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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药工程与生物工程的区别范文1
关键词：生物科学 健康教育 专业建设方向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795（2013）03（b）-0044-02
生物科学代表着21世纪自然科学的前沿，是孕育关键性突破的学科之一。生物科学是研究生物的形态，结构，生理，分类，遗传，变异和进化的科学，它以培养基础性，研究性人才为主。海南医学院是一个地方性本科医学院校，为了适应地方经济的发展需求和学校本身的发展，我校于2009年开设了生物科学专业，学制四年，同时，为了适应就业市场的需要，将生物科学专业设定为健康教育方向。
在专业开设之初，我们通过对一些院校的调研后发现，多数学校的生物科学专业普遍存在着没有明确的学科定位，专业设置雷同，没有具体的研究方向和针对性等现象。在教学过程中仅仅以理论课教学为主，缺少实验教学和专业实践。这种不顾自身特色和条件，追求时髦，一哄而起，搞形式主义的办学，既保证不了教学质量，扩大不了办学规模，又不能办出其自身特色，也极大的浪费了教育资源。
本文在总结以上专业建设方面遇到的问题和分析国内医学院校生物科学专业建设与就业市场趋势的基础上，阐述了我校在生物科学专业建设的一些做法和体会，以期为医学类院校生物科学专业建设提供发展思路。
1 明确学科定位
在教育部2001年颁布的“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与生命科学有关的专业主要有三个：生物科学，生物技术和生物工程。许多学校都设置有其中的二个或者二个以上的该类专业。因此，人才培养方案中应使这三类专业有所区别。生物科学是一门基础学科，它是研究生物的形态，结构，生理，分类，遗传，变异和进化的科学，它以培养基础性，研究性人才为主；生物技术是应用自然科学及工程学原理，依靠生物作为反应器，将物料进行加工，以提品为社会服务的技术，它是侧重理科，理工管结合的复合型专业，以培养应用性人才为主；而生物工程则是生物技术研究中侧重于后期产品处理的部分，是侧重工科，理工管结合的复合型专业，仍以培养应用性复合型人才为主。这一分类特点决定了生物科学是基础性学科，其他两门应用性学科是在其基础上，结合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发展出来的。
生物科学包括了微生物学，生物化学，细胞生物学，免疫学，育种技术等几乎所有与生命科学有关的学科，同时又与化学，化学工程学，数学，微电子技术，计算机科学等生物学领域之外的尖端基础学科相结合，从而形成一门多科学互相渗透的综合性学科。因而作为生物科学专业的本科生经常面临哪些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应该优先掌握的困惑；而作为教师也经常需要考虑哪些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应该优先重点向学生讲授，如何培养出适应时展，紧随世界潮流的生物科学专业人才。在一般综合性大学中，这个专业的人才是以研究性的培养模式进行培养的，在一般本科医学院校生物科学专业办学总体思路是：“夯实基础，拓宽知识面，立足于现代生物科学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因地制宜，办出特色，面向现代生物技术产业主战场培养应用型，复合型生物科学人才”。
海南医学院是地方性医学院校，其办学宗旨是为地方培养实用技术应用型人才，因此，生物科学专业建设不能像综合性大学一样，而应该从生物科学基础理论入手，在专业方向上选择由生物科学衍生的相关实用技术性方向，以就业为导向，培养适应市场需求技术型人才。从应用的角度来认识，生物科学是人类对生物资源的利用，改造并为人类提供服务的一门学科。在此认识的基础上才能建立科学可行的教育体系，科研体系和管理体系。目前这三个体系涉及的主要研究领域和方向有如下几个方面：（1）生物化工与材料；（2）环境与环境生态；（3）农业生物技术；（4）生物医学医药工程；（5）食品生物技术；（6）能源生物技术；（7）生物制药；（8）基础生物技术；（9）生物工程技术仿生；（10）生物战剂及其防御；（11）生物检测检验技术。从以上专业方向发展分析，适合医学院校生物科学应用技术型的专业方向有生物医学医药工程、生物制药和生物检测检验技术。其中适合我校生物科学发展方向的是生物检验检测。
综合以上分析，我校的生物科学专业的学科定位是：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的专业，是理工管结合，以理为主的新兴复合型专业。通过培养使学生具有扎实的生物科学理论知识，掌握生物技术基本实验技能，了解学科发展前沿，能在工业，医药，食品，环保等行业的企业，事业和行政管理部门从事与生物检验检测有关的应用研究，技术开发，生产管理和行政管理等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
2 完善课程体系设计
2.1 扩大基础课教学，增加选修课比例，优化课程体系结构
调整课程结构是课程体系优化的前提。基础课程一般都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和较宽的适应性，是培养和发展学生智能，增强毕业后发展潜力的重要基础。为此要特别注意加强公共基础，专业基础课的教学。同时根据生物科学毕业生去向和我校的学分管理制度，我们在构建生物科学专业课程体系中，大量增设选修课，主要涉及人体解剖生理学，药理学，细胞生物学，药物化学，生物技术制药，微生物检验等。通过增设选修课，可以增加专业基础知识，加强素质教育与能力培养，拓宽专业口径，使学生更能适应市场需求。
2.2 重视教学内容的改革
在改革课程结构的同时，重视课程内容的调整。教学大纲是进行课堂教学的基本依据，编好教学大纲是进行课堂教学的关键环节，对规范课程教学和保证教学质量具有重要意义。课程内容的改革要从教学大纲着手，通过调查，研究和讨论，对每门课编制出切实可行的教学大纲，大纲强调突出重点，难点，加强了实践环节，强调实验，实习基本技能的掌握。细化各章内容，明确课程交叉内容所属，例如基本原理部分前面课程已讲授，后面应用的课程时就不再细讲，确保课程内容不重复，实验内容不雷同。
2.3 增强师资队伍建设
根据教学体系和课程体系的教学需要培养和引进理工结合的高层次人才。在学科建设经费和学院的支持下，加强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老师在教学及科研方面能力的提升。对年轻教师特别是非生物背景的教师进行了全方位的培养。建议全体在岗教师加速知识结构调整和知识更新。高素质师资队伍的建设，有利于推进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的改革。为该学科专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2.4 加强实习及毕业环节教学体系的建设
进行素质教育是时代对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基本要求。素质教育的核心是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教学实践环节在培养学生的工程实践观念，提高学生的素质，启迪学生的创新思维，开发学生创新潜能，锻炼学生创新能力，巩固理论知识，提高学生实践动手能力与独立工作能力，以及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方面具有其它教学环节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在实习及毕业教学环节中，我们主要做了以下两方面的工作：
（1）制定生产实习的动态监控措施及成绩评定体系。评价指标体系是搞好评价工作的基础，它不仅是对生产实习进行评价的依据，而且会对实习教学环节中的各项工作起到引导和推动作用。因此，一个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不仅应能客观，全面地反映实习教学的水平及其效果，而且还应遵循科学性和可操作性。根据上述原则，我们设计了生产实习评价指标体系。修改，制订了详细而具体的生产实纲。摒弃了传统的提纲式指导大纲，改为具体的以车间或工段为单位的实习要求内容和指导，让学生充分明确实习的内容和要求，同时，可起到督促实习指导教师的作用。
（2）规范毕业设计（论文）开题报告，提高毕业设计（论文）质量。以表格形式，要求本科毕业论文之前，充分明确该课题的背景、意义、主要研究内容方法、技术路线、工作进度和技术指标等内容，并在全院范围内进行公开的，正规的开题报告，给该专业的师生提供了一次较好的学术交流机会，有助于拓宽学生的专业视野，活跃学术气氛，全面提升生物科学专业的毕业设计（论文）质量。与此同时，我们还制定了毕业设计（论文）批改方案，以规范毕业设计（论文）的撰写，提高毕业设计（论文）质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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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药工程与生物工程的区别范文2
