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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农经济形成的条件范文1
关键词：农业内卷化； 边际效用
中图分类号：F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315（2012）04-140-001
在《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一书中，黄宗智提到这样一种现象：使用雇佣劳力的大农场和依赖家庭劳力的家庭农场对人口压力会作出不同的反应。大农场得以就农场的需要变化而多雇或解雇劳力，而家庭式农场则不具备相似的弹性。从相对劳力而言，面积太小的家庭农场，无法解雇多余的劳力，面对剩余劳力的存在和劳力的不能充分使用而无能为力。迫于生计的压力，这类农场在单位面积上投入的劳动力远远大于使用雇佣劳力的大农场。这种劳力集约化的程度可以远远超过边际报酬递减的地步。类似这种在农作生产中集约化到一定程度，导致边际报酬收缩的现象叫做“农业内卷化”。
理解“农业内卷化”的现象，不可以简单地用追求最大化利润的模式来分析，需要同时用到关于企业行为和消费者的抉择理论两个定律。一个有剩余劳力的小农，把投入农场的劳力提高到如此高的地步，是因为这样的劳力对他来说只需要很低的“机会成本”。所谓机会成本，即一种资源可以有多种用途，如果用于某一用途，就不能同时作为它用，便失去了投入其他用途的机会。由此便产生了机会成本。简言之，机会成本是指做出一种选择，而放弃的其它选择的最大价值。由于在17、18世纪中国，小农的剩余劳力缺乏选择其他就业的可能，因此投入到农场的这些劳力对于小农来说，只需要很低的机会成本，而这种劳力的报酬，对于一个在生存边缘挣扎的小农消费者来说，具有极高的“边际效用”。
不用来自企业行为的理论：追求最高利润的观念，而用来自微观经济学中关于理性消费者的抉择理论：“效用”概念的好处是，它可以考虑到与特殊情况相关的主观选择。也就是说，要把家庭农场当做一个生产和消费合一的单位来理解。这样一个单位的生产决策，是同时由家庭自身的消费需要以及为市场而生产的收益核算而形成的较贫穷家庭式农场为主。而这种家庭式农场，并不以资本主义企业行为的逻辑来支配活动。一个资本主义企业，不会在成本超越报酬的情况下继续投入劳力。但对于一个有剩余劳力及挣扎于饥饿边缘的贫农家庭式农场来说，只要边际报酬保持在零以上，便值得继续投入劳力。我们可以说：鼻子快被睡湮没的人，会想尽一切办法，以求露出水面。
不少贫农农场都会采用内卷式的经营方式，即在同一作物上投入了近乎经营式农场一倍的劳力，而取得的只是急剧递减的边际报酬。他们之中有的过分集中于单一的经济作物，因此，收成丰歉和市场价格升降的风险，会使他们长期的平均收益受到损失。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小农得不到理想的发展。
用边际效用来解释农业内卷化，就要先看看何为边际效用。
英国功利主义哲学家和经济学家杰里米·边沁最早提出了效用概念。他提出经济学应该是研究效用的课程，所谓效用是指物品能使人获得幸福和避免痛苦的能力，而一切物品的价值都在于它的效用，因此政治经济学应以最大幸福原理和效用原理为基础。
边际效用就是指消费者在新增加的每一个单位商品的消费中所获得的效用，也就是消费者对某种商品的消费量增加一单位所增加的效用。
观察人们的行为和心理可以发现一个规律性的现象：当我们越来越多地消费一种物品时，获得的额外的满足程度会下降，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把这一现象称作“边际报酬递减规律”。边际报酬递减规律是指：在一定时间内，在其它商品的消费数量保持不变的条件下，随着消费者对某种商品消费量的增加，消费者从该商品连续增加的每一消费单位中所得到的效用增量，即边际效用，是递减的。
农业内卷化便可以用边际效用来解释。在土地供给数量不变和人口增加的条件下，每个额外的人所生产的额外产出会下降，因为每个农民所耕种的土地数量减少了。随着每一英亩土地上劳动力的人数不断增加，总产出会不断增加。但是每个新增加的农民生产的数量会少于前一个人，也就是人口增加的比例会大于粮食供给增加的比例。因此，随着投入到农场的劳力的增多，边际报酬会越来越少。由于劳动力的边际报酬递减，边际报酬的刺激力也因此下降，从而会导致一定程度的劳动松劲，这就形成了中国贫农经济的恶性循环。
在西欧的小农经济经历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改造时，中国的小农经济却在日益内卷化。西欧的小农社会经历阶级分化和向全面资本主义转化时，中国仍停留在小农社会阶段。西欧越来越多的小农转化为新兴的无产阶级成员时，中国的小农仍旧为小农，只是经历了部分的无产化。这种差异是内部体制和外部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
面对小农经济的日益内卷化，即小农经济表现出来的边际收益日益递减，可以通过技术变革、采用机器生产、使用化肥、加强对农民的教育、及时为农民提高市场供需的信息、加大资金投入、改善劳动经营组织、多层次分工协作等方法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粮食的增长速度会远远超过人口的增长。
综上所述，黄宗智提到的农业内卷化用微观经济学的概念得到了合理解释。启示我们在研读一些经济史的著作时，利用微观经济学的概念来分析，能够对著作有更深的理解。
小农经济形成的条件范文2
摘要：纵观我国历史长河，可以看到许多值得追溯和深思的章节，我国的资本主义萌芽相对西方国家来说起步较晚，但却在一定时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明清时期可以说是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在这期间中国经历了西方文化的洗礼，又经过了的创伤，但是也为资本主义在中国发芽、生长提供了一定的基础条件。本文将从我国明清时期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征与发展条件着手，进而分析了资本主义在我国难以发展的原因，最后得出了对我国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启示。
