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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教育支出概念范文1
关键词：公共财政；支出；绩效评价
中图分类号：F812.4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4-0146-02
一、公共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基本概念
公共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理论是随着公共财政体系和公共支出管理理论的产生而产生，并伴随着公共支出管理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绩效管理的萌芽在古代就出现了，但具有现实意义的公共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理论和实践是在20世纪40年代产生的，并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逐步发展和完善起来。
对于衡量财政支出结果，一般选用绩效这一概念。绩效的内涵包含了效率、产品与服务、质量与数量、机构所做的贡献与质量，包含了节约、效率和效益。运用绩效概念衡量财政支出行为，不单纯是一个政绩层面的概念，主要包括财政支出成本、支出效率、公共服务的数量与质量、政治稳定、社会进步、发展前景等内涵。评价是为达到一定目的，运用特定的指标、标准和方法，对事物发展结果所处的状态或水平进行分析判断的过程。其特征：一是评价依据合理性；二是评价标准客观公正性；三是评价方法科学性；四是评价结果可比性。
综合以上分析，公共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是指运用科学、规范的绩效评价方法，采用特定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对照统一的评价标准，按照绩效的内在原则，对财政支出行为过程及其效果进行的科学、客观、公正的衡量比较和综合评判。
二、开展公共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意义
对公共财政支出实施绩效评价可以加强财政管理，在很多发达国家都设立了财政支出评价分析机构，制定评价的制度、标准与方法，对财政投资项目追究行政责任，有效的提高了财政资金使用效果。通过评价财政分配资金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可以了解财政支出在相关领域行业所起的作用，能够客观的反映财政支出政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为提高财政投资决策水平提供可靠的参考依据，所以，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是提高财政决策水平的有效方法。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是从财政支出经济性、效率性和有效性的总体要求出发，科学、客观、公正地衡量比较财政支出的行为过程，支出成本及其产生的最终效果，并对其进行综合评估，绩效评价方法要求科学和规范，评价标准统一制定，这样，可以在事前、事中和事后都能多方面控制财政资金。在财政支出安排和实施的全过程中都存在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它综合评价了财政支出效益、管理水平和投入风险等方面，使财政调控功能充分发挥，使财政资金安排的科学性也大大提高，促进了实现财政支持社会的经济目标。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开展，促进了财政支出的规范和依法理财。（1）既增加了公共支出透明度，又提高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2）对重点项目建设非常有利，能够及时提供有价值的信息给运行中的项目，促进了项目管理；（3）财政执法和监督约束效用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也能大大提高；（4）资源得到了合理的配置，财政资金能够得到节约，供求矛盾也能缓解，促进了资源的有效配置。
三、我国公共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研究现状和实践分析
近10多年来，我国在财政支出管理领域进行部门预算、政府采购制度、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收支两条线等财政四项改革，这些变革深刻地触动了传统的财政支出管理思想与模式。
2002年7月，财政部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市举办了全国首次“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国内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和财政部门的专家学者就公共财政绩效管理问题进行了讨论和广泛交流。
2003年，财政部颁布了《中央级教科文部门项目绩效考评管理试行办法》和《中央级行政经费项目支出绩效考评管理办法》。2004年6月，财政部预算司在青岛召开绩效预算国际研讨会，提出部门预算深化改革就是要建立完善的绩效预算管理体系，提高政府管理效能和财政资金有效性。2005年5月，财政部印发了《中央部门预算支出绩效考评管理试行办法》；同年10月，湖北省财政厅出台《省级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考评管理试行办法》，对省级部门预算中28个项目进行绩效评价试点。2003年以来，全国先后有湖北、湖南、河南、广东、辽宁、北京、江苏、浙江、河北、内蒙、广西、福建等省、市、自治区开展绩效评价试点，这个时期的绩效评价工作的重点转到以项目支出绩效评价为主，评价对象和范围进一步延伸和扩大。
四、我国公共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不足
在我国绩效评价开始的时间还比较短，对于公共部门来说更是如此。近年来，国际社会都普遍重视绩效评价，在公共财政教育支出领域，我国财政部门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实践探索并初步取得成效，但不足的地方也逐渐暴露了出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评价指标设计过于注重支出分配而忽视了支出后绩效
目前，我国财政支出预算目标的完成情况与执行过程的合规性是现行评价关注的重点，但还没有开始实施或刚刚开始探索支出后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能性评价。如果预算拨款或者对现行规章制度的遵守情况是公共财政支出绩效观念局限的内容，那么，真正使用公共财政资源的目的肯定会被误导会只重手段而忽视目的的“文化”，忽视公众和神化了的官僚思维会出现，社会的真正效率必将遭到损害。
（二）缺乏科学性和系统性设计的评价指标
