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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持高科技产业的发展范文1
一、印度高科技产业发展的现状及特点
一是重点突出,新兴高科技产业是其主要发展方向。近20年来,印度政府一直将扶持高新技术产业锁定在信息、生物和材料三个领域。这主要是基于在知识经济时代,印度可以利用其人才优势和技术优势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从而进一步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的认识。在《2020年科技远景发展规划》中,印度政府明确提出:到2020年,印度不仅要成为世界经济强国,还要成为信息技术大国、生物技术大国和核技术大国。
二是高科技产业发展迅速,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增加。以印度代表性的信息高科技产业为例,近几年年均增长率一直保持在30%以上,远高于世界软件业年均18%左右的增长率。并且,信息产业在印度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也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见图1)。据印度信息工业协会于2007年4月公布的统计结果,印度信息技术产业2006年度的总产值达到了374亿美元,占印度全国出口总额的25%,占印度GDP总量的4.7%,对印度当年9.2%的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度超过18%,成为推动印度“知识经济”的新“引擎”。
三是高科技产业全球份额扩大,技术竞争力不断提高。印度目前是世界五大软件供应国之一,是仅次于美国的软件大国,出口额占全球市场份额的20%。另外,印度拥有在发展中国家里规模最大的制药业,是全球第14大药物出口国。根据WEF《2009～2010年全球竞争力报告》,在反映影响创新能力更深层次基本要素的1～9的指标中,中国大多数都低于印度(见表1)。特别是“科学家及工程师可获取度”指标,印度在全球排序第四,而中国处于当年参与排序129个国家中的第36位。
四是自主创新能力显著增强,涌现出一批世界级高科技企业。表2给出了中印两企业自主创新方面的信息。表中数据(E/D)是前一列数据与总专利数量的比例,即各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专利占总专利的比例。而这一数值中国为50.59%,明显低于印度的73.99%。从(E)列所表示的两国在美国被授予的专利数中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绝对数来说,印度为1169,也高于中国的1021。这说明从企业自主创新角度考察,中国与印度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差距。而与此相对应的是,近年来印度还涌现出一批世界级高科技企业,其中包括印度信息系统技术公司、维普罗公司(Wipro)、兰伯西制药(Ranbaxy)、雷迪医生实验室(Dr Reddy’s Labs)等。
二、印度高科技产业迅速发展的动因分析
印度高科技产业迅速发展并崛起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总的来看,这主要是与印度政府的积极支持、较好的微观经济环境以及丰富的高科技人才储备密切相关的。
(一)政府的大力支持是高科技产业发展的保障
印度是一个并不富裕的发展中国家,然而印历届政府却把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视为国家发展和强大的长久之计,不惜投资,重点扶持。这主要表现在:一是以立法形式确立科技政策;二是立足于自力更生、独立发展国家的高科技产业;三是注重国防科技,把为国防安全提供技术支撑,视为科技事业的首要任务之一。另外,印度积极发挥政府在形成国家竞争优势方面的积极作用,全链条支持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包括实行有针对性的税收优惠,创建有利的融资机制,建立适用人才培养机制,合理规划集群布局,建立良好的企业、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合作机制,把握现代服务业特殊规律,有针对性地改善环境,创造高科技产业发展的专门条件等等。
(二)良好的微观经济环境为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印度经验表明,健全的法治和规则体系是高科技产业发展的制度保障。一方面,印度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得益于其较为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近20年来,政府修订并颁布了相关的法律法规,主要有《版权法》、《信息技术法》和《半导体集成电路设计法》等,初步建立和完善了推动信息产业发展的法律体系。另一方面,印度高科技产业的高速发展还得到其较为健全的金融制度支撑。首先,印度拥有一套沿袭英国传统的与西方世界接轨的金融法律体系这便于与欧美企业的交流与合作;其次,印度金融体系十分稳健,独立运行、自我管理,为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金融支撑;最后,印度高科技企业,尤其是软件企业绝大多数都是私营企业,银行对企业的资金流动看管更加“严厉”,企业也更加注重自身内部的有机增长,使企业对资源的利用更加充分。
(三)高质量的教育体系培育了大量创新型高科技人才
独立62年来,印度历届政府都比较重视发展教育和科技。几乎从零开始,逐步建立起了一个学科齐全的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人才培养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从世界经济论坛有关国家竞争力的最新报告来看,中国在一些教育指标的排序上已明显落后于印度(见表3)。印度这种较高质量的高等教育体系培养了大批的信息技术和高新技术专业人才,使得印度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软件人才储备库。
三、印度“适度工业化”战略对高科技产业发展的影响
综上所述,印度高科技产业的成功绝非侥幸。然而,为什么印度会走上一条以高科技产业为导向的经济增长之路?实际上,印度与中国具有十分相似的禀赋特征,但两国却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本文认为,中印两国迥异的财政体制、投资环境、商业环境和劳动力市场环境迫使印度采取了一种“适度工业化”的战略,而正是这种战略的运用促使了高科技产业的迅速发展。
(一)中印两国经济增长道路迥异的原因分析
如果将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长方式加以比较,就会发现,中国是沿着从农业到制造业,再到服务业的发展道路循序渐进的;而印度则部分地采取了直接从农业生产国转向以服务为基础的经济增长道路。本文认为,如下三个主要方面的因素造成了两国经济增长道路差异现象的形成:
其一,完全不同的财政体制导致两国基础设施建设供给能力方面的差别,进而导致与产业发展相匹配投资环境的巨大差异。中国和印度的财政结构完全不同:从中央层面来看,中国中央政府的财政支出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印度中央政府的财政支出则主要用于国内外债务利息的支付,这大约占到其支出总额的30%(2007年数据)。从地方政府层面来看,由于中国的所得税主要归地方政府所有,故其具有强大的发展基础设施以招商引资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动力;而印度地方政府明显缺乏像中国地方政府这样的税收激励。此外,考虑到印度的土地基本上归私人所有,所以印度地方政府很难以土地批租的方式来筹措改善投资环境所必需的基础设施投资。因此,当印度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都不具有基础设施投资的能力时,发展制造业所必需的投资环境也就难以形成,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印度制造产业的发展。
