美国债务仍然会贬值。不论减持还是继续持有美债都有风险。中国的外汇储备即使不持有美元国债，持有欧元风险也不小。从2009年12月到2011年10月16日，欧元兑人民币汇率中间价由10.25欧元贬值到8.7651，贬值了近20%。何况，我国持有的欧债，流动性比美债还要差，风险性也更大。
2、出口和利用外资受阻
欧美债务危机的爆发，造成欧美经济增速减缓，随着美欧外需的急剧下降，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贸易磨擦增加，中国出口贸易风险和隐患增加。同时，欧元、美元对人民币汇率的快速下滑，不但进一步削弱我国出口商品的竞争力，还将提高外资进入成本。出口和利用外资受阻将严重制约中国相关产业的发展，甚至恶化我国投资环境和内需市场，产生大量失业人口，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
3、经济增长受到影响
由于中美贸易和中欧贸易在中国进出口总额中占有相当高的份额，欧美债务危机通过减弱中国外需，削弱中国对欧美的出口来降低中国的经济增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我国经济增长推动力。同时，美元贬值，中国外汇储备严重缩水和人民币面临升值的压力等，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很多经济实体，给我国经济整体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再者，债务危机引发国际原材料商品价格上涨，而消费市场萎缩，企业经营压力加大，很多企业可能会为逐利而将资金投入虚拟经济，推高资本价格，造成资产泡沫，为我国宏观经济带来不稳定因素。尽管如此，欧美债务危机未对我国金融体系和经济运行产生破坏性影响。从全局上看，由于我国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动力增强，投资和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越来越高，外需在GDP占比中的份额呈下降势头，所以，目前欧美债务危机并不影响我国经济的基本面。
三、应对欧美债务危机的策略选择
1、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客观上，欧美债务危机在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一定冲击的同时，也对我国结构调整形成了倒逼机制。欧美债务危机暴露了全球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显现出欧美各国三大需求结构比例不协调等深层次矛盾。对危机原因的反思使我们再次审视我国经济增长的模式，以及结构平衡在经济稳定增长中的作用。长期以来，中国走的是外向型经济发展道路，中国将近1/3的GDP来自于外需贡献，所得收入70%～80%又以美元形式回到中央银行成为国家外汇储备。一旦国外市场发生变化或者国际金融动荡，都将对我国经济增长和外汇储备水平产生较大影响。应对欧美债务危机，促进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要着力处理好投资、出口、消费之间的替代关系。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必须从外需导向型转向内需导向型，从依赖扩大出口和引进外资发展经济，转为依赖国内消费和投资发展经济，尽快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局面。
当前，一方面要继续扩大外需，大力稳定出口增长，形成一批新的出口增长点；改变现有的出口战略，引导出口大户细分市场需求，扩大与中东、非洲、拉美、东欧等市场的经贸交流合作；调整产品进口结构，利用人民币升值和国际市场疲软的有利时机，积极引进关键设备、零部件和紧缺资源；培育利用外资新的增长点，把积极利用外资与有效扩大投资需求结合起来，鼓励外资投向高新技术产业、先进制造业、节能环保产业、现代服务业和现代农业。另一方面要扩大内需，改善民生，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加大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提高居民消费水平；要鼓励创业，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和小微企业，保持对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的支持，从根本上拉动内需，这样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才能不“受制于人”，在国际金融冲击中保持相对的独立性。
2、注重实体经济发展
统筹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均衡发展与有机协调，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虚拟经济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从实体经济中孕育出来的，实体经济的重要性高于虚拟经济。长期以来，欧美发达国家依靠雄厚的经济实力及先进的技术优势，极大地促进了虚拟经济的发展，金融创新不断增强，金融衍生品不断增多。近年来，美欧等国产业空心化愈发严重，虚拟经济快速膨胀，矛盾累积演化为系统性危机。在国际金融危机中，受到冲击最大的恰恰是那些片面强调发展虚拟经济的国家，而工业产业链完整、长期重视制造业发展的德国、日本，受到的冲击影响就很小。欧美债务危机使各国再次深刻认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再工业化”、回归实体经济成为许多国家调整经济发展模式、重建竞争优势的战略方针，发达国家政策关注点再次转移到制造业上，产业形态从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调整，从过度服务业化向制造业回归调整，产业组织结构从大型企业化向发展中小企业调整。
