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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中的主导因素范文1
议，旨在提高公路网规划的科学性。关键词：高速公路；出入通量；经济发展；相关性中图分类号：F299.23 文献标识码：A
我们都知道，通常情况下，一个地区所产生的交通量是与其经济总量成正比的，经济总量越大，交通量也就越大。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事实上，影响交通量的众多因素中，国民经济发展状况是影响交通量增长的主导因素，而经济总量和经济结构是影响其增长的具体因素。不过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即使是同样的经济总量，对于不同的经济结构来说，所产生的交通量还是不同的。在研究高速公路出入通量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时，需要通过统计各地市从收费站上下高速公路的交通量，再结合当地的经济指标，选择合适的模型进行分析。
一、研究高速公路出入通量与经济发展相关性的背景
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而交通运输业在国民经济整体中所占的比例也持续增加，如今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中的一个支柱产业。交通运输是国民经济以及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是社会经济发展和人们日常生活的保障，可以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而要研究高速公路出入通量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首先就要搞明白交通运输发展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
（一）我国交通运输的发展现状
交通运输业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它不仅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也是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命脉所在。毋庸置疑，在如今这个全流通的时代，交通运输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是越来越重要。而我国对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力度的加强，在经济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进程日益加快的今天，显然不仅促进了我国交通运输业的飞速发展，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也促进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并为社会各个方面的发展都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二）交通运输与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
通常情况下，交通运输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复杂，不仅相互影响，而且相互联系。所以为了促进交通运输和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对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研究分析，提出其中存在的问题，然后据此对交通运输业的未来发展作出规划，最终提高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适应程度。一个国家的交通运输发展水平和其经济发展水平是有着密切关系的，这是因为国家经济的发展可以推动城市化的进程，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又可以加大各城市间的交流，这样对交通运输系统的要求也就会增加。所以，如果没有完善的交通运输系统做支持，社会经济的发展根本就不能够长久。
（三）交通运输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
近些年来我国一直在加大对交通运输业的投入，而国家的重视也促进了交通运输业的快速发展。另外，由于交通运输发展与经济发展是相互影响的，所以我们不难做到使交通运输和当前经济发展相互吻合。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要想要得到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就要以一个高效安全而完善的交通运输系统做为保障。因为高效安全而完善的交通运输系统可以实现各个地区经济的共同发展。如果交通运输无法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的话，就会阻碍经济的发展。一个完善的交通运输系统，可以逐步形成一个统一的市场竞争机制，为人才交流和知识传播提供有利条件，从而利于人们视野扩宽，对生产资料进行优化配置，加大不同地区的经济交流，最终也会促进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
二、研究高速公路出入通量与经济发展相关性的思路
（一）思路详介
这里讲到的收费车型，是指高速公路在收取行驶车辆通行费时所划分的车型。在一般情况下，提到交通量时都是指由交调车型进行统计的交通量。交调车型就是公路交通情况调查统计中所采用的调查车型，即JTG B01-2003《公路工程技术标准》中所划分的车型。在研究高速公路出入通量与经济发展相关性时，可以通过人工进行分车型调查，从而获得收费车型和交调车型交通量对应的比例关系，由该比例可将统计的高速公路出入通量转换为交调车型交通量，接着再进行汇总，在汇总时，要分地市进行，将其所辖的收费站分进口和出口进行汇总，这样就可以得到各地市每年高速公路的交通量。这时候，就需要将该交通量和其经济指标进行回归分析，最终确定二者之间的定量关系。
（二）思路简介
简单来说，研究高速公路出入通量与经济发展相关性的思路即：先由各收费站得到各收费站交调车型交通量，再由各收费站交调车型交通量通过分市区的汇总，得到各市上下高速公路交通量，最后由各市上下高速公路交通量得到交通量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不过这里有几点是需要注意的：1、首先，各收费站交调车型交通量可以通过人工分车型调查得到收费车型与交调车型的转换系数后，再结合各收费站收费车型交通量得到。2、其次，交通量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由各市上下高速公路交通量和该地市的经济指标进行综合分析得到的。
三、总结
影响交通量增长的因素有很多，但有两点是最重要的，一个是国民经济的发展现状，一个是经济总量与经济结构，前者是主导因素，后者为具体因素。所以，一个地区所产生的交通量是与其经济总量成正比的，经济总量越大，交通量也就越大。但是，即使是同样的经济总量，对于不同的经济结构来说，所产生的交通量还是不同的。因此在研究高速公路出入通量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时，需要通过统计各地市从收费站上下高速公路的交通量，再结合当地的经济指标来选择合适的模型进行具体分析。
[1]赵伟，周俊红.高速公路出入通量与经济发展关系研究[J]. 公路与汽运，2013，03：230-231
[2]匡安乐.高速公路运营交通量增长特性及预测方法优化研究[D].长安大学，2010
社会经济中的主导因素范文2
[关键词] 知识 经济 知识经济
知识自人类社会产生开始就与人类的经济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知识与经济越来越趋于融合。到了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成为社会占主导地位的资源和生产要素。知识，尤其是新的知识成为带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一、对知识与经济的基本理解
所谓知识，指的是人们通过学习、感悟和实践获得的关于客观世界的认识总和。它既包括以经验、表象、印象、概念等形式表现的观念形态，又包括以图书、杂志、图表、信息等形式的载体中表现出来的观念形态。所谓经济，指的是人类为了满足自身不断提高和扩大的需要，而从事的各种物质和非物质产品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活动的总和。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经济一直都离不开知识。为了便于比较和说明问题，我们将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的的主要特征简单列表如下：
简单来看，在单纯依赖土地、自然生产物品的农业经济中，用于指导人类经济活动的知识以经验为主，知识的含量少，作用小。工业经济社会采取工厂化生产，用手工工具和机械制造物质产品，这一时期的经济主体依赖资源，依赖知识的程度明显提高，知识的含量和作用明显增加。而到了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成为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二、知识与经济的辩证关系
