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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理论依据范文1
关键词： 关联理论 文化意义差异 翻译 归化 异化
近年来，语用学的众多理论被应用在翻译研究上，如Austin的言语行为理论、Grice的合作原则、Leech的礼貌原则等。本文将结合语用学中Sperber和Wilson提出的关联理论（Relevance Theory）分析翻译的本质和译者在翻译中的作用，然后结合Gutt的《关联与翻译：认知与语境》分析对英汉两种语言间具有文化差异性的翻译时所做的策略选择。
一、关联理论
1986年，Sperber和Wilson在Relevance：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一书中详尽地论述了关联理论的交际观和关联原则。关联理论描述了话语本身和语境的关联性，核心是关联原则。他们指出语言交际是一个认知―推理的互明过程，对话语的理解就是一种认知活动。
具体来说，关联理论把话语的理解看作是一种包含“示意”（ostentation）和“推理”（inference）两方面的认知过程（cognitive process），是一个涉及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的示意―推理过程（ostensive-inferential process）（何兆熊，2003：433）。所谓“示意”，是指说话人把信息意图展示出来这一过程，而所谓“推理”，则指听话人根据说话人的示意行为，结合语境假设，求得语境效果而获取说话人的交际意图这一过程。
演绎推理的重要依据就是获取信息和语境的最佳关联（何自然，1997：139）。说话人的意图能被听话人识别，是因为双方对认知环境具有共识。交际能否成功取决于交际双方对彼此的认知环境能否达成“互明”（mutually manifest），达成了“互明”就能获取“最佳语境效果”，在信息和语境之间找到“最佳关联”（optimal relevance）。
关联理论所强调的“认知原则”认为“人类的认知往往力求以最小的心理投入获得最大的认知效果”（Sperber & Wilson，1986：30），即人类认知倾向于同“最大关联”（maximal relevance）相吻合。而“交际原则”则认为，每一个示意的交际行为都应设想为它本身具有“最佳关联”，其关联的程度取决于话语所具有的语境效果和处理话语时所付出的努力。正如何自然所说，“最佳的关联性来自最好的语境效果，人们对话语和语境假设的思辨、推理越成功，话语的内在联系就越清楚；话语内在的关联性越清楚，人们在思辨和推理过程中无须付出太多努力，就能取得好的语境效果，从而正确理解话语，使交际获得成功”（何自然，1997：139）。
二、关联理论和翻译
Gutt首先将关联理论应用于翻译研究中，指出翻译是一种言语交际行为。因此翻译也是一种示意―推理性质的交际行为，不同之处仅在于翻译是一种跨文化、跨语言的示意―推理行为。更准确地说，翻译行为包含两个示意―推理过程，翻译的全过程涉及三个交际者，即原文作者、译者和译文读者。
在第一个示意―推理过程中，原文作者向译者示意其交际意图，而译者则根据原文的语境信息、原文作者提供的语言刺激（话语）以及关联原则对原作者的交际意图进行推理理解。在这个过程中，译者是听话人。在第二个示意―推理过程中，译者的身份是发话人，他根据原语篇、自己对原文作者的交际意图的理解和把握，以及译文语言环境和他对译文读者的期待的估计，向译文读者示意信息，而译文读者则对他示意的信息进行推理解释。将关联理论引入翻译使译者在翻译中的重要作用凸现了出来。译者从一个“没有发言权、身份低微的语言复制者”变成一个交际活动中“直面译语读者进行交流的交际者”（Gutt，1991：199）。关联理论认为，语境就是“理解某个话语所使用的各个前提的集合，语境并不局限于交际双方直接的外部环境、前面紧邻的语段，还包括对未来的期待，科学假说，，对趣闻逸事的记忆，对文化的各种假定，对说话人思维状态的种种信念。所有这些在话语理解过程中都可能起到一定的作用”（Sperber & Wilson，1986：142）。译者的任务就是要实现语言信息和文化语境的最佳关联。关联理论认为，在言语交际中，任何人的话语都有明示（explicature）和暗含（implicature）两个意义，语言交际双方不但要了解对方的明示，更要互明对方的暗含，这样才能了解对方的交际意图，实现交际目的。但是，同一文化语境中的人一般不会说出有关意图的所有信息，对于那些交际双方都能不言自明的信息成分往往隐去而不予明说，这就构成了语义暗含。因此，不同语言间的文化差异会造成“文化缺损”（cultural default），从而产生译文读者的理解困难。因此，译文能否为读者提供最佳语境效果成为翻译能否成功的一个重要条件。译者应对译文读者的认知语境作出正确的假设，充分考虑译语环境下译文读者的认知能力，对导致“文化缺损”的原文明示信息推敲其暗含，以消除歧义，并将自己从原文中建构的心理认知图式选用恰当的译文形式准确转达给译文读者，在译文中营造译文读者所需的语境效果，与读者达成最大程度的认知互明，也只有这样才能给译文读者提供充分的语境效果而达到最佳关联（顾韵，2006：68）。
