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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实践观的重要意义范文1
一、高职医药院校《中医学基础》课程教学改革的必要性
伴随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变化，学科交叉融合的趋势必将对中医药类相关学科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同时也会加剧职业的变动性。[1]改革教学内容、构建课程体系，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是高职医药教育中医药学相关专业亟待解决的问题。[2]《中医学基础》课程知识内容相当繁杂，与很多学科关联度大，除了指导疾病治疗和药物开发外，还可以应用到绿色养生、预防保健、文化修养等诸多领域。高职医药院校的生源主要是应届高中毕业生，学生都是被动地学习并进行知识积累，而《中医学基础》课程的理论体系辨证思维性强，需要学生通过理性的思维来主动地学习和积累知识。
二、高职医药院校《中医学基础》课程教学改革的内容与方法
(一)以学生实际需求为导向，确定课程性质和教学目标
《中医学基础》课程的授课对象是中药、中药制药技术、中医保健康复技术、康复治疗技术、医学美容技术、护理等专业的学生，课程设置主要以学生的实际需求为导向，在此基础上确定各专业的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其教学目的主要是向学生系统地介绍中医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为学习其他专业课程奠定坚实的和必要的基础。因此，《中医学基础》课程的教学必须要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既要把握中医学基础课程教学内容的系统性，同时更要关注和竭尽全力地服务于学生所学的各个专业，合理优化学生的中医学基础课程的知识结构，进而满足不同专业的学生学习其他相关专业知识的需求。
(二)把握课程整体性，有针对性地选择具体教学内容
教材是体现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知识载体和学习平台，长期以来，中医学基础课程一直选用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的规划教材，有统一的教学大纲，有统一的授课时数。由于学生所学的专业不同，涉及的学科特点也不同，基于这种情况，必须结合专业的特殊实际需要，进一步修订和完善课程教学大纲，合理恰当地选择教材内容，变教材内容为教学内容，根据不同专业和专业涉及的相关课程，有序确定各章节之间的知识层次和逻辑关系，充分反映课程的整体性。同时还要以人为本，因材施教，不同专业的教学内容必须要有所侧重。
(三)改革考核评价方式，提高教学效果
在总结传统的《中医学基础》课程教育教学评价经验的基础上，对课程考核方式进行改革，要注重课程教学的过程评价，改革以往期末的一次性评价和一卷定终身的不科学考试方法，要科学建立课程考核体系，依据不同专业学生的特点，可采用课程论文、课堂发言、分组讨论、阶段性小测验、课后作业、实验课成绩和期末考试相结合的考核体系，让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课程教学和课程考试改革中来，从而保证每个教学环节都能顺利实施。这项考核方式改革彻底打破了千人一卷和千人一面的严重弊端。
三、高职医药院校《中医学基础》课程教学改革的实践效果
(一)学生学习效果明显，学业考试成绩突出
在《中医学基础》课程教学改革的专业，学生考试合格率明显提升，优秀率比重明显提高，考试平均成绩总体呈上升趋势，这充分说明《中医学基础》课程的教学改革成效显著，在期末学生评教对教师授课的满意率测评中，《中医学基础》课程授课教师的优秀率达到了95%以上。绝大多数学生对教学改革非常满意，每个学生都能够积极主动地学习，进而顺利地完成了学业。
(二)改变传统的学习模式结合专业学习中医学基础知识
由于教学方法和考核方式的改革，学生的学习模式也与时俱进，他们能够结合所学专业多角度多维度地去领会知识、掌握技能，注重专业契合度，紧密围绕专业积极撰写《中医学基础》课程的论文，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观点和见解，加强动手实践能力。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力求书写认真、观点明确、条理清晰、论据充分，在一定程度上充分反映了学生的良好写作能力以及对一些问题上的灵活思辩能力。
作者简介：
科学实践观的重要意义范文2
〔关键词〕 诠释学，科学，实践，科学哲学，后经验主义
〔中图分类号〕N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4）01-0048-04
〔收稿日期〕 2013-11-23
〔作者简介〕 杨秀菊（1981-），女，辽宁营口人，太原科技大学哲学研究所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科学哲学、社会科学哲学。
亚里士多德曾经就实践智慧和应用科学作出区分并进行了详细论述，这种区分使我们明辨了科学技术的应用与实践智慧。哲学也旗帜鲜明地指出，实践是行为主体所特有的对象性活动，只有在人类繁衍和实践同步的基础上，人们才可以深刻与全面地把握人与人之间、人与世界之间以及世界的物质性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纵观科学发展历史，近、现代科学的发展特征表现出忽视实践智慧的趋势，以实践智慧为本质内容的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en）几乎丧失其科学合理性，而诠释学作为精神科学独立的方法论也面临着消失殆尽的危险。于此，伽达默尔提出了重新恢复以实践理性为核心的精神科学模式。之后，越来越多科学哲学家们认识到，从实践的角度来看，诠释学不仅适用于精神科学，也完全可以适用于自然科学。
一、实践的科学诠释学的思想溯源
德语中诠释学Hermeneutik一词的词尾ik本身就含有方法与实践的意思，而在早期的诠释学中，特别是在神学与法学领域，诠释学更多地是指向理解、解释与应用，诠释的技艺就是一项实践的活动。
19世纪，狄尔泰的诠释学思想着重强调实践的重要性，他将人的生存特征描述为“在生命中存在”（Darinnensein im Leben），意旨生命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被动的客体，是生命意欲与生命关系的复合体。由于人类与生命之间的关系是内在的，生命是联系人类与世界的内在纽带。因此，二者之间的关系可以看作是一种实践关系，〔1 〕 （P31 ）狄尔泰的诠释学观点探讨了科学与实践生活的关系，认为理解是从人的实践关怀中产生的。
之后，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进行的关于此在的诠释学分析更是直接针对人类日常实践的，他认为只有在日常实践意义上的科学实践才是诠释学的。人们在世之存在的方式体现了对世界和对人类自身的解释，在对科学进行的一系列探索中，人们从对人类日常实践和科学研究的解释中领悟到在世之存在的方式。因此，科学研究中解释实际应用的意义与实践应用本身都是诠释学的。从本体论的角度上来看，实践与应用具有同一性。
