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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经济的实质范文1
教学作为大学教育的主要功能部分和基本形式，应紧扣知识经济发展的历史主题，肩负起大学的使命，屹立在知识经济主导的社会发展洪流中，大学教育教学应始终围绕创新知识和培养具有生产与创新知识能力的人才为中心任务而展开，在完成知识创新和创新人才培养的系统过程中发挥其它学科不可或缺的特殊作用。
二、知识经济背景下大学教学创新教师团队构建的重要性
知识经济中，知识及其生产者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又可谓“知识者”的经济，强调知识者的核心能力与创新价值，即人力资本的有效投资与善用。在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体系下，一方面，掌握高深知识且将知识转化为高科技技术和产品而创造丰厚财富的知识者，就是大学教育的宗旨和最高目标；另一方面，大学在教育教学的同时，应将知识生产、创新、传播和付诸于应用实践作为主要职能。因此，大学在贯彻教育教学的实践过程中要以培养掌握丰富知识且具有创新能力的高素质人才为旨趣，还要积极开展科学研究、创新知识与运用知识。教学是大学教育功能的体现形式，主要包括课堂教学和课外教育教学活动(如实验、体育训练和其它课外体育活动等)。大学教师不但需要通过承担教学任务、有效传播学科专业知识和其它文化知识，完成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重任；还能通过投入到相关学科领域的科学研究中实现创新知识和运用这些知识创造良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目标。大学教师是大学各项教育工作任务的主要承担者，在知识经济社会中，能够突显出大学教师的高素质知识者及高素质人才培养者的身份。现代知识生产与高新科学技术创造发明很大程度上不再局限于个人能力的充分发挥，而是通过能够融合众多知识者集体智慧的团队来发挥，体现出的是一种团队的核心竞争力。大学教学创新教师团队能够很好地聚集教育教学和科研人才，并为这些知识者提供良好的人力资本增值环境和平台，达到高水准地完成知识创新与培养人才的共同目标。由此可见，构建教师团队对于实现大学教育教学目标任务的重要意义，大学教学创新教师团队建设将是提升教师知识创造力和人力资本价值的重要渠道，以及提高各学科教育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保障。
三、大学教学创新教师团队建设策略
大学教学创新教师团队通过聚集一批专业知识扎实、热爱教育教学工作且教学经验较丰富的教师而形成具有较为稳定学术架构的教师团队，该团队组建以凝聚团队优势不断创新教育教学方法与教学模式、开展相关教学研究和科学研究为目标，将担负着推动教学改革和促进科学研究的重任，从而提高高素质知识人才的培养质量和提升教师的知识创造能力。整体而言，教师团队建设将涉及到教师管理制度科学设计和团队的高效运行，是一个较为全面的系统工程。
1、创新观念，营造良好的教师团队
发展环境知识是人类思想观念的具体呈现形式，并反映人的思想效度，通过指导人的具体实践将决定人的事业发展是否成功。同样一个教师团队作为群体，其集体思想观念的正确性、先进性与超前性与否，也深刻影响该团队每个成员及团队整体核心竞争力与创造力的大小和团队发展水平。高水平的大学教师团队发展与成熟，应保持团队整体思想观念统一的基础上，通过倡导全体的思想解放和个体差异，鼓励团队的创新与合作，营造激励开拓与适度约束的团队氛围，从而谋取团队、共谋发展的和谐共生观念，提倡协作创新的集体指导思想。唯有如此，才能建立互信互助、奋发有为的教师团队工作环境，促进团队集体创造力的凝聚，激发团队成员持续性的创新活力，还能够为培养新生代的高素质人才营造浓厚的人文环境和创新氛围。
2、健全大学教学教师团队管理机制
知识经济既注重于增强知识的创造力，还强调对知识和人力资源的科学化管理。知识观管理主要指对知识创造、传播、扩散和运用于实践的全过程管理，以及对知识者的管理，通过提高管理机制而提高知识效力，其中系统化、团队性管理的效率最佳。所以，大学教学教师团队管理是以提升教师人力资本的价值为目标的，科学化的管理是提升教师团队集体工作效率与效益和提高知识生产力的重要保证。建立健全的管理机制是教师团队运行顺畅的基础，应着重完善教师团队各项管理规章制度，包括完善大学体育教学教师团队的责任教授负责制度，制订团队教师职责条例与团队教师教学规范文件、教师团队组建分工制度和确立教学团队评价与激励制度。首先，在制度规定下，确立责任教授的组织领导地位和发挥其团队主导作用，围绕责任教授的团队核心来提高团队运作效率。其次，通过利用教师团队组建制度来作为优选团队成员的依据，达到优化团队成员配备结构的目的，并能够明确教师团队的工作目标和对成员进行合理及确定各自的具体工作职责。最后，建立科学、合理的团队考评制度机制，为团队成员工作绩效进行全面、公正的评估提供操作规范，由此来体现教师团队成员的科研成果、教学效果和体育服务效益评价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推动教师个人及团队整体科研能力的提升和持续提高学科教育教学质量、改善学生知识结构，既可以达到细化大学教学教师团队工作流程、凝聚团队力量的目的，又能够形成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教师团队运行机制，为教师团队取得创造性的工作成效奠定基础。
3、优化师资结构，构建高水平大学教学教师团队
现代知识经济竞争中，最为重要的是人才竞争，尤其是高尖领军人才的竞争，真实反映在国际社会中国与国之间的实力竞争和各国高等教育之间的竞争中。现代高等教育应契合知识经济的发展需求，为适应知识经济中知识快速更新发展和科学技术创新加速与科技竞争日趋激烈的发展趋势，抓住高新科技竞争实质是提升知识人才实力的竞争，围绕竞争主题，不断创新教师和大学生人才培养机制，特别是实施教师人才发展的战略，促进教师队伍结构优化。大学体育教学教师团队构建正是实施教师人才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致力于发掘人才、凝聚人才、利用好人才，以此来提高教师个人的知识创造力和核心竞争力，从而提升教师团队的竞争实力和大学整体的人才竞争实力。在实施人才发展战略中，应始终树立“学生为本、学术为先，学者为大”的人才观念，坚持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营造宽松、和谐的人才发展环境，从政策、精神和物质方面支持具有潜质的中青年教师潜心学术研究，提升科研实力和教学水平，为打造结构合理、勇于创新的高水平教师团队奠定基础。依靠学校“人才兴校工程”，大力实施整合、培养与引进相结合的人才计划。一方面，大学教学教师团队可以申请学校和学院部的物质支持，鼓励、甚至是遴选团队教师外出短期进修学习和长期进行拔高学历层次的学习，还要定期组织团队教师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和相关学术活动。通过在高水平大学或科研院所的学习与研究过程和参加相关学术活动，不断丰富教师的专业知识、拓宽专业视野和夯实专业基础与提高科研、教学业务能力，产出高水平的教学与科研成果。另一方面，还要不断从其它高水平大学、科研院所引进具有博士学历的、相关学科背景的教师，从而提高团队师资的整体学历层次，丰富团队成员的学缘结构、知识结构和学术背景，组建年富力强的、结构优化合理的大学体育教学教师团队。