总的来说，知识与经济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基于上文的论述可知，在人类认识与改造世界的活动中，知识不是经济，经济也不是知识，二者之间存在着确定的差别，这是它们对立性的表现。而知识与经济的关系又是统一的。二者的统一性主要表现在它们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过渡的。
一方面，知识的产生和积累离不开经济活动。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类的知识，无论是自然科学知识，社会科学知识还是生产技术知识，本质上都是由经济决定的。首先，人类的经济活动是知识的源泉。在原始社会时期，人类最主要的经济活动就是采集和狩猎，人们通过采集和狩猎自然界中的野生动植物不仅维持了自己最简单的生活，而且还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发明了“钻木取火”和“摩擦起火”，学会了制造工具。可见，知识起源于人类的生产实践。其次，社会经济的发展为知识的积累提供了条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剩余产品的出现，促进了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离，知识成为了一种相对独立的东西，专业的知识生产者随之出现，从而极大地推动了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的发展。再次，生产实践的发展呼唤新理论的出现。随着社会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生产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兴产业逐步取代传统产业，实践的发展迫切需要新的理论指导。从而，探索经济发展的新规律，研究新理论，创立新学科，成为了时展的需求。
另一方面，人类的任何经济活动也离不开知识的指导。知识自人类社会产生开始就与人类的经济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人类历史上任何类型的经济都包含有一定的知识因素，并且这种知识因素是由小到大、由低到高不断在发展的，其对经济的指导与推动也在不断升级。当人类掌握石器技术知识后，创造出的是原始社会的生产力；当人类掌握了青铜技术知识后，创造出的是奴隶社会的生产力；当人类掌握了铁器技术知识后，创造出的是封建社会的生产力；当人类学会使用机器以后，创造出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如今，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微电子技术为主要标志的新技术得到广泛应用，科学技术成为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知识与经济越来越融合在一起。从而，知识，在“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时代里，成为社会占主导地位的资源和生产要素，经济也将越来越依赖于知识的创新；在产品的价值构成中，知识创造的价值将占最大比重，知识本身也就成为了最大的资本。进而，知识的拥有与否成为生产力、竞争力和经济成败的关键，人类社会进入知识经济时代。
三、知识逐渐融入经济并不断加以创新――知识经济的出现
社会经济中的主导因素范文3
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在1950～1982年一直徘徊在5.0%以下，之后开始上升，至2000年达到7.0%，进入世界卫生组织定义的老龄化社会，预计2025年前后该指标将达到14.0%，进入老龄社会，2040年前后该指标将达到23.3%，进入超老龄社会[1-2]。反观世界上人口老龄化程度最严重的日本，1920～1955年该指标徘徊在5.0%以下，1970年达到7.1%，1995年达到14.5%，2010年达到23.0%[3]。
上述数据表明，我国的人口老龄化时期尽管与日本相差30年，但老龄化速度却非常相似，从平稳期的5.0%上升到7.0%的第一阶段都是不到20年，从 7.0%上升到14.0%的第二阶段都是25年左右，从14.0%上升到21.0%的第三阶段都是15年左右(我国部分为预测数据)。与此同时，我国人口结构转变的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社会经济背景也与日本十分相似。在第一阶段，都是在社会急速转型和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日本用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的20年时间经历了战争结束和恢复重建，实现国民收入倍增，经济的发展显著地改善了以传染病、营养不良和死婴等为中心的健康问题，平均预期寿命大幅度提高等事件。同样，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末的20年间经历了结束混乱，市场经济转轨，GDP总量翻两番，疾病谱发生改变，温饱问题得到解决，健康状况与平均预期寿命大幅度改善与提高等事件。在第二阶段，日本随着经济的发展出现社会阶层分化以及贫富差距的显性化，社会经济地位以及生活方式等社会因素变成了影响健康的重要因素[4]。我国人口结构转变的第二阶段始于世纪之交，同样出现了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阶层分化以及贫富差距不断加剧等问题，社会因素对健康的影响作用日益加重。因此，如何有效地利用这30年的时间差，深入探讨社会因素影响健康状况的作用机制，是提高我国老年人生活质量的重要课题。
健康与社会经济地位关系的研究有多种学科视角，其中社会学探讨的是社会分层所产生的社会经济地位不平等是如何导致健康不平等的[5]，即研究的重点是社会分层，而健康不平等只是社会不平等的不良后果之一。社会医学探讨的是各个社会群体的健康状态以及生活状况如何受其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目的是为了从医学和社会的角度维持、增进、改善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群体的健康水平。本文将以社会医学的视角为主，并借鉴社会学的观点分析城市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的作用机制，为我国健康介入研究以及老年政策的制定提供基础数据。
二、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和健康关系的理论以及先行研究
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之间的因果关系存在争议[6]，即同时存在社会经济地位不同导致健康状况结果不同的社会因果论和健康状况不同导致社会经济地位不同的健康选择论[7]。在将老年人作为研究对象的情况下，社会经济地位在退休之前已经形成，观察时点的健康状态以及其后的生存时间与社会经济地位有明确的时间先后，二者的关系更符合社会因果论的观点。可以说个人的健康状况受社会结构因素限制，即个人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决定了他们的健康水平，社会经济地位越低的人，其健康状况越差[8]。我国学者的实证研究也证明了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存在影响，其中，齐良书等人认为20～65岁的成年人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健康状况越好[9]，汤哲等人认为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老年人有更长的预期寿命和健康预期寿命[10]，顾大男等人认为社会经济地位对高龄老年人的生活自理能力等身体健康的影响较小[11]。另外，反映社会经济地位的相关变量同样对健康产生影响，黄枫等人认为不同的社会医疗保险待遇对于老年人口的健康有着显著而长远的积极影响[12]，刘平贵认为60岁以前的职业是高龄老年人死亡风险的重要预测变量[13]，曾宪新认为是否有养老金对于老年人的死亡风险有显著影响[14]。
上述研究尽管证明了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健康水平越高的观点，但是重在阐明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的理论机制的研究却很少[15]。社会因果论包括两个方面的影响机制：一是物质环境论认为社会经济地位带来的收入与生活环境差距是影响健康的重要因素;二是生活方式论认为社会经济地位带来的不同生活方式是影响健康的重要因素。王甫勤以成年人为对象验证了生活方式论，即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人越倾向于拥有和维护健康的生活方式，健康的生活方式又直接影响了人们的健康水平[16]，而对于普遍维持良好生活习惯的我国老年人来说，这样的解释机制是否合适有待进一步讨论。
在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之间有可能存在如文化性闲暇活动这样的第三变量。顾大男分析3年的追踪数据，发现具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和较多医疗资源的老年人外出旅游和健身锻炼的比例较高，而出游和健身锻炼有利于身体健康以及降低死亡风险[17]。吴金晶等人分析截面数据发现，经常参与志愿者活动的城市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水平高[18]。杨宗传认为文化素质是老年人参加老年活动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19]。齐良书等人认为社会经济地位通过多种途径作用于个人健康状况，如果仅用单一指标进行量化分析，难以全面深入地揭示其作用机制[20]。