关键词：工程实践；科研创新；生物制药；卓越工程师；培养模式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
“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是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和《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重大改革项目，目的是培养一大批创新能力强、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高质量各类型工程技术人才。生物制药产业作为21世纪最具希望和发展潜力的新兴高技术产业，不仅对国民经济的发展产生巨大的拉动作用，并且为人类的疾病防治带来更多、更安全、更有效，甚至难以替代的手段。这种迅猛的发展对生物药物的设计、生产和管理的高级专门技术人才有着迫切的社会需求。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制约着我国高等学校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高等教育担负着培养专门人才和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使命。培养大批受过良好工程教育并具有坚实基本工程素养和卓越创新能力的未来工程师是国家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目标的必然要求。
一、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制定生物制药“卓越工程师”的培养目标
“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目标的重点在于改革工程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创新高校与行业、企业联合培养人才的机制，提升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也就是说“卓越培养计划”要培养的是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并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较高的综合素质、较强的工程实践能力与创新精神的高级应用型人才。我们在国家通用标准的指导下，按照行业专业标准的基本要求，结合中国药科大学的特色、办学理念和生物制药专业应用型卓越工程师的培养目标，制定了生物制药专业“卓越工程师”的培养目标：培养面向基层、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系统掌握生物制药的理论和技能，具有扎实的化学、生命科学、医药学基础，具有较强的工程实践能力与创新意识的高级应用型人才，能在医药企业第一线从事生物药物的设计制造、技术开发、应用研究和生产管理等方面工作的“现场工程师”。其核心就是工程实践加科研创新。我校按照“卓越工程师”的要求，按照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对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和对应用型人才的需求，整体设计人才培养方案，科学制定培养“卓越工程师”的学校标准、企业标准和教学计划，深入研究理论与实践课程教学大纲，强化校企实习实训基地建设，强化师资队伍建设，建立相应的配套政策和建立质量保障体系，积极探索培养高层次生物制药专业卓越工程师人才。作为首批国家生命科学与技术人才培养基地和生物制药工程师计划依托专业，生物制药专业始终坚持把“面向生物医药产业，培养创新创业型人才”作为建设高层次应用型专业的指导理念。大胆尝试校企互动合作，企业全程参与人才培养各环节，体现“本科-研究生”教育对接、“大学-生物医药企业”产教协同的专业建设特色，实现学校、企业、学生三赢，引领国内生物制药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在人才培养模式上，突出学生实践技能的培养，并且不断围绕行业对人才的需求进行教学探索和改革，积极将企业反馈意见用于提升教学质量。在国内率先制定并实施以“工程实践和科研创新”能力为核心，校企“共享师资、共建课程”为特色的“生物制药工程师”培养计划。
二、优化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
大学课程体系是指大学根据本校制定的人才培养目标而设计和构建的由既各自独立又相互关联的一组课程所构成的有机整体，是大学人才培养的主要载体，是大学教育理念付诸实践和人才培养目标得以实现的桥梁。生物制药专业本科阶段学生主要采取“3+1”应用型工程师培养模式，实行校企联合培养，即3年时间在校内进行理论课学习和实践环节训练，培养学生的基本理论、工程意识和工程实践能力；累计1年时间在企业“真刀真枪”学习和实践，完成基于岗位的项目课程、工程实践以及毕业设计，培养学生的工程素质、职业素养和实践创新能力。两个阶段的学习分别制定相应的校内培养方案和企业培养方案。对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进行了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课程设置方面，强化了“工程”的概念，增加和工程领域、生产领域密切相关的课程，同时，聘请有经验的生产企业人员进行针对性的授课。第二，早期科研训练：学生从进入卓越工程师班开始，就配备指导教师，每位导师指导4―5名学生。学生平常要参加导师所主持的开放课题、创新课题或其他研究性课题。由导师根据学生的表现评定成绩，给予相应的学分。第5―6学期让学生轮流到生物化学、微生物制药、生物制药、生物信息、分子生物学等学科实验室，在指定导师的指导下，为每个学生制定个性化的早期科研训练计划，让学生尽早参与部分教师承担的国家和省部级创新项目及企业合作项目的研究，使学生了解到不同学科的实验技术、科研方法，开阔学科视野，拓宽思维空间，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第三，充分利用我校自有的大型实训基地，培养和强化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依托中国药科大学实训大楼的GMP生物制药车间进行综合实训，包括微生物育种实训、代谢控制发酵实训、分离和纯化实训、生化分析检测实训和制剂实训等。根据实训项目计划书，进行为期一个月的校内实践。实训期间，学生按照岗位SOP进行菌种培养、发酵、提取、分离纯化、制剂等岗位的操作，了解生物制药车间内设备的结构、工作原理及工艺过程中的常见问题及处理方法。通过校内的实训，可以大大缩短学生从学校到生产企业之间的适应期，有利于学生在实习阶段直接参与企业的生产过程。学生在实训结束后，提交一份实习报告，结合实训期间的表现进行综合考核，通过考核后，获得相应学分。第四，充分利用我校已有的校企联合办学的基础和优势，让学生去企业中学，在企业中做，在生产实践第一线上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基本技能、工程综合能力，以及表达能力、团队合作能力等。在企业学习阶段，由企业提供实训场所，安排有经验的工程技术人员指导学生，通过学生现场的实践与学习，结合药物生产全过程中的实际问题（如生物药品生产、质量检测、GMP实施、生产车间及生产工序的设计、施工、检测、监理、运营、维护、管理等），使学生了解和学习医药企业的先进技术。
三、改革教学方法和考核方法
课程教学方法的改革和其他教学环节的实现方式不仅要保证学生有效地掌握教学内容，确保学生的能力得到培养、训练、形成和提高，而且是保证每门课程或教学环节的目标得以实现的重要手段。
因此，根据教学内容选择最合适的教学方法就显得尤为重要。工程类课程的一大特点就是实践性比较强，如采用传统的“灌输式”课堂授课，既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形象思维能力而且学习起来也枯燥难懂。因此需要教师采用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如基于问题的探究式学习、基于案例的讨论式学习和基于项目的参与式学习等研究性学习方法。目前，针对生物制药卓越工程师班的多门课程都在进行课程改革，以生物制药设备课程改革为例，由于该课程实践性强、学习难度大，教师设计了以探究式教学为导向并联合采用案例教学法进行授课的模式。首先以探究式教学为导向，学生在课堂教学中的探究式学习应体现科学探究的特征、方法和过程，但又区别于科学家的首创性的探究，对于学生探究学习的课堂教学设计，不能脱离“学习”而盲目追求探究的形式，探究式学习的目的是掌握探究的步骤，领悟探究的方法，自主地建构知识，因此需要教师给予必要的指导，对在课堂中进行的探究式学习，必须进行精心设计；其次，联合采用案例教学法进行授课，在教学过程中通过收集各种工程项目和科研课题的具有代表性的案例，不仅可以使学生加深对知识点的理解，还可以使学生认为自己所学的知识十分有用，大大增强了学习的兴趣。也就是说，一方面始终采用以探究式教学为导向，教师始终要在启发诱导下进行教学，以现有教材为基本探究内容，以自主学习和合作讨论为前提，为学生营造出自由表达、充分质疑、深入讨论的良好环境，让学生通过个人、团队等各种解难释疑将所学知识用于实际问题解决；另一方面配合案例教学法，运用一些最新科研成果、工程项目或企业实例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以例激趣，以例说理，以例导行”，这一教学方法的改革将更好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并有利于更好地理论联系实际，有利于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