4、依托高水平的科研项目，提升教师团队核心竞争力
知识经济的实质范文2
关键词：知识经济；产业结构；经济增长；调整
1知识经济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
在知识经济时代的形式下，经济增长是经济结构（核心是产业结构）的升级，经济增长的实质性内容是结构高一档次的优化，经济增长是结构升级的一种表现。
1.1需求结构变化快，加快了产业结构调整知识经济是以高科技知识产业为主导产业的经济，不仅使增长高质量，人均收入水平也稳定快速提高，从而导致了社会生活条件的改善和消费方式、消费结构的变更。需求结构的变化通过市场这个中介环节影响生产和供给。对生产的直接作用就是资源配置结构发生变化，在总产值来源的产业分布上知识密集的高科技产业和知识密集的服务业的份额相对上升，农业和传统制造业的份额相对下降。可见，需求结构的快速变化加快了产业结构的调整。
1.2科技发展迅速，加快了产业结构调整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知识创新是知识经济的基石。知识经济时代，教育、研究与开发、在职培训的投资不断增加。由于教育的发展，不仅培养了一大批具有创新能力的高科技人才，而且提高了全体劳动者的素质，因而知识的生产、分配和应用具有可靠的人力资源保证。由于研究和开发活动积极活跃，经费也充足，使新知识、新技术、新产品不断涌现，科技进步速度加快，而技术进步是影响产业结构的首要因素，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正相关，科技进步越快，产业结构调整的速度就越快。
1.3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知识经济，加快了产业结构的调整由于经济一体化，使国际间的经济联系很紧密。经济的高速发展，必然加快各类要素、商品在国际间的速度，促进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在国外消费示范作用的冲击和带动下，必然引起国内消费需求结构的变化，从而导致企业的生产、技术结构的变化，引起产业结构的调整；同时，一国对于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发生变化时，不仅推动了本国的产业结构调整，而且由于国际贸易活跃，引起其他国家出口导向型企业的生产的变化，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
2知识经济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
2.1知识经济时代下高新技术发展迅猛，为经济可持续增长提供了可能知识经济时代下高新技术产业不仅起先导作用，而且将成为第一支柱。高新技术产业由于其高附加值有力地支撑着知识经济时代的经济增长。
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决定着知识的生产、传播及应用的能力和效率。知识的生产是无穷无尽的，非消耗的，通过知识、信息和技术的投入，带动了高新技术产业的迅猛发展，使高新技术产业无可非议地成为知识经济时代下的第一支柱产业，从而改变了工业经济时代下经济发展从萧条、复苏、繁荣到衰退的周期性，使经济可持续增长成为可能2.2知识经济时代下知识成为主体资源，为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知识经济时代下"资源"这个概念的内涵被大大地扩展了，工业经济时代，资源原来是指自然资源，随后扩大到社会资源、经济资源等。在知识经济时代下，资源已经成为生产活动和经济活动得以进行和开展的外在条件的总称，可分为信息资源与实物资源两大类。经济活动是永远离不开实物资源的，但信息资源的利用在一定程度上主导了实物资源，信息和知识不仅成为辅助资源，而且成为主导资源，甚至在一定情况下成为主体资源。信息和知识不仅用它来辅助与支配物质生产，而且本身就是一种独特的资源，进行独特的生产，形成独特的产业即信息产业和知识产业。
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作为经济资源，遵循效益递增规律，即在提高资源效率方面投资越多，获取的边际效益越多。知识资源与物质资源相比，具有四个特征：①非消耗性。知识可经无数次使用而自身并不减少，在使用过程中还会增值，可以被用来创造新知识，知识越用越多，使用的成本越来越低。②共享性。知识较少受时空的局限，可为公众共享并可反复使用和同时使用而价值不被削弱，与其它生产要素结合可大幅度提高劳动力和资本的使用效率。③非稀缺性。物质资源是稀缺的，尤其对不可再生资源来说，它们只能绝对地减少，而知识则可以在使用中产生知识，人类可以无穷尽地创造知识。④易操作性。知识更易于传播和处理等等。
3经济增长推动了技术进步，加快了知识经济的发展
经济增长对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考虑：
知识经济的实质范文3
关键词知识经济无形资产影响
知识经济是以智能为核心的人力资源的占有及配置，是以科技为主的知识的生产、分配、创新和使用的一种经济。其特点是：知识和经济的一体化，即知识的经济化、产业化和经济的知识化；知识是最基本的生产要素；无形资产为第一要素，投资方向由有形资产转向无形资产；形成以高科技产业为标志的产业化经济。知识经济是相对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的一种富有生命力的新经济形态。其本质体现了知识和技术的无形资产是经济发展的核心。
1知识经济对无形资产概念的影响及改进建议
1.1影响
无形资产：是指特定主体所拥有和控制的、不具有独立实务形态、对生产经营和服务长期发生作用并能带来经济效益的一切经济资源；系无实物形态的，以知识形态存在的长期资产；是指能为企业带来高于有形资产一般收益率的利润而没有实物形态的固定资产；是指无实物形态的、独占的、可转让的、非货币性长期资产；是指不具有实务形态，但能为企业带来效益的法律或契约所赋予的特殊权利及超收益能力的资本化价值和相关经济资源的集合等等。上述定义对无形资产的描述都不够准确完整，很难从本质判断无形资产和其他资产的区别。因为：
1.1.1“无实物形态”并不是无形资产所特有的
事实上，许多有形资产也是无实务形态的，例如应收帐款、预付帐款、应收票据、长期股权投资、债券投资、递延资产等都不具有被人类感观所识别的实物形态，但他们都不是无形资产。因此“无形实物形态”并不能作为区别其他资产的条件。
1.1.2以“知识形态存在”不足以涵盖全部无形资产
因为无形资产不都是以知识形态存在的，如土地使用权、特许经营权、只是政府授予企业的一种特殊权力，无需付出智力劳动。
1.1.3“无形资产是没有实物形态的固定资产”的提法不科学
因为固定资产除具有长期持有特征外，还具有在使用过程中保持其实物形态不变，其价值相对稳定，且随着固定资产的使用逐渐转移到产品中去，报废时要发生清理费并可回收残余价值。无形资产显然不具备固定资产的所有特征。
1.1.4能否为企业带来超额的收益
这是判断其是否是无形资产的关键，但资产只有被有效使用才能给企业带来收益，否则即使长期持有也不会给持有者带来经济效益，更不用说产生超额收益。
