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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融资的概念范文1
社会融资规模
与M2是什么?
通常说的M2是指广义货币供应量，其计算公式是：流通中现金(M0)+活期存款=M1，M1+定期存款=M2。也可以换个角度，将M2简单地看成由现金、央行投放的基础货币和派生存款共同构成。如果假设流通中的现金数量相对稳定，M2的增长取决于央行投放基础货币的数量、速度和金融系统派生存款的能力。从金融统计的角度看，它是个存量概念。比如截止到2010年12月31日，我国的货币供应量是72.58万亿元，这个量是自发行人民币以来累计产生的货币供应量。
社会融资规模目前尚没有明确的定义，根据其名称，它至少应该包括：每年新增的贷款，信托融资、各类直接融资(股票、债券、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等)、PE、境外投资、民间融资等，其更多地是流量的概念。
社会融资规模
能被准确统计吗?
通过对上述两个概念的分析，可以看出，以M2作为代表的货币供应量是可以准确统计的。因为无论是现金投放，还是存款统计，国内现有的制度体系都可以提供较为准确的数据。由于人民币是唯一的法定货币，在国内的任何一个经济主体，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其持有货币的形式要么是现金，要么是银行存款。现金的发行是由人民银行负责的，每年的现金发行量，全社会累计的现金流通量都是有统计的。而全部的存款都会体现在各商业银行的统计报表中。全社会的货币供应量可以通过人民银行组织的金融统计得到准确的数据。
而社会融资规模则是一个不可能被准确统计的数据。以PE为例，PE是“private equity”的缩写，一般的中文翻译是私募股权投资。因为是“私募”，所以无论是募资者，还是投资者，都没有向社会公开、或披露的义务。也同样因为是“私募”，具体的投资活动是极其分散的，其形式也是非常多样化的。目前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建立起权威的、全面的统计制度，在我国也是如此。PE虽然已经是一个耳熟能详的词汇，但它到底对应什么样的投资活动，哪些投资行为属于PE的范围并没有明确的概念。毫无疑问，像凯雷、DIG，红杉资本这些著名机构的投资活动属于PE，但为数更众的民间投资其实也符合PE的特征。再加上民间的投资活动中，债权投资和股权投资常常并不清晰，很多投资活动同时具有双重特征，也使PE的界定更为困难。正是由于没有明确的PE概念及其界定，所以也就没有PE的统计口径和统计制度，就更没有被普遍认可的PE统计数据。虽然目前有很多机构、学者都在研究此问题，但彼此间的估计值存在以千亿计的误差。
作为监测货币政策执行情况的中间目标，必须具备可测性、相关性、可控性等特征。如果不能有效解决社会融资规模的统计问题，它就只是一个既不可测，更不可控的目标，让其承担监测货币政策执行情况的功能，又怎么可能呢?
控制通胀的关键是什么?
我国目前经济运行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通货膨胀。从抑制通货膨胀的角度看，由于货币超额发行是引起通胀的根本原因，所以抑制通胀就须控制货币发行。
现代银行制度的一大功能就是可以通过派生存款增加货币供应：当中央银行发行的基础货币进入银行体系后，银行就获得了发放贷款的能力。银行放贷后，借款人又会在银行中形成新的存款，银行进一步获得了放贷的资金，如此反复，央行极少量的基础货币发行，在商业银行贷款，存款一再贷款一再存款的反复中，就会形成巨额货币供应。随着金融创新的发展，金融工具的多元化，银行创造新的货币供应的方式还包括银行直接购买国债、购买企业债券、参与企业发行股票等行为。由此可见，由于银行体系功能日益强大和金融创新高度发达，在影响货币发行的各种因素中，除了央行发行基础货币外，银行能派生存款的各类资金运用方式已经成为创造货币的关键因素。
当然，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在开展业务时，由于监管要求和银行盈利冲动，银行最愿意开展的业务仍然是发放贷款，控制贷款仍是控制货币供应增长的根本手段。而至于其它的融资方式，像普通投资者用自己的存款购买股票或债券，只是把个人的存款变成了企业的存款或政府的存款，并不会像银行那样能派生出新的存款，也不会增加货币供应。所以在直接融资非常发达，手段非常多的情况下，社会融资总量与货币供应量并无必然、直接的联系。
从控制通胀的角度看，在长期内，货币供应量是决定通胀的唯一因素，对其的长期观测是不可能被放弃的。而对货币供应量变化有重要影响的信贷投放速度和投放规模仍将被密切关注。尤其是在我国，直接融资尚不发达，银行体系过于强大，贷款投放仍是控制货币发行的核心指标。
不过在短期经济运行中，关注社会总融资量仍然是非常重要的。虽然社会融资总量的增长并不意味着货币投放的增长，也不可能取代货币供应量，但总融资的增长将意味着总需求的增长。如果中央银行为了控制货币投放而仅仅控制贷款投放，多种方式的社会融资将弥补贷款投放减少产生的融资缺口，使总需求仍然保持在较高水平上或仍然快速增长，这在短期里将使物价水平上升继续获得动力。尤其是在货币已经超发的情况下，由于融资方式的变化，有可能改变货币运行的结构，使过去集中于某一领域(比如房地产)的货币游离出来。这时，一部分过去沉淀、隐藏的货币就可能被激活，进而形成新的总需求，从而引起价格波动，此时关注社会融资规模就有宏观意义了。
像目前，虽然外部经济环境仍然不景气，但2010年中国经济仍然实现了10.3％的增长。这就使国内外的研究者认为，控制货币供应量增长和控制总需求增长都是中国抑制通货膨胀的重要手段。
社会融资规模可以作为
直接融资的概念范文2
【关键词】中小企业；融资难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09（2012）04-0063-2
中小企业的发展会随着经济发展不断变化，在不同国家、不同行业的中小型企业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概念的概念也不尽相同。在一般情况下，对中小型企业的概念加以界定主要是从两方面来进行的，即定量标准和定性标准。定量化的标准指的是企业的营业额规模，员工数量，销售额，实收资本和总资产的数量等对企业进行的分类。
一、中小企业融资现状
企业融资是指作为资金需求者的企业所开展的资金融通活动。从融资的主体来看，可将企业的融资形式划分成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内源和外源融资；第二层次是依据外源融资划分的间接和直接融资；第三层次是对间接和直接融资做的进一步细分。中小企业在我国的融资方式主要包括自筹资金形式、银行贷款形式、非金融机构融资形式及其他几种融资形式，中小企业的产生到发展过程中，其资金来源主要是自有资金，随着企业生存时间的不断增长，其自有资金的比例开始逐步降低，但是生存期10年以上的中小企业，该比例仍保持在80%以上。