当然，我们也发现先行研究中尚存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老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是如何影响健康的?其机制尚未得到解释，多数研究只证明了存在影响。二是健康指标不全面，未同时考虑健康状态(健康的质)和生存时间(健康的量)：同样是讨论男性与女性的社会经济地位不平等，导致的是男性健康状况比女性好，却又导致女性寿命比男性长。三是追踪时间较短且未考虑生存时间。寿命或生存在先行研究中一般追踪时间只有2～3 年，追踪时间过短很难排除基线调查中既成事实的干扰，不能说明因果关系。多数研究只分析死亡率或生死结果而不考虑生存时间的多少，造成分析存活一年的老人和存活十年的老人会得到同样的结果。四是统计分析方法不适用于综合作用机制的研究。双变量分析、多元回归、Logistic回归分析或Cox风险回归等只能分析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的直接影响而不能分析间接影响，而且有些先行研究使用不同模型分别研究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的关系、生活方式与健康等的关系，却主观推断出社会经济地位通过改变生活方式而影响健康的结论。
三、研究方法
1.研究设计与研究假设
基于上述分析讨论，本研究以社会因果论为基础，探讨城市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的作用机制。通常人们在进入老年期后不仅有足够的时间照顾自己的生活，而且由于健康水平的下降更意识到需要维持一个良好的饮食作息习惯，因此，对于老年人来说，良好的生活方式是健康变化的结果而不是原因。老年人由于家庭生活与社会生活的责任不断减少，生活责任性外出大幅度减少，其文化性闲暇活动的增加可能是维持老年人社会交往的重要因素。城市老年人在基本生活已经得到保障的前提下，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同可能更多的是带来文化性闲暇活动的不同。
本文使用前瞻性队列研究方法，将2000年调查时点之前已经形成的社会经济地位作为基本潜在因子，将2000年调查时点的文化性闲暇活动作为中间潜在因子，将2000年调查时的健康状态(健康的质)和其后9年时间里的生存日数(健康的量)作为结果潜在因子(其中，健康状态使用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包括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社会健康三个方面)，分析基本因子如何通过中间因子对结果因子产生直接影响与间接影响(如图1所示)，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社会经济地位直接影响城市老年人的健康状态与生存时间，并通过健康状态间接影响生存时间。
假设2：文化性闲暇活动直接影响城市老年人的健康状态与生存时间，并通过健康状态间接影响生存时间。
假设3：社会经济地位直接影响城市老年人的文化性闲暇活动，并通过文化性闲暇活动间接影响健康状态和生存时间。
2.调查方法与调查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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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基线调查是由作者负责的日本东京都立大学城市科学研究所与沈阳市卫生局的合作项目，调查时间是2000年6月1日至6月20日，调查总体是沈阳市的和平区、皇姑区、沈河区、大东区、铁西区五个市区的45万人老年人。抽样方法是使用分级抽样方法，在五个市区中分别抽出两个老年人口比率与所在区老年人口比率相近的街道办事处，再从中各抽出一个老年人口比率与所在街道办事处老年人口比率相近的社区。调查对象是被抽出社区的全部60岁及以上老年人，全市共计抽取了10个社区的4460名老年人。调查员由经过多次培训的各区疾病控制中心的医生和街道的地段医生以及社区居民委员会的职员担任，使用自填式和询问式两种问卷，最终回收问卷3654份，回收率为 81.9%。
本研究的追踪调查为作者负责的2012年度日本文部科学省学术振兴会资助的中日养老文化比较研究项目，对基线回答者的死亡日期以及死因进行追踪调查。追踪调查的对象是从基线调查回答者的3654人中减去未登录户籍者134人、姓名与身份证号码等个人情报记录不清者703人、问卷回答不完全者51人，实际追踪调查对象为2766人。追踪期间为2000年6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的共3135日。本研究为了减少调查期间已经濒临死亡者的影响，分析对象是从追踪期间的全部538名死亡者中删除了基线调查结束后6个月内的死亡者，最终为2001年1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死亡的506人。
3.调查指标与统计方法
2000年基线调查中与本研究有关的项目包括社会经济地位、文化性闲暇活动、健康状态三大类指标。社会经济地位指标包括退休前的职业、教育程度、家庭收入三项。文化性闲暇活动包括社区活动、旅行游乐、个人兴趣三项。世界卫生组织在1948年提出的健康概念已被广泛认可，即健康不仅是没有疾病或是虚弱，而是身体的、精神的、社会的一种良好状态，因此，在本研究中将健康状态分解为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社会健康三个构成部分。描述身体状态的身体健康包括主要疾病、疼痛症状、生活能力三个项目，其中生活能力测评选用东京老年综合研究所开发的老年人活动能力评价指标①中的银行存取款与缴纳水电费这两项差异较大的敏感指标投入了方程;描述与群体或他人关系适应性的社会健康是指个体与他人及社会环境相互作用并具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实现社会角色的程度，本研究中使用去公园晨练、购物办事、广场聊天等外出活动频度测评城市老年人生活中的偶遇性社会适应程度，同时使用与邻里、朋友、同事等的互访活动频度测评老年人主动性社会适应程度;精神健康主要是指人们的一种主观的快乐的人生体验，而不是描述是否患有精神疾患，本研究中使用对人生幸福的感觉和对现在生活满足的感觉这两项指标。年龄在描述分析中用年龄阶段表示，在结构模型中为实际年龄。本研究使用结构方程分析方法，统计分析软件为SPSS18.0版和 Amos17.0版。
四、城市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的作用机制
1.分析对象的变量分布
本研究的追踪对象为2776人，追踪期间为2000年6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分析对象为剔除了基线调查结束后半年内的死亡者，剩下的2001 年1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的死亡者506人，其生存时间为228～3134日，平均生存1808.34日。表1为506名死亡者的基线调查的变量分布。
2.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状态与生存时间的结构方程模型
在结构方程模型中，我们将身体健康、社会健康、精神健康及其构成的综合健康状态、社会经济地位、文化性闲暇活动等潜在因子用椭圆形表示，将直接观测到各个变量(包括生存时间)用长方框表示，用e、d、z表示未知部分，箭头连线表示因果关系，连线上的数值为标准化路径系数，在(-1，1)之间表示关系强度与方向，方框或椭圆形的右上角数值为回归解释率，GFI为数据与模型间的调整拟合度。本研究的拟合模型不仅AGFI值达到0.921，而且健康状态解释率为70.0%，生存时间的解释率为10.0%，说明是一个非常合理的结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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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状态对生存时间具有较强的正向直接影响，其路径系数为0.46，其中身体健康影响最大，达0.70×0.46，社会健康的影响仅次于身体健康的影响，达到0.59×0.46，精神健康的影响力较小，仅为0.26×0.46。在身体健康的各指标中，老年人的身体能力对生存时间的影响力远大于身体病症的影响力。本研究的结果与吴晓光等人的8年追踪数据均发现，老年人日常生活能力、健康自评以及认知功能对死亡有较高的预测价值[21]，并与曾宪新分析65岁以上城乡老年人的3年跟踪数据所发现的死亡风险与生活能力等身体健康指标关系稳定的结果呈现一致性[22]，但本研究不仅验证了上述身体健康的作用还证明了社会健康对死亡有较高的影响力与预测性。
