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小农经济的脆弱性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小农经济的脆弱性范文1
关键词：小农家庭 金融制度 渐进性轨迹
在金融与经济的基本关系问题上，首先表现为经济发展对金融起决定性作用，金融是依附于商品经济的一种产业，是在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产生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的；商品经济的不同发展阶段决定着同期的金融状况，金融只有为经济发展服务并与之紧密结合，其发展才有坚实的基础和持久的动力。因此，探讨我国农村金融制度的改革轨迹，必须深入剖析我国农村经济演进的属性、特点及规律。而研究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规律及属性，应以该领域成熟的理论如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著名学者林毅夫、温铁军、费正清、张杰等的研究成果和国外经济学家如贝克尔的理论等作为研究的指导。
由于我国的社会单元是家庭而不是个人，因此家庭才是当地政权生活中负责任的成分。因此，对我国小农家庭的研究就成为分析农村金融制度改革的一个基础性因素，换句话说，不了解和掌握我国农村家庭的属性和特点，就不可能深刻理解农村借贷制度变化的根源。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农村家庭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落后地区的农村农户，特别是中西部经济落后省份的农户；另一种是东南沿海经济较发达地区、已实现了城镇化与工业化的村镇农户。本文以前者为研究对象。
农村家庭的生存经济特征与农贷格局的形成
我国农村问题有其特殊性，现有的主流理论无法予以整体解释。几百年以来，我国农村社会长期维持着小农格局，农户的普遍心态是保持温饱无忧，大都倾向于自给自足，当家庭预算出现赤字时，首先想到的就是赚取非农收入即佣工收入，其次是谋求熟人借贷，最后是国家对小农家庭提供的信贷支持。国家其所以要为农户提供信贷支持，是因为国家政权与农村社会都依赖于增长缓慢的农业剩余，农民以这种剩余为生存基础，国家靠这种剩余而运作，国家政权攫取与小农生存之间维持着脆弱的均衡关系。
当农村人口不断增加，对剩余依赖程度不断提高，或国家政权的周期性扩张对农村剩余攫取压力不断上升以后，一旦遭遇天灾人祸，这种均衡关系的脆弱性就会显现，此时，维持小农温饱无忧的生存状态，以防崩断国家与小农之间的微弱均衡关系，这正是国家农贷体系建立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也是自西周以来，数千年间国家农贷体系周期性废止与重立但其性质与格局却没有多大改变的主要原因。可以推断，小农家庭追求以生存与安全为目标而不是产出最大化，这种生存经济决定了大部分农贷只能由熟人或国家来提供，一般的金融制度安排是无所作为的。
农贷供求结构的特征与农贷供给渠道的决定
我国农贷需求的非生产性特征
我国家庭自古以来就崇尚宗族和崇拜祖先，维护小农家庭稳定性的成本绝大多数体现为对祠堂的修缮以及婚礼丧俗费用的支出。今天的我国农村因婚丧支出而告贷的家庭不在少数。改革以来的情况同样表明，即便是致富了的农民，也把大量资金用于购置修缮房屋、修建祠堂以及其他宗教建筑，而不是投资生产。对于许多农民而言，收入增加以后，大多倾向于寻求炫耀性消费（一般为非生产性支出），以便引起乡村和家族中其他农户的羡慕，这种炫耀性消费在农村的普遍流行说明了中国的农村经济尚处幼稚或不成熟时期，与之相适应的农贷制度也必然是初级的和不成熟的。这同市场经济与现代金融制度是不相关的，因为后者崇尚效率与节约（成本最低）。我国小农家庭资金需求的非生产性特征决定了农村信贷的互、友情性和高利贷性质，民间的高利贷多半不是以改良生产条件或以保障良好的生产过程为目的。这种农贷资金是不可能通过正规或商业性金融来满足的。
我国农贷供给结构的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正式与非正式的信贷市场十分狭小。一方面，正式贷款被严格限制于生产用途，其期限与生产周期相近，这种生产性信贷供给约束无法满足农户的信贷需求；另一方面，非正式贷款几乎都用于突发、大额以及明显的特殊消费如丧葬婚嫁等，贷款提供者一般为亲朋好友，属于友情借贷，一般不计息，非正式贷款通常不增加农业贷款中的净流动资金。而正式农贷资金的缺口又不能由非正式信贷提供，这就是我国农村信贷市场上长期延续的供求结构，这种正式与非正式信贷市场的分割是我国农贷供求结构的最主要特征。由于友情借贷等非正式信贷占据了绝大部分农贷市场份额，又主要用于非生产性用途，因此，我国农贷市场长期以来是一种非生产性市场。
农村家庭收入等式
我国小农经济的收入等式是农业家庭收入加非农佣工收入，后者是前者不济时的产物和补充，且非农收入倾向于增加农业的流动资金，同时与农户的借贷倾向具有明显的替代效应，这种情形再一次证明，我国小农经济的性质和小农的行为特征决定了农户的金融缺口(生产性与非生产性资金需求)的弥补，只能依赖非正式借贷、非农收入的增加以及国家的正式借贷支持，如目前的农业发展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的信贷和政府的小额信贷，这些信贷相当于古代国家的赈贷，而商业性质的正式借贷在我国小农经济基础上不存在发展的条件。
农村商业化非正式信贷供给困难
同其他欠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农村的商业性非正式信贷交易不发达的原因之一是私人贷款者的地位在法律上一直没有确认，多数情况下被视为非法；另一原因是对大多数农户而言，缺乏可作为抵押贷款的财产，最主要的土地租约的转让还未得到官方认可。因此，我国农村经济的特点决定了不可能有私人性的农村金融的普遍出现，或者说我国的家庭经济支撑不起商业性的农业信贷。从理论上讲，与私人性农村信贷相适应的农业经营方式应当是经营性的，而不是生存性和安全性的家庭经营，因此，我国农户的信贷需求仍将长期遵循以下逻辑次序：在农业收入不足以维持生计时，首先寻求非农收入增添家庭流动资金，其次则是友情借贷和国家信贷支持，最后在迫不得已时求助于高利贷。而标准的商业性农贷对于我国的绝大部分农户而言则仍然是一种不可及的金融制度。
农村家庭的有效保险与农贷制度决定
在我国农村，由于不存在常规性的家庭外社会保障体系，家庭仍在很大程度上对其成员提供着保护，以抵御所面临的不确定性，这就意味着家庭仍然是一个相当有效的保险机构，因为家庭组织中的利他主义要多于其他组织。
对我国小农家庭而言，这种利他主义是维系其存在的一个重要因素。显然小农家庭的利他主义特征和西方现代经济制度的利己主义难以兼容，但我国现存小农家庭制度实际上是人们长期权衡了破与立的机会成本之后的一种理性选择，虽然个人主义与利己主义是现代经济制度的一种激励源泉，但他需要更多财富与收入的支持。可以推断：当小农家庭的财富与收入提高到一定水平时，人们之间相互依赖就会下降，小农家庭的保险功能也会随之消失。从这种意义上讲，如果能够确认农村的正常金融需求是以个人主义行为和利己主义动机为基础的话，那么政府需做的就是想方设法让农民积累财富和提高收入，让他们逐步具备提出正常金融需求、从而有能力利用现代农村金融制度的条件。而目前农村家庭的有效保险与低收入水平只能与传统的金融需求和信贷制度如官方借贷、友情借贷以及高利贷相伴随。
以上分析得出结论：我国农村现代金融制度的建立需要以农村小农家庭经营方式的转变及正常金融需求为基础。因此，当前我国小农家庭的生存经济性、缺乏产出最大化的市场经营性、农村经济增长的缓慢性和农地制度改革的困难性，决定了我国农村金融制度改革的渐进性变化轨迹，即在农户农业收入不足以维持生计时，农户会寻求非农收入、友情借贷和国家信贷支持，甚至在迫不得已时会求助于高利贷，只有农民收入的提高和积累更多的财富，标准的商业性农贷才具备产生的条件，才能谈得上正常的农村金融制度的确立问题，金融制度安排才有必要。因此，我国农村金融制度改革的道路慢长，不可能一步到位。从根本上看，我国农村金融制度的改革进程取决于中央政府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对农村经济的实际促进作用的发挥程度，最终取决于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制度实施的经济效果。
参考文献：
1.林毅夫.中国的农业信贷与农场绩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2.张杰.中国金融制度的结构与变迁.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
小农经济的脆弱性范文2
关键词：喀斯特地貌；水土流失；沙漠化；生态环境；模式
1引言