我国中小企业的融资困难的表现总体概括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除银行贷款外间接融资渠道尚不完善
通常情况下，间接形式的融资渠道包括：融资租赁，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票据贴现，商业信贷，间接融资渠道，典当融资等等。然而在中国，银行贷款融资的这些间接手段还不够完善。主要表现有：因为我国商业信用市场不发达，票据市场不完善，因而以票据贴现形式进行融资的中小企业额度非常小，企业融资租赁的发展水平仍然是非常低的。典当融资所提供的资金期限非常短，且成本较高。另外，受经济体制、企业经营者思想等多种原因的限制，企业的融资租赁水平仍很低；此外，我国现在还缺少适应中小企业发展的非银行金融中介机构。
（二）获得银行贷款较为困难
由于受到直接融资和内源融资条件的约束，我国中小企业的融资主要有银行贷款和间接融资两种渠道。然而，从风险和收益的角度来看，商业银行的经营更倾向于为大型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的。商业银行一般对中小型企业的信贷实施紧缩政策，甚至拒绝贷款。银行为了提高他们的利润率，通常需要垄断数额较大的业务，从而对小额贷款不屑一顾。
（三）内源性融资只提供的资金数量有限
企业的资本来源，内生性融资是为企业进行融资的重要渠道，它成本低，效率高，在中小企业中形成资本优势。然而，在中国的中小型企业之间存在着消费和积累的矛盾，折旧率很低且缺乏税收优惠政策，从而导致中国中小企业的股本相对较小，所以内源性融资不能很好地满足了中小企业进一步发展时对资金的需求。
（四）中小企业的直接融资需求遇到高门槛的政策和歧视政策
在一般情况下，包括私人资本市场，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中国对企业的盈利能力，资本规模，资产评估，信用评级，信息披露要求非常高，对债券市场，股票市场和直接融资渠道制定了严格的准入条件。这无疑是广大的中小企业的一道门槛。虽然目前已经建立针对中小企业的创业板，但为中小企业提供的能力仍然是有限的，进入壁垒也仍然很高。此外，风险资本在中国市场的国外中小企业融资的主要渠道没有使政府部门对此进行重视，目前为止，政府还没有制定出相关的法规，来加以规范，并给予支持，这也是使中小企业很难得到融资渠道的主要原因。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晰看出，中小型企业的融资渠道已经被限制在一个很小的空间之内，这样便造成了中小企业的融资主要靠银行贷款，并形成以银行贷款为主体的融资结构。因此，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关键所在，是要将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限制和约束解除。
二、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原因
在促进国民经济增长、扩大就业、增强技术创新能力、保证社会供给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等方面中小企业都发挥着十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中小企业的融资困难，所占资源比重低，从而弱化了中小企业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根本原因有哪些呢？
其原因包含多个方面，其中有中小企业自身缺陷的原因，亦有银行内部信贷政策约束以及社会等方面的制约因素。
（一）中小企业自身的原因
1．中小企业生命周期短，经营风险大
对深圳等五个城市的统计数据表明，中小企业的平均生命周期只有4．32年，而44．31%的中小企业生命周期不到3年，25．66%的中小企业生命周期为3-5年，23．08%的中小企业生命周期为5-10年，仅6．95%的中小企业生命周期在10年以上。中小企业的企业组织化程度和产业化水平低，满足于按市场需求临时性生产，缺乏长期战略观念，持续经营的能力普遍较弱，因而抵御风险能力差。由于中小企业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较弱，因而经营风险相对更大，如果缺乏适合、足值的抵押、质押物，相对大型企业而言信贷风险比较高，贷款风险不易把握。
2．中小企业的信用问题普遍
与大型企业相比，中小企业的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中小企业的财务信息一般都没有经过审计也不会在媒体上公布其财务状况，中小企业的经营、管理、财务、客户关系等状况都是私人的隐蔽信息，信息不对称的原因使得银行面临过高的道德风险，在银行与中小企业的博弈中，银行会选择规避风险使得小企业融资受到阻碍。现时较“流行”的逃债手段包括：先隐匿、转移巨额财产或者是先压价处理有效资产后再申请破产先剥离有效资产，留下空壳企业申请破产。我国中小企业通过各种手段逃废银行债务和赖账的现象屡见不鲜，且普遍存在信用意识淡、报表账册不全、财务信息虚假、一厂多套报表等现象。中小企业这些不信用行为使得银行对其失去信任。
直接融资的概念范文3
关键词：中小企业；融资环境；对策
一、我国中小企业的界定及其特点
中小企业是一个复杂的概念，目前世界上各个国家对于中小企业的概念没有达成一个共识。一般而言，中小企业是一个规模概念，它又称为中小型企业或中小企，是指和它所处的行业中大企业比较而言在人员、资产和经营规模上相对较小的经济单位。
中小企业的特点有以下几点：1.其生产规模中等或微小，经营决策权高度集中，建设周期较短且资金回收较快。2.其对于市场变化的适应性强；企业机制灵活，能充分发挥小而专、小而活的优势。3.企业的经营范围广，覆盖的行业齐全；但成本较高，经济效益提高困难。4.现代社会中，中小企业是成长最快的科技创新力量。5.其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差，资金较薄弱，融资困难。
二、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及特征
总的来看，我国中小企业的融资主要分为内部融资和外部融资。内部融资是指利用公司内部的资金来进行融资活动，以留存收益作为资金的来源。目前，大多数企业都依靠内部融资来满足其资金需求，这是因为内部融资具有成本低的优势。但随着企业的快速发展，内部融资的规模已无法满足企业的需求。外部融资则是指企业通过一些方式从外部融入资金，现阶段我国的外部融资方式主要有民间融资、发行股票、发行企业债券、进行私募股权等。而这些途径又可以分为三类：民间融资、直接融资、间接融资。