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状态有着很强的正向的直接影响，其路径系数达到0.70，对生存时间的直接影响极其微弱，其路径系数不具有显著性，社会经济地位通过改变健康状态对生存时间产生很大的间接的正向影响，其路径系数为0.70×0.46。上述结果可以发现，假设1部分被验证，部分被否定，即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状态有很强的正向的直接影响，而对生存时间并无直接影响，该指标是通过改变健康状态而间接影响生存时间。齐良书等人认为20～65岁成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健康状况越好[23]，本研究发现60岁以上城市老年人也具有上述倾向。刘贵平分析80岁以上城乡高龄老年人的2年跟踪数据发现，死亡风险与社会经济地位中的退休前职业有一定相关性[24]。但是，曾宪新分析65岁以上城乡老年人的3年跟踪数据发现，控制了其他变量后社会经济地位对死亡风险的影响不明显[25]。本研究认为，城市老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对生存时间或死亡风险不具有直接影响，而是通过改变健康状态产生间接影响。
社会经济地位对文化性闲暇活动具有中等强度的正向的直接影响，其路径系数为0.25，同时由于文化性闲暇活动对健康状态具有中等强度的正向的直接影响，其路径系数为0.26，所以社会经济地位通过文化性闲暇活动又对健康状态产生间接影响，强度为0.25×0.26。上述结果表明，假设2部分被验证而假设3完全被验证，即社会经济地位直接影响城市老年人的文化性闲暇活动，并通过文化性闲暇活动间接影响健康状态。本研究与杨宗传以及顾大男的观点一致，都认为老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社区活动与旅游等文化性闲暇活动越丰富[26-27]。而且本研究与吴金晶等人的观点相似，志愿者活动等文化性闲暇活动越多的城市老年人，包括幸福感在内的精神健康水平越高，其综合健康状态越好[28]。但是，顾大男使用3年的追踪数据分析死亡与出游的双变量关系认为，旅游对健康长寿的作用是直接的[29]，本研究在控制健康状态的情况下认为，文化性闲暇活动对生存时间不具有直接影响，而是通过改变健康状态间接影响生存时间。
与此同时，我们发现年龄对社会经济地位的路径系数为-0.42，具有一定的负向影响，说明年龄越大社会经济地位越低。因此，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状态、文化性闲暇活动的影响包含着年龄对健康状态与文化性闲暇活动的间接影响，强度达到0.42×0.70和0.42×0.25，而年龄对生存时间、文化性闲暇活动以及健康状态的直接影响极小，路径系数均不具有显著性。
五、结论与讨论
为了探讨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的作用机制，本研究运用前瞻性队列研究方法对沈阳市2766名60岁及以上城市老年人进行9年追踪调查，对其中506名死亡的老人使用结构方程分析方法解析其社会经济地位、文化性闲暇活动与健康状态以及生存时间的结构关系，得到以下结论。
城市老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一方面对健康状态产生直接影响，另一方面通过改变文化性闲暇活动而对健康状态产生间接影响;社会经济地位对生存时间没有直接影响，而是通过影响健康状态延长生存时间。健康状态对生存时间有较大影响，其中身体健康对健康状态的影响力最大，其次为社会健康，最后为精神健康。另外，身体健康中身体能力对生存时间的影响力大于身体病症。因此，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老年人其文化性闲暇活动越丰富，其外出交往频繁，从而提高了社会健康，满足了精神健康，维护了身体健康，间接延长了生存时间。
在我国社会经济的转型期，由教育程度、收入、退休前职业构成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标受年龄的影响，高龄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状态与文化性闲暇活动的影响包含着一定的年龄因素。
既有的关于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作用机制的理论包含两个方面的解释：一是认为不同社会阶层拥有不同的亚文化，其社会经济地位决定了人们的饮食烟酒、作息运动、以及性行为等生活方式，生活方式反过来又影响着人们的健康;二是社会经济地位不同的人所享有的医疗资源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低的人得不到及时救治。
相对于上述生活方式论和物质资源论，本研究寄希望于就城市老年人提出文化性闲暇活动论从而对上述理论做一定的补充。城市退休老年人由于健康状态下降而且有足够的时间，一般都能维持健康的生活方式，但由于社会责任与家庭责任下降，外出活动减少致使社会健康恶化。如果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老年人仍然维持一定水平的文化性闲暇活动，这样就增加了外出交往活动的内容与事件，客观地促进了社会健康与生活能力，并改善了精神健康，进一步延长了生存时间使得死亡风险降低。
社会经济中的主导因素范文4
关键词:生态文明建设; 经济增长; 中国西部; 区域博弈论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9)04-0055-05
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国家战略在党的“十七大”上首次被正式提出,它要求“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和消费方式”,“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生态文明建设克服了工业文明阶段片面地将生态环境建设等同于可持续发展的弊端,从社会经济与自然生态协调发展的系统论角度,将可持续发展思想拔到新的高度。它力图在继承与发扬工业文明积极成果的同时,缓解工业文明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生态功能退化、自然资源枯竭等制约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负面压力,统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与自然生态系统演进,驱动可持续发展的整体进程。西部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腹地,肩负着中国未来经济大盘整体提升和中国生态安全的历史重任。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局部来看,西部地区整体处于工业化初期向中期过渡的阶段,要改变西部落后的整体局面,必然对西部经济的总量增长有着迫切要求;另一方面,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全局来看,西部地区地处长江、黄河上游,是我国创造生态财富的重要基地,从生态安全的角度肩负着促进中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历史重任。局部经济增长的迫切要求与我国生态安全的全局目标之间的矛盾,注定了西部地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将比中部和东部地区更复杂且更具有挑战性。
1.西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增长博弈分析的理论基础
1.1 马克思物质变换理论揭示了区域经济增长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本质
马克思物质变换理论体现在自然界、人与自然之间和人类社会内部三个层面。一是自然界中的物质变换过程,包括两个范畴,第一个范畴是无机物质遵循物理化学规律进行物理和化学变化,造成自身形态结构的演变和功能的演进;第二个范畴是有机生命按照生理规律与无机物质之间的变换过程,构成生物维持生命和不断进化的基本条件;二是具备能动特征的人类通过自身的劳动将自然物质转变为可以被人类利用、支配或占有的并具备一定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社会性物质,该过程将自然与社会联系起来,是人类所有社会形态的共性,它在促进社会物质不断丰富的同时,也改变着自然[1]。三是人类通过劳动,对现有社会商品进行交换和利用,实现社会商品附加值增加过程,是“一种有用劳动方式的产品代替另一种有用劳动方式的产品”[2]。
三个层面的物质变换过程在内涵上有着紧密的联系。自然物质变换促进了自然生态系统演进,为物种生命延续和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原材料和自然力;自然物质以人类劳动为中介,进入社会经济系统,并不断转换为社会物质,与社会经济系统内部的物质变换共同促进了社会财富的不断增加,推动社会经济系统地不断扩张;同时,自然物质向社会物质以及社会经济系统内部物质变换将生产生活消费产生的废弃物排放到自然生态系统,影响自然物质变换。自然物质变换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也会对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和进步产生约束。显然,如果自然物质在人类不合理的生产和劳动方式下向社会物质转变或者社会物质在不合理的方式下进行内部交换与消费,如违背自然规律、对自然资源粗放地开采利用以及污染物的任意排放等势必造成自然物质变换过程受到破坏,导致自然生态环境自我修复的能力降低,出现环境污染、空间损失、生态失衡和功能衰退等负面后果,形成“物质变换裂缝”,并进一步影响到社会物质变换过程[1]。