关键词：资本主义明清时期发展
追溯起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应该是在明末清初时期，而中外历史界也最关注明清时期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发展，因为资本主义的起源在明清时期，所以，至今仍然有大批史学家与经济学家钻研该问题。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时间，据推算应该在公园十五世纪中段，之后经过十六、十七两个世纪的发展逐渐开始有所起步。而十八世纪末期彻底打破了旧中国传统小农经济模式，在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影响下，半殖民半封建中国开始步最初的资本主义歪曲的探索道路。
一、明清时期资本主义的发展
资本主义在我国确实是始终无法进行到底的一项运动，正是因为只是在封建中国短期存在过，所以资本主义在中国从未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存在，这也充分说明了资本主义其实并没有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一个固有时期的状态。明末清初时期资本主义萌芽具有自身一些特点。
在明代时期，资本主义未能形成是因为一部分国内剥夺生产者的现象消失，而且社会小生产者的分化速度也逐渐变得缓慢，这段时期国外的资本主义状态还未真正形成，因为并没有一个相对集中的资本积累，此时在少数地区寥寥无几的资本主义生产力量也十分薄弱。清代时期，部分东南地区拥有着较高的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但也未能为资本主义的兴起提供充足的社会经济条件。而当时，地主阶级却拥有十分强大的经济实力，少数地主完全可以掌控所管区域的经济活动，这就是明代资本主义萌芽形成的最初形态，虽然因为封建社会的原因，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资本主义萌芽都未见起色。
二、资本主义难以发展的原因
在我国明清时期，资本主义的发展举步维艰，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其原因并不只是一方面，下面将对资本主义难以发展的原因进行详细阐述。
1、封建社会自身条件的阻碍
封建社会在中国已经存在了不止一个世纪，因此，无论明清时期的中国如何发展都无法打破封建制度与封建专制统治的固有模式。抛却封建专制制度的起源不说，封建地主制在我国却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封建制度的顽固存在并不能靠短期的经济发展就能连根拔除的，它深深地植入在每一个封建中国人的心中，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资本主义无法得到在明清时期的中国得到顺利的发展。
2、中国自身的封建社会生产力
秦汉时期以来，中国经济就开始了漫长又稳步的发展，即使在后来的唐宋元明清朝，封建中国的社会生产力都处于较高水平。但是，尽管生产水平达到了一定要求，可是封建社会生产仿佛一个圆圈，始终循环前进，无法做到向前发展。因为战乱原因的影响，导致每一次战乱后社会经济都要重新起步发展，这就形成了在封建中国要无数次零起步来使社会经济复苏，严重破坏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积累条件。
3、封统治者的建专制主义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
明清时期，中国大部分商业如纺织业、制造业等都属于清朝官府机构的御用制造厂家，无论新兴行业发展速度多么迅速，都无法逃脱被封建专制主义掌控，几乎每种产业都是作为明清朝官府机构而存在。不仅如此，明清封建统治对社会小农经济进行了严重的限制和干涉，曾经占有社会主导地位的封建手工业已经被限制发展成为副业地位。自古以来，我国封建统治政府禁止商业发展，严重的“重农抑商”政策成为了资本主义萌芽无法顺利发展的主要障碍。尤其是明清时期经济发展较好的城市往往都是封建专制主义的支配城市，它们无法自由发展，无法获得自身经济的独立。
三、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的启示
首先，我国明清时期的资本主义萌芽现象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经过几番周折资本主义最终无法在我国得到较好的发展，更说明了明清时期我国的封建制度顽固的根基对明清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影响非同小可。它代表了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进程，也代表了明清时代社会生产力的普遍发展水平。尽管资本主义并未在我国历史上有过真正含义的发展时期，但却为后人对资本主义的研究提供了充分的历史材料。
其次，只有良好稳定的社会环境做铺垫，才能够推动社会新的生产方式的顺利运行。无论经济多么发达，仍旧需要先封建专制主义之后才能够有空间去接纳的新的社会生产方式。明确时期资本主义的发展没有长期发展下去，这在一定程度上并不是坏事，资本主义的消亡使得中国逐渐意识到自身发展道路是否正确，也为后来民族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正是资本主义的失败才拥有了今日社会主义的成功。
四、总结