我国现行的公共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指标是由财政部门根据通用的财务规则对自己而设立。以公共财政教育支出绩效评价为例，公共财政教育支出总量及其占GDP的比重、公共财政教育支出结构、教师总量、学生总量和结构等量化指标等，这些都是主要采用的指标，但这些指标过于简单，只追求了定量化，即使再具体和具有很强的操作性，也不能对现实绩效进行全面客观地反映。几乎没有反映出公共财政教育支出的根本使命和职责实现绩效，对整个公共财政教育支出绩效评价及其支出本身的发展易产生误导的影响。
（三）很难实现绩效预算
绩效预算管理从建立到全面实行需要一个过程，在项目预算中，前期项目论证不科学，在中期又局限于先确定资金再对项目进行论证的现象，而且记录也很少，财政管理上对绩效的关注非常少，过多地存在了合规合法性监督，部门和单位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不讲绩效、只管要钱的现象，这些问题对财政资金的使用绩效有着严重的影响，极易造成违规操作，绩效评价工作的进一步开展也受到了制约。
（四）缺乏约束有力的支出评价结果
目前，还没有健全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体系，没有法律规范，因此，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结果不能直接约束到财政资金支出项目中的成绩、问题与相关责任，也没有约束到项目执行过程中各环节的责任人，而只作为了各有关部门项目建设档案保存，或是成为了有关部门加强新上项目管理的借鉴和参考，对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权威性有着明显的影响，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也只是流于形式。
五、对公共财政支出实施绩效评价工作的建议
（一）参照国外先进经验，尽快建立适用于评价的指标体系
由于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在我国刚刚起步，因此应该参照国外的先进经验，本着先易后难、分布实施的方针。首先，要跟踪国外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方向，及时掌握国外先进的工作方法和经验。其次，考虑到部门和综合评价难度较大，目前应尽快建立适用于评价的指标体系的标准值。最后，通过试点逐步建立有关的工作制度和工作方法，逐步完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和标准。
（二）应建立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标准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标准是以一定量样本数据为基础，利用数理统计的原理进行测算而得出的标准数据。按照可计量性分为定量标准和定性标准，评价标准是和评价的指标体系相匹配的，标准并非是固定的和一成不变的，会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客观环境的变化不断变化。为提高有关评价标准的权威性，财政部门可以仿效企事业绩效和国外绩效评价标准，定期有关评价标准。
（三）建立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信息库
这个信息库的建立，不仅有利于收集、查询项目资料和及时反馈评价结果，而且可以为培养持续、有效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能力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持；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全国预算单位会计决算体系，改进数据采集的方法和途径，为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提供详尽、全面的基础数据资料；有利于收集支出项目立项决策、建设实施、生产经营等全过程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数据，选定不同行业、不同类型的重点财政支出项目的有关数据并做好数据信息的分类管理，为支出评价指标和标准的设置与测定提供依据。
（四）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要科学与合理
一套完整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指标库的形成，这是设置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目标。在理论上进行探索和研究，这是指标库的形成所需要的，它的逐步完善和健全则要依赖于实践。要分别建立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评价、部门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单位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和财政支出综合绩效评价指标库，这样才能全面科学的评价，得出的结果也才科学。
参考文献：
[1] 李有智.中外公共支出绩效评价之比较[J].财贸研究，2005，（5）.
[2] 窦玉明.财政支出效益评价综论[J].财政研究，2004，（10）.
[3] 张新.关于政府公共支出绩效考评制度的研究[J].经济学动态，2003，（7）.
[4] 陆庆平.公共财政支出的绩效管理[J].财政研究，2003，（4）.
[5] 刘苏玮.对公共财政支出实施绩效评价的思考[J].现代商业，2008，（30）.
[6] 李素敏.我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系探讨[J].财政金融，2006，（9）.
财政教育支出概念范文2
关键词:教育支出;民生财政;改革路径
中图分类号:F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17-0090-01
如今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已成为人们的共识,而这些知识形态的科学技术在没有被劳动者掌握之前,它仅是一种潜在的生产力,通过教育被劳动者所掌握并运用于生产实践后,才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所以说,教育是政治建设、社会进步的原动力,是形成长期经济增长效应的核心力量。从宏观社会效益上来看,与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教育支出能够为我国的人力资源建设提供有力支持;对于公民个人而言,加大教育支出力度有利于保障公民受教育的权利得以更充分的实现,提高整体国民素质。
1 现阶段教育支出存在的问题
1.1 公共财政用于教育支出的总量偏低