继海德格尔之后，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更是对实践的诠释学分析做出了详细的说明，其实践的诠释学观点建立在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基础上，但是由于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对普遍知识和具体应用做出明显的区分，所以造成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一种对立，这种对立使伽达默尔感到困惑，也由此催生了他对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做出诠释学的反思。更重要的是，他从道德行为现象中的实践智慧角度出发，分析论述了适合于科学的诠释学之实践智慧与实践理性。
伽达默尔阐述到实践哲学的对象不仅是那些永恒变化的境况以及那种因其规则性和普遍性而被上升到知识高度的行为模式，而且这种有关典型结构的可传授的知识具有所谓的真正知识的特征，即它可以被反复运用于具体的境况之中（技术或技能的情况也如此）。因此，实践哲学当然是一种“科学”，是一种可传授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知识。然而，它又是一种只有当某些条件具备时才可以成其为科学的科学。它要求学习者和传授者都与实践有着同样稳定的关系。就这一点而言，它与那种适用于技术领域的专门知识反而有某些相似之处。根据他的阐述，我们可以看出伽达默尔关于实践与应用的分析也将二者处于同一层面之上，伽达默尔认为浪漫主义学派的诠释学观点包含的理解与解释的内在统一忽视了应用技巧，而应用与理解和解释一样，同属于诠释学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且诠释学就是理解、解释与应用三种要素构成的，缺一不可，诠释学也只有在理解和解释及应用的统一中才具有重要意义，诠释学中关于应用的重要问题也是由理解和解释的互通与共融所引发的。所以，伽达默尔称之为交往实践技艺的诠释学，是与古代对本质沉思的理论相互对立的，诠释学是代表着高度技巧的实践。〔2 〕 （P4 ）
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思想可以说是诠释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从伽达默尔开始，诠释学产生了一个重大转向，即从哲学诠释学到科学诠释学的转向。科学诠释学顺延了伽达默尔实践的诠释学思想，并且详细地分析了诠释学在当代科学研究进程中的具体应用。
除了伽达默尔实践的诠释学思想基础，实践的科学诠释学思想形成还得归功于约瑟夫·劳斯。劳斯认为，在具体科学研究中科学概念和科学理论只有作为社会实践和物质实践的组成部分才是可以理解的。并且，人们经常忘却科学研究的实质就是一种实践活动，且这种“实践的技能和操作对于其自身所实现的成果而言是决定性的”。〔3 〕也就是说，科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突出表现为对科学实践的重视，它将科学活动视作人类实践活动，而人类实践活动总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或环境下进行的。首先，人类日常生活实践是科学理论的形成与进行科学实验的基本条件，其背景预设构成科学活动的基本要素；其次，科学活动依靠科学共同体的实践智慧从而合理地实现科学研究。〔4 〕 （P169 ）
由此看来，在整个科学研究中，理解是以人类实践经验为基础而发生的，研究者摒除不了纯粹无我的主体状态，实践的科学诠释学也不是数学形式上的理论科学，为了彻底把握实践的科学诠释学思想，必须从与科学完全对立的语境中脱离出来，这种科学必须出自实践本身，并且通过意义概括得到的意识再重返实践中去。只有将诠释学应用于整个科学研究与社会实践中，科学才能更好地履行其社会功能。
二、实践的科学诠释学的表征
之所以提倡将诠释学作为方法论基础适用在具体的科学实践中，是考虑到当代的科学哲学家们“将太多的注意力集中于科学狭隘的思想方面——科学理论及其所需的思维程式、引导我们去相信它的各种证据以及它所提供的思想上的满足。” 〔5 〕 （P35 ）事实上，科学哲学家们理应意识到，科学研究单纯用任何一门单独学科所做出论断都是片面的。特别在复杂性科学兴起之后，仅靠传统理论的研究与逻辑证明是远远不够的，而科学诠释学强调的自我理解就是把科学蕴含在文化与历史现象之中，在科学历史与科学社会学角度对科学实践及其过程做诠释学的分析。
首先，实践的科学诠释学应用最先体现在科学研究的基础环节——科学观察与科学发现阶段中。因为实践性的知识通常被认为是原初经验的获得方式，以知觉为主的实践性经验的获得与积累更是在整个科学进程，特别是科学观察与发现的阶段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从科学诠释学的角度来看，知觉本身就具有诠释学的特征，通过知觉等实践方式逐步积累起来的“客观性知识”荷载着文化与实践的双重因素。从研究者自身的感官限制、教育背景、认识旨趣、科学素养、心理结构等个体性因素到政治、经济因素等社会性因素，无一不对研究者的研究工作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而科学诠释学基于上述因素的思考正好能够补充以往人们对非客观性因素的忽视，基于科学整体基础上的诠释学的分析可以很好地帮助人们理解科学及其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为人们提供了更宽阔的思考领域。
其次，实践的科学诠释学应用体现在科学理论的生成中。例如几何学的观念化和形式化就是通过古埃及人的测量实践积累而最终形成的。古埃及人懂得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应用简单的几何原理，他们运用一些朴素的手段来测量土地及金字塔与神庙等建筑，正是这种看似日常的重复性的测量活动构成了几何学的实践过程。在远古时代，从这种实用的经验中衍生出来的科学活动虽然没有呈现精密化的形态，却也不同程度地显现出实践的科学诠释学特征。因为科学研究通过数学的计量与几何证明等方式与观察实验、分析的方法及实践的具体操作同样重要，特别是带有猜想性质的对客观规律的把握具有思想的纯粹性特征。
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仔细考察实践性知识与客观性知识这两种知识形态的话，实践性知识必优于客观性知识，因为不仅由于客观性知识大多都是从实践中得来的，而且科学的客观性知识仅以客观性为研究主旨和前提，而实践性知识则加入了主观能动性作为考量的因素。科学的客观性知识本质特征是主客体之间的对立，把研究主体人为地划归在所考察的客体的对立面，从而避免其对所考察客体产生的影响而使其失去客观性；而实践性知识则重视主客体之间的关联，因为它不以静态知识获得为目的，而将知识置于历史条件下动态的、变化的环境中，以此来考察主、客体之间的关联。特别是有关自然与生命世界的体系愈发完善，科学进步的无限制与无终止性势必产生更加精确、完善的新科学体系，这样，自然科学便不能囿于对传统科学研究中观察与理论之间关系的经验性的描述，而应该将科学研究的重中之重放到日趋严密、科学的与合理的解释及随之而来的科学实践的具体应用上来。