综上所述，通过对我国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的浅析得到了一些启示和结果，从本文研究中可以看出人们研究历史的人不能单纯的从历史学方面谈历史，而是必须要认真学习与时俱进的知识理论，掌握大量史料，对历史学以外的其他科学领域进行深入研究。如今，我国的经济日益向前发展，而经济全球化也必定使得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贸易紧密相连。在新时期的社会形势下，中国必须勇于前进、开拓进取，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才能够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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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农经济形成的条件范文3
【关键词】中国 传统社会结构 自然经济 封建礼法
中国是一个早熟的农业文明社会，以一家一户、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为主体的自然经济可以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经济形式。落后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专制传统的基础，与之相适应的政治结构，也只能是君主专制制度。作为国家最高统治者的君主，在政治上集行政、立法、司法、军事等大权于一身，并对思想文化实行专制统治。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社会政治心理不可避免地带有王权主义的封闭性、专制性、趋同性和依附性的特征。
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私有制度，不是纯粹的私有制形式，而是在国家最高私有权支配下的土地私有制度。这种土地私有制度基础上的小农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在经济形态方面最突出的特征，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全部政治生活的基础，给予社会政治生活进而给予政治文化以重要影响。
由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占据了经济命脉，城市手工业发展的缓慢，商业也就无从发展起来，更不可能培育出现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在这种传统中所形成的社会结构特征表现为乡土社会。概括为“乡土本色”，其基层结构是一种所谓“差序格局”，是“一根据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乡土社会的基本社群是“小家族”，它是一个“礼治”的社会。从总体上说，中国偏重于国家与社会的和谐与统一层面，往往是国家消融在社会里面，社会与国家相混融。中国传统社会是以王权为中枢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道德大一统秩序，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国家与社会的分离，也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市民和市民组织，更谈不上市民社会。
传统中国社会是典型的宗法社会，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家族、宗族是除国家外最为重要的社会组织，是民间社会的主体。在乡村社会里，宗族和宗法关系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是调解人与人关系的基本法则。几千年来，人们的生活就一直遵循着这些法则，它所固化而成的“礼法”是人们的精神、行为、价值观念绝不可愉悦的界限。即使人们进入城市从事手工业或工商业活动，传统的社会联系和礼法关系也会仍旧保持。韦伯曾说：“宗族关系是抑制东方城市居民追求西方意义上的自治的主要障碍”。“中国的城市之所以难以获得西方城市获得的那种自由，原因在于宗族的纽带从未断绝。由农村迁入城市的市民，与其宗族、祖产、祠堂所在的故乡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就是说，和他出生的村庄保持着所有礼仪和人际上的重要联系”。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有独立的个人所构成的自主交往领域的形成是极其困难的。
在传统中国社会，强大的宗法关系也造就了中国的政治生活和政治法律制度的独特性格。传统中国政治是将宗法关系上升为国家政治法则的独特形式。用与调整家族关系的“礼”上升为国家统治的“法”，“法”即是“礼”， 家国同构，社会被压缩进国家一维之中，君主不仅成为社会的统治者，而且完全取代了社会，使社会丧失了独立的品格。完备精致的专制制度，系统精密的专制思想，在参与和作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和中华民族主体形象的塑造过程中，经过长期的演变沉淀，形成了富有特色的中国政治文化。这种文化以专制政治制度为物质依托，以维护专制帝制和君权为核心内容。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泛政治主义传统，亦即通常所谓全能主义政治，这是指一种政治系统的权力可以不受限制的侵入和控制社会每一层面和每一阶层的政治制度。”在这种政治形态的统治下，国家政治权力压倒一切，政治权力没有时空限制，可以渗透和扩张到社会的一切领域，一切社会生活都以政治国家为中心展开，受其支配和控制。等级森严的专制主义政治格局是中国整个社会结构的基础，政治意识深深扎根于民众的一般意识中，对于居于独尊地位的政治权力的无上尊崇和服从，对于作为政治权力人格化的君主和各级长官的无条件忠心乃至迷信成为中国民众国民性的重要特征。这种缺乏科学、理性和独立自主性的政治趋同，完全丧失了独立人格和自主意识，对统治者实行人身依附的生存状态即所谓的臣民文化。在臣民文化洗礼熏染下的社会心理表现为普遍的崇圣，对权力的极端崇拜、惧怕与服从，贵贱有别，狭隘顺从。在“王权”的普照之下，中国只有依附于皇权的子民。它导致的结果是“个人及群体的权利湮没于皇权之中，形成‘普遍奴隶制’即市民社会被国家所吞噬了”。这种铁板似的一元化社会结构不可能使社会力量充分发展。这样的状态持续了几千年。