其二,商业环境的相对优劣导致中印两国产业资本投资方向上的差异。从整体上看,中国的商业环境要比印度好得多。根据WEF《2009～2010年全球竞争力报告》中的统计数据,有16.8%的企业家认为中国商业环境的最大问题是“融资不便利”(见表4);而印度商业最大问题则在于“基础设施供给不足”,有24.6%的企业家认同这一观点。并且,影响印度商业环境的前五项不利因素所占的比重为70%,而中国仅为55.3%。这说明影响印度商业环境的不利因素和矛盾更为集中和突出。另外,由于在中国存在着地方政府之间为了本地实现经济增长而展开的争夺企业的激烈竞争,使得政府的租金率大幅下降,腐败行为也因竞争而趋于减少,从而使得中国实际上的商业环境要更好一些。这些因素的综合决定了中国企业可以投资于规模较大的制造业,而印度的企业则更加愿意投资于小规模的服务业。因为投资于大规模的制造业,一旦经营出现问题就会因为僵化的劳工市场和旷日持久的破产程序而陷入无路可退的绝境。
其三,中印两国劳动力市场的差异也助推了产业资本投向的分化。中国的劳动力素质在总体上较印度为好。2004年中国15岁以上成人识字率为89.68%,而印度仅为61.01%;而2004年以后,中国的大学生入学率也开始远高于印度(见表5)。从发展制造业和服务业所需要的劳动力的层次来看,服务业所需要的劳动者并不一定都是均质的;但是,制造业所需要的却是比较均质的劳动要素,特别是在制成品生产部门,通常所雇用的都是训练有素的职工。因此,在劳动力素质平均水平较高的中国,制造业获得了较为充分的发展;而在印度,与其教育结构相匹配,既可以接纳低素质劳动力、又可以吸收高素质人才的服务业获得了相对较快的发展。
(二)印度“适度工业化”战略与高科技产业的发展
正是由于中印两国在上述方面的差异,印度并没有形成配套的工业体系,制造业等传统产业发展滞后。但是,也正是这种发展模式使印度的资源消耗相对较低,环境破坏也相对较轻。从实际效果上看,这是一种“适度的工业化”,即适度的工业化开发、适度的工业化生产和适度的工业化消费。从工业化发展的角度看,印度经济增长选择的是一条“适度工业化”的道路。
但与此同时,印度又开拓了“新工业化”的发展道路。目前,印度积极发展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化。即使在农业发展中,印度也在利用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现代交通技术等高新技术对其进行新工业化改造,使之向“新工业化”实现跨越式转变。印度的这种重视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发展模式,本质上是一种以新科技革命引领新产业革命的“新工业化”的发展模式。那种认为印度将成为“世界办公室”的认识,仅仅从信息技术及其产业化的角度看到了新科技革命和新产业革命。而实际上,新科技革命、新产业革命将从信息科技、新材料科技、纳米科技、生物科技、太空科技等许多方面实现物质生产方式的全面变革,真正克服工业危机并跨越工业化。
四、印度高科技产业发展对中国的启示
首先,改变“过度工业化”现状,开拓“新工业化”增长道路。中国以廉价的劳动力、土地资源、优良的基础设施以及地方政府竞争性的优惠政策,吸引了来自世界的大量的制造资本,成为“世界工厂”。但是,目前中国过高的制造业比例,以及被污染的空气、水源和土地,都显示当前中国经济已经呈现“过度工业化”的特征。因此,中国有必要尽快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开拓“新工业化”增长道路。未来中国的发展方向在于建成以“先进制造业”为主要内容并且包含有“世界办公室”要素的“世界工厂”,而非传统意义的“工业化工厂”,从而达到真正克服工业危机和跨越工业化的发展阶段。
其次,调动企业“自主创新”的积极性,提高研发的有效性。从中印两国高科技产业发展的现状来看,中国走了一条开放度很高的“外资带动”型的创新道路,而印度更偏向于“自主创新”型的发展道路。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中国有必要在政策上做出某些方面的调整。比如,目前中国实行的是“以市场换技术”的策略,但实践证明这并未有效的调动起企业研发的积极性。因此,可以考虑借鉴印度经验,改为“研发税”形式,通过积累风险投资基金,服务于高风险的软件和信息等高科技产业发展。
再次,优化微观经济环境,推动高科技企业迅速发展。高科技企业所处的微观环境包括很多内容,借鉴印度的实践经验,其相对稳健的金融体系、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等都值得中国学习。比如,中国软件业发展滞后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软件产业与资本市场脱节,二者没有有机结合起来,更谈不上金融创新。传统的金融工具对中小软件企业这样的“二高企业”从制度上来说就是抵触的,比如银行贷款需要抵押,而软件企业的主要投入是人力资本,所以难以获得资金支持。
扶持高科技产业的发展范文2
关键词：高科技；产业集群；技术扩散；绩效；AHP
一、 引言
在建设国家创新系统过程中，我国高度重视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我国“十二五”规划中将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高科技产业作为国家的战略产业加以扶持与发展。集群化发展是高科技产业发展的有效组织形式，集群形式有利于高科技的创新和扩散，而高科技产业的扩散也能促进高科技产业发展，提升区域经济的发展。然而高科技产业集群技术扩散绩效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高科技创新和扩散的效果，因而扩散绩效的研究能够使产业集群中各主体更好地认识到扩散的重要性，以及影响扩散的因素，为高科技产业集群加速发展、提高产业集群竞争力提供思路。
国内外学者从高科技产业集群技术扩散影响要素，扩散特征及机制，扩散效应，扩散绩效评价体系等方面进行研究，为本文研究高科技产业集群技术扩散绩效指标选择提供了理论基础。关于扩散及其绩效的研究主要有：Radosevic（2002）提出国家、行业、区域和微观4个层面之间的互动形成高科技产业集群创新扩散系统，并分析4个层面的要素对对高科技产业集群技术创新扩散的影响。张铁山等人（2008）对高技术扩散的特征及机制进行了分析和研究，认为这种扩散受扩散主体、通道和环境的影响，并提出高技术企业技术扩散机制包括能力机制、动力机制、约束机制和接收机制，这些机制综合在一起形成高技术企业技术扩散的综合模型。张熹（2010）运用投入产出法对我国高技术产业间的技术扩散效应进行了测算，并分析了我国高技术产业间技术扩散效应的变化趋势，还运用面板数据方法对影响我国产业间技术扩散效应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人力资本、产品贸易和研发投入是影响产业间技术溢出的重要因素，人力资本、研发投入和设备支持是影响产业吸收效应的关键因素。上述的研究为高科技产业集群技术扩散及其绩效评价提供了不同的分析角度，分析了高科技产业集群技术扩散绩效的影响要素，为高科技产业集群技术扩散绩效具体指标确定提供了依据。
上述研究表明学者已经认识到产业集群技术扩散的重要性，他们的研究为产业集群技术扩散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丰富了高科技集群技术扩散研究理论。但是，对于高科技产业集群技术扩散的绩效及其指标体系研究相对较少，并且对技术扩散绩效的实证研究也有待于进一步的展开和深化。因此，本文试图用AHP（层次分析法）构建和分析高科技产业集群技术扩散绩效指标体系，并对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技术扩散绩效进行评价，为高科技产业集群技术扩散绩效的理论分析提供一定的借鉴，对区域经济促进扩散绩效政策提供指导。
二、 高科技产业集群中技术扩散绩效评价指标选择
