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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西方人文主义的认识范文1
【关键词】 案例 智者学派 亚里士多德的人文主义思想 分析
【中图分类号】 G4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4772（2012）10-054-01
人文主义思潮在西方那块沉睡的土地上破土而出，使“神意学说”笼罩的土地上绽开了一个裂口，从此，这个裂口被越撕越大。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使人类开始发现人在资本主义工商业中的“突出”作用，开始发现“人”的价值和力量，认识到人类才是世界的中心和主宰，指出天堂和来世是虚幻的境界，现实社会才是人类实现自己价值的所在，在这一股思想解放潮流中，西方人文主义思想逐渐由古代的朦胧稚嫩到成熟，并且成为近代资产阶级反封建专制，实现自己理想的强大思想武器。现就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对《西方人文主义思想的起源》一文的教学案例设计如下。
一、教学目标设计
1. 识记：智者学派的概念，“人是万物的尺度”出现的根本原因，普罗泰格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观点。
2. 理解：“人是万物的尺度”的积极性和局限性。
3. 情感与价值观的培养，通过对智者学派出现的背景、主张及影响的分析，使学生认识到古希腊文化的辉煌，教育学生追求真、善、美。
二、教学重点与难点分析
智者学派出现的背景、主张及影响和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对人文主义的发展是本课的重点，也是难点。公元前5世纪，随着雅典等一些古希腊城邦奴隶制民主政治的发展，人们越来越多地参与政治生活，人在社会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古希腊开始了一场关注对物质世界认识的“智者”运动，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普罗泰格拉，他提出了“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观点，这是西方思想史上人文主义精神的最初体现，是人类自我意识的第一次觉醒。苏格拉底对智者学派的观点进行了批判继承，提出“有思想力的人是万物的尺度”“美德即知识”，体现了对理性的尊崇和对思想自由的追求，这一观点为希腊全民所拥护并推动了城邦的发展。柏拉图鼓励人们独立理性思考，亚里士多德则特别强调：在整个自然界中人类是最高级的。这些思想对后来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产生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人文主义思想的兴起和进一步发展的过程是教学重点和难点。
三、教学内容分析
本课教材由三个子目构成，第一目是“人是万物的尺度”，第二目是写苏格拉底对“人是万物尺度”的批判继承和发展。第三目写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人文主义的进一步发展。
第一目先用一个自然段写了“智者学派”出现的背景。古希腊人信奉多神教，相信神能主宰人间祸福，为了讨好神，祭奠神而举行各种节庆。于是这些神话也成了文艺作品取之不尽的题材。公元前5世纪以后，古代希腊奴隶制经济进一步繁荣，雅典的奴隶制民主政治发展起来，并达到顶峰，雅典成为古代希腊的政治和文化中心。面对人在社会中日益突出的中心地位，有些学者开始怀疑社会现实和宗教，把研究的重点转移到人本身。在公开化讨论或辩论中，必须具有雄辩、修辞、哲学及数学等知识，于是“智者学派”应运而生。教材中利用“历史纵横”附属材料讲述了何谓“智者学派”。它把“人”作为研究中心，是西方人本主义的最初表现。同时，它也存在着许多的局限性，如每个人都有各自的需求，都是万物的尺度，于是当人们意见分歧时，就没有可依据的客观真理来判断孰是孰非了。但从整体上看，普罗泰罗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体现了古代希腊文化人文主义的本质，不但体现出初步的唯物主义思想，而且打击了迷信思想，突出了人的地位和作用。从这个角度看，智者学派的思想影响是深远的，对雅典民众的思想启蒙和解放起了积极作用，总之，它的这些思想是西方思想史上人文主义精神的最初体现。
第二目写苏格拉底对智者学派“人是万物的尺度”的批判继承发展。相对于智者学派否定神，突出了人的价值，这对于反封建神学是具有积极进步意义的，但智者学派认为在社会道德方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判断标准，不应该强求一律，这就过分强调了人的个性，否定了公众的道德标准，于是苏格拉底针对雅典社会道德沦丧的现象，为了重建人们的道德价值观，以挽救衰退中的城邦制度，他提出“有思想力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在此基础上，他认为社会中的人应该具备美德，美德来于知识，最高的知识是人们内心深处的道德知识，于是提出了“美德即知识”的思想。
对西方人文主义的认识范文2
Abstract:In the process of acknowledging the world and changing the world, progressively completing of humanism is superstructure, it has something to do with the developing of production capability.Untive culture does not exist,therefore in every stage of humanity’s development,there are the same core meanings,humanism is able to mainly summarize the core meanings,although every culture community realizes humanism in different ways,it forms in the process of culture acknowledging.Understanding and mastering humanism is the meaning of acknowledging the world.
关键词:人文精神 科学内涵 文化认知
Ketwords:humanism scientific meaning culture acknowledging
作者简介:王四正(1980-),男,河南商丘人,商丘师范学院,助教,硕士,主要从事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及校党委宣传部工作。
当今的世界全球化,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浪潮不仅影响着整个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进程,而且还以一种更为全面,更为细致、微观的方式影响着各个文化共同体对“人文精神”的理解。这左右着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如何正确理解与把握人文精神是在用文化认知去认识世界过程中的本质诉求。
一、人文精神的历史演变过程
(一)人文精神起源于何时
“存在决定意识”,这是的基本原理之一。所以,有人类文明的地方,总会有人文精神或人文主义。人文精神或人文主义,原本是指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思潮。这种思潮起源于古希腊的一种文化传统和思想态度。其核心思想,就是尊重人、关心人。尊重人的价值,尤其是尊重人作为精神存在的价值;关心人的生活,尤其是关心人的精神生活。
希腊古典时代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年代大体相当。在中国,孔子首创私学,打破“学在官府”贵族垄断教育的局面,他主张“有教无类”,即人人都有受教育的平等权利。只要交“束”,即学费,就可以进入孔门学习。在希腊,普罗泰格拉是第一位教师。他在雅典创办传授“智慧之课”的学校,凡是愿意来学习的人,只要缴纳一定学费,就可以入学听课。普罗泰格拉与孔子的办学思想和具体做法及其相似。
(二)人文精神的演变过程
大约两千五百年前,普罗泰格拉喊出了一句影响西方至今的口号──“人是万物的尺度。”他解释说:一阵风吹来,对于感觉冷的人是冷的,对于感觉不冷的人是不冷的。这个哲学命题的意思是:个人的感觉是判断一切事物的标准。在西方,普罗泰格拉是率先把人放在万物中心位置的思想家。这一光辉思想增强了人对自身力量的信心,冲击了万物皆由神决定的传统迷信思想。但是,它不讲感觉来源于客观事物,否认感觉的客观标准,凭每个人的感觉作为判断事物的标准,这是十足的主观唯心的感觉主义真理观。这种感觉主义真理观,在中国战国时期也有。《庄子・内篇・齐物论》上说:“夫随其成心而师之,谁独且无师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与有焉。”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说:“如果依据个人的成见作为判断事物的标准,那么谁没有这个标准呢?又何必一定要懂得事物发展变化之理的智者才有呢?愚昧的人同样有!”庄周的论述与普罗泰格拉的名言,精神相通,别无二致。
19世纪末,德国哲学家尼采说:“现代人迷失了方向。”这句话在当时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进入20世纪,西方人突然感受到这个语言分量的沉重。生活在高度文明社会的西方人越来越担心,科技的发展,一方面扼杀人性,就像电影《摩登时代》所揭示的那样,把人变成机械,带入冷漠、陌生、无情的世界;另一方面破坏家园,致使生态失衡、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物种灭绝,人类生存的空间日益萎缩。而现代人面临的危机,正是人们长期信奉“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口号的消极后果。其实质是西方理性文明发展到顶峰后的跌落,以及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价值体系和精神家园的坍塌。