三、三种文化差异
1.文化差异在词语联想意义上的表现
源于不同的文化源头致使包含在语言词汇中的意义不同。不同文化会赋予同一种对象的不同联想意义。例如，“龙”（dragon）这种动物在英语和汉语中所引起的联想就不相同（何善芬，2002：164）。
在英语中，dragon的意思：1）凶猛的人；严厉警惕的守护人；2）专制的力量；罪恶势力；3）撒旦，魔鬼。如the old dragon（魔鬼），dragonish（凶暴的），dragonnade（使用军队迫害）等。
在汉语中，“龙”的意思：1）人君；2）才俊之士；3）饰以龙形的；4）高大的马，骏马。如“龙腾虎跃”、“龙争虎斗”、“生龙活虎”、“龙凤呈祥”等。
可见，词汇在不同的语言中，有其不同的文化内涵及其指称意义、联想意义、象征意义。
2.文化差异在习语上的表现
英汉两种语言的差异，使其语言中的大量习语并不能在意义上一一对应，尤其是在语境的联想上差异较大。例如：“When in Rome，do as the Romans do.”对于中文读者来说，他的认知语境中也许就不存在“Rome”这一概念。在翻译时，考虑到译文的受众，在中文表达时就要进行适当的调整。又例如中文里有“壮得像头牛”和“犟得像头牛”的表达，但是英文对“壮”和“犟”这种性格特质的联想明显是其它动物，在英语里有“as strong as a horse”和“as stubborn as a mule”。如果在翻译时未能注意到这一点，就会使译文读者无法理解。
3.文化差异在文学色彩上的表现
在翻译中，涉及文学典故时，文化差异性是最大的，也是译者最应小心处理的地方。翻译中，在尽量保存原作风貌的前提下，掌握好灵活度，既不过死也不过活，即追求所谓动态对等；熟悉两种语言文化的差异，并能尽量完成“搭桥”任务，使译文读者得到大致相等的反应。
“难道这也是个痴丫头，又像黛玉葬花不成？”因而又自笑道：“若真也葬花，可谓东施效颦了：不但不为新奇，而且更是可厌”。
“Can this be another absurd maid come to bury flowers like Taiyu?”he wondered in some amusement.”If so，she’s Tung Shih imitating Hsi Shih.”（Hsi Shih was a famous beauty in the ancient Kingdom of Yueh，Tung Shih was an ugly girl who tried to imitate her way which isn’t original but rather tiresome）（杨宪益译《红楼梦》第34回）
显然英语读者的认知语境是很少会包含中国的历史典故“东施效颦”的。因此不可直接简单地把人名音译。杨先生为了在译文中提供最佳语境效果，先将“东施”和“西施”音译再增译，既传神又达意，有效地消除了理解障碍，与译文读者达成了认知环境中的互明，使他们很好地理解“东施效颦”这一充满民族色彩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含义。
四、对具有文化差异性的语言的翻译策略
Gutt（2001：132）认为化“暗含”为“明示”的方法有两种，即“间接翻译”（indirect translation）和“直接翻译”（direct translation）。前者注重保持“认知效果的相似性”（depend on resemblance in cognitive effects），后者注重保持“语言特征的相似性”（depend on resemblance in linguistic properties）。这也就是翻译界常说的顺应译语文体规约的归化性处理，以及保留原文特色的注释性异化处理。
1.归化处理
要为译文读者提供最佳语境效果并找到最佳关联，最常用的就是译语文化为导向的归化性处理手法。在这一过程中，原文的异域色彩大多尽数丧失，而着重保留原文实质性信息，以消除理解障碍，为译文读者提供最佳语境效果。译者应对源语与译语间的这种共知环境的差异有清楚的了解并恰当地加以利用，明了哪些隐于明示之后的暗含需要明示，哪些不必重复，并能知道如何找到译文与读者的最佳关联。如：
多年以后，我给我的孩子又讲这只猴子的故事，讲到他被救了之后，保护师父历经艰险去西天取经。……孩子说，他干吗要跟着一个什么都不会的笨师父去取一本不知道拿来做什么的破经呢？他应该再大闹天宫。
Many years later，I started to amuse my kid with the same story of the monkey.After he was saved，he underwent the formidable ordeals while protecting his master and performing his duty...He asked，“What’s the point of accompanying a good-for-nothing master on his trip to get those worthless scriptures?He should have rebelled again.”