高科技产业集群技术扩散特点有：技术扩散知识的传播特性，技术扩散独特的网络特性，技术扩散中政府干预性，技术扩散与研发形式的关联性，技术扩散对其形态和载体的依赖性。根据高科技产业集群中技术扩散特点的分析，结合吴添祖（2004）以及2007年～2010年浦东新区的统计数据并在广泛的资料查询的基础上，拟定了以下五个评价指标。
1. 工业总产值。
以高技术产业产值为主的高科技园区工业总产值不仅能够反映高技术产业产值规模及产业技术扩散情况，还能够反映高技术产业的发展速度。
2. 知识产权授权数。
高科技产业集群知识产权的授权的作用在于对知识技术创新成果进行法律保护，以及促使其他企业或者个人能够合法的利用已有的技术知识进行更进一步的研究，知识产权保护能激发技术创新积极性，同时也为创新扩散提供了法律保护，是研发活动和技术创新扩散活动的主要产出形式。对专利授权数的统计，高科技产业集群中知识产权授予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高科技产业集群在某段时间内的技术创新成果数量。
3. 技术交易数量。
在高科技产业集群成员之间可以通过买入已有技术的基础上进行研发，从而降低研发成本，节约研发时间，大大提高了研发效率和竞争力。集群成员之间通过买卖技术，获取技术和收入的基础上促进了技术的扩散速度和范围。因此，技术交易是技术创新、扩散和转化的主要基石，促进技术和经济的结合，提高技术扩散绩效。
4. 经认定研发机构数。
高科技产业集群的技术扩散链分为横向扩散链和纵向扩散链，横向扩散链是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之间实现的模仿创新，纵向扩散链是通过产学研结合，从技术创新的源头上游企业向下游企业扩散的，横纵向扩散链围绕着产业链交织在一起形成扩散网。纵向扩散链的源头一般是由高校、科研院所和高技术企业的技术开发部门等这些研发机构构成，它们承担高新技术研究的重任，是高科技产业集群中技术创新活动中的主力军之一，也是一个重要的技术扩散主体。因此经认定研发机构数的多少决定了高科技产业集群内技术创新扩散的速度和效率。
5. 期末科技从业人员数。
高科技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之一便是利于吸引人才和人员跳槽频繁，因此科技从业人员是高科技产业集群中技术创新活动中最主要、最活跃的因素，技术扩散的主要途径之一也是依托科技从业人员进行的。科技人员增加则优化了集群人力资本结构，这将对集群技术进步和创新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并加速集群技术扩散。
三、 上海浦东张江高科技园区技术扩散绩效评价
1. 张江高科技产业集群现状。
上海市张江高科技园区成立于1992年7月，以集成电路、软件、生物医药为主导产业，集中体现创新创业的主体功能，被国际同行称为“中国的硅谷和药谷”。张江园区一直将技术创新作为其发展核心，积极鼓励园区内技术扩散链上相关环节之间的技术协作和创新，在提高研发机构的创新能力同时还注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形成了科技园区特有的技术实力和竞争优势。除依靠园区企业自身的研发中心，还积极引进国内外先进的研究机构、高校的科研成果和技术，以产学研结合的方式促进创新的加速和园区的发展。截止2010年底，经认定高新技术企业数达333家，经认定研发机构数为128个，在孵企业数为702个，吸引投资总额超过150亿元，其中吸引合同外资9.5亿美元，吸引内资企业注册资本87.43亿元。
2. 张江高科技产业集群技术扩散指标权重的确定。
本文用AHP方法确定上述影响高科技产业集群技术扩散绩效各个评价指标的相对重要性，同时通过对各个指标权数的规范化处理，计算出每个指标对总目标的综合权重。
（1）构造判断矩阵。
设B1，B2，B3，B4，B5分别为张江高科技产业集群中工业总产值，知识产权授予数，技术交易数量，经认定研发机构数，期末科技从业人员数，构造如表1的判断矩阵。
（2）确定指标权重。
命题1：高科技产业集群技术扩散的几个影响指标中，工业总产值的权重最高为0.512 9，其他从高到低依次为知识产权授予数，技术交易数量，经认定研发机构数和期末科技从业人员数。这也表明提高张江集群技术扩散水平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工业总产值的增加，集群经济的总体发展可以促进集群技术扩散。
3. 张江高科产业集群技术扩散绩效。
假设C，D，E，F，G分别为张江高科技产业集群中2007年到2010年的工业总产值，知识产权授予数，技术交易数量，经认定研发机构数，期末从业人员数，然后构造判断矩阵如表2、表3、表4、表5、表6所示，由Matlab计算出各自的最大特征向量，及最大特征值，并进行一致性检验，结果如下：
根据以上数据计算张江高科技产业集群技术扩散绩效中2007年～2010年对技术扩散总目标的权值来表示的综合指数：
2007年对总目标的权值=0.512 9×0.111 2+0.180 2×0.044 9+0.161 4×0.099 7+0.093 5×0.076 9+0.052 0×0.117 1=0.094 5
2008年对总目标的权值=0.512 9×0.139 0+0.180 2×0.122 8+0.161 4×0.185 1+0.093 5×0.307 7+0.052 0×0.149 4=0.155 9
2009年对总目标的权值=0.512 9×0.166 5+0.180 2×0.122 8+0.161 4×0.370 0+0.093 5×0.307 7+0.052 0×0.210 4=0.206 9
2010年对总目标的权值=0.512 9×0.583 3+0.180 2×0.697 5+0.161 4×0.345 2+0.093 5×0.307 7+0.052 0×0.523 0=0.536 6。
故层次总排序通过一致性检验。
命题2：张江高科技产业集群的技术扩散综合指数不断增加，尤其是2010年涨幅最高，说明张江高科技园区技术创新绩效不断增加。其中工业总产值和知识产权授予数权重的贡献最大，同时技术交易数量和经认定研发机构数变化不大。这也表明在高技术机构数量变化不大的情形下，知识产权的授予和集群总产值的增加已经成为影响张江集群技术扩散绩效的主要驱动因素。
四、 总结
通过以上计算可以看出，张江高科技园区的扩散效果是逐年递增的，并可以通过增加工业总产值和知识产权授予数来提高高科技园区的技术扩散效率。具体来说：首先，财税政策进行激励和减轻负担。例如对于技术创新区的高新技术产业化项目所产生的地方税收部分，在创业和孵化阶段实行列收列支，全额返还；园区内高等教育机构、研发机构和实验室自用的进口仪器、试剂等科研设施及用品可免征关税。其次，人才引进政策。针对上海的房市，可以对高层次、高科技人才提供廉价房吸引他们来高科技园区从事高技术产业的智力劳动和各项配套服务工作，提高人力资本，对人才进行激励。最后，深化中介机构服务。在园区内提高专业技术咨询、专利申请、报税、仓储以及金融等中介服务吸引更多的高科技企业落户，并更好地服务于园区内企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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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号：71003070）；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项目（项目号：10YS106）；上海市教委重点学科建设项目（项目号：J50504）；上海市教委重点课程建设（产业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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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12.4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7-4392(2007)02-0010-04
高新技术产业是21世纪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竞争的主战场,它的发达程度也是一国经济竞争力强弱的重要指标,因此,各国无不采用各种手段对其加以鼓励和扶持｡在这些手段中,税收政策无疑是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纵观世界各国支持高新技术产业的税收优惠政策,都是针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的特点及其面临的主要问题,有针对性地合理安排,力争使其发挥最大效用｡