(三)西方人文精神的转向
既然人类迷失了方向,就不得不停下来反思。在西方反思潮流中,从汤因比到安乐哲都不约而同地对中国传统文化寄予厚望。
英国的汤因比是20世纪享誉世界的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他说:“根据我的预测,到整个人类形成单一社会的时候,世界就能实现统一。在已经进入原子时代的今天,这种统一恐怕不能通过军事征服――曾经用来统一地球大部分地区的传统方法――来实现了。我所预想的这种和平统一,将是以特定的地理,文化基轴为中心形成的结晶。我预感到这个基轴不在美国、欧洲或者苏联,而是在东亚。
数千年来,中国人在政治文化方面,比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更加一贯地团结了数亿人民。他们显示了这种政治上、文化上统一的技术,取得了在这方面鲜为稀有的成功经验,这种经验正是当今世界所绝对需要的。因此,中国人如同东亚各民族携起手来,就将在这种不可缺少而又不可避免的人类统一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在现存的各民族中,最具备这种条件的有着二千余年历史,形成独特思想方法的中华民族。
二、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应怎样正确理解人文精神
(一)古代中西人文精神比较
1.人文精神起源比较
古希腊人文主义之父是荷马。西方文明史是从《荷马史诗》开始的。《荷马史诗》反映的是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9世纪希腊社会的状况。荷马创作史诗大约在公元前9世纪。在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希腊人用腓尼基人的字母,创造出自己的文字。
中国文明史的开篇是大禹治水。它反映的是公元前21世纪中国社会的状况。大禹治水的史实,记录在西周青铜器遂公的长篇铭文中。大禹治水,拯救生灵,划定九州,为政以德。这些都是人文精神的体现。
2.人文精神起点比较
人道主义与神道主义理应是对立的。但古希腊的人文主义者,除普罗泰格拉以外,都信神敬神。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是希腊古典时期享有盛名的人文主义三贤,但是他们信神敬神。不仅他们,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彼多拉克、但丁、瓦拉、薄伽丘、米兰多拉、达・芬奇,这些人文主义名家都不是无神论者。我们往往赞扬他们以恢复人的尊严、讴歌人的理想、崇尚人的自然美为己任,却忽视了他们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人们常说,文艺复兴是一场发现人,追求人性解放的运动,然而文艺复兴时期留下的文学艺术名作大多是表现宗教题材的。敬神鬼,是文艺复兴运动中人文主义者追求是一个主题。
在古代希腊,人文主义者敬神鬼,乍看上去,这似乎是一个矛盾,但细分析,这并不矛盾。因为古希腊的人文主义精神就产生于对神的信仰与虔诚,没有对神的信仰与虔诚,教化就失去了依据和标准。正是因为希腊文化的前提是神话和宗教,这就从起点上限制了古希腊的人文精神。
在古代中国,儒学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儒学的创始人孔子把人看得重于神鬼,把俗事看得重于神事,把现实世界看得重于虚拟天国。《论语・先进》记载:“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论语・述而》上讲:“子不语,魔、力、乱。”实际上孔子不信神。战国时期儒学的代表人物荀况继承发扬了孔子不信神的优良传统。古代中国的人文精神受宗教神学限制不大,因此,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人文精神比希腊古典时期的人文精神起点高。
3.“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比较
古代希腊的人文精神是不惠及奴隶和妇女的。因为在古希腊公民眼里,奴隶只是会说话的工具,不把奴隶当成人。至于妇女是不享受公民权利的。中国商周时期,贵族也不把奴隶当人。奴隶悲惨的命运是为贵族陪葬当“人殉”。到春秋时期,用奴隶陪葬之风渐弱,出现陪葬用俑的现象。俑,就是用木质或陶制的人。孔子不仅反对以奴隶作“人殉”,而且反对用俑陪葬。《礼记・檀弓》记载:“孔子谓为俑者不仁。”《孟子・梁惠王》记载:“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
(二)中国人对的人文精神理解
《周易 贲卦》中指出:“观乎天文,以查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人文”隐喻“精神文明”;《老子》(第四十五章)说:“以身对身,以家观家,以邦养邦,以天下观天下”,隐喻“人自己认识自己”。现代人对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的理解:季羡林认为中国优秀的人文精神季中有两点:一是爱国主义,二是有骨气。
(三)西方对人文精神的看法
人文主义是在批判基督教信仰过程中形成的,其肯定的是现实人生的意义,弘扬健康人性,反对神性对人性的压抑,强调人的自由意志和人对自然界的优越性态度.
三、构建文化认识论过程中需把握人文精神的本质
(一)人文精神是对文化历史的深刻反思与总结和升华,为文化创新提供了认识基础
人文精神就是在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文化历史及其文化现象和文化成果进行考察和分析,总结其经验,评估其价值,把握其趋势,从而达到认知上的清醒和自觉。纵观古今中外文化史,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即一切优秀文化都是通过在继承中发展、在积累中创新而实现的,离开创新就谈不上发展,缺乏创新就不会有蓬勃的生命力。
(二)人文精神是对文化品质的不懈追求的结果,为文化创新提供了实践途径
人文精神,就是在树立新的文化发展观,以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为原则,以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为文化生产的价值观念,构建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比较完善的文化创新体系,从而实现体制机制上的创新以及内容、形式和手段上的创新,这是当前我国文化建设面临的重要任务。
(三)人文精神对文化图强的指导作用,为文化创新提供了宽广视野
人文精神,就是在文化建设上树立世界眼光,当今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相互融合,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在新形势下,需要从国际的广度和战略的高度去思考和谋划,这是对文化创新提出的新任务和新要求。
文化认识论是对认识进行文化学反思的科学,它从文化学的特定视角研究认识问题,把人的认识当作文化现象来研究。所以人文精神不会是绝对的,它应该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在各种不同的时空条件下,人文精神具有不同的内涵。人文精神作为人类的一种文化,它应该是有继承性的,准确的说,是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任何否定这种继承关系的思想就是割裂一种历史联系,用这种思想去指导实践必然会走入形而上学的死胡同。若用以教育或者就去搞一个“人文立校”的实践,也必然是空谈。当然,人文精神也会吸收时代的养料而不断的加以发展,这个过程也就是一个“扬弃”的过程。一个时代就有一个时代的人文内涵。!
参考文献:
[1]周星. 二十一世纪:文化自觉和跨文化对话(一) [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对西方人文主义的认识范文3
【关键词】世界观 文化交际模式
【Abstract】Worldview reflects the people’s views of the world as a whole， but also deeply affects people’s unique cognitive models， value orientations， communication patterns， and social lives and so 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hilosophical root of both Chinese world outlook and Western world outlook， this paper is devoted to tentative study on the ancient Chinese thought of “the unity of Heaven and Man” and the ancient Greek belief of “the distinctiveness of Heaven and Man”， and furthermore， explores tremendous influence of those distinctive thoughts on their separate cognitive models， value orientations， communication patterns， and social lives. Through exploration of philosophical root of different cultures and communicative patterns， the article is significant in that it provides enlightening insight to the research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China.