上例中“去西天取经”和“大闹天宫”的表达十分生动，在于激活汉语读者的心理认知图式，与话语产生相关联想而获得最佳语境效果，但因为英语读者的认知环境中没有这一类中国文化的特有表达方式。在译文中如果加上这些形象表达可能会使译文读者不知所云，甚至导致误解，导致原文没有的含义，所以译文中省去了原文形象“去西天取经”和“大闹天宫”，而只用简单的“performing his duty”和“rebel”表达了汉语的语境效果，充分顾及了译文读者的认知能力和文化心理。
其实，在翻译英文谚语过程中，这种用汉语读者所熟知的形象或意境替换原谚语中的形象或意境比比皆是。例如，The shepherd would rather lose the wool than the sheep.（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如果一味地照搬原文形象和表达方式，完全不顾译文读者的认知背景和差异，就会因为给读者提供了太多的新信息，从而给他们带来超负荷的阅读负担，导致读者对译文失去兴趣或者不理解，导致交际失败。
2.异化处理
除归化性处理之外，在译文处理过程中，还有一种是保留原文特色的注释性异化处理。我们可以通过直译加注的方式保留原文的形象表达，也就是Gutt所说的“直接翻译的阐释法”（the interpretation of a direct translation）（1991：187）。阐释法能为译文语境提供部分所需的信息，以努力保留原文所有的“交际线索”（communicative clues）。但注释会打断译文读者阅读的流畅性，增加过多的处理努力。较好的办法是在该形象前面或后面加上一个说明该形象的一般性词语，这样既可以保留原文形象，又不会打断读者阅读的流畅性，还可以为读者提供最佳语境效果，更好地帮助他们理解该形象，有效实现译文功能。例如：
中国传统年画如今已成为中外人士的热门收藏品。人们通常在新年即将到来的五天前把木刻年画贴在自家的窗户或大门上以祈福新年。
Traditional Chinese New Year pictures――always a popular folk art in rural areas――have now become a hot collector’s item for both Chinese and foreigners.The woodcut New Year pictures are usually put up on windows or walls five days before the New Year’s Day to express good wishes for the coming year.
中国传统年画的寓意，大多数中国人都能心领神会，但外国人却无法将其字面明示信息和中国的过年文化联系在一起。译文的阐释性直译提供了充分的语境效果，使译文读者产生了像中国人一样的联想，实现了原作者意欲表达的意图。尽管行文多少有些累赘，但读起来异域色彩浓郁，不会使读者生厌。
五、结语
综上所述，关联理论对翻译的实质具有一定的解释性，同时对与具有文化差异性的语言的翻译的指导作用也是不言而喻。在实际的翻译过程中，译者应该充分领会原文作者的意图，认识到原文和译文语言在文化意义上的差别，正确判断译文读者对原文文化的认识程度，再采取相应的翻译策略：归化或异化，为译文读者提供最充分的语境，以达到最佳的跨文化交际效果。
参考文献：
［1］Gutt，Ernest-August.Translation and Relevance：Cognition and Context［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1991/2004.
［2］Sperber，D.& Wilson，D.Relevance：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1986/2001.
［3］Newmark，Peter.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4］顾韵.从关联理论解读翻译策略［J］.大连大学学报，2006，（3）.
［5］何善芬.英汉语言对比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6］何兆熊.语用学文献选读［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
文化的理论依据范文2
今年国庆期间，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推出了国庆特别节目“走基层百姓心声：爱国让你想起什么”。节目播出后，在全社会引起了巨大反响。某校高三（1）班团支部召开了以“爱国大家谈”为主题的班会，请你参与其中。
环节一：畅谈爱国
班会课上，同学们纷纷表达了自己对爱国的理解。其中学生李某说：“当前，全球经济持续低迷，我国出口受阻，内需不足，因此，我们消费就是爱国，消费越多，就越爱国。”
（1）运用经济生活的有关知识，谈谈你对学生李某“消费就是爱国，消费越多，就越爱国”观点的看法。
环节二：提出倡议
团支部书记在班会课总结时指出，在不同的年代，爱国有不同的方式，爱国要与时俱进、切实可行；爱国要重在行动，不尚空谈；爱国要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
（2）该团支部书记的话语蕴含了唯物辩证法的哪些道理？
环节三：自觉行动
为了更好地弘扬爱国精神。班级打算以此次班会为契机，组织学生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进社区活动。
（3）请你为本次活动拟定两个具体的主题，并从文化对人的影响角度指出其理论依据。
这道题以时事热点“爱国”为主题，设置了三个环节，贴近生活是一道质量很高的探究题。从试题本身以及学生的答题情况等方面做了几点思考。
一、环节二的思考
环节二：提出倡议
团支部书记在班会课总结时指出，在不同的年代，爱国有不同的方式，有不同的内涵，爱国要与时俱进、切实可行；爱国要重在行动，不尚空谈；爱国要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
（2）该团支部书记的话语蕴含了唯物辩证法的哪些道理？（6分）
参考答案：①矛盾具有特殊性，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②事物是发展的，要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③事物的发展过程中量变和质变是辩证统一的（其他原理只要言之有理也可酌情给分）。这个环节的背景材料与给出的参考答案出现了不对称，我认为可以从两个角度对其进行修改。
1.背景材料中用分号把整段材料分为三个层次，学生在审题时都从三个方面来分析其蕴含的唯物辩证法的道理，但是材料中第二层表述“爱国要重在行动，不尚空谈”在参考答案中并没有给出参考答案，我认为可以给出“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参考答案会更合理些。