在中国社会，法也被“礼”化了。这表现在中国的法律上就是中国法律以家族和阶级为基本精神和主要特征。法律承认父权、夫权和家长权，确定贵族、官吏和平贱民的不同身份地位和权利。中国古代法律可以说全为儒家伦理礼教所支配，这自汉代开始几千年无重大的、本质的变化。中国古代的法律实质上是伦理规范，韦伯曾指出：“中国皇帝所颁布的谕令，大抵上和西方中世纪的教皇救令中所特有的训诲形式相吻合，只是没有类似的、严密的法律内容。最为知名的诸令谕，并不是法律的规范，而毋宁是法典化的伦理规范。”这种维护身份等级特权的法律与作为平等之法的民法相去甚运。在一个礼治昌行的社会，必然是身份林立等级森严的社会，因而也是民法式微的社会。缺乏这种因素的结果只能造成中国法律是刑法主治而不是私法主治，使市民社会的产生缺失了法治的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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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克斯q韦伯：《文明的历史脚步―韦伯文集》，上海三联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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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马克斯q韦伯：《儒教与道教》，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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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许纪霖等：《中国现代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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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马长山：《国家、市民社会与法治》，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小农经济形成的条件范文4
本文原载《工人日报》2004年12月6日第7版，后又被新华社作为社论转摘（有删节）
从珠三角发端、进而波及全国的“民工荒”，已经成为当前中国的一个关键词，它引发了学界的一系列检讨性思考。这场“民工荒”所触及的深层问题中，《劳动法》应当是最要检讨的，它再次把我国现行《劳动法》的不足曝露了出来。
现行《劳动法》是于1994年7月5日正式通过的，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而《劳动法》却没有与时俱进。这场“民工荒”再次显露了现行《劳动法》的不足。
一、现行《劳动法》关于适用范围的条款急需扩容
由于现行《劳动法》制定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所以仍是建立在从计划经济体制沿袭下来的城乡二元结构之基础上的，其第二条就清楚地表明，它的适用范围并不包括“民工”。作为保护劳动者的《劳动法》，竟然“春风不度玉门关”，为数众多的民工成了一个无法可依、无法可保的“《劳动法》的春风吹不到的角落”。
有人主张区分“劳动”、“劳务”、“雇佣”三个概念，认为民工不能成为“劳动法律关系”的主体，只能成为“雇佣法律关系和劳务法律关系”的主体；主张在现行《劳动法》之外，再单独制定专门适用于民工的《雇佣法》。
笔者并不赞同这种基于“身份识别”的分别立法模式，因为它与现代市场经济通行的“契约识别”相悖，不利于打破由于城乡差别而形成的“城市工人”与“农民工人（民工）”之身份积弊。正确的解决之道应是修改现行《劳动法》，扩大其适用范围，把民工也涵盖进去。
二、现行《劳动法》关于“劳动歧视”的条款急需完善
民工在“劳动歧视”上，也受到了不公平待遇。现行《劳动法》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禁止的“劳动歧视”，只包括民族、种族、性别和宗教信仰四种情况。这一规定，明显窄于第111号国际劳工公约的范围（该公约还规定了基于劳动者的出身等原因而进行的劳动歧视）。
最明显的表现，就是现行《劳动法》根本没有禁止“户籍劳动歧视”的条款。而据有关的法规及司法解释，比如1994年11月17日劳动部的《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就业管理暂行规定》，对民工进行了明显的“户籍劳动歧视”。实际上，这种歧视不仅限于民工，而是在所有的劳动者身上都普遍发生。正是由于这一点，使很多企业因为户籍限制而不能招聘自己急需的人员，很多劳动者也因为户籍歧视而不能应聘那些能更好地发挥其才能的岗位。
这已经严重地妨碍了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导致劳动力还不能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劳动力资源无法实现最大化的优化配置。因此，《劳动法》必须对“劳动歧视”条款进行完善，增加关于“户籍劳动歧视”的规定。