【Key words】Worldview Cultures Communicative patterns
一、引 言
贾玉新在《跨文化交际学》中指出：“世界观的问题涉及到人们如何认识宇宙，自然，以及如何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等。这一问题和价值观紧密相关，并对人们的思维方式，社会行为起到同样的支配作用。 ”［1］总的来说，在世界观方面，东西方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古希腊哲学家，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黑格尔都认为世界是由相互对立、独立的两部分组成。而古代中国哲学家，以老子为代表，早在《道德经》中便提出了“天人合一”的思想。
本文试从中西方世界观的对比分析入手，试探性地研究了世界观对认知模式、价值取向、交际模式与社会行为的影响。旨在阐释每种特有的文化现象的深刻根源。从而，可以帮助人们更好的了解中西方人的交流及认知方式，促进中西方跨文化交际的良性发展。
二、古希腊对世界的两分法及中国古代“和”的思想
古希腊哲学是西方哲学的根基。其哲学思想最为显著的一个特征便是它对世界划分中所蕴含的对立思想。柏拉图将世界划分为“现实世界”与“理念世界”；亚里士多德把任何事物说成是有“质料”和“形式”两部分组成；笛卡尔以“身心二元论”奠定了其哲学理论基础；黑格尔也在其哲学体系中提出了“真实对象”与“绝对精神”的概念。哲学家对世界划分的共同点在于他们思想中都存在着一种对立、独立、矛盾的思想。
而中国古代哲学，早在《易经》中的阴阳转化学说便奠定了老子、孔子、墨子、庄子四大学派的思想基础。以天人合一，身心合一，知行合一的理念为学派的宗旨，阐述各自的思想理念。［2］就《道德经》中“道”的理念来看，老子强调“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天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和谐是人与事物存在的基础。就《易经》的身心合一来说，老子推崇内在为我和外在为他的统一；孔子推崇内在为他和外在为我的统一；墨子推崇内在为我和外在为我的统一；庄子推崇内在为他和外在为他的统一。［2］而以董仲舒为代表，“天人感应论”也将“天”人格化，认为天是支配一切的最高主宰；“天”体现着自然界的一切规律。由此可见，中国古代不同时期的哲学家的哲学思想中都体现着世间万物统一，和谐与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思想。
三、迥异的世界观对中西方文化及交际模式的影响
1．世界观对中西方认知方式的影响
西方认知模式的三大特点体现于其二元论、机械论与逻辑推理的思想。这三大思想都与西方世界观中的对立、矛盾的思想相一致。二元论主张世界有精神与物质两个独立本源；机械论思想认为世间万物的运转是在某种既定科学规律的指导下机械式的运转。而在整个西方的历史进程中，二元对立的思想与机械论的思想已体现在西方文化的各个方面。譬如，在天人相分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支配下，自古以来，西方社会就把自然与人区分并对立起来，自然仅是被人认识、利用、征服的对象。又如，文艺复兴时期所倡导的人文主义思想，在强调“人”与“神”的对立中，肯定了人的价值与尊严。再者，受二元对立思想影响的美国，也早在建国之初就提出了政教分离、三权分立的思想。同时，受西方对立、矛盾哲学思想的影响，西方人探索真理的方式多采取逻辑推理的方式。在强调感官所提供的原材料（感性材料）的同时，他们更注重把理性原则应用于这些原材料之中，使其成为有规则的整体。最为典型的便是美国人的归纳法与欧洲人的演绎法。其都体现了西方人认识过程中的两分法与部分独立的思想。
相比之下，中式认知模式特点在于其思维的整体性与直觉认知方式。在古代中国统一、依存、和谐的哲学思想的影响下，中国人认识事物时倾向于从整体入手，从整体到局部，从大到小。譬如，在写作过程中，中国人习惯从整体布局，再不断细化文章观点。而且，从中英文的书写地址格式上来看，中国人习惯从大到小，而西方人则习惯于从小到大。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最后，从协议订立的角度来看，中国人主张“”，而西方人却细心的考虑每一个合约细节。此外，受道家等思想的影响，中式认知方式注重直觉、灵感与顿悟。这就是中国人为什么十分相信“摸石头过河”的原因。［1］
2．世界观对中西方价值取向的影响
文化价值观可分为群体主义取向与个人主义取向两种。笔者认为，西方天人相分的哲学思想与其个人主义价值取向相关，而中国天人合一的思想与群体主义取向密不可分。
个人主义取向价值观倾向于把个人目标与集体目标区分开来，崇尚个人独立，自我实现［3］，并强调个人应有的权利神圣不可侵犯。这样的价值取向反映在日常交际上，便是西方人在处理群体与个人关系时，能清楚地区分两者各自的利益取舍，能直言不讳的表达自己的想法，敢于争取自己在群体中的合法利益；同时竞争与奋斗也是其获取独立与成功的必然手段。而且，不论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的思想，还是 20世纪美国人作为独特个体的思想都体现了西方人的对立、独立、自主的思想。在日常交际中，他们不依赖别人存在，崇尚隐私权，热爱自由，寻求差异与挑战。
相反，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下产生的中国群体主义文化可称之为一种统一、和谐的文化。这种文化把个人目标与集体目标融为一体，强调个人对集体的忠诚、依赖、妥协、义务与责任，突出群体观念、行动的一致性与相互合作。笔者认为，群体主义文化哺育下的交际模式的最大特点就是群体取向和他人取向。在交际中，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发生冲突时，中国人提倡要以社会、国家的利益为重，个人利益有时甚至可以忽略、牺牲。他人取向表现在：一方面，中国人做事，总是习惯于考虑别人的看法。对彼此“脸面”的顾忌使他们不惜说假话；另一方面，中国群体主义文化中的他人倾向倡导人们“舍己为人”、“为人民服务”。甚至，群体主义文化下赋予的中国人的相互依赖，相互合作到了凭“关系”达成目的的地步。［1］因此，笔者认为，虽然群体主义文化促进了社会和谐，但在一定程度上也使人们缺乏独立意识与进取精神，而过分强调“关系”。
3．世界观对交际模式的影响
中西方有着不同的交际模式。与西方天人相分的世界观相联系的低语境文化强调交际中的语码信息的输出，侧重使用语言的力量进行交际。相对来讲，言语的赋义与环境的赋义相互分离。因此，在这种文化环境中的西方人，交际中语言外显、明了，处理事情人事相分，解决冲突对事不对人。这点在做生意时就尤为明显。西方人做生意喜欢直入主题，人情与生意相分离，对于条款中不满意的小细节，他们可以争得面红耳赤，而不用过多的考虑他人的面子和群体的利益。
而处于天人合一的高语境文化中的中国，交际时，在关注语码信息的同时，更多地注重孕育于交际中的社会文化环境与交际场景。相对来讲，这种文化模式注重语言赋义与环境赋义的相结合。因此，交际中，中国人更注重“意会”而非“言传”。交际中语言内隐、含蓄，人际关系强调和谐紧密，处理事情时人事相连，关注面子，强调关系。解决冲突表现出情感取向，对事也对人。在中国的谈判桌上，尤为可见这种交际模式。在谈生意前，中国人注重通过宴请与送礼等手段与交际他方建立友好的关系，在谈生意过程中更是回避冲突。可能对中国人来说，保持和谐，建立关系是最为重要的，这正是所谓的“买卖不成人情在”的道理。
4．世界观对教育、医疗实践及建筑风格的影响