国际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对欧美各国造成了严重冲击，但对我国的影响相对较小，且经济回升向好较快，这与我国长期重视实体经济有关。但也要看到，当前我国实体经济弱化已出现明显的苗头，特别是中小实体企业生产经营压力越来越大，一些地方和企业出现了资本大量抽离实体经济的“去实业化”现象。我国经济要做到“稳中求进”，就必须高度关注实体经济，切不可走上发达国家曾走过的弯路。要拿出让“金融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的智慧和决心，更多地引导社会资本投入实体经济，促进实体经济的存量调整和增量优化。同时，受危机影响，欧美等国经济社会环境恶化、不稳定因素增多，政府会放松一些产业的转移限制，我国可以利用自身市场广阔、劳动力丰富等优势，更多地吸引欧美国家的高端产业、高级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
3、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国际市场需求收缩，我国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提高，企业内外部成本压力加大。企业如果还继续生产附加值低的大路货，是难以为继的，这逼迫企业的产品走向高端，通过高附加值来摊销高成本。上升的劳动力成本一定要通过技术创新去消化，现在无论是上市公司还是非上市公司，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最大的问题就是研发不足。以同是百年企业的上海家化和宝洁公司相比，宝洁公司每年的研发投入在20亿美元以上，上海家化每年的研发费用不足1亿元人民币。在新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前，我国的传统制造业尤其是劳动力密集型企业，要加快向技术密集型转型，沿海发达地区曾引以自豪的来料加工的模式已经不合时宜。生产成本的快速上涨，会逼着企业走创新的路子，扩大研发投入。经营规模的差距不可怕，关键是适合消费者需求的新产品研发是否存在差距，成功的研发成果能够迅速地缩短经营规模的差距，并有效抵消劳动力成本的上涨。欧美债务危机倒逼我国企业通过创新盈利模式来启动需求，拓展市场空间；通过“创造性破坏”建立新的技术和生产体系，以生产效率的提高抵消和对冲成本上升压力。
当前，我们既要密切关注欧美债务危机新动向和世界科技发展新趋势，更要借助科技创新这一强大动力，着力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不断增强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要利用欧美债务危机以及中国经济成长和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的机遇期，吸引国际信息、生物和材料等新技术产业，提高中国产业和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要着眼于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和产业格局可能出现的新变化，突破制约创新增长的体制机制障碍，激发各类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创业精神和创新活力，在关乎未来国际分工地位的关键产业领域力争赢得更大的主动权。要着力培育和健全创新驱动机制，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和人才储备，提升创新能力；搞好创新平台建设，重点推进关键技术突破，以自主创新带动产业升级和产品更新，规避竞争冲击，抵御市场风险。
4、实施“走出去”战略
欧盟是中国最主要的外资来源地之一，同时，也是近年来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热土。根据商务部的数据，2010年，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为59.63亿美元，这一数字和欧盟对华投资65.89亿元已经相差不远，占中国对外投资总额的8.7%，成为中国对外投资的最大目的地。当前，一些欧洲国家陷入债务危机，欧元区经济形势严峻。对中国企业而言，则蕴藏着投资机遇。中国企业对欧洲投资存在巨大潜力，要把握机遇，在收购问题国家国债的同时，尽快提升国际并购能力，抓紧时间积累合作经验。
“走出去”是中国企业参与全球资源配置、争取国际市场份额以及提升企业技术的必然举措，是中国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企业日益壮大的标志。“走出去”使中国企业更贴近外部市场需求，能够获取和建立国际品牌，提升服务质量和水平，增强竞争力。金融危机之后，我国企业对欧并购的数量和价值量都有明显增长，范围涵盖英、法、德等多个国家，并购对象以拥有良好技术的中小企业、品牌和战略资产为主。商务部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1月，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87个国家和地区的355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43.76亿美元，同比增长59.9%。
诚然，中国企业“走出去”并不顺利，面临政治、市场、金融、法律、劳工、文化等多方面的风险。国家要出台相关扶持优惠政策，支持优势企业走出去，利用有利的国际形势，加大境外收购兼并和投资合作，以技术先进和资源富足国家为重点，提升境外投资质量；适时国际贸易信息，建立风险预警快速反应机制和国际贸易摩擦应对机制，帮助企业积极应对国际贸易摩擦，抵御未知风险。企业必须提高自身能力，了解相关国家的投资环境和法律制度，熟知西方国家的商业规则，构建全面的海外风险防范体系。
参考文献：
[1]贾根良.中国外向型经济需作战略大转型[J].广东商学院学报.2009（05）（《文摘》全文转载.2010（03））.