在特定的区域中,经济增长带来区域经济系统的扩张,其本质是以人类劳动为中介,自然资本向人造资本进行转变的过程,表现为自然生态系统的自然物质不断向社会经济系统中的社会物质进行转化以及社会经济系统中社会物质附加值的不断增加。在区域人造资本不断增加,社会物质财富不断丰富的过程中,自然资本不断减少,自然资本提供的功能和服务也相应减少,如新鲜空气、开阔空间和干净河流[3]。另外,人类劳动的目的性,调整和控制着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化的积极成分,也蕴含了人类可能破坏维持自身可持续生存与发展的自然基础的消极因素,这隐含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优化人类活动、改善人―地关系的本质思想。
1.2 自然物质向社会物质变换是中国西部现阶段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目前,西部地区整体处于工业化初期向中期过渡的特殊阶段,经济发展以资源型结构为特征。在这一阶段,西部地区社会经济系统量的扩张主要动力,来源于人类劳动对自然物质的直接加工与利用,处在马克思物质变换理论所主张的第二个层面,即自然物质向社会物质进行转变的过程;而通过对社会物质进行深度加工,利用先进技术和服务提升产品附加值,依靠社会经济系统内部物质变换创造的价值与财富,在西部地区经济总量中所占据的比重,相对较低。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方面,西部地区与较发达的中部和东部地区存在的主要区别。
因为西部所处的物质变换的特殊阶段,其未来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构建于对自然物质的直接利用和消耗上,与东部和中部相比,西部发展与自然生态系统有更为紧密和直接的接触,让人类活动的负面后果,表现得更为明显。同时,西部地区整体生态资源富集,不合理人类生产劳动导致的自然生态环境变化的累积效益,在短期内难以凸显,自然生态系统的变化对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制约效应,在一定时期内,将可能被掩盖。另外,社会物质内部变换作为中部和东部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需要西部地区提供的初级原材料作为有力支撑,加之东中西部的自然补偿机制尚未完全建立,这也成为西部地区的资源环境压力加剧的重要因素。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迫切要求,以及西部社会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之间更为直接的矛盾与冲突,加大了协调西部社会经济发展与自然生态演进之间的难度,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亟待解决的重要命题。要协调好西部地区的人―地关系,促进西部社会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协调发展,处理好西部经济增长与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博弈关系,制定适合西部工业化阶段和特点的生态文明建设路径,形势更为严峻。
2.西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增长博弈分析的现实背景
2.1 西部所处的工业化阶段是生态文明建设不可回避的客观现实
党的“十七大”提出“必须全面认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工业化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功驱动市场化革新和高速工业化进程,促进了我国向工业强国的过渡,推动了我国现代化的整体进程[4]。
从我国经济发展的区域差距来看,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加快西部工业化进程,是推动中国经济大盘整体提升的重要动力,不仅是协调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缩小东西部差距、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要求,也是促进全面小康社会形成的必然途径。
从世界工业化发展的演变规律来看,工业化进程与资源环境的关系符合倒U型理论,分为三个阶段见图1。一是工业化初期(图1中OA曲线),产业结构从农业主导地位向工业主导地位演变,工业结构以原材料、基础工业为重心,以高密度的资源开发利用换取工业快速发展和经济高速增长。二是工业化中期阶段(图1中的A点),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的水平,工业占据主导地位,工业结构以资源密集型、高密度加工业为主,对资源的消耗、生态环境的破坏达到顶点,工业化进程加速推进与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引发的结果开始凸显。三是工业化后期(图1中AB曲线),工业化初期和中期阶段为工业化后期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在此基础上,工业结构向技术密集型转变,技术创新和进步带动经济的全面发展,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开始形成。在工业化初期和中期,社会经济系统地扩张主要来自于自然物质向社会物质的变换,属于物质变换的第二个层面,在工业化后期,主要依靠增加社会产品的附加值,促进社会经济系统地扩张,属于物质变换的第三个层面。目前,西部大部分地区正处在工业化初期或工业化初期向中期过渡阶段,有的地方甚至处于工业化孕育过程,资源开发和原材料加工的产业占据了主导地位,形成了以水电能源、石油化工、冶金矿山、原材料等为主的资源密集型产业,处于倒U曲线OA段,对自然资源的直接消耗和生态环境的直接破坏推动西部工业化的进程,换取西部社会经济系统的扩张,人地关系颇为紧张。
2.2 自然资源的公共属性是西部“环发”矛盾的制度根源
我国《宪法》规定,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和滩涂都属于自然资源的范畴。自然资源作为自然生态系统平衡和社会经济系统发展的物质基础,产权难以界定或者界定成本很高,具有很强的公共属性。市场经济体制下,自然资源统一归国家所有,国家对地方是无偿赋予、无偿划拨,地方对资源是无偿利用,资源无价和资源低价的局面引发对自然资源的大规模、低效率的开采和利用,导致资源浪费、生态失调,环境污染加剧等严重后果[5]。地方政府在片面追求高经济总量指标的同时,忽略了对自然资源利用的管理和干预力度,当资源的利用和环境污染超越了生态系统自我调节的阈值,环境质量和资源状态就会发生改变,破坏了人们正常的生活和生产条件,导致个体成本与社会成本、个体收益与社会收益的不一致,产生负外部效应。在这种状况下,完全竞争厂商按照利润最大化确定的产量和社会福利最大化确定的产量严重偏离,结果造成资源过度利用,环境过度污染,既不符合效率最优原则,也不符合社会公平的原则,无法自动实现资源的帕累托最适度配置。另外,资源保护,环境治理是一种为社会提供集体利益的公共物品和劳务,是被集体加以消费,能给所有人带来正面的利益,具备典型的正外部性特征。因为个体利益和社会利益矛盾的存在,在进行环境保护这一公益事业时,经济主体不愿主动为公共产品付费,纯个人主义机制也不能实现帕累托最适度配置,使资源环境保护这种公共产品供应严重不足。共同而不排斥地使用环境资源这种公共物品在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区域是严重存在的,不考虑公正性和社会整体意愿地使用公共环境资源在使其变得更加稀缺的同时,也在导致资源环境的衰竭甚至是社会经济的崩溃[6]。西部自然资源相对富集,资源型工业很大程度上支撑了西部工业化初期的经济增长,在传统发展路线下,资源环境正外部性明显不足,负外部性明显加剧的特征在该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帕累托最适度配置难以实现,经济增长与自然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
2.3 自然生态约束是西部未来经济系统扩张要充分考虑的必然前提
生态文明建设是协调社会经济系统扩张与自然生态系统演进的积极过程。社会经济系统的扩张以经济总量的增长为基础,来源于自然物质向社会物质的不断转化及社会商品附加值的不断提高。因此,社会经济系统地扩张,根源于特定区域的自然资源水平和自然资本的富集程度,其扩张的速度与规模,扩张的方式与途径,必须与该区域的自然资源环境相适应。这要求西部地区经济系统的扩张,必须在实现区域自然资本消耗和人造资本增加带来的总体净收益持续为正的前提下,以在西部现有的资源环境约束为基础,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合理经济增长规模。
工业文明对资源环境的过度消耗与破坏,削弱了自然资源环境承载人类社会经济系统持续发展与扩张的能力。西部地区工业化过程刚刚起步,依靠资源粗放型利用换取的经济增长量在地区GDP总量中占据的比重相对较大,虽然在短期内带动了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但从长远来看,进一步制约了西部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自然资源环境约束,需要我们在短期经济增长目标与可持续发展的长远战略之间进行统筹与协调。
2.4 “汶川地震”灾区是西部经济增长与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必然面对的问题区域