另外，改革考核方式和评价标准也是势在必行。我们正在探索使教师和学生均成为评价主体，因为学生是学习的主体，他们需要了解自身的进步，也需要知晓自身的不足，因此，学生也应该成为评价的主体，完成自我评价，并参与对同学的评价。这就意味着要改变教师是唯一评价者的惯例，做到评价主体的多元化。在评价形式上，我们也在探索多元化评价形式，如习题作业、问题讨论、阶段报告、随堂测验、个人展示、项目训练、设计方案等，随着我校网络教学平台的建立与完善，我们可以采用网上答卷、论文答辩、研究报告、项目设计、创新竞赛等多样化的考核方式，多角度、全方位地测量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水平，促进人才培养。
四、完善教学管理制度
为了保证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我们将对特色班的教学和人才培养质量进行监控与评价。建立新的教学质量评估体系，制定并实施以加强素质教育和提高创新能力为核心的教学质量评估体系，积极进行考试方式的改革，改变只重知识不重能力的考试评估方法，建立新的学生评价体系，引导学生重视能力和创新意识的培养。
同时我们还将建立毕业生质量跟踪评价机制，跟踪学生在企业的发展和成长，保持和毕业学生的联系，学生毕业后根据发展需要可以到学校继续学习深造，学校为学生构建终身教育体系。
五、培育实践和创新能力师资
聘请优秀、成功企业家和创业者进校成为导师，为学生讲授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领域最新科研成果、先进技术及产业化经验，优化师资结构。通过学、研、产多方交流，使教师了解到本专业最新的发展动态和未来发展方向，积累丰富的实践经验，可以大大改变课堂教学与生产实际相脱节的弊端，有助于构建创新型医药学专业教师队伍，拓宽医药院校的师资来源，造就一支专兼结合的高水平“双师型”教师队伍。
首先，与全国多家药企广泛合作，建设国家级、校级、院级等不同层次的校外实践教学基地。中国药科大学建校于1936年，是中国最早建立的以药学研究为主的专业性高等院校，是一所历史悠久、特色鲜明、学风优良、在药学界享有盛誉的教育部直属、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与国内外多家医药企事业单位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在进行科研项目合作的同时，商谈实训基地建设的可能性，争取每年发展2―3家医药企业作为我们的校外实训基地。另外，有大量的中国药科大学校友正活跃于全国各医药企业的管理岗位，他们对母校怀着深深的热爱和感激之情，希望能为母校的建设尽自己的绵薄之力。我们可加强与这部分校友的联系，争取他们的支持与帮助，建设更多、更优质的校外实训基地。
其次，与企业合作开设课程，编写教材。通过与江苏先声药业有限公司、石药集团等多方的协作和探讨，制定并实施以“工程实践和科研创新”能力为核心，以校企“共享师资、共建课程”为特色的“生物制药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确定了适合企业需求的课程教学内容，并由企业技术人员负责课程的讲授，真正实现了“将教室搬到了企业的生产车间”。
最后，培养“双师型”教师队伍。加强对具有发展潜质的中青年优秀人才的培养力度，通过重点培养和支持，有计划、有步骤地培养一批中青年骨干，进一步优化教师队伍的结构，提升教学水平。针对生物制药发展特点，实施中青年教师海外进修计划项目，选拔优秀的中青年教师，派往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学习交流，使本专业教师切实增强与国外学者的充分交流，掌握前沿科学理论和相关技术，拓宽国际视野，培养国际化人才；实施中青年教师企业进修计划项目，选拔优秀的中青年教师，派往生物医药大型企业带教交流，使本专业教师切实企业现状和需求，在人才培养、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等多个领域开展产学研的合作，在合作中取得共赢。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企业对人才的需求不但在层次上逐渐提高，而且对创新能力、应用能力和实际操作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国正在发展生物医药产业，推进产业升级，因此需要一大批高层次应用型人才。我们力求培养生物制药专业大学生创新素质，实现产、学、研更紧密、更有效的结合，实现在实践中育人，这将有利于提高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和培养人才的创造性，取得良好的育人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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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ent Training Mode Explorations of Biopharmaceutical Excellence Engineers Based on the Core of Engineering Practice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Innovations
WU Min，LIU Yu
（School of Life Science and Technology，China Pharmaceutical University，Nanjing，Jiangsu 210009，China）
制药工程与生物工程的区别范文3
1.1海水灌溉农业的分类
如上所述，农业可以分为陆地农业和海水农业，海水灌溉农业是海水农业的一个分支。以耐盐植物为立足点，我们可以对海水灌溉农业进行多方面分类：
1.1.1从耐盐植物的来源角度从耐盐植物的来源角度看，海水灌溉农业可以分为两类：①直接对野生耐盐植物进行筛选、驯化的海水灌溉农业，如种植海蓬子、菊芋、碱蓬等植物，由于这些植物先天耐盐能力较强，只需筛选适合的品种进行驯化培育，提高植物的耐盐碱、防病虫害或者高产等能力，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成海水灌溉农业；②利用生物技术提高植物耐盐性以获取耐盐植物的海水灌溉农业，如将野生耐盐植物红树的基因通过生物技术转入番茄、茄子、辣椒等，大幅提高淡水作物的耐盐能力。
1.1.2从耐盐植物的效用角度从耐盐植物的效用角度看，海水灌溉农业可以分为两类：①栽培侧重于经济效益的耐盐植物的海水灌溉农业，如种植碱蓬，用于生产蔬菜、食用油、保健品；种植海蓬子，可用于制药和获取食用油；②栽培侧重于生态价值的耐盐植物的海水灌溉农业，如种植互花米草，其草体韧性强，受海浪冲击弯曲到一定程度后可以恢复原状，有消浪固堤、绿化滩涂和改良土壤的作用；种植柽柳，柽柳具有较强的耐盐碱和耐干旱能力，可用于恢复盐碱地、绿化干旱地区公路环境和制作盆景［9］。
1.1.3从耐盐植物的用途并兼顾植物学分类法的角度从耐盐植物的用途并兼顾植物学分类法的角度看，海水灌溉农业大致可以分为4类：①栽培耐盐粮食作物的海水灌溉农业，如种植耐盐大麦、盐角草等；②栽培耐盐经济作物的海水灌溉农业，例如种植碱蓬、海蓬子等；③栽培耐盐药用作物的海水灌溉农业，例如种植芦荟、罗布麻等；④栽培耐盐饲料和绿肥作物的海水灌溉农业，例如种植滨藜、苜蓿等。
1.2海水灌溉农业的属性特征
海水灌溉农业的四大突出特点使其成为区别于陆地农业，也区别于其他海水农业的特色农业类型，具体表现在：
1.2.1对生物资源的选择多元化海水灌溉农业的生物资源既可以是海洋植物，也可以是陆地植物。有些植物的耐盐能力是与生俱来的，如海带、红树林、大米草、海蓬子等，有些陆地淡水植物如大麦、茄子等也可以通过生物技术培育成为适宜海水灌溉的耐盐作物。
1.2.2对灌溉水源的使用具有创新性海水灌溉农业对耐盐植物进行全海水灌溉或者海水与淡水混合灌溉，开发了海水的全新用途。如毕氏海蓬子含有丰富的铁、镁、碘、钾等矿物质，具有预防癌症、美白肌肤的功效，可以用全海水灌溉。番杏含有丰富的铁、钙、维生素等营养元素，具有缓解肠炎、肾病、败血病疼痛的效用，可以耐1／3的海水。
1.2.3实现了海陆资源交叉利用陆地农业所利用的水、土、植物资源都来源于陆地，其他海洋农业发展利用资源都源自于海洋，而海水灌溉农业土地资源来自海洋，水资源是海水或海水和陆地淡水的混合水，植物资源主要是陆地植物，也有诸多海洋植物。因此，海水灌溉农业对实现综合利用海陆资源的长远发展目标具有促进作用。对陆地和海洋资源的交叉利用，是海水灌溉农业的本质特征。