思南县地处乌江中游，乌江自西南向东北斜穿而过，将全县划分为东西两片。受乌江切割影响，北、东、西三面较高，中间乌江河谷较低，地势山峦起伏，沟壑纵横，河网密布。该县乌江河谷地带，主要包括乌江流经的文家店、长坝、合朋溪、香坝、三道水、枫芸、塘头、思林、邵家桥、孙家坝、思唐和鹦鹉溪等12个乡镇，河谷地带纵向随乌江延伸76km，横向宽20km。12个乡镇土地总面积为944km2，占全县国土面积的42%，辖266个行政村，2074个村民组。据2003年全县社会经济情况统计数据显示，该区2003年末人口密度高达330人/km2，是全县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83‰，大大高出全县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其中少数民族人口134万人，贫困人口52万人。
该区域2003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为58971万元，其中种植业产值32259万元，林业产值737万元，牧业产值16697万元，渔业产值625万元。粮食总产量135万t，农民人均粮食占有量为430kg，农民人均纯收入760元。其社会经济情况体现如表1。
23森林资源综合评价
（1）森林资源总量不足。该区域林灌面积243172hm2，森林覆盖率257%，与全县森林覆盖率298%相比，处于落后地位，离国土安全森林覆盖率30%仍有一定差距，距离该省规划的生态省自定森林覆盖率40%的指标差距太大。从森林资源人均占有量来看，思南县人均只有147亩，而河谷地区人均占有量仅为126亩，人均蓄积占有208m3。森林资源总量不足，生态系统十分脆弱。
（2）森林资源质量不高。在该区域森林面积中，中幼林21386hm2，占9412%，且70%属幼林，近成熟林只有296hm2，占13%。区域内82%的森林面积属低质低效林，林分质量急待提高。林分树种单一，结构不合理，马尾松、柏木纯林占了80%左右。单一的林种结构导致森林综合效能降低，病虫害发生严重，降低了抗衡自然灾害的能力。
（3）林产值低对社会贡献少。由于河谷地区森林资源存量不足，且大多为幼林，可供采伐的森林很少，森林产生的直接经济效益不高，该区域林业总产值仅有745万元，只占区域内农业总产值的13%，在国民经济的成分中处于微薄的地位。有林地中经济林，由于管理粗放，集约化经营水平程度低，只有20%的产生效益，没有达到为农民致富增收的预期目的。
3区域生态环境分析与评价
31典型的喀斯特环境造就了乌江河谷地带生态的脆弱性
思南县乌江河谷主要为碳酸岩盐分布，由于喀斯特发育，生境具有干旱、富钙和缺土、多石等特性，致使植物生长缓慢，植被结构和植被覆盖度较差，而且当植被一旦遭受破坏，生境会急剧恶化，形成植被进一步退化的恶性循环，植被的丧失又导致水土流失的加剧。河谷地带虽然存在一定面积的冲积坝地，但大部分以高山峡谷为主，山地性仍然十分显著，山高坡陡。坡度成为了影响水土流失的重要因素之一。大面积的陡坡地的存在，无凝给土壤侵蚀提供了有利条件，从而导致了严重的水土流失和喀斯特石漠化。一旦植被覆盖层遭受破坏，喀斯特地区的陡坡耕地就成了产生水土流失的基本自然环境因素。乌江河谷地带的中、低产田的比重较大，显然也是坡地因素功能效应的表现。同时，喀斯特河谷山地土层浅薄，土质贫瘠，溶洞和天然漏斗遍布，蓄水保土相当困难。致使生态系统脆弱，一旦生态破坏，恢复相当困难。
32制定生态建设的原因
在经济发展欠发达的地区，人文环境严重影响和制约着生态建设的步伐，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人口数量指标。人口密度的大小，综合地表现了人群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和作用，包括对土地的垦殖、利用和对森林植被的砍伐、干扰和破坏。从乌江河谷地带的人口密度分布与森林分布来看，在乌江河谷地带，人口最密集的主要体现在平坝村寨和集镇所在地，如塘头、三道水、文家店和瓦窑等地，从其森林分布上看，各个人口聚居地的平坝的边缘山地上，也正是森林植被最为稀少、坡地垦殖率最高、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区域。因此，人口密度在落后地区也间接地表征了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程度，成为了影响生态环境的重要社会因素之一。
（2）人文素质。人口素质的高低，深刻地影响着人们对其生存环境的认识，从而采取科学的行为，以求人与自然的协调共生。河谷地带喀斯特环境的脆弱性与农村人口文化素质的贫困性，是困扰当地生态、经济发展的两大障碍。目前，人们已习惯将这些地区的“贫困”视为一种纯经济的现象，其实不仅是生存环境恶劣，低收入，低消费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贫困的人口素质。人们所固有的一些传统文化、思维方式及整体素质也制约着地区生态经济的发展。
（3）民族文化的影响。中国南方传统的饮食文化和养殖文化加重了土地的承载负担。长期以来，南方地区人们的主食和畜禽喂养均以粮食为主，如大米、红薯、玉米、马铃薯等。这种传统的饮食文化和养殖文化，从思想意识里驱动着人们向其周围脆弱的环境中索取更多的粮食作物，而较为适应喀斯特山区环境的林业、畜牧业长期以来处于微弱地位。同样是为了生活，当农民获得一块土地时，第一意识就是开荒种地以获取更多粮食，而不是发展林业，更难想到去发展畜牧业，思维停留在“以粮为纲”的框架上，没有更多地考虑食物结构，进行观念更新，开发新的食源，其结果只能是加剧环境负担，脱贫任务艰难。另外，独特的垦殖文化，粗放耕作、刀耕火种、广种薄收以及陡坡开荒、毁林开荒、放火烧山导致了生态环境的加速逆向演化，形成“越垦越穷，越穷越垦；越生越穷，越穷越生”的恶性循环。再有，社会习俗从各个侧面影响其生存环境，如住房、棺葬、婚嫁等都习惯于用木材。农村燃料的结构主要是薪材、灌木、荒草乃至稻草、桔杆等，造成森林资源的大量破坏，导致环境恶化。可见，落后的生产和生活习惯，直接或间接破坏大量的森林资源。因此，积极寻找开发新型燃料、改变农村燃料结构，保护仅有的林地，对实施生态重建有着重要的意义。
（4）社会经济水平的影响。社会经济状况包括非常广泛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与生态环境质量有关，与生态关系密切和代表性的因素是人均粮食占有量和人均纯收入。思南县是一个典型的喀斯特山区农业大县，而乌江河谷地带的地域特点更体现着喀斯特河谷山地的特性。这不仅仅是因为农业生产活动在喀斯特地区，而且还包含着人们在这种特殊的自然环境下，通过长期的物质生产活动，形成喀斯特环境的强烈反馈机制，制约着农业生产和经济再生产，并逐步形成了一种地域性很强的与喀斯特密切相关的农业生产方式和思想意识，且又在再生产过程中不断改变着人们赖以生存的喀斯特环境，从而构成一个具有喀斯特特色的环境-资源-人口-发展相结合的农业生产地域系统。表现出国民经济薄弱、农业综合生产水平低，在长期处于封闭的自然小农经济再生产状态下，发展缓慢、农业结构单一、层次低、规模经营差，农业积累慢，对工业化过程贡献率低等农业经济脆弱性特点。
3.3人地矛盾为河谷地区生态环境逆向演替的加速器
从河谷地带的角度出发，人地矛盾主要表现为以下几对矛盾的对立统一。
（1）区位优势、资源优势与经济落后的矛盾。体现在该县乌江河谷地带是一个区位优势、资源优势、生态多样性优势与社会、经济、人口环境脆弱性并存且反差强烈的一个特殊人地耦合地域系统。
（2）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与资源的掠夺式开发的矛盾。体现在河谷地带耕地不仅数量少、质量差、承载力强。城镇、工矿、交通、建筑占地频繁。这种矛盾进一步引发和加剧了耕地资源不足的人地矛盾。
（3）土地利用结构严重失调。土地利用结构是否失调，农业结构是否合理，不仅关系到农、林、牧、园各业产量的构成，还影响到土地、劳力、资金角度及其它生产资料的配置，最终决定农业的确产出和土地的总体效益。从河谷地带土地利用现状可以看出，该地区乃至整个县域内土地利用结构存在不合理性，土地资源自然属性严重失衡，耕作比重过高，林地、牧地比重偏低，园地比重小。只有提高林地、牧草地、园地比重，才能从根本上改变现在水土流失、生态失衡、农业内部产业结构失当的状况，扭转产业结构失衡而导致的农业生产力低下的恶性循环，使农业真正走向持续稳定发展。
（4）低人口承载力和人口高密度、高自然增长率失衡产生人口与粮食的矛盾。从该河谷地区人口密度、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与全县比较可以看出，河谷地区的人口密度和人口自然增长率远远高于全县的平均水平。据2003年调查统计，在12个乡镇中，未能解决温饱问题的贫困人口达6.3万人之多，这就体现了本地区人地矛盾、人口与粮食矛盾的尖锐性。
（5）低土地产出率和高土地垦殖率的矛盾。河谷地区大部分为喀斯特石漠化山地，土地土层浅薄、贫瘠，土地产出率低，生存的本能促使人们逐渐习惯于广种薄收，已习惯于垦山吃山，这更加剧了人与地的矛盾。