一､国外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税收优惠实践
发达工业化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实践表明,税收优惠政策是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最强有力的经济手段,是使高新技术产业在财税优惠政策的扶持下得以快速发展的关键｡但针对不同的问题,其税收优惠的方式也多有不同,具体说来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鼓励投资的优惠措施
高新技术产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前期投入高､风险大｡因此,对于高新技术企业,特别是对于整个高新技术产业中最具技术创新活力的群体――处于初创期的中小企业,如何解决其资金来源问题,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在发达国家,风险投资对于解决初创期高科技企业的资金问题,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对于税收手段来说,要在解决资金来源方面起到作用,就体现在如何利用税收优惠鼓励风险投资进入高新技术产业｡
以美国为例,1957年,美国的投资收益税为25%后增至29%,1969年又进一步提升到49%,其结果严重阻碍了美国风险投资业的发展｡1969年美国的风险投资额已达1.71亿美元,1975年迅速下降到0.01亿美元｡为此,美国政府采取了减税立法措施,首先修改《国内收入法》第1224条,允许向新兴风险企业投资达2.5万美元的投资者从其一般收入中冲销由此项投资带来的任何资本损失,从而降低了其税收负担｡1978年国会通过了《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ERIsA),将投资收益税从49%降到28%｡1981年国会通过了《经济复兴税法》,将投资收益税进一步降到20%｡1986年,美国国会颁发了《税收改革法》,该法规定投资额的60%免除课税,其余的40%减半课征所得税｡1997年美国国会又通过了《投资收益税降低法案》,该税法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规定的也十分详尽｡一方面延长了税收改革法规定的减税有效期限,另一方面又进一步降低投资收益税,但同时对减税额和适用范围也做了严格的界定｡许多研究表明,美国风险投资规模的变化与投资收益税率的调整息息相关｡
而新加坡政府的税收奖励政策包括:(1)风险投资项目出售股份所产生的全部损失,可由投资者在其它课税中抵扣:(2)区域创业投资基金的投资计划如能提升目前的科技或生产水平,且在新加坡无从事相同技术者,则可在5-10年内免纳所得税;(3)创业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来自管理费用及红利部分的收入可免税,最多长达10年｡
(二)鼓励研发的优惠措施
研发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重中之重,是高新技术产业区别于传统产业的本质所在｡但由于高科技产业的研发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很多企业都不愿进行相关的尝试｡因此,各国都想尽办法,包括运用税收优惠来刺激企业研发的积极性｡国外的优惠措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投资抵免
投资抵免是指允许企业从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用于科技投资的一部分资本支出,从而起到了减少纳税金额的目的｡这种政策是一种事前的优惠政策,比降低税率等事后政策更能激发企业从事技术创新活动的热情｡
第二､加速折旧
加速折旧实际上使企业享受到延期纳税的优惠,企业将原本应上缴的税金作为自己的资金使用,相当于从政府手中获得一笔无息贷款,从而起到鼓励企业增加科技开发､加快机器设备更新换代的作用｡国外企业的固定资产折旧年限,一般都已从二战前与战后初期的20―25年,缩短至目前的10年左右,年折旧率为11―12%,从而使折旧金额常常超过企业所增资本额,对于企业更新设备和采用新技术发挥了巨大作用｡但为了适应高新技术的快速发展与日益尖锐的市场竞争,各国又多采取对若干行业或用于研究开发的固定资产的特殊政策,折旧率更高,折旧期更短,设备更新更快｡
第三､设立技术准备金制度
为鼓励企业增加科技投入,加大科研力度,一些国家和地区还允许企业从应纳税所得额中提取未来投资准备金､风险基金和科研准备金｡在这方面,韩国的“技术开发准备金”较为有影响｡它规定企业为解决技术开发和创新的资金需要,可按收入总额的3%(技术密集型产业4%,生产资料产业5%)提取技术开发准备金,在投资发生前作为损耗计算｡这种做法适用的行业很广,并且该制度对资金使用范围和未用资金的处理有一定的限制,即准备金必须在提留之日起3年内使用,主要用于技术开发､引进技术的消化改造､技术信息及技术培训和研究设施等方面｡另外,设立技术开发基金的企业还允许按其技术开发支出的5%(中小企业为15%)直接从税额中抵免｡
(三)鼓励成果转化的优惠措施
科研成果只有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才能促进经济的发展｡研究发明的成果在转化为产品的过程中,国家的税收政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科技成果转让的优惠方面｡
韩国在这方面非常重视,并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技术转化效果｡韩国税法规定,转让或租赁专利､技术秘诀或新工艺所获收入,公民按照合同提供自行研究开发的技术秘诀所获收入,可减免所得税或法人税对转让给本国人所获收入全额免征,对转让给外国人所获收入,减征50%的税金,但对于不可能在国内实现商品转化而转让给国外时,全额免征｡
(四)鼓励市场推广的优惠措施
从国外的实践看,这部分的优惠措施主要表现在税收减免方面,即通过税收减免帮助企业降低成本,提高产品的竞争力,从而为产品的推广做出贡献｡
韩国在这方面比较重视,主要有以下一些措施:(1)对先导性技术产品进入市场初期实行特别消费税暂定税率｡对具有技术先导性的产品(特别消费税法对具体产品范围有明确规定),在出口战略上有必要扩大内需时,在进入市场的初级阶段给予一定期间的减免特别消费税｡以基本税率为基础,最初4年为10%,第5年度为40%,第6年为70%,第7年起恢复原税率;(2)对技术密集型中､小企业的创业初期实行税收减免(对技术密集型中､小企业政府有明确规定),在创业初期给予一定期限的税收减免｡首都圈以外的地区:在创业后有收入年度起,6年内减免所得税或法人税的50%｡首都圈以内的地区:在创业后有收入年度起,4年内减免所得税或法人税50%,之后2年内即第5年､第6年减免所得税或法人税30%｡
(五)鼓励吸引人才的优惠措施
高科技企业的发展最终取决于人才,吸引人才的措施有很多种,从税收角度考虑,综合国外的实践来看,主要表现在个人收入的所得税减免和教育支出的税前扣除等方面｡
韩国对于企业支付的技术和人才开发费可以一定的比例从法人税和所得税中扣除;对在韩国国内企业工作或在特定研究机构(含政府)从事科研的外国人给予5年的所得税减免｡同时,对工作在原材料生产行业的中小企业的现场技术人员根据其在企业工作的连续工龄,享受不同比例的所得税减免优惠｡
意大利对于企业聘请的博士后､学士后(2年以上)每个合同提供税收信用额度为1500万里拉-6000万里拉,对于企业委托培养的博士生,政府给予的支持为奖学金的60%｡
二､国外实践给我们的一些启示
(一)间接优惠更能体现出优惠效果
税收优惠可划分为直接优惠和间接优惠两种方式｡直接优惠主要表现为对企业最终经营成果的减免税,如企业所得税的减免,强调的是事后的利益让度｡间接优惠主要表现为对企业税基的减免,强调的是事前的调整,通过对高科技企业的固定资产实行加速折旧､对技术开发基金允许税前列支以及提取科技发展准备金等措施来调低税基｡两种方法各有特点,也各有利弊,因而发达国家往往讲求二者的搭配使用｡但从这些国家的科技进步史及相关税收政策的演变来看,特别是近些年来,科技税收优惠政策更多地选择间接方式｡这是因为间接优惠强调事前扶持,能充分调动企业从事科研和技术开发的积极性,充分体现政府支持科技创新的政策意向｡而直接优惠是一种事后的奖励,企业必须在赢利的基础上才能享受,实际享受的税收优惠效果并不明显｡