2.对材料中的标点符号进行改动，改为“团支部书记在班会课总结时指出，在不同的年代，爱国有不同的方式，有不同的内涵；爱国要与时俱进、切实可行；爱国要重在行动，不尚空谈，爱国要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这样就更接近参考答案了。
二、环节三的思考
环节三的设问是“请你为本次活动拟定两个具体的主题，并从文化对人的影响角度指出其理论依据”。该设问存在指向不明确的问题。很多学生都只写两个具体的主题，而参考答案却是
①举办一次“弘扬爱国精神，争做文明市民”图片展。理论依据：文化对人的影响来自于特定的文化环境，来自于各种形式的文化活动。②举办爱国志士先进事迹报告会。理论依据：优秀文化能够丰富精神世界，增强精神力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评分要求：设计的活动主题要能够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理论依据要符合主题。这明显是两个主题活动，这就出现了设问的指向与参考答案不一致的情况。我认为把设问改为“请你为本次活动拟定两个具体的主题活动，并从文化对人的影响角度指出其理论依据”更合理。
三、学生答题的思考
现在高考的探究题学生存在记不住、辨不清的问题。我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需做到如下几个方面。
1.在背诵中记忆知识
背诵是学好政治的基础。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有消费的反作用、树立正确的消费观、矛盾的特殊性、发展的观点看问题、量变与质变的辩证关系、文化对人的影响。
2.在比较中辨别知识
在阅第二问时发现了很多同学写其他的知识，特别是“实践”在答案中出现的最多。这就说明学生不能准确地辨别知识，分不清辩证唯物论、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唯物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这就需要学生在复习时能够多比较，多辨别知识。
3.在整合中归纳知识
近几年高考考查主干知识的习题越来越多，学生的归纳能力却比较差，导致回答时漏答比较严重。本次考试在回答第一问时就出现了学生只会回答消费的反作用，而遗漏了树立正确的消费观。所以学生在平时的复习中应该注意整合知识，理清知识脉络，构建知识体系。
4.在问题解决中应用知识
有些学生会背诵知识却不会应用，不知道写什么作为答案，
这主要是练习不够到位造成的。有的学生第三问的答案为：举办爱国影片放映周活动，理论依据是文化影响人的交往方式和交往行为。这个答案就有点牵强，把理论依据改为优秀文化能够丰富精神世界，增强精神力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或者文化对人的影响来自于特定的文化环境，来自于各种形式的文化活动，就更合
文化的理论依据范文3
摘 要 目的:探讨社区居民超重、肥胖的影响因素,旨在为控制超重、肥胖率提供理论依据;方法:采用自编的福州市鼓楼区成年居民超重、肥胖暴露情况调查表和现时体力活动评价问卷对1851人进行调查;结果:①福州市鼓楼区成年居民体重指数均数为23.14±3.12,并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增高,性别差异有统计学意义;②城镇成年居民超重率27%,肥胖率4.6%;③腰臀比超标发生率44.4%,女性60岁后反超男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腰围超标发生率48.8%,腰围超标在30岁年龄组性别差异有统计学意义;④婚姻状况、家人监督体重、饮食结构、年龄、文化程度、工作外体力活动、性别及吸烟是超重、肥胖的相关影响因素。结论:目前城镇居民超重、肥胖增长迅速;应尽快采取有效措施遏制,尤其是对中年人、体力活动少及文化程度低者更应加强宣教及督导,同时,不应忽视腹型肥胖对健康的影响。
关键词 成人 超重 肥胖 横断面调查
doi:10.3969/j.issn.1007-614x.2010.24.265
AbstractObjective:To scratch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overweight and obesity in community population in order to provide the theory base to control the rate of overweight and obesity.Methods:The study population included 2410 adults from nine streets and one town with random sampling and whole sampling. 1911 copies of questionnaire named The exposure rate of common risk factors for hypertension questionnaire was compiled by the investigators.Results:①The mean of BMI of adults in Gulou district,Fuzhou is 23.14±3.12,The BMI increases with age,it was difference from gender.②It was found a 27% overweight rate,a 4.6% obesity ratein all participants;③There was 44.4% participants exceeding the WHR standards,and female was to go beyond male after 60 years old;It was a 46.8% obesity in the belly,and difference was found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at 30 years old,④The age,gender,education, marriage,smoking,dietetic style,leisure time physical activity,whether the family supervised the weight or not are the influence factors for overweight or obesity.