以上人地矛盾的突出体现，必然促使人们掠夺和不合理的利用自然资源，加大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加剧生态环境的恶化。
3.4国民经济过于依赖仅有资源，严重阻碍着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思南县为农业大县，没有工业支撑，农业成为了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柱，在农业中，又主要以粮食生产、烤烟等作为经济的增长点。仅有的规模型工业主要为水泥、石材、煤炭等，这都是需要牺牲环境代价开发的产业。国民经济的增长的同时也束缚着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因此调整产业结构，提升林业、畜牧业在农业产业结构中的比重，推广新型农村能源如沼气、太阳能等，开辟新的经济增长点，成了当地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2014年7月绿色科技第7期4河谷地带生态恢复探讨
针对思南县河谷地带上述生态、人口、资源、经济发展水平等诸多特点，其生态恢复的建设涉及的内容主要有：生态系统的恢复，农业结构的调整，运行机制改革等三方面。
4.1生态恢复分析
增加森林资源总量和提高森林质量。增加森林总量主要指通过植树造林、封山育林、退耕还林等措施手段，增加和提高林草覆盖；提高森林质量主要指通过封山育林、低效林改造等措施恢复森林的原始结构或改变其单一、不合理的林相、林种结构，提高森林生态的综合防护效应。其具体内容有以下几点。
（1）对河谷地带的裸岩石砾地、荒草地等植被自然恢复困难地段的人工促进封山育林和对河谷地带有希望封育成林的荒山荒坡、近3年思南县的造林未成林地及适宜封山育林且有希望封育成林的石山、半石山地的封山育林。在乌江河谷地带，石漠化发生强烈的地方，基岩大面积，植被稀少，土层浅薄贫瘠，所以必须封禁，进行有效的封山育林，防止人为活动和牲畜破坏，促进生物积累，促进森林植被的自然恢复；在其自然恢复较为困难地段，必须通过人工促进措施，增加其森林植被恢复能力。封山育林采取以封为主，造、管、抚相结合的措施，将适宜地类的萌生灌丛植被类型演替为森林植被类型，；人工促进封山育林，采取自然恢复与人工促进恢复相结合的方式，注重乔灌草的立体配置及混交林的营建，引入人工促进的植物恢复技术，采取播种、造林、补植等营林措施，造林树种主要以乡土树种（马尾松、柏木、杉木、麻栎等），对植被组成和结构进行改造，增加区域内的物种多样性或生物多样性，为植被的加速恢复创造条件。根据喀斯特山地基岩大面积，土层浅薄贫瘠，石多土少的特点，在采取人工促进时可以选择适生性强的乡土树种，按见缝插针的方式进行作业。
（2）对本区域内25°以上的坡耕地进行退耕还林还草和宜林荒山荒地的人工造林。对乌江河谷地带的陡坡耕地实施退耕还林是恢复区域生态的关键突破口，河谷地带的陡坡耕地是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区域，其土壤土层浅薄疏松、土壤，水土极易流失，蓄水保肥力差，有机质含量少。在严格执行国家退耕还林政策下，本地区的陡坡耕地的退耕还林可以适当加大经济林的比重，以发展经果林、竹、药、茶为重点。宜林荒山的人工造林注重加大防护林和薪炭林的比重，在岩溶石漠化质山地人工造林和植被恢复技术中可以引用营养袋、生根粉、保水剂等技术，以提高植被恢复效果。
（3）对本区域内疏林地、残次林、低产林等低效林的改造。根据调查结果显示，河谷地带森林资源现状中疏林、残效林、经济林低产林还居多，通过对区域内疏林地、残次林、低产林等低效林采取封、造、改、管、护等措施，可以改善林相结构，提高森林的质量，从而提高森林生态的综合防护效能。
（4）利用工程措施。对我县乌江两岸、山塘、水库等周围进行植树造林、补植补造或封山育林等措施，从而起到保持水土流失和保蓄水作用。
通过以上的措施，可以增大本地区的乔草覆盖面积，提升森林蓄积总量，提高森林生态的综合防护效能，遏制水土流失和喀斯特石漠化的纵深发展，促使生态步入良性循环。
4.2产业结构调整
人类活动频繁，人地矛盾突出，农业生产落后，对环境压力大。在交通条件差的地方，为了解决生活生产能源，无节制地砍伐林灌，使自然生态环境受到破坏；同时在部分产业开发、城乡建设、修路等掠夺或利用土地资源，使森林、草地减少，更加剧水土流失。因此，提高森林覆盖的同时应加大现有森林的保护。在依靠法律法规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进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激活农民经济理念，打破单一粮食生产，进行多种经营；开辟农村财源，改变其掠夺和不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为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减轻人类对生态环境的压力，从而更有效地对森林进行保护。根据河谷地带土地利用现状，一是要大力发展草地畜牧业；二是在农村积极推广能源保林措施如沼气池、电、煤、太阳能、薪炭林等方面；三是建立立体庭院经济，加大农村副业（茶园、桑园、果园、药园和林场、牧场、渔场）开发。通过退耕还林（草）-畜牧业-沼气-经济林等模式，增加农村新的经济增长点。
4.3改革经济运行机制
国民经济必须持续稳定协调发展，是在总结了发达国家走的弯路和经验教训基础上提出的发展战略方向，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和客观要求。河谷地区乃至全县、全省生态的可持续发展不仅仅依赖森林资源的问题，更依赖于整个社会的进步，经济运行机制的改革。政府要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保持产业部门之间的适度产长速度和合理的比例关系，促进部门的协调发展。打破单一粮食生产，进行多种经营；根据不同的土地生态环境和市场需要调整粮经作物的合理比例。本着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相结合，生产水平提高与人的素质提高相结合，短期目标与长期规划相结合，治标与治本相结合的原则，坚持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既注重发展地方经济，又注重进行农村社区环境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在追求人类自身的社会经少量发展中回报大自然，建立人口、环境、资源、经济相互协调，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系统运行模型。
5结语
思南县乌江河谷地带的生态环境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全县生态乃至乌江下游及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生态安全。通过建国几十年的努力，全县森林资源快速增长，特别是近年来实施的“长江防护林体系工程建设”、“天然林保护工程”、“贫困地区林业发展项目”、“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等等，对全县森林资源大幅度增长起到推动作用，使全县森林覆盖率从20世纪末的139%达到现在298%，局部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改善，特别是乌江河谷地带的生态建设在全县生态建设工作者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艰苦努力下，有了很大起色，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但生态建设是一个慢长而庞大的系统工程，工程量浩大，涉及面广，所需资金、物力、劳力量大。我们一定要以历史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高度重视生态建设，将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列入主要的议事日程，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核心内容之一，时刻警示生态建设的重要性，特别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时候都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借西部大开发的东风，把思南县乌江河谷地带的生态环境治理好，才能实现社会、经济、生态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参考文献：
[1] 思南县林业局.贵州省思南县2005年森林资源二类调查报告[R].思南：思南县林业局，2005.