一般情况下,我们用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来衡量一国教育支出的规模,因为它可以直接反映该国有多少资源用于教育。自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教育支出绝对数额大幅增加,但是相对数目却增长缓慢,教育支出占GDP的份额始终徘徊在2%左右,甚至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度出现下降趋势。我国在1993年颁布的中规定――“筹措教育经费的主要措施: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20世纪末达到4%,达到发展中国家八十年代的平均水平”。同时在2004年教育部制定的《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和《国家西部地区“两基”攻坚计划》中,提出要确保在2007年使教育财政支出达到GDP的4%,并力争在2010年达到5%的目标。但如表1所示,截止到2008年,中国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仅为2.99%,远低于预期目标。
1.2 教育支出结构失衡
1.2.1 三级教育支出结构失衡
据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情况的资料,在10个市场经济工业化国家中,初级教育的社会收益率为15%,高于中等和高等教育的11%。在26个发展中国家中,初级教育的社会收益率为28%,高于中等教育的17%和高等教育的14%。因此,初级教育从社会角度看是最大的投资形式。因此,对于处于在发展中国家行列中的我们来说,政府应在基础教育中起主导作用,而在高等教育中起辅助引导作用。
为反映每位学生的平均教育经费支出,我们引入生均支出的概念,三级教育支出结构由生均支出的比例表示同时,根据国际通行的标准,人均GDP600―2000美元的国家三级教育生均经费比例应为1:2.5:9.2,我国的数据为1:2.6:20.6,远超过标准。这一方面显示了我国高等教育的投入畸高,基础教育过于薄弱,另一方面也体现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水平较低,筹资渠道单一,办学效益不高的弊端。
1.2.2 地区间教育投入结构失衡
第一,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同中西部不发达地区之间差异明显。这一点尤其表现在基础教育上。2006年,预算内教育事业费指标最高的上海市小学生均预算内经费为9409.78元,初中为10325.89元;最低的河南省小学948.57元,初中1195.42元,相差近10倍。
第二,由于我国二元经济结构明显,所以我国教育投入基本上走了一条先城市后农村的道路,导致城乡教育支出差距显著。但是我国有80%以上的小学、64%以上的初中设置在农村。从公平原则看,城乡学生的生均政府教育投入应当相等。但事实并非如此。当前我国农村教育资金严重不足,以2004年为例,全国的各项教育经费投入,占40%的城市人口获得了其中的77%,而占总人口60%以上的农村只获得了其中的23%。而2006年,我国基础教育生均预算内教育公用经费全国普通中小学是648.42元,而农村中小学是594.04元。这种地区之间教育投入的差异直接导致了各地人口受教育水平的差异,极大地影响了公民整体素质的提高,不利于社会的发展。
2 民生财政的视角下教育支出改革的有效途径
2.1 继续加大教育支出规模
《教育法》中规定,教育经费必须确保“三个增长”,即中央和各级政府教育财政拨款的增长应高于财政经常性收人的增长,生均教育经费要逐步增长,教师工资和公用经费要逐步增长。这对我们调整支出规模显然有重大意义。我们应转变政府职能,在制定预算时,科学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在有限的财力中确保教育支出的优先增长,并且根据经济发展状况,将财政收人超收部分更多地用于教育投人,确保教育支出的稳定增长,做到“存量调整”与“增量调整”相结合,切实保障每个人都获得受教育的机会。
2.2 大力提倡社会力量办学我国对教育的迫切需求,在积极提高公共教育支出的同时,应该大力提倡社会力量办学。政府如果包办一切教育,不允许社会力量办学是不合理的,因为在一个社会中,总有一部分比较富裕的人对教育有更高的要求,而私立教育可以满足他们的这种需求。同时,私立教育的存在可以促进公立教育水平的提高。只要政府对私立学校加强管理,私立学校一方面为国家节省了大量教育经费,特别是对我国来说,可以把有限的教育资金用于最需要的地方,另一方面又促进了教育水平的整体提高,是一件对国家对个人都有利的事情。
2.3 合理安排教育支出结构
首先要合理调整三级支出结构。一是基础教育,对于我国而言,加大基础教育的投入有利于促进知识的普及,降低文盲率,提高整体公民素质,保障社会稳定,经济健康发展。二是高等教育,主要由受益者个人承担资金,财政以助学政策和助学贷款的形式予以资助。为了切实把高等教育的重点放在提高质量上,财政拿出专项资金来支持高等学校深化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同时对私立大学给予政策的支持和适当的财政补贴。三是职业技术教育,由于其与物质生产领域有较直接的联系,带有明显的商业收益性,因此其资金来源基本上由市场机制决定。在我国应由地方政府、行业和企业或受益人承担。但是为了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加快人力资源开发,促进就业、再就业,消除贫困落后地区接受教育机会不均等的问题,我国政府也应不断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支持力度,增加财政对职业教育的投入。
其次是合理安排地区之间教育支出结构。现在我国基础教育主要由县和乡两级负担教育经费,中央和省一级财政支出比例过低,而各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直接导致了教育支出水平的不同。现阶段中,我国应加大中央、省两级财政教育支出力度,把重点放在中西部地区,同时加大地区之间转移支付力度,以东部带动西部教育事业发展。就教育结构而言,财政教育支应在中西部地区应把重点放在初级教育方面,而在东部发达地区,由于中、高级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高,这些地区教育财政支出应重点放在中、高级教育方面。就城乡而言,我们应继续推行农村免费义务教育的政策,弥补农民对于教育的投入不足。
财政教育支出概念范文3
关键词：高校；共享经济；生均成本；核算体系
据教育部统计，全国高校的仪器设备有20%完全闲置，170所高校价值25亿元的23种精密分析仪器，约40%的年使用时间不到500小时[1]。原本就缺乏的教育资源没有合理利用。共享可以有效解决这一短缺与浪费共存的问题。
我国高校主要通过财政资金拨付维持运行，生均成本的合理计算有着重要意义。首先，根据《高等学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规定，“高等学校学费占年生均教育培养成本的比例最高不得超过25%”。高校学费收取是否合理，取决于生均培养成本的测算是否准确，这一点备受关注①。其次，财政拨款多以学生数量为基础，如果生均成本核算清晰，财政拨款就不会与高校真实合理需求相背离。最后，高等教育渐趋产业化，高校再不能不惜成本投入，必须重视成本管理。
尽管作为高等教育经济学核心概念之一的生均成本如此重要，迄今不论是理论层面，还是实际操作，都缺乏统一的核算框架或模型[2，3]。本文旨在构建高校资源共享框架下的生均成本统一核算模型。
一、高校资源共享模型
共享经济是指利用任何有价值的闲置资源创造新的价值，是一个建立在人类和物资共享基础上的社会经济系统。美国经济学家杰里米・里夫金在《零边际成本社会》中定义了共享经济，并指出，“我们的经济正以协同共享的模式替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交易模式”。[4]