民间融资广泛存在于经济发达地区的乡镇与农村，在一些具有相对区位优势、行业优势的地区也非常活跃。民间融资的主体多样，有个人之间、个人与企业、企业之间的融资，而且出资人也比较多元，包括企业职工、干部、工商个体户等，涉及面较广。但是民间融资具有高成本、高风险的特点，稍有不慎会给企业带来不好的后果。
直接融资主要是指通过债券市场融资，股权融资等，是中小企业融资的新渠道。我国虽然创立了中小企业板，但是只能解决一部分的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绝大多数企业还是不能够通过中小企业板来获得资金。虽然可以通过发行企业债券来筹资，但是发行债券的门槛高，有部分企业不能达到发行债券的要求，也不能筹集到资金。由此可以看出，中小企业直接融资的现状不太理想。
间接融资主要是指银行借贷，由于目前我国的资本市场还不够完善，从银行借款是中小企业常用的一个融资渠道。由于中小企业规模小，很难找到实力雄厚的借款担保人，而银行对于贷款的财产抵押严格要求，控制风险，因此中小企业从银行借款的难度也不小。
三、造成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因素
（一）从内部来看，中小企业自身的管理水平较低下，财务制度相对不够规范。企业本身的经营状况不明，财务信息披露不如大企业透彻，不够透明。由于中小企业的规模相对大企业来说较小，实力不强，产品的结构不是很合理，设备不够先进，技术创新能力较低，企业的经营缺乏持续性。中小企业的信用缺失问题相对突出，企业自身不注重信用形象的建立，信用意识淡薄，因此借款时发生道德风险的概率较大，借到资金相对较难。
（二）从外部来看，我国政府支持体系不健全，鉴于目前我国的经济金融政策法规等制定时是依据所有制类型、企业的规模和行业的特性而制定的，相对偏向于大型的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等，对于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较弱。而且我国对于中小企业的监管力度也不够，忽视了中小企业的发展，因此制约了其有效快速的发展，使得中小企业在促进我国经济发展中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再次，我国金融机构体系还不健全，缺少专门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的机构。虽然一些国有和股份制银行已经开发了小微企业贷款的业务，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有些银行还是考虑到中小企业自身的信用问题和偿还能力，不敢轻易放贷给中小企业。最后，自从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都处于下滑的状态，我国的经济也受到了影响，无论是向银行借款，还是通过资本市场进行融资都受到了影响，使得中小企业的融资活动受到了更大的限制，融资变得更加困难。
四、改善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建议
（一）从大的层面来看，逐步建立完善的资本支持体系，拓宽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进而降低融资难度。第一，完善我国现有的金融体系。适度加大银行信贷资金的投放力度，国家应在信贷方面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同时建立相应机制，解决银行的后顾之忧，避免银行考虑到自身的资产结构而惜贷。建立与中小企业的特点相适应的信贷管理机制，既要激励银行借贷给中小企业，还要建立严格的贷款责任追究机制，避免盲目借贷给银行带来损失。第二，进一步发展资本市场，持续推进中小企业板的创新。政府应在现有的中小企业板和创业板市场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和完善中小企业板，推进其创新以及变得更加成熟，从而提供给中小企业一个较好的直接融资平台，极大地发挥出其为中小企业提供资金的作用，同时还能促进我国主板市场的发展与成熟，使得我国资本市场更为多元化，进而赶上发达国家的步伐。
（二）从中小企业自身来说，提升企业自身的素质。加强中小企业的内部管理和建立信用体系，强化信用意识，提升自身的信用等级。中小企业要提高自身的信用，通过自己的经济实力的提高和良好的信用来获得银行贷款和民间借贷。企业应该规范自身的财务管理机制，根据国家的会计准则制定适合自己的财务制度，使得财务信息更加透明，更好地反映自身的经营状况，提高金融机构对企业的信任度。借鉴国韧庀执管理理念，完善企业的董事会、股东会和经理人的现代企业管理机构，建设相互制衡的股权结构。同时应该引进高素质的管理人才，运用先进的管理经验，加强企业的管理建设，为企业的平稳快速的发展奠定管理基础。企业要建设好决策、监督、激励机制，树立自身诚实守信的形象，打造出自己的品牌与信誉。
（三）加强政府的政策支持与引导。完善中小企业融资和发展方面的法律法规，保护中小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将重点向中小企业侧重，充分发挥中小企业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政府应从税收、贷款援助和融资方面给予支持，建立和完善中小企业资金扶持政策体系，减轻企业的负担，建立良好的中小企业经营环境，促进中小企业更好地发展。构建中小企业的信用征集系统，整合各方的信用信息，实现信息之间的共享，从而为中小企业借贷提供信用支持。
参考文献：
[1]吴卫星，我国中小企业融资环境问题分析与研究[J]，企业导报，2012（44）。
直接融资的概念范文4
关键词: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模式选择
中图分类号:F832.48 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7-4392(2008?雪06-0056-03
社会资金运行渠道的畅通是维护经济社会良好运行的基石,社会资金运行效率的高低是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粘合剂｡近些年,随着天津市宏观经济的快速发展,宏观资金的有效配置日益重要,分析天津市宏观资金运行情况､研究天津市宏观资金配置效率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全社会资金至少包含两层含义,存量概念和流量概念｡存量概念的全社会资金是指全社会财富,直接联系国民财富;流量概念的全社会资金则有几个可供选择的统计口径,如国民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国民可支配总收入(GDP加上国外初始收入)等｡鉴于统计上的方便,同时也为了从最大口径研究天津市全社会资金,本文选用流量指标“地区可支配收入”作为资金配置的起始点进行分析｡可支配收入是国民生产总值在政府､企业､住户､国外等五部门中最终用于投资或消费的收入｡