西方天人相分的世界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学生的认知方式。西方学生倾向于无领域依附认知模式，而中国学生侧重于领域依附认知模式。心理学家 Jahoda（1980）认为无领域依附文化的人们要比领域依附文化中的人们具备更强把某些成分从环境中离析出来并在具体环境中解决问题的能力；而领域依附文化中的人们对社会环境更加敏感，更容易对社会提示产生反应，并屈服于社会压力。［4］在学习中，西方学生喜欢独立学习、思考、解决问题，主张通过竞争赢得荣誉；而中国学生则喜欢在老师的指导下，与他人共同配合完成任务，赢得团体奖赏。同时，中西方学生的学习动机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西方学生的学习在很大程度上是出自内在动机。这种学习方式使他们勇于提出、思考、解决问题，在学习过程中勇于向前，进而培养了学生的独立自主精神。而中国学生的学习受到了外界的强烈影响，他们的学习动机多半是外在的，譬如是父母的愿望，工作的压力等等。这样的学习模式并不能保证学生对所学知识的兴趣及执著追求，也加剧了学生对他人的依赖。
同时，在医疗实践中，中西方也存在着很大差异。西医把人体分为不同的部分，注重对患病之处对症下药。而中医强调人体整体的气血循环畅通，因此主张采取整体联系治疗的方式医治。在建筑上，中国天人合一，相互依存及和谐的思想促使中国人关注风水之说，建筑风格多强调物、景的和谐统一。这点在各处的名胜古迹的选址及建造上便可以得到印证；而西方建筑多以挺拔、独立为特色，体现出竞争的民族性格，如法国的埃菲尔铁塔、美国的汉考克大厦等。
四、结 语
通过对中西方世界观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不同的世界观在认知方式、价值取向、交际模式及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都会产生不同的影响。西方天人相分的思想产生的独特的二元思维模式、逻辑推理认知方式、个体主义文化取向及交际模式和中国天人合一的思想下产生的整体直觉思维模式、群体主义文化取向及交际模式都有其深刻的根源。正如陈国明指出的那样：“作为人类信仰系统的核心，世界观提供了一个了解人们在同一文化内认知，言谈，与思想的架构”［5］，了解中西方迥异的世界观可以帮助人们更好的了解中西方人的文化及交流方式，消除民族中心主义与交流中产生的误解，从而促进中西方间跨文化交际的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1］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 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3：79、99、62
［2］姜伟 .老子论坛［ EB/OL］. bbs.laozi.net/redirect.php?tid =6066&goto=lastpost
［3］Samovar， L. A. Porter， R. E. & Stefani， L. A.， Com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s［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0：68
对西方人文主义的认识范文4
一.古希腊罗马文学与人的观念
古希腊—罗马文学和希伯来—基督教文学是欧洲文学的两大源头。重视个体的人的价值的实现,强调人在自己的对立物—自然与社会—面前的主观能动性,崇尚人的智慧和在智慧引导下的自由,肯定人的原始欲望的合理性,是古希腊文化的突出特征。
荷马史诗中“阿喀琉斯的愤怒就是我的主题”,就是集中体现了个人与群体分离状态的个体本位意识,其中神和英雄们对个人荣誉的崇尚,则表现了古希腊人对个体生命意识价值的执着追求和对现世人生意义的充分肯定,体现了人对个体生命意识与欲望的放纵。在《奥德修纪》中,诗人高度赞扬了奥德修斯“求正道、求知识”的人道观,把人从蒙昧状态中解放出来了,极力肯定人的力量,表现人的思想感情,鼓吹个性解放。古罗马文学是对古希腊文学的直接继承,古希腊文学中的世俗人本意识在古罗马文学中得到了再现,并经由古罗马文学广泛的流传于后世的西方文学中。希伯来—基督教文学中,“灵”取代了“肉”,在关于人的理解上,与古希腊文学表现了明显的分野,“神—理性—人”呈三位一体之势,体现出一种尊重了理性、群体本位、崇尚自我牺牲和忍让博爱的宗教人本意识,则是后世西方文学之文化内核的又一层面。
二.中世纪基督教文学与人的观念
早在欧洲历史上的中世纪,自主精神与个性意识的苏醒则使人们重新理解上帝的内涵和人与上帝的关系,同时在宗教的名义下探讨自我的价值。而此期出现的圣母崇拜则是基督教人性化发展的重要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为此后人文主义思想的弘扬创造了有利条件。
中世纪文学最杰出的代表意大利诗人—但丁,他的代表作《神曲》张扬了中世纪人民努力挣脱精神枷锁,寻求思想解放的革命情绪。《神曲》在西方文学史上最早放射出了人文主义思想的曙光。随后在文艺复兴的早期,人文主义思想是以古希腊—罗马的世俗人本意识为主体的。它的以人为本,以人权反神权,以个性自由反对禁欲主义等思想指导下文艺复兴运动将一度极端化了的人神关系,也即原欲与理性的关系作了调整,从而有了人的觉醒与解放。
三.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与人文观念
莎士比亚是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文学成就的最高代表,如果说,文艺复兴确实如布克哈特所说的是一个“人的发现”的时代的话,那么,只有到了莎士比亚的创作中,这个“人”才被发现得最全面、最丰富、最深刻,人文主义的内涵也才发展到了最完整的境地。莎士比亚通过悲剧告诉人们:人的自由是有限的,仅有原欲的解放和满足并不能把人引向自由、平等的理想世界,人性也不仅仅体现在原欲上,而且还体现在其理性力量上,因此,人必须在自然欲求与社会道德律令、原欲与理性、出世与入世、个体与群体、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方面作出准确地把握。莎士比亚的作品既沟通了人文主义与古希腊—罗马文化的传统,又延续了希伯来—基督教文化的血脉,是世俗人本意识与宗教人本意识的融合的典范。由此,以肯定人的世俗的原始欲望之合理性为起点的人文主义文学,到了莎士比亚这里,又融入了基督教人本意识,欧美文学“人”的观念步入了新的世界。
四.新古典主义文学启蒙运动文学与人的理性
17世纪的欧洲强调理性与秩序,这种时代精神在这一时期的文学主流—古典主义文学中得到了集中体现,从而也使文学中“人”的观念发生了新变。古典主义文学所表达的人对自我力量的肯定与颂扬主要是理性意义上的“人”。这种通过对古罗马的崇尚文学,歌颂了从神权束缚中解放出来的人自己,正好是对人文主义文学之“人”的解放主题的一种延伸,是从另一条道路、另一种意义上延续了文艺复兴运动。
18世纪启蒙时代被称为“理性的时代”。肯定理性的力量也就是肯定个体的人的力量,张扬理性也就是在张扬人自己。启蒙文学肯定人的理智的同时又肯定人的天然情感的合理性,这种肯定理性力量的文学也就是肯定人的力量,张扬理性也即张扬人的个性,表现了自文艺复兴以来人们对人与上帝、人与王权、人与世界之关系的新理解。
五.浪漫主义文学与人的情感
资本主义新的政治经济制度打碎了原有的社会结构,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的自我观念得到了强化,人的命运也得到了重大变化。这时期的浪漫主义文学以艺术的方式描绘了这一特定时代人的激荡、亢奋而敏感、纤弱的心灵世界,展现了有着强烈个性扩张欲望的“自我”。