民营企业债务危机范文3
8月30日，“2012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会在北京召开。全国工商联分析报告说，近年来，国内廉价的资源和劳动力、宽松的环境约束等低成本优势正逐渐消失。调研显示，2011年影响500强企业发展最主要、最集中的五个因素依次是：原材料成本上升、用工成本上升、人才缺乏、税费负担重和资金成本上升。其中，成本上升和税费负担重已经连续几年成为影响企业发展的最主要因素，并且对企业的影响逐年加大。
加上今年欧洲债务危机进一步恶化和扩散，世界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上升，且国内经济发展持续放缓，使得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
学者指出，民企应完善自身管理结构和人才团队，化挑战为机遇。
民企的“三座大山”
据全国工商联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民营企业500强营业收入总额为93072.37亿元，同比增长33.25%，与此同时，纳税总额也高达4094.34亿元，同比增长49.49%，税收增速远超过营业收入增速。
民企税负过重已是业界和学界的共识。零点研究咨询集团的调研指出，73.4%的受访民营企业家表示其感觉目前的税负过重，其中9.8%的民营企业家认为目前的企业税负“非常重”。
全国工商联的“2011-2012年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形势”报告也显示，2012年民营企业将遭遇更大挑战，主要表现在，税费过高、生产经营成本剧增以及融资问题仍未有效缓解等方面。网上更有声音把这些问题比喻为民企面临的“三座大山”。而这些对中小企业、小微企业来说，压力尤甚。
据统计，目前，国内中小企业已有1100多万户，占全国实有企业总数的99%以上，提供了近80%的城镇就业岗位，纳税额占国家税收总额的一半左右。虽然这些企业业已成为社会就业的重要渠道，但是自身面临的生存和发展问题重重。
全国工商联在年初的《2011年中国中小企业调研报告》特别指出，中小企业的税费负担一向偏重，且近年来依然有增无减。
中国社科院中小企业研究室主任罗仲伟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各种苛捐杂税名目繁多，而且征收的环节不规范，具有弹性和选择性的问题。”
除税务过重，近年，各种成本尤其是劳动力成本在急剧上升，给民企尤其是中小企业带来巨大压力。2010年有30个省区市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2011年有24个省区市再次上调，平均增幅为22%。
另外，小微企业的融资难和融资贵问题，亦未缓解。据银监会测算，我国银行贷款主要投放给大中型企业，大企业贷款覆盖率为100%，中型企业为90%，小企业仅为20%，几乎没有微型企业。而且，小微企业在贷款时基本无法享受基准利率，而且要支付更多的浮动利息，年实际利率远远高于基准利率。
“营改增”试点
2009年以来，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政府实施了企业所得税改革、增值税转型、提高出口退税率等措施。但是，也有观点提出，真正让私营企业得益的部分并不多。
今年年初，工商联提出对中小企业实施普惠的税收政策的建议，具体包括将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作为一项长期的政策，设定灵活的年纳税所得额的门槛，进一步提高小型微型企业的增值税、营业税的起征点。
今年7月25日，国务院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扩大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范围，自2012年8月1日起至年底，将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范围，由上海市分批扩大至北京、天津、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湖北、广东和厦门、深圳10个省市。明年继续扩大试点地区，并选择部分行业在全国范围试点。
此次确定的扩大试点地区适用于上海市同样的试点方案、试点行业和政策安排。“营改增，从它的制度设计来讲，中央确实是希望能够为中小企业减负，尤其是为从事现代服务业的中小企业减负。”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财税系主任、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副主任林江说，“但是不确定的是，从上海的经验来看，有一些企业反映说税负确实是下来了，但也有一些企业反映税负不降反增。”
林江表示，增值税的税率高于营业税的税率，但它的税负却是比较低的，原因是营业税针对的课税基础是营业额，而营业额是不能够有任何的成本被用来抵扣。相反，增值税税率相对比较高，在“营改增”之前，最低的两档税是13%和17%，上海今年1月1日进行营改增之后，国家税务总局批了另外两档比较低的税率6%和11%，都比营业税的3%和5%高。
“物流业是今年年初在上海试点的一个行业，但是在试点过程当中，很多企业拿不到增值税发票，而算增值税的时候，是要拿发票去按增值额进行扣税。如果拿不到增值税发票，或者拿的是其他的发票，比如商品销售发票，就不能够依法进行降税。所以很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情况，物流企业由于拿不到增值税的发票，其实是按照营业额来扣税，而不是按照增值额来扣税。按照营业额扣税的话，税率又比较高，不是3%了，而是6%和11%这两档比较高的税率去扣税，税负很可能出现不降反增。”
此外，广东省已经确定从11月1日起完成新旧税制转换，开始实施试点，并在8月28日，公布了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工作相关实施细则，广东省财政厅厅长曾志权说，从8月1日开始，开展试点纳税人认定和培训、征管设备和系统调试、发票税控系统发行和安装，以及发票发售等准备工作。