[2] 朱守谦.喀斯特森林生态研究[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
[3] 李昌来.贵州石漠化的治理及可持续发展[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4.
[4] 王世杰.喀什特石漠化-中国西南最严重的生态地质环境问题[J].矿物岩石地球化学通报，2003.
小农经济的脆弱性范文3
关键词：产业化；区域；农业；发展
一、甘肃省农业区域产业化发展现状
农业产业化是继之后，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中的一种新的生产经营机制和经济发展格局，是我国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又一创举。近年来，甘肃省紧紧围绕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目标，不断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努力扩大产业基地规模，整合各类资金，加大扶持力度，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各类农业产业化组织迅速发展壮大，农业产业化经营取得了显著成效。
甘肃省坚持把农业科技推广作为发展农业科技的关键措施来抓，围绕“草畜、瓜菜、粮食”三大主导产业，全力抓好农牧业新技术推广，重点要推广全膜双垄沟播、马铃薯脱毒种薯应用、牛羊品种改良、测土配方施肥、畜牧标准化养殖、秸秆青贮氨化、保护性耕作、循环农业生产、设施蔬菜生产、麦后复种移栽十大新技术，各项技术都要确定推广面积，制订实施方案和示范点，采取部门抓点示范、乡镇全力推广，确保各项任务全面完成，在此同时，集中全力抓好农业科技示范点建设。
二、现阶段甘肃省农业区域专业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市场化程度不高，市场体系不健全
目前甘肃农产品市场仍以初级集贸市场为主，尚未形成完整的体系，市场机制的整体功能发挥较差。一是农产品产业批发市场发展较慢，必要的期货市场尚未形成，直接影响农产品的大批量、远距离交易。二是农村市场的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很多是马路市场，交易场所的信息网络、通讯手段、中介服务、运输仓储等服务，即简陋又不配套，影响着市场交易活动的进行，对区域专业化的形成和发展造成了很大影响。
2.经营主体分散化与经营规模的细小化
尽管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甘肃农村区域专业化有了较大的发展，但联产承包责任制造成的农户经营分散化、细小化的格局未变，从而使农户经营规模和生产集中度都很低，不利于农田基本建设的投入，不利于机械化操作和统一作业，更不利于综合性强、系列配套、须连片应用的科技成果推广和引用。此外，由于劳动力就业不充分而实行的小规模经营，造成农业收入的低水平，小农经济的脆弱性，使农户趋向于较小风险和较稳定收入，专业化经营本身意味着风险损失与风险期望之间的货币权衡，那么，兼业经营就成为农户的一种合理的选择，这必然与区域产业化的商品生产构成矛盾，在兼业经营条件下，相对优势农产品的生产也必然是零散的。
3.农业产业化发展滞后，农户组织化程度低
甘肃省小麦、洋芋、布尔山羊等初步实现了产品的规模化种植养殖区域化布局，但产品系列化加工还未提到议事日程，或者还未延伸到应有的广度和深度，缺乏科学而竞争性的中长期区域产业化发展规划。农产品种植、销售、加工、科研等环节联系松散，农户与加工企业、流通企业的协作关系发育不成熟，既没有事前的契约收购关系，更没有形成与合作社，种植大户或各类中介组织紧密联接的组织形式，农产品收购多少、价格高低只有靠当时的市场行情的“事后决定”无形中增加了生产的盲目性，影响了农村区域产业化的发展。
三、完善甘肃省农业区域产业化发展的策略
1.积极推进土地制度改革，鼓励农户规模经营
没有规模化就没有区域产业化，走区域规模化道路，有两条路径，一是在农户家庭经营的基础上，走小规模、大群体的路子；二是通过向农民有偿转包土地使用权，搞集中开发、走规模化的路子。首先，政府应鼓励和支持建立社区性的合作服务组织，对小规模农户实行统一耕作、统一栽培、统一病虫害防治，连片种植，逐渐形成区域化经营或基地化生产的格局。在非农产业发达的城郊，县城周围农村，鼓励农户在自愿的前提下，稳妥地推进土地使用权的流转，鼓励从事二、三产业的农户转出土地，鼓励种田能手多承包土地，改变小农分散的传统作业方式，促进农业向集约化和规模化发展。其次，大力培育农工商经济联合体，推行土地股份合作制，实行土地承包权与使用权的分离，具有土地承包权的农民自愿把土地使用权折股，加入和组成新的合作经济组织，实行统一综合经营，直接形成新的生产规模、有条件的地方可向农业园区、大农场过渡，提高农业集约化和规模化水平，达到农业现代化经营水准。
2.健全农村服务体系，强化社会化服务
农村分工产业化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而农村产业化商品发展，必然要求多层次、多形式、多功能的服务体系为其提供配套服务。发展农村服务体系的重点应强化县和乡镇级经济技术部门，开展综合服务；鼓励支持产业服务大户、专业技术协会开展的产业服务；引导和扶持农民之间的联合，开展自我服务，创建农村产业全过程的服务网络。应加快推进农村经济信息体系建设，建立和完善农产品市场信息系统，基本形成手段先进、制度规范、队伍健全，集信息采集、分析、预测、于一体，及时、准确、系统、权威的农村经济信息体系；建立健全区域性的农产品供求、价格、农业生产资料、农业生产和农业适用技术等信息采集和信息系统，力争使农村市场信息服务相对滞后的状况得到根本性改变。积极引导、扶持和发展由农民自愿组织起来的专业协会、产销服务队、专业合作社等多种形式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创新运行机制和经营方式，逐步建立以农民及其合作经济组织为主体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增强抵御和防范市场风险的能力，引导农民进入市场。
3.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带动区域专业化发展
农业产业化过程，实际就是农业分工不断细化、结构不断优化、由兼业向专业化、由低效益向高效益转化的过程，农业产业化和区域专业化发展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并且前者是后者的有效组织载体和重要带动力量，从实践看，农业产业化搞得好的地方，区域专业化水平也较高。因此，要把发展农业产业化与区域产业化紧密地结合起来。一是以市场为导向，以生态生长区为基础，选择开发潜力大、后续产业链长的产品为重点，确立主导产业，培植龙头企业，围绕龙头企业建基地。通过农业产业化经营实现农业由分散经营向规模经营，由兼业经营向专业经营过渡。二是加强对龙头企业的指导和服务，在新品种选用、订单种植、技术指导、信息服务、基地认定和产品认证等方面给予企业更多的支持和帮助。三是以乡镇区域为单元，实现农村区域产业化，在农村区域专业化推进过程中，一个村不足以形成产业规模，而在县域经济范围内选择主导产业进行专业化生产又规模过大，会掩盖县域资源多样化的特点，也会因过度专业化而增加自然和市场风险。因此，应以乡镇为农村区域专业化单元，以乡镇企业、龙头企业为载体，实现一乡一业专业化规模经营，逐步实现区域化布局、产业化生产。
参考文献：
小农经济的脆弱性范文4
关键词 国外农村金融 市场化 政策
现代农业的发展离不开发达的农村金融体系，农业技术的改造、设备的引进、新品种的实验和拓展、市场的开发等涉农事项均离不开农村金融的支持。我国农村金融的发展已经进入到一个混沌的状态，政策性银行商业化、商业银行市场化、资金流动城市化等现象导致了农村金融发展空心化的局面日益严重。相对而言，国外一些农业发达国家均具有相对完善的农村金融体系，特别是美国、法国等国家，其农村金融发展的模式和思路对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具有宝贵的借鉴意义。
一、主要国家和地区农村金融运行特点
(一)美国农村金融运行特点
美国农村金融体系非常健全和发达，对美国市场化程度高的农场经营起着巨大的推动和扶持作用，其主要运行特点如下：
1 信贷主体机构层次分明、市场化程度高
美国农村银行体系以众多的中小型社区银行为主体和特征。2000年至今，有超过1000家的新社区银行建立。社区银行形成明显的三级分布，约60％的业务在农村，大约25％的业务在城市的郊区，剩下的在大众城市。中小型社区银行把城市和农村连接起来，通过吸收城市的闲置资金，主要满足农村农场主和中小企业以及个人对资金的需求。这些社区银行完全采用市场化的方式运作，效益好，盈利能力超过许多大型银行。
2 信贷管理机制非常完善
美国农村信贷管理机制非常灵活健全，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以风险控制和盈利为两大目标，商业贷款客户选择注重6C，即6个基本面：Character(人品)、Capital(资本)、Collateral(抵押)、Capacity(偿债能力)、Condi-tions(企业状况)和Cash Flow(现金流)，其中尤其关注现金流的状况；二是侧重贷款流程，美国农村银行贷款经过上百年的摸索和发展，已经形成了一整套适合不同对象的贷款流程，合理并且人性化；三是拥有发达的社会信用服务体系，美国拥有全球最发达的企业和个人信用查询系统，能保障每一笔中小贷款的合理性，并能根据信用记录设计不同的贷款方案。
3 政策性金融支农力度大
在美国，农业是强势行业，一直得到国家政策性金融的扶持，主要表现在：一是在农村银行设立的初期注入大量的资金(如政府拨款)，推动农村银行体系的构建和发展；二是美国各级政府均采取支持农业的政策，不仅支持农村金融机构发行农贷债券，而且对商业银行的涉农贷款也进行利差补贴，最大限度的满足农业对资金的需求；三是鼓励合作性金融机构的发展，采取免交存款准备金、减免利税等方式鼓励农村合作性金融的发展，以及吸引城市大型银行对农业发展的支持。
4 农村金融安全体系稳健
美国农村金融体系主要对实体经济进行扶持，泡沫化程度低，所以安全性较高。以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贷款保险公司、银行自身为一体的农村金融安全体系，其主要特点有二：一是国家对农村金融运行的高度关注，在高效的信贷管理机制基础上仍强调担保的质量和效应；二是保险公司也参与对农村金融的投资，美国农村金融不仅得到商业银行、农村信用体系、政府信贷以及私人信贷的支持，而且保险公司的信贷支持比例超过10％。这不仅满足了农业发展对资金的需求，还增强了农村金融的安全性。
(二)日本农村金融运行特点