英国浪漫主义作家崇尚“自然”,表达的主要是人对自然纯真的人性的崇尚,对被理性与文明压制下的人的自然情感与欲望的追寻。法国浪漫主义文学展现的是渴望自由、热情奔放,张扬“自我”,个性主义的“人”的形象。夏多布里昂的小说通过狂野的人性、狂放的原欲之爱与宗教的尖锐冲突,显示了潜藏于人们心底的不可抗拒的人性之爱的美,说明了自然人性原本就是美的。总之,浪漫主义文学在自由精神的鼓舞下,张扬个性,肯定自我,揭示了人的丰富而纤弱的情感世界,塑造了充满扩张欲望的“自我”,表达了现代人要求摆脱传统文明束缚的强烈的个性主义愿望,使欧美文学中“人”的形象拥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和鲜明的主体意识。
六.现实主义文学中人的异化主题
19世纪现实主义作家延续着启蒙哲学的理性主义思想,并接纳与借用自然科学的方法与理念进行创作,形成了普遍遵循的“真实”、“写实”原则,展开了对人的灵魂的空前真实、细致的剖析,从而改变了欧美文学“人”的观念。
对西方人文主义的认识范文5
一、《真善之间》的中西文化基本观念
纵观《真善之间》，作者从真善关系、天人关系、人本主义和民本主义、人治和法治以及上帝崇拜与祖宗崇拜等多个向度对比中西文化差异。启良教授首先指出：西方人以求真为主轴，求善与求美皆是以求真为轴心；中国人以求善为主旨，求真与求美皆是在求善这一最高目的下的副产品，同时为其服务。也就概括地说，中国文化可概括为“仁性”文化，西方文化可概括为“知性”文化。西方人的主要兴趣在求真，而且此种兴趣历经2000多年而不衰；另一方面，西方人思考社会、人生乃至审美领域的问题，无不以求真的态度和眼光来对待，同时以追求真理为原则。西方人以求真为本位，虽然导致了科学主义的膨胀，但却带来了一个经济繁荣政治民主和文化多元的社会；中国人以求善为本位，善之花却没有结出善之果，不仅民主政治同其无缘，科学精神一直未能得到发扬。其次，作者认为,从天人关系方面比较中西文化是非常可取的视域。在对待天人关系上，中国人“天人合一”，西方人“天人相分”，所谓“天人合一”，意指没有把天摆在自己的身外，作一对象物来看待；所谓“天人相分”，是把天看做外部事物，将其客体化和对象化。两种迥异的思维模式形成不同的文化形态，渗透到历史、政治、道德、宗教等诸多方面。文中从中国历史的深层，探求中国为什么没有走“天人相分”阶段，而取“天人合一”之路。中国人追求“天人合一”之境界多出于道德伦理，带有强烈的政治伦理色彩，指出中国人思维模式上的天人合一，导致理论素养薄弱而缺乏科学精确性。
这种思维模式是综合、整体模糊性的，而不是分析和推理的。正是这种思维模式，中国人所以重直觉而不重科学理性，重体验而不重科学实验，以致科学技术落后于西方。第三，启良教授认为，中西文化差异亦可视为人文主义的差异。中国的人文主义侧重于民本主义，西方的人文主义主要是人本主义。而强调“人本”，人成其为人，强调“民本”，人则容易沦为非人的状况。二者的对应物不一样，“人本”对应的是神权或技术极权主义；“民本”对应的则是专制王权及其官僚系统。启良教授严厉批判儒家基于“内圣外王”之思想模式的民本主义和德治主义，由于立论上的致命弱点，所以落实于社会政治之实践，只能出善花恶果，不仅不能开出“外王”，而且使中国社会长期地沦为专制主义的统治之下。同时对比西方基于科学理性的人本主义这一价值观的历史，指出西方人本主义迥异于中国“民本主义”传统，这种价值观是西方现代民主政治、社会自由繁荣的根源。第四，启良教授认为,中国人祖先崇拜是因为特殊的政治伦理需要，未能由自然宗教过渡到普世伦理宗教。祖先崇拜有利于政治的稳定和皇权的巩固，在一个祖先崇拜的社会，其政治形态必定是专制主义，君王必以父亲家长身份统治全国。在轴心文明时代，其他文明民族大多能完成由自然宗教到伦理宗教的转换，与此相反，西方人的祖先崇拜观念淡薄，正是他们的上帝崇拜的出席。西方人之所以可以建立共和制度，很大原因就在于把天神当祖先，而不是把祖先当天神，这于传统中国信仰迥然有别。将天神当祖先是对家天下的否定，将祖先崇拜神化是对家天下肯定。基督教产生后，西方人认为他们的父母和自己都是上帝的造物，在造物主面前，他们的祖先同样是卑微渺小的，整个世界都是上帝的造物，包括人类的历史和文化，因此，基督教教义中就不存在祖先崇拜而让位于上帝，正是这种西方社会基督教取得领导地位，于西方人政治生活的影响更大，更对专制主义的家天下模式的批判和否定,很明显两种不同的崇拜信仰对政治生活的影响是深刻的。第五，从中西法律制度建设上，启良教授深入剖析中国政治历史，指出中国源远流长的人治传统，从周公“敬天”“保民”之思想，制礼作乐之举措，实可视为“政教合一”之人治雏形。孔子和孟子乃至其他的先秦诸子，都可看作为“政教合一”而构建思想体系。直至汉武帝时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家的官方意识形态，政治紧密结合思想控制。作者又从西方政治史的角度，指出西方法制体制是建立在“政教分离”理念之上，“上帝的事情上帝管，凯撒的事情凯撒管”，在西方社会正是教会不能干预俗权，俗权亦不能管社会教化之事。君主、国王的权力限定在理性的法律之下。因此中西文化最大层面表现为人治和法治的重大区别。作者从历史和观念的层面理解基督教对于西方政治社会自由民主之意义，跳出权力话语，反驳以往教科书体系，具体论述基督教对西方政治思想的重要贡献。最后，启良教授在著作中还就中西神话与英雄崇拜，中西法律建设基础，所有制同人的自由问题，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作客观公正评述等等，都有较为精辟透彻的论述。
二、《真善之间》中西文化基本观点评析
启良教授中西文化以上多方面比较和剖析，立论深刻，横征博引，才情横溢，理论厚重，思想严谨，学术眼光敏锐。可以看出启良教授对中西历史、政治、宗教、科学、文化、艺术等等有较为深度的研究。作者对中西文化有深刻理性的认识，与其深厚的文化修养、强烈的现实关怀和自身的生活阅历分不开的。但赞叹之余，笔者觉得该著作对中西文化精神某些方面缺乏深刻而全面地理解，或者是情感僭越了学术理性。
（一）求善和求真。中西文化各自的基本精神百年来一直是中国思想界讨论的热点,新儒家代表唐君毅认为:“西方文化之重心在科学宗教，中国文化之重心在道德艺术”，台湾学者张荫龄提出“海洋的文化恰如智者尚智；内陆的文化恰如仁者尚德”。很明显，这些观点与《真善之间》的观点是基本契合的。应该说，以求善与求真视作中西两种致思路径的不同是基本合乎学术理性和历史事实。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沉淀历史悠久，将其主调定位于求善的“仁性”文化有一定合理性，符合历史和逻辑的统一。以儒道释为主体的中国文化，三教相合形成几千年来超强的稳定体系，事实也正是以协调人与人的关系伦理为主体致向。启良教授认为中国人求善，服务的是主在政治伦理而非普世伦理。这一说法，值得商榷，传统文化的致善取向，从孔子、孟子的仁政学说，魏晋玄学的清谈，隋唐佛学和宋明理学的重修养功夫等等，传统文化相信价值之源内在于一己之心而外通于他人及天地万物，所以翻来覆去强调“自省“”反求诸己”“反身而诚”之类的功夫，这就是一般所谓的“修身”或“修养”。重视人的自我修养，是中国传统文化一个值得注意的文化特色，这当然不是说中国人个个都在精神修养方面有成就，但两三千年来中国社会能维持大体的稳定，不能说与它的独特的道德即求善传统毫无关系。说这种求善传统完全服务于政治伦理有失学理和历史事实，这里涉及到文化传统与政治传统的复杂关系,不能将文化问题与政治完全混为一谈,认为中国文化的普世价值屈从于政治伦理，是不合实际的。就是在今天，中国大部分普通的老百姓都在内心认同人的“天地良心”之重要，这是中国长期的文化传统的优秀积淀。中国的修养传统正是一种值得珍贵和必须重新发掘的精神资源,不能因为中国历史出现不少的“恶”的事实，否认中国文化道德价值追求的现实意义。正因人性的种种缺陷，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坚守道德价值的追求，不能将这份价值同政治领域完全相混。因此，启良教授认为中国求善传统文化服务于政治伦理，出于某种情绪而忽视传统文化伦理道德趋向的正面意义。将西方文化的主基定位于“求真”，符合西方历史文化的事实。从最早的古希腊学者主要是对自然问题的思考，到中世纪文艺复兴以科学理性反抗神权，到近现代西方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西方文化始终灌注理性地求真精神，并将这种精神运用到自然、社会政治诸多领域，由此造出西方的发达科技、民主政治、繁荣经济等等。从这个角度来说，西方人几千年来对宇宙自然的探索追问，对真理的不懈探求，“为知识而知识”“以真理为师”的学术精神，倒真的是传统文化所不足的，值得我们深思。