根据广东省财政厅的初步测算，实施营改增试点后，广东的减税规模将达到数十亿元。而此前广东省国税局有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实施营改增试点后，中小企业税收负担将有所下降。
广东省的营改增方案和上海几乎一样，但上海的减负减税效果和广东的减负减税效果可能不一样。林江说：“这次营改增最大的受益者应该是现代服务业，上海是一个以现代服务业为中心的城市，而广东制造业很多，现代服务业相对来讲是比较滞后，而制造业比较发达，同时，广东的服务业当中，消费，比如像酒店、餐饮等，这些比较多，但又恰恰没有纳入到6+1的试点范围。最强的、传统的服务业却没有列入试点，而那些不是太强的却列入试点了，所以减税的实际效果很可能跟上海不一样。”
挑战与机会并存
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在“2012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会上指出，国际国内经济环境复杂严峻，民营企业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挑战。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的深层次影响仍在持续，欧洲债务危机进一步恶化和扩散，世界经济复苏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上升。国内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二季度GDP增速创三年来的新低，出口订单下降，内需不足，实体经济企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中小企业生存困境加剧，形势十分严峻。
黄孟复还表示，原来要素投入和规模扩张追赶式的增长模式已经不能够适应今后发展的要求，必须从资源消耗型向依靠创新模式的转变，需要最大限度地调动各种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地激励民间资本。
在这种经济形势不明朗的背景下，林江表示，最重要的还是两个方面：一是自上而下，对于政府来讲，该怎样通过一些大项目来稳定人心，让人看到希望和机会；另一个是自下而上，民营企业应当重视完善自身的管理结构、人才团队等，这样才能把握住机会。这两方面都应该结合。
“如果多一些大项目进来，一批配套企业或大量的配套资本就会出来，这样或多或少会给民营企业带来很多商机。比如一个大的汽车厂、汽车项目落成，可能会带动刺激周边地区做汽车零配件的民营企业配套生产，对现代服务业也好，对加工制造业也好，都有一定的刺激作用。在今年经济形势不好的情况下，还是需要的。”
民营企业债务危机范文4
在债权人看起来，孙启玉显然是躲起来了。进入4月以来，债权银行找不到这位万杰集团董事长，曾预约专访的记者无法联系上他，甚至政府部门有关人士也见不到其本人。
这位一度将万杰集团打造进入中国企业500强的民营企业家，面对债务危机选择了躲避。“孙启玉很清楚现状，但是他不敢面对。”一位熟悉孙启玉的人士告诉《财经》记者。
现状是万杰集团已濒临绝境。早在2006年12月，万杰集团在各家银行的贷款全部逾期。当月中旬，万杰集团旗下上市公司万杰高科（上海交易所代码：600223）公告称，深圳发展银行、招商银行率先万杰集团。此后，多家银行纷纷，涉及银行贷款近12亿元。
但这远非万杰集团债务的全部。根据山东省银监局的统计，万杰集团总贷款金额一度接近60亿元。经部分银行通过各种方式压缩贷款，截至目前，万杰集团仍有36亿元贷款。来自银行的消息表明，这些贷款已经全部划为“不良”。
债务危机，令外界重新审视这家号称山东省最大的民营企业。银行调查显示，万杰集团总资产118亿元。但知情人士透露，其实际资产远少于此数，需“对折之后再打折”。
危机中的万杰集团至今尚未提出任何自救方案，而将希望寄托在政府身上。“国家和各级政府一定会支持我们的工作。”在今年2月中旬接受媒体采访时，孙启玉这样说。
这似乎也是当地政府相关部门的共识。山东银监局局长王进诚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称，万杰集团的出路肯定是在政府的主导下重组，“目前省政府和淄博市政府正在积极想办法。”山东省银行业协会的有关负责人则预计，重组方案最快要一个月后才能出台。
四年前，万杰集团贸然收购了身为国企的淄博钢铁，从此陷入债务泥潭；两年前，万杰集团已濒于倒闭，山东省政府又组织当地银行以“贷款俱乐部”的形式给予金融支持，但最终难以奏效。
在万杰“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故事中，正是民企、银行和政府的复杂关系，使得资源错配的情况愈演愈烈。事实上，这也是大量资质平平的民营企业迅速扩张、失去控制、酿成巨额损失的根由所在。
遭遇连环追债
万杰集团的债务危机由来已久，压倒它的“最后一根稻草”则出现在半年前。
2006年10月，一笔本息合计4.3亿元的职工集资款到期。为了平息众怒，孙启玉背着债权银行，将旗下青岛万杰医院变卖，用于归还职工集资款。
至此，万杰集团已弹尽粮绝，无法按期归还各家银行当月贷款利息。当时，万杰集团曾承诺2006年11月底之前全部归还。不过，这个承诺到当年年底依然没有兑现。
进入12月，“贷款俱乐部”中的各家银行终于按捺不住，纷纷向法院提请财产保全和诉讼。12月4日起，深发展、招商、浦发、兴业、交行、广发等数家股份制银行对万杰集团持有的万杰高科限售流通股，进行了轮候冻结（指对其他执法机关已经冻结的流通证券，执法机关可以进行轮候冻结登记。冻结撤销或者解除的，登记在先的轮候冻结即自动转为冻结――编者注）。
自2006年12月14日起，上述银行开始万杰集团，要求归还借款。
在股份制银行纷纷兴讼之际，一些大型国有商业银行显得反应迟缓。但建行济南分行风险管理部负责人认为，“所有的银行去都是查封股权，意义不大。”他告诉《财经》记者，不是惟一解决方案，处置盘活也是一种方式。