一､近年来天津市资金分配格局分析
表1给出了近几年天津市经济中各部门可支配收入的分配格局｡2004-2006年,天津市可支配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逐年下降,其中住户部门和企业部门占GDP份额分别下降了5个百分点和2.84个百分点,政府部门､国外部门(包括市外部门,下同)可支配收入占GDP份额分别上升了2.51､3.75个百分点;与90年代末相比,2006年住户部门的可支配收入仍居首位,占GDP比重达41.2%,但较1998年的64%下降了22.8个百分点,企业部门的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19.3%,较1998年的23%下降了3.7个百分点,政府部门的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为24.45%,较1998年的12.2%上升了12.25个百分点｡
表2给出了各部门可支配收入扣除当年消费之后的总储蓄情况｡2004-2006年,总储蓄占GDP比重与可支配收入一样都呈下降趋势,其中住户部门和企业部门的储蓄占GDP的比重分别下降了2.5､2.84个百分点,政府部门和国外部门的储蓄占GDP的比重虽然较低,但呈上升态势,分别上升了2.73和3.75个百分点｡与1998年相比,住户部门总储蓄量减少了35.79个百分点,企业部门减少了29.8个百分点,政府部门上升了10.24个百分点｡
表3给出了各部门储蓄扣除资本形成总额后形成的净金融投资,其实际意义在于揭示全社会资金剔除实物交易之后净金融交易的宏观配置走势问题｡在储蓄扣除资本形成总额后,“非金融企业部门”为资金需求部门,金融机构､政府､住户和国外部门均为资金供给部门｡住户部门资金供给虽有所减少,但较为稳定,而国外部门､政府部门资金供给大幅增加,金融机构资金供给较为稳定｡
综上所述,近年来天津市全社会资金的分配格局呈现出四大特点:一是可支配收入格局发生了变化,政府部门和市外部门的可支配收入大幅度上升｡与90年代相比,住户部门的可支配收入大幅度下降,全社会的可支配收入由90年代向住户部门倾斜转为目前向政府部门倾斜的趋势｡二是储蓄格局发生了变化｡由90年代住户部门储蓄占总储蓄二分之一转变为住户部门､企业部门､政府部门､国外部门四分天下的格局,且全市总储蓄量大幅度下降,全社会总储蓄量较1998年减少了43.5个百分点｡三是各部门的消费支出占比很大｡虽然政府部门的可支配收入与总储蓄占比大幅度上升,但住户部门､企业部门的总储蓄减少较多,各部门的消费支出很大｡四是资金供需由过去的住户部门为稳定的资金供给方转变为住户､政府､国外部门是资金的净供给方,非金融企业部门是资金的净需求方,特别是政府部门的资金供给在近些年大幅度上升,政府部门在全社会资金的配置作用日益增大｡
二､近年来天津市资金流通与配置分析
表4给出了天津市近5年来财政收入及支出情况｡2003-2007年,天津市财政收入占GDP的份额稳步上升,从2003年的17.52%上升至2007年的24%,但地方财政收入占GDP的份额仅从7.9%上升到10.8%,财政收入中有40%的资金上划中央｡
地方财政支出占GDP比重在逐年增加,一般预算支出中,基本建设､教育､城市维护支出占比较多,分别为15%左右;基金预算支出占全部财政支出比从2003年的11%上升到2007年的19%,上升了8个百分点,此部分专款专用基金的支出在日益增多｡
表5给出天津市各项社会资金来源结构一览表｡2003-2007年,银行累计投放贷款额在天津市社会资金来源中始终占比最高,到2007年占比为72.2%,较2003年减少了13.6个百分点, 但占比呈逐年下降趋势;引进内资呈逐年上升态势,实际利用外资的比重近些年有下降趋势,直接投资的比例仍然较小,股票融资､产业投资基金､企业债券共占比3.7%｡财政资金投入近些年较为稳定,始终保持在7-9个百分点｡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一是近些年天津市社会资金来源已由银行贷款为主要渠道逐步向多渠道趋势发展,银行贷款占资金来源的比重由2003年的87%下降到现在的72%,特别是在引进内外资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二是财政资金的使用已逐步呈现多元化趋势,基础设施建设支出由过去占一般预算支出的28%下降到现在的15%,财政资金对于全市公共部门的投入已涉足到科学､教育､文化､体育､卫生､行政管理､抚恤和社会福利等等领域;三是直接融资比重仍显过低,股票融资､企业债券和产业投资基金三项占比仅为资金来源的4.8%,其比重较财政支出､引进内外资分别差6.6和6.8个百分点,特别是企业债券的融资步伐太慢;四是金融业自身发展不均衡,保险业与证券业发展速度相对较慢,特别是保险业的发展在几大城市的比较中表现出严重的不足,不仅影响金融业内部资金的合理配置,对于地区有效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分散社会风险都会有一定的影响｡
三､天津市资金有效配置中的优势､制约因素及建议
随着天津市近些年经济的快速发展,全社会资金总量以年均15%的速度增长,从经济发展的规模看,近五年全社会资金总量始终以1.7倍于国内生产总值支撑着经济的发展,财政资金?穴(地方财政收入+一般预算收入+出口退税)-财政支出?雪每年略有结余,企业部门资产总额五年间增长了1.8倍,企业利润总额增加了471.3亿元,银行业营业盈余以年均106.77%的速度增加了147.5亿元,引进内外资金以年均21%的速度增加,这些都是天津市社会资金来源的有利因素｡
直接融资的概念范文5
【关键词】证券市场 国际板 风险控制
一、引言
国际板是指境外公司股票在境内证券交易所上市并以本币计价交易形成的市场板块。证券交易所在上市规则中设立专门的章节或者制定单独的规则，这些规则体系在保持与本土公司上市要求基本一致的同时，也体现对境外企业的特殊性要求。由此，这些境外上市公司就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板块，通称国标板。