除此之外，实践的科学诠释学应用还体现在语言的分析上。脱离了科学诠释学的语言分析角度，人们也无法严格甄别日常生活实践与科学研究实践二者在推动科学进步中所起到的作用，特别是在具体的科学实践中“难以把其意义来自经验的观察术语与猜测性的理论术语区分开来。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这些术语不是作为孤立的单位（如观察术语可与自然实体相对应），而是作为更大的语言学框架中的要素而具有意义的。既然观察脱离它所从属的更大的概念和命题框架就没有实践意义，那么就根本不可能去分析构成科学知识得以建立的根本基础的不同类型的事实陈述。” 〔6 〕
所以，无论是科学研究的基础阶段，还是科学理论的形成、发展与应用的阶段，我们都可以从科学诠释学的角度来审视整个科学发展的历程。科学诠释学就是在历史和社会等多重角度对科学主义绝对真理的批驳，从而把科学认识置于人类活动的基础之上，以此来“努力恢复至今被忽略了的科学哲学的‘规范’功能”。〔7 〕
三、实践的科学诠释学的特征
我们知道，早期的诠释学是作为一门关于文本理解和解释的技艺，以一种学科的形式出现的，之后诠释学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直到海德格尔本体论分析与伽达默尔基于诠释学应用基础的哲学诠释学的思考，诠释学进入了实践哲学的发展阶段。而建立在科学与诠释学双重基础上的科学诠释学的建立，就是要表明科学诠释学不仅仅是科学研究中关于理解与解释的论述，更多地是强调科学诠释学在科学实践的基础上关于理解与解释的辩证统一。即科学诠释学的实践界域同哲学诠释学一样，都将人类的全部生活世界作为整个研究对象，摆脱了早期诠释学发展忽视实践基础这样一种缺陷。
首先，关于科学诠释学对综合理论与实践认识做出的双重分析，是分别建立在科学实践的基础上和诠释学的实践基础上的。也就是说，科学真理的获得既不是逻辑上前后相关的系统，也不是作为因果关系线性发展的结果，而是一组物质与认识的实践，科学的实践也表现出了理性与非理性相统一的特性，并且，理性的科学分析只有从科学理论的逻辑结构转向一种实践结构，才能在协调理性与非理性因素关系的基础上，获得知识的进步与飞跃。〔5 〕 （P35 ） 从这个角度来讲，科学诠释学具有科学、诠释学的双重实践基础。
其次，从科学诠释学的角度出发来反思科学实践，科学实践具有开放性、社会性特征。这是由于科学实践是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科学共同体之间的协作与交流，人类所处的外在环境、社会制度、信仰等因素都会影响或干预科学实践活动；另外，科学实验的产物具有社会性，即科学研究不是独立的、抽象的逻辑推理与演算，而是科学团体之间关于科学的相关因素的协同一致；再者，科学研究者实践活动的主观意旨具有社会性，即科学研究者从事的科学活动不是盲目的，而是由认知旨趣与个人兴趣所导向；最后，科学实践的主体具有社会性。综上所述，科学诠释学不仅具有实践性的理论特征，甚至可以这样说，实践性就是科学诠释学的基础特征。
第三，实践的科学诠释学有着广泛的理论支撑。越来越多的学派论点与学者思想中都蕴含了科学诠释学的关于实践性特征的因素，尽管他们对科学研究中关于实践的重要性的表述方式不尽相同。例如，新实验主义者对实践的肯定将研究重点从理论转移到具体的科学操作之中。伊恩·哈金（Ian Hacking）就曾经在《表征与干预》一书中强调了实验的基础性地位，并通过对隐含在实验结构中的实践性特征的论述，呼吁从表征走向介入、从理论走向实验。与此同时，富兰克林（A.Franklin）、伽利森（P.Cratison）、古丁（D.Gooding）以及梅奥（D.Mayo）、巴滕斯（N.Batens）、范·本德格姆（Vdal Bendegem）、罗伯特·阿克曼（R.Ackermann）等人，也都深入科学实践的具体形态，进一步推进了新实验主义的研究。〔8 〕可以说，新实验主义者对实验实践的关注，反映出科学实践本身就是一项复杂的人类参与的活动，特别是哈金批判了传统逻辑经验主义将实验数据完全独立于科学理论、科学理论的构成以实验表象为基础的经验主义实验观、以及汉森提出的“观察渗透理论”观点。哈金认为实验不只是局限在观察的范围内通过实验操作得出数据，而是涉及操作过程中各种技能。另外，由于很多实验先于理论，所以，观察渗透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也没有很好地概括理论和实验之间的本质关系。也就是说，传统的理论与实验的截然二分是片面的，人们应该着眼于寻找特殊的实验实践，使其能够促生观察报告获得合法性与可靠性。
如果立足于科学诠释学的观点来分析，科学是作为一个整体将科学使之可知的事物带入人类生存的背景之中，实践的科学诠释学任务不仅要解释适用科学的程序，还要在科学应用之前提供一种合理的说明。〔9 〕 （P93，137 ）不仅如此，科学的诠释学反思也是从对科学进行操作的具体实践中归结出来的，并且依靠实践的帮助，人们才可以更好地理解与把握近代科学关于概念、技术等因素在自我理解过程中产生的诸多困扰。
总体来讲，在科学诠释学的视野下，“科学研究是一种寻视性的活动，它发生在技能、实践和工具（包括理论模型）的实践性背景下，而不是发生在系统化的理论背景下。” 〔5 〕 （P101 ）科学诠释学的主张是科学哲学前进的方向，它对科学所做的一切发生在他控性的网络互涉中。所以，对科学进行诠释学的解读除了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上之外，也必须全力避免诠释学作为方法论的普遍使用而过于宽泛。就像劳斯对其进行的科学的文化研究一样，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涵盖有关实践的种种探索——通过这种探索使我们对科学的理解具体化，使之维系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并向新的文化情境转译和扩展”， 〔5 〕 （P320 ）正是由于诠释学与实践的交织使科学、诠释学及其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明朗化，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反思已经表现出诠释学维度的恢复与传统诠释学的汇合。〔10 〕 （P40 ）
总之，无论科学家们如何避免，科学及科学研究都要在不同程度上受多种因素的制约，科学亟待得到一个源自文化的、社会的、伦理道德的功能性的规训。这种规训得以实现的角度，即从实践的科学诠释学角度去审视科学。同时，科学诠释学的观点也理应避免对科学进行研究分析中的过分自负，务必要意识到在实践的——经验的事实基础上上升到科学理论是一个循环往复的系统，尽管像兴趣、直观性、社会因素等非客观性因素在整个科学系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也无法捍动各学科客观知识的本体论预设在整个科学研究系统中的核心地位，过分追求科学研究中的非逻辑性与主观因素的作用，人类繁衍千百年来所形成的科学体系将成为空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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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吴 彤.郑金连.新实验主义：观点、问题与发展〔J〕.学术月刊，2007（12）.