1.2.4可以充分利用废置资源在海水灌溉农业产生之前，大量的沿海滩涂、海水资源被长期废弃，耐盐植物也没有实现应有的价值，而且盐碱地面积不断扩大，海水侵蚀海岸现象日益严重。海水灌溉农业的诞生及发展，实现了充分利用沿海滩涂、海水和耐盐植物资源，改善生态环境，创造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目的，开创了农业发展的新领域［5］。
2海水灌溉农业的起源与发展
20世纪40年代末期，海水灌溉农业的雏形开始出现。1949年生态学者HugoBoyko和园艺学者ElisabethBoyko在以色列城市埃拉特，在沙地上用淡水与海水的混合水灌溉植物，宣告海水灌溉农业的诞生。20世纪80年代，随着全球淡水危机的意识觉醒，海水灌溉农业逐步走向深入。20世纪90年代，美国科学家成功将海草的基因注入高粱，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塔可逊环境研究实验室从约800种耐盐植物中筛选出一种可以直接用全海水灌溉的植物海蓬子（SalicorniaeuropaeaL），并先后培育出海蓬子SOS－7、SOS－10号两个品系，这标志着海水灌溉农业取得了里程碑式的发展。目前，美国已成功培育出2种全海水灌溉小麦、29种海水与淡水混合灌溉春小麦和耐2／3海水的番茄。印度已培育出耐80％海水的春小麦。墨西哥栽培的海蓬子也可以用全海水灌溉，而且生产过程中无需使用农药和化肥。许多国家的科学家正致力于将培养的细胞或愈伤组织通过盐胁迫诱导耐盐突变体，已经在部分农作物、牧草、草坪草、烟草、部分果树、林木上取得一定成功。以海蓬子为代表的部分海水灌溉农业已进入专业化和规模化的生产阶段。
20世纪60年代起，我国开始海水灌溉农业研究。南京大学仲崇信教授从英国引进了耐盐植物大米草，在江苏以固堤促淤为目的进行种植，70年代末又从美国引进互花米草，在消浪固堤、促淤造陆，净化环境、改良土壤等方面效果显著。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邢军武成功筛选出可用全海水直接灌溉的优良碱蓬品种，在青岛市试验种植几百亩，平均亩产120kg。1996年山东省东营农业学校和山东师范大学在东营市合作建成我国第一家盐生植物园，占地3．33hm2余，收集保存耐盐植物150多种，成功培育和引进耐盐经济作物80多种。海南大学林栖凤教授利用生物工程技术已获得了可用海水直接浇灌的耐盐豇豆、辣椒、茄子和番茄等作物并繁殖到第四代，被列为国家“九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2001年江苏大丰晶隆海洋发展有限公司被中国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确认为海水灌溉农业的中试基地，目前已成为全国最大的耐海水蔬菜生产基地［6］。山东寿光投资2．16亿元建设了国内首家海水蔬菜高科技产业园，主要以种植黑枸杞、海虫草（西洋海笋）、海芹等品种为主，同时，海滨甘蓝等新品种正在进行试种。2013年，山东寿光海水蔬菜产品通过了中绿华夏“有机蔬菜”认证，成为我国海水蔬菜规模化发展的领军者。总体来说，我国海水灌溉农业的研究和试验开始较早，取得了一些重要科研成果。但是整个行业仍处在初级阶段，仅有为数不多的品种（如，海蓬子、黑枸杞等）进入产业化生产阶段。其他传统淡土粮食和蔬菜作物的海水灌溉多处于试验阶段，距离产业化仍有较大距离。
3我国发展海水灌溉农业的战略意义
发展海水灌溉农业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开创性事业。我国发展海水灌溉农业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发展海水灌溉农业有利于有效节约淡水资源目前，世界普遍面临着淡水资源匮乏的危机。海水约占全球表面水资源总量的96．5％，淡水资源约占2．53％，其他水资源约占0．97％，而人类实际可以利用的淡水资源仅占地球总水量的0．26％左右。作为农业大国，我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少，而农业用水占用水总量的70％，但是，由于水资源短缺，迄今我国仍有61％的耕地没有水资源保证。随着经济和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发展和推进，人口增长对淡水资源造成的压力日趋紧张，而水污染问题又加剧了淡水的供求矛盾。一定程度上，海水可视为无穷无尽的潜在水资源。利用海水或海水与淡水的混合水灌溉耐盐植物，可有效地减少淡水资源的使用量，变相增加了国民可利用水资源总量。况且，通过发掘海水的全新用途，可以完善海水综合利用结构，同时打破传统农业以淡水为支撑的格局，农业生产将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3.2发展海水灌溉农业有利于缓解人地矛盾进入21世纪，虽然我国人口增速减慢，但人口总量还在不断增加，人均耕地不断减少。据统计，我国近10年增加约7845万人，耕地面积约为1．22亿hm2（2011年），人均耕地面积约为0．09hm2，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与此同时，我国土地盐碱化、次生盐渍化面积不断扩大，形势异常严峻。山东大学海水灌溉农业专家夏光敏教授指出，若在盐碱荒地和沿海滩涂都种植耐盐作物，那么全国可多增耕地0．4亿hm2，相当于中国现有耕地面积的1／3，从而大幅度增加了可利用的土地面积。因此，发展海水灌溉农业，充分利用沿海滩涂，可以有效缓解我国人多地少的紧张状况，同时对土地改良，提高土地肥力也具有积极的作用。
3.3发展海水灌溉农业能够获取可观的经济效益适用于海水灌溉农业的耐盐植物，在传统淡土种植较少，而许多潜在用途尚待发掘，因此海水灌溉农业产品更易于培育缝隙市场。大米草、苜蓿是优良牧草，可以改良牧场，提高载畜能力；罗布麻既可以用于纺织又可以制药；芦苇、柽柳等可用于编织；海蓬子可用做蔬菜和榨油，产量可观；碱蓬可用于生产蔬菜、食用油、保健品等等。利用盐碱荒地和海水这类边际资源栽培上述耐盐植物，充分发掘其用途和价值，开辟新的市场领域，对于优化农业生产结构、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4发展海水灌溉农业有利于实现巨大的生态价值党的十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我国沿海地区土地盐碱化、风沙化比较严重，尤其是山东鲁北地区、江苏苏北地区，原因是地下水水位高，含盐量高，水分蒸发后将盐分析出留在地表。在沿海滩涂种植耐盐植物，除了对盐渍土壤具有生物修复作用外，还具有良好的消浪护滩、促淤造陆和净化环境的效果。盐碱地作为一类地球广泛存在的地质地貌，其存在具有自然学意义，海水灌溉农业遵循自然法则，将海水资源、耐盐植物和盐碱地三者“盐”的特性有效组合进行农业生产，规避了传统开发盐碱地耗费大量淡水资源淋洗或者移用客土不可持续的方式。
3.5发展海水灌溉农业有利于推动内陆地区盐土农业的发展除了沿海滩涂，我国还有0．37亿hm2内陆盐碱荒地，这些土地资源基本处于闲置状态。发展海水灌溉农业，若解决耐盐植物的筛选培育技术和农艺问题，尤其是获取普遍耐盐、适种于沿海滩涂和内陆盐碱地的植物，也就基本解决了内陆盐碱地的农业利用问题，将有力地推进内陆盐土农业的发展，获得巨大的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46发展海水灌溉农业有利于实现粮食和营养安全的目标在现有耕地面积基础上，依靠提高单产来提高粮食产出的空间逐渐缩小，而开辟广袤的沿海滩涂，发展海水灌溉农业，可有效增加农业生产面积和粮食产量，对保障国家粮食和营养安全起到促进作用。据估算，发展海水灌溉农业，我国每年可增产耐盐小麦、水稻、油料作物约1．5亿t，从而极大地降低粮食和营养风险，保障国家食品安全。
4我国发展海水灌溉农业的有利条件
作为世界上的农业大国之一，我国必须抓住机遇，充分利用优势条件发展海水灌溉农业。我国发展海水灌溉农业有利条件主要有：
4.1自然资源条件海水灌溉农业的发展离不开水、土、植物资源，具体是指海水、沿海滩涂和耐盐植物资源。我国大陆海岸线长达1．8万km，面积大于500m2的海岛6900多个，海岛岸线长约1．4万km，滩涂面积594．2万hm2，集中分布在沿海省、市、自治区（表2）。由于入海江河携带大量泥沙，河口滩涂还以每年2万～3万hm2的速度继续淤长［7］。据2002年赵可夫教授研究，我国共有耐盐植物502种，分属71科，208属，包括草生植物、灌木和树木，在湿地、沿海滩涂、沼泽地带以及干早、内陆盐化沙漠均有分布，可作为粮食、饲料、药材、纤维与化工原料及绿化与观赏的耐盐植物。广阔的滩涂面积和丰富的耐盐植物资源，为我国发展海水灌溉农业奠定了坚实的资源基础。
4.2技术支撑条件长期以来，我国在致力于耐盐植物的栽培，栽培技术发展迅速，海水灌溉农业的技术条件也日臻成熟。利用细胞工程技术，将培养的细胞或愈伤组织通过盐胁迫诱导耐盐突变体，已经在部分农作物、草本植物、部分树木上取得一定成功，对多种蔬菜的研究也取得一定的成果［11］，为我国发展海水灌溉农业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4.3政策保障条件随着海水灌溉农业规模的逐渐扩大，海水灌溉农业模式逐步为社会公众所了解，并受到各级政府的关注和支持。我国有关部门多次召开学术研讨会和工作会议进行专门研讨，并将相关课题列入科技发展计划予以支持。随着海水灌溉农业的进一步发展，沿海省市将会制定和完善促进海水灌溉农业发展的法律法规和优惠政策，增强技术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为海水灌溉农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条件。