从国际板股票的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看，当前我国具备了推出国际板的基础。供给方面，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大量全球500强级别的外资企业在技术、人力、产品等方面都已深入中国市场。这些外资企业通过在中国证券市场上市可以获得两方面的利益，一是广告效应，在中国证券市场上市能够进一步扩大自身的知名度，提高消费者的品牌认可度；二是可以方便快捷地获得在华投资所需资金，直接在中国证券市场募集人民币，然后直接投资于中国市场，中间省去了汇率、法律等风险。需求方面，中国的储蓄率长期居高不下，从1998年前后的37.5%升至2007年49.9%，居民的投资理财需求和提高财产性收入的需求迅速增长。
2009年4月29日，在国务院的《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中，首次明确提出要适时启动符合条件的境外企业发行人民币股票。随后，上海市政府在对外的《贯彻国务院关于推进“两个中心”建设实施意见》中表示，积极支持上海证券交易所国际板建设，适时启动符合条件的境外企业在上证所上市，推进红筹企业在上海证券市场发行A股。
二、国际板市场的新风险
境外公司股票在境内证券市场上市，在繁荣我国证券市场、推动证券市场对外开放的同时，也会给我国境内证券市场带来新的风险，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国际资本市场风险向国内传递
国际板的开设给国内证券市场与国际证券市场架设了一座桥梁，在把国内证券市场推向国际化的同时，也给国际资本市场的风险向国内传递留下了一个窗口。根据我国建设国际板的计划安排，国际板上市的企业主要为已在香港上市的红筹股、在国内有大量业务的境外蓝筹企业（主要为世界500强企业），且以后者为发展趋势。这些企业在国际板上市之前均已在其他国际资本市场上市，当国际资本市场发生动荡时，必然引起国际证券市场上股票的价格波动，从而带动国际板市场的股价波动。再加上中国股市“板块效应”和“羊群效应”特别明显，与这些境外企业同行业的上市公司将会跟随其剧烈震荡。从而造成国际资本市场动荡向国内传导，加剧国内资本市场的动荡。
（二）对国内企业融资产生挤出效应
国际板上市的企业大都为优质国外企业，经营能力强，具有一定的市场深度和广度，这些优质企业的上市必然会对国内企业的上市融资产生一定的“挤出效应”。国内企业直接融资的比例约10%，国内中小企业的直接融资比例更低，仅约2%，欧美等发达国家的企业直接融资比例为50%-70%，国内企业直接融资需求巨大。同时，计划在国际板上市的境外企业一般为融资规模巨大的企业。如汇丰控股计划发行50亿英镑股票，折合人民币约545亿，相当于A股市场2009年IPO融资额的三分之一。如此巨大的融资额，必定对股市带来巨大的震荡，吸取了本该属于其他本土企业的资金，对国内本土企业造成了“挤出效应”。另外，还会带来股市整体价格的大幅度下跌，加剧了市场的风险。
（三）IPO获得较高的发行溢价
在国外成熟的市场里，新股发行市盈率基本上就在十倍左右，甚至只有几倍。而中国股市新股发行市盈率却达到了四、五十倍。特别是2009年新股发行制度改革后，新股发行市盈率甚至达到了120倍以上，2009年12月9日上市的星河生物发行市盈率高达138倍。境外企业通过国际板IPO可以获得较高的资本溢价，若企业募集来的资金汇兑成外汇直接移到国外，没有用于投资于我国境内业务的发展，则对我国经济发展起不到任何促进作用，反而损害了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四）给市场监管带来新的挑战
由于国际板上市的企业是境外企业，具有复杂的外向性和经营上的差异性，这增加了对上市公司的跨境监管的难度。如何监管国际板上市的境外企业的利润操纵和虚假信息披露等不良行为，对监管层来说就显得非常困难。近年来发生的安然、世通案件显示，跨国亦可能存在严重的欺诈及舞弊活动。监管层如何通过有效的监管，来保护国家金融安全和投资者利益，这是一个新的挑战。
三、控制国际板市场新风险的建议
建设国际板市场意味着我国证券市场进一步的对外开放，这对于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于国际板市场的带来的新的风险要有充分的认识，针对以上几点风险，可以采取以下几种方法，控制市场新风险。
（一）编制独立的国际板股票代码与指数
为国际板市场的股票设计独立的股票代码，并且独立编制股价指数，将国际板指数不纳入主板指数和主板概念板块，使得国际板相对独立于主板市场。当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引起国际板市场股票价格剧烈波动时，投资者可以充分识别出国际板股票与非国际板股票，避免羊群效应和板块效应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减少并阻断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通过国际板向国内市场传导。
（二）确定合理的外资公司上市比例
为减少国际板上市公司的“挤出效应”，保护国内企业的直接融资。政府可以通过宏观调控，确定合理的境外企业和境内企业上市比例。这样可以避免过多的境外企业集中上市，而对国内优秀企业上市产生的冲击。在实际操作中，可以确定一个最高比例，如果超过这个最高比例，将暂停一些境外企业的上市。
（三）采取多种手段，避免外资企业IPO“圈钱”行为
直接融资的概念范文6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市场创新加速。过度的金融创新，又脱离监管视野之外，被认为是此次金融危机的直接因素。
中国银行业改革上市之后，金融领域的发展、创新也不断加快，2009年银行表外业务增长迅速，股票、债券、股权投资规模不断扩大，新增信贷规模已无法准确体现货币供应量对实体经济的影响。
围绕通货膨胀的起落，改革开放后，中国宏观调控政策已历经数个周期，由于利率传导机制不畅，采用的调控工具较为复杂多样。因投资推动型的经济模式，信贷规模作为货币供应量的变量，成为控制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主要手段。但随着金融创新及直接融资市场的发展，这一方式已显过时。
社会融资总规模（社会融资总量）今年被决策层屡次提及，并被央行官员认为是“更为合适的统计监测指标和宏观调控的中间目标”。
作为中间目标，其可测性、可控性、传导性及其与宏观调控最终目标的相关性等要求就随之而生。当前，这四点都需要时间检验。因此，这一调控体系的建立及其有效性，在一定时间内仍属探索阶段。
在中国现有金融格局下，推行更系统性的金融调控和风险防范体系，部门鸿沟无法回避，只有建立更合理、完善的金融监管框架，这一目标方能实现。目前，金融领域的诸多发展障碍，均指向这一根源，金融改革的“顶层设计”亟需进行。
――编者
4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下称央行）宣布，自4月6日起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金融机构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分别上调0.25个百分点。