日本农村金融运作体系也非常发达，对日本现代化农业的发展起着关键的支撑，其主要运行特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三级金融体系共同构成农村金融运作的主体
日本农村金融运作效率高，主要由三大体系共同构成：合作金融体系、政府金融体系、其他辅助金融体系，其中合作金融体系又是日本农村金融体系的核心。三级金融体系内部主要分农、林、渔三个子体系，具有明显的日本特征，并且金融辅助体系蕴藏在三大体系之中，特别是合作金融体系中的农村金融保险，以及政府金融体系中的农村金融担保，都具有非常强劲的金融稳定机能。
2 农协是日本农村合作金融的中坚
日本农村金融合作体系的载体是农协，通过不断地发展和完善，日本农协已经发展成为覆盖全国所有农民都参加的三级农村金融体系――信联(信用社)、农协(省级)、农林中央金库(全国级)。农协内聚集了信联、经济、共济等合作组织，分别对应信用社、供销社和保险社，由其对社员进行金融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分类指导，并充分发挥农协的综合优势，大量吸收农民存款，这一款项占到全日本农民存款总额的50％以上，并将存款就地转化。发挥合作金融的优势，以农协为平台，对农村项目、企业或个人进行贷款，并在贷款前后均做好调查、管理以及技术指导等全方面的服务。农协还作为国家低利长工贷款的窗口利用“政策金融”导人国家资金，不断推动农业快速发展。
3 政府主导性强，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
在农村金融运作市场化方面，日本不同于美国，日本的农村金融运作并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主要在于推动农业的稳定及快速发展，以便满足日本自身对农业的需求。日本1947年颁布的《农业协作组合法》规定了农协“以提高农业生产能力，提高农民的社会经济地位，实现国民经济的发展”为目的，在坚持农民自愿、自主、互助互利原则的基础上，与国家农业政策、财政资金紧密配合，并表现出强度的政府干预特征。政府对农村金融的干预渗透到农村金融运作的每一个步骤，特别是资金保障以及安全性方面。日本农村金融运作体系中的政府金融体系强大到可以随时取代其他金融运作体系，并保障本国金融运作的稳定。
(三)法国农村金融运行特点
作为农业大国和农业强国的法国，得益于统一稳定的农村金融体制和农村信贷扶持。法国农村金融运作体系具有以下主要特点：
1 垂直管理和运作
法国农村金融体系的形成是自下而上慢慢演变的，但是经过发展和完善，当前的管理体系却是自上而下的单一路径。法国农村金融体系的顶端是法国农业信贷银行总行，作为一个国家行政机关，它在扮演着农村金融系统中央银行角色的同时，也兼营商业银行的部分业务；总行下面有
地方分行，以及股份信贷合作社和互质的合作社，统一实行垂直式管理；并且每一个系统总部和分部实行财务独立，自负盈亏的市场运作体制。
2 国有和民营相结合
法国农业信贷银行施行上国营下民办的管理体制，在信贷资金营运上仍主要由总行进行统筹灵活运用。为了扩大信贷业务，信贷银行通过开办名目繁多的各种存款，吸收股金、发行债券等多种渠道大量筹集资金，由总行根据国家政策统筹用于支持农业发展。各项存款主要由地区行筹集，活期存款要上交总行50％，其余部分地区行可以发放短期贷款。长期定期的储蓄存款要全部上交总行，由总行划出一部分给地区行发放长期贷款。地区行上交的各种储蓄存款，总行付给筹资额的0.75％手续费，使下级行能从组织储蓄中得到经济效益。农业信贷银行作为农村金融系统的主轴，采取上国有下民营的方式，在监管的同时与其他农村金融机构统一实行民营式的商业化运作。
(四)印度农村金融运行特点
印度是典型的小农经济国家，多层次的农村金融对印度小农经济的发展起着关键的推动作用，其主要运行特点如下：
1 层次多、分工明确
印度农村金融运作体系非常发达，并且具有明显的多层次性，包括了印度储备银行、印度商业银行、地区农村银行、农业信贷协会、土地发展银行、国家农业和农村开发银行、信贷保险和存款保险公司等多家信贷和保障机构。这些金融机构基本都在农村建立了自己的网络，分支机构多达几十万家。但是众多金融机构之间多而不杂，分工明确，在印度国家农业和农村开发银行的总体指导以及存款保险和信贷保险公司的金融保障下，他们共同支持着印度农业的发展。
2 地区“领头银行”计划
尽管印度农村金融机构纷繁复杂，但是印度推行了“领头银行”计划，即在每一个特定的地区发展一个实力强，有领导力的银行来引导当地农村金融体系的运作。该银行必须对国家规定的优先发展的行业提供金融支持，同时引导其他银行及金融机构向国家优先发展部门投资。为此，印度对农村金融机构采取了利率补贴计划，农业发展和农民贷款可以施行优惠的差别利率，以便推动农业的发展。
3 农村金融品种多、监管体系完善
印度农村金融品种多，基于三个原因：农村金融机构遍布、商业化的运作和政府拓宽资金来源的一系列推动措施。金融品种多必然要求完善的监管体系，这也是印度农村金融运作的一大特点。印度储备银行承担着农村金融系统监管者的职责，每年分为长、中、短三期对不同区域的农村金融机构运营状况进行详细报道，提出针对性的改善措施。承担信贷、开发职能的还有全国农业和农村开发银行。
(五)其他主要国家和地区农村金融运作特点
1 韩国农村金融运作特点
韩国农村金融运行以农协为主体，全称农业协同组合，2008年资产总额超过3000亿美元，资金来源主要由四个部分：成员股份、吸收的存款、企事业单位投资、财政拨款。农协的主要作用是组合协助农业的发展，采取市场化的运作模式，金融业务包括商业银行业务和共济保险业务两部分。商业银行业务遵守韩国银行法，从事零售银行、批发银行和投资银行业务，国际业务、信用卡、信托和相互金融业务；共济保险业务遵循《农协法》，从事人身险、财产险及政府委托经营的农产品灾害保险业务。农协银行不仅为农业提供全方位流动资金贷款服务，还以累积资金支持农产品销售，实现农产品产业链两端的双受益。因此，韩国农协银行被当作公共事业机构对待。
2 台湾农村金融运作特点
台湾农村金融的发展受到全地区金融业高速发展的带动，农村金融体系非常健全，统筹决策机构、执行机构、合作性质的农业金融基层机构设置合理，协调统一，功能健全；农村金融机构既经营农业信用业务，又办理其他工商业务，因而，在具有业务经营灵活性的同时，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充实了农业发展资金，但也难免影响农业金融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方面的实际功效。
3 孟加拉小额信贷模式
孟加拉的小额信贷覆盖了所有城市和农村的低收入阶层，唯一目的就是通过市场化的运作，帮助低收入阶层脱贫。小额信贷的主要放款者是孟加拉乡村银行(Grameen Bank)，创办者是孟加拉国银行家、经济学家・尤努斯教授。乡村银行的股份超过90％由借款人持有，政府仅持有不到10％的股份，通过商业化的运作，开拓了越来越多的融资渠道，对低成本资金的依赖也逐渐降低，实现了乡村银行的可持续发展。目前，孟加拉乡村银行拥有广泛的分支机构，近千万客户，而且资产质量良好，还款率高达98，89％，超过世界上任何一家成功运作的银行。
二、国外农村金融运行模式对我国的启示
农业发达国家农村金融的完善之处主要表现为处理好了几个重要的关系：一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即政府和市场对农村金融的影响应该在哪个阶段和层面，政策性金融对农业的支持方式应该怎样选择；二是个体和农协的关系，即农村金融的发展离不开个体的协助，个体和组织必须很好地结合起来才能发挥农村金融的力量；三是上级和下级的关系，主要是农村金融的管理问题，农村金融的管理应该采取什么模式，不能统得过死，也不能放任自流；四是安全和盈利的关系，农村金融的目的是推动农业的稳健发展，农村金融必须做到安全稳定。处理好这几对关系是农村金融发达的基础和前提。因此，国外农村金融发展的这些思路对我国具有宝贵的借鉴意义：
(一)建立健全农村金融体系
国外农村金融发展表明，农村合作金融体系、农村政策性金融体系和农业保险体系的完善是农村金融体系完备的关键。其中，农村合作金融体系是主体，通过商业化的运作支持农业的发展；农村政策性金融体系是支撑，脆弱的农业必须得到政策性金融的支持，才能发挥其基础性作用；农业保险体系是金融安全的必要组成部分，保障涉农资金的高效使用，三大体系互为补充、互相促进，共同支持农业的发展。美国农村金融就是标准的三大体系，各自发挥自身优势，在市场化的作用下相互竞争，在政策规章的规制下又相互补充：作为政策性金融体系的农民家计局、农村电气化管理局、商品信贷公司、小企业管理局发挥着专业性的优势，对特定行业进行政策资金的支持；对于其他非关键性的行业则采取市场化的方式，由联邦中期信用银行、联邦土地银行系统和合作银行系统等商业化的农村合作金融体系进行支持。而这一切都由农业保险体系进行核保，保障涉农资金的正常和高效流动。
(二)农村金融体系的发展和
完善需要政府大力扶持
农业自身的特点，如周期长、季节因素强、盈利水平低等，决定了农业的发展难以得到商业资金的支持，而农业本身的重要性和脆弱性又必须获得充足的资金支持，所以政府的金融支持是农业发展的关键，即所谓的政策性金融，主要表现在：一是实施税收减免，增加农业收益率，吸引商业资金的进入；二是注入资金，政策资金是农业发展资金的主要组成部分，发达国家对涉农银行均有大量的专项资金的注入；三是直接补贴，增加农业收入，提高了农村金融的活力，美国一直采取以直补的方式来补充农村金融，推动农业发展；四是存款准备金梯度差异化，对不同金融机构实施不同存款准备金档次，原则上农村金融机构所上缴的存款准备金比例远低或中等程度低于城市商业银行所缴纳比例，目前美、英、日等国家均实施这一制度。
(三)合作金融模式适合农村金融的发展
合作性金融组织是经过证明的适合农业发展的一种金融组织方式，由于农业经营的规模小，自身力量有限，只有集合起来才能更有效地发展。合作金融组织是农村金融发展的一种有效模式，通过把点散的游离资金集合起来，有针对性地投入到急需部门，能最有效地发挥资金的功效。日本、韩国以及孟加拉的合作金融在农村金融体系中发挥着主导的作用，有效集中了农村甚至大中城市的闲散资金，集中推动农业发展，特别是孟加拉农村银行，通过合作金融组织集中资金，再通过对农业和农民的充分了解，以小额贷款的形式对贫困农民进行资助，使大部分农民脱离贫困。这完全适合我国农村的具体情况。
(四)农村金融的管理要注重条理性
小农经济的脆弱性范文5
关键词：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信贷风险；县域经济
中图分类号：F30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3）02-0051-07