“汶川地震”是建国以来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广的一次地震,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四川、陕西、甘肃等灾区的人地关系。从社会经济系统扩张的角度,地震灾区作为一个问题区域,面临着快速恢复灾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重建百姓生活家园等现实问题;从空间构成的角度,地震灾区是西部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西部生态文明建设战略整体推进的重要载体。以恢复和建设良好人地关系为本质的灾区重建必将面临恢复经济增长速度与数量的短期目标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长远战略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与发展的不同框架,短期目标与长远战略的冲突与博弈,让灾区重建可选路径多样。是将灾区恢复到地震前工业文明阶段的人地关系,还是在重建过程中构建符合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的人地关系,是我们在快速解决灾区人民生活居住等短期安置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快速恢复、构想灾区未来可持续发展理想蓝图的过程中,必须缜密思考,审慎回答的重要问题。“汶川地震”灾区是西部经济增长与生态文明建设博弈过程中必须考虑的问题区域
3.西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增长的博弈过程
生态文明建设的本质是通过协调社会经济系统扩张与自然生态系统演进过程,在特定的地域空间上构建和谐的人地关系,带动区域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与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博弈过程,就是西部追求经济快速增长、迅速积累物质财富的短期利益,和追求生态文明建设、蓄积生态财富的长期目标之间的相互制约与平衡的过程;其结果是在片面追求社会经济系统扩张,还是合理均衡社会经济系统扩张与自然生态系统保护之间做出最佳的选择。其机理是在人类劳动的中介作用下,自然生态系统中的自然物质不断向社会经济系统中的社会物质转换,依靠自然资本的不断减少换取人造资本的不断增加,自然资本的过度减少,势必造成自然生态系统的损失乃至自然生态功能及空间上的减少,导致承载社会经济系统持续扩张的能力降低。因此,社会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构成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与生态文明建设博弈主体见图2。
西部作为一个区域系统,其中的自然生态系统物质变换和能量循环将促进其自然的进化,社会经济系统中的物质交换和能量传递将影响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增长,而联系二者的人们的劳动实践,将在不断改变西部地区自然与生态物质形态以满足社会经济系统扩张需求的过程中,也不断将生产生活垃圾返回自然生态系统。由于自然资源环境的公共性、正负外部性特征和价格机制的某些障碍造成的资源配置缺乏效率,以及由于资源环境政策、产权管理制度等体系的内部因素导致管理结果出现的资源环境价格偏离社会最优价格等原因,促使区域中每个团体或个人都根据成本小、效益大的决策准则来利用自然环境资源,势必造成自然环境资源过度滥用的倾向,出现“公地悲剧”的博弈结果。由此可见,当人类活动符合自然、社会经济规律时,便实现自然演进与社会进步的双赢;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极端物质主义”,必然会过度消耗自然生态系统物质而不给予补偿或补偿不够,造成自然生态系统新陈代谢的破坏,影响到自然向社会的物质变换,甚至造成区域自然―经济―社会复合生态系统物质能量恶性循环,经济发展和生态协调全面崩溃;片面追求自然生态保护的“极端环保主义”,忽略了人类经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最后甚至会造成人民生活水平无法提高,社会和谐局面难以形成的状况。两者都是不可取的。
西部地处长江黄河上游,是我国生态安全的重要保障,也是我国未来经济整体提升的战略区域。正确处理西部经济增长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博弈关系,既不能片面追求西部经济增长、也不能片面追求生态环境的保护与修复而忽略经济增长。我们需要制定科学合理的政策、制度和方法,改善人类劳动行为,优化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西部经济增长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博弈过程中,寻找协调自然生态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发展的制度与方法,避免“公地悲剧”的发生,促进西部可持续发展。
4.协调西部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增长的对策与建议
4.1 制定西部生态文明长期发展战略,结合主体功能区区划和“汶川地震”灾区重建规划建立西部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规划和产业规划
西部地区整体是国家生态安全和经济整体提升的战略区域,其中的地震灾区是急需产业恢复的问题区域,所以生态文明在西部的建设,应以区域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要素优势与劣势的详细分析为基础,结合西部地区自然生态现状、社会经济特点以及地震灾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制定与西部社会经济发展、自然生态相适应的长期发展战略,并以优先、重点、限制和禁止开发主体功能区的区划和发展目标为基础,制定地震灾区生态文明建设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短期目标与西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和产业的长远规划,通过生态文明建设项目的实施逐渐改善西部生态文明发展状况,在灾区社会经济发展逐渐恢复的过程中,稳步提高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与自然生态资源环境之间的和谐程度,推进西部生态文明建设的整体进程。
4.2 构建西部生态文明发展程度的评价指标体系
生态文明发展程度评价指标体系有助于充分认识西部地区生态文明发展的程度与阶段,有利于辨识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障碍。评价对象是西部区域系统,可分为自然生态和社会经济两大子系统,并从资源、环境、社会、经济四个方面构建评价指标,用以分析西部地区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的和谐状况。通过指标体系的数据寻找两个子系统之间存在不和谐的因子,协助决策机构选择合适的生态文明建设项目改善两者间不和谐的状况。
4.3 创新西部新型工业化道路,促进产业和工业结构生态化调整,转变西部经济增长方式和消费方式,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探索工业化从初期向中期过渡的合理路线
协调西部经济增长与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长远关系,要求我们必须面对西部整体所处工业化特殊阶段、内部各个区域工业化程度不均衡以及地震对灾区工业的破坏等客观现实,也注定西部地区不能按照传统工业路线完成工业化初期向中期转型。应充分发挥西部自然资源的比较优势和经济发展的后发优势,创新西部新型工业化道路;将生态化、信息化与工业化相融合,对产业结构和工业结构进行生态化调整,形成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经济增长方式和生产生活消费方式;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扩大物质的有效循环利用,降低污染物对自然环境的负面影响,实现西部地区又好又快的发展;加大国家对西部发展的转移支付力度,缓解西部新型工业化道路创新过程的资金难题;同时,适当控制西部工业经济发展的“速度”,给予自然生态恢复养息的机会,构建西部地区“生态经济高地”,促进整个西部生态文明的建设。
4.4 优化自然资源环境的产权制度安排,建立合理的自然资源环境的补偿机制
自然资源的产权制度优化对于自然资源相对富集并且处于工业化初期向中期转型的西部地区尤为重要。决策机构应根据自然生态环境资源多样化的特征建立多样化的所有权体系。对于产权比较清晰的自然资源,以公共利益、所有者及使用者利益的平衡为前提,根据其使用、经营的公共性和外部性的大小,将自然资源所有权分配或拍卖给不同的产权主体;对于产权边界难以界定、外部性很大的自然资源,以公共产权主体为所有者,改变目前所有权结构,由统一机构作为单一所有者来管理。另外,加快自然资源环境经营权和使用权的市场化进程,建立和完善自然资源产权交易市场,构建以产权为基础的资源共享机制[7]。同时,完善自然资源使用和环境污染治理的补偿机制和制度建设,依据污染者负担、开发者保护、破坏者恢复、受益者补偿等原则建立起生态补偿、污染补偿、资源补偿、国际补偿和区域补偿等多种补偿方式[8]。
4.5 加强政府对自然资源环境的监管和保护,并制定相应的政策制度,加大对生态文明的宣传力度