假设某主体的全部资源包括K个子类，即资源向量Xi=（xi，1， xi，2，…， xi，K），其中xij表示i的资源j，N主体共享系统的资源向量。价格体系Pi=（p1， p2，…， pK）是系统中各类资源的公允价格。主体i用于共享的资源禀赋，资源禀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共享主体对系统贡献的程度。整个共享网络的资源禀赋。[5，6]
任何资源的获取都有成本。资源共享的成本包括为实现共享的初始不变成本和由资源量决定的可变成本， ，其中， 描述了参与者贡献单位资源的成本，体现为预处理成本； 即初始投入，包括软/硬件投入、安装费用等。
引入共享系统的受益人数S，定义共享收益：
假设ti（l）为常量， 且pi，j（l）p且ci，j（l） c，则上式简化为：
其中，R表示每个共享者效用与变动成本之差，T代表不变成本。注意到，首先，根据上式，只有当资源共享的收益高于成本，该资源用来共享才有意义。其次，共享范围越大，投入的成本就会增加。因此，R与T应表示为R（l）和T（l），近似为倾斜的曲线。这意味着，随着资源共享范围的增加以及使用率的提高，总收益增加，但边际收益递减，总收益与共享范围不再线性正相关。因此，我们得到如下结论：
（1）共享范围达到n1（）时，资源参与共享后的收益刚可以弥补成本，即超过n1，共享资源才有意义。
（2）共享范围达到n2（）时，资源共享范围恰好在边际点上，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共享该资源可获最大收益。
可见，并非所有资源都应参与共享。如高校定制化的包括教学管理在内的各种后勤管理系统，其使用范围有局限性，共享不会产生经济效益。可见，把高校资源划分为共享性教育资源和独享性非教育资源对于共享模型来说有着重要的意义，在对生均成本的分析中，我们将看到针对这两类资源的支出分别对应于高校系统的成本和费用，因此这种划分在生均成本核算中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二、共享模型下生均成本的核算
前面的分析基于产出端，对于财政拨付，更关注成本分析。
假设一个最简单的共享模型，即高校A和高校B间共享一项资源。高校收入包括财政拨款、学费、共享收入和其它。定义高校的支出包括教育支出和非教育支出，即C=Cedu+Cnon-edu。定义高校学生数量（简化为仅有本科生）为N，因此，全口径下的生均成本即，显然更具意义的生均成本是，首先，只有真正用在学生培养上的成本才更符合生均成本的含义；其次，共享框架下，非教育类支出没有共享效益；再次，教育类和非教育类支出有着完全不同的优化策略。
注意到如此计算生均成本应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但按照现行《高等学校会计制度》，只能以当年发生的成本作为计量基础，因此，在实际操作中，应采用会计调整法，即将收付实现制的会计计量基础调整为权责发生制下的计量结果。[7]
借鉴高校财务报表中支出明细，定义高校培养成本。一般包含三类：人员支出、公用支出和固定资产折旧。划分成本和费用的基础为共享性和教育性，教育过程是可以标准化、数字化，从而共享的，而管理相关的过程是非标准化的，不具有共享价值。
根据表1，将学校总支出划分为成本和费用，即C=Cedu+Cnon-edu，其中前一项对应成本，后一项对应费用。在这个框架下，由于口径一致，我们可以在具有同等性质的高校之间进行横向比较，成本表征了对教学的投入力度，是财政教育拨款的依据，费用则对应着管理的效率。
定义Cinter-edu为校间购买共享资源的支出项，即对方实施共享资源销售的收入项。对每个高校来说，表征生均成本，对系统来说，表示生均成本的是，
表示生均费用的是。注意到只看公式，引入共享项后，对于主管部门而言，生均成本绝对值增加了，但在共享框架下，可以考察共享收入，因此，尽管单个高校成本有所变动，系统总成本并没有增加。即，静态看，共享的价值即在于不增加成本的情况下，最大化产出，动态看，共享的价值在于不影响产出的情况下，最小化成本。教育资源共享是在成本约束下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
三、模型的优势和后续研究展望
高校资源共享框架下的生均成本核算模型区分了成本和费用，一方面为教育管理部门确定收费标准提供依据，另一方面，通过校间/校内部门间、横/纵向比较，提高资源分配效率。
由于高校财务数据的封闭性，本文没有获取到足够的数据进行进一步实证分析。后续在实证的基础上，可以发现许多真实环境下的问题并进而展开研究。
参考文献：
[1]岳建军.高等学校教育资源共享问题研究[D]（博士学位论文）.辽宁师范大学，2012，6.
[2]曲京山.高等学校教育成本核算体系研究[D]（博士学位论文）.东北财经大学，2011，6.
[3]种冲.高校生均成本地区差异性及其对产出效益影响的研究[D]（博士学位论文）.西南交通大学，2013，7.
财政教育支出概念范文4
[关键词] 居民收入比重 路径 国民收入 分配格局
一、改革开放以来居民收入分配比重的变化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国民收入分配在政府、企业、居民三者之间的比例呈现此消彼涨的变化。从资金流量核算结果来看，以1995年为分水岭，我国国民收入分配出现了向政府和企业倾斜的现象，政府和企业部门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不断上升，而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由上升趋势改变为逐渐降低状况。
统计数据一:1978年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为56.5%， 1991年跃升至75.3%，1997年下降为64%。
统计数据二:2002年和2006年，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分别为64.6%和60%；企业的收入比重为14.9%和16.2%；政府收入比重为20.5%和23.8%。其中, 居民收入所占比重比2002年下降了4.6个百分点，企业所占比重上升了1.3个百分点，政府可支配收入所占比重提升了3.3个百分点。且自1998年以来，由于税收收入的超长的增长，使政府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的分额以年均近一个百分点的速度不断提高。
统计数据三:2002年至2006年,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6%，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9.3%,而同期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9.6%。2007年政府财政收入的增幅为32.4%，企业利润增幅为36.7%,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幅只有12.2%，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增幅只有9.5%。由此说明，整个GDP的国民收入分配向企业利润和国家财政集中程度提高,分给老百姓的份额不断下降。