1.1.5能否以货币计量
这是现行会计假设之一，但是在无形资产为主的知识经济时代，有很多的无形资产不仅难以辩认，而且无法度量，且其价值极不稳定，如果还以“能以货币度量”来定义无形资产，将会有许多符合无形资产条件的主要经济资源被排斥在无形资产之外。
1.2改进建议
虽然无形资产目前世界上尚无统一定义，但是随着时代的进步、科技的发展，无形资产的概念也将沿着无形的固定资产———无形的长期资产———非货币性固定资产———非货币性资产———非货币性经济资源等这样的一个轨迹向前发展，不断拓展。无形资产概念包含“权”、“密”、“名”、“誉”四部分，具有无形性、长期性、非货币性、独占性、超额收益性、不确定性和可转让性。所以笔者认为知识经济时代无形资产应概括为：无形资产是为特定主体所独家拥有或控制、无实物形态、使用价值确定的、且在有效使用下能为企业带来不稳定的超额获利能力的非货币性经济资源。它说明了无形资产具有以下特征：
1.2.1垄断性
即任何无形资产都属于特定的主体，为特定主体所拥有或控制，这个特定主体可以是个人、企业、地区、国家或区域经济集团等。
1.2.2无形性
即从外观上看，无形资产没有独立的实物形态，在生产经营中发挥的作用也是无形的，人类无法通过感观识别它，只能从观念上感觉它。
1.2.3使用价值确定性
即任何无形资产都有特定的使用方向和使用价值，只要对其有效使用就能为企业带来收益。
1.2.4价值不稳定性
即无形资产的经济价值极易发生变化，因而为无形资产带来的超额获利能力也是极其不稳定的。
1.2.5非货币性
即无形资产只包括除了货币资金、应收帐款、预付帐款、应收票据、长期股权投资、债券投资、递延资产等以外的无实物形态的资产。
2知识经济下无形资产的成本特征
2.1特征
无形资产计量在理论上应该包括其开发研究、取得和持有期间的全部物况劳动和活劳动的费用支出，但在实际计量操作过程中形成了与有形资产不同的几个特征：无形资产成本的弱配比性；无形资产成本的缺项性；无形资产成本的象征性。
2.2改进建议
更新无形资产的计量基础。我国现行会计制度规定，无形资产计量按依法取得时发生的注册费、律师费等费用作为无形资产的实际成本。这即不能反映无形资产的实际成本，又不能反映无形资产的公允价值，与无形资产在开发过程中所耗资金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因此无形资产计量基础有待改进。
3知识经济对无形资产确认条件的影响及改进建议
3.1影响
我国会计准则规定无形资产应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企业才能加以确认：一是该资产产生的经济效益很可能流入企业；二是资产的成本能够可靠的计量。企业自创商誉不能确认并计量其无形资产价值。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无形资产原则公告”（草案）认为，只有满足与该资产项目相联系的未来经济利益可能流入企业且已被证实有充足的资源，并能够可靠地计量该资产项目的成本。我国会计准则的规定与之相近。笔者认为据此确定只有外购或接受投资取得商誉等无形资产才可以被确认为无形资产，而自创专利商誉等无形资产的开发研究成本不予确认不妥当,在知识经济下自创商誉等无形资产的开发研究成本也应确认。因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新的无形资产层出不穷，如ISO9000质量体系认证、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绿色食品标志使用权等等，具体可分为以下几类：市场型资产；智力成果型资产；应用型资产；方法型资产；基础型资产；商誉；其他无形资产。这些无形资产价值十分巨大，现有会计准则和制度对它们的确认却缺乏规定，因而不能纳入会计核算范围。
3.2改进建议
完善会计准则真实反映无形资产实质，拓展无形资产的确认范围。我国无形资产主要包括专利权、商标权、土地使用权、非专利技术、著作权、商誉等。《国际会计准则》规定的无形资产包括计算机软件、专利版权、电影、客户名单、抵押服务权、捕捞许可证、进口配额、特许权、客户和供应商关系、客户的信赖、市场份额、和销售权等，其范围明显比我国大。我国传统会计中无形资产只有7至8项，而经济学中涉及的无形资产却有近30项。美国评估公司所涉及的无形资产有20多项。无形资产确认范围过于狭小，使大量的无形资产被排斥在会计核算之外。根据对会计信息质量的要求，如不确认新涌现出来的无形资产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偏离权责发生制要求，像商誉等作为反映企业具有较高盈利能力的信息，如不及时提供则不能满足经营者正确报告受托责任的要求，也不能满足与企业有利害关系的各方决策的需要。只有更广泛更客观更准确地确认并计量无形资产，才能满足企业的发展需要，才有利于企业投资者、债权人、企业及政府管理部门等的科学决策。所以我国会计制度应该扩大无形资产的确认范围。
4知识经济对无形资产信息披露的要求、影响及改进建议
在知识经济下无形资产信息应通过资产负债表、损益表以及各种有关的附表及附注等形式披露。
4.1无形资产信息在资产负债表中披露现行的资产负债表，在资产方设置“无形资产”项目，以价值形式反映企业无形资产的总存量。但这只是反映其净值，从中看不出企业对无形资产的投资和在成本费用中所占的份额，不能满足企业管理及外界有关部门、人士对无形资产信息的要求，所以可以通过增设“无形资产摊销”科目并改革现行资产负债表有关无形资产的编制方法来实现。比如以上三种价值分别在报表中列示且其关系如下：无形资产净值=无形资产原始价值-无形资产累计摊销。
4.2无形资产信息在损益表中披露
目前通过损益表来反映无形资产新创造的效益只是间接的，不能从我国目前流行的多步式损益表中直接取得无形资产损益情况。比如对无形资产转让损益只能通过将其转让收入、支出分别汇集到其他业务收入、其他业务支出科目,通过损益表的其他业务利润项目来反映；对于某些无形资产如专有技术等，因知识经济的高新尖技术急剧变化革新而提前报废冲销其净值时，同时增加营业外支出，通过损益表中营业外支出项目反映；对应分摊的无形资产摊销额，通过损益表中的管理费用项目反映等等。这种间接反映无形资产损益情况的做法，显然不适应知识经济时代对无形资产经营管理的要求。所以应改革现有损益表，使之能直接反映无形资产损益的情况，或通过设计无形资产收益计算表来进行直接披露。
4.3无形资产信息在有关附表中披露
为了详尽反映无形资产增减变化情况，可以设计编制“无形资产增减明细表”，主要项目应为按类别反映无形资产及其增减变化动态，即年初余额、本年增加额、本年减少额、年末余额等，也可以编制“无形资产收益计算表”、“开发研究成本明细表”等等，作为正式报表的附表，与报表同时报送。
知识经济的实质范文4
关键词：新经济时代；投资体制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4-00-01
一、我国投资体制的历史沿革