科学实践观的重要意义范文3
关键词：大众；科学传播；实践论科学哲学
中图分类号：B0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22-0092-02
一、在理论优位的科学哲学之下的公众形象
对于科学的哲学研究及其哲学观，是我们这个时代对于科学这一现象系统和整体的认识，科学传播的实践受制于同时代的科学哲学，科学传播演变和发展与科学哲学的理论更迭有着较强的相关性。在科学传播的过程中传播者所持有的科学哲学观，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对科学传播方法的认识。现代的科学传播经历过科学普及和公众理解科学两个主要的范式。
传统的科学哲学是一种理论先在的哲学，其代表为逻辑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它是意识哲学沿着自身逻辑不断发展的产物，其主张科学作为代表人类所能获得的最高真理和纯知识具有逻辑必然的正确性。但库恩的科学历史主义打破了知识论科学哲学的模式，随后以色列哲学家本-大卫在《科学家在社会中的角色》一书中进一步指出，科学之所以在哲学上扮演了如此的角色实际上是有其历史和社会原因的，即科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打破了基督教对人们思想上桎梏，科学家则扮演了修士们原来所扮演的角色，科学与教义一样，需要向全社会宣讲[1]。时至20世纪末，哈贝马斯在其著作《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中对这一观点进行了系统的论证[2]。
二、公众理解科学的诞生与公众形象的转变
20世纪末，英国学者对科学普及的弊端做了深入的研究，并提出“公众理解科学”的方案。其中重要的有，1985年的《博德默报告》，1995年的《沃尔芬达尔报告》，2002年的由参议院科学技术特别委员会做出的《科学与社会》报告。这一系列的报告就公众理解科学这一问题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具体建议。公众理解科学范式的出现，其主要原因并不是科学普及范式的崩溃，而应该归因于，科学技术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引发了诸多矛盾，从而致使反科学主义尘嚣四起，公众不再信任科学这种意识形态。为了维护科学――资本主义的利益共同体，相关国家的政府机构纷纷推出公众“理解”科学的政策，通过公众理解科学，来维持原有的国家投入税金生产新技术，资本利用新技术来获利的利益共同体。
在公众理解科学的范式下，公众从“刺激-反应”传播模式中的接受者，变成了一股可以影响科学发展的力量，公众成为科学家在科学传播中需要认真思考和对待的对象，科学家需要公众理解科学，进而支持科学。但是，公众理解科学的科学传播范式的出现，并没有扭转科学传播界将科学视为一种知识而非实践的观点。在公众理解科学的范式下，科学共同体依然关注的是公众的科学素养，考查公众对基本科学知识的了解程度，对科学的研究过程和方法的认知度，以及对于科学技术对社会和个人所产生的影响是否达到初步的理解。在公众理解科学的范式下，公众概念的地位虽然得以提高，但是依然没有明确科学是一种实践的概念。
三、在实践论科学哲学之下的公众形象
虽然几乎没有学者讨论在实践论科学哲学视野之下的科学传播，在现实中也没有一种专门与实践论相匹配的科学传播模式，仅就实践论科学哲学而言，其内部就包含了对科学传播新的理解，以及在实践思想下，公众在科学实践中所处的地位。与以往的科学哲学相比，实践论的科学哲学不仅认为科学是一种人类实践，同时更进一步强调深入到科学实践的情境当中，来发现科学的产生、发展和演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公众不仅在知识生成的过程中扮演了“网络行动者”中的一员，参与形塑了科学知识的生成；同时在科学知识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传播的过程中，需要受过实验室规训的成员的“转译”，在这个过程中，同样不能忽视公众的态度。
1.科学的生成与公众的参与
20世纪80年代，随着巴黎学派利用人类学研究方法对科学实践情境研究的深入，其局限性也随之凸显出来，“受制于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实验室研究只能停留在一个地点，而无法顾及网络、观察全局。……拉图尔的实验室研究过分地强调了对科学知识的生产地点的研究，过分注重了对实验室中经验材料的研究，对它们在理论上的重要性进行了过分的夸大。”[3]
基于对人类学研究方法所带来的局限性的突破，巴黎学派提出了“网络行动者理论”，1986年卡龙在《行动者网络的社会学》一文中利用“网络”这一隐喻，将形塑科学知识的力量从实验室延伸到了实验室之外，将更大范围的商谈联系起来，主张发现新行动者对于科学STS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而以往巴黎学派关注的实验室，包括科学实验规训、实验材料和现实环境等，作为科学知识的生产场所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在此基础上，卡龙进一步地将这一网络延伸到实验室之外，将实验室及其有关的外在社会，共同构成一个行动整体和网络，政府、企业、NGO和公众等，任何能够影响和形塑科学的力量，都包含在这一网络之内。在对实验室的微观网络和外在的宏观网络两者磋商―互动的调查研究中，巴黎学派的研究者逐渐认识到，实验室通过建构技术而影响社会，而各个行动者通过各种互动、磋商和博弈来形塑技术。网络行动者理论突破了传统单向度的科学生产―传播理论，将科学的生产和形塑引入了一个更为复杂的情景当中。
在行动者网络理论的视野下，科学知识的形塑和建构过程离不开各方力量的参与，在当下社会的语境中，无论是政策和法规的确立，还是大众媒体的监督，亦或是环境保护组织的行动，这三者对于工程的形塑的根本力量，都源于公众的参与。
2.科学知识的地方性迁移过程中公众的参与
实践论的科学哲学研究并没有止步于强调公众参与到科学实践当中，科学作为一种知识的传播过程同样也进入到科学哲学家的视野当中来。
劳斯在批判继承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基础上，吸取了伊恩・哈金的实验实在论的观点，指出以往的科学的情景研究忽视了实验的核心性作用。他认为，正是因为科学实验所具有情境性和介入性等特点，才使得科学知识在产生之初就拥有了具体化和情境化的特性。随后他进一步借用了用吉尔兹的“地方性知识”的理论，指出科学的实践和生产的具体情境塑造了它的地方性，这一情景的就是实验室，“科学知识首先和首要的是把握人们在实验室（或诊所、田野等）中如何活动。”[5]在实验室中，“科学知识是一种介入性的活动，它植根于对专门建构的地方性知识的情境（典型的是实验室）的技能性的把握。”[6]77对这种技能的掌握始于实验室对科研人员的培养和规训，“福柯将他的注意力局限在构成人类个体知识的实践中。但是，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实验室中。而且运用的技术也十分相似。”[6]120
显然，科学知识是一种地方性知识是与传统观点相左的，所以他进一步批判了理论先在的科学哲学所假设的科学观，他指出科学知识的传播和技术的推广，是实验室生产的科学知识不断按照社会要求变迁的结果，尤其是不断被社会技术规范形塑，从而达到标准化的结果，“科学知识在实验室之外的拓展就是地方性实践的‘转译’以适应新的地方性的情景。”[6]109就是将实验室的这一地方性情境生产的知识，通过技术标准化的方式加以改造，从而适用于更广泛的地方性情境当中。
但劳斯并没有打算将科学知识影响局限于技术产品扩散和知识传播的效果当中，而是将这一问题放在更广阔的领域中进行审视。他借用福柯的观点指出，“资本主义的相关特征不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而是资本的积累、组织和有效利用。如果不对生产的物质力量进行重构和组织，那么我们就不可能对人进行重构和组织，从而使之更具生产性。在这种重构中，实验室和科学实践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他想借福柯之口说明，技术应用的过程只是一个表象，其本质是科学知识脱离其生产情境不断向外拓展的过程，“实际上科学知识在实验室之外的拓展就是地方性实践的‘转译’以适应新的地方性的情景。”[6]123但是，在这个拓展过程中环境的复杂性和技术系统的“紧密耦合性”形成了科学传播最大的障碍，从而使“在科学实践向实验室外的各种拓展中，实验室原本的规训变得不可或缺，因为它们把起源于实验室的诸多控制和限制强加给了世界。”[6]123
这种科学知识的地方性变迁中的“转译”过程造就了科学传播中的科学共同体的权利。在转译过程中，科研人员将自身在实验室习得规训和默会知识，转译为新的地方性情境中的语言，从而将实验室的规训通过技术传播给了外部世界。这一传播过程，不仅包含着科学知识和技术产品，同时也包括实验室内部的伦理规范，比如，网络技术的传播不仅仅是知识和产品的传播，同时将科学共同体内部的“科学公有主义”规范推向了全社会，从而形成了当下的“开放版权”运动。劳斯认为科学知识和技术人工物的传播过程中，科学家始终处于一种信息的优势当中，这种优势来源于科学知识的地方性。如果想进一步促使科学知识的传播，让公众理解和支持科学，那么有赖于科学工作者在转译的过程中，通过选择适宜传播的语言，向公众传播科学知识。