根据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个人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都在60%以上,多数国家则在70%以上。由于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居民收入所占份额高于发达国家,政府收入所占份额低于发达国家才比较合理。如果政府部门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继续不断上升,不仅违反国际社会经济发展常态，还将对我国提高居民消费和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二、提高居民收入分配比重的路径选择
1.提高劳动者的工薪收入。目前,我国劳动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中比重不断下降,而且已经降到警戒线。个人收入比例偏低且增速偏慢，特别是近期CPI增长过快使职工工资进一步缩水,要改变现状可采取的措施是:一是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足额发放，适当提高扶贫的标准。二是提高企业职工工资的水平,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和支付保障机制。推动企业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完善工资指导线制度,健全并落实最低工资制度。改革国有企业工资总额管理办法,加强对垄断行业企业工资监管。
2.实现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平稳增长。近几年,伴随着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比重上升，一些问题在现实中日显突出:（1)财产性收入向少数人集中。2006年最高收入10%家庭人均拥有的财产性收入为1279.28元,而最低收入10%家庭人均只有35.29元。(2)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占可支配收入比例较低。2006年,仅为2.1%。（3)取得财产性收入的渠道较少，主要是通过出租房屋收入所得、股息与红利收入所得。2006年城镇居民人均出租房屋收入占全部财产性收入的51.8%，人均股息与红利收入占22.9%。为实现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平稳增长,让更多的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今后主要措施是:（1)规范和完善储蓄、债券、保险和股票等多种市场，积极拓宽群众财富的增长渠道。(2)完善法治环境，健全有关的法律制度，严厉打击侵犯公民私有财产的行为，保障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3)要依法行政，放权于市场,打击腐败现象,避免与民争利。
3.建立规范的转移性收入制度。要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费和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随着社会化程度的提高，退休费用不仅在市、县范围内的企业之间进行调剂，而且在地区之间进行调剂，逐步由市、县统筹过渡到省级统筹；根据社会经济中物价的变化情况，及时调整生活补贴。
4.调整财税结构实现税收收入与GDP增长速度的协调发展。1995年至2007年的10年间，我国税收收入的弹性系数在1.5以上，2007年高达1.8。按照税收弹性理论判断，我国税收已超常增长，必将使政府收入快速增加。根据目前的现实，要依据国家政策，深入研究税源的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和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完善现有财税结构，把握好税收收入弹性系数的合理比例，使税收收入的平均增长速度应等于或略高于GDP增长的速度。
5.将非税收入纳入预算内管理。近年来，我国非税收入增势迅猛，规模庞大，不仅影响宏观调控效果，而且滋生“三乱”(乱收费、乱罚款和乱摊派)和腐败，引发群众强烈不满。因此， 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逐步淡化预算外资金概念，尽快树立非税收入新理念，建立规范化的征收管理体系，强化收支两条线管理，完善账户管理，及时监督各项收入缴入财政专户情况及支出使用情况，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6.加大与民生有关的财政支出比例。一是加大财政经费投入，开发就业岗位，有针对性地提供免费的技能培训，提高下岗人员的能力素质，鼓励他们积极创业；二是充分发挥社会保障的“安全网”、“平衡器”、“助推器”和“稳定器”四大作用，为劳动者建立各种风险保障措施，帮助他们消除和抵御各种市场风险，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三是加大教育投入力度，提高财政教育支出水平，提高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有效遏止受教育尤其是接受高等教育成本的不断增长的状况；建立专项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重点解决办学、教学条件的改善等问题；进一步完善奖学金、助学贷款、勤工助学、特殊困难补助和学费减免等制度，以保障贫困学生与其他家庭的子女享受同等受教育的权利。
参考文献:
财政教育支出概念范文5
异地高考 负外部性 治理路径
一、北京市异地高考改革背景和现状
出于以人为本和资源均衡配置的政策理念考量及外部社会力量的积极推动，2012年8月教育部联合公安部等四部委共同出台《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意见》，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因地制宜制定随迁子女升学考试具体政策，这是中央人民政府首次对“初级行动团体”关于“异地高考”呼声以“原则上肯定”的形式的积极回应。但囿于具体资源动员和多元配套政策自主设计能力的不足[1]，顶层设计中未对异地高考方案的具体化和操作化作出明确说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出台的异地高考政策呈现出较大的区域差异性。与完成异地高考精细化设计、积极推动具体制度安排纵深发展的兄弟省份形成鲜明对比，北京市异地高考制度改革，在利益相关者的矛盾与冲突中举步维艰，受城市自我保护意识的影响而停滞不前，在对现存制度产生的“路径依赖”制约下陷入改革困局。
二、解读“异地高考”政策困境的核心概念
“外部性理论”作为现代经济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因交往范围的扩大和相互联系的增强而产生的正面或负面影响具有普遍的解释力和说服力。经济学家曼昆（Mankiw）对“负外部性”的定义有一个较为精致的界说：所谓“负外部性”是指一个人的行为对旁观者福利的无补偿的不利影响[2]；换句话说，当一个人作出某种行为选择的成本不完全是由他自己承担，而是将一部分成本转移给其他人且不进行补偿时，“负外部性”就会产生。就“异地高考”改革而言，其产生的“负外部性”是指非本地户籍考生因在流入地参加高考而带给当地考生、居民及政府一系列的额外成本，正是由于异地高考政策的实施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影响，才导致异地高考政策在利益相关主体的博弈中陷入僵局，实质性内容被利益冲突各方所消解，沦为不解决实际问题的象征性文字符号。本文以经济学中的外部性理论为分析框架，对异地高考政策实施过程中的“负外部性”问题进行深入剖析，并积极探索问题解决的措施和途径，以期为异地高考政策有效推进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