制药工程与生物工程的区别范文4
关 键 词：劳动力素质；人口红利；人力资本；技术进步；经济发展；社会保障；产业结构；产业升级。
近年来，中国的劳动力素质快速提升，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升级奠定了良好的人力资本基础。面对劳动力受教育水平的日益提高，我们更需要了解的是：当劳动力素质提高到某个特定阶段时，会为社会经济带来什么样具体的影响？
什么样的经济结构或产业结构才能更好地与之相匹配？或者说政府与社会需要作出什么样的调整才能更好地利用劳动力素质快速提升所带来的人口红利？为此，本文考查了当美国和日本达到与中国劳动力素质提升水平相当的特定阶段时其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和政府所采取的主要政策，希望能够为上述问题的解答提供一些启示。
本文以第 6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对中国劳动力素质未来的发展情况进行了情景分析，推算了 2010—2030年中国劳动力素质发展的情况①，发现 2010年中国 25岁及以上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85年，接近于美国 1945年的水平，约相当于日本 1968年的水平；到 2020年，中国的这一指标为 93，大约与美国 1951年的水平、日本 1975年的水平相当；到 2030年，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102年，大约与美国 1965年的水平、日本 1983年的水平相当。因此，本文重点考查了美国和日本在上述阶段的社会经济发展历程，并归纳出其主要特点，希望能够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提供借鉴和指引。
一、与中国发展水平相当时，美国的社会经济特点。
考察美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在1940年前后美国的发展特点是：（1）出现人力资本的加速积累；（2）工业技术研究得到快速发展；（3）开始建立社会保障网；（4）工人的权利得到提升，工资快速上涨。在 1950年前后，美国的发展特点是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达到了高峰。到了 1960年前后，美国的发展特点是：（1）联邦政府的管理和社会保障都得到了加强；（2）大学的研究地位进一步提升；（3）研究和工艺创新对工业的作用更加突显；（4）制造业出现分散化趋势，郊区化进程加快。美国经济社会的这些特点，有一些是中国正在经历的，有一些则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具有借鉴和指引意义。
（一）1940年前后美国的发展特点。
1人力资本加速积累。
进入 20世纪后，美国的人力资本都处于加速积累的过程。这个过程又可以划分为 2个阶段：1910—1940年由于接受中等教育的人口大幅增加，初步提升了劳动力素质，是人力资本形成的第一个。第二个阶段始于 1970年，是由于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大幅增加，进一步大大提升了劳动力素质，是人力资本形成的第二个。
（1）人力资本形成的第一个。20世纪初，美国人开始意识到技术的重要性，认为国家的财富同时也体现在它的人民身上，只有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者才有可能掌握和应用新技术。1910—1940年，美国中等教育开始加速发展，中等教育入学率快速增长，高中的学校数量以及规模都大幅提高。这段时期，接受过高中教育的人数开始激增。1870年，美国 17岁及以上的人口中每 100人中仅有 2人为高中毕业，1940年则达到了 508人。从 每 10年 的 增 长 速 度 来 看，1910—1920年为初步加速阶段，增长了 8％；1920—1030年的增长速度仍然不断提高，10年间增长了 122％；1930—1940年达到了发展速度的顶峰，10年 间 增 长 了 215％ （SnyderT D，1993）［1］。到1940年，美国25岁及以上人口中接受过中等教育的比例已经达到了 295％①。正是由于高中教育的发展，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快速增长，在 1886—1890年和 1926—1930年这两个阶段的人群中，男性平均在校学习时间由 756年上升至 1146年（EngermanSL，GalfmanRE，2008）［2］15，使得美国的人力资本迅速增长，出现了人力资本形成的第一个。中等教育尤其是高中教育的进步对于人力资本存量的大幅增长贡献巨大。中学教育普及能够解释 40～44岁的男性 1930—1970年总教育进步的 70％。
与此同时，美国高等教育也有一定的发展。大学教育在 19世纪末的美国仍然比较稀罕。1869—1870年，美国授予的博士学位数量仅有 1人，1879—1880年增加到 54人，1889—1890年也还不到 150人（SnyderTD，1993）［1］。1910年，美国 23岁的居民中只有 2％获得学士学位（或同等的专业资格学位）（EngermanSL，GalfmanRE，2008）［2］。在中等教育发展加速之后，美国的高等教育也逐渐发展起来，主要是在 1929年之后。从事高等教育的机构从 20世纪 30年代开始增加明显，从1870年的563家增加到1930年的1409家（见图 1）。高等教育毕业生数量也出现较大增长：1929—1930年，获得本科学士学位的人数达 122万人，是 1870年的 13倍；获得硕士学位的人数达 15万人，是 1880年的 17倍；获得博士学位的人数为 2299人，是 1880年的 43倍（见图 2）。
（2）人力资本形成的第二个。美国人力资本加速积累的第二个始于 1970年，这与二战后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相对应。出生于婴儿潮时期的大量人口进入大学，研究生教育得到了巨大发展。1970年，博士学位获得者急增至约3万人，是 1940年的 9倍；硕士学位获得者的人数达到了约 21万人，是 1940年的 8倍；学士学位获得者的人数达到约 79万人，是 1940年的 4倍（见图 2）。由于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大幅增加，美国的人力资本积累也随之出现大幅增长。1970年，在 25岁及以上的人口中受到大学及以上教育程度的约有 232万，占同龄总人口的比重达21％；劳动力受教育年限的中位数从 1940年的86年增加到 1970年的 122年（见图 3）。
2工业技术研究快速发展。
美国 20世纪 40年代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工业技术研究得到了快速发展，从而进一步提升了美国工业的竞争优势。
（1）政策组合对工业研究的促进。工业研究的发展是美国在 20世纪早期制造业重建计划的重要内容。20世纪初期，美国许多大型公司内部都建立起工业研究机构，它们既重视新技术的发明，同时也很关注来自公司外部的技术研究成果。
工业研究兴起得益于美国一系列政策的组合。
首先，20世纪早期出台的反托拉斯政策对工业研究具有非常深远的影响，虽然这些政策的本意并非主要在此。反托拉斯政策反对公司横向兼并，反对大型公司对单个产业的控制，从而迫使大企业只能向其他产业延伸进行多元化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企业需要重视工业的研究，或者是进行自主的工艺创新、或者是通过向外购买新技术才能获得优势。例如，柯达公司、杜邦公司等都采用了这样的发展模式。因此，1921—1946年间，美国从事研究开发职业的人数有了较大的增长。
其次，美国在 20世纪早期加强了对知识产权的管理，提升了专利局的地位，增加了专利检查的人数；修改了专利权法，扩大了专利保护的范围，同时对专利权的有效期进行了限制。这些措施成为促进企业加强工业研究的动力：一方面，企业能够放心地进行技术创新研究而不用担心其成果会被其他企业盗用从而减少超额利润，另一方面，企业必须持续地进行技术研究以应对关键专利到期后产生的竞争。
（2）高等教育机构与工业研究的联系加强。
20世纪上半叶，美国的工业研究得到了高等教育机构的助力。高等教育机构与工业研究之间的联系加强了，这主要是得益于以下 2方面因素的作用：
一方面，由于州政府加大了对大学等研究机构的支持力度，使得公立大学愿意加强与工业组织之间各种正式与非正式的联系，为本地区创造经济利益。20世纪 30年代，州政府对大学的研究资助超过了联邦政府，这与二战后的情况有较大区别。这也使得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能够得到快速扩张，而教育活动的扩张也使得大学研究与工业研究的联系更为密切。在 1940年以前，就有许多美国的大学成立研究中心来跟踪工业实验室的技术发展。