当前，农村信用社正处于新一轮改革的关键时期，农业转型和县域中小企业的发展，为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经营机制的再造提供了时代机遇。如何把握县域经济发展可能带来的巨大机遇，在农村金融市场新格局中实现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可持续发展，已经引发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和思考。信贷资产质量是金融机构发展的生命线，银行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和首要环节是要做好信贷风险管理。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承担着农村金融“主力军”的重任，其信贷风险管理的优劣，不仅关系到机构本身的可持续运营，决定着信贷业务的持续增长潜力和盈利能力，更关系到农村金融供给能力和意愿，影响农村金融的支农力度。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多种原因，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在信贷风险管理领域存在很多问题，长期困扰着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改革与发展。数据显示，央行专项票据置换不良贷款以来，截止2010年末，中国农村信用社的不良贷款率为7.7%，同期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为1.14%高出6.6个百分点。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作为农村金融市场的供给主体，在农村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枢纽作用和推动作用，通过对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信贷风险影响因素的研究，深化信贷风险防范的利益诱导和激励机制，提升信贷风险管理水平，对于实现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健康发展，促进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和“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近年来，在学者们关于银行信贷风险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中，有些学者实证研究了宏观经济因素对信贷风险的影响。例如邱兆祥[1]实证分析了GDP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率这些宏观经济因素对中国银行业信贷风险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当宏观经济下滑、通货膨缩、货币政策趋紧时，银行不良贷款率显著上升，信贷风险显著增加。贾海涛[2]运用模型研究宏观经济因素与企业违约率之间的关系，认为GDP增长率、财政支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人力资本和失业率均对违约率有显著影响。Hoggarth[3]282对英国宏观经济变化和商业银行信贷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发现英国银行的不良贷款跟经济周期显著相关。Das and Ghosh[4]的研究则认为：GDP增长率、银行规模和贷款增长率对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有重要影响。一些学者从其他角度进行研究，王连军[5]实证研究了政府干预对银行信贷风险的影响，结论显示政府干预没有造成不良贷款上升，但对信贷规模扩张存在明显影响，长期将造成银行资源的过度利用和潜在风险上升。张璟[6]实证分析了地方政府干预与地区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认为地方政府财政压力与其对于金融发展的干预意愿和程度是相匹配的。石盛林[7]研究了金融市场发育程度对银行信贷风险的影响，认为银行网点数对银行贷款坏账的影响是“正U型”。此外，还有部分学者研究了内控机制对信贷风险的影响，汪冬梅[8]研究了资本充足率与信贷风险的关系，认为二者缺乏长期均衡关系和相互因果关系。曹廷求[9]认为外部环境、内部治理银行业风险的重要因素，应重点完善银行内部治理机制，并理清市场约束、政府监管等外部治理与内部治理之间的关系。刘艳华[10]对县域农村信用社的信贷风险防范效率进行DEA分析，认为综合业绩“好”的农村信用社，其信贷风险防范效率高。
关于银行信贷风险影响因素的研究虽已取得诸多成果，但仍存在以下不足：一方面，相关研究大多以商业银行为研究对象，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植根于农村，城乡二元结构下城市与农村在经济、政策、市场竞争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有必要单独针对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做进一步研究。另一方面，相关研究大多仅对金融机构风险进行单因素分析，尚未从经济发展、政府干预，金融市场发育和内部治理等方面进行综合实证研究。因此，本文以陕西省县域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动态面板数据为基础，对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信贷风险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以期为优化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健全机构信贷风险防范机制提供经验依据和理论参考。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植根于农村，服务于辖区内“三农”，是地方性金融机构。而各农村地区在经济发达程度、政策环境、信用状况和文化习俗方面差别很大，因此，运营环境可能是影响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信贷风险的重要因素；同时，各县域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本身的治理水平存在很大差距，也会对信贷风险产生影响。
经济决定金融，金融问题的根子在于经济本身。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其发展的长期源泉和动力依赖于农村经济发展基础上各主体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和态度。因此，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会导致不同地区农村信用合作金融机构信贷风险管理的能力存在着与生俱来的差距。
假设1： 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所在县域农村经济越发达，其信贷风险会越低。
财政农业支出是衡量一国政府对农业发展支持力度的重要指标。地方政府在“三农”领域的公共产品提供、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的财政支农资金投入，以及由此形成的政策引导功能，作用于农业资本存量、农业研发能力、农业基础设施、农村居民生活补贴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对提高农业生产要素数量及生产率，提升居民对信贷产品的消费意愿和偿还能力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作用。
假设2：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所在县域政府对农业发展扶持力度越大，其信贷风险越低。
在分税制改革和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共同作用下，地方政府的自由裁量权演绎出“弱财政，强金融”的金融控制战略，通过对金融资源的控制来抵补不断下降的财政收入。地方政府将维系行政支出的被动负债，变为以城市建设和基础设施投资为主的债务融资行为，表现出严重的过度支出倾向，由此引发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已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据国家审计署（2011）报告显示，截至2010年底，县级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2.84万亿元人民币，来源于银行贷款的债务占比达到79%。同期，上市成功的商业银行逐步退出了对县级投融资平台的贷款，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成为县级融资平台放贷主力。如此巨大的债务规模，地方政府对农村合作金融信贷的行政干预昭然若揭。而地方政府行政干预下贷款投向的误差，会使资金流入“投入 沉淀再投入再沉淀”的恶性循环之中，导致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存量风险的累积和增量风险的叠加。
假设3：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所在县域政府对金融资源配置的干预程度越大，其信贷风险越高。
农村金融市场通过促进农村资本的形成而服务于农村经济发展。一个适度竞争、高效的农村金融市场，对于保障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融资的可得性、便利性，保障机构的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降低农村金融风险，都是很重要的。
假设4： 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所在县域金融市场发育程度越好，其信贷风险越低。
建立和完善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是保证机构可持续运营的重要基础和前提。银行系统具有天然的脆弱性，良好的内部治理是防患信贷风险的有效手段，尽管风险的成因多样，但几乎都包括内部治理这一基础性的因素，其他因素也是通过这一内因发生作用。因此，从某种程度而言，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内部治理水平是影响信贷风险管理成效的根本因素。
假设5：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综合治理水平越高，其信贷风险越低。