（二）天人合一和天人相分。中国文化主“天人合一”，西方重“天人相分”，符合中西文化的特征。就人于自然关系而言，我们大概可以用“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来概括中国人的基本态度，两千年来中国人对自然关系发展出“尽物之性”“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精神，中国人当然也不能不开发自然资源求生存，但“利用”是“尽物之性”，顺物之情，尽量和天地万物协调共存，而不是征服，这与西方近代对自然的态度截然相异。启良从中西天人关系作详尽的文化比较和理解，批判和审视中国文化中思维方式的特点，科学精神的缺乏等等结论，是确切的。但启良对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精神缺乏同情和深入地理解，忽视了这一精神的重要意义。对什么是“天人合一”，启教授的理解：“所谓‘天人合一’，意指没有把天摆在自己的身外，作一对象物来看待。”。“中国人追求‘天人合一’之境界完全出于道德考虑，带有强烈的政治伦理之色彩”，很少见到启良教授对中国“天人合一”的深层内涵和作用有精确深入地表述，是出于学识的不足，还是情感的偏向？不得而知。中国文化精神的核心是“天人合一”，这是没有异议的。但何为“天人合一”，仅仅从客体主体之分来看，是领略不到其中的真实内涵。“天人合一”，是东方智慧的典型表达，而几千年的中国，将这一精神发展到完备的形态，渗透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道德、习俗社会生活的诸多层面。中国的“天人合一”，没有发展出现代的科学和民主是历史的事实，但发展出了优秀的生命智慧等多方面。如道家基本精神就体现在“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由此展现的智慧深刻影响几千年的中国文化。儒学作为生命的学问而特重主体性于内在道德性的理路，以实现天道和人心的一致。徐复观认为，中国文化的主要价值在艺术和道德，西方文化的主要价值在科学和宗教。以此来观照中国的“天人合一”价值，或许有所启发。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文化的“天人合一”具有普世文明的重大价值，将这一精神价值仅仅视作道德伦理和政治教化的辅助，不符合中国文化的深层内涵和历史实际。
（三）民本主义和人本主义。启良取民主主义与人本主义作中西文化的比较，作为对中国封建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个切入点。梁启超较早地将中国历史上的重民思想称之为“民本思想”，并认为是我国政治思想之一大特色。有学者就鲜明指出民本主义“与君主专制主义是不矛盾的，它可以是君主专制主义的一种补充。”可见,中国民本主义思想本质是专制主义的代名词。文中从传统民本主义展开去，批判由周公所创立的民本到孟子的发展而至完善的中国特色的传统政治文化。其立论鲜明深刻，很明显针对传统中国没有走上西方民主自由政治的深刻思考，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不能忽视的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在特殊背景生成和演进的过程中，有着糟粕与精华并存的独特内容，如德主刑辅的治国方略、吏治思想、变法思想和变革意义、修身内省意识、华夏中心和大一统观念、海纳百川与协和万邦的包容意识，总体上中国传统没有摆脱封建皇权至尊观念、宗法宗族观念、纲常意识、尊崇先祖心态、圣主期盼和清官意识等等。传统几千年的政治文化智慧需要历史学家，政治学家等等的梳理和挖掘，开发现代化政治体制建构路径的借鉴。启良以民本和人本为点，强烈批判传统的民本主义和德治情结，如此以点带面，不能说没有道理。但纵观此节，作者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论述历史深度和梳理是欠缺的，以民本主义为基，进而全盘否定传统专制政治，是作者字里行间很明显的价值取向，忽视中国历史上有开明政治出现的历史事实，如汉唐盛世，国力强盛，吏治清明，民生富裕安详，足以表明传统政治文化和实践有其可供现代政治借鉴之处。我们不能以专制二字对传统政治文化全盘否定。
（四）祖先崇拜和上帝观念。中国人崇拜祖先，西方人崇拜上帝，两种不同的崇拜影响政治生活，符合一定的历史事实。启良批判中国人的祖先崇拜同专制社会的紧密关联，即在专制主义统治下，祖先崇拜有利于政治的稳定和皇权的巩固。此说有一定道理，也符合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但有一点我不同意的是，否定了中华民族祖先崇拜的积极意义，从政治的角度完全抹杀这一价值。中国传统文化中倡导“孝亲敬祖”，已经在历史和现实中形成一种牢固的传统习惯，亲和祖都在故土，孝亲敬祖观念和传统自然衍生出爱国主义，成为民族凝聚的精神力量，应该这种精神力量不是为政治所左右的。比如，改革开放以后，大量海外华人回乡祭亲祭祖，祭奠炎黄和孔子，这说明祖先崇拜的巨大感召力。几千年来，正是认同共同伟大祖先这一心理，才使得华夏民族血脉相连，绵延不息，中国的祖先崇拜之所以能源远流长地传承下来，并非是中华民族的文明缺陷，而是中华文明的特质，是中华文明不断延续的根之所在，从炎黄到现代社会，祖先崇拜形成了民族象征符号的“龙的传人”，就是在祖先崇拜中，中华民族找到自身的归宿，在民族象征符号中，中华民族找到自己的凝聚力。因此，中华民族祖先崇拜的重大意义不能等同政治专制的帮凶而一概抹杀。
（五）中西政教、法治和人治关系。启良教授对中西政治和宗教关系不同形态的理论梳理，如拨云见日，对我们正确认识人类文明中宗教之于政治的作用赋予深刻思想启迪。政治和宗教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学术和社会问题。启良这里就中西政教合一和政教分离作两种形态的不同比较，批判地指出中国历代封建统治如何将政治专制和教化有效结合，从而实现之人治政治目的，而西方基督教有效地促进法治、民主自由和平等地实现。从客观事实角度看，中国儒教，道教和禅宗三教并立和融合，的确在历史上对政治发生重大影响，如唐朝将道教定为国教，为维护其统治起到重要作用，但同时道教推崇黄老之术，讲究清静无为，百姓修养生息，对社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到积极作用。佛教自汉朝传入中国，与中国传统斗争中相融合，命运也是极为复杂的。从中国的历史事实看，宗教和政治的关系是很复杂的，中国人治和西方法治社会的建构与宗教有一定关系，但不能完全用政教关系而统之。在现今中国，我们党坚持宗教理论，正确处理民族和宗教问题，坚决贯彻公民自由，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实行政教分离政策，同时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建设大业相适应。“政治上团结合作，思想信仰上互相尊重”，宗教团体和政治运作保持高度和谐一致，事实证明，社会主义宗教政策既保证宗教事务的正常开展，又有效促进社会的稳定。因此，对于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来说，坚持和发展宗教观，正确执行党和国家的宗教政策具有重大意义，才能保持社会主义国家宗教和政治和谐相处，这在启良著作中是没有提到和忽视的。