四、简短的结论
在科学普及的模式下，科学传播者将科学视为一种知识，而科学传播是一种单向的信息传播，公众只是被动的信息接收者。公众理解科学出现之后，虽然强调公众对科学的理解，从而将理解转化为对科学事业的支持，但是依然将公众视为一个被动的信息接收群体，并没有真正考虑到公众本身的复杂性，同时也没有考虑到现实中公众对科学实践的介入。当代实践论科学哲学研究不仅了科学作为一种纯知识论的哲学观点，同时将科学实践情境展示给全社会。在这个过程中，公众在科学实践中的地位得以凸显，公众作为行动者参与到当代科学的形塑过程当中，也就是说实践论科学哲学意在描述了科学共同体与公众之间双向互动的情境。与此同时，劳斯的科学政治学研究也凸显了在科学知识传播的过程中，科学传播其实质是地方性知识转译的不断转译，这一转译过程依赖于受过实验室规训的研究人员，但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需要传播者因地制宜地制定传播策略、分析受众的情况，才能加速科学传播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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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锦春.公众理解科学的新模式：欧洲共识会议的起源及研究[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7（2）：021.
科学实践观的重要意义范文4
关键词：实践观；基本原理；唯物史观；实践性
一.基本原理的内涵
什么是的基本原理？学说内容极其丰富，但它最主要的基本原理是什么呢？基本原理是标志整体性的范畴；基本原理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领域即整个世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层次的基本原理；二是运用世界观和方法论层次的基本原理具体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得出的基本原理；基本原理具有四大特征即整体性、层次性、稳定性和发展性。这样，基本原理涵盖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三大领域、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大组成部分以及人类处理自然关系的实践、处理社会关系的实践、科学实验三大基本实践形式的基本规律。基本原理是经过人类实践活动反复证明的真理性认识。基本原理能够经受住实践的检验，而且必将能够接受人类实践活动的进一步检验，在实践活动中显示真理性认识的巨大威力。
二.实践观与基本原理的联系
1.《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对实践观的阐述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一条中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1]由此可见，马克思在对以往旧唯物主义哲学的批判中，实质上是对实践的内涵做出了阐释。客观世界不仅作为直观的对象，而且是实践的对象；人不仅是直观的主体，更是实践的主体。所以，人是实践的主体，实践是主体的人的自觉能动的活动，这种活动是感性的物质活动，也是客观的活动。“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2]在强调客观，重视感性客体自然和人的同时，必须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的客观实践活动。
马克思在第二条中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3]此点是马克思对实践这个根本观点在真理问题上的具体化展开。人们在实践的基础上，在实践中能够实现主客体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而且人的思维在社会实践中证实具备认识客观现实世界，获得客观真理的能力。“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思维的此岸性。”[4]马克思将实践的观点引到认识论领域，对哲学史上关于真题标准问题的讨论做了科学的概况总结，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人们的认识正确与否必须通过社会实践来进行检验。实践准则是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准则。
马克思在第八条中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5]这就表明，人类的全部社会生活都是以实践为基础的；整个社会生活，特别是物质生活本身就是实践的发挥过程。不管人类的政治活动、经济活动，还是精神活动都是社会生活，都能通过实践找到其根本。认为，实践不仅是社会生活的本质，而且是社会精神生活的唯一源泉，是精神生活的基础。“凡事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这说明即使是神秘主义的东西也能在人类的社会实践中找到合理的解释，并且，这些神秘的东西最终也会随着实践的不断深入，最终在人类的意识中得到根除。
2.实践观与基本原理中的唯物史观是统一的
实践观的确立是同唯物史观的形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就不会有科学的实践观。只有依据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理论，才能科学地阐明‘社会实践的本质、作用和意义。唯物史观是基本原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从实践观与唯物史观的统一可以证明实践观与基本原理有着密切联系。
根据马克思关于“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原理看，实践的基本内容就是使用工具和制造工具的生产劳动。这种实践活动具体地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体现着人的本质。因此说，实践就是人们自觉的、有目的认识、改造自然和社会存在的感性活动的客观形式。实践作为自觉的、有目的的活动，它必然是完整的、具有内在结构规定性的活动系统。实践观所说的实践的基本内容和基本形式，就是制造和使用生产工具的劳动生产实践活动，即对自然和社会的理论关系和实践关系。历史永远是人对自然和社会的理论占有和实践占有，即永远是人们不断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它充分体现出实践是具有内在结构规定性的综合系统。这种实践观，既同一切唯心主义的认识论观点区别开来，也同旧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区别开来。它否定了把实践看做无规定性的纯主观活动的意志论，排除了忽视历史规律性夸大主观能动性的‘实践论’。依据这种科学实践观看，感性材料不是认识的起点，实践活动才是认识的起点。旧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是以感觉材料为认识的起点。所以，它是一种从感觉、知觉到概念的循序渐进的单线过程，是消极的、被动的、照镜子式的直观反映过程。建立在的实践基础上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积极的、能动的反映过程，是感性和理性的统一、实践和理论的统一的复线前进的过程。马克思说：“我们看到，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的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决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一个现实生活的任务”。[6]其次，从分析实践的基本内容和基本形式中，还表明了实践所体现的人对客观世界的能动性，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中所说的，以生产力发展为标志的人对客观世界的改造。由此可见，的实践观和历史观是紧紧联系在一起来的。唯物主义历史观脱离了实践观，就失去了作为主体人的能动的现实物质活动，没有主体的能动性，就会导致宿命论或经济决定论，同样，的实践观如果脱离了唯物主义历史观，也就脱离了人类物质生产活动的具体地历史规定性，没有历史规定性的实践，就失去了具体地使用和制造生产工具的基本意义，就会把实践等同于一般的感觉经验，从而走向主观唯心主义或唯意志论。的实践观和历史观的统一，是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个统一的“纽带”就是关于人的本质理论的科学制定。依据马克思在《提纲》中关于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和“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论述，非常清楚的表明：马克思不满意以往人们只是从抽象的“人”和“人性”，出发，在思想精神的社会关系中谈论人的观点，他强调现实的人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应当从社会关系的总和中来考察人，不能从人自身去考察人。所以说，要科学地揭示人的本质，就必须认识和掌握人所处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一切社会关系都是具体的、历史的，因而科学地认识社会历史，就成为揭示人的本质的前提。然而，社会历史是人的社会历史，人又是社会历史的人。由此可见，科学地揭示人的本质，就成为唯物主义的说明社会历史的一个重要方面。《提纲》还表明：马克思既不满意脱离了从事物质活动的现实人的精神能动性，也不满意没有主体能动性的直观反映论。他强调实践是人有目的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感性活动的客观形式。因此，对人的本质的科学揭示，就为科学实践观的建立找到了现实基础。所以说，的实践观和历史观统一的“纽带”是关于人的本质理论的科学制定。任何割裂二者的统一关系，甚至把二者对立起来，都是错误的。