这是央行今年以来的第二次加息。此前不久，央行还实施今年第三次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为抑制通胀，央行同时动用了数量和价格工具调节货币供给，而这一从紧政策取向，自去年10月便已开始。
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融资市场格局亦随之发生变化。
来自央行的统计数据显示，原本占融资市场八成份额的银行贷款，虽然连续两年创下“天量”，但占比却直线下降。
2008年金融危机全面爆发时，人民币新增贷款4.91万亿元，在整个融资规模中占比为72％。2009年和2010年，银行新增贷款激增至9.59万亿元和7.95万亿元，同期占比反降为68％和56％。
如此反差，单以银行新增贷款为指标，已不能完全反映货币供应与实体经济的关系。
今年初，央行一改近几年惯例，并未设定银行新增贷款目标。而一个新的概念――社会融资总量（亦称社会融资规模）屡被提及。
2010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要“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此后，这一表述在今年全国“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曾出现。央行行长周小川亦在全国“两会”答记者问时表示，“最近除了观察贷款总量，还要注意观察社会融资总规模，也就是说，还有很多中间变量都会反映整个经济情况对货币政策的需求。”
接近决策层的人士透露，这一全新概念出于央行高层的最新考量，并被决策层接受，意在面对复杂的金融市场新格局，以新的监测指标，衡量金融宏观调控创造的货币量及货币流量，从而更准确地反映货币政策和实体经济的关系。
此后，央行调查统计司司长盛松成就社会融资总量问题连续发文，阐释其内涵和涵盖的范畴。
尽管如此，社会融资总量仍引起热议：现有统计涵盖的范畴能否反映整个社会融资总量？这一监测量与经济运行相关性如何？在中国现有金融发展框架下，如何实现“监测”与“调控”的有效结合？
诸多讨论与争议表明，这一新的货币政策的监测量，成为实际政策的调控指标，仍需时日。
无可否认，社会融资总量概念的提出，预示着中国货币决策者正以一种新的思路考量货币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尽管货币调控的重要变革仍有待时日，但变化已然开始。
金融统计变革
央行上下随即紧张工作，反复寻找最适当的范围。一则使之与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相关，二则在条块分割的行政框架下具有可调控性
4月中旬，社会融资总量的季度数据将首次披露。
“我们将先试行公布季度的社会融资总量数据，未来条件成熟，可按月公布总量数据和各组成部分。”央行调查统计司司长盛松成4月1日在央行办公室接受《财经》杂志专访，详解社会融资总量的形成过程，并透露了该项工作的最新进展。
目前，央行已经与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建立了数据沟通机制。同时，央行也在逐步规范对信托等综合领域的统计，部分数据已经可以实时编制。
盛松成表示，未来将及时监测社会融资规模总量和构成变化，分析其变化特点以及与主要经济指标的关系。
由于直接融资市场和商业银行创新业务的快速发展，改变了以商业银行贷款为主的融资结构，货币政策仅仅调控贷款显得力度有限。央行从去年11月起，开始在内部讨论社会融资总量的概念。
2010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定由央行牵头编制社会融资总量。至此，这一新的指标被决策层认可。
央行上下随即紧张工作，反复寻找最适当的范围。一则使之与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相关，二则在条块分割的行政框架下具有可调控性。
为此，央行行长周小川曾在半个月内两次主持召开行长办公会，专题研究社会融资规模；分管调查统计工作的副行长杜金富，也主持召开社会融资规模专家论证会。
一位人民银行太原中支的人士透露，央行分支机构的相关人员也在紧张筹备、探讨、论证社会融资总量的合理范畴与具体指标，一边统计、一边研究和修正。
今年2月17日，盛松成首次撰文阐释社会融资总量的概念：即一定时期内（每月、每季度或每年）实体经济从金融体系获得的全部资金总额。
他在文中表示，央行当前执行的统计口径为：社会融资总量等于人民币各项贷款、外币各项贷款、委托贷款、信托贷款、银行承兑汇票、企业债券、非金融企业股票、保险公司赔偿、保险公司投资性房地产等各项之和。
3月17日、18日，央行调查统计系统工作会议在四川成都举行，议题之一就是讨论新的经济金融形势下，如何定义社会融资总量、广义货币供应量（M2）等统计量的范畴。
外界有所质疑的是，当前披露的社会融资统计口径中，将规模巨大的外汇占款、国债和外商直接投资（FDI）等剔除在外，可能令统计数据缺乏足够代表性。
央行数据显示，2010年新增外汇占款3.16万亿元，同比增长23.8％，国债净融资9753亿元，同比增长19％，当年FDI折合人民币7416亿元，同比增长15.4％。三者之和相当于2010年新增人民币贷款规模的六成。因此，央行的社会融资规模统计被一些专业人士看做意义不大。
盛松成表示，从地域上看，社会融资规模是实体经济从境内金融体系获得的资金总额。FDI和外债是从国外部门获取的资金；外汇占款是金融性公司收购外汇资产而相应占用的本国货币，其发行主体本质是国外部门，而在我国“双顺差”贸易结构下，其增长是被动的。他认为，FDI和外汇占款都不具备可调控性，不属于金融调控的范畴。
国债的发行主体为政府，筹集的资金大部分用于政府的各项日常开支，以及弥补财政赤字，并不进入实体经济生产领域。盛松成进一步解释，国债发行、兑付政策属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互补充，不应该将国债作为货币政策监测指标和中间变量的组成部分。
一名接近央行高层的人士则认为：这三个领域的资金量足够大，应该纳入调控范围，但国债是财政资金调控的手段，属于财政政策范畴，货币政策难以插手；而其他两项统计是外部资金流，央行又缺乏调控能力。
私募股权、民间融资、对冲基金以及一些非金融机构的融资，由于目前没有权威的统计，暂未纳入。接近央行人士表示，央行内部仍在讨论统计监测这些指标，“一些当前未入选的指标，不代表未来不会纳入。”
面对这场牵涉面颇广的货币统计变革，一位人民银行分行人士透露，由于中国金融统计一直比较薄弱，缺乏科学规划，指标界定和分类不一，往往相同名称表示不同内容，中央各部门乃至央行内部的各种指标都存在口径不一的问题，梳理一套可得、可测、可比的数据并非易事。