另一方面，大型工业企业也开始对高等教育机构进行资助，使得高等教育机构更注意工业企业的研究需求并开展与其相吻合的研究。例如，杜邦公司在 20世纪 20～30年代向美国多所大学的学生和博士后研究人员提供资助，相应地也得到了这些大学对其研究的帮助和建议。20世纪初，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电话电报公司等多家公司开始为麻省理工学院提供长期的资助，该学院在1913成立了电子工程研究专业，对美国相关产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另外，与欧洲相比，美国高等教育的课程设计和研究项目也更贴近工业和商业实践的需要。
可以说，正是由于高等教育机构与工业研究的联系得到了加强，才极大地提升了美国工业技术研究的能力。
3开始建立社会保障网。
作为经济大萧条后政府的应对政策，为了改善老年人的生活状况，美国从 20世纪 30年代开始着手建立社会保障制度。1934年，罗斯福政府成立了经济保险委员会，1935年提出《社会保险法令》，经 1939年和后来的修正案后提出推行失业保险、养老金和其他福利，并最终在 1942年正式实行，开始支付退休金。
罗斯福政府所建立的社会保障体系分为 3大方面：一是失业保险，保险金由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共同出资，并强制要求企业交纳失业保险税。二是养老保险，要求除了政府、教育等机构外，收入在 6000美元以下的雇员都必须参加，资金由雇员和雇主双方共同支付，年满 65周岁的居民就可以领取社会养老金。三是失业救济、医疗补助、住宅保险、教育保险以及特别针对黑人和退役军人的教育支持等社会福利。罗斯福政府所建立的社会保障网不仅对促进美国尽快走出经济衰退、缓解社会矛盾起到了积极作用，而且对美国以后的社会经济发展影响重大。
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开始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对其自身而言意义重大。中国在改革开放后，虽然社会保障事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步，但仍然可以从美国的社会保障建设中吸取经验：
经济的快速发展，必须要有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来支撑。因为经济的长期均衡发展不能仅仅依靠投资来完成，而是需要投资与最终消费的相互均衡促进。如果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大部分居民的消费便会由于预防动机、收入增长相对较慢或失业带来的收入停滞而受到较大限制，并最终制约经济的发展而只能通过危机的形式来寻找解决。中国在经历了长期的经济高速发展后，目前所面临的社会保障建设形势更为严峻，人口老龄化日益加重、医疗保障水平相对较低等问题都亟待解决。美国在 20世纪 4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之后开始建设社会保障体系，给予中国的启示并不是如何建设这一体系，而是应该提高对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重视程度。
4工人权利得到提升，工资快速上涨。
20世纪 30～40年代，美国工人的权利得到提升，一系列政策的促进和工人运动的努力使劳动者的工资得到提高，劳动工时缩短。为了促进美国尽快走出大萧条，罗斯福政府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其别引人关注的一项是1933年通过的《工业复兴法》。在该法案中，首次要求雇员与雇主一起就劳动时间、工资等问题进行协商，加强了雇佣合同对雇主的约束，并要求减少工人的劳动时间。同时，该法案还允许工资急速上涨。《工业复兴法》通过制度化的形式提高了美国工人的权利，促使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关注自身的权利并通过罢工和组织工会等形式来维护权利。在这种背景下，1935年美国又颁布了《国家劳工关系法》，提高了工会的地位并将集体谈判放在了中心地位。1938年，美国又通过了《公平劳动标准法》，对劳动者的最低工资水平和劳动时间进行了规定。
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工人的工资出现了较快增长。以制造业工人的收入为例，1900—1929年平均每年增长了 143％，而 1948—1973年平均每年增长了 235％。以制造业雇员的平均周总收入为例，美国工人在 20世纪 40年代初至 50年代初期的工资增长是非常快的，尤其是 1941—1944年，年增长率都达到了 17％以上（见表 1）。工资的提高最终促使美国形成了庞大的中产阶级队伍。
美国工人权利的提升和工资的提高，一方面当然与工人运动有密切关系，但另一方面也体现出美国社会普遍认识到，人数巨大的劳动者群体收入的提高，有利于提高美国的消费能力、实现美国的经济繁荣，过大的收入差距会扩大社会消费水平与生产能力之间的矛盾并最终导致爆发经济危机。这一点，即便对现在的中国也很有警示意义。
（二）1950年前后美国的发展特点。
在 1950年前后，美国的发展特点是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达到了高峰，直到 20世纪 90年代才出现衰退的趋势。在美国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条件下，以技术密集和资本密集为代表的制造业产品却仍然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保持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稳定的出口增长。有研究表明，这种竞争力的来源主要在于从人均水平来看，美国在对劳动力技能和知识的教育培训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教育经费投入和入学率都是世界最高的国家之一。在 20世纪中期以前，美国在小学、中学、技术学校和大学等领域的教育质量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到 1960年，美国成年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也依然比西北欧国家的高（DenisonE，1967）［28］。人均人力资本的快速积累是美国获得技术、知识密集型产品比较优势的最重要基础。这种比较优势在 20世纪 80年代出现下降趋势，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在于美国教育质量的下降。美国 1980年的教育水平比 1967年下滑了 125个年级（BishopJH，1989），因而对美国的制造业竞争力产生了较大影响。
（三）1960年前后美国的发展特点。
1联邦政府管理和社会保障的加强。
到 20世纪 60年代，美国更加注重政府对经济增长的支持以及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肯尼迪政府（1961—1963）希望通过进一步增加政府支出和减税来促进经济增长、为老年人口提供医疗救助、增加对内陆城市的支持、增加教育投资等。虽然许多提议在当时未得到通过，但却在下一届政府执政时期得到 实 现。约 翰 逊 政 府 （1963—1969）提出要建设“大社会”（greatsociety），让更多的居民分享美国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好处。政府成功实施了许多新项目，如医疗救助、给贫民发放食物券以及各种各样的教育倡议（如为高中生和大学生提供补助等）。
这些项目也使美国政府的财政支出大幅增长。例如，医疗保险的财政支出从 1966年的 10万美元不断快速增长，1970年就达到 620万美元，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也从 007％ 增长到314％。1980年，医疗保险的支出增加至 321万美元，占财政总支出的 543％。除了医疗保险外，美国其他的社会保障支出也从 20世纪 60年代开始快速增加。1950年，美国社会保障支出仅80万美元，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仅为 188％。到1960年，社会保障支出已达到 116万元，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上升至 1258％；1970年，该项支出达 303万美元，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为 1549％（见图 4）。由于各项社会保障支出的增加，美国的财政赤字再次出现并不断扩大，从 1960年的结余 30万美元，变成 1970年的赤字 280万美元，1980年则进一步上升至 738万美元（见图 5）。财政赤字的扩大也说明联邦政府的干预在不断加强。
2大学的研究地位进一步提升。
20世纪 60年代，联邦政府管理的加强还体现在对美国大学的作用与影响上，促使美国大学的研究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