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集中统一的经济体制，投资体制表现为国家充当投资主体，直接由国家筹措资金和分配资金的投资分配制。而且，人们认为投资就是搞基本建设，搞固定资产的扩大再生产。这种投资体制在建国初期是比较可行的，它能够集中国家的财力、物力用于符合经济规模的大型骨干项目，保证国民经济急需的建设。但随着国民经济、商品经济的发展、变化，这种投资体制的单向流所产生的弊端就逐渐暴露出来。从“七五”计划开始，提出要把经济增长方式从追求速度的外延性扩大再生产转到注重内涵性扩大再生产轨道上来。但实际上并未取得长足进展，人们往往把基本建设投资同技术改造投资一起安排，认为是固定资产投资。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投资体制全面推进拨改贷，逐步出现了投资主体多元化、投资资金多元化、投资方式多样化的局面。目前，在国家是投资主体的同时，地方、部门、企业、金融机构也都成为投资主体；资金来源上，有国家预算资金、地方和部门机动资金、银行贷款、利用外资等，有时还向社会发行证券筹集资金。投资方式上，也逐步从行政分配转向招投标，引人竞争机制、租赁补偿贸易、国内合资、中外合资等，现在又逐步发展到企业兼并和企业集团重新组合等。
为了进一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与西方国家经济规则接轨，我国的投资体制不断调整和转变，取得了较大的进步。但人类社会经济的历史发展是不可逆转的，一个国家的投资体制必然要顺应和适应这一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需要。产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递进，使我们已经走进了新经济时代。我们在取得进步的同时，也使我们看到，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投资体制的发展是非常缓慢的，已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因此，我们必须了解新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调整我国的投资体制并加快其战略、战术上的转变。
二、新经济时资体制的转变
我国传统的投资体制是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配套，它抹煞了企业作为投资主体的地位，形成了投资需求的“饥饿症”，限制了社会资本的形成，降低了投资的效率和质量。居民投资渠道太少，企业融资渠道比较单一，间接融资比重较高，加上国有商业银行的低效率，尤其是网络革命的到来，都要求我国的投资体制必须转变、“资本市场”这一全球化概念在我们国家已不再陌生，被《福布斯》杂志评为2001年大陆100首富企业家榜首的刘永行曾坦言，做产品是一分一分地赚，做品牌是一毛一毛地赚，做资本是一块一块地赚。海尔在冰箱、彩电大举占领全球市场后，现在也要进军金融市场，企业融资进人资本市场已成为我们社会微观经济细胞的未来发展走向。
三、新经济时资体制的选择
透过新经济的表象，我们可以发现，“新经济”的实质就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新时代，它以高科技产业为第一产业支柱，以智力资源为首要依托，是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如何由外延性投资体制转变成内涵性投资体制，劳动密集性产业变为技术密集性、知识密集性产业，改造传统技术产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形成中国未来工业发展的龙头？笔者认为就是要把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作为一个新兴的生产力，要把开发新技术、新产品同开发国际市场结合起来，把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结合起来。在产品结构上，加快从传统模拟技术为主，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方向过渡；在技术支撑上，加快从依赖引进为主向引进技术消化吸收与自主创新并举方向转移；在市场结构上，提高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社会化分工水平，加大技术开发投人，培植技术开发能力，以现代技术成果改造传统产业，通过技术创新，实现产品换代、技术更新、产业升级；以信息技术改造企业管理，提高管理效率和营销能力；要紧紧抓住数字化、网络化的发展机遇，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企业的科技进步与技术创新机制。
融资是投资的一个组成部分，加强融资体制建设是完善投资体制的重要方面。在新经济时代，要以投为主，投融并蓄。在改革传统的、不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投资体制下，巩固和完善新经济时代所要求的投资体制，要进一步加强融资体制建设，引入新的机构投资者，打开融资渠道。
积极培育和发展各类市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投资活动各环节的调节作用；充分运用经济手段解决投资经济问题，要依据我国情况合理制定投资计划，通过财政、金融的杠杆作用，有效调节投资活动；建立有限责任制度和破产兼并制度。有限责任制度可以实现资本的有效动员，国有企业利益独立化；兼并破产制度可以监督资本、配置资本，从而提高资本的利用效率。
在新的经济时代下，改革僵化的金融体制，对我国自身金融业发展以及适应世界金融全球化、一体化、自由化的发展趋势都是必要的。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金融界必须有知识经济的新观念，有知识经济的新体制，有知识经济的高技术，否则难以在金融国际化中获益。就我国而言，应发展直接投资，扩大个人投资范围。我国市场现状是，一方面银行承受着巨大的利息压力；另一方面大量储蓄存款找不到合适的投资机会，而大量投资机会又找不到资金。怎样才能将居民手中的资金不经过银行这个中介机构，而以股票、证券等形式直接投资到企业中去？笔者认为应有效动员起社会资源功能，同时要大力发展中国的投资银行。中国正经历着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时期，国内资本市场的发展及其与国际资本市场的接轨，经济结构的调整及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巫需投资银行的诞生与发展。它作为资本市场上一种高级形态的中介机构，在重新组合生产要素、优化资源配置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资本的重置、配置和优化与资本市场的发展进程有着密切的关系，是构建新型融资体制的前提条件，对于投资主体的利益独立化，解决银行巨额不良资产问题，用市场化的手段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意义都是重大的。
要发展投资银行，培育投资银行家是关键。知识经济的发展取决于智力资源的占有，而人才是智力资源的载体，是新经济时代的动力源泉。在企业发展中，企业家是内应力，投资银行家是外应力，他们的有效配合才能适应新融资体制的要求、适应新经济时代的需要。
参考文献：
[1]张园.知识投资与知识产业[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0（06）.