二、样本选择和模型设定
（一）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覆盖2006～2010年陕西省80个县，24个市区，共获得520个有效样本。变量相关财务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银监会网站、《中国统计年鉴》和陕西省各区县统计年鉴。部分数据经计算整理而得。研究所选取主要变量统计指标见.
被解释变量：国内外的相关实证文献中，一般采用不良贷款率或违约率作为金融机构信贷风险的变量，由于我国金融机构尚未建立违约概率数据库，出于数据可获得性考虑，本文选择不良贷款率作为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信贷风险的衡量变量。
解释变量：本文选择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显示各区县的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反映农村合作金融机构风险管理所面临的项目选择环境[11]；选取地方政府财政支农资金反映当地政府对“三农”发展的财政支持情况[12]，其中2006年的财政支农资金用财政支出中支援农业生产支出、科技三项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部门事业费三项数据之和，2007年之后用财政支出中的农林水事务支出数据；选取地方政府财政收支差显示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反映地方政府干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金融资源配置和隐匿债务的可能性大小[13]；另外，县域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与其他银行业金融机构在农业贷款领域存在业务同质，因此，本文选取县域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农业贷款的市场份额，即该机构农业贷款占全部金融机构农业贷款的比重来反映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所处外部金融市场环境的发育程度 [14]；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治理水平采用虚拟变量，改制为农村商业银行的，以现代商业银行的经营理念建立“三会一层”的公司治理架构虚拟变量定义为3，改制为农村合作银行的，采用现代企业的组织管理方式，虚拟变量定义为2，没有改制的农村信用社，按照一人一票，民主管理、合作互助的原则进行规范，虚拟变量定义为1。
（二）模型设定
由于本文研究不同县（市）在不同时间点上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信贷风险的影响因素，牵涉到不同的横截面和时间序列，因此本文采用面板数据模型较合适。根据选定变量，我们可以建立模型如下：
Yit=α+β1NRit+β2GAit+β3GDit+β4FSit+β5FDit+ε
（1）
Yit为回归变量，表示第i个县区农村合作金融机构t年的不良贷款率，i=1，…，104，为横截面个数，分别表示104个区县；t=2006，…，2010，为考察的时期数。α为截距项，β1，β2，β3，β4，β5为各自变量的回归系数，ε为随机扰动项。
本文使用的面板数据具有截面成员较多而时期数较少的类型特点，对于这种数据类型，一般需要利用面板数据结构类型的工作文件进行变截距数据模型估计。根据对截面个体影响形式的不同设定，变截距模型分为固定效应变截距模型和随机效应变截距模型。由于面板数据的两维特性，模型设定的正误决定了参数估计的有效性。因此，首先要对模型的设定形式进行Hausman检验。
三、数据描述性分析与实证结果解释
（一）数据描述性分析
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下降趋势明显不良贷款率由2007年的25.3%降低至2010年11.9%，降低了13.4个百分点。说明新一轮信用社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对农村信用合作社降低不良贷款率产生了有效激励。其一，央行专项票据置换不良资产，直接减轻了其历史包袱。其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增资扩股，贷款额急剧增加（见图2）。其三，“花钱买机制”的长效作用显现，对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完善内控和信贷风险管理提供正向激励。2010年陕西县域机构不良贷款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4.1个百分点，比2006年缩小了8.2个百分点。说明虽然陕西省县域机构起点较低，但发展速度较快，不良资产化解效果较为显著。另一方面，从全省来看，关中地区的不良贷款率最高（15.8%），陕北地区最低（0.08%），二者相差15.7个百分点，说明陕西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信贷风险管理水平的区域差异很大。
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外部运营环境现状如下：（1）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呈现稳步上涨的趋势（见图3），从2006年的人均2 374元增加为2010年的人均5 220元，翻了两倍。其中，陕南地区由于土地资源禀赋条件较差，农业经济发展空间有限，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水平最低（377 5.2元），关中地区土地资源丰富，种植业相对发达，政府惠农政策的支持力度较大，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最高（5 587.8元），二者差距1 090元，并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2）县域政府的财政支农力度不断加大（见图4），2010年财政支农资金达到12 905.4万元，是2006年（2 191.0万元）的5.89倍，，增幅达到了56.4%。由此可见，县域地方政府认真落实了《农业法》关于财政支农的相关规定，不断增加对“三农”领域的资金扶持力度。（3）县域地方政府财政自给率逐年降低，财政赤字逐年加大（见图5），由2007年的0.59亿元，增加至2010年的4.25亿元，增幅为66.1%。其中，陕北地区借助资源经济实现了财政收支平衡，个别区县政府财政收入结余最高达102.83亿元（神木县），而陕南地区的政府财政赤字最大，最高赤字达到11.67亿元（山阳县），二者相差113个亿，显示出财政收支方面的极大地区差距。（4）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农业贷款占全部金融机构农业贷款的比例变动不大，总体小幅上升（见图6）。2010年农业贷款市场份额为66.6%。可见，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在农村金融市场中仍扮演着主力军角色，邮政储蓄银行等机构的小额贷款业务要想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展开竞争，仍需假以时日。
（二）实证结果解释
本文运用Eviews6.0统计软件首先进行Hausman检验，Hausman检验用于确定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检验的原假设是：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的估计量没有实质上的差异。检验结果如表2，检验统计量等于36.66，其概率值等于0.00，拒绝原假设，说明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的估计量有实质差异。通过进一步的检验，最终本文选择随机效应的变截距模型对数据进行估计，所得估计结果根据模型估计结果，调整后的R2=0.575 9，F=7.525 3，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模型拟合情况较好，本文所选择的影响因素指标能够解释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信贷风险。
注：***表示在1%的显著水平上通过检验
实证结果显示：
1.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与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显著负相关，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机构不良贷款率就下降0.069 4，支持假设1，说明农民收入对机构信贷风险具有正向影响。提高农民收入，带动农户的储蓄能力和投资努力，对于降低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信贷风险十分重要。首先，农民收入提高，其偿债能力会随之增高，可以直接降低信贷违约概率。其次，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中存在“不轻言债”的借贷文化，即如果家庭收入能够维持基本的生计所需，能够维持一个不贫不富的生活，他们便不会轻易“告贷”。因此，增加农民收入，会降低农户对救借贷的依赖。同时，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利润的增加，传统小农对于扩大再生产，投资新领域和采用新技术将产生巨大热情，涌现出了更多的种养殖业大户，其投资型和创业型生产资金的信贷需求随之增多，而后者的信贷风险优于前者，需求结构的转型能够降低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信贷风险。总之，金融业是配置资源的，只有搞活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农村信贷投资的成长性和收益性才会显现出蓬勃生机，才能转变人们对于储蓄和投资，信用和风险的认识和态度，为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信贷风险防范提供持久动力。