在2004年底万杰集团债务危机爆发时，建行对万杰集团的贷款余额为6.5亿元，仅次于工行的10亿元。2006年年初，孙启玉与债权银行交恶，部分银行开始在暗地里收紧银根。建行也是其中之一。“虽然‘贷款俱乐部’不允许在此期间抽回贷款，但我们还是逐步压缩贷款。”前述负责人称。
不仅是建行，其他国有商业银行如工行、农行等，也大都按兵不动，而且保证继续与万杰合作，这也成为万杰现有的“救命稻草”。根据万杰高科4月21日的公告，万杰拟将公司现有资产抵押，继续向工行贷款3.2亿元以上。如果这一举措已得到工行许可，那么，其原因颇可玩味。记者曾致电工行，遭到婉拒。有关人士称，工行的风格是埋头做自己的事情。
逆势进军钢铁业
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包括建行在内的大多数银行，都力辩其对万杰集团的贷款并无大错。他们称，在2002年之前，万杰集团资质健康，其化纤、医疗、教育等行业都发展得很好，只是2003年进军钢铁业才导致万杰集团衰败。
万杰集团本系孙启玉一手缔造的民营企业。1981年，孙启玉以6万元贷款起家，经20余年励精图治，使一家村办小厂发展壮大成为以化纤为主业、医疗、教育等多元化的企业集团。旗下淄博万杰肿瘤医院在国内颇具知名度，年治疗肿瘤量和总量均居行业前列。
2000年1月，孙启玉成功将旗下万杰实业股份公司运作上市，其主营医疗服务、化纤新材料等业务，曾被誉为沪深两市首家医院上市企业。并于同年11月更名万杰高科。至2002年，万杰集团正值鼎盛期，加之彼时宏观银根宽松，众多银行的贷款蜂拥而至，孙启玉亦踌躇满志，大搞多元化投资。
“事后看来，这对银行的教训很大。企业好的时候，大家都进，25家银行互不通气，结果贷款到了55亿元。很多股份制银行以为短期贷款安全，但被企业短贷长用后，更加容易引发连锁反应。”王进诚表示，银行“垒大户”的行为助长了民营企业超出自身能力的扩张冲动。
2002年11月，淄博钢铁有限公司因管理不善濒于破产。银行和地方政府都不能坐视淄博钢铁破产，惟一的出路就在于对其进行重组。
此时，地方政府希望万杰集团消化淄博钢铁的包袱，维护地方社会稳定。万杰集团也有意接手钢铁项目，迅速做大做强。经济政治“双丰收”，双方一拍即合。
2003年3月，万杰集团注资6000万元，以85.12％的股权比例控股博山齐鲁新冶实业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淄博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将齐鲁新冶更名为淄博新冶实业有限公司。
万杰控股淄博钢铁后，孙启玉决定斥资42亿元，对淄博钢铁原有系统进行重大改造，其中银行贷款25亿元，自筹资金17亿元。2003年一期工程即投资8.5亿元。
时值2003年，宏观调控的压力隐然已现。知情人透露，当时孙启玉逆流而上，并非全然无视宏观调控的风险。但他认为调控是针对小企业，只要万杰钢铁能抓紧时间做大，就可以大而不倒。
为了抢在宏观调控之前完成项目建设，2003年“非典”之后不久，孙启玉就率北京钢铁学院的教授到美国采购设备。在前后不到七天的时间里，孙启玉就拍板决定以2300万美元的价格购买一套美国的二手设备。
但据业内人士介绍，孙购买的这套德国设备产自上世纪60年代，在90年代就曾经大修过一次，在孙启玉谈判期间业已停产，能否正常运行都有待考察。而孙启玉仅听教授介绍即决定购买。“一天的时间，就是将所有的设备都看一遍都来不及。”
合同签订后，孙启玉立刻回国成立合资企业，然后开信用证付款。但由于合同中对运输保养等内容只字未提，最后，孙启玉只好花费700万美元，自己将设备从美国运回来。
孙启玉没有想到的是，设备虽然买回来了，钢厂却迟迟难以启动。于是只好将设备闲置，并由数百人专职看守――这一看就是四年。
2003年开始，国家着手对钢铁项目进行调控，银行开始拒绝为万杰集团的钢铁项目提供信贷支持。但这难不倒孙启玉，钢铁项目虽然没有贷款，万杰集团其他公司仍可获得充裕的银行信贷支持。
从2003年末到2004年末，尽管万杰集团的经营每况愈下，银行的信贷资金还是由原来的50亿元增加到55亿元。孙启玉上下其手，辗转将银行给其关联公司的信贷资金悉数动用。
根据当时商业银行对万杰集团的调查材料，到2004年12月，万杰集团先后投资在钢铁项目上的资金共约19亿元。但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淄博钢铁厂原来的贷款，其中工行的贷款5亿元，其他欠款也在5亿元上下。据万杰集团内部人士介绍，万杰对钢铁项目实际新增的投资额仅仅在八九亿元左右。其中有部分资金为工地的建设资金，而设备采购的资金约在3亿元。
资金链断裂
2004年宏观调控启动后，万杰集团的钢铁项目因违规被迫中止。祸不单行的是，万杰集团的主业化纤业也遭遇了严重打击；万杰雄心勃勃的城市改造计划，也变成了淄博邑山村街头随处可见的烂尾楼项目。
此前，万杰集团旗下的上市公司万杰高科已经为孙启玉的盲目投资付出不少代价。在多元化的冲动下，孙启玉每年都不断抽取上市公司的利润四处投资，或去维持旗下其他企业的运营。这些投资大半亏损，到了后期无法归还，就将集团的一些企业作价卖给上市公司。近年来见诸万杰高科公告的资产关联交易大都属此类。
2004年后，化纤工业主要原料原油价格一路走高，没有做任何避险的万杰集团无法适应这一转变。银行收紧资金，又使得企业缺乏资金采购原料以维持生产。2005年1月，万杰高科业绩预减公告。之后，每年的亏损额不断增加。
此时，万杰集团已无以为继，连锁反应开始出现。2004年7月1日，烟台市商业银行与第五棉纺织厂的借款到期未偿还，冻结了万杰集团持有的万杰高科的法人股2000万股。之后，两家股份制银行将贷款2.8亿元抽回后不再续贷。紧接着，多家银行也准备如此办理。
无奈之下，在2004年10月，万杰集团强制性地对内部职工募集资金。前去调查过万杰贷款的某银行风控部总经理告诉《财经》记者，孙启玉要求职工每人必须集资1万元到几万元不等，终获取3亿多元资金，使企业逃过一劫。
尽管如此，到2004年12月，到期银行贷款仍达到6亿元，万杰集团的资金链面临断裂的危险。
万杰集团的选择简单有效：孙启玉立刻给省政府打报告，要求协调银行的关系。2004年底，山东省银监局有关负责人率数家主要债权银行对万杰集团进行考察后，认为企业还有救助的可能性。在地方政府的直接干预下，2005年1月，给万杰集团贷款的主要19家债权银行，成立了万杰集团“贷款俱乐部”。
“贷款俱乐部”商定，由当地政府为万杰集团的发展创造外部环境；银行约定不抽走贷款，并且按照之前各家银行贷款的比例，再提供2亿元流动资金贷款，以帮助万杰集团走出困境。