3.实践性是最重要的内在品质
“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7]。不同于其他理论的地方，就在于它是以实践为基础的，它的活力只能蕴涵在和实践的有机结合中。因此可以说，实践性是最重要的内在品质。无论是从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理论价值的体现，还是未来的生存和发展，都离不开实践。创始人的理论分析和研究，不是坐在书房里冥思苦想的，它们都是建立在对社会的长期调查研究和自己社会实践基础之上的；发展过程中每一个划时代的成果，既不是纯粹的理论臆断，也不是凭个人智慧创造的，而是在无数次的尝试、无数次的实践中取得的。中国化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的产生和发展都是与实践活动密不可分的，这一实践不仅仅是停留在感性层面的“具体再现”，更是一种最终上升为理论层面、将实践的经验教训加以总结的实践活动。正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实践过程中，正是在一次又一次的理论总结中，的理论观点得以产生，的理论体系得以形成，的理论成果得以延续，的理论魅力得以彰显。因此，不断创造新的理论生命的实践品格，推动了的时代化。实践观让不断深化和发展，这一理论也是实践性的完整诠释。
三.结语
综上，实践观是原理的一个重要理论，它与基本原理有着密切联系。马克思在其著作中不断体现出实践的重要意义，并且其思想也在实践的践行中不断完善。此外，实践观不是独立存在的，它与基本原理的诸多部分息息相关，彼此联系，相辅相成。特别是实践观和唯物史观的统一，不只表现在科学实践观的确立同唯物史观的形成联系在一起的，而在科学实践观关于实践的基本内容、基本形式和基本特征中，更加清晰地体现出来。此外，实践观丰富了的内在品质―实践性。所以，实践观是基本原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4.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5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5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5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5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 第127页。
[7]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6
参考文献：
[1]《侯惠勤自选集》，北京：学习出版社，2012 年。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
[3]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6.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 第127页。
[5] 孙正聿等：《基本理论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6]肖前、李淮春、杨耕主编：《实践唯物主义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
科学实践观的重要意义范文5
一、语文教育的目标
语文教育工作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时代的发展，教学内容可以相同，但教学主题要与时俱进。近年来，语文教学都提倡改革，其中有一个新课题，就是“在教学活动中教师引导学生进行综合性学习”。对于“综合”的理解也是百口不一、众说纷纭，但无论哪种说法，最主要的还是如何将“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融进传统僵硬的教育思想中，在融洽欢快的教学气氛中打开学生的心窗，走进学生的心扉，在课堂互动中引发学生的真情，让学生在学习中懂得爱国、爱家、爱人、爱己，从而塑造健全品格。
二、人格教育的可能性
所谓人格教育，就是教育要能够主动地、有目的地、有计划地用心理学方法或者教育学的方法，对于成长过程中的每个正常个体实施培养良好的心理品质、督促人格健康发展的各项社会活动。人格教育也有其心理基础，人本心理学认为，人格的自我实现是成长的需要。自我实现的人能够接纳自己，他们承认自己有弱点，并努力改进，同时他们又较少受文化规范和习俗的约束，而具有创造性。人格教育正是强调通过培养个性独立、富有创造性的人来满足社会需求，对人的成长具有重要意义。
三、塑造学生的人格雏形
语文教师应该如何帮助学生树立良好的品格呢？笔者认为培养学生品格的主要地点是课堂，而书本、教师和学生是课堂活动中的三个要素，那么这三个要素必然和塑造和谐品格有重要的关联。人格力量不仅表现在人生态度积极、进取和高昂，也表现在人生受到打击、挫折乃至屈辱时所呈现的那种旷达的心态。
1.借助文本对学生渗透和谐人格的意识
语文对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当代学生的健康人格有着重要的作用。中国古代的诗教、 礼教、 乐教，其要义都是人格的感化。我国传统文学的人格教育，其实就是中国文学精神的熏陶和感染。语文学科有显著的人文色彩，它可以在人的感性、情感层面产生影响，从而改变人的品行、气质和人生境界。积淀了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的语文教育，是培养学生人文精神和健全人格的有效途径。
2.教师的人格对学生人格意识的影响
青少年时期是品格形成的重要时期，其间教师和家长对学生的影响尤为重要。尤其是教师，由于职业的特殊性，其对学生的品格影响更为重要。无论是阅读教学、习作教学，还是活动开展、知识交流，语文课一定要守住“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这条线。教师可通过情境式和启发式的课堂教学，将优秀作品中的人格力量传导给学生，激发学生兴趣，并营造良好的环境和氛围，起到对理想人格的熏陶作用。同时，教师的个人示范作用和人格魅力，也可以对学生进行隐性的教育。课内的引导、点拨和示范，加上课外的鼓励、帮助和支持，可以使学生悉心体悟，从而举一反三，深入其髓，深得其义。
3.在语文教学中发展学生的个性
在实施教育改革的今天，世界著名教育家马斯洛的人本主义教育理论已日益被广大教育工作者所接受，“以人为本，促进学生个性发展”的教育思想日渐得到广大教师的重视。
科学实践观的重要意义范文6
【关键词】社团活动；大学生；科学精神
The Cultiv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Scientific Spirit by College Community Activities
HUANG Rong-xiao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31， China）
【Abstract】Due to “emphasizing on knowledge and neglecting mental training” in college scientific spirit education， there is a lack of scientific spirit， which is an important spiritual resource of a wide influence. By the means of academic lectures，finacial support to research project and social practice， the scientific spirit could be nurtured.