三、结语
《真善之间》全书以大量的笔触，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中尤其政治领域的深层弊端，批判新儒家学说的缺陷，褒扬基督教学说的奥妙之处，字里行间透露出对西方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学术和思想的繁荣、发达经济某种理想和期待等等。文中可以看出启良教授对传统文化矛盾甚至痛楚的心理，明确指出中国传统文明面对西方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尤其以科学与民主为主要内涵的现代文明建构。另一方面，针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科学和民主的因子，不少学者尤其新儒家也提出自己的学术观点，试图改造儒学，开出现代化的民主之路。如在“内圣”和“外王”的关系上，牟宗三认为现实途径就是“转理性的作用表现而为理性的架构表现”，摒弃“隶属关系”，开出“对列之局。”
新儒家的某些代表性观点值得现代和将来去探讨和挖掘。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说道：“照我的意思人类文化有三步骤，人类两眼视线所集而至其研究者也有三层次：先着眼研究者在外界物质，其所用的是理智；次则着眼研究者在内界生命，其所用的是直觉；再其次则着眼研究者将在无生本体，其所用的是现量；初指古代的西洋及在近世之复兴，次指古代的中国及其将在最近未来之复兴，再次指古代的印度及其将在较远未来之复兴。”应该说梁先生这句话是很有见地的，他指出文化进路的多元化,中国文化的突出点在其“研究内界生命”，在将来具有独到的价值。
对西方人文主义的认识范文6
【关键词】奥德修斯；《荷马史诗》；《神曲》；人文主义
伊卡塔王奥德修斯是希腊联军的重要将领，是贯穿整部《奥德修记》始终的主要人物。他英勇善战、足智多谋、屡建奇功。献木马计攻陷伊利昂城后，奥德修斯和同伴启航还乡，历尽劫难，终于在漂泊海上九年之后独归故土，和儿子特勒马科斯一起杀死纠缠妻子、挥霍家财的无耻求婚者，终于合家团聚。而在《神曲·地狱篇》中，奥德修斯却作为犯欺诈罪者，灵魂堕入第八层地狱第八恶囊之中，遭受酷刑折磨。同一个人物的命运，为什么不同的作者竟做出了如此不同的安排？既然观点大相径庭，为什么我们还说两部作品都秉承了“人文主义”的创作传统？且待下文分解。
一、“悲剧”与“人文主义”：《奥德修记》中的奥德修斯
悲剧是古希腊对人类文学的卓越贡献。毫不夸张地说，一部悲剧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人文主义”发展的历史。
严格说来，《奥德修记》应该称为“史诗”。但是，《诗学》之中论及悲剧，多引《荷马史诗》为证。因此，史诗（尤指《荷马史诗》）与悲剧之间，无疑存在某种内在联系、共同因素。故笔者采用亚氏之说，以悲剧，或至少是“潜悲剧”论荷马。
亚氏认为，“史诗和悲剧……有些是两者所同具，有些是悲剧所独有……史诗的成分悲剧都具备，而悲剧的成分，则不是史诗里都能找到的。”对于荷马，他毫不吝惜自己的溢美之词，认为荷马是“真正最大最卓越的创作者”，“神圣般地超过其他人”，是“第一个人”，是“最大的一位”。为何诸如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德斯等伟大的悲剧作家都未能享此殊荣，而史诗作家荷马却能获得如此程度的赞颂？亚氏曾经指出，“史诗的种类也应和悲剧的种类相同，即分为简单史诗、复杂史诗、性格史诗和苦难史诗；史诗的成分（缺少歌曲与形象）也应和悲剧相同，因为史诗也应有突转、发现和苦难。”这样，一切不言自明——荷马的史诗创作和亚氏的悲剧理论相当契合。从形式上来看，史诗可以摹仿很多行动、包含很多情节，但无论简单史诗《伊利亚特》，还是复杂史诗《奥德修记》，都只摹仿一个行动；从情节上看，《荷马史诗》完全具备“突转”、“发现”和“苦难”三个要素。
所谓“悲剧”，“不一定要有我们今天的悲惨结局，它的结局一般都是平静而和解的。”“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这种理念，颠覆了柏拉图“艺术摹仿自然”的哲学框架，把“人”提升到了突出地位。这样一来，便促使人们将目光从倾心自然转向审视社会，将信仰从膜拜神祇转向瞩目自身，将希望从企盼来世往生转向关注现实生活。他认为，作为人性的固有部分，感情和欲望生而有之，不应也不能被忽视甚至禁锢，而悲剧恰好能够很好地满足人性的这一需求。这是因为，悲剧能够“借引起怜悯和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也就是说悲剧能够宣泄怜悯、减轻恐惧、陶冶感情、制造，对于社会道德具有良好的教化作用、对于个人品性具有良好的规范作用。亚氏本人也相当重视悲剧的教化和规范作用，他指出，“第一，不应写好人由顺境转入逆境，因为这只能使人厌恶，不能引起恐惧或怜悯之情；第二，不应写坏人由逆境转入顺境，因为这最违背悲剧的精神，不符合悲剧的要求，既不能打动慈善之心，更不能引起怜悯或恐惧之情；第三，不应写极恶的人由顺境转入逆境，因为这种布局虽然能打动慈善之心，但不能引起怜悯或恐惧之情。”综上所述，亚氏对于悲剧作用的阐释明确了他艺术为人服务的功能指向；对于悲剧实质的定义体现了他追求人性解放的道德趋向。
《奥德修记》采取的是双线并进的叙事方式——一条线索是特勒马科斯蒙雅典娜相助外出寻父；另一条线索是奥德修斯蒙宙斯恩典辗转还乡——两条线索因父子相认而最终汇合，全诗依照线索，有序展开。亚氏评价，荷马“与这些人（其他史诗作者）不同，不仅从艺术上，而且从创作本质上皆相信见到一道好的光芒。”荷马严格按照“突转”“发现”“苦难”三重标准展开叙述，重点描述了奥德修斯还乡途中遭受的磨难和困厄。这些磨难和困厄来自各个方面：来自神、来自人、来自自然……然而，荷马并非单纯为了描写苦难而描写苦难，而是旨在通过苦难表现奥德修斯执著的追求、顽强的精神与无畏的抗争。正因为人文主义所瞩目的是“人”，所以恰恰是通过这种执著的追求、顽强的精神与无谓的抗争，奥德修斯的英雄形象才显得血肉丰满，荷马史诗的人文主义才显得淋漓尽致。
《奥德修记》中的人文主义观念，主要是通过两个方面显示出来的——一方面，作者瞩目于人，通过对人性的褒扬直接宣扬关心人、尊重人的人文主义内核；另一方面，作者又不脱离神，通过对众神的描写间接衬托重视人性、强调理性的人文主义要求。
首先，奥德修斯与人和自然的奋力抗争是作者人文主义精神的良好载体。离开伊利昂后，他们先是踏上洛托法戈伊人的国土，洛托法戈伊人给他派出的三人吃下了洛托斯花，让他三人不知归返，奥德修斯果断地把“享用洛托斯花，完全忘却回家乡”的同伴缚在船上迅速离开；他们而后来到库克洛普斯的居地，面对震地神波塞冬的儿子波吕斐摩斯，奥德修斯沉着冷静、足智多谋，他先告诉巨人自己的“名字叫‘无人’”，骗过了巨人的同伴，接着灌醉并刺瞎波吕斐摩斯，把自己和同伴绑在公羊肚子下面逃出巨石封锁的洞穴；船队接着驶过特勒皮洛斯，莱斯特律戈涅斯人“从崖顶向下抛掷巨大的石块”，“叉鱼般把人叉起带回作骇人的菜肴”，除了奥德修斯所在的船只外其余都惨遭不幸；侥幸逃脱后，他们又登上了海岛艾艾埃，可他派出的九名同伴又被美发的神女基尔克“变出了猪头、猪声音、猪毛和猪的形体”，赶进猪栏，幸而奥德修斯得到赫尔墨斯的晓谕，制服基尔克，使被施魔法的同伴复归人形，不过他们也因此在神女的宅邸居留了一年；而后，奥德修斯在基尔克的指点下，“前往哈得斯和可畏的佩尔塞福涅的居所，去会见特拜的盲预言者特瑞西阿斯的魂灵”；在冥府，他见到了死去的同伴、故去的母亲，见到了先知特瑞西阿斯，被告知归途的命运；从冥府归返后，他们从艾艾埃岛再次启程，沿途战胜了女妖塞壬的诱惑，躲过了卡律布狄斯悬崖的凶险。当然，他们也曾为自己的愚蠢和贪婪付出代价，他的同伴趁奥德修斯熟睡之际偷偷打开艾奥洛斯赠予的皮囊，结果一行都被从伊卡塔的岸边吹回风神的岛屿。作者通过奥德修斯一系列的探险经历，展现了他在与敌人斗争中体现出的果敢和智慧，以及在与自然斗争中体现出的决心和勇气。面对外界给予的一次次沉重打击与艰难困苦，奥德修斯没有放弃、没有屈服，而是始终固守着重归故土的坚定信念。他把永不言弃的顽强意志与万物之灵的高度智慧相结合，战胜了诸多的磨难，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显示了人类的力量。通过第八卷到第十一卷中对奥德修斯行动的一系列摹仿，荷马主要从以下几个角度全面阐释了人文主义精神：第一，是面对磨难与困厄时坚定不屈、永不言弃的顽强意志；第二，是面对危难与困境时沉着冷静、随机应变的理性思考；第三，荷马同时又从反面抨击了自私、贪婪和猜疑等人性中的弱点，为人文主义的失控敲响了警钟。通过前两点，荷马正面赞扬了关心人、尊重人，重视人性、强调理性的人文主义精神；通过后一点，荷马反面批判了自私、贪婪、猜忌等过分强调人文主义带来的问题。从而对人文主义做出了全面的阐释。