(二)消费型增值税更有利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增值税可以划分为生产型增值税和消费型增值税两类｡生产型增值税对企业购进的固定资产不允许做进项税金抵扣,造成这部分价款的重复征税,不利于设备更新､技术进步和扩大再生产,会使资本有机构成高的企业税负明显高于有机构成低的企业,束缚了高新技术的投资需求和高科技企业的发展｡
因此,发达国家大多数都选择消费型增值税,它可以有效地消除重复征税问题,从而切实减轻了高科技企业的增值税负担｡
由此可见,要允许企业将购置固定资产所负担的进项税额分期进行抵扣,尤其对引进高科技设备的增值税抵扣应采取特别的优惠政策｡
(三)注重产业优惠和区域优惠的综合应用
税收优惠政策措施要体现和贯彻落实国家产业政策的基本要求,对高科技产业､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及其它需要积极鼓励发展的产业,应根据不同情况给予不同程度的税收优惠即制定相应的产业优惠政策｡但是,产业优惠的缺点就是覆盖面有所局限,受到扶持的高科技产业得到了好的发展,而没有被列入扶持对象的产业,即使科技含量很高,应用前景可能很好,也不能得到政策的照顾,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与产业优惠相对应的一种优惠方式是区域优惠政策,由中央或地方政府划定一定区域,对此区域内的企业给予税收上的优惠或者财政上的支持｡比如国家设立的经济特区､中央或者地方设立的经济开发区等等,都属于这种优惠方式｡但是,区域科技优惠造成的区域内外区别待遇的做法,会造成高科技企业纷纷挤进开发区,甚至在开发区内进行假注册｡某个企业一旦被确认为科技企业,其非科技收益也会享受税收优惠的待遇,造成优惠的泛滥｡
因此,产业优惠与区域优惠结合使用,才是最佳的税收优惠模式｡一方面用区域优惠的方法迅速地吸引资金和技术的集中,形成群体内的集体效应,起到良好的引导作用,另一方面,既然鼓励高科技产业的发展,那么鼓励的标准是技术的先进程度,对社会的贡献程度等,通过对整个高科技产业的普遍优惠,真正起到促进高科技产业发展的政策目标｡
(四)完善的法律制度是高科技产业发展的根本保障
税收优惠是政府政策目标的风向标,通过法律法规制定优惠政策,表明一个国家政府实行相应政策的严肃性,也增强了本身的刚性,有利于实现政策目标｡发达国家都有各自相应的法律,如韩国在 《技术开发促进法》中确立“技术开发准备金制度”,并颁发《外资引进法》､《税收减免控制法》,全面系统地介绍国家的税收优惠条款｡上述法律对推动该国科技进步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这种以法律形式来体现的税收优惠政策更具有权威性､稳定性和可操作性｡从经济法制化管理的角度看,高科技产业的税收优惠政策也应该注重法制化｡只有实现了税收优惠的法制化,才能保证依法征收､依法纳税和依法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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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持高科技产业的发展范文4
关键词：风险投资；风险投资主体；风险投资资本
0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尤其是高科技产业的发展，风险投资成为推动我国的科研成果商品化、高新技术产业化、科技企业成长发展的重要因素。风险投资实质上是一种高科技与金融相结合，将资金投入风险极大的高新技术开发生产中，从而使科技成果迅速转化为商品的新型投资机制。它也是高新技术产业化过程中的一个资金有效使用的支持系统，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离不开风险投资。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风险投资这方面做得很不够，我国风险投资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缺乏对高新技术产业有效的运作，使高新技术产业大规模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许多方面还需完善。本文主要对我国目前风险投资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了一些建议。
1风险投资的涵义
风险投资（Venturecapital），又被译为创业投资。根据美国全面风险投资协会的定义，风险投资是由职业金融家投入到新兴的、迅速发展的、有具大竞争潜力的企业中的一种权益资本；根据欧洲风险投资协会的定义，风险投资是一种由专门的投资公司向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成长型、扩张型或重组型的未上市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并辅之以管理参与的投资行为；联合国经济和发展组织24个工业发达国家在1983年召开的第二次投资方式研讨会上认为，凡是以高科技与知识为基础，生产与经营技术密集的创新产品或服务的投资，都可视为风险投资；我国《关于尽快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提案》中认为，风险投资是一种把资金投向蕴藏着失败危险的高科技及其产品的研究开发领域，旨在促进高科技成果尽快商品化，以取得高资本收益的投资行为。
简单的说，风险投资是指由风险投资者提供风险资本，风险投资公司以风险企业为投资对象进行投资、管理、运作的一种融资过程与方式。风险投资是高科技产业的助推剂，它在高科技产业化的关键时刻切入，填补了高科技产业化过程中，研究与开发阶段的政府拨款或企业（个人）自筹与工业化大生产阶段的银行贷款之间的空白，使高科技产业化的各个环节由于有了资金的承诺而成为可能，在促进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风险投资自产生开始就与高新技术企业密不可分，二者的融合是源于彼此的内在需要、符合两者本质特性的自然结合，也正是这种互利的融合决定了两者之间的作用关系不仅仅是单向的，而是一种双赢的关系[1]。所以完善和发展我国风险投资非常重要。
2目前我国风险投资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风险投资业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发展起来的。1985年9月，第一家专营风险投资的全国性金融机构——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中创公司）成立；截至2007年底，全国从事风险投资的机构已超过400家。在中国的风险投资机构管理的风险资本总量超过1205.85亿元，在风险投资方面，2007年风险投资总额达398.04亿元以上，风险投资项目数也高达741个项目，平均每家风险投资机构管理的资本额达到8.492亿元。显然，我国的风险投资事业发展是比较快的，它在促进我国高新技术企业的创立和成长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我们也应看到，我国的风险投资业仅经历了较短的发展历史，至今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现有规模的风险资本还难以满足市场的需要，还无法独立支撑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风险投资在我国现阶段还存在大量的问题，阻滞了其在我国更快速的发展。目前我国的风险投资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2.1风险投资资本总量不足，缺乏合格的风险投资主体
