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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债务危机后果范文1
关键词:希腊债务危机、债务、解决路径
自金融危机之后,一系列债务危机接二连三的爆发。2009年年底希腊政府宣布当年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将超过12%,随即全球三大信用评级机构均下调了希腊评级。
债务是指一国以自己的为担保向外(不管是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是向世界银行,还是向其他国家)借来的债务。如果债务比重大幅度增加,可能面临无法偿还未来的风险,这就是债务危机。现在很多西方发达国家为了发展经济借入大量外债,当经济出现波动时,一些国家可能面临无法按时偿还未来债务的风险。
一、希腊债务危机的根源剖析
1.货币掉期交易为债务危机埋下伏笔
根据《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欧洲经济货币同盟成员国必须符合两个关键标准:1)预算赤字不能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3%;2)负债率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60%。然而2001年刚刚加入欧盟区的希腊距这两项标准相差甚远。为了顺利加入欧元区,希腊求助于美国投资银行高盛。高盛为希腊设计出一套“货币掉期交易”方式,以虚构的汇率实际借给希腊10亿欧元,从而为希腊政府掩饰了一笔高达10亿欧元的公共债务,使希腊在账面上符合了欧元区成员国的标准。
这构成了此次希腊债务危机的直接原因,为希腊在2010年的违约风险埋下了伏笔。随着这笔债务到期,而希腊政府财政上又面临超比例的赤字,此时就进一步增大了希腊政府偿还公共债务的压力,增大了希腊政府的违约风险,造成其无法及时偿还的困境。而且不够资格的国家勉强加入了欧元区,从欧元区统一的货币政策中获得了大量的经济利益,但却没有履行自己所应尽的义务,结果不仅给欧元区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而且给本国的财政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2. 希腊脆弱的经济结构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必然会发生债务危机
如果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没有发生,或许这笔货币掉期交易永远不会被人们知晓。随着金融危机向全球蔓延,希腊本国的经济受到了严重冲击,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从3%上升到12%。金融危机来袭后,作为其支柱产业的旅游业更是受到了重创。旅游业收入占希腊全国GDP的15%,加之公共部门支出占GDP的40%,因此造成希腊政府财政收入锐减,这才造成其财政赤字一路飙升的原因。
这主要归结于希腊国内的经济状况存在着结构性弊端:过度依赖旅游业、没有较高的经济实力却实施高福利制度、市场竞争力疲软、加之腐败问题等等,让希腊财政入不敷出,唯有靠对外举债才能维持运转。债务的不断增加,经济的持续疲软无力,让希腊不堪重负,当债务增加到一定临界点,必然会出现债务危机。特别是美国的次债危机传导到希腊之后,更是让希腊经济雪上加霜,让希腊的债务临界点提前到来。财政收入的减少造成了希腊无法按时偿还2010年即将到期的530亿欧元外债,这是造成希腊债务危机的根本原因。
二、希腊可行的道路
解决希腊债务危机的途径有两方面:短期中国外举债、国内实施紧缩政策,长期中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大力发展经济。在短期中,在欧元区的框架下,主体思路是以债还债。在成本和风险可控的情况下可以发国债,先在欧洲市场举债,如果筹集不到足够的资金再到北美市场或者亚洲市场发债。如果成本和风险过高或者发国债仍旧不能满足偿还债务的资金量,那么可以求助于欧元区及其各个国家和世界货币基金组织(IMF),以低于市场的优惠利率向它们借款。对于希腊来说,无论是欧洲货币经济同盟(欧元区)、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均不会任由希腊破产,短期的拯救是必然,只是方式可能不尽相同。国家和公司不一样,债权不会超越。如果希腊选择退出欧元区,那么情况将大不一样了,可以通过货币贬值、与债权人谈判等方式来缓解债务危机,不过这种情况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在国内方面,由于希腊是欧元区的成员之一,要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因此只能调整本国的财政政策;外债当头,势必要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缩减政府开支,加大税收力度。在长期中,希腊在未来三年中还有将近3000亿欧元的公共债务要偿还,要想顺利按时还债,关键还要看其国内改革的力度、经济结构的调整状况和国内经济发展的状况。