在国家宏观政策的指导下,制定符合西部区情的地方性政策制度和规范,设立专门的监管、保护和宣传机构,监督和管理区域内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环境治理和保护、生态项目建设与修复、经济发展适“度”、产业结构生态化调整、公众生态意识提高等生态文明建设进程的落实;形成区域生态制度文明、区域生态产业文明、区域内经济主体的生态行为文明、公众生态意识文明的西部生态文明系统,逐步形成西部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共同发展进步的和谐局面,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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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方发龙(1975―) 男,经济学博士,讲师,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发展。
社会经济中的主导因素范文5
关键词：艺术设计 社会经济 生产力 关系
一、 艺术设计伴随着人类的生产劳动的产生而产生
就艺术设计这一创造性的活动来说，它是伴随着人类物质生产活动和器物文化的出现而出现的。它实际上就是“人类为生存而进行的造物活动，是人为实现实用功能价值和审美价值的物化劳动形态。这种造物具有一定的审美属性和精神价值，因而是一种艺术质的造物”。
人类的历史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艺术设计的历史之河也从这里发源。当人类的祖先把一块石头敲打成用来切割和砍削的石刀时，最早的设计活动就开始了，这把石刀就是最初的设计产品。这种工具的创造首先符合实用目的，同时也顾及到了用起来方便、省力，以引起主体的。它的制作过程具备了设计所要求的从预想、选料到加工成型等必备过程，它的功能和形式结合于一体。最早制作劳动工具如石斧、石刀、弓和箭的原始猎人，是人类第一批设计师。
工具的制造是人类自我革命的开始，也是人类区别于其他物种族类的根本。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最早的史前艺术品，差不多都是与人的生活最紧密相联系的工具和食用器。这些就是我们人类早期之艺术设计。艺术设计于是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而发展，随着人类的科学文明水平的提高，艺术设计也越来越科学化，其技术性也越来越高，艺术设计逐步成为了一种有目的的创造活动，成为了协调人和环境、个人和社会、生产和消费之间的手段。
二、 经济属性贯穿于艺术设计活动过程的始终
艺术设计的经济属性是它区别其他艺术活动、手工业的首要特征。人的相互关联构成复杂的社会，社会的不断进步与发展必然导致人对物质和精神生活的追求，艺术设计通过艺术与技术相结合的创新设计，像其他社会生产力一样创造社会的物质文明。
1.经济因素在艺术设计的不同过程中具有不同的形式和作用
从设计到实现设计的全过程中，经济因素在不同的阶段具有不同的形式和作用。（1）设计观念的产生阶段：艺术设计需要把握设计物由过去到未来形成发展的种种相关因素，然后以创造性思维方式和表现手法使之成为崭新的设计方案。其中的经济因素体现在对原有状态的经济价值分析、市场需求预测以及新方案的经济内容评估等方面。对原有状态的经济价值分析，是设计观念产生的基础。（2）设计的实施阶段：设计的实施过程指的是设计方案由图纸到生产为实体的过程，对于设计来说，是实际制作的过程。设计在真正付诸实施的过程中，从设计物的试产、批量生产和专利保护等方面均受经济因素的制约。（3）设计的实现阶段：设计物最终要推向市场实现其经济价值，主要是通过销售来实现的，当设计物作为商品投放市场，设计师应当及时调查市场反映和销售效果，综合反馈信息以改进产品设计和进行新的设计构思。其中，经济因素不仅体现在设计物的综合经济价值实现的过程中，而且作为改进更新已有方案和促成新的设计方案的产生基础，经济因素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1923年，现代设计之父格罗佩乌斯将德国包豪斯设计学院的教育理念“艺术与技术的统一”传播到全世界，使设计终于打破艺术桎梏解脱出来。而在经济与信息化的今天，我们应提倡“设计与经济的结合”，设计必须服务于经济。
2.艺术设计通过预测未来的市场需求来确定设计目标和方向
设计具有强烈的超前性、预测性。“设计”这个概念在许多场合中，也往往被“策划”等术语代替。这意味着设计与艺术、手工艺活动都不同，它更偏重于事前的过程。在整个市场营销的组织中，设计占有引导性的地位。“设计生产销售使用”这四个环节中， 设计不仅在时间上先于生产、销售活动， 而且设计的市场定位合理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后两者的成效。正因为如此，设计前的活动往往比设计本身花费的时间、精力更多。如设计前必须进行大量的市场调查，包括对厂家、消费者、竞争对手、媒体的详细调查；调查之后的数据要加以统计分析直至最后提出成文的方案、策划报告；并且还必须根据市场状况及时调整方案，以适应突如其来的变化，这就要求设计师的思考必须高度理性化和高度专业化。科学地进行市场潜量、市场占有率及需求预测，把握设计物实现为实体后在市场中的作用和价值体现，能够使新的设计方案更加合理，更加准确地适应未来市场，并且通过预测可以得到提高和创造设计物附加价值的理论依据。
三、 艺术设计与社会经济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1.社会经济的发展是艺术设计繁荣的基石
艺术设计的技术性、经济性、文化性决定了只有社会经济高度发展才有艺术文化的繁荣。从艺术设计本身的发展来看，现代设计的起源有两个显著特征，其一是劳动的分工，其二是生产工艺的改进使得大规模生产和低消耗成为可能。艺术设计的每一次飞跃和进步，都处在因社会分工而造成的社会经济高度发达的时期。首先，因为社会经济发达，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和自身素质的提高，人们不再仅仅满足于商品的物质性功能，而越来越重视消费过程的精神享受和审美，社会需求加大、人类文明和审美情趣的提高，为艺术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其次，社会经济高度发达时期也是社会观念大变革、大解放时期，为艺术设计的应用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的思想和思维空间。
知识经济是继工业经济之后的又一次革命。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成为发展经济的主要的直接资源。在知识经济时代，设计艺术将成为人类十分主动和相当自觉的一种行为。大至建筑、环境、公共艺术、城市规划，小至食品、服饰、生活用品、劳动工具。总之，人类一切生存空间、物质和生活方式，都要经过精心而富有创意的设计。人类将生活在一个经过了设计并不断被设计着的文化环境和文化氛围之中。也就是说，在这个新世纪，设计本身将成为人类生存和发展必不可少的一种方式，将成为一种历史沿革的文化。知识经济为艺术设计的发展提供了机遇与土壤。时代的变革，经济形态的变化，为设计艺术的创新发展将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因素，设计艺术也必将以自身更为完善的运作体系，更好地为社会经济服务。
2.艺术设计的发展是社会经济腾飞的翅膀
艺术设计是艺术与科技相结合的产物，艺术设计同样也是一种生产力，在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
艺术设计发展的原动力在于满足人的需求。人类在生存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欲望和要求称为需求。按照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马斯洛（Maslow）的需求理论，人类的需求分为五个层次：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艺术设计的市场取向就是以满足需求、引导需求、创造需求为目标的，它的目的是人而不是物。其次，艺术设计所带来的，不仅是精神上的愉悦与享受，更重要的是，它可以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艺术设计是把预期目的和观念具体化、实体化的手段，是人们进行经济建设活动的先期过程。它的本质是人们对将要进行的经济建设活动作出艺术化的设想和筹划。总体来看，这种设想和筹划是进步的，发展的，甚至是超前的。从这个意义上，也说明了艺术设计是一种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
艺术设计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典型案例，一是以德国为代表，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设立或制定专门的工业设计部，把设计业作为国家经济整体的一部分。二是以原东南亚“四小龙”为代表， 政府直接参与设计的实施。其目的是把设计作为国家综合性经济改革的一种手段，如通过调动本地工业的多种资源激发设计，以便能在国际市场竞争中推出高附加值的产品。三是以日本为代表，日本千叶大学著名学者宫畸清教授在介绍日本经济发展的过程时，谈到日本产业振兴和经济增长有三要诀：一是艰苦奋斗的民族精神；二是领先一步的工业设计；三是不断完善的经济政策。这三者相辅相成，其中，工业设计对日本经济的腾飞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从各个经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史来看，“艺术设计也是一种生产力”“设计就是经济效益”的说法并不过分。艺术设计不再是对客观世界的简单反映，它强调创造性与个性，具有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通过艺术设计，可以提高产品的科技、艺术含量，提高产品的审美附加值，从而创造出更多的经济效益。