“贷款俱乐部”解体
“贷款俱乐部”是山东省金融机构首创的模式。王进诚告诉《财经》记者，“贷款俱乐部”是针对已经出现风险但经营尚可、只是现金流暂时有问题的企业，各家银行成立的同进同退的贷款联合体。
“‘贷款俱乐部’的成立有利于银行保全资产，如果没有‘贷款俱乐部’协作，企业垮掉后大家只能得到很少的赔付率。”业内人士告诉《财经》记者。
“贷款俱乐部”的模式之前只用过两次――第一次是2004年对山东临沂的华盛成立的“贷款俱乐部”，据称效果颇佳；第二次就是万杰集团。
据“贷款俱乐部”一位人士介绍，当时“贷款俱乐部”为万杰集团提出的方案有二：一是让出部分股权，引进战略投资者――万杰集团的主业尚可；再者就是壮士断臂，让出钢铁行业。但孙启玉要求将其在建的钢铁项目溢价出售，谈判失败。
拒绝“贷款俱乐部”的方案以后，万杰集团情形趋于恶化。2005年，万杰集团的主业化纤产业有三分之二已经停产，而从2006年开始，万杰集团的聚合、短丝已完全停产，长丝也有一半处于停产状态。
凭借着拆东补西等办法，在两年时间里，万杰集团勉强能按时归还利息，维持着与“贷款俱乐部”之间脆弱的平衡。但这个平衡很快被打破。2006年10月，两年前的职工集资款到期，万杰集团的资金链彻底断裂。2006年12月4日，深发展济南分行万杰集团，正式宣告运行两年的万杰集团“贷款俱乐部”解体。
“实际上，银行给了他充分的时间。”“贷款俱乐部”一位人士告诉《财经》记者，“但是他并没有用这段时间来解决问题。而且还提出一些无理要求，如必须无条件展期、必须下浮利率等。再后来，基本上属于赖账了。”
号称资产118亿元的万杰集团早已是外强中干。2007年4月12日，万杰高科2006年度财务报告。
在这份宣布公司巨亏8亿元的报告中，万杰高科提出的自救措施仍没有实质内容，更多具有政治口号式的意味，已然于事无补。
民营企业债务危机范文5
G20峰会上，影子银行再次成为各方讨论的热点，对它的定义、隐藏的风险，甚至何去何从，莫衷一是。不过，欧美对影子银行给出了监管政策，但在国内，依旧像被关在一个黑屋子里，不知道有多少参与者，也不知道点燃一根火柴，是点燃希望还是引爆炸弹。
影子银行的概念是美国“次贷危机”的副产品，泛指投资银行、对冲基金、货币市场基金、债券、保险公司们以信贷证券化为旗号的、绕过金融监管的、无度的信用扩张。
正解影子银行
严格地讲，中国没有美式的影子银行，但金融机构规避监管进行信贷扩张的动机同样强烈。可以这样定义中国式的影子银行：介于严格监管的金融信贷体系与非法集资之间的全部投融资业务的总和，从商业银行的表外业务，到合法民间借贷无所不包，如贷款池、委托贷款项目、银信合作的贷款类理财产品、民间借贷、典当行等。
表外业务是影子银行的第一主体，它是商业银行从事的，按照会计准则不列入资产负债表，但能影响当期损益的经营活动，如理财产品、贷款承诺、担保（保函、信用证等）、金融衍生工具（利率及汇率的期权、掉期、远期合约交易）、信托服务、支付与结算等。由于商业银行属正规金融机构，而且表外业务虽未列入资产负债表但经常需以财报附注的形式说明，所以是有迹可循的。截止到2013年第二季度未，表外业务总规模约为8～9万亿元。
表外业务是影子银行其他业务的“源头活水”。如果说商业银行是个大花园，影子银行则是墙外野蛮生长的荒草。由于前者信誉度较高而且营业网点众多，具有强大的“吸储能力”，现金之水源源不断地从墙内被抽到墙外。仅“银信合作”就将近2万亿元存款被转为信托资产。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的数千家“理财”或“财富管理”机构无不把存款当唐僧肉。不少人天天接到兜售“理财产品”或“贵金属交易”的电话，可见市场之混乱与疯狂。
总之，表外业务是影子银行的核心，不仅占比极大且是其他业务的主要资金来源。如果表外业务规模达到8万亿元，则中国式影子银行的总规模当在15万亿元左右。德意志银行的估算则为21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四成。
三大“主要”顾客造就繁荣
水至清则无鱼，任何一国的金融监管都不是一块铁板，并非天然有害的影子银行自有其存在的道理。但近年来，影子银行在信贷总量中所占的份额约从10%蹿升到20%，则不同寻常，本质上是当资源配置被宏观调控扭曲时实体经济的应激性反应。
为应对源自美国的金融危机，中国启动了包括“4万亿”在内的一系列措施，尽可能地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经济学家麦金家就指出金融市场的不完善和政府的干预会造成扭曲。
一方面是流动性在总量上成泛滥之势。2013年4月11日，央行宣布广义货币（M2）余额为103.6万亿元。2002年初，M2仅为15.8万亿元，如今100万亿元大关也已成往事。
M2/GDP比值增速同样惊人，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80%左右增至现在的200%以上，而人均GDP排名前40位的国家的均值是135%。
另一方面是流动的分布极不均匀，有的地方洪水滔天，有的地方赤地千里。面临资金困难的三类机构成为影子银行的主要“顾客”。
首先是地方政府。宏观调控的局面下为保持本地的经济增长依然要“经营城市”，征地及基础设施的巨大投入形成庞大的地方债，10万亿元抑或 15万亿元？没有人能说得清楚。因为地方债既包括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亦包括政府有担保责任的或有债务。中国上市公司的披露还不完全呢，何况占地更大，管人更多的地方政府。
其次是被列为“重点打击对象”的房地产企业。一直以来，房地产企业高度依赖银行信贷来运转。调控以来，商业银行房地产开发类贷款余额稳中有降，上市房企再融资亦被叫停。巨大的资金缺口主要由影子银行填补，估计每年约有1万亿资金以银信合作、委托贷款、理财产品、私募等形式流入开发商账户。
最后是众多民营企业，正规贷款拿不到无奈成为影子银行的客户。
以上从需要的角度说明了影子银行为什么兴旺。在供给方面，则是利率管制将大量资金驱赶进来。由于存款利率低于通货膨胀指数，存款的真实利率是负值。商业银行及他们的“大客户”多为巨型国有企业，低于CPI的存款利率支持了前者的暴利（坐享利差），掩盖着后者的低效。