三、现行《劳动法》关于集体合同的条款急需严谨化
民工与用工单位之间，以集体合同最为普遍。但是，现行《劳动法》在这方面也存在着不足，其第三十三条规定：“企业职工一方与企业可以就……等事项，签订集体合同。”从法律用语的严谨性上看，这里的用语是“可以”而不是“有权”，按照法理学上的理解，“可以”表示一种任意性的权利，当事人可以为一定的行为，也可以不为一定的行为。那么，当劳动者提出要签集体合同时，用工单位就“可以”选择不为这种行为，即拒绝与劳动者签订集体合同。
可见，现行《劳动法》第三十三条关于集体合同的规定，是一种授权性规范和任意性规范，而非义务性规范和强制性规范。这明显不利于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
因此，为了平衡劳资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为了达到实体公平，应该把“可以”改为“有权”，且主语由双方（“企业职工一方与企业”）改为单方（“劳方”）。即：把《劳动法》的这一条修改为“劳方有权提出与用工单位就……等事项，签订集体合同。”
四、现行《劳动法》关于劳动保障的条款急需修改
在对民工的劳动保障上，现行《劳动法》更是急需大动手术。由于它把民工等类型的劳动者排除在适用范围之外，因此，民工的劳动保障就不能适用《劳动法》。
小农经济形成的条件范文5
一、中方的传统婚礼习俗
著名导演李安执导的影片《喜宴》,讲述的是一对传统的中国夫妇在美国为儿子举办婚礼喜宴的故事。台湾青年高伟同在美国跟男朋友赛门同居(两人为同性恋),但却不断受到远在台湾的父母亲电话逼婚。由于成天被逼婚的电话吵得几无宁静之日,赛门和伟同只好想出和租住他们房子的大陆女画家威威协定假结婚的主意,以应付父母的逼婚。然而更意想不到的是,高家父母竟突然亲临美国为他们操办婚礼。婚礼举行了……整个故事发生的舞台虽然是美国,实际上导演为我们展现的是极其传统的中国文化,特别重视对中国婚俗事项的展现。通过影片,可以对我国多姿多彩的婚姻习俗有一个大体的了解。《喜宴》在传统婚礼习俗方面采用了“六礼”。据《仪礼•婚礼》记载,婚礼仪式的“六礼”是指: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迎亲。
1.纳采。是男家托媒人向女家提亲。“若两家条件相当,先请媒人前往女家,替男家说媒,若允诺,则用雁为礼。”纳彩以雁为礼,有其特殊意义:一是不失节,不失时。大雁随着季节的改变而南飞北还,来去定时,从不失信。故以此为象征。二是大雁在飞行过程中,老而壮者在前引导,幼而弱者尾随其后,排列成行。则嫁娶之礼要长幼有序,不可逾越。也有人认为,纳采以雁为贽,可能与以猎物为礼的古风遗俗有关,求婚时拿射来的雁送到女方家中,可显示自己的勇敢和能干。所以雁在古代婚礼中是很重要的礼物。
2.问名。男方行纳采礼后,如女方接纳,那么男方就要再派人(媒人)执雁去女家,以谦虚的口吻询问女方之名,故称之为“问名”。问名绝不是简单地向女家询问待嫁女子的姓名。问名还要取得女方的生辰八字,以供男方占卜之用。另外,媒人还要帮男方了解待嫁女子以及与之有关的一切。如了解待嫁女子是嫡出还是庶出,以便男方考虑用多重的礼节来对待这门婚事。
3.纳吉。所谓“纳吉”就是“占卜纳吉利”,即现在“订婚”。经过纳采、问名之后,男方取得了女方待嫁女子的姓名和生辰八字,男方把女方的相关信息放在祖庙前占卜,如得吉兆,便派使者告之女方,表明男方已经认可此门亲事。
4.纳征。是男家在纳吉(订婚)之后,将聘礼送给女家。女家若接受男家的聘礼,则表示两家婚姻已成,不得随意更改。纳征礼物都很贵重且有讲究,或取其吉祥,或取其物的特质,以象征夫妇好合。
5.请期。俗称为“定日子”,也就是说男方请人查看黄历或进行占卜之后,得出黄道吉日。然而为了表示谦和,男家便派使者到女家征求娶亲日期。但日子最终还是由派遣者送去的为定。
6.亲迎。经过前面的五道繁琐的程序之后,便剩下最后一关“亲迎”,也即迎亲。一般是新郎骑着高头大马或乘着轿,带着花轿和迎亲队伍来到女方家亲自迎娶新娘。
至此,六礼成,为婚礼做好了准备。完整的婚俗除了“六礼”之外,还有催妆、铺房、送嫁妆、拜堂、撒帐、合卺、闹房等礼俗。其中拜堂也是传统婚礼中的一种重要仪式。新郎、新娘要拜天地,拜祖先,拜高堂(父母),客观上却宣扬了一种崇拜古人,崇拜神的思想观念。实际上,拜堂的传统意义是非常深厚的。拜堂礼俗固然繁缛,但因其符合封建社会长幼有序、大小有序的人伦道义,并带有一定的宗教礼仪的色彩,有利于稳固家庭、宗族制度,所以为历代封建统治者倡导推行。
二、西方传统的婚礼习俗
在西方主要英语国家中,英国的历史最长,传统保留得相对比较完整。特别是英国国教下一套教堂婚俗最具有典型的特色。16世纪英王亨利八世宗教改革,使英格兰摆脱了罗马教的控制,并立为国教。后来成了法定宗教。著名的英国喜剧《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围绕一位帅气迷人的英国绅士查尔斯与一位美丽动人的美国女子凯丽的爱情故事展开。其中描绘了英国民间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婚俗文化。
英国国教婚礼大致过程分为:求偶、订婚、结婚预告、办结婚证、发请柬、举行婚礼。
1.求偶。在英国,中上层社会男女之间的恋爱无需“媒妁之言”,但在20世纪之前却要遵守“父母之命”。那时青年男女虽然在社交场合可以相会,但是未婚的年轻小姐参加交际都必须有一位年长的妇女陪同。男子向女子的求婚,必须先取得女方父母的同意,然后才能和她有进一步的交往。若取得女方父母同意后,便可自由交往。待男女的感情成熟稳定后,就可在报纸上刊登订婚启事,并告知亲友。
2.订婚。在报纸上刊登订婚启事后,一般情况下在女方家举行订婚仪式,由女方安排宴会,邀请男方父母和亲朋好友参加。此时,男方则要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购买订婚戒指一枚,在亲朋好友的祝福和见证下戴在女方左手的手指上,表示从此女方归他所有。订婚时,男女双方的亲朋好友要送礼祝贺,但一般不送太贵重的礼物。