三、北京市异地高考改革的“负外部性”
1.提高了地方教育部门防范“高考移民”的风险成本
“高考移民”是指在临近高考前从录取率低、录取分数高的地区迁移到录取率高、录取分数低的地区，利用省际间教育发展不平衡与高考录取率的差异攫取高等教育C会的社会现象[3]。在报名条件为“学籍+户籍”的现存高考制度环境中，北京市教育部门依据户籍这一信号筛选机制，付出较低成本既可实现移民考生与本地考生的“分离均衡”。而异地高考改革旨在剥离户籍制度附加的高考报名功能，实现高考录取由户籍向学籍转变，这将给如何科学有效地鉴别“异地高生”与“移民考生”带来技术上和操作上的难题，这无疑会提高处在信息不对称环境下的地方政府防范“高考移民”的风险成本，即控制风险的成本和风险损失的实际成本，前者包括办理和审核“稳定住所”“稳定职业”“社保证明”和“居住证明”等材料的制度运行成本和机会成本，后者是指失范行为发生后的治理成本及对当地考生正当权益的损害。
2.增加了流入地政府的公共教育财政支出成本
综观30个省（区、市）公布的异地高考改革方案，高中学籍及三年连续学习经历是异地高考学生准入的基本条件[4]，流入地政府在赋予外来户籍学生高考权利的同时，还应保障他们在当地享有平等接受中等教育的权益，然而目前流入地以户籍人口为基数的教育资源供给显然无法完全满足随迁子女“异地教育”需求。为解决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实现教育资源供求平衡，北京市政府及教委面临两种选择：其一，继续挖掘既有学校教育资源的潜力，在不影响教育质量的前提下实现“规模经济”，增加学校可接纳流动儿童的相对数量；其二，规划和新建学校，以增添学位的方式扩大教育资源供给总量，提高学校可容纳随迁子女的绝对数量。由于异地高考制度配套的经费责任分担机制的滞后性和“两为主”政策实施的惯性，流动儿童教育经费筹措和分配的财政压力主要由地方政府承担，无论选择哪一种方式，都会增加北京市政府公共教育财政支出成本。第一种选择会增加政府财政预算内生均教育经费和公用经费的支出，第二种则会导致北京市政府大规模的教育基础建设费用的投入。
3.提高了当地考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成本
计划经济体制下“赶超战略”的实施和地方政府财政实力的悬殊，导致地区间高校分布失衡，以重点大学为例，北京市共有“211工程”大学23所，“985工程”大学4所，分别占全国“211工程”和“985工程”大学总量的10%和22%，北京考生考上北大的几率是广东的37.5倍，是安徽的41倍，是全国平均的53倍[5]，北京市不仅本科院校多，而且重点高校所占比例大，在丰富的高等教育资源及较高的招生比例双重因素作用下，北京市当地考生付出与其他地区考生相同的时间与精力可以考入质量更好的学校。假如“异地高考”政策全面放开，外来考生势必会挤占本地考生录取名额，加剧北京市高考竞争压力，如果保持省内招生计划保持不变，那么一本录取率降低为10%，本科录取率降至31%，这种情况下，北京市当地考生为确保自己被高校录取的几率不受异地高考政策的影响，不得不放弃一些休息和娱乐时间用于提高学业成绩，其考入普通院校和重点院校的“机会成本”显著提高。
4.增加了本地居民获取“准公共品”的比较成本
虽然异地高考改革带来的压力主要是在教育领域，但其引发的连锁反应对流入地“准公共品”的生产和使用同样产生了显著影响。2015年北京市常住人口已达2170.5万人，迫近城市适度人口容量2300万人的“红线”[6]，假如异地高考政策付诸实施，将会有更多的农村留守儿童向随迁子女转化，人口流动模式也将由“候鸟式迁徙”向“举家式迁徙”演化，北京市未来人口调控任务将会更加艰巨，一旦超出城市适度人口容量，将会对当地“准公共品”的供给和消费造成严重冲击。目前北京市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只有300立方米，仅是全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的1/8，远远低于国际公认的人均1000立方米的缺水警戒线[7]，外来人口无限制的涌入将进一步加剧北京市用水的紧张局面；其次，北京市优质的医疗和卫生资源将会在过度分配中被稀释和冲淡。
四、异地高考改革的“负外部性”治理路径
1.设置合理的准入标准，使进城务工人员及其子女将部分外部成本“内化”
北京市政府可以借鉴“纠正税”的基本原理与合理内核，通过设置合理的“准入标准”来引导外来人员承担起自身行为选择给他人带来的额外成本。首先，对学籍属地和异地就学年限作出明确规定，从而降低市教委防范“高考移民”的风险成本。考虑到北京市资源承载力和最佳人口容量，笔者以为异地就学年限设定为6年为宜，但应向外来考生开放本科院校，这样既可以实现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的考试和录取权益诉求，还可以保障学制的连贯性和完整性，也有别于在高考前夕迁到北京进行考试的移民考生；其次，要求随迁子女及父母有居住证和稳定居住场所，一来便于政府建立以常住人口登记制度为依托的准公共品供给模式，二来利于降低因外来考生随意流动给学校教学秩序带来的不利影响；最后，随迁子女父母还应拥有稳定工作且缴纳社会保险达到一定年限，给予那些为北京市经济社会发展做贡献的外来人员的子女以在京参加高考的权利，“以贡献换机会”的利益平衡机制在适度维护京籍考生既得利益的同时，激励进城务工人员为医疗等准公共品供给成本承担部分责任。
2.中央人民政府采取多种措施和途径对相关主体进行“补贴”，减少他们承担的外部成本
中央人民政府在督促北京市尽快出台正式的异地高考改革方案的同时，还要运用行政和经济等多种手段对流入地考生、地方政府等利益相关者进行补偿，减少因异地高考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带给他们的外部成本。首先，教育部应根据各省（市、自治区）实际高考报名人数重新调整招生计划，预留异地高考招生专项指标，提前把异地考生在原户籍地的指标预拨出来，将原本属于流出地的招生名额拿出适当部分配给流入地[8]，努力使各省在异地高考政策实施前后的高考录取率维持不变。其次，中央人民政府以财政专项转移支付的形式对公共财政教育支出进行援助和补偿，缓解和减轻北京市政府的财政压力，进城务工人员作为人力资本载体为当地经济的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做出了贡献，作为受益方的北京市政府理应与中央人民政府共同承担满足其随迁子女教育需求的义务，二者经费投入责任的具体比例划分可以参照义务教育经费成本分担机制，中央财政承担流动儿童教育经费的40%左右，省级财政负担40%左右，市、县级财政负担剩下的20%左右，考虑到地区间的不平衡，其他地区的分担比例应视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和当地政府财政实力而定。
3.流入地政府提供“借考”服务，减少京籍考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成本
由于作为地方行政区划中最高一级行政组织的行省与市场经济基本构成单位的企业在组织结构和职能行使有本质的区别，不可能通过简单合并省级行政单位的方式化解异地高考产生的“负外部性”难题，但可以通过不同省份之间的合作将高考报名和考试一体化，即“地借考”的方式最大限度地减少外部成本。2016年全国共有26个省（市、自治区）选择统一命题，有助于克服不同省份间高考分数转化的技术性难题，增强了“异地借考”方案的可操作性和可行性，此外，我国早已制定统一的国家课程标准，教育教学目标的要求是相同的，各省应该采取一致的评价标准。因此，北京应尽快加入“全国卷”的使用之列，为“异地借考”制度的实施完善相应的技术配套工作。