假如某位储户接到电话或在银行营业厅获知某理财产品的年息高达8%，甚至12%，能不动心吗？在百姓看来，这些由政府背书、投入大型项目而且有抵押物的信托产品几乎不存在风险。就是这样，10万亿元存款（占总额的11%）摇身一变成了理财产品，而4～5万亿元民间借贷图的也是高息。
消灭掉还是发展？
过犹不及。2013年3月底，美国非金融部门信贷市场未偿余额40.58万亿美元，而包含住房抵押支持证券（MBS）和资产支持证券（ABS）在内的存量资产证券化产品共计约9万亿美元。如果说美国是过了，中国所谓的影子银行才刚刚起步，远远不及。
包罗万象的影子银行中，最应发展的是信贷资产证券化，就是基于信贷资产未来现金流预期发售的证券。银行把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消费信贷、信用卡账款、企业贷款分门别类地集合起来（亦称资产池），标准化之后出售给投资者，让这些信贷资产流动了起来。上市公司卖未来的利润叫股票、银行“卖贷款”叫“信贷资产证券化”。
信贷资产证券化是多方共赢的一种金融创新。对银行来讲，本金100万元、期限20年、月供8000元的房贷，要分240次收取192万元本息。如能作价110万元把这笔贷款卖掉，不仅回笼了资金还确保了10%的毛利，十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嘛！
信贷证券化可以让投资者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分享到银行的放贷收益。对投资人而言，花110万元买股票，谁来担保192万元的收入？管不管用是一回事，有没有人担保是另一回事，有比没有强，何况由正规金融机构发行，由政府担保。
中国的信贷资产证券化始于2005年，彼时国开行和建行试点信贷资产证券化和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但随着美国次贷危机爆发而被搁置。
时隔7年，2012年6月，财政部、央行、银监会联合《关于进一步扩大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有关事项的通知》，鼓励经审核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参与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鼓励国家重大基础设施、涉农、中小企业、节能减排、战略性新兴产业、文化创意产业、保障性安居工程、汽车等八类贷款进入“资产池”。同意明确了风险自留原则，禁止再证券化、合成证券化，在一定程度上阻断了爆发美式次贷危机的可能路径。
2013年8月2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统筹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金融支持有着重要作用。进一步扩大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是落实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决策部署的具体措施，也是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改革举措，可以有效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盘活存量资金，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政府的决策无疑是正确的，在规范所谓的影子银行、清理积弊的同时，指出信贷资产证券化的“明路”。怕就怕事与愿违，最终让百姓承担风险。股票属直接融资，风险大家深有体会。贷款属间接融资，风险由居间的银行承担。1999年至2005年间，国家从四大银行剥离坏账2.4万亿元。2006年初又达1.3万亿元，经过几年“暴利”的冲销，2012年底仍有1万亿元。
问题是，2008年之后的4万亿元经济刺激方案使银行的资产规模达到了原来的两倍多。假如给大量信贷投入的项目加标签，候选的不外“央企”、“上游”、“资金密集”、“重化工”等，这些低效投入进一步加剧了产能过剩，银行的坏账风险越聚越多。2008～2010年放出的贷款集中到期时的不良贷款额让人不敢想象。
另外，由于银行不愿承担中小民营企业贷款的风险，信贷资产证券化又成了支持（服务）小微企业解决之道。在这样的背景下，银行的信贷资产证券化转嫁风险是实，“让投资者分享收益”是虚。
2011年起，收紧货币挤泡沫、推动利率市场化的举措相继出台，2012年重启信贷证券化，目的都是降低银行体系的风险。
中国会发生美式、欧式债务危机吗？
根据国家审计署公布的数据，2010年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10.7万亿元。2011～2012年到期的地方债合计为4.46万亿元（未出现债务违约），招商证券的一份研究报告称2012年末地方债余额为14.8万亿元。
也就是说，地方政府在两年间还了4.46万亿元旧债，借了8.56万亿元新债。尽管两份报告统计口径不尽相同，以此推算出的数额肯定会有误差，但地方政府每年借新还旧，借的远比还的多却是不争的事实。
更令人不安的是，地方债对土地升值的高度依赖。征地、修建基础设施、挂牌……图的不就是卖出一个比一个高的天价地王吗？而且这些债务的抵押物绝大多数也是土地。世上没有只涨不跌的东西，土地价格一旦下跌，地方政府拿什么还本付息，抵押物价值也一落千丈，投资人有可能血本无归。于是，地方债成为“唱空中国”的首要依据。
宏观来看，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在于增长靠生产力要素投入的数量而不是质量驱动，资金投入的效果越来越弱。此外，企业的权贵化已成僵化格局，能贷到款的总是那些企业。很多信用投放是“牛人” 借新偿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几乎为零。2013年1～7月份，社会融资总量同比增加23.7%，达到11万亿元，而二季度经济增长仅为7.5%。
中观来看，企业在融资时面临相互纠结的两重矛盾。一是巨量流动性引发通胀，推高人员、能源、原材料成本，而资源配置机制的扭曲却使企业融资成本居高不下；二是企业盈利能力与融资成本的矛盾。当前贷款的实际成本接近10%，而2012年国企的净资产收益率仅为6%。如果把所有贷款的企业看作一个整体，信贷融资是个亏本买卖！