【Key words】Community activities；A college student；The spirit of Science
1 社团活动与科学精神的内涵
在我国，自“”提倡科学和民主以来，“科学”已是一个使用非常普遍的名词。从词源上讲，英文“science”、法文“scientin”均源于拉丁文“scientia”，其原意是指“知识”、“学问”，这也是科学一词最基本也最简单的含义。在古代中国，相当于这个词义的词是“格致”，即要求得知识，知道某事物的奥妙，就要去格物，就是“格物致知”的意思，最早见于《礼记？大学》，书中说“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严复在翻译《天演论》等科学著作时，也用“科学”二字代替了“格致”。此后，“科学”二字便在中国广泛运用，直到今天。而明确提出科学精神概念并提倡“弘扬科学精神”的人是任鸿隽。1916年，当时的中国科学社的社长任鸿隽认为，“科学精神者何，求真理是己”。他认为，科学精神至少有五个特征：“崇实”、“贵确”、“察微”、“慎断”、“存疑”。他还说，如果再加上不怕困难、不为利诱等美德，就更完备了[1]。此后，我国学者对科学精神的定义一直存有争议。
所谓科学精神，是指科学以及科学活动的内在品质和灵魂，它是科学主体（科学家）的内在精神气质、品质和科学活动的内在性质、特质在求真创新基础上的统一[2-3]。也就是说，科学精神是科学家群体，在长期的科学实践过程中形成和体现的高尚的情操、气质、品格和行为特征，以及科学活动过程中制度化、规范化的共同价值认同的内在统一。
所谓社团活动，是指人们依据共同的活动目标，自愿、自主开展的具有互益性、非营利性的社会活动。就中国高校而言，社团活动主要是指大学生所组织开展的校园文化活动。结合我国高校当前实际情况，社团活动是培养大学生科学精神的重要载体和途径。
2 大学生应培养的科学精神
20世纪科学发展的速度和科学理论物化的速度呈现不断加快的趋势。尽管我国的科学事业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但从总体上看，科学的创新还很薄弱，我们的科学精神还非常欠缺。因此，大学生科学精神的培养显得尤为重要。
（1）培养热爱知识、追求真理的精神。英国近代唯物主义哲学家培根曾经就把“要追求真理，要认识知识，更要信赖真理”看作是“人性中最高上的美德”。科学探索的主体是科学家，科学家把追求真理作为自己的崇高目标。“为认识而认识”、“为科学而科学”是科学家的高贵品质。如今，科学家之所以对世界的认识越来越清晰，正是由于科学家具有热爱知识、渴求和崇尚真理这一特质，具备了科学的求真精神。任何真理都是相对的，科学理论作为科学家的探索成果，是否达到了相对真理，还需要反复地观察、试验和论证。
（2）培养实事求是、敢于创新的精神。追求真理必须以客观存在的事实为研究对象，并实事求是地开展研究。实事求是，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从复杂多变的客观世界中，排除谬误、摈弃迷信、去伪存真，获得真理性认知和科学结论的过程。实事求是决不容许弄虚作假，决不容许采取欺骗行为，反对任何无中生有、肆意歪曲和欺诈。科学家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还会碰到来自自身以外的错误认识的干扰。而真理就是在从同谬误做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在探索真理的科学活动中，科学家逐渐养成了锲而不舍，永往直前地追求真理和捍卫真理的大无畏勇气。同时，科学领域之所以不断有新发明和新发现，之所以充满着生机和活力，就在于科学家们敢于改革创新，敢于向权威与成见挑战。
（3）培养锲而不舍、忘我献身的精神。探索是探究未知规律的主要方途径，是一切重大科学发现的必由之路。但规律并不是表象的，而是隐藏在表象背后的本质。因此，科学认识需要科学家付出辛勤的劳动，经历无数的磨难。探索的艰苦性与艰难性是由世界的无限性和复杂性所决定的。只有锲而不舍，才能发现事实，解释说明事实，揭示客观事物的规律，透过复杂的现象，抓住事物的本质，从而正确认识外部世界。为了追求真理，为了科学事业，科学家们忘我地、默默地工作，他们奋力拼搏、孜孜以求，但又淡泊名利、不求闻达；为了追求真理，面对邪恶势力或危险的环境，他们会永不低头，甚至义无返顾地不惜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马克思曾经借用但丁的诗句来说明科学献身精神，“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
（4）培养平等自由、宽容协作的精神。在科学的发展中，在平等基础上的民主自由，不仅是科学发展的前提，也是科学所追求的目标。科学家无论是在科学共同体的内部还是在其他领域，科学家之间以及科学家与其他社会成员之间是平等的。自由也是科学的品格。亚里士多德在他的代表作《形而上学》中，有大量有关科学是一种自由探索的论述，他说，“显然，我们追求它并不是为了其他效用，正如我们把一个为自己、并不为他人而存在的人称为自由人一样，在各种科学中惟有这种科学才是自由的，只有它才仅是为了自身而存在”。科学活动不仅允许不同学术观点的存在，而且允许实验、允许失败、允许发表不同意见，强调尊重少数，保护少数，在科学真理问题上不搞少数服从多数。科学活动对民主、平等与自由的强调，造就了科学家的宽容精神。在现代大科学时期，相对于复杂庞大的科学知识体系，一个人的知识和能力是有限的，单个的科学家很难在独立的探索中取得较大的成就。所以，在长期的科学探索实践中，科学家之间以及科学共同体之间存在着交流与合作，科学家逐渐形成了提倡团结协作的合作精神。
3 大学生科学精神培养的不足
一直以来，我国对科学的认识是建立在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思想观念基础之上的，在过分强调科学的工具理性的同时，忽视了科学精神的存在及其教育和普及，科学精神的缺失值得关注。
（1）科学教育重知识传授、轻精神培养。所谓科学教育，即包括科学知识的传授和科学方法的训练，应该也包括科学精神的教育和培养。高校教育或社团活动中，大学生虽然通过学习具备了某些科学知识，甚至是一些科学工作者、科学家，也不一定都具有科学精神。“具有科学精神远比掌握科学知识更难，改变人们的陈旧观念远比传授某种技能更难”。然而，长期以来，我国的科学教育侧重于传播科学知识，而在培养科学方法、弘扬科学精神方面比较薄弱。高校是教育人、培养人的地方。而忽视学生科学精神的培养，又缺乏科学精神传统指导的学校里培养出的人才，必然是缺乏科学精神的人才，这样的人才在各个工作领域里都是难以有所作为的。教育领域科学精神的缺失不仅导致了教育向畸形方向发展，也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科学进步。
（2）科学研究多急功近利、轻学术道德。真正的科学研究一般分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两大类。基础研究是以增进科学知识为目的的研究，是所谓的“纯科学”的研究，它不以特定的直接应用为目的，它的价值不在于其有用性，而在于对真理的追求。而应用研究则是以特定的实际应用为直接目的的研究，是一种应用科学研究。而我们的科研项目评价体系或多或少地带有急功近利的价值取向，科研资金和利益分配都倾向于实用性的项目，如，一个项目的审批，一定要看当你完成这个项目后会产生多大的经济效益等。求实求真精神是科学精神中最基本的内核，是科学达到真理性认识的最基本的保障。然而，在当前我国的科学界，心浮气躁，急于求成，弄虚作假，欺上瞒下，不实事求是的现象屡见不鲜。如昔日令国人振奋的“汉芯”系列却成为一幕欺世闹剧，上海交通大学的陈进事件令人寒心。在学术界，因学术观点的差异而形成学派，从而开展学术之争是正常的，而且是必要的。可惜，在我们的高校、科研院所，在期盼学派更多一些、更强一些的同时，却看到了太多的因历史纠葛、恩恩怨怨、利益分配而形成的“帮”、“派”。