知识经济的实质范文5
关键词：知识经济；治理；公共治理
一、治理的兴起是知识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公共行政的发展从传统公共行政到新公共行政，再由新公共行政到新公共管理的治理，这些行政范式的转变都根源于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行政模式的转变根源于市民社会的充分发展和公共领域的崛起。当中国市场经济与市民的社会发展已经初具规模时，公共行政模式不做相应调整，必将使中国公共行政发展陷入困境。在当今的时代状态下，市场经济与信息技术这两种力量从根本上改变了历史发展的速度、路径、性质，由于市场力量的扩展和知识经济的结构，现代社会的发展从空间和时间上出现了一种伸缩现象，由于技术的飞速发展而使得时间被大大压缩；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使得空间被大大扩展，即市场全球化使得单一国家市场、社会、政府的涉及领域逐渐扩大。这种特异的现象在学界被称为“共时挤压性”。而当代中国公共行政正处于这一历史情境之中，正是这一特性，为起步较慢、摸索着前进的中国公共行政发展带来困难。
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化为市场经济体制，其结果不仅仅是经济体制的转变，在公民与国家及政府的关系上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从公民的立场上，他们开始重新界定国家与政府的作用，并且普遍关注经济、教育、医疗、福利等方面问题，他们把政府放于批判与比较的视野中进行审视，形成了对于国家与政府的公共性、合法性方面的挑战。
在释放了经济职能的同时，国家和政府也深刻地感受到了公民对于高品质的社会服务的需求。而传统的行政模式越来越无法满足这种需求。为此，政府开始在某些领域推出，让市场经济支配下的社会体系自发地完成这些功能。首先，政府释放具有经济性特征的社会事务，例如，政府实行的事业单位企业化、放开对电信通讯行业的垄断、结束福利分房商品房货币化等等；其次，政府开始释放一些公共性的领域，例如高等教育、医疗卫生、公路铁路等。国家这样的释放性活动，使得一些介于民间和政府之间的半民间半官方的组织产生，如慈善性机构、学术团体、公民的自主组织、非盈利性咨询服务组织等。以上这些现象的存在说明公共领域已经形成，也意味着公共行政中的“公共”已开始回归于社会。
由于知识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国家处于一种特殊挤压环境下，公共行政领域开始出现政府及被称为“第三部门”的多元行政主体。这就意味着为适应当前行政主体多元的变化趋势，中国的行政发展必须实现其发展范式的转换——从传统的管理走向现代治理。
二、治理理论的一般阐释
治理一词源于拉丁文和古希腊语，原意是控制、引导和操纵。长期以来，治理与统治一词交叉使用，用来表示国家更确切地说是政治活动，并主要用于与国家的公共事务相关的管理活动和政治活动中。
与此同时，对于治理概念，诸多机构与学者进行了详细阐发，其主要的代表性观点如下：全球治理委员会在其1995年发表的《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研究报告中指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治理理论的另一位代表人物罗茨认为：治理意味着“统治的含义有了变化，意味着一种新的统治过程，意味着有序统治的条件已经不同于前，或是以新的方法来统治社会”。
同传统的统治相比，治理具有完全不同的内涵。两者之间的区别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权威的合法性，虽然治理和统治概念都必须涉及到权威概念，但在治理理论中不再像统治概念那样仅仅政府具备拥有权威的条件。也就是说，治理虽然需要权威，但这个权威并非一定是政府机关，而统治的权威一定是垄断权力的政府。我们知道，统治的主体必须是社会的具有权威的政治统治组织，然而，治理的主体则体现为多元性，可以是政府机构也可以是私人部门，还可以是一种关系即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政府与非政府的合作。二是权力的多向性，在统治的模式中，权力始终表现为集权，它为自上而下的、是单向的，公共行政忠实于政治权威，通过颁布规章、制度、法律来制定政策和实施政策，对社会公共事务实行管理。与此不同的是，治理则是一个民主、上下参与的互动管理过程，它主要通过话语民主、协商民主、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的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治理的实质在于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之上的合作。它所拥有的管理机制主要不依靠政府的权威，而是合作网络的权威。可见，公共管理治理应是指在社会公共事务领域中政府和市场、政府和社会、政府和公民共同参与、相互协作的双向互动的管理过程。治理的直接目的是追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为此必须超越政府与市场、公与私的传统二分法模式，并积极探索、采用新的公共事务管理技术。治理的主体可以是政府机关，也可以是私人机构、非政府公共机构或各种机构之间的联合。公共权力在政府与社会、上级政府与下级政府之间去中心化的重新分配使得治理具有较为明显的新型民主价值。
三、治理理论对中国公共行政发展的启示
1.明确定位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共时挤压性”改变了政府与社会和市场的关系，政府与社会、市场之间的双向互动得以强化，以往建立在传统的政治权威、经济权威、社会一体化基础上的全能型政府管理模式已难以适应社会公共行政管理的要求。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当逐渐退出微观市场领域而集中力量履行有限的管理职能即“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做到只“掌舵”而非“划桨”。具体来讲，政府要逐步放弃微观经济管理职能，不再直接经营管理企业，把权力交给市场；提供优良的投资空间，把投资的权力还于社会及公民，激发和挖掘社会的投资潜力；把资源配置等应由市场才能做好的事情交给市场，使政府真正成为“裁判员”，而不是“运动员”；进一步放权给市场，政府将主要集中精力在加强与改善宏观经济调控上，按照建立统一、开放、公平竞争的市场的要求，大力整顿市场秩序，规范市场，创造一个有效率的市场环境；政府要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为企业提供良好的外部服务，如法律服务、政策服务、信息服务等。
2.规范市场边界、政府边界、公共领域边界的界定
政府治理的合作和不可分割性这样的特质决定了行政实践中三个边界的划分以及行政约束的形成。三个边界，即市场边界、政府边界和公共领域边界，这三个边界的界定能够促使治理范式各个主体间相互约束，保证公共行政的民主、公平、公正。其一，市场边界的规定，决定了应选择市场导向模式，私人性决定了市场运行的基本规则是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市场竞争的原则决定了社会资源在配置过程中最大的合理化，这为市场的优势，界定其边界则是政府在治理过程中自觉借用市场力量及时调节和干预市场的公共性；其二，政府边界的规定，决定了应选择绩效导向模式，即政府行为具有先天性不足，因此，建立在政府边界基础上的绩效导向的基本思路，就是旨在克服政府效率低下时，应用市场的手段来分化其公共权力；其三，公共领域边界的规定，决定了应选择客户导向模式。公共领域的界定使得公共服务以客户为导向，无论市场、政府都要了解公民需要，要听取顾客的呼声，建立公民的抱怨追踪体系，赋予顾客更大的选择权力等。