Key WordsAdults;Overweight;Obesty;cross-sectional study
本调查旨在了解福州市鼓楼区社区成年居民超重与肥胖的分布情况,分析其影响因素,为进一步制定干预措施提供理论依据。
资料与方法
文化的理论依据范文4
关键词：《旅游泰语》；双语；教学理论；教学类型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17-0167-03
一、泰英双语模式在旅游泰语课程中的客观性
在讨论这一模式的客观性之前，我们要弄清一个概念，即什么是双语？首先，我们来分析双语的概念，它分为狭义和广义两大类型。狭义双语，指居民较为熟练地使用两种不同的语言；广义双语，指国民熟练地使用两种不同的语言，也可指他们熟练使用标准语言或某种地方语言。在我国，双语是指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的共同使用。后来“双语”的概念逐渐引入教学，在教学实践中双语的概念得到延伸。例如在我国教授英语课程，可谓是双语教学，即教授的内容为外语，教授过程中使用的是汉语，目标是对语言的学习，故为双语教学。其次，在我国双语教学是这样界定的：“指使用双语或多语种进行专业课程教学，传授专业知识，完成教学目标的教学行为。”目前，我校开设的泰语课程，属于双语教学的范畴，目标语是泰国语，使用的语言为汉语。另外，双语教学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前者指教学活动使用两种语言作为教学语言。后者指教学活动使用第二语言或外语进行专业课程的教学，即教学使用第二语言或外语讲授数学、物理、化学、历史、法律等专业课程内容。可见，双语教学是在专业教学中使用外语作为教学语言，旨在培养复合型科技人才；它对目标语的学习不同于纯语言学习，是在学习专业知识的过程中培养和提高语言运用能力。以我校开设的泰语课程为例，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发现，如果课程的目标是学习语言，那么属于广义的双语教学；如果课程的目的是使用第二语言或外语教授专业课程，使学生了解专业课程内容，并通过这一内容提高泰语的水平，这就属于狭义的双语教学。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一课程中用泰语或英语来教授旅游泰语，讲的是有关泰国旅游方面的理论知识，使学生在学习旅游理论知识的同时泰语和英语得到提高。我们把旅游泰语课程界定为狭义概念的双语教学后，才能来分析泰英双语模式在这一课程中的可行性。因为这一前提为使用泰英两种语言教授旅游泰语课程找到了合理依据。
二、泰英双语模式在旅游泰语课程中的可行性
1.师资队伍方面的可行性：授课老师的学历背景都是泰语专业硕士，不仅有扎实的泰语理论知识和实际运用能力，且有较好的英文水平。另外还有泰国学者对旅游泰语做专题讲座。
2.学生方面的可行性：即授课对象，他们是学制为四年的泰语本科专业，英语课程四年不间断，且三年级的学生将到泰国留学一年，这一期间在泰国继续学习高级英语课程。学生方面也具备了较好的英语能力。
3.教材方面的可行性，双语教学中教材的编译是个难点，但是目前已拥有泰语版本的旅游、旅游业相关理论、导游知识以及文化等方面的资料。英语方面的相关材料已有很多，可根据需要选择适合的书籍，尤其是找出与泰语相对应的旅游方面的专业词汇最为重要。在可以开设旅游泰语双语课程的基础上，我们难免要进一步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要开设这样一门课程呢？
三、泰英双语模式在旅游泰语课程中的必要性
国际上，于20世纪20年代末，设立了世界双语教学研究中心。在与国际接轨的同时，泰语受英语的影响很深，许多现代的词汇都借自英语，尤其是旅游方面的用语直接借助英语来表达，所以这就要求这门课程的设计须符合时展的需要，培养学生的双语思维能力。
1.泰英双语教学模式的应用促进学生学习质量的提高。我们现在对学生的培养，是朝着综合型方向发展，就是让学生既懂外语又掌握专业知识。那么泰英双语教学模式在旅游泰语课程中的实践，就是让学生既掌握了旅游理论知识又提高了其外语水平。学生可以通过英文在互联网上搜寻相关的旅游泰语方面的资料和信息，能够了解到同行业的最新动态，开阔眼界和提高决策力；便于学生与国际同行进行专业技术的交流和切磋；能够使学生具备阅读英文文献的能力。泰国的旅游理论知识大部分内容都是参照西方的理论来进行论述的，如能阅读英文旅游理论的原文文献，对旅游泰语的理解是大有裨益的。
2.泰英双语教学模式的应用增强学生今后就业的竞争力。目前，云南省省内，某院校的旅游专业方向的学科专门开设了泰语课程，我们的旅游泰语课程的目标是什么？目标就是，学生既要有良好的泰语功底，扎实的旅游理论知识，同时又能以国际接轨，也就是要比旅游专业的学生多懂一门外语，以立足于不败之地。例如，在旅游景点的构成要素中，交通设施也是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一些常用的交通工具我们要求学生既懂泰语的词汇，也懂英语的词汇，这样，无论是和泰国人或说英语的外国人都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3.泰英双语教学模式的应用促进学生在多元文化和国际文化中的交流。不同民族的文化，是在相互交流、引进、吸收、融合的过程中发展的。双语教学在传播各民族优秀文化的同时，也在促进不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另外用英语教授的同时，在选择用什么样的英文词汇对应相关的泰语旅游词汇，这就需要了解一定的英国文化，才能准确的在这两种语言中进行互换；那么我们的学生在具备了泰英两种语言习得的旅游业务方面的知识后，在今后的实践中也可把中国文化带入给泰国人或说英文的外国人，使他们能够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我们在了解了旅游泰语双语课程的客观性、可行性和必要性之后，必须探讨这一课程设置的理论依据，即对它自身的科学性应进行深入探讨。