（3）科学普及观念需更新、渠道需拓展。在以科学为主要发展动力的时代，如果没有科学普及，文化和经济的进步是不可能的，社会的发展也是不可能的。向公众传播科学知识、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应该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然而，在我国，科学传播常常被理解为科学知识的传播。我们的科普工作重科学技术的普及推广，轻科学精神的传播。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在很多地方还没有成为被人们普遍接受的观念，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仍然没有成为一种真正的大众文化。此外，科学传播的渠道不畅通。一方面，科学传播本可以有多种不同形式，在我国，科学传播过分依赖于传统的科普书刊杂志和科技场馆，但服务于公众的科普书刊杂志数量有限，科普场馆和设施也非常缺乏。另一方面，作为科学传播渠道的各媒体不注重加强记者和编辑科学素养的培训，导致从业人员对科学理解不够，科学报道的水准较低，并常常夸大和误报一些科学事件，严重违反科学精神。
4 社团活动对大学生科学精神的培养
科学精神是在科学家长期的科学探索活动中逐步磨练形成的，是科学共同体在长期的发展历程中，慢慢积淀而成的。它寓于科学探索活动之中，是从科学活动中提炼出来的，但并不是只有科学本身才产生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是多种因素的融合在科学这样的特殊活动中得到充分展现的。因此，除了第一课堂的科学知识的传授之外，高校通过开展社团活动，也可以促进大学生科学精神的培养。
（1）举办学术专题讲座。学术讲座是科学家与大学生进行思想交流、精神碰撞必不可少的途径。学术讲座既是科学家知识浓缩和思想精华的集中反映，也是学生汲取科学精神和知识营养的重要渠道。大力开展学术讲座既是校园文化建设、科学精神传承的有效方式，也是提升校园文化底蕴和品位、培养大学生科学精神的重要举措之一。通过学术讲座，可以提高大学生境界、拓宽视野、活跃思维、培养健全人格的功能，可以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和良好精神风貌、人文素养。如华南师范大学于2011年11月9日邀请诺贝尔奖评委、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拉斯・奥尔夫・彼昂（Prof. Lars Olof Bj？rn）作《诺贝尔奖评委谈2011诺贝尔物理学奖和化学奖》专题学术讲座。彼昂针对中国学生存在的迷信权威、缺乏创新性等不足，希望大学生认真学好科学知识，培养动手能力与创新精神，用自己的智慧为科学研究作贡献。
（2）推动课外科研立项。大学生课外科研立项活动日益受到高校的重视和青睐，逐渐成为高校社团活动的品牌。大学生课外科研活动有利于改变传统教育“满堂灌”、“填鸭式”的教学方法，调动大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培养学生的好奇心，培养学生的科学兴趣。大学生参与课外科研活动，有助于直接接触科学研究，了解科学本质，训练科学方法，提升科学素质，培养科学精神，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促进学校发展。如华南师范大学专门出台了“学生课外科研重点课题管理办法”和“学生课外科研一般课题管理办法”，推动大学生课外科技创新活动的开展，营造良好的学生科研氛围，提高学生参与科技的意识，培养学生“爱科学、学科学、尊重科学、发展科学”的观念和精神。
（3）开展社会实践活动。科学精神的培养，可以把学生放到真实的社会实践情景中去，让学生用科学去探索实际问题。科学发展的历史证明，热爱科学的品质是在科学实践中培养的，离开了实践，科学就成了无源之水。同样，科学精神的培养也必须建立在科学实践的基础上。科学的最终目标是为人类谋幸福，因此，科学应关注、解决社会问题，关注、促进社会的发展。把学生放到真实的实践情景中，用所学的科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既有利于培养学生发现问题、综合解决问题的能力，还能使学生在科学实践中锻炼、学习和体验，使他们在实践中享受科学探索的乐趣，激发科学创新的灵感，学会科学协作的方法，培养求真务实的品格，树立为科学事业献身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如华南师范大学将暑期社会实践活动作为培养科学精神的平台，2010年共组建了155支社会实践团队，动员了上万名大学生开展实践活动，共完成调查报告275篇。
（4）组织科技创新竞赛。大学生科技创新竞赛在培养科学精神、提高大学生创新能力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对提高大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和兴趣具有积极的促进作，有利于引导青年大学生崇尚科学、追求真知、勤奋学习、锐意创新，投身到学习科学、应用科学的实践当中。根据竞赛的性质、影响、参赛范围等因素，学术科技竞赛分为国际级、国家级、省部级、市厅级和校级等。这些竞赛活动可以引导、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科学观念，培养科学动手技能，提高利用科学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如华南师范大学已经形成国家、广东省、学校、学院（系）不同级别的“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品牌，在学生中推广“崇尚科学、追求真知、勤奋学习、锐意创新、迎接挑战”的竞赛宗旨，培养大学生的科学精神。
（5）推进科普知识宣传。科普是对科学技术知识的吸取、传播、转移和扩散的过程。科普传播的过程就是用科学知识和技能武装头脑，用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培育人的过程，是使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活动。从科学技术发展史、科普内涵、科普功能等方面开展科普知识宣传推广，有利于促使科学与大学生实现零距离接触，引导大学生认识科学、理解科学、使用科学，在潜移默化中促进科学精神的培养和形成。华南师范大学一直注重科普宣传推广，如利用承办“2011年天河区全国科普活动启动仪式”等契机，宣传、展示“光动媒”等系列科普成果，集科学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贴近学生、贴近生活，吸引大学生了解科普知识，培养科学精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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