3.多元化治理促进第三部门建设
知识经济的实质范文6
1．从理性到知识：行为假定和理论基础
众所周知，主流经济学是建立在完全理性(perfect rationality)和最优行为(optimum behaviour)基础之上的。但是，这一理论基础一直遭受批评。西蒙的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批评了理性的程度；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则批评了理性的偏离；阿克洛夫与耶伦提出的“近似理性”、哈特提出的“充分理性”、森提出的“一致性理性”等概念，都不同程度地以放松完全理性这一不现实的假定。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对理性程度的讨论之外，西蒙还对理性的本质进行了研究：经济理性不是一种实质(substantiv。)理性，而是一种过程(procedural)理性。实质理性是指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能够自动地实现既定目标。过程理性并不要求行为人每一次决策都完全正确，只要求行为人能够根据经验逐步调整其行为、不断提高其决策的正确性，即过程理性的实现取决于产生它的过程本身，理性只是一种不断趋进的过程。西蒙的过程理性概念只是个体层次上的，哈耶克还提出了社会总体层次上的类似概念――演化理性(evolutional tionality)。个人的理性对于整个社会演化来说是微不足道的，语言、文字、道德、宗教、法律等人类的文明成果并不是人类的建构理性(construetive rationality)“精心设计的结果”，而是分散于个人的经验知识通过社会的交互作用不断累积、演化而来的。行为经济学也认为，对经济行为的研究不是要否定经济人的理性，而是否定西方主流经济学对理性的处理方式。在行为经济学看来，应该用过程理性代替实质理性，并通过认知心理学、实验心理学、大脑和神经科学等方面的研究来揭不理性形成的基础和过程，以此更好地解释决策者的实际行为。认知心理学的研究也表明，人类认知过程首先表现为人们通过一种“感知秩序”进行学习活动，进而形成分散的、非同质的知识。从哲学角度看，新古典中的实质理性是一种先验(transcendent)理性，过程理性是一种经验(experiential)理性。
上述对理性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以下启示：理性不再像新古典假定那样，是一种自然赋予或先天遗传(innnate)的、外生的(exogenous)的存在物(being)，即本能(gift)，而是一种后天习得的(acquired)、内生的(endogenetic)、过程的(procedural)产物(beeoming)，即技能(skill)。这种过程就是实践和学习的过程，其产物就是知识(1earning或者knowledge)。学习与知识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在英文中，learning一词就有学习和知识两方面的含义。所以，在本质上，理性是一种学习过程，即过程理性；在表现形式上，理性是知识的一个函数，知识的数量决定了理性的高低，即基于知识的理性。
基于知识的理性不仅反映了理性的真正源泉和本质特性，还反映了理性在程度上或数量上的差异，即异质性(heterogeneous)和有限性：第一，理性的异质性和差异性根源于个体知识的差异性，或者说知识的分工。相比于同质的(homogeneous)完全理性来说，异质理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同质的理性是新古典经济学中无差异的均衡结构形成的根源，而异质理性是经济活动多样性和收益差异性的根源，是差异结构形成和演化的前提条件。生物进化论就认为，多元性和差异性是生物进化的必要前提。第二，基于知识的理性表现为一个不断试错(try and error)、不断精炼和不断提高的过程，是一个没有终极的过程理性，趋于完全但却永远不完全的理性。这与西蒙的有限理性概念在本质上不同：西蒙的有限理性是一种静态的有限理性，而基于知识的理性是一种动态的有限理性。或者说，理性的有限根源于知识的有限。
2．适应行为：更优目标与创新策略
在新古典完全理性的假定条件下，最优是其基本的行为模式；在西蒙的有限理性假定下，满意(satisfied)是其基本的行为模式。在基于知识的理性的条件下，其行为模式则是适应(adapting)，具体体现为：更优目标、惯例与创新策略和动态竞争。
适应行为在其行为目标上，表现为从最优(optimum)转为更优(better)：不求最好，但求更好。最优目标否定了进步和改进的可能，因而是静态的；更优目标则体现了改进、进步、适应、动态等演化的本质含义。这分两种情况：一是纵向改进，每一个t状态都比t－1状态更优，这体现为动态的演化过程；二是横向占优，至少比社会平均水平好。在一个竞争的环境下，只有达到平均的收益水平才具有相对比较优势，否则就会在激烈竞争中逐渐被淘汰。这体现了演化的适应特征。更重要的是，最优是更优的一个特例，更优包含了最优，是最优的一般化，因为更优就是局部的、相对的、暂时意义上的一种最优。在这个意义上，建立在最优行为基础上的主流经济学也应成为建立在更优行为基础上的演化经济学的一个特
在行为策略方面，适应行为模式表现为：经济人根据其是否能够适应环境变化而分别采取惯例或创新策略。能够适应则采取原有的策略，即惯例(routine)；否则采取新的策略，或模仿(imitation)，或创新(innocation)在一个竞争激烈的环境中，追求更优目标的行为主体，创新是一种必然的策略选择。惯例策略的结果是报酬递减的；模仿策略导致利润平均化，只有创新策略才可以获得超过平均的报酬，这就是熊彼特意义上的创新，即超额利润是创新的报酬。在预期利润将不断被平均化的条件下，必然采取持续的创新策略，因为单一的创新很快就会被模仿而导致超额利润消失。从知识的角度来看，惯例是既有的知识，模仿是知识的扩散，创新是新知识的产生。这就是奥地利学派所强调的知识的发现和利用，也是企业的知识理论强调知识作用的反映。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创新在完全理性假定中是不存在的，因为完全理性表示无所不知，所有的策略和知识都是已知的。只有知识是有限的，才有创新的可能。所以，创新是更优行为的具体体现，是演化的本质要求。
在适应行为模式中，各个主体要适应环境并获得生存机会，其竞争必然是一种不断争先(比其他个体更先创新)和争胜(比其他个体更优)的动态垂直竞争，即“熊彼特式竞争”，而不是主流经济学中通过价格争夺资源数量的水平式竞争。在一个动态竞争的环境下，创新则进，不创新则退。只有不断地争胜和争先，才能够适应环境并获得生存机会，这也是演化的本质内涵。
二、知识分工：差异结构与合作秩序
1．知识分工：分工导致的内生知识差异
分工问题曾经是古典经济学中非常重视的问题，但是却被主流经济学所遗弃，后来才被杨格、杨小凯等人重新重视，用于研究经济结构的演化。之所以分工是结构形成和演化的基础，乃是因为专业化分工过程中处于不同环节中的知识积累导致知识的差异，即所谓的“隔行如隔山”。这种内生的知识差
异才是导致差异结构而非无差异的均衡。
分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分工的本质是什么呢?哈耶克指出：“显然存在一个知识分工的问题，它与劳动分工问题非常相似，起码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但是，自从我们的科学诞生以来，后者就是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而前者则完全被忽略，尽管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的中心问题。后来，哈耶克对知识分工问题的研究主要体现在知识分立性或分散知识方面，他指出：“没有超验存在的人类整体知识体系，而只有分立存在的个人知识，这种分立的个人知识是有限的。知识愈多我们愈无知。”“解释整个经济活动的秩序是如何实现的，这个过程运用了大量的知识，但这些知识并不是集中在任何单个人脑中的知识，而仅仅是作为不计其数的不同的个人的分立的知识而存在的。”这就是说知识分工是知识积累的必要条件。在分散知识的基础上，哈耶克建立了一个庞大的人类自由秩序自发演进的理论体系。