从整体上看，现有规模的风险投资资本还难以满足市场的需要。目前，我国风险投资资本的主要来源是财政科技拨款和银行科技开发贷款，风险投资资本的融资渠道狭窄。并且我国目前的发展模式为“政府主导型”，以财政拨款和银行科技开发贷款为主体的风险资本规模小，同时政府为主要出资方，造成投资主体单一，影响投资效益。加之，风险投资周期长，风险高，政府的财政资金不适合风险投资市场本性[2]。从已经建立的风险投资机构的资金来源看，除外资投资基金外，绝大部分是由政府或金融机构出资的，私人、民间资本几乎没有，融资渠道狭窄，风险投资资本总量严重不足。
2.2风险资本退出缺乏有效渠道
风险投资的活力就是资金的循环流动，其核心机制就是退出机制。没有便捷的退出渠道，风险投资就无法达到资本增值和良性循环，也无法吸引风险投资人进入风险投资领域。风险资本的“退出渠道”或退出机制尚未解决，没有发达的风险投资制度，就不能在风险资本与高新技术企业之间搭建出通道[3]。风险投资的退出渠道一般有5种：企业上市、收购兼并、股份回购、股份转卖、亏损清算。在我国的风险投资业中，缺乏合理的投资回收渠道，虽然我国创业板已于2009年10月30日隆重登场，但是对于规范创业板的操作尚在逐步完善中。
2.3有关风险投资的法律法规滞后不健全
近年来我国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已经出台了不少扶持高科技企业的政策措施，其中包括税收优惠、人才优惠、信贷优惠等等，但是对于投资于高科技企业的风险投资者和风险投资管理企业的扶持政策却很少,相关的风险投资产业法如《风险投资法》、《风险投资基金法》等一直未出台[4]。在市场进入、税收优惠、投融资管理等方面没有对风险投资的扶持性政策法规。
2.险投资中介机构的发展滞后
目前在我国，风险资本市场所需的特殊中介服务机构如行业协会、标准认证机构、知识产权评估机构等还比较缺乏，投资中介机构的人员素质和信用体系的不完善也成为中介机构发展的巨大障碍。某些中介机构缺乏职业约束机制及职业道德规范，存在为金钱驱动而提供虚假评估报告的现象，使某些中介机构的可信度、可利用度大打折扣。在这种情况下，风险资本家往往要做很多自己专业以外的事，降低了风险投资的效率。而且，中介机构发展的停滞不前，中介服务不规范等问题造成资本和项目双方信息交流方面的不充分，这种信息不对称形成许多错误的隐藏，导致风险投资企业战略性的市场决策错误，严重地妨碍我国风险投资市场的发展。
2.5风险投资人才极度缺乏
从事风险投资事业的人才，不仅需要掌握金融领域内的相关知识、而且还应当熟悉高新技术产业的相关技术，只有这样才能对风险投资进行正确的评估和操作，降低投资失败的风险。目前国内风险投资多数还停留在学术论坛和理论研究层次上，在实际操作上真正懂得风险投资的人才还不多，大部分投资人才都来自于政府、民营企业、上市公司等部门，基本上都是半路出家，多数缺乏专业知识和从业经验，局限性较大。
3促进我国风险投资发展的策略
针对我国在进行风险投资的过程中存在的以上问题，提出如下的发展策略：
3.1拓宽资金来源，实行风险投资主体多元化
我国应拓宽资金来源，实行投资主体多元化。政府应逐渐淡出投资人的角色，鼓励更多的民营和个人资本参与到投资中,以规范市场运作[5]。除了借鉴国外发展产业风险投资的经验，在控制金融风险的前提下，使从事养老基金、保险基金、住房基金等民间资本的这些机构投资者以及一些具有良好市场业绩的上市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来介入风险投资领域，将为我国风险投资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直接融资来源与渠道，促进我国风险投资的发展。把民间资本引入高新技术风险投资领域，通过资本与技术的结合，让资本最大增值[6]。还有从国际经验来看，外国风险资本的介入也是发展本国风险投资的重要依托。我国应减少对风险投资限制、制定健全有关风险投资政策，并提高它们的透明度，促进外国风险资本关注，吸引外国风险投资资本，使其更加支持中国高技术企业的发展，也是我国风险投资拓宽资金来源发展的重要渠道。
3.2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风险投资退出机制
由于风险资本存在着周期性特征，因此能否有效地兑现资本收益，即将其所投的资金由股权形态转化为资金形态即变现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为了促进风险资本的顺利循环以及增量风险资本的进入，就必须考虑建立起有效的风险资本退出机制。我国风险投资最现实可能的退出方式为企业购并，其他几种较为现实可能的退出方式依次为创业板交易、风险企业回购和买壳上市[7]。我国处于创业板市场运行的初步阶段，创业板的作用就是为成长性高的中小企业提供融资链条的中间环节，所以既要从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实际出发规范和完善创业板，也要积极发展和利用风险资本的其他退出途径。
3.3优化风险投资的投资环境，加快制定有关风险投资的法令法规
建立规范风险投资运营机制的法律制度，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表明，立法和监督是促进风险投资健康发展的保障。风险投资是为风险企业提供创业资本，通过管理上的参与将科技成果“孵化”为现实生产力的特殊投资，它不同于任何形式的传统投资。风险投资是一种法制化的市场行为，必须有完善的法律法规。因此，严格规范风险投资的运营机制，是保证我国风险投资业健康发展的必要措施。与之相适应我们需要尽快制定相应的法规和管理办法，完善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制度，诸如《专利法》、《技术合同法》等，给风险创业者的专利权、专有权、创新权等以特定的保护，采取税收优惠计划，降低风险资本的获得成本，提高风险投资的平均收益率水平。
3.4加快风险投资中介机构及项目评估机构的发展
风险投资中介机构是运用各种金融工具为筹集者和投资者服务的专业性机构，包括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投资顾问、资信评估机构、技术信息咨询机构、专业市场调查机构等专业机构。建立具有高度权威性的投资项目评估专门机构，由有经验的评估专家对风险投资项目经行评估等专业服务，以指导投资者进行有效的投资。另外，还需提高中介机构的信用和中介机构的人员素质，并努力采取措施降低风险投资的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以提高整个风险投资市场体系的运作效率，为风险投资公司提供规范有效的中介服务，使风险投资公司做出正确的战略决策，促进我国风险投资更快的发展。
3.5培养高素质风险投资人才
在高新技术产业形成和发育过程中，人才是关键的因素，应加快培养高素质风险投资专业人才，加快对现有风险投资机构从业人员的培养，还可以利用国际合作和交流，吸引海外人才。我们应该努力培养一支懂技术、会管理、熟悉金融与财务的风险投资家队伍,不仅依赖于其自身独特的素质和专长，还要设计一套行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防范其道德风险。推动企业家和风险投资家尽最大努力去经营企业，实现人力资本的价值[8]，创造“以人为本”的文化氛围，可采取给予风险投资人才工资、福利、奖金、股权、期权和收入提成制度等，激发风险投资人才队伍的快速发展。新晨
4结束语
总之，风险投资由于其在推动科技产业化，促进经济增长方面作用巨大，随着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日益紧密结合，风险投资也越来越显著地发挥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我们应借鉴发达国家先进经验，尽快完善法律、法规及制度建设，采取政策鼓励，发挥政府引导作用，开拓风险投资资本来源，引进风险投资人才，提供最佳退出渠道及加强风险投资机制建设等措施，积极促进我国风险投资业的健康发展，使风险投资更快的推动我国的科研成果商品化、技术产业化和高科技企业的成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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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持高科技产业的发展范文5