其次，奥德修斯与众神之间的恩怨纠葛同样是作者人文主义精神的突出体现。归返途中，他的同伴背弃誓言，烹食赫利奥斯的牛群，集云神宙斯用雷霆击毁他的船只、击毙他的同伴，他只身一人“漂流九天，直至第十天黑夜”，登上奥古吉埃岛；来至岛上，他又被美发的神女卡吕普索留居七年，神女许以长生不死、永不衰朽，他却终日“坐在海边哭泣……用泪水、叹息和痛苦折磨自己的心灵”；终于获准离开，强大的震地神波塞冬又掀起风暴巨澜，撕裂他的船帆、折断他的桅杆、击毁他的船阀，他“奋力浮游”，“在汹涌的波涛里漂浮了两夜两天”后，踏上费埃克斯的国土。面对诸神降下种种的磨难、抑或是神女给予的绵绵情意，奥德修斯没有放弃希望、引颈受戮，也没有抛弃信仰、屈膝委从。这样便突出了奥德修斯自主判断的理性精神和独立意志，赞扬了奥德修斯面对苦难的坚忍不屈和奋力拼搏，从而高度肯定了人的尊严、力量和价值，突出体现了人文主义的诉求。人生在世，不可避免地会遭遇困境、蒙受苦难，但人生的价值也就在于此——用精神去激发自己的力量，在拼搏中掌握自己的命运。永生不死的众神固然可敬可畏，但在《奥德修记》中，他们不再高不可攀、遥不可及，而是和奥德修斯的行动息息相关。一方面，奥林波斯诸神的行动始终围绕着奥德修斯而展开，从而侧面衬托了人性的可贵；另一方面，奥林波斯诸神的形象普遍具有着复杂的人性特征，从而直接体现了人性的价值。从而使人文主义得到了良好的彰显。
综上所述，《奥德修记》通过描写奥德修斯凯旋还乡途中面对种种艰难险阻时表现出的沉着冷静、坚定不屈的精神，集中表述了关心人、尊重人，重视人性、强调理性，反对以神性压抑人性、以神学贬低理性的人文主义思想，忠实地继承了西方文学的人文主义传统，直至今日仍然有着相当的意义。
二、“喜剧”与“人文主义”：《神曲》中的奥德修斯
但丁号称“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在《神曲》这部一万四千余行的史诗性巨著中，但丁在维吉尔和贝雅特丽奇的指引下游离与地狱、炼狱与天国，通过与诸多著名人物的对话，一方面反映了中古时期文化领域的突出成就和重大问题，另一方面也透出了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蓬勃萌芽和灿烂曙光。
正如但丁所言，“在任何一部教诲性作品的开篇，必须探讨六点：主题、作者、形式、目的、标题、哲理”，可见作者本人对《神曲》的定位，就是“一部教诲性作品”；因为教诲的目的所在，所以《神曲》的意义“不是简单的，而是‘多义的’。第一种意义是照文字上的意义；第二种意义是照文字所表示的事物的意义。第一种可以称为字义的意义，第二种可以称为讽喻的或神秘的意义。”“全书的主题，仅就字面意义来说，不外是‘灵魂在死后的情况’……但是，如果从讽喻方面来了解这部作品，它的主题便是‘人，由他自由意志的选择，照其功或过，应该得到正义的赏或罚。’”这样一来，但丁创作《神曲》的目的也就相当明确，即“解脱生于斯事的人们于悲惨的情况，而领导他们达到幸福的状态。”旨在通过获罪的灵魂和“得福的灵魂在死后的状况”，晓谕世人“人凭自由意志去行善行恶，理应受到公道的奖惩。”《神曲》，意在规范人的实际行动，“对邪恶的世界有所裨益。”
但丁“反对中世纪的蒙昧主义，提倡发展文化、追求真理……他以赞颂的笔调描写荷马史诗中的英雄尤利西斯受了求知欲的推动，在远征特洛亚胜利后，不肯还乡，坚持航海探险的英勇行为，并借他的口指出，‘人生来不是为了像兽类一般活着，而是为追求美德和知识。’”可见，作为求知欲的化身，但丁给予奥德修斯相当程度的褒扬与肯定。《奥德修记》在奥德修斯合家团圆后便告结束，奥德修斯此后命运如何，我们不得而知。然而，冥府中的特瑞西阿斯曾有一段隐晦的预言：“死亡将会从海上平静地降临于你，让你在安宁之中享受高龄，了却残年。”根据这段预言，但丁在《神曲地狱篇》中补充了这位英雄的结局——他们出海航行、终于到达西方，却因神灵之意葬身炼狱山前。
不难看出，奥德修斯的诸多思想与行为都体现了人文主义的精神追求。首先，在他的心中，认识世界的欲望远比对儿子的慈爱、对父亲的孝心以及对妻子的恩爱强烈，促使他毅然决然地乘船远航，去探索“太阳背后的无人的世界”；其次，奥德修斯提醒同伴，人类作为万物之灵，具有心智和理性，能够认识和改造世界，不应像兽类一般浑浑噩噩，而应努力追求美德和知识。通过奥德修斯的思想和行为，但丁全面阐述了尊重人性、推崇理性的人文主义思想。
然而我们也看到，就是这样一位但丁给予高度赞誉的奥德修斯，死后灵魂却被但丁安排在深层地狱受到惩罚。奥德修斯所处的第八层地狱被用于惩罚“对非信任者的欺诈罪”，是惩罚重罪者的深层地狱。奥德修斯因为献木马计攻陷特洛伊城而被判作“出阴谋诡计者”，灵魂堕入第八层地狱第八恶囊，永受烈焰灼身之苦。为何如此？
这是因为，但丁毕竟处在新旧交替之时。虽然大力宣扬人文主义，可是依然难以摒弃信仰和神学高于理性和哲学的经院哲学观点里。这体现在，他一方面肯定荣誉的必要价值，一方面又感叹荣誉的虚幻无常；一方面根据教会的道德标准将奥德修斯堕入地狱受罚，一方面又依据自身的价值评判对奥德修斯表示同情叹惋。《神曲》中，这种宗教道德观念曾不止一次第体现。在炼狱海滨，他“看到四颗除了最初的人以外谁都未曾见过的明星”；在第八重天，三圣人又向他通过询问考验他的“信、望、爱三德”……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总之，但丁的出发点依然是教会——“没有这种信仰，单靠善行是不够的。”也就是说，不敬拜上帝、不信仰基督，即使终身行善，灵魂也难得救。
不过，总而言之，但丁笔下的奥德修斯，是求知欲的载体和化身、是美德和知识的集合体。即便但丁将他打入深层地狱永受烈焰灼身之苦，我们无需、也无权站在今人的角度上过分苛求古人。我们更要关注的是表象背后的真实——正如上文论述，不与儿子、父亲、妻子安享天伦，而是启程、探索世界，体现了他崇尚理性的倾向；对同伴强调人的心智和理性，主张人能够认识自然、改造自然，追求美德、获得知识，则体现了他尊重人性的倾向。但丁通过奥德修斯的言语和行动全方位展示了他尊重人性、崇尚理性的人文主义精神。
三、结语
奥德修斯的英雄形象是不朽的。漂泊外乡九年之久，他的足智多谋、沉着冷静、坚定信念和顽强意志业已成为无数人的信条。也恰好是这集于一身的优秀品质，使他的身上无时无刻不闪烁着人文主义的耀眼光芒。诸如关心人、尊重人，强调人性、推崇理性等人文主义精神的内核，无不在他的身上得到了最好的体现。至于具体的论述，已详于上文，此处不再赘述。总而言之，无论是最伟大的“悲剧”还是最伟大的“喜剧”，都是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的继承者；而奥德修斯，则仿佛作品的灵魂，使两部巨著中的人文主义精神更加熠熠生辉。人文主义是不灭的，奥德修斯是永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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