3.结婚预告。英国法律规定,如果举行婚礼的双方都属英格兰教会,事先要到各自居住地区的教学里结婚预告,在规定时间内没有人对这桩婚姻提出异议,则可以按期举行婚礼。任何想在教堂结婚的人,必须在婚礼16天前到婚姻登记处进行登记,每人交纳30英镑用来发结婚通告。通告可以是文字的,也可以是口头的。一般是由牧师连续在三个教堂礼拜仪式上宣布结婚者的名字和结婚的愿望,这也算作一种“公文”。如果结婚者中有人不符合结婚规定的,可以提出反对。结婚预告的目的是防止不符合结婚条件的人结婚和已婚的人重婚。
4.办结婚证。结婚预告期满,没有人提出异议,双方可以根据需要,在准备婚礼前向大主教提出申请颁布发特别许可证。颁布发特别许可证的做法,从1553年沿用至今。大主教审查新人中的一位是否与即将举行婚礼的教堂有长期的关系,是否接受过洗礼,(如离婚)配偶是否健在,符合所有条件者,发给结婚特别许可证。一旦申请通过,就要宣誓,确保证书所写内容属实。然后,缴纳一定的费用,在举行婚礼那天就可以获得结婚证书了。
5.发请柬。婚期定下来以后,女方的父母就要印制请柬,以他们的名义通知双方亲友。请柬一般要在婚礼举行前两三个月发出,以便被邀请者安排好其他事宜,从容地参加婚礼。在18世纪时,请柬就已经在报纸上刊登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请柬颜色与新娘婚纱颜色一致,一般为白色,上面印有金色的字和图案。既圣洁又高贵。请柬发出去后,就要开始筹备婚礼了。
6.举行婚礼。这是最隆重的仪式。在西方,婚礼一般都选择在春天和夏日,但要避开五月,因为西方人出于古老的迷信:五月结婚,后悔一生。英国国教婚礼都是在教堂里举行的。在仪式上,新郎穿着礼服,由男宾陪同,站在圣坛前等候,新娘则身穿白色婚纱、头披白纱,伴随着《婚礼进行曲》的乐声,挽着她父亲的手臂,由女宾(伴娘)引导徐徐走向圣坛,后面有侍童殿后。新娘来到圣坛的前面,新郎站在她的右边,男宾则站在新郎右边稍后的地方,新娘的左边是她的父亲(如父亲亡故,可由哥哥、叔伯等代替)。伴娘及侍童们则站在这对新人的后面,由牧师举行仪式。仪式结束后新婚夫妇由至亲及主要宾客陪同进入祈祷堂,签署登记簿,礼毕,新娘挽着新郎的右臂,伴着《婚礼进行曲》步出教堂。此时,亲友向他们抛洒米粒或彩纸屑以示祝福,婚礼仪式结束。
影片《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以婚礼形式表现了英国的婚俗文化。通过以上对英国民间的婚礼习俗和传统的介绍,我们能够深刻了解英国婚俗的文化内涵,即基督教在英国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三、中西传统婚礼习俗差异的原因
两部电影中,中西婚俗差异的原因有很多,但最主要的是由于文明类型差异。
中国东濒大海,西面高山,形成了一种相对封闭的状态。中国境内有大江大河、较肥沃的土壤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形成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农耕文明。小农经济要战胜自然灾害,就得形成一个有机大整体,这样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和以家族为纽带的宗族制便应运而生。中国传统社会也是一个农耕社会,劳动力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个体劳动力不能抵御重大自然灾害,所以要靠集体。为此,在婚姻上必然而然地形成那种“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的习俗。
小农经济形成的条件范文6
关键词：农业投入品价格；人民币汇率；生产规模；经营方式；比较优势；柑橘
中图分类号：F304.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4）04-0092-10
引言
中国是世界上园艺产品生产与出口大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园艺产业发展迅速，在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日渐凸现。据统计，2010年全国园艺作物总产值约14 118亿元，占全国种植业总产值的46.12%，而占全国经济作物总产值的71.74%以上，出口额达148亿美元，占我国农产品出口总额的46.25 %，而占世界园艺产品出口总额的6.64%，在我国种植业收入中仅次于粮食作物，已是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和农村经济的重要增长点之一。尤其是柑橘业已成为我国福建、浙江、江西、广东、湖南、湖北、广西、四川、重庆等省（市）、自治区一些农村中重点发展的特色水果产业，在改善人们饮食结构、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和保障国民身体健康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促进果农增收、扩大城乡居民就业和改善农村生态环境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也应该看到，90年代以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随着全球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发展，我国土地密集型农产品的比较优势已经丧失，而劳动密集型园艺产品的比较优势也在下降，尤其是柑橘等水果类产品伴随着农业投入品价格持续较快上涨，其生产成本不断增加，生产价格乃至出口价格逐渐上涨，对我国柑橘国际竞争力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根据国家有关部门的统计数据测算，2001～2010年，我国化肥、农药、农村劳动力价格年均分别上涨7.41、2.01、31.84个百分点，加之人民币趋势性升值，导致柑橘出口价格年均上升4.85个百分点，使我国柑橘等水果类产品生产与出口面临严峻挑战，事关我国园艺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和广大农民收入增加。