四、旅游泰语课程的双语教学理论依据
关于双语教学的理论主要包括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二语习得理论、平衡理论、人本主义教学理论、思想库模式、中介语理论等。下面我们将重点介绍平衡理论，并同时结合教学实践说明在旅游泰语课程中所选择的这一理论依据。平衡理论包含两点：第一，一种语言的学习必然削弱另一种语言的掌握，学习第二语言是以牺牲第一语言为前提和代价的。第二，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在大脑中分别占据相应的空间，它们各自为政、互不干扰，并能相得益彰。另外，有研究表面双语学习者在认知方面不但未受到任何不良的影响，而且他们获益匪浅；他们的智力和能力同样未受到消极影响；双语教学可使学生的两种语言达到同等熟练程度。这种观点为双语教学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我国学者认为，可以将某种语言作为主要教学语言，通过渐进的方式处理两种语言的关系，甚至实现语言的主次地位的转换。我们认为，平衡理论所包含的这两个方面，其实是双语教学的一个过程，在学习初期，已经掌握了一种语言的情况下，再用另一种语言或外语，势必影响起初那个语言的思维方式。例如我们在讲解旅游泰语过程中，我们讲到旅游景点的种类这一概念，泰语是 学生已经熟悉了，但是我们用英语来对其进行解释和分析，那么学生在开始阶段会受泰语的影响，难以说出关于“旅游景点的种类（The categories of tourist attractions）”这个词的英文。但是如果我们采取良好的引导方式，逐步的向学生介绍，并慢慢的培养学生的泰英双语思维，一段时间以后，他们会对所学的两种语言在大脑中进行自我平衡。所以，我们的旅游泰语课程的泰英双语模式所采用的理论就是平衡理论，这一理论既可以使我们的学生在学习泰国旅游业务知识的同时，提高泰语和英语两种语言，也符合我校泰语专业的定位。
五、旅游泰语课程中的双语教学类型
目前，在国外，双语教学的类型大致有以下几种：淹没式双语教学、过度式双语教学、沉浸式双语教学、和保留式双语教学。其实这些教学类型主要是针对一个国家的总体双语教学而言。在中国，双语教学的类型主要有三种，即半外语型双语教学、混合型双语教学和全外语型双语教学。我们在这里只是借用某种双语教学类型的概念作为本课程的指导精神，将这种概念抽象出来移植到我们的旅游泰语课程中，以说明我们是在以何种双语教学类型来实施教学的，或者说是以何种授课方式来实现这种双语教学的？我们所引用的类型是混合型双语教学的概念。下面我们先来看看什么是混合型双语教学？混合型双语教学指使用外文原版教材，教师使用外语与汉语交错作为教学语言的教学方式。对于学生而言，接受专业知识的难度降低了，它对初开始或开新课的双语教师较为适用，也符合学生的学习心里要求。我校所开设的旅游泰语课程正好适用这种教学类型，教师在教授这门课程的时候，主要以泰英两种语言作为外语，泰语为主，英语为辅，所选用的教材均为泰文原版教材，在需要时，会让学生辅地阅读一些相关内容的英文原版教材。在遇到难以说明的知识点的时候，会使用中文对学生进行解释，这种外语和汉语相互结合的方式，对初开始接触这种双语教学的老师来说有很大的帮助，对学生在知识点方面的理解也提供了一种更直截了当的方式，减少学生的预习负担。由于在授课实践过程中，我们发现用泰英两种语言并偶尔配合汉语的这种授课方式，会使得课堂进度比一般教学的速度要慢，因为，既要讲授泰语原文的旅游方面的专业知识，又要对其理论要点用相对应的英文再做阐释或说明或扩充，甚至有的地方还需用汉语当作画龙点睛之效，那么一堂课所能涉及的知识点会比平时的课堂少。所以这就要求我们要考虑一个问题，即如何行之有效地设计课堂教学内容，以保证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预期的教学任务。另外，外语和汉语的交替使用的比例应该如何分配，才能取得良好的教学效率和教学效果，我们应该在今后的教学设计和教学实践过程中进行深入的研究。
综上所述，泰英双语模式在旅游泰语课程中的客观性，说明我们使用这一模式授课是时代背景下的产物，合情合理；其可行性说明，目前我校在泰语方面的师资力量和学生整体素质达到了开设这门课程的条件；其必要性说明，泰语专业是充满机遇和挑战的一个专业，需要我们不断对其进行探索和开拓；其理论依据说明，我们在探索如何更好地实施双语教学过程中找到了科学的指导方针；其教学类型说明，我们在实施双语教学过程中找到了正确的实践方式。简言之，旅游泰语课程是一门以平衡理论为理论依据、以混合型双语教学类型为教学手段的，使用泰语和英语作为授课语言的双语教学课程。这在我们目前开设的所有泰语课程中，它既是创新，也是实践，更是一种与时俱进的教学模式。理论是教学的指导方针，类型是教学的实践方式，理论指导实践，实践又反作用于理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双语教学的探索路上走得更远、更深。