贝克尔和默菲在《分工、协调成本与知识》一文中，在分工中引入了“知识”的概念，并认为劳动分工与知识积累之间是相互促进的；Drucker从管理学的角度也提出和解释了知识分工、知识劳动、知识社会等概念。胡佛认为，把生产流程分为日益简单的工序是一个连续的“发现过程”，是企业内部不断产生各种可能性知识的过程。汪丁丁则说：“专业化的实质是生产者的知识结构的专业化，也就是生产者累积其专业知识的过程，也就是贝克尔所说的，‘每个人知道越来越多的关于越来越小的事情’”。罗斯比认为，劳动分工是日益增长的知识分工的主要含义，并因此而促进了知识的增长。知识通过分工增长，我们仅仅通过接受我们可能知道的界限增加我们的知识。所以，分工的本质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劳动分工和市场分工，而是专业化的知识分工，即整个社会的知识积累通过个体分散积累来实现。
2．差异结构：循环因果与报酬递增
差异化的经济结构是差异知识通过循环累积因果过程(Cumulative Circle and Causation)的结果，简称为累积过程(cumulative Process)。这种累积因果的原理在经济中具体形成报酬递增与报酬递减两种机制。凡勃伦明确提出了“累积因果过程”的概念，维克塞尔提出了一个有关货币的循环累积过程的理论。缪尔达尔则进一步提出了一个循环累积因果的经济发展理论。阿瑟认为，在经济中广泛存在报酬递增机制即正反馈(positive fedback)。
在竞争环境下，基于企业的知识差异，如果企业的某个惯例或者是创新策略的收益超过了市场平均收益，则后续的行为将继续采取相同的惯例并继续取得超过平均的收益，这个过程不断地进行下去，就会产生递增报酬(increasing returns)的正累积效应(positive cumulative effect)。用物理学上的术语来说就是，正反馈、自催化(self－catalyse)或自增强效应(self－reinforcing)。但是，如果其策略被大多企业所模仿，其收益水平被平均化，其超额利润率被平均化为平均利润率，报酬递增效应消失了。如果其它企业不断模仿，并在此基础上还进行了成功的创新，则其收益水平将跌到平均水平之下，就产生了负的累积效应或者负反馈效应，即报酬递减。但是，新古典经济学却排斥报酬递增，而将其理论体系建立在报酬递减的假设基础之上。只有报酬递减机制，才能够保证其唯一的、稳定的均衡存在，而这种均衡的存在正是新古典经济学苦苦追求的最优资源配置目标的必要条件。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无法提供报酬递增理论的生存土壤”，所以，报酬递增在新古典主流经济学中消失了。
在知识分工的基础上，经济结构的变迁表现为一种差异结构演进的动态过程，结构演化的动力机制主要来自知识优势形成的竞争优势不断循环累积，导致的差异扩大的集聚效应，或者通过学习和模仿导致的差异缩小的扩散效应。专业化的生产分工形成生产上的产品结构或产业结构。知识创新产生新的产品，学习和模仿导致知识扩散而逐渐形成新的产业。不断创新和模仿，是产业结构变迁的动力之源。结构在空间上表现为城市化、产业区等集聚效应，也表现为经济由发达地区向不发达地区扩散。分工的不同组织构成竞争结构，竞争优势的循环累积导致垄断，处于劣势的企业不断被淘汰；分工和竞争的不同报酬结果形成收入分配上的差异，报酬递增拉大收入差距，学习和模仿可以缩小收入差距。结构就是在差异扩大的聚集效应和差异缩小的扩散效应这两种效应的共同作用下实现演化变迁的。
3．合作秩序：知识合作与共同知识
知识分工导致每一个体的知识结构愈加专业化，相对于整个人类的知识来说，就愈加贫乏，对他人的依赖性也就愈加增强，完全的自给自足在高度知识分工的社会中是无法生存的，必须加入到社会合作网络之中，一起共享知识才能得以生存。汪丁丁把知识的合作看成是知识的互补性。他认为，知识互补性包括两种：空间互补性和时间互补性。空间互补性是指不同类型知识或者不同知识传统上的互补，即基于知识分工的合作。哈耶克和贝克尔等人对知识分工的研究针对的就是知识空间的互补性。这就是说，在知识分工的条件下，分散的知识必须通过某种方式进行合作，才能够为大众所共享并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因知识共享而形成的合作方式就是制度的不同形式，它构成了人类合作秩序的基础，决定着人类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诺斯也认为，“制度提供人类在其中相互影响的框架，使协作和竞争的关系得以确立，从而构成一个社会特别是构成了一种经济秩序。”
哈耶克将制度定义为一种社会成员自发创造的并自愿遵守的共同知识的集合。易宪容引述斯科菲尔德的观点也说明了合作的知识基础：“合作在理论上的根本问题是在于个人用什么方式知道他人的偏好与行为。进一步说，问题是在所谓的‘共识’，因为每一个人不仅必须知道他人的偏好，而且必须知道他人也知道我自己的偏好与策略。……因此，合作的基本理论问题可以看作是：在一个既定环境下。一个人至少必须具备多少关于他人想法与欲望的知识，才能对他人的行为产生整体概念，以及能够用这种知识与他人沟通。”埃格特森也引述斯科菲尔德关于合作中知识的重要性：“合作的理论问题可以这样叙述：在给定条件下，一个人至少应该对于其他人的信仰和欲望知道多少才能产生合作的想法并能够将这些想法传递给其他人”。青木昌彦认为制度是关于重复博弈进行的共同信念(shared belief)的自我维持系统。这种“自我维持的共同信念”的定义与哈耶克的“共同知识”定义是一脉相承的。这就是说，人们之间的相互交往和合作，必须以信任为基础，而信任是以一定的价值观为基础的，价值观就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活动中形成的一种共同认识。
把制度定义为“共同知识”的优点在于：第一，“共同”一词反映了制度的本质是其社会性和合作性，说明制度是相互影响的人与人之间社会交互行为的产物；第二，把制度定义为知识反映了制度的作用在于降低因知识分散带来的风险。人们不必担心知识分散带来知识合作的困难，人们可以依靠制度约束
和预期他人的行为，减少交易中的不确定性。汪丁丁说，“制度知识的功能在于通过提供‘公共知识’减少博弈中的行为不确定性。”由于制度所蕴涵的知识共享于同一制度中所有人，它使每个人都事先知道其他人对他的特定行为会做出怎样的反应，从而大大减少了个人决策中的不确定性。所以，制度的功能在于降低人们实现知识合作的合作成本或协调成本，维持社会的合作秩序。制度的激励作用在于促进分散知识的形成，制度的约束作用在于促进知识的分散积累和共同享用。
三、知识积累：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
1．技术知识积累与经济增长的循环因果
新古典增长理论是建立在资本和劳动这两种有形要素积累的基础之上的，其缺陷是将增长的决定性力量归于一个无法把握的外生因素：技术进步或人口增长。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针对这一缺陷，西方经济学界兴起了以技术内生化的新增长理论。为什么要将技术内生化呢?这是因为，技术与物质资本、劳动、土地及其它生产要素有着根本不同的两个特性：一是技术知识在生产过程中是不会被消耗掉的，是用之不竭的，因而具有客观上的非竞争性；二是技术知识具有一定外溢效应或正外部性，所以技术往往被看作是公共知识。这两个特性决定了技术是报酬递增的。