1.希腊在欧元区体系内解决债务危机的途径
在欧元区统一的货币政策体系下,既无法让货币贬值,也不能调低利率或多印钞票以刺激借贷,只能依靠向外借钱来筹集资金、以债还债。在欧元区框架内,举债分为两种方式:一种是市场行为,利率由市场来决定,即希腊政府在各个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上公开发行国债,借入大量不同期限的资金以偿还到期债务;另一种是以协定利率和附加条件的方式向欧洲货币经济同盟(欧元区)和IMF借款来偿还到期债务。两种方式对于解决债务危机问题都很有效,但是适用于具体情况时利弊不同。
(1)在各市场上发国债会增大希腊未来的违约风险
2009年年底,希腊债务高达2800亿欧元。紧迫的是,希腊政府要在5月中旬前筹到110亿欧元,2010年要筹到530亿欧元才能顺利摆脱债务危机。
如果可以通过在各个市场上发外债来度过债务危机,那么这条路无疑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此债务国家需要考虑的是:发国债的成本和风险是否能够承受,即评估能否通过合理的市场利率借到所需的资金。当债务额度和比例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时,意味着信用风险和还债能力还处于正常可控水平,通常可以以合理的市场利率借到足够的资金来弥补债务。但是,当债务额和比例超过了一定的限度时,还想在市场上借到足够的资金,这时的利率将会出奇的高,信用风险将会急剧增大,还债能力会显著下降。此时还想在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上筹资,就变得相当困难了,而且越往前走会越困难,因为以高利率借来的钱以后还是要还的,这进一步增大了未来的违约风险,正所谓资本向来是“救急不救穷”的。对于希腊来说,其预算赤字远远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3%、高达12%,而且根据测算在未来的几年里将会更高,这种债务比例还想通过市场方式解决债务危机,简直是太自不量力了,其结果是进一步增大了未来的违约风险。
(2)向欧元区和IMF借款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无论是求助于欧元区还是求助于IMF,都可以获得低于市场利率的信用贷款。当希腊已经无法依靠自身的力量和市场行为准时还债,或者希腊的债务危机给欧盟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严重不利的影响,此时求助于欧元区和IMF似乎变成了解决债务危机的唯一选择。
关于求助于欧元区。首先欧元区各国可能自身都难保,很难拿出大笔资金来救助希腊;其次欧元区各国政府就救助计划和救助策略上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再次欧元区各国人民认为没有理由为希腊付出代价。因此只有当希腊债务危机伤害了其他国家的利益、甚至整个欧元区的利益时,大家才会愿意出资帮助希腊度过难关。此时,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因此才有了7500亿的欧元救助计划,不是为了救希腊,而是为了救欧元。但是欧元区的资金也是各个国家出资共同构成的,这实际上已经给各个国家带来了财政的压力。如果大部分国家都出现财政危机的话,那么后果将是欧元的瓦解。所以如果救助希腊对于欧元区各国来说没有任何压力的话,那么这是解决希腊债务危机最好的方式,而且这是欧元区内部利用危机优化监管权限和机制、并进一步加快欧元区一体化建设的决好机会。如果救助希腊对于欧元区各国来说有较大的压力,那么希腊可以同时求助于IMF。否则会给欧元带来更大的压力,很可能会进一步加快欧元的瓦解。
求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是全球最大的资本救援机构,它拥有雄厚的资金和优惠的利率。当欧元区各国的能力无法负担时,这是唯一的最好的选择。不过IMF会提出相当多的条件包括对希腊的经济政策的监管等一系列的要求。如果早一点向欧元区和IMF借款,市场情形会比走到绝路上再向外求助要好得多。