因此，深入研究和探讨农业投入品价格上涨和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园艺产品（柑橘）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对于降低园艺产品生产成本、增加农民收益、提高产品质量、提升园艺产品比较优势与竞争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KH*7/8〗
一、文献回顾与相关概念的界定〖KH*7/8〗
（一） 文献回顾
规模经济和专业化生产能否改进小农经济效率、提高农产品比较优势与国际竞争力一直是国内外学者有争议的话题，在理论界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以日本发展经济学家连水佑茨郎、神门善久为代表的主流观点，他们基于西方经济学的规模经济准则，认为小农户兼业化经营是制约日本农地规模扩大而使农业劳动生产率比美国低下的根本原因[1]。付晨，毛益勇分析了日本农业兼业化经营的经济效益后指出，农户兼业化带来农业经营规模细小的格局凝固化和农业劳动力的老龄化与女性化，使日本农产品价格远高于国际市场价格[2]。陈晓红，汪朝霞研究发现，农户普遍的兼业化对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促使土地细碎化和粗放经营，带来农业投入要素质量尤其是劳动力素质下降等等[3]。贺振华、何文玉，刘国柄等认为，在现阶段情况下，农户兼业化不利于农业结构调整，也不利于农户增加对土地的投入，在一定程上降低了土地产出率和利用率，阻碍了农业生产率提高[4]。梁流涛等研究指出，兼业农户的资本和劳动投入、化肥农药等农资用量、土地利用程度等方面均低于专业农户，不同类型兼业农户的农业投入行为、土地经营规模以及土地利用效率等方面也存在很大差异[5]。许经勇认为中国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发展规模经济[6]。许庆，尹荣梁研究指出，因受土地钿碎化影响，我国粮食生产总体上是规模报酬不变，唯有农业经营规模扩大才有利于促进农民增收[7]。齐城认为，如以劳动生产率为评价标准，规模经济是存在的[8]。沈贵银在探讨多元化农业规模经营制度时指出，现阶段农户经营土地 50～100亩为投入产出效率最高[9]。谭淑豪研究发现，由于户均规模小地块过于分散细碎，使得水稻生产的可变成本中劳动力成本远远高于化肥、农药等投入品成本。在柑橘产业领域，许多学者主张柑橘生产规模化、专业化经营[10]。祁春节提出按照生态适应性原则，发挥区域比较优势，推行柑橘适度规模经营[11]。乔娟，颜军林认为中国柑橘生产的经营方式主要是以家庭承包经营为主，即使一些较大规模的水果生产基地也被分割成“各自为战”的小生产经营单元，已成为影响农民收入提高和制约柑橘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重要原因[12]。霍尚一，林坚、余学军，王邦祥、何劲，祁春节研究指出，我国柑橘果园零星分散，绝大多数是兼业农户，难以形成规模优势和推行标准化生产与科学管理，主张大力推进柑橘区域化布局、规模化生产和专业化经营[1315]。陈正坤认为，随着我国柑橘生产成本不断上升和出口的比较优势逐渐丧失，必须实行集约化生产和规模化经营等等[16]。魏蓓认为，从农业经营主体经济效益角度考量，规模化经营的农产品单位成本明显低于小规模经营模式。另一种是以向国成、韩绍凤为代表的相悖观点，他们基于杨小凯、黄有光的超边际经济学的分工经济理论，应用了Allyn Young关于分工“四化”（个人专业化、职业多样化、生产迂回化、生产组织化）的阐述，认为我国农村小农户兼业化的兴起与发展是在现阶段人多地少矛盾尖锐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很不健全的条件下形成的小农户家庭内分工的组织均衡形态，引致了迂回经济的发展，并催生了农民组织化的演进，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户土地规模的扩大和小农经济效率的提高[17，18]。Dia Y Z等研究尼日利亚阿达马瓦州姆比伯地区玉米小规模生产的经济规模和成本效益问题表明，该区域的玉米种植是有利可图的， 因为可以获得ES>1即1.252的规模经济系数和大于1即1.04的平均成本效率指数[19]。翁克瑞研究指出，小规模经营通过精耕细作、间（套）种来提高土地生产率，具有大农场所不具备的优势；而大农场的优势在于机械化耕作、营销能力强和产品交易费用少，但存在激励和约束机制问题，导致内部交易费用增高的弊端[20]。梅建明、高强等研究发现，兼业农户和专业农户所拥有的土地面积和劳动力等生产资源相差不大，同时也发现兼业农户的生产效率与专业农户之间差异不大，提出中国农业发展目标模式应该是实现大量小规模的兼业户与一部分适度规模的专业农户并存的经营格局[21]。
以上两种观点都得到了来自实证研究的支持。王婷，于少康采用SPSS分析法对江西农村大（10～50亩）、中（5～10亩）、小（1～5亩）三种不同种植规模农户的年收入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种田大户每增加1亩耕地的年收入额外增加467元；种田中户每增加1亩耕地的年收入额外增加120元；种田小户每增加1亩耕地的年收入额外增加55元。说明种田大户取得了规模经济效益，其他农户的年收入为规模不经济[22]。翁克瑞基于新贸易理论，通过建立CA与CL的关系模型，验证了我国现阶段农地规模经营并没有明显提升农产品国际竞争力，也没有明显提高农产品国际贸易绩效，更没有明显降低生产成本、实现规模报酬递增等问题，同时也验证了农地规模经营存在内部交易成本过高问题，说明了现阶段我国农业尤其是种植业不宜通过规模经营提高农产品国际竞争力[20]。普罗斯特曼等人提供的研究报告显示：在巴西，规模不到1公顷的农场每公顷收入比1～10公顷的农场高出2倍，比200～2 000公顷的农场高出30倍；在印度，规模在2公顷以下的农场每公顷收入比规模10公顷以上的农场高出1倍多[23]。