4.发挥市场机制在公共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减少当地居民获取准公共品的比较成本
我国在准公共品的生产制度安排中，政府长期占据垄断地位，公共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过低，无法满足或无法完全满足城市人口对公共品或公共服务的需求，导致社会公共福利水平的降低。为减少当地居民因异地高考改革而增加的获取准公共品的比较成本，北京市政府除加大财政投入力度，还应改变产权单一的市场结构，实现公共服务系统中公域产权和私域产权有机结合，使私人部门和市场机制在融合产品有效配置中充分发挥作用[9]。以教育这一准公共产品为例，应打破公立学校对教育的垄断，实现办学主体多元化和办学模式的多样化，有效挖掘民间闲散资金和闲置资产，鼓励民间资本从低效领域转移至教育领域，从而有效地增加了教育供给，满足随迁子女的教育需求。
“一直行走在路上”的中国教育公平之路不可能一蹴而就，随迁子女异地教育诉求的合法性并不等于诉求的可行性，如果异地高考彻底放开，就会因外来人口的无节制涌入而带来巨大的外部成本，不仅会抵消城市扩容增质空间的释放效应，还会导致城市公共服务的全面崩溃[10]。因此，真正理性的异地高考改革是在扩充教育资源增量的同时设置合理的准入门槛，既改变外来人员单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激励，又能对流入地的利益相关主体承担的外部成本进行补偿，从而使双方在妥协中消除分歧，实现二者共赢的“正和博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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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教育支出概念范文6
关键词：节约资源；绩效评价；出误区
中图分类号：F810.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7)03-0086-03
进入新世纪，随着石油等不可再生能源的日益紧张，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已经迫在眉睫。节约资源，不是简单地控制资源的投入，而是要注重资源的使用效益，力求“花小钱，办大事”。从财政的角度来看，节约资源，意味着要讲究财政支出的绩效，提高支出效率，实现财政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当前财政支出占GPD的比重越来越大，它的任何一个细微调整都将对某个领域产生举足轻重的作用，它的一举一动都与全体公民的利益休戚相关。面对这么巨额的资产，不论是什么性质的国家，都必须建立一套科学的财务管理体系来运作和经营，以实现最大的效益。
近年来，我国先后进行了部门预算、会计委派、国库集中支付和政府采购等一系列财政支出领域的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主要表现为预算执行得到了强化，支出效率显著提高。但距离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实现财政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特别是财政支出绩效管理的理论和实践较为滞后，严重影响了我国财政支出效率的进一步提高。因此，大力推进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不断提高财政支出管理水平已成为当务之急。
一、我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现状
1.积极开展试点工作，为全面推行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积累经验。早在1949年美国就提出了绩效预算改革的设想。1951年美国联邦预算局据此编制了基于政府职能的联邦政府预算，第一次明确地使用了“绩效预算”概念，为日后开展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打好基础。1982年，英国政府公布了著名的“财务管理新方案”，开创了绩效评估实践的先河。[1]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起步较晚。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财政在经济管理中的资源配置和调节作用越来越突出。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财政部提出了“积极探索建立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体系”的工作思路。2001年湖北省率先在该省的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选取了5家单位进行试点，拉开了我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试点工作的序幕。次年，又在全省范围扩大试点，湖南、河北、福建等地也相继进行了小规模试点，积累了一些经验。
2.确定了开展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原则。一是坚持公正、客观原则。保证项目决策的科学性和绩效评价结果的真实性。二是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结合原则。[2]对于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在讲求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统一的同时，要更加注重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特别是经济社会发展和城乡协调发展的项目。三是坚持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原则。以定量分析为主，结合定性分析科学地进行评价。
3.科学地划分评价对象。按照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主、客体的不同，将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对象分为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评价、单位财政支出绩效评价、部门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和财政支出综合绩效评价四类。