青岛一直为人津津乐道的公司，十年前与今天的名单没有太大差别。
海尔、海信、青岛啤酒、澳柯玛、双星等自始至终是青岛这座城市几家屈指可数的大体量公司，他们是青岛的经济丛林中奔跑的“大象”。可是，一片繁荣的森林不能只有大象，还应该有狮子、老虎、长颈鹿、羚羊、野马、山猪、穿山甲、鼹鼠和数不胜数的蚂蚁，这才称得上繁华、自成一体、自给自足。城市经济产业生态的原理，与自然界生物链和生态圈的规律，原是相通的。
前段时间，本刊记者走访了青岛近10家高新技术企业，产生了两个印象：
第一个印象是，青岛高科技型企业的数量在近两年似乎形成新一轮的井喷式增长。世界第一款以意念控制的机器人、世界第一款高亮度水下灯管、能够避免输油管道漏油和爆燃的光电监测技术、能够在90分钟内识别出凶手和的DNA技术……技术新井喷，可能得益于政府发展高科技产业的思维更加成熟，逐渐意识到中小公司在此轮升级浪潮中的地位。
第二个印象则是，青岛市发展科技产业的思路，逐渐从“就科技谈科技”转变为“就金融谈科技”。
从极度重视大企业创新，到转向更加重视小企业创新，从着眼点死死盯着科技，到如今深悉金融体系构建的重要性――青岛在处理新经济形态方面。手法渐趋娴熟。
以此为契机，本刊记者试图梳理深层次的思考点――搞高科技。应走大象经济的路子。还是走蚂蚁经济的路子？青岛反复强调自身的海洋科研实力，可是，这种实力是否被高估？“蓝色硅谷”需要多久建成？科技金融有多重要？……
一
高科技产业在世界范围内有两种范式――美国硅谷模式和日本大企业模式。
上世纪60-70年代，在美国仍未繁荣起来的西部地区，有一片区域因机缘巧合，陆陆续续地出现一些蚂蚁体量的小型科技工作室。这些工作室，多则三五人，少则～两人，大多数是大学工科毕业生，窝在狭窄的小屋子里搞些小发明、小创造，并幻想着有朝一日“改变世界”。
同样是在上世纪60-70年代，在遥隔太平洋的日本，已经逐渐成为体量巨大的“大象型”企业的三菱、丰田、本田、松下、索尼和东芝等巨头，在政府的大力扶持下，投入巨额资金进行科技创新，不断开发出系列的高品质产品行销世界。
两种范式，按照各自的逻辑同时铺开。硅谷的“蚂蚁模式”与东京的“大象模式”，在第三次科技革命前夕，似乎同时在酝酿。
40年后，美国那片区域里许许多多不知名的“蚂蚁”企业，绝大部分在今天已经不复存在，可是，有几家活下来的，却成为了今天引领世界科技潮流的最尖端领导者――微软、苹果、英特尔、惠普公司……而这片诞生了奇迹的土地，被人们称为“硅谷”。
同样是40年后，在太平洋对岸，日本最繁华的都市圈里的曾经叱咤风云的“大象”――索尼、松下、本田、三菱几乎无一例外陷入深深的危机，有的甚至巨亏几十亿美元。而这些公司的产品技术创新则陷入死胡同无法自拔。日本“大象”与美国“蚂蚁”在高科技跑道上的比赛，以后者取胜作为终结。
二
日本高科技产业为什么会输？一则在经济学界被反复研究的案例或许能够回答这一问题。
电视机，从技术角度而言，近20年来完成了从“模拟技术”向“数字技术”的升级。而今，我国大部分家庭安装的都是数字电视。不过，在上世纪80年代，数字技术仍未诞生，几乎全世界的科研人员都还沉迷于模拟技术中。当时，日本为了在该方面迅速赶超美国，抢占市场，由政府牵头，组织国内几家大企业，联合攻关，技术集成。“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日本，终于在不久之后一举攻破难关，在模拟技术上完成了对美国的超越，产品也迅速包围世界市场。
可是，紧接着，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就在不久后，几家美国不起眼、不知名的小科技公司，不按常理出牌，竟然创造出了诡异的“数字技术”，以另外一套完全不同的规则，颠覆了此前的“模拟技术”。随后，数码产品，电视机、收音机、摄影机、电脑全部采用“数字技术”，“模拟技术”被全面淘汰。日本以举国体制和巨额投资换来的技术优势被毁于一旦。
怎样理解这个案例？这就如同一个武学大师把太极拳练到极致，自以为天下无双，却被不知从哪里蹦出来的小伙子用机关枪一下子射死了。背后的逻辑很清楚：美国发展高科技，凭借的是千军万马的气势，而日本发展高科技，凭借的是“大BOSS”模式。美国政府让成千上万小型科技公司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如同乱枪打鸟，打一千发总有一发打中，而日本政府则是“舍我其谁”，选定一两个最优秀的，力求“一枪致命”。
三
企业越大，创造力越差――这个看上去似乎吊诡的结论，其实已经被许多专门研究“大公司病”的学者剖析了N遍。一个从贝尔实验室跳槽到美国硅谷成功创业的人说：“我在贝尔实验室时，他们评价我们这些研究员，是用在哪一级的刊物上发表过多少文章或者在国际会议上有多少文章作为标准的，在这样一种激励机制下，研究人员就把精力放在发表文章上，而不是放在技术的商业化上。另外，从普通技术人员到总裁要经过11个层次的审批，在这种环境下，如果我要做一件事情的话，就要做很多的协调工作，而且要冒相当大的风险，如果事情做成了，老板会拍拍我的肩膀说，小伙子，你干得不错，除此就没有下文了，如果我把事情做砸了，就会被炒掉。”
大企业极度害怕不慎失足而导致失败。打江山难，守江山更难。打江山，难在白手起家；守江山，难在万世千秋。这就是初创型小公司的创业者与大型公司的守业者的思维区别。
创业者是一群“赌徒”，将身家押在上面，不成功便成仁，他们对于创新、发明、开拓最有激情。守业者则是“管家”，把家打理得井然有序、安稳可靠，最讨厌淘气的孩子。
一些传统制造型企业发明出一项革命性的技术成果，并不会欢快喜悦地拿出来与全世界的人分享。他们的技术创新就如同老字号的独家配方，永远不为外人所知。可是，小型科技企业却有动力将自己的发明与世界分享。例如，青岛高新区有一家由留美归来教授新创立的光电技术企业，这个企业想要生存，就必须不断地往外扩散自己的技术，他们热切地盼望中石油、中石化购买他们的技术产品，盼望着美国波音公司、中国高铁和印度地铁通通来采购他们的光电监测方案。
因此，高科技企业的发展逻辑本身就是扩散逻辑。他们的技术创新对全社会开放，与传统制造企业的技术创新对内封闭有着鲜明的差别。
四
我国正在努力打造高新技术产业，可是从大部分地市的眼光和思维来看，显然还是新手。
此前，中国发展高科技盛行“一声令下”。
中央一声令下，光伏产业立即大规模上马，然后等待着三五年后的“收成”；地方政府一声令下，一个个全新的软件园区拔地而起，然后等待着三五年后该园区成为世界软件业翘楚；组织部门一声令下，把数千个留学、执教于国外的高层次专业人才召唤回国，然后期待十年后全国的科技创新能力一跃而起……
高科技产业是不能这么玩的。它有特殊的规律。据苗思维可能适合传统制造业与重化工产业，却绝不适合灵活性与变动性极高的高科技产业。
玩高科技，首先要有人才。有一批从海外归来手持尖端技术立志报效祖国的人才队伍，有一批从清华、北大等名校毕业的高材生，有一批从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等高端科研机构“跳槽”下海打拼的教授和学者，无疑是撑起高科技这座大山的人海基础。其次要有金融。这些科技高手才华横溢、学富满车，可是他们只有知识，没有资金，而他们力求开创的新事业如IT、生物技术等都是“烧钱”的行当，所需原始资本至少上千万，通常在上亿、上十亿、上百亿不等。没有一个好的金融体系和自由的投资体系，他们的事业根本没法往前踏进半步。因此，发展高科技产业的基本逻辑就是：1.培养一批“技术人”。2.聚集一批“投资人”。3.建立一条渠道让他们“相亲”。
五
最后，讲一个故事，来作为更深刻理解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规律的注脚。
有一个勘探者，凭借长年的勘探经验，在撒哈拉大沙漠中发现了一片宝藏，不过，它埋藏在1000米以下，没有庞大人力物力是无法开采出来的。勘探者不愿意放弃这个机会，于是跑到集市里寻找帮手：“嘿！我在沙漠中发现了一块矿藏！”于是，有三个地主来到了他的面前。第一个地主瞅了瞅他说的那个地方，冷冷地说：“这里根本不会有宝藏，你是个大骗子！”拂袖而去。第二个地主也看了一眼，说：“这里有矿藏，可是太深了，而且也不知是金矿还是铁矿。”也拂袖而去。最后，只剩下第三个地主了，他思索良久，对勘探者说：“嗯，这是片宝藏，挖吧！”
于是，铲土机，钻井机，数千个工人，日夜不息，终于在一年之后，挖出了大批黄金矿石，价值连城。由于这个地主是出资人，自然拿了财富的大头，而那个勘探者虽然仅取其中的10%，也成了亿万富翁。
高科技产业的发展规律，遵循的就是这个故事的逻辑。
那些专家型创业者可被视为勘探者，他们凭借所掌握的高端科研技术，四处寻觅投资人，找到一个相信他们的愿景，愿意和他们进行一场刺激的商业探险的风险投资家――也就是故事中的第三个地主。