2.地方政府财政支农力度与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显著负相关，地方政府财政支农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机构不良贷款率下降0.011 7，支持假设2，说明地方政府财政支农对机构信贷风险具有正向影响。我国农村地区有效资金的供给主要来自于财政支农和银行信贷两个渠道。其中，财政支农资金的投入包括投资性支出、消费性支出和转移支付性支出。投资性支出作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农业资本存量和农业研发能力，可有效替代农民对农业生产的投入。消费性支出可以减少农村居民为了公共组织有效运转而承担的成本。转移支付性支出对农民进行直接补贴和提供社会保障，可降低农民的生活成本。可见，财政支农支出可替代部分农民消费支出，提高农民收入的可支配份额，这对于降低农户对信贷资金的需求，提高农民的偿债意愿和能力，减少不良贷款的发生率有促进作用。
3.地方政府财政压力与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正相关，地方政府财政赤字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机构不良贷款率上升1.38×10-7%，支持假设3，说明当前地方政府对金融资源配置的干预，已经对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信贷资产质量产生影响。这与王连军[5]认为政府干预对信贷规模的扩张存在明显影响，并没有造成不良贷款的上升的结论有所不同，显示出地方政府对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信贷较强的干预力度。其原因在于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承担着政策支农的任务，政策性亏损成为地方政府利用“三农”问题政治化向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寻租”的隐性担保。地方政府财政压力越大，债务融资需求就越大，由此转化的对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信贷资金配置的干预就越多。而地方政府对金融资源的过度利用，用财政预算的软约束扭曲金融交易的合约原则，会产生大量无效的金融交易，导致金融机构潜在信贷风险的上升。由此可见，虽然目前尚未构成巨大威胁，但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信贷风险问题与地方政府的债务融资问题相互交融，无论是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历史包袱的清收和化解，抑或是从源头上控制新增不良贷款，都需要切实规范地方政府债务融资行为，减少地方政府干预。
4.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农业贷款的市场份额与不良贷款率显著负相关，农业贷款的市场份额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机构不良贷款率下降0.059 4，不支持假说4。说明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仍是县域农村金融市场的供给主体，市场竞争并没有显示出对降低信贷风险的激励作用。市场份额对信贷风险的正向影响，其原因可能在于：其一，由于供给能力较强的机构，自身的管理能力相应也较好，表现出较强的信贷风险防范能力。其二，佐证了农业和农户贷款的不良贷款发生率低于其他类型贷款的观点韩俊等人的调查显示，农业和农户贷款的发生率远低于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不良贷款的发生率，并且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说明“穷人是讲信用的”。农业贷款市场份额较低的机构，其信贷资金用于其他用途的可能性增大，而来自于乡镇企业倒闭、政府干预等原因的贷款，信贷资金集中，不良贷款发生率高，很容易对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信贷资金质量形成较大影响。不过，如前所述，县域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虽然仍处于近乎垄断的地位，但多元化的金融市场已在发育，健全信贷风险管理机制，增强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市场竞争力已成为关系未来市场竞争成败的重要课题。
5.机构治理水平与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信贷风险显著负相关。机构治理水平提高1%，机构不良贷款率下降0.085 2，支持假说5。这与刘艳华[10]的研究结论一致，认为总体上“好”的农村信用社信贷风险的防范效率高，说明信贷风险管理需要以更好的内控机制作为支撑。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作为经营货币的特殊机构， 信贷风险管理始终是其最重要的工作， 而内部控制又是防范金融风险的关键。科学的内部控制机制有助于实现运行机制和资源配置的高效，有助于引入科学的信用评估、担保机制和风险控制机制，降低金融风险。
四、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以2006～2010年的陕西省104个区县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为样本，对农村合作金融机构风险管理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农民人均纯收入提高对降低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提高信贷风险管理有正向促进作用。（2）地方政府对“三农”建设的资金投入及其政策引导功能，对降低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率有正向促进作用；（3）地方政府财政压力越大，干预县域金融资源配置的动机就会越大，不利于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信贷风险管理。（4）农村金融市场竞争性约束效果尚未显现，农业贷款市场份额越大，机构的不良贷款率越低。（5）机构治理水平越高，不良贷款率越低。
从本文的研究结论中可以得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加快农业现代化发展，增强农业发展后劲，健全农田保护与农地流转机制，用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比较利益的方式，激励农民农业投资行为和新技术的采用与推广。第二，合理确定财政支农投资重点，优化投资结构；调整农业产业政策，服务农业产业升级；培育财政投资引导机制，扩大财政对农业投资的乘数效应。第三，以利益诱导的方式和新型绩效考核制度的配套实施，消除地方过度投资冲动，规范地方政府融资行为，降低政府对金融机构信贷资金运作的干预动机。构建科学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评估和监测体系，防止因政府的融资渠道不畅和项目资金链断裂引发大规模支付危机的可能性。第四，加快农村金融市场发育，放开农村金融市场的准入门槛，扎实推进利率市场化改进。建立多种形式的农村信用担保机构，发展农业保险，建立存款款保险制度，分散金融机构风险。第五，以增资扩股为契机，进一步优化股权结构，明确产权关系，严格执行“三会一层”公司治理架构，使其真正实现对决策者权利的制衡和约束。
参考文献：
[1] 邱兆祥，刘远亮.中国商业银行信贷风险与宏观经济因素关系研究——基于2000-2009年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J].广东金融学报，2011（1）：3844.
[2] 贾海涛，邱长溶.宏观因素对贷款企业违约率影响的实证分析[J].现代管理科学，2009（2）：6772.
[3] Hoggarth G，Sorensen S，Zicchino L.Stress Tests of UK Banks Using a VAR Approach[R].Bank of England Working Paper，2005.
[4] Das A，S Ghosh.Determinants of Credit Risk in Indian Stateowned Banks：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J].Economic Issues， 2007，12（2）：4866.
[5] 王连军.金融危机背景下政府干预与银行信贷风险研究[J].财经研究，2011（5）：112122
[6] 张璟，沈坤荣.地方政府干预、区域金融发展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基于财政分权背景的实证研究[J].南开经济研究，2008（6）：122141.
[7] 石盛林.县域金融密度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基于垄断竞争的解释[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1（4）：3944.
[8] 汪冬梅，王爱国，刘廷伟.基于风险视角的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监管有效性研究[J].中国软科学，2011（3）：128137.
[9] 曹廷求，王营，马莉，等.外部环境、治理机制与银行风险——第二届银行治理研讨会综述[J].经济研究，2011（10）：150155.
[10] 刘艳华，骆永民.农村信用社信贷风险防范效率的实证分析[J].宁夏社会科学，2011（2）：3338.
[11] 王俊芹，宗义湘，赵邦宏.农村信用合作社的金融发展水平与农村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以河北省为例[J].农业技术经济，2009（2）：8288.
[12] 李晓嘉.财政支农支出与农业经济增长方式的关系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经济问题，2012（1）：6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