中国加入“WTO”已经成为现实，我国的经济运动模式和产业结构更新也将因此而发生深刻的变化，改革开放二十余年，中国的设计产业发展迅猛，且设计产业是伴随着经济不断成长起来的，特别是知识占主导地位的今天，对设计产业的适时性、前瞻性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无论是现在或未来，艺术设计都会以强大的推动力和自身优势服务于经济的发展中，推动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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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中的主导因素范文6
我国传统的经济价值取向，是经济价值理论与道德礼义的融合，但是我国传统经济价值取向还处于转型时期，在实际应用的过程中，其内在理论经常与现代社会经济发展原则产生冲突，针对这样的情况，为了保证经济交易市场环境的公正健康，维持我国社会经济市场的秩序平衡，在实际应用的过程中，就要以经济理论为基础，以道德观念为规范约束现代社会经济市场的活动，继而充分发挥传统经济价值取向的实际效力。
一、探讨传统经济价值取向给现代经济发展带来影响的意义
经济价值发展取向与社会经济进步形式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具有极强的时代特色，我国传统经济价值取向是我国人民经济智慧的具体表现，是构建系统相对完整的经济价值理念，其中涉及的许多经济发展思路内涵，对我国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推进作用。但是从我国传统经济价值取向基本内涵的角度分析，传统的经济价值取向观念维护了我国封建地主阶级的经济利益，与我国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相悖，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想提高传统经济价值取向的适用性，就应该明确现代经济发展的重点内容，对传统的经济价值取向进行深入的研究，同时结合当下社会经济实践发展的要求，吸取其中宝贵的思想价值观念，实现传统经济价值取向观与现代经济价值取向观的完美融合，达到中华特色经济价值取向的有效利用，以及传承我国经济文化伦理的目标，继而发扬中华经济智慧文化精神，提高我国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品质，保证传统经济价值取向给现代经济发展带来有利的影响。
二、传统经济价值取向与现代经济价值取向的区别简述
(一)传统经济价值取向
传统经济价值取向不受自然经济的约束，受当时社会发展状态与政治文化的影响，我国传统经济价值取向充分肯定了劳动人们的价值，主张劳动价值是维持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在实际应用实践过程中，以调节社会劳动关系，合理配置社会劳动力为基本，注重社会实践价值，以提高当下社会经济，改善现有经济发展问题为重点内容，包含了经济价值取向思想和调节人际关系两个方面的内容。传统的经济价值取向建立在封建社会制度之上，中心内容偏向于维护权力者的利益，所以形成了一种固有的劳动经济价值关系体系，从伦理制度的角度进行分析，缺少一定的公正性，不符合现代社会经济发展公平公正的要求。
(二)现代经济价值取向
现代经济价值取向聚集了，我国传统经济价值取向观和西方经济思想的核心内容，将广大劳动者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主体，以提高社会整体性效益为主要的目标。现代经济价值取向具有极强的现代化特征，围绕传统经济道德观念，以社会经济发展形势为依托，不定期进行相关策略内容的调整。除此之外现代经济价值取向非常重视伦理观念，尊重个人社会地位，推崇独立个体的社会经济发展主导权，从自然经济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两方面入手，规范了独立个体的经济价值实现行为，制定了合理的个体价值欲望标准，从最基本的层面入手，改变了传统经济价值取向的固有体系，构建了自然经济与社会经济共同发展的和谐关系，在满足人们个人利益愿望的同时，突出了社会效益化属性，实现了个人利益融入社会经济总体发展的战略性标。
三、传统经济价值取向给现代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分析
(一)促进了我国现代化社会经济的发展
当下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快，社会经济发展形势多元化，社会经济活动的主要目的是提高个人利益价值，满足个人经济发展的欲望，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人们容易受到利益价值的诱惑和唆使，进而做出违反道德原则的事。而传统经济价值取向核心思想的合理利用，为当下社会经济活动提供了科学的规范准则，监督了个人经济活动行为，调节了社会经济发展与道德伦理之间的关系，维持了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环境的健康。除此之外以经济与道德之间关联为主要突破口，强调了道德化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同时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加快了传统经济价值取向的转型速度，并且与现代化文化完美的融合在一起，焕发了我国现代化社会经济发展的活力，从真正意义上促进了我国现代化社会经济的发展。
(二)维持了我国经济交易市场的秩序
我国传统的经济价值取向观念主张互利交换原则，从最基本的层面入手，阐述了社会经济建立在物质交换上的实质性内涵，从根本上提高了传统经济价值取向的应用有效性。同时采用分层的技术手法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现状进行了分析，明确了现代经济交易个体之间的关系，总结了利益价值不能依靠独立个体实现的规律，进而培养了现代人们礼尚往来的交易意识。在这种既定规则要求下，人们会自觉履行商业交易的原则性义务，在进行商业活动的过程中，保证交易项目的公正性，确保双方能够在同等条件下实现双赢的利益目标，进而维持双方的依存关系，保证社会商业交易活动的顺利进行。由此可以看出传统经济价值取向，对我国现代化社会经济发展提出了制约条件，尽管社会经济交易发展形势复杂多变，我国经济市场仍旧能够维持固有的发展秩序，继而为我国社会经济机制的正常运行奠定了基础。
(三)保证自然系统领域的完整
我国传统经济价值取向重社会义务，受儒家文化的冶炼熏陶，秉承着天人合一的主要思想，重社会自然义务，并在最大限度上对自然领域表现出了尊重，以农耕为例，我国传统经济价值取向，提倡在农耕范围满足人们需求的基础上，停止农耕范围的继续扩大，进而保证自然领域的完整，实现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环境互利互生的目标。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目的是盈利，在没有任何规范要求的情况下，过分生产容易造成社会经济动力的萎缩，造成社会经济发展停滞现象的发生。为了有效的解决这个问题，就应该吸取我国传统经济价值取向的重要思想内容，规范市场经济发展行为，与此同时引导独立的经济个体树立正确的生产发展观念，提高社会经济发展的自然效益，保证社会经济发展市场处于良性的运作关系。
(四)形成了全新的社会经济交易风气
我国传统的经济价值取具有强烈的实践精神，推崇道德礼义文化，并将道德礼义文化作为把握经济市场发展，以及调节经济市场各环节关系的外在作用力。传统经济价值取向以诚信为核心内容，诚信不是针对某一个人或者某一类人提出的，而是以所有人为对象，从道德信誉的角度出发，对社会经济交易提出了标准的行为信条。纵观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全局状态，要想在现代社会经济市场中占得一席之地，就应该肯定诚信交易的重要性，明确谋求个人利益的荣辱观念，继而树立良好的信誉形象。诚信原则的有效应用，为独立个体进行商业交易安全公正提供了保证，诚信作为商业交易的评价标准，从多个角度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潜在状态，形成了全新的社会经济交易风气。除此之外诚信并不是形式上的东西，诚信作为个人或者企业谋求利益的前提标准，具有极强的社会性和功利性，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形式的变化，逐渐变成了人们建立契约的依据。
(五)构建了新型的消费方式
我国正处于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阶段，以商品经济为主要的经济发展形式，充分体现了社会经济发展形式转型的特点，同时在社会经济发展形式过渡的过程中，人们改变了传统的消费理念，与盲目提高消费量相比，更加注重消费形式的多样性。针对这样的情况，经济市场从消费者的实际需求出发，提升需求供应的市场化水平，进而踏入了经济发展的新阶段，构建了新型的消费方式。当下人们的消费方式主要以节俭为主，从根本上打破了传统等级式的消费观念，主要以满足自身需求为目标，有效的避免了过度消费现象的发生，保持了生产与消费之间的良性平衡，不仅提升了消费的高度，也为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人文推动力。但是节俭消费具有一定的相异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可持续消费目标的实现，容易造成过剩危机现象。
四、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