当然，不是每个创业者都拥有幸福的结局。故事的结尾可能是另外一个版本：地主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为勘探者挖到1000米，却没有发现任何矿藏，大笔资金打了水漂，地主无功而返。
扶持高科技产业的发展范文6
关键词：产业升级；结构调整；经济改革；企业创新
中图分类号：F26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09-0044-02
一、全球高科技产业格局的演变
20世纪末，美国各界笼罩着一股忧虑情绪，对美国高科技产业的主导地位的前景感到非常担心。原因是在全球一体化、新兴国家崛起背景下，海外研发、制造业的竞争力迅速提升，美国出现了科技人才、研发活动外流的现象。这些年的情况表明，这种忧虑得到了部分验证。全球高科技产业格局确实出现了一些变化，但是也有一些没有改变。变化的是，美国高科技产业的一些传统领域和地位开始受到挑战，主导地位在被弱化；没有改变的是，美国高科技产业的基础仍然雄厚，其地位并没有受到根本动摇。
在计算机、软件产业，全球计算机产业的格局是，计算机部件（概念设计和产品规划）的研发活动集中在美国、日本；计算机应用研发及新平台开发（尤其笔记本）集中在台湾；成熟产品（台式计算机）开发及主要制造及维护活动在中国。美国等发达经济体仍占据产业的高端位置。目前，虽然全球这个产业的创新活动很活跃，但是基本仍然在美国微软、英特的框架内开展。软件业产业的基本格局是：美国在软件包、软件服务中占据主导地位，但是有逐步下降的趋势。软件服务提供商主要在印度，软件逻辑、布局及开发主要在爱尔兰，产品开发及研发在以色列。但是，目前创新性软件开发活动（以专利衡量）仍然集中在美国。
在制药及生物技术产业，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制药产业的研发投资出现外流现象，主要流向欧洲、日本等发达经济体。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生物技术兴起、国外同业竞争加剧，产业创新活动（研发投资和专利衡量）开始活跃。美国、欧洲和日本是这些创新活动主要源发地。随着中国、印度等国家科技工程能力增强，以及产业组织垂直专业化的深化，创新活动也开始向这些地区扩散。这种扩散主要集中在制造过程、诊断试验管理领域。目前的制药业研发活动的扩散与20世纪90年代软件业的情况类似。但是迄今为止，在全球制药产业的研发、创新活动中，美国公司仍然占主导地位，标志是研发投资规模，市场吸引力在全球居首位。生物技术产业的基本格局：产业涵盖生物医药、工业制造、农业生物技术诸领域，生物医药是主导产业。产业分布以美国及西欧国家为主。
二、对产业格局演变的实践总结
在全球经济格局巨变，美国高科技产业遭受前所未有挑战的情况下，是什么因素导致美国的产业地位得以维持，甚至继续引领全球产业升级的方向呢？美国政策部门对其中的“变与不变”进行了分析。他们指出，“变化”来自四个方面，首先是海外创新能力提高，表现在：（1）新产品设计及开发能力提高；（2）科技及工程技术人员数量增加；（3）制造业（如汽车、计算机等）在全球市场地位凸显；（4）若干研发中心（如班加罗尔、上海、新竹）影响提升。其次是海外制造业扩张。这些扩张有些由美国公司主导，更多则是当地自主研发的结果。前者体现在生物、半导体等行业，后者体现在汽车、计算机等行业，尤其在中国、台湾、韩国地区。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客观上都带动了这些行业在当地的发展。第三是海外高科技产品需求市场的变化。这种变化在东亚地区最为显著，表现在消费需求范围扩大和成熟度提高。最明显的是软件、半导体和计算机产业产品，其中一些产品的需求市场已经超过美国，甚至有更高级的特点。第四是产业组织的创新。最突出的是垂直专业化的扩大和深化带来更多的联系和机会。“不变”的是导致美国竞争力的基础仍然稳固，是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由此可以看到的是：21世纪后，在全球高度一体化下，一国产业的格局及走向，需要在全球视野下进行观察和评价。因为一国产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不仅是国内软硬件实力的综合反映，也是各国间综合实力对比的体现。所以，体现在产业上的水平和提升，需要各方面，尤其是软实力的综合配合。
三、产业格局及其走向的理论解释
那么，一国的产业是如何走向高端的？又是如何保持持续的升级能力的？长期以来，各国学者对此展开了研究。这些研究主要围绕三个问题展开：什么是产业升级、产业升级的路径是什么、如何衡量产业升级的进程。第一个问题涉及产业升级的内涵。研究的代表人物有Porter、Gereffi、Humphrey等。Porter（1990）认为产业升级是一种要素转移，使资本和技术密集产业获得充裕的资源禀赋，依托比较优势发展的过程。Gereffi（1998）将产业升级定义为，企业向高利润或资本、技术密集型实体发展的过程，并总结了升级的四种形式：产品从简单向复杂的转化；经济活动从贴牌、自主品牌向自主设计方向的发展；产品高附加价值化，以及供应链前后联系的加强；企业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的变化。在此基础上，Humphrey（2004）从企业的生产流程、产品、在价值链中的功能、价值链上各部门关系四个角度提出了企业升级的不同方式。第二个问题涉及产业升级的路径。这方面研究大多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主要探讨升级的动力、驱动因素、机制机理等内容。代表人物有Gereffi、Pipkin、Lall、Pickles et al 等。这些学者从企业和制度层面开展研究。在企业层面，Gereffi（1999）研究提出了影响企业从而产业升级的三个因素：主导企业的学习效应；社会需求的驱动效应；有胜劣汰的挤出效应。Pipkin（2008）提出企业信誉、经营稳定、制造能力是升级的三个前提条件；而国际贸易条件、教育、社会体制是升级的三个要素。在制度层面，Lall（1994）指出产业升级依赖于政府目标，以及为产业及企业制定的扶持和管制政策。Pickles et al等学者通过对欧洲、北美和南亚等国的研究，也看到了体制结构、政策环境对产业升级的意义。第三问题涉及产业升级的衡量。这项研究的主要内容是通过指标及指标体系，确定产业升级的位置或水平、及预测未来的升级趋向。Kaplinks（2005）等提出产品指数的概念，以此来衡量产业升级。公式为：PUQ（产品升级指数）= dp%X（X部门产品价格变化与价格平均变化的偏离率）+ MSX（X部门市场份额的变化率）。若两个变化率同时上升，则表示产业处于升级中。有的研究从产业结构的角度出发，有代表性是Hoffmann（1931）系数，钱纳里和赛尔昆（1975）的产业结构模式。
归纳上述研究可以看到以下几点：首先，产业升级需要一个非常复杂的支撑系统。这个系统需要具备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的诸多良性互动的因素。这些因素的核心是制度，其功能是为产业升级提供土壤或环境。在这种土壤或环境中，会形成一系列文化和法则的力量，自然衍生出无数的经济体及其行为，以及这些经济体和行为的自我优化过程。由此，行业、产业不断优化、升级。从这个意义上讲，产业升级需要从上而下的拉动。其次，企业始终是产业升级的核心，因为企业始升级的行动者。产业由众多的经济体或企业组成。当越来越多的企业勇于、乐于向产业高端挺进的时候，该产业也就处于不断升级中。而企业向产业高端挺进过程及结果，实际是企业寻求自我生存、发展，走向成功的复产品。所以，这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产业”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产业升级又是自下而上推动的结果。第三，在全球产业升级过程中，没有各国普遍适用的统一的模式。这是由各国的历史，尤其是文化渊源不同造成的。但是，这并不是说在产业升级中，可以随心所欲，没有需要遵循的普遍规律和规则。综合各国实践可以看到，市场体系是共同需要的东西。在市场体系越成熟的地方，产业的位置越高，产业升级越容易见效；在市场体系不完善的地方，产业大多处于较低位置，产业升级也难以奏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