参考文献：
文化的理论依据范文5
【关键词】说课；英语教师；专业发展
1英语说课的含义与特点
1.1英语说课的含义。英语说课是英语教师在钻研教材、课程标准和充分备课的基础上，在规定时间内，面对同行、教研人员等，根据英语学科的特点系统地说出某一节课的教学设计及其理论依据的一种教研活动。
1.2英语说课的特点。①英语说课是一个开放性活动，它源于备课又高于备课，是备课的深化和提高。说课过程中，教师不仅要说“教什么”，“怎样教”，更要说“为什么这样教”。即教师要将其备课的理论依据展现给听众，将教学设计的思维活动过程显性化。同时，说课教师的知识、能力和修养等状况也随之直接显露出来。②英语说课为上课提供理论依据。说课是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活动，它能促使课堂教学趋于科学化、理性化。说课活动把“说”、“评”和“研”结合起来，使说课教师从备课的静态个体行为转化为动态学术讨论，形成一种研究氛围，大家相互交流，集思广益。在这个基础上，说课者再将有价值的反馈信息作用于自己的备课之中，并矫正、充实原先的教学设计，使得课堂教学更趋于科学化、理性化，从而发挥说课对课堂教学每一环节的指导作用。
2英语教师专业发展的迫切性
英语教学有自身的理论基础和发展规律，它所涉及的教育学、心理学和语言学基础知识等是从事英语教学必备的条件性知识。新课程改革强调要让学生形成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使学生获得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过程同时成为他们学会学习和形成正确价值观的过程。新课程标准要求英语教师不仅要熟练掌握语言知识、语言技能而且要特别关注学生情感态度的养成和文化意识的培养。所有这些都对英语教师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对英语教师的专业发展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随着新课程的逐步实施，英语教师开始意识到自己“除了具有学科能力，如掌握本学科的专业知识（即所谓本体性知识）外，还必须具有专业能力，即较深的教育理论修养和较强的教育科研能力，通过对教学实践活动较系统的研究，积极主动地发展自己的专业能力”。 3说课是英语教师专业发展的有效途径
说课是一种非常简练的、省时的教学表达方式，但是这种方式对说课教师的要求却是全方位的，是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结合，既要介绍一堂课的教学行为，又要说出所涉及的教育教学理论，能使听者既了解一堂课上师生活动的全貌，又能体会到各个教学环节的理论依据。因此，说课既要求教师立足于教学实践，又要求教师从事教育理论学习，提高理论素养。英语新课改中必然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有效地促进英语教师的专业发展？”当然，实现英语教师专业发展的途径有多种，例如脱产进修、在职培训等。但是立足于教学实践第一线的说课，可以真实地反映出教师的教学状态和有效地检验教师的真实教学水平。从这个角度来说，说课在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是其他渠道和培养途径难以取代的。
3.1说课能促使英语教师从从业者变成研究者。大部分英语教师在职前教育中已经获得了大量的英语语言知识，并具备了基本的教学技能，但是当问及“怎样教”，“为什么这样教”等问题时，却无法给出符合语言学习规律的回答。而在说课过程中，教师不再局限于语言知识问题，他们更多的是要关注“这样教”的背后所蕴含的更深层次的教育观念和教育思想等问题。例如，在谈到英语教学目的时，老师们都要认识到：教学不仅要教学生“学会”，更为重要的是要让学生“会学”；说到“教法”时，要注意学生是教学的主体，教学方法要适合学生的身心发展特征和认知特点，要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在这一过程中，教师就不仅仅是教育研究成果的消费者，而变成了教育研究的参与者。
3.2说课有利于提升英语教师的实践智慧。许多学者指出，教师专业发展的主要内容是提升教师的实践智慧，实践性知识是教师专业发展的主要知识基础，而教师实践智慧的提升和实践性知识的升华，只能在教学实践的过程中进行研究才能得以实现。通过“备课－说课－授课－评课”这样一个完整的教学流程，使得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就有利于形成教师的实践性知识，催生教师的实践智慧。
文化的理论依据范文6
关键词：检察文化；检察文化价值；检察文化模式；检察理念与知识体系；检察管理文化；检察公众文化
中图分类号：D91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2）05?0082?06