总之，对于规模经营能否改进小农经济效率的问题，国内外学者基于不同理论和视角展开了辨识，得出了两种不同的实证结论，为推进中国小农经济发展提供了两条可供选择的路经。但是他们的研究视角仅局限在要素投入量的变化与产出的边际效率上，并未关注要素价格变化与产品的比较优势乃至国际竞争力的引致关系。尽管何劲，祁春节就农业投入品价格和人民币汇率波动对甜橙比较优势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24]，但未涉及农业投入品价格和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不同规模、不同经营方式的园艺产品比较优势的影响问题 。由于适度规模经营和专业化生产是当代学术界的主流观点和国家政策的导向，为了获得更有现实指导意义的研究结论，本文试图以柑橘为例，吸收前人关于规模经济和园艺产品（柑橘）比较优势与国际竞争力的有关研究成果，用我国柑橘主产区近5年的详实调查数据，通过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全面考察农业投入品价格上涨和人民币升值对不同规模（大、中、小）、不同经营方式（专业、兼业）的柑橘比较优势的影响方向和大小，进而得出科学结论及政策含义。
（二） 相关概念的界定
1.柑橘农户不同经营规模划分的依据。由于中国农村人均耕地资源少、土地细碎化程度高，导致高价值农产品生产的农户经营规模与欧美等农业发达国家的专业化农户相比，均属于小规模或微小规模农户。农户经营规模大小只是相对于高价值农业产业农户群体内部而言所呈现的规模差异。本文对柑橘农户经营规模的划分依据主要基于以下几点：（1）由于经营规模的划分迄今没有严格的理论依据，本文只能根据所选取的柑橘产业类型或农户所从事的柑橘生产类别特性，以全国9省（市、区）28个县（市）柑橘主产区被调查样本农户的实际生产经营特点为依据进行比较合理划分。（2）从国内现有相关的研究文献看，对于农户经营规模的划分标准主要是以种植面积大小为依据，并且划分标准的差异不大，一般将5亩以下视为小规模，6～10亩视为中规模，10亩以上视为较大规模[25，26]。（3）根据本文在全国9省（市、区）柑橘主产区调查样本的统计特征，10亩以下和10亩以上的经营农户出现的累计频数和累计百分比均处在全部样本农户的累计分布图上的两个峰值点，结合当地农户对经营规模的经验认同，并考虑国内学者的划分标准，本文将柑橘农户的经营规模界定为三种：（1）小规模为10亩以下；（2）中规模为10～30亩；（3）大规模为30～100亩。
2.关于柑橘专业户和兼业户的界定。我国具有发展柑橘产业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适宜栽培柑橘的地域广阔，但主要集中分布在浙江、福建、广东、江西、湖南、广西、湖北、四川、重庆9个省（市）、自治区。经过30多年的农村改革与发展，现已形成各具特色的跨省际的4大柑橘产业带，即浙南――闽西――粤东柑橘带、赣南――湘南――桂北柑橘带、长江上中游柑橘带和鄂西――湘西柑橘带，被称为中国南方柑橘主产区。这些柑橘主产区因地处华东、华南和长江上中游的丘陵山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人均土地面积差异较大，户均柑橘栽培面积不尽相同，广大农户家庭除种植柑橘外，还生产一些自食为主的粮食、油料、蔬菜等农副产品。柑橘主产区中除少数柑橘种植大户外，绝大部分农户中有剩余劳动力的青壮年男子一般外出务工经商或从事其他非农产业工作，因而形成了不同类型的柑橘专业户和柑橘兼业户。为研究需要，本文根据国内外学者对专业和兼业农户的不同描述，结合中国柑橘主产区的农户实际，将柑橘专业户和兼业户作出如下界定。所谓柑橘专业户是指家庭经济体中无非农收入或柑橘种植年收入占全年农业总收入80%以上的柑橘农户；所谓柑橘兼业户是指家庭经济体中有非农收入且占家庭全年总收入的20%以上或柑橘种〖HJ66x〗植年收入占全年农业总收入80%以下的柑橘农户。
二、数据来源与样本农户的基本情况
（一） 样本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于笔者利用2012年暑假进行的入户调查。在华中农业大学园艺经济研究所的大力支持下，笔者组织部分有志于柑橘经济研究或对柑橘经济感兴趣的本科生，对农业部规划的南方9个柑橘主产省（区、市）中的174个全国重点县（市）的部分农户进行了入户访谈。为了确保调查质量，笔者在对问卷内容进行预调查并完善的基础上，就问卷内容对调查小组成员进行了专门培训。调查人员每到一个调查地区，首先向当地政府主管部门了解本地柑橘生产的总体情况，对当地农户按照种植面积大小分成大、中、小三个规模等级，了解农户在各规模等级上的专业和兼业分布情况，然后根据这一构成情况按照每个县（市）大约调查30～40户的样本量确定每个规模等级的被调查农户数量，接着从三种不同规模的农户中随机抽取相应数量的样本进行调查。为了保证调查质量，笔者还对部分乡（镇）、村的农户进行了实地走访，并对调查情况进行了抽查。在进行问卷整理时，对所有存在疑问的问卷笔者及时通过电话向被调查农户核实了有关情况。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900份，回收问卷890份，回收率为98.889%，剔去内容填写不全或者有逻辑错误且无法最终核实的废卷23份，最终有效问卷为867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6.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