大致来说，基于报酬递增的内生技术知识积累的增长理论主要有以下三种思路：一是内生技术进步的模型。技术的递增报酬又成为新技术产生的资金来源，即R&D的投资，这种投资又使其技术的外部效应进一步累积并放大，最终导致累积式的增长。如此便形成了一个技术递增报酬―技术投资―技术进步―递增报酬效应放大的良性循环，知识积累和经济增长在这种自催化、自循环机制的作用下相互促进。所以，知识积累既是经济增长的原因，也是经济增长的结果，二者是循环因果互动，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不竭源泉。纳尔逊和温特的演化经济思想模型，还描述了这样一种知识积累模式：企业不仅从事创新性的技术开发，而且还从事模仿性的活动。创新与模仿之间相互作用，简单的创新诱使快速的模仿，而低廉的模仿又会导致创新的加速，这又形成了创新―模仿―再创新的自我催化模式。二是内生人力资本积累的模型。这些模型通过引入一个教育部门，或者通过引入一段接受教育的时间来进行人力资本的积累。贝克尔等则描述了经济增长如何提高儿童教育水平以及人口增长的人力资本的积累过程。巴罗和萨拉一伊一马丁证明，在具有人力资本的两部门增长模型中，即使物质资本的积累是报酬递减的，仍然可以在模型中得到经济的内生增长。三是内生分工的模型。杨格认为分工既是市场扩大的原因又是市场扩大的结果，分工和市场规模两者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循环累积，形成一个自增强、正反馈、循环因果的报酬递增和网络效应，经济也就在这二者相互促进的动态循环中不断增长。贝克尔和墨菲提出了一个分工扩展与知识积累相互作用的演化模式，并认为增长率依赖于协调成本的弹性(反映了协调分工的制度效率)。一个法律健全有效或政治稳定的国家，其较低的协调成本和较高的分工效率，可以带来较高的经济增长。杨小凯等人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用新发展出来的超边际方法和数学模型发展了斯密一杨格定理，进一步深化了分工效率(通过制度变迁降低交易成本)推动经济发展过程的认识。这个结论，把经济增长理论又引到了如何降低交易成本或提高交易效应的制度演化的新领域。
2．制度知识积累与经济发展
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的理论(二元经济结构、工业化、非均衡经济增长等)虽然在20世纪50－60年代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在20世纪70年展中国家面临重重的困难，使得发展经济学家们转向了新古典主义的思路，强调市场的作用。奥尔森认为，国家之间经济发展差距的根本原因不在于资源禀赋和技术因素，而是在于其制度和经济政策之间的差异。诺斯开拓性地把制度因素内生于经济体系，认为即使在没有发生技术变化的情况下，通过制度创新亦能提高生产率和实现经济增长。不发达国家之所以不发达，是因为其制度及其执行能力低下。麦迪逊通过对经济史(1820－1995)的考察发现，经济停滞和负增长是与封闭经济、国内和国际冲突、巨大的经济体制变革、对私人创造性和私有制的严重限制联系在一起的；而迅速的、可持续的、秩序化的增长和发展则是与可靠的产权、竞争和开放联系在一起的。柯武刚和史曼飞直接指出：“至少有三项制度对人类进步和文明社会来讲是具有根本性的：保障产权、通过自愿的契约性协议自由转让产权、信守诺言。”所以，Matthews说：“正是合理的制度安排才引起了经济的发展。”
制度变迁往往是从非正式规则的边际演变开始的，非正式规则边际上不可见的连续演变，最终会引起可见的正式制度的变迁。文化传统的变革作为非正式规则演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正式制度变迁中的前提条件之一。一个国家可能长期停留在低效率的“制度陷阱”之中，乃是因为其“文化陷阱”所致。在给定的文化、意识形态和观念等知识结构中，制度创新的决策和行为必定会受到其制约，对于新制度的理解和想象也必然受其所积淀的文化传统所左右。如此看来，人类所累积的文化传统对制度变迁的可能空间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反过来，文化传统又是特定的制度条件下的产物。这就是说，非正式制度的演变引起正式制度的演变，但又被正式制度所决定，两者循环互动，导致整个制度的自我催化式的演变。
3．协同互动：技术与制度
如果把制度界定为关于如何协调处于分工体系之中的人们的一种“社会技术”(social technique)或社会知识，通常意义上的技术界定为一种物质技术或自然知识，那么技术和制度就统一起来了。技术进步会影响制度的演进，制度演进也会影响技术的进步，两者是共生演化或者协同演化的。当然这种协同演化并不是同步的、对称的，它们会随着经济的演化过程而变化。在一个特定的时候或者特定区域，某一因素可能具有主导地位，在另外一个特定阶段或者区域，另外一个因素起着主导作用。比如，制度的演化比技术的演化更慢，或者更为稳定。在制度稳定的时候，技术变革是演化主要方面；当制度处于急剧变革的时候，则制度可能是演化的主要力量。这正是普遍联系原理和矛盾统一原理的具体体现，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基层建筑之间矛盾统一的关系。
Fagerberg，Freeman和Soete，Dosi，Pavitt和Soete等人都认为，经济增长的原因很难区分出各种因素的作用和贡献，甚至还包括一些非经济因素。所以，任何仅仅强调单一因素而忽视其它因素的模型，都是不合理的。经济的增长和发展，绝不是某一个因素单独作用的结果，而应该是多种因素协同作用的结果。刘易斯在把制度作为经济增长内生变量分析的时候，强调了它与资本、技术等因素的相互关系。他认为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有重要作用，但制度更为重要，因为全社会资本、技术和劳动等要素的投入规模决定于制度中的激励结构。一个富于激励机制的制度，即使没有先进的技术，也可刺激劳动者创造出更多的财富。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提出了分工演进和制度演进相结合的模型，认为对经济发展影响最大的是交易效率和分工水平。纳尔逊等也认识到应该将技术与制度的演化协同起来，这种协同演化才是经济增长推动力，而不是将两者孤立起来。并且，纳尔逊进一步认为，技术是推动经济增长最主要的作用力，但它不依赖于一定的制度激励是不会产生和发挥作用的，即技术进步必须以制度效率为条件，而制度的作用是通过自身不断演进以使技术进一步创新并更有效率地被利用。因而，纳尔逊认为，持续的经济进步需要一种促使技术、组织和制度协同演化的机制。布什和图尔把技术看作是经济演化的推动力，同时把制度看作是技术进步的“支持性制度”。Perez和Freeman也认为制度和技术不能够相互对立，应该相互合拍才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拉坦、马修斯等都赞同技术和制度的相互作用。
总之，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积累、经济结构演进和制度变迁作为知识积累的具体体现，它们与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关系是一个相互促进、循环互动、自我催化的自组织演化过程。从总体上看，这四种因素是紧密相连的。技术进步依赖于人力资本的积累，人力资本的积累又依赖于劳动分工的演进，劳动分工的演进又依赖于交易成本的降低即制度、文化等传统知识结构的变迁。这也是知识由经济向社会、文化领域扩展的路径和秩序，因而构成一个以知识积累为基础的社会、经济、文化自组织演化的总体模式。这也是当前知识经济热潮产生的深刻理论渊源。而且，知识经济不仅仅是一种新的经济形态，也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它代表人类社会将要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基于知识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