一方面，联邦政府对大学的投入大幅度增长，大学的研究经费巨幅激增。1935—1936年，大学研究经费仅有约 5亿美元，1960年则超过了 24亿美元，从而支持了许多项目的研究，使美国的主要大学成为世界性的研究中心，为美国的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美国大学公共经费的来源结构在 20世纪 60年代出现了较大改变。不同于 20世纪 40年代以州政府为主的经费来源结构，战后联邦政府对大学的投入大幅增加，成为大学公共经费的最主要来源。联邦政府的投入增加，使企业对大学的研究资助相对下降。
1953年，美国大学的研究经费中有 11％来自私人企业，1960年则只有 55％。
另一方面，联邦政府还通过其他手段来促进大学研究的发展。例如，要求学校加强研究与教学之间的结合，提高对研究的重视程度。在欧洲和日本，很多研究是由大学以外的研究机构来完成的，而在美国许多项目的研究都在大学中开展。
3研究和工艺创新对工业的作用更加突显。
20世纪 60年代，美国的科学技术研究得到极大加强，对工业的作用更加明显，使美国的许多产业如商用机器、计算机、飞机、化工产品、医药制造等获得了以技术和创新为基础的强大竞争力。
该阶段美国科学技术研究和创新的加强主要得益于两大因素：第一，美国大学的研究能力已经非常突出。作为综合性的研究研究机构，加之美国大学一贯注重与企业的实践相结合的特点，使美国的科学技术研究十分注重创新性。第二，美国的大型企业开始重视基础研究，加强了原有工业实验室的基础研究，强化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以及生产部门之间的联系。许多著名的大型企业，如美国无线电公司、国际商用机器公司、杜邦公司、通用汽车公司、贝尔实验室等都建立起了大学式的研究体系。这使美国企业的创新变得更为容易。
除了研究对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以外，工艺创新（processinnovation）在这个阶段也显得十分重要。如杜邦公司、默克制药等企业都是通过工艺创新获得了产品上的新突破，为企业带来了巨额利润和强大的竞争优势。
在这个阶段，研究与工艺创新的相互结合对美国工业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和推动作用。
科学技术方面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提高了美国工业的生产力并促进了经济的扩张，而工艺创新则使得对经济规模的追求成为动态的长期过程［2］。
4制造业出现分散化趋势，郊区化进程加快。
19世纪末 20世纪初，随着工业化的发展，美国由于制造业的集聚而形成了许多大都市。然而，到了 20世纪 30～40年代，随着城市土地价格的不断上涨以及交通技术的进步，制造业开始出现在都市周边地带分散化发展的趋势。例如，由机制造公司在洛杉矶的集中，吸引了大量的辅企业在洛杉矶县投资设厂。另外，还有船舶公司在郊区里士满设立的造船厂等。此后，制造业在大都市郊区分散的趋势不断加快。1940年，美国的郊区工业园区只有 35个，到了 20世纪70年 代 初，则 达 到 了 2500多 个。（孙 群 郎，2005）［4］45。
随着工业迁移，郊区的就业人数快速增加。
1947—1972年，人口超过 100万的都市地区流失了 88万个制造业岗位，与此同时，其郊区则增加了 250万个岗位。1958—1967年，大都市区的就业年增长率为 18％，中心城区仅为 07％，而郊区的增长率却高达31％（BirchDL，1975）［5］。
早在 1963年，在中等规模的标准都市统计地区（SMSAs）中，超过一半的制造业与零售业就业是位于郊区的［2］26。制造业的分散也带来了郊区人口的快速增长，郊区的人口增长速度大幅超过了中心城区和大都市。1940—1950年，郊区的人口增长率达 347％，比中心城区高出 208％，比大都市高出 129％。1950—1960年，郊区的人口增长率达 486％，比中心城区高出 379％，比大都市高出 222％。
美国工业分散和郊区化进程加快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大都市的土地等各种资源总是有限的，当工业集中到一定程度之后，由于土地价格快速上涨、城市越来越拥挤等因素的影响，集中所产生的成本就会高于集聚带来的收益，制造业就会向大城市的周边郊区地带分散。第二，由于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大发展，有效地缩短了郊区与大都市之间的距离，减少了生产和生活外迁的成本。二战后，美国对公路建设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1944年，联邦政府开始资助城市道路的建设。在此带动下，各州政府也大力扶持公路的建设，使美国的公路里程迅速增长，从 1930年的69万英里增加到 1960年的 256万英里。联邦、州和地方三级公路交错纵横，大量的环城公路和辐射公路改善了城郊间的交通状况。第三，郊区的住房价格相对便宜，而且美国政策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鼓励居民在郊区置业，越来越多的居民趋向于在郊区定居。例如，通过设置住房抵押贷款的条件等鼓励居民在郊区购买住房。由于政府的鼓励，1950—1970年大都市新增住宅 2100万套，只有约 33％位于中心城区，余下将近 1400万套都建设在郊区①。
二、与中国发展水平相当时，日本的社会经济特点。
根据劳动力的平均素质水平来看，中国从现在到 2030年这一阶段，基本对应于日本 1968—1983年的阶段。这一阶段对日本经济而言意义重大，是日本在二战后进入高速增长并随之进入稳定增长的时期。日本在 20世纪 60年代至 70年代初处于高速增长的阶段。进入 20世纪 70年代后，由于石油危机和受到美元贬值的影响经历了短暂的经济下滑，随后又再次迅速恢复稳定增长，甚至在 1981—198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中所受影响也不大。这与日本采取一系列措施后形成的产业升级和企业、劳动力素质提升是密不可分的。
1人力资本加速积累，职业培训作用巨大。
20世纪 60年代后期至 70年代是日本的人力资本高速积累的阶段。从 20世纪 50年代至70年代，在日本的新增劳动力中仅中学毕业的人数持续大幅度减少，从 1955年的 63万人下降至1975年的 6万人，中学毕业生占新增就业人口的比例也从 600％下降至仅 61％。取而代之的是高中毕业生和大学及以上毕业生的持续增长。高中毕业生从 1955年的 33万人增加至 1970年的80万人，占新增劳动力的比例也从 314％上升至620％。1970年，高中毕业生在就业总人口中的比例达到了顶峰。大学及以上毕业生从 1955年的 9万人持续增长至 1975年的 35万人，其在新增劳动力中的比例也从 86％提升至 354％。观察各个阶段的增长速度，可以发现大学教育效果提升最快的阶段是在 20世纪 70年代，1955—1960年，大学毕业生占新增劳动力的比例仅提高了 05％，而 1965—1970年 则 提 高 了 96％，1970—1975年更是提高了 137％。因此，20世纪 70年代是日本劳动力学历加速提高的阶段（见表 2）。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日本出现了劳动力快速高学历化的现象，但其国内有研究认为，学校教育本身并未对提高实际劳动生产率有较大促进作用，而是在甄别人才方面发挥的作用更大（安场保吉、猪木武德，1997）［6］12。而此前的研究普遍认为，日本的职业培训对提升生产率的作用更明显。
日本的职业培训具有较扎实的法律基础。日本政府曾多次制定和修改法律来保证劳动者能够得到较好的职业培训。日本早在 20世纪 40年代就通过《劳动基本法》、《职业安定法》等法律保证劳动者获得职业培训的权利，并规定了失业人员必须通过职业培训才能再就业。20世纪 50年代，日本又制定了《技能养成规定》和《职业训练法》，对公共职业训练和民间企业的职业培训都作出了规定。20世纪 60年代，日本在劳动省下设立职业能力开发局，对职业培训工作进行监督和管理。
日本的职业培训体系包括专门的职业培训机构、企业内部的在岗培训等方式。日本从 20世纪 50年代起逐步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包括多种培训机构在内的多层次的职业培训体系。日本的培训机构大致可以根据管理部门的不同划分为 3大类：
第一类是由各个都、道、府、县等各级政府设置的职业培训机构，一般是对求职者进行基础的技能训练。第二类是由雇佣事业促进团直接管理的职业培训机构，包括针对各培训所培训师的中央培训大学，针对高级技术工人和管理人员的职业培训短期大学，针对初中毕业生的综合高等职业训练学校，针对在职劳动者的以短期培训为主的技术开发中心。
培训机构主要是对劳动者进行脱岗培训，除此以外，日本的大型企业通常会对劳动者实施根据具体岗位一边工作一边学习的在岗培训方式（ontheJobtraining）。一般来说，当企业招聘了大学毕业生作为新员工之后，由学校教育产生的大学毕业生与企业自身需要的员工之间不会存在完全的技能吻合，两者之间的差距需要通过企业的在岗培训来消除。企业中会有指定的上级或者老员工对新员工在工作现场中进行有计划的、持续性的指导，从而使新员工能够快速掌握工作中所需要的技能，缩短变成一名熟练员工的时间。