4.摸索出一套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标准。评价指标是财政支出效益评价的载体，也是财政支出效益评价内容的外在表现。现在已经形成共识的是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主要由财政投资性支出评价指标、财政政府运转支出评价指标、政府采购支出评价指标、财政社会保障支出评价指标、财政科学事业支出评价指标、财政教育事业支出评价指标、财政卫生事业支出评价指标、财政支农支出评价指标等几类指标组成。评价标准则是对评价对象进行科学分析、评判的标尺，可分为行业标准、计划标准、经验标准和历史标准，并且每一类指标都有相应的评价标准。
5.逐步形成一系列实用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方法。主要有成本―效益分析法、因素分析法、专家评审法等。[3]
二、现行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存在的误区
由于项目效益比较容易量化，项目绩效评价的可操作性强，各地进行绩效评价尝试时大都先从项目绩效评价入手。纵观各试点地区的做法，可以发现普遍存在着几点误区：
1.“重脚轻头”，注重事后“结果”的评价而轻视事前“源头”的把关，把项目绩效评价的重点放在项目完工后的“问效”上。[4]然而，作为政府管理经济事务和实施宏观调控的手段之一，政府部门预算的编制和批复都必须经过一套严格的程序，具有“铁预算”的特点，一经批复，如无特殊情况不得追加、调整或变更。因此，在预算审批阶段对所有项目进行的预期绩效的评估和比较才是重中之重。
2.割裂了项目预期目标与项目实施结果的联系。没有把项目实施的结果与目标进行对比，造成“结果”与“目标”脱节。项目预期绩效的评估，包括可行性研究、项目目标的确定等只作为一种“要钱”的手段，而没有真正融入绩效评价体系当中。
3.项目绩效评价较为片面。只注重局部，不注重整体；或只看重短期效益，不放眼未来，没有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导致评价的结果不能真实地反映项目的绩效。[5]有些项目就其在局部或者短期的作用和地位而言，也许不显山露水，但相对于全局，或从长远来看，对整个地区日后的经济发展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就好比一部机器中的一颗螺丝钉，单就其价值进行衡量，不值几个钱，但一旦没有它，整个机器都难以正常运转。
4.会计核算基础带来的误区。由于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的核算基础是收付实现制，财政资金的使用不进行核算成本，经济效益难以评定，导致许多地区把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侧重点放在支出的“效率”而非“效益”上，使绩效评价名不副实。
三、完善我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对策建议
1.从源头上把好关。根据我国预算编制的规律，特别是预算一经批复即成定局的特点，把项目绩效评价的重点前移，移到项目预算申报和审核过程之中，也就是要轻脚而重头。一是要结合本年度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总体目标和本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规划进行评审；二是借鉴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做法，根据部门的职能和项目的内容，结合项目对社会、经济的实际影响和项目的可持续性等方面，合理确定项目的预期目标，这些预期目标就是项目安排的参照标准；三是建立跨部门的项目评价体系，不仅要对同一部门的不同项目进行评价，还要对各部门之间的项目进行横向比较，根据项目的轻、重、缓、急来确定预算优先安排的项目。
2.建立以成果为导向，以追求最大绩效为根本目标，以实现既定绩效目标为根本要求的绩效预算管理模式，加强“结果”与“目标”的有机对比。项目的预期目标，不仅应该作为项目安排的依据，还应当是项目完工后绩效评价的主要参照标准。通过将依照各项绩效评价指标计算出来的结果与这些标准进行比较来衡量项目的实施效果。作为评价结果的重要依据，撇开项目的预期目标谈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3.建立一套科学的综合评价体系。由于财政支出范围广泛，既包括直接的、有形的、现实的支出，也包括间接的、无形的、预期的支出；支出效益既要考虑经济效益，又要考虑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既要考虑短期效益，又要考虑长远利益；既要考虑直接效益，又要考虑间接效益。因此，必须改变观念，树立大局观、发展观，建立一套科学的综合评价体系，该体系不仅要考虑经济效益，还要涵盖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不仅要考虑局部效益还要兼顾整体效益；不仅要能够评价短期效益，更重要的是能够评估长远效益，做到这几者的有机结合。
4.引入权责发生制准确核算项目成本，为评价项目经济效益提供必要的信息。当前西方各国的政府会计或多或少都引入了权责发生制，欧洲大多数政府都采用权责发生制进行某种形式的产出计量，而且不同程度地确认为预算的组成部分。在德国，大部分地方政府已部分引入了权责发生制，实行权责发生制与收付实现制并行的双轨制，其中巴伐利亚州的慕尼黑市、纽伦堡市等都在积极进行相应的改革，对可以量化成本的公共服务领域，包括居民供水、垃圾的运送和处理等项目使用权责发生制进行核算。我国可以借鉴西方国家的先进做法，采取先易后难的方式，先选取部分项目进行试点，待成熟后再行铺开。
5.建立健全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系。进行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最终目的是为了提高财政支出效益因此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系还必须包括绩效评价信息反馈制度、激励机制和奖惩制度等内容。一方面通过绩效评价信息反馈制度及时了解各项目的实施情况和实施效果；另一方面通过建立激励机制和奖惩制度，改变现行预算制度只重视资金分配、不重视资金使用的状况。首先，把对项目预期目标的绩效评价结果作为预算编制和批复的重要依据，从源头上控制没有绩效和低绩效的项目；其次，实现财政预算管理上的两个转变，即预算拨款由传统的按预算拨款转为按绩效拨款，从过去对预算的重过程管理转变为重结果管理；第三，将本年度绩效评价的结果作为下年度预算安排的重要依据。
6.积极探索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模式。考虑到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复杂性且刚刚起步，与此相关的法律法规等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迅速彻底地建立科学完整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系尚不具备条件。因此，我国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应采取循序渐进的实现方式，由易到难、由重点到一般逐步展开，坚持定性评价和定量评价、事前评价与事后评价、定期评价和经常性评价、当前评价与长远评价、自我评价与外部评价相结合，形成评价工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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