一、检察文化研究与建设中存在的
问题
（一） 检察文化理论研究方面的问题
1. 描述性的检察文化内涵定义
当前，检察文化的内涵多从文化学的视角出发，以描述性定义为主。比较有代表性的如：检察文化是检察机关和检察人员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中形成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行为准则以及与之相关的物质表现的总和，是法治文化的组成部分，体现检察制度的基本属性，传承、吸收中外优秀法律文化，是本质上的统一性与表征上的多样性的有机结合，具有导向、凝聚、约束、激励等价值功能。[1]检察文化是指融注在检察人心底的法治意识、法治原则、法治精神及其价值追求，是检察机关的组织、制度、设施所具有的文化内涵，是检察干警在工作和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方式，是有关检察的法律语言、法治文学艺术作品和法律文书中所反映和体现的法治内涵及其精神。[2]这些定义体现了检察文化内涵的多元性，将检察文化描述为“价值观念（标准）、规范制度、行为方式、思维方式、法治精神、法律语言、文学作品”及有关的“物质表现”。笔者认为，描述性的定义难以体现检察文化的根本属性，不能很好地界定检察文化，容易把检察文化分解成上述看起来分离的各个部分，而不是从整
体上把握检察文化，从而也导致了下述对检察文化构成把握的不足。
2. 经验化的检察文化构成多元“线型”结构模式划分
关于检察文化构成，即检察文化的组成部分，存在多种不同的分类，但其划分标准或理论依据显现不足。代表性的有以下几种：认为检察文化包括检察理念文化、检察组织文化、检察设施文化、检察行为文化、检察制度文化、检察语体文化；[2]或者认为检察文化包括表层的检察形式文化、中层的检察制度文化和深层的检察精神文化；[3]或者认为检察文化包括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环境文化四个层 次；[4]或者认为检察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认知（精神、理念）文化。[5]上述对检察文化组成部分的划分主要依据作者的个人经验，欠缺理论方法；以检察文化的多个下位概念依次“线型”地排开罗列来界分检察文化的组成部分，欠缺逻辑性和严谨性。这些概念本身就难以界定，相互之间还存在内容上的重合，显得极不严谨。比如，对检察行为文化的界定存在很大困难。因为，现代的文化定义倾向于更明确地区分现实的行为和构成行为原因的抽象的价值、信念以及世界观。换一种说法，文化不是可以观察的行为，而是共享的理想、价值和信念，人们用它们来解释经验，生成行为，而且文化也反映在人们的行为之中。[6]（36）又如，检察组织文化是“指检察机关依据法律规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行政体制、运作机制和管理方法所具有的内涵”，“同时，检察组织文化也有隐性的一面，例如，检察机构沿革与建制所具有的文化内涵，检察机构的性质与职能，检察机构的制度与管理……”[2]。这一界定很不清晰，似乎检察组织文化属于有关检察组织的制度文化的内容，而与管理学理论与实践中提及的“组织文化”①存在明显差别。再如，从逻辑上而言，理念文化和制度文化难以界分清晰，制度文化包括制度的理念，又与理念文化发生重合。总之，这种经验化的多元“线型”结构模式缺乏划分的理论依据支撑。
3. 单纯性的检察文化性质界定
关于检察文化的性质，多强调检察文化的法律属性，普遍认为检察文化是法律文化的组成部分，是检察权运作制度的总和；[5]是检察制度的法律文化性格，而正义本位必须凸显为检察文化的性格。[7]或者认为，检察文化在从属关系上是法治文化的有机组成部 分；[1]是社会中存在的与检察法律制度相关的价值观念、制度规范、程序规则和行为方式总和。[2]上述对检察文化性质的界定，虽然使得检察文化建设与检察工作本身紧密联系起来，避免了将检察文化单纯化地沦为机关娱乐文化，但对一些检察文化实践现象欠缺解释力。比如，其无法解释检察文化实践中形成的管理文化。又如，在社会公众之中形成的有关检察活动的认识、态度、观念、评价等，也无法用单纯的法律文化性质去解释。因此，检察文化不能单纯地理解为法律文化的分支或组成部分。
（二） 检察文化建设实践的泛化和简单化
检察文化建设实践存在两个趋势：要么把从物质到精神、从有形到无形等方方面面的东西均视为检察文化，无所不包，导致实践无从入手；要么把检察文化简化为单纯的文化活动，诸如读书、下棋、打球以及各类文体竞赛等。[8]许多检察机关的检察文化建设演变成了一种纯粹的形式，简单地等同为引入文化概念（比如，提炼出一些院训、精神和理念，但仅是形式层面的，没有明确的和深刻的含义，没有层次化和体系化），营造文化环境（比如，在办公楼悬挂名言，建立图书室，绿化美化庭院等等），强化文化关怀（比如，更多地关心干警家属，从优待警），丰富文化载体（比如组织开展各类文体活动）等等一些简单行为。这些行为只是较低水平的文化建设和文化育检。这种检察文化建设实践的泛化与简单化源于上述对检察文化的内涵、构成和性质以及检察文化实践径路研究的欠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