日本的在岗培训不是一个短期的过程，而是会持续好几年，同时也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在设计、实施、检查等各个环节都有监督。在岗培训实质上是由企业承担了对大学毕业生进行培训的成本，从而解决了由学校教育出来的毕业生不能完全满足企业需求的问题。当然，日本企业能够普遍推广在岗培训，一个重要原因也在于其雇佣方式以终生雇佣制为主，企业不用担心培养的员工会大量流失从而无法弥补培训成本。
2走上技术立国之路。
（1）从技术引进向自主创新转变。日本一直非常重视科技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 20世纪 50年代，日本的科技水平与美欧相比还比较落后，这一阶段日本主要是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来实现追赶。美国对日本的支持使得日本在技术引进方面获得了很多便利条件。在这个过程中，日本非常注意让各大企业都有接近外国技术的均等的机会，从而在企业间形成良好的竞争。另外，日本在技术引进阶段还有一个特点，即主要依靠购买技术本身（如购买专利使用权等）而不是通过购买机器来实现技术的引进（冯昭奎，1996）［7］，从而能够对技术有更好的掌握。通过引进先进技术，日本只使用了很短的时间和相对较低的成本就缩短了与欧美的技术差距。1949—1970年，日本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的成本只有 57亿美元，而这些技术在原产国的研发费用则高达 1800～2000亿美元，而且研究时间至少为日本引进消化时间的5倍（李健民，2009）［8］。
在技术引进的同时，日本不仅重视对技术的消化吸收，同时还强调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开发的结合，对引进的技术不断进行改良和提高，形成自己的特色技术。例如，在钢铁产业中，日本就从美国、苏联、德国等多个国家同时引进不同的先进技术并对之进行融会贯通，从而开发出新的技术并超过了原技术引进国的水平。
到 20世纪 80年代，日本的科技水平与欧美日益接近，而且由于日本与欧美国家的经济摩擦日益增加，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的难度增加了，因此，日本在这一阶段更加强调培养科技自主创新和研发能力。1980年日本通产省的《80年代通商产业政策展望》提出，要走“技术立国”之路。日本开始从以技术引进和模仿为主转向技术的独立研发。在这种背景下，日本首先加大了对科技的投入，其研究费总额在 20世纪 70年代超过欧洲各国，1984年超过苏联，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翟薇，2012）［9］。1980年，日本的研究经费投入增长至少46838亿日元，是1960年的254倍，研究经费投入占 GNP的比重接近 2％（许艳华，2011）［10］。
（2）政府及其所属研究机构的推进作用。在技术创新和研究上，日本政府及其所属的研究机构也起到了重要推进作用。通产省在 1965年设立了“大型工业技术研究开发制度”，由政府承担全部经费，由政府所属的研究机构来承担和推动产业构造的高度化，强化国际竞争力，合理开发天然资源，防止工业公害，紧急且必要的先导型、扩散型大型工业技术等方面的研究。1981年，通产省又设立了“下一代产业基础技术研究开发制度”，也是由政府承担全部经费，由政府所属的研究机构来承担和推动“对 10年后产业发展必要的、涉及效果大、应用范围广的基础性技术”的研究以及包括“新材料、生物技术、新技能因子”等领域的研究（刘海波，1997）［11］。另外，政府的研究开发机构还承担了大量基础性的研究，包括新技术的理论研究、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前提、产业的基础性和共用性技术开发、产业的技术计量标准等。
3政府积极参与对产业发展和升级的引导。
在日本的产业发展和产业升级过程中，政府起到了积极引导和多方面大力扶持的作用。在日本的历次产业升级过程中，政府的宏观调控和产业政策都非常明确，这也是日本经济发展的重要特点。日本政府一般是每 10年对社会经济的发展目标和相应的产业政策进行一次调整。
在 20世纪 60年代，日本的产业政策主要服务于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缩小与欧美的经济差距。
这一阶段的产业政策主要集中在重化学工业化上，如钢铁、炼油、石化、机械、电力、煤炭等，主导产业的特征是以出口为导向且具有技术先导地位。这一阶段日本颁布了《企业合理化促进法》、《电子工业振兴临时措施法》等产业扶持政策，以此为基础推进了机械工业的专业化、批量化生产。
在这个阶段，通产省通过“行政指导”促进了企业之间的合并，以此实现企业规模的扩大。
20世纪 70年代，由于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等问题开始显现，政府与民众都越来越关注能源、工业公害等问题，而且，由于石油危机带来的冲击，节能和新能源的开发被纳入日程。这一阶段的产业政策导便转向了由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产业结构向技术密集型的产业结构转变。1971年的《70年代通商产业政策构想》提出要大力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1976年的《产业结构长期构想》也明确提出降低重工业的增速、提升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发展速度。这一阶段，日本选择了电子计算机、产业机器人、通信机械、集成电路等具有高附加值的产业作为重点扶持发展产业。20世纪 70年代是日本产业发展的重要阶段，从 70年代开始，日本政府制定了多项意在促进高技术产业发展的产业政策。例如，1971年颁布了《特定电子工业及特定机械工业振兴临时措施》，并随后制定了“新能源技术研究开发计划（日光计划）”、“医疗福利机械技术研究开发制度”、“省能技术研究开发计划（月光计划）”等一系列产业技术政策，以促进日本的产业向技术高端推进。
20世纪 80年代，日本提出了“科技立国”的目标，把发展独创性的科学技术提升到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高度。这一阶段的产业政策把更多的重点放在了技术的自主开发上，强调加快发展包括电子、生物工程、产业机器人、新材料等在内的高技术产业。《80年代通商产业政策构想》和《产业结构长期设想》还特别提出要从资源和能源密集型的产业向省能型产业转变。同时，日本政府还制定了“下一代产业基础技术研究开发制度”、“重要地区技术研究开发制度”、“官民合作共同研究制度”、“完善新能源与产业技术综合开发机构的研究开发体制”、“国际共同研究合作制度”
等一系列的产业技术政策。为了实现产业结构向高尖技术的转移，日本政府还针对受扶持的高技术产业实行税收优惠制度和特别折旧制度，并要求日本的金融机构向基础产业和高新产业提供重点贷款，如日本开发银行为从事高新技术产业化开发和完善加强研究设施的民间企业提供 15年以内的长期低息贷款。
4工人经济斗争的加强。
二战后，日本的工人运动主要是经济斗争，以“春季斗争”为表现形式，兴起于 20世纪 50年代。“春季斗争”是指全日本各行业的工会联合起来，在每年的 2月份或者 3月份进行要求提高新年度工资水平的工人运动。进入 20世纪 60年代后，随着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发展阶段，日本的工人对于提高工资也有了更高的要求。1963年，“春斗委员会”提出日本工人也要享有与欧洲相同的工资水平的目标，并通过罢工的形式要求工资增长必须以上一年的实际工资作为基础。至此，不断蓬勃发展的工人经济斗争得到了加强，至1972年参加“春季斗争”的工人超过了 900万人。
“春季斗争”给日本工人带来的经济收益是巨大的。1964—1975年，“春季斗争”使工人的名义工资达到了两位数的增长率，即便是从实际工资的增长来看，20世纪 60年代后期至 70年代初期也大多数都在 8％左右，1972年还达到了 11％（见表 3）［12］。工人经济斗争强化的客观结果是导致了大部分居民收入的持续增加，从而使消费需求一直保持一个较为旺盛的状态，支撑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三、结 语。
结合上文分析可以看到，在与中国当前劳动力素质水平相当的阶段，美国和日本都出现了工人权利的提升和劳动报酬增加的情况，这对中国具有较大的启示意义。目前，中国也面临着劳动力成本提升的问题。问题的本质在于，当劳动力素质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提升之后，劳动力价值也必然相应地提高。这个阶段正是美国与日本经济增长较快的阶段，其中劳动力收入提高带来消费需求增加从而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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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翟薇。日本科技政策的发展对中国的启示 ［J］。商业文化：下半月，2012（4）：322。
［10］许艳华。战后日本科技政策的三次转向及对中国的启示 ［J］。山东经济，2011（11）：83－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