尽管风险极大，但中国绝不会发生美国或欧洲式的债务危机，而地方债的风险将由本国中产阶级承担。美国政府负债高达14万亿美元，而且都是外债（由于民间储蓄为零）。好在欠的是自家印的美元，美国政府只要控制好印钱的节奏，不要让美元因购买力一落千丈而被全世界抛弃就可以了。欧洲的希腊、西班牙、冰岛欠的也是外债，欠的还是自家印不了的欧元，所以狼狈万分。中国欠的是内债（对外有3万亿美元的赢余），还是自家可以印的人民币。怎么可能发生美式、欧式的债务危机呢？
民营企业债务危机范文6
关键词：经济金融化；成因；后果
一、经济金融化相关概念
经济金融化在发达国家已成为一种常见现象，不过在中国经济金融化才刚开始形成。经济金融化在正常经济结构范围内是合理的，但如果超出经济社会的承受力，就将会对经济社会产生不利影响，危害经济社会的发展。希腊债务危机、冰岛的经济金融化、美国次贷危机都是过度经济金融化的后果，都是由于经济金融行为超出了本国经济的承受能力。
经济金融化是指经济与金融相互渗透和融合的一种积累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企业利润不是通过商品生产和贸易产生，而是通过金融途径产生。金融已经成为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金融关系随着经济结构、科学技术和各社会阶层在社会经济关系中不断传播、渗透和融合。很多金融学家都给出了衡量经济金融化科学的计算方法。当前衡量金融化程度应用最广泛的指标，就是美国经济学家戈德・史密斯1969年首次给出的金融相关率FIR，即用一国某一时点现存金融资产总额和一国国民生产总值GNP的比率。我国经济金融化正向证券化、信贷化、货币化、虚拟化的方向进一步发展，我们也可以用这些指标计算中国经济金融化的发展程度。
从总体上来看，中国的经济金融化意味着泛金融行业的过度膨胀，即传统金融业与房地产业在我国产业和就业结构中所占比例明显提高。改革三十年以来，这些金融部门的GDP贡献率从过去的4%上升到12%，且在2006年之后有加速增长的趋势；吸纳就业比例从九十年代中期的2%上升到2012年的5%。中国金融企业的利润占比也明显增加。大部分企业利润的获取越来越依靠金融途径。同时，非金融企业利润的积累手段也不断金融化。中国非金融行业A股上市公司2004年～2013年的财务数据说明，在过去十年间非金融企业对通过金融手段获利的依赖程度逐年提高，占比由3%上升到近20%。近二十年来，中国经济金融化程度快速发展，尤其最近五年提升过快，对实体经济已有一定影响。因此，适度金融化对中国经济和金融发展非常重要。
二、我国经济金融化的成因
现在中国的经济金融化还处于开始阶段，但明显有加速倾向。目前引起我国经济金融化加速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具体表现为：
1.传统生产行业长期不断下降的利润率
近几年来，以制造业为代表的生产性行业利润率长期不断下降。资本为了获取最大利润，不断寻求各种渠道取得较高的利润率，而且生产与金融相结合的理念也逐步被企业接受，使得企业经济活动的方向从商品生产领域转向了金融获利领域。2014年9月的《2008至2014中国制造业500强研究报告》显示，2014年中国制造业500强企业的利润率仅为2.7%，远低于世界制造业的利润率。
2.不断增加的金融资源供给
不断增加的金融资源供给持续进入传统金融业和房地产业等行业，造成金融市场对实体经济的挤压，资本市场投机盛行和严重资产价格泡沫。同时，实体经济金融化也成为企业获得金融投资利润的逐利手段。在一定程度上，这些增加的金融资源供给缩小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获得金融服务方面的差异，但国有上市公司国家政策与制度红利的获得，金融资源错配的程度并未得到根本改善。目前资本市场在发行方面的制度缺陷，以银行为代表的信贷金融制度的垄断，已经在民营企业自身层面上形成了二元分割，民营企业是否上市决定民营企业所能获得资金方面的金融支持的多寡。
3.社会积累大量财富，需要寻求新的投资渠道
我国目前的投资渠道太过狭窄，改革三十年来我国经济社会积累了大量货币财富，这些财富资本为了逐利，需要寻求新的投资渠道，不仅要求进入生产领域获取利润，还要求进入金融领域获取利息和红利。这使得大量货币进入资产领域，导致资产价格的飞涨。国家在改革开放后在经济管制方面有所放松，国营资金也可以进入金融部门，从而为我国经济金融化提供了条件。
4.经济全球化下的贸易开放与金融开放
经济全球化下，资本能够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在短时间内进行投机获利。在传统生产性行业利润率下降时，经济全球化使得金融资本可以向全世界进行投资，拥有更多的投资机会和更可观的金融投资回报。国家金融政策的推行，也使得金融部门快速发展。国家主导的投资结构，尤其政府主导的投资拉动模式，也强化了经济金融化。
三、我国经济金融化的后果
1.改变了传统的价格形成机制和资源配置方式
生产性企业依附于金融渠道，金融企业逐渐脱离实体经济。金融资本的进入，使普通商品体现出资本性质，甚至纯金融产品的性质。普通商品的价格化使得商品完全与其投资价值有关，而与其他无关。商品金融化加剧了商品价格的波动，使治理通胀的成本上升。
2.加剧收入分配差距
经济金融化改变了就业市场结构和企业中的劳资关系，企业对金融获利渠道的依赖使得企业减少了对生产性收入的依赖，降低了企业对于劳动力的需求。金融资产在国民财富中分布的不均衡，经济金融化程度的加深进一步加剧了社会收入分配不公。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这表明我国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1998年我国居民基尼系数为0.455，2009年为0.490，2010年0.481，2013年0.473，2014年为0.469，而高收入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基尼系数才仅为0.3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