收编“影子银行”
央行提出管理社会融资总量，与监管部门提出的影子银行监管，是殊途同归，两把利刃指向的是同一个目标
不过，大范围统计并公布社会融资总量，却是当下央行不得不为之策。
金融危机之前，以银行信贷为主的间接融资占据中国融资市场总量的80％至90％，构成货币供应的绝对主力。比如，2002年人民币贷款占比为92％。央行货币政策调控也可以简略概括为：根据GDP增速确定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大致增速，并将之折算为当年新增贷款规模。央行货币政策目标名义瞄准M2，实质只须控制住信贷规模，则不会偏离目标。
前述人民银行太原支行人士表示，这种 调控模式下，常常银行通过理财产品、银信合作等表外创新业务，来规避信贷规模管制。但近几年这些业务规模增长非常快，都游离在监管之外，按照老路子控制信贷规模就出现“按下葫芦浮起瓢”的状况，“这种市场环境倒逼货币当局扩大监测范围。”而此前央行调查统计司内部对部分数据已有统计，因此应景而出。
来自央行的数据显示了融资新渠道的加速扩张。在货币政策逐步企稳回收的2010年，委托贷款规模达到1.13万亿元，比2009年增长约六成。2010年，包含了银行信用的表外业务银行承兑汇票，规模为2.33万亿元，比2009年增长约4倍。
此外，Wind统计显示，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企业债和公司债规模也翻了一倍，2008年发行总规模为8730亿元，2009年和2010年均达到1.6万亿元。规模超过股市融资。通过发债筹资并偿还贷款，成为大中型企业的优选之策。同时，债市正在酝酿进一步扩容，并引进更多中小型企业发债。
保险资金近年来亦不断松绑，投向实体经济资金，仅保险公司投资性房地产2010年的规模为143亿元，是2007年的两倍余。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金融重点实验室主任刘煜辉分析，随着金融市场不断发育与监管主动放松，表外业务、结构化产品，及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等直接融资领域的创新，加速了中国的金融脱媒。另一方面，通胀预期下，负利率把钱从银行往外赶，“2009年开始，社会融资总量发生结构性变化，资金不断脱离银行体系，央行通过数量工具是管不了的。”
面对不断活跃的金融创新与规避信贷规模管制的冲动，央行调查统计司前任司长张涛曾于2010年10月表示，央行对近年来不断涌现的新型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的统计存在不足。目前的统计框架着重于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数据，对衍生产品表外业务、结构化产品、或有资产负债等缺乏关注；缺乏监测跨境、跨市场风险传染的经验；各项金融统计标准制定缺乏协调性；中央银行获取高频度及交易关联数据的手段有待加强。
数项问题，均指向央行的调控视野与监测工具不足。因此，央行第一步是将便于统计、监测的金融机构资金纳入监管范畴，并逐步考虑扩展范围，减少盲区。
“央行提出管理社会融资总量，与监管部门提出的影子银行监管，是殊途同归，两把利刃指向的是同一个目标。”一名央行人士一语中的。
金融危机后，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的重点之一就是加强对各种“影子银行”的监管，范围涉及对冲基金、私募股权、货币市场基金等，而中国也存在大量具有放款、接受抵质押的非银行金融机构，仅受较少的监管。
银监会亦动作频频，规范银行理财合作业务，推出信托、租赁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新的管理办法，类比银行监管指标约束其融资性业务，以市场化方式约束其业务扩张规模。
2010年推出的《信托公司净资本管理办法》，要求信托公司根据不同业务属性计算风险资本，明确资本约束。同时，银监会还要求各银行限期将万亿元银信合作表外业务资产转入表内，压缩业务规模。
今年1月，银监会修订《银行业金融机构衍生产品交易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建立衍生品交易业务的分层市场准入机制，新设了资本补偿计提以及风险暴露的限制等指标，为创新业务设立管控标准。
此外，由于中国特有的分业监管格局，不少具有融资功能的机构尚未被划入金融机构范畴，其融资行为也游离于宏观调控之外，如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产业投资基金等。
刘煜辉认为：“金融脱媒后，央行要关注总的社会信用，就必须靠价格工具影响信用的需求，才能管得住。而且这也会直接影响到资产价格，因为银行和市场提供的信用都是以各种资产为抵押品，资产价格变化，也能约束信用供给的能力。”
调控思路变调
央行有意在下阶段将社会融资总量作为调控的中间目标，以达到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的最终货币政策目标
社会融资总量的提出，无疑给了央行一个更全面的监测指标，但其用意绝不止于观测。上述接近央行高层人士坦言，“一个指标如果最终成不了调控指标就没有意义。”
一个可资借鉴的例子是，中国从1992年开始研究货币供应量M1和M2；到1994年央行开始按季度向社会公布货币供应量，以此作为监测目标；在试运行了大约两年后，货币供应量于1996年正式成为货币政策调控的中间目标。
上述接近央行高层人士表示，央行有意在下阶段将社会融资总量作为调控的中间目标，以达到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的最终货币政策目标。
只是，从监测目标到宏观调控中间目标，社会融资总量的运用仍要经历不短的过渡期。
前述人民银行分行人士分析，社会融资总量统计的具体步骤，至少有三：首先要把指标口径确定下来，然后是根据指标统计数据，再用数据来实证。如果数据指标实证的效果比原来好，那这个指标可实际使用；如果实证效果跟原来没有多大差别，就意义有限。
目前尚处于第一阶段，后续实施须经基层相关建设与人才培训。数位央行人士认为，统计最终实证并投入使用，尚待时日。
而早期参与央行编制社会融资总量征求意见会议的人士，对此亦持观察态度。
刘煜辉参会后对《财经》记者表示，中国还处于金融市场结构转型期，尚未摸清楚各种信用供给方式和货币供应量之间的稳定关系，因此社会融资总量就只具备参考意义，而不是一个可量化的调控目标。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认为，当前用贷款指标不太准确，单纯控制货币供应量又缺乏市场机制，准确把握社会中货币供应量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必须找到切合的指标。
因此，把社会融资总量作为一个临时性的监测目标，配合货币供应量和贷款规模这两个指标共同分析，具短期合理性。
“但应该看到社会融资总量的局限性，我们的导向还是建立市场化方向的体系，完善金融市场，完善利率、汇率体系，最终目标是通过利率来调控货币供应量。”
夏斌向《财经》记者强调，“不能将社会融资总量分解为信贷、债券、股权等规模调控指标，否则就是大倒退。”
中国银行副行长王永利认为，如果把社会融资总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则只能把社会融资总量界定为各阶段社会融资余额的增量指标，而不可能是一定时期各种融资渠道的累计发生额，也就很难用来“反映金融对经济的总体支持力度”。
盛松成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表示，“央行绝对不会搞具体指标的分割调控，而且未来一定是通过数量和价格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市场化调控。”
央行的研究表明，利率与社会融资规模有密切的相关性，利率调控对直接融资的效果比间接融资更有效。盛松成说，“这意味着社会融资总量的调控，会反过来促使宏观调控进一步使用价格和数量手段相结合，进一步促进宏观调控的市场化方向。”
“接下来，央行将主要采用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等工具，从成本上来控制货币供应。”一名接近央行高层的人士向《财经》记者透露。
现实中，计划将社会融资总量作为货币政策监测量的央行已经作出了选择。4月5日，央行年内第二次宣布加息――自4月6日起提高一年期基准存款和贷款利率各25个基点。
来自农业银行战略管理部的分析报告认为，利率上调的主要原因是物价快速上涨，但另一个原因则是，实际负利率使得银行资金脱媒严重，已影响金融系统的稳定性。
因银行资金脱媒趋势越来越明显，2月M2增速已降至16％以内，M1降至14.5％。但由于直接融资的发展，上述两项指标的下降并不意味着市场流动性的下降，因而不构成政策调控放缓的理由。
今年以来，市场化利率，如银行间拆借回购利率升幅明显高于存款基准利率，存贷款基准利率上调，可以部分弥补市场利率高于基准利率的现状，抑制资金需求，减少社会融资总量。
资金脱媒对信贷投放有重要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银行可自由运用资金比率下降；二是脱媒资金流向直接融资市场，直接融资规模增加，信贷扩张速度放缓。上述分析报告据此认为，这种变化，可能导致货币政策调控重点从信贷转向兼顾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更加依靠价格工具调节社会融资总量。
一位接近央行的业界人士的表态，则印证了上述观点。他表示，现在的操作方法，已经体现出央行对利率价格工具运用更加频繁，更具有倾向性，这也是货币政策调控不以规模来论的一个倾向。
刘煜辉认为，随着货币政策目标从银行信贷转向社会融资总量这样一个更大的范围，货币政策取向将发生实质变化，从数量调控转向利率担纲，用价格调控社会资金供求。
下一步攻坚
社会融资总量难以逃脱M2调控所面临的老问题――利率不改革，如何解决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问题。所以，问题关键是货币调控手段要从数量工具为主逐步走向价格工具为主
显然，央行希望通过社会融资总量来搭建更翔实的货币监测、调控体系，既如实反映金融体系进入实体经济的资金情况，又可以找到适当的市场化中间变量，便于灵活调控。
但业界人士认为，此法道路曲折。
建设银行独立董事、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金融学系教授宋逢明对《财经》记者强调，以社会融资总量作为调控观测变量时，要深入研究货币供给的传导机制，比如存贷业务是直接创造货币而形成货币乘数的，非信贷业务与货币创造之间的关系还需要深入研究。这样，中间目标如社会融资总量才可与最终目标厘清关系。
刘煜辉也认为，中国处于金融市场结构转型期，信用供给的结构不一样，社会融资总量和货币供应量之间的对应关系还不稳定，需要一段时间磨合才能形成，即多大规模的社会融资总量对应M2。
一位央行内部人士认为，“社会融资总量是个新概念，我们不能完全用老套的思维来对它，也不能用以前调控人民币贷款规模指标方法套用。推出一个新的指标，大家都希望马上得到怎么调控的答案，但这一时是做不到的，需要经过一个阶段的研究和摸索。”
而在目前金融机构分业监管情况下，央行如何实现各方协调，则更是艰巨的挑战。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副所长殷剑锋对《财经》记者表示，要有效调控社会融资总量，就需要首先建立有效运转的“一行三会”协调机制，甚至是建立一个架构于之上的超级部门。但这显然是一个艰难的工程。
目前，“一行三会”是平行治理，国务院高层组织四部委和重要金融机构负责人召开旬会，沟通事宜。而随着社会融资总量数据进一步编制公布，以及央行对整个金融体系风险传导管理的深入，需要“一行三会”等部门间建立更协调、有效的分工合作机制。
然而，各监管部门所推行的监管策略恰恰是各自“以我为主”。
当前，央行推出逆周期宏观审慎监管，动用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动态调整银行杠杆率，社会融资总量也列为与之一脉相承的理论创新。
银监会则依照新巴塞尔协议Ⅲ推出资本充足率、动态拨备率、杠杆率、流动性比率四大监管新工具，对商业银行实施新的审慎监管框架。
夏斌提醒，当前阶段，宏观调控需要注意的是，防止不同监管政策各自为政所产生的过度叠加。据其观察，数政齐出，实体经济中已经出现了资金紧张的情况。
盛松成则认为，社会融资总量基本涵盖了整个金融体系，有利于宏观调控部门加强金融体系稳健性监测分析和评估。通过社会融资总量，不仅从总量上了解金融系统性风险，还能反映金融风险在不同金融机构、不同金融市场之间的传导。
但一名接近银行监管高层的不同意见者表示，在中国现有体制下，很难计算清楚社会融资总量；而且，不同时期资金的流动性差别很大，这个指标的参考意义有限。
他认为，社会融资总量也难以逃脱M2调控所面临的老问题――利率不改革，如何解决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问题。所以，问题关键不在于调控社会融资总量还是调控M2，而是要从数量工具逐步走向价格工具。
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表示，尽管央行调控的最终目标是社会融资总量，但是影响社会融资总量的核心中介目标是价格工具。“只要价格一变，总量也就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