2.退出欧元区独自解决债务危机对于希腊和欧元区是弊大于利的
从图一中可以看出,欧元区内大部分国家债务比例都超过了60%的红线标准,从图二中可以看出几乎所有国家赤字占比都超过了3%的红线标准,如果希腊退出了欧元区,那么接下来还会有其他国家发生债务危机的。所以无论是希腊还是欧元区的各个国家,都极其不愿意看到这一结果的发生。如果希腊真的借不到足够的资金,而又无法做到欧元区所要求的货币政策,那么退出欧元区便成为无可奈何之举,可以算是一个下下策了。如果希腊退出欧元区,那基本上离欧元崩溃已经不远了。
对于希腊来说,退出欧元区以后的投资环境、信用等级等经济发展的各方面都会受到不利的影响。如果希腊现在就退出欧元区,将导致希腊违约和债务重组,因为希腊将被迫用不断贬值的本国货币来偿还以强势欧元计价的债务。那么希腊的债券将无法避免地大幅下挫,并大大推高收益率。在本国货币贬值及不与债权人协调而导致债券自然违约的情况下,债券持有人将遭遇巨额损失。希腊债务违约可能造成的损失将取决于其货币的贬值幅度、债券合约的条款及全球市场的整体状况。在希腊退出欧元区的情况下,债权人可以进行自愿债务重组。这一点IMF有详细的两种方案CAC和SDRM。
3.希腊国内相配合的财政政策
希腊的债务余额从2009年的占GDP 124.9%到2011年将上升到占GDP 135%的水平。2009年年底,希腊债务总额为2800亿欧元。为了控制财政赤字占GDP比例的不断上升,能够及时还债,希腊一方面应该严格控制财政赤字,另一方面应该大力发展经济提高GDP。
(1)精简政府开支以控制财政赤字
为了能够解决债务危机、准时还债,希腊政府只能过起节衣缩食的日子。减少政府开支的方式有很多种,最明显的是减少政府采购和政府投资,降低公务员工资,其次还包括延长工作年限、减少退休金的发放等。但是这些措施会引起国内民众的不满和各种各样的全国性罢工,会阻碍希腊政府的经济计划,甚至会使经济陷于瘫痪状态。因此,稳定压倒一切,在稳定的基础上控制财政赤字才是最可取的办法。
(2)增加税收
增加税收是增加财政收入中很重要的一方面,既可以提高税率也可以修改税制、增加税种。然而,这需要经议会投票通过才能生效,因此需要的时间较长、成本较高、效率较低。与此同时,金融危机后受到重创的希腊经济迫切需要恢复,此时增加税收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因此,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而增加税收与发展经济从而增加财政收入似乎成了一对矛盾体,这是短期效应与长期效应的矛盾之处。因此增加税收这一做法实属下策。
(3)货币政策方面
希腊加入欧元区,这给它带来了大量的资本流入和廉价的贷款,从而给希腊造成了一定的通货膨胀。当三大评级公司下调希腊评级时,部分的赛跑行为――银行挤兑、抛售货币和撤回跨境银行间信用便开始发生,这不仅给希腊国内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通过紧缩压力,而且也给其经济恢复造成了不利的影响,使得借贷和投资变得更加困难。由于受制于欧元区的规定,希腊无法通过本币贬值或降息等货币政策手段来刺激本国经济,也不能在必要时通过通货膨胀的方式度过债务危机。
(4)国内政策的总结
国内方面实行紧缩型财政政策,毫无疑问会遇到较大的阻力,会遭到社会各界的反对和大量的罢工。金融危机后,尽管复苏基调向好,但是依然需要依赖经济刺激政策来维系经济增长和稳定就业。因此这些刺激扩张政策,导致了财政赤字的过度膨胀,致使债务负担大幅增加,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希腊政府至此陷入两难的局面:如果持续扩大财政支出,债务问题则将更加严重,不可避免的影响了经济体的信用和融资;相反,减少相关支出,刚刚确立的经济增长趋势很可能无以为继。如此一来,在“保增长”、“保就业”与“削赤字”、“按时还债”之间取得平衡,显得困难重重。
无论是否在欧元区,无论找谁融资,通过发行新债务来解决旧债务,效果只能是减缓危机而不能消除危机。希腊得到新贷款的主要用途就是偿还旧贷款,虽然燃眉之急的债务危机暂时解决了,但是债务并没有减轻,而且,IMF给希腊的救助贷款利息为5%,这会使希腊的利息负担进一步加重。因此,希腊国内的紧缩型财政政策在短期内可以作为配合国外借债使用的辅助手段,要想在未来几年中不发生债务违约,从长期来看还是以国内的经济发展为第一要务。
三、解决债务危机长期要以发展国内经济为中心
多年来,不少西方发达国家一直以借外债来发展本国经济,希腊也不例外。在希腊的经济结构中:第一产业总产出占GDP的3.4%,对解决劳动力就业的贡献率为12.4%,由于自然资源和可耕种土地的短缺,希腊在农产品上无法自给自足。第二产业工业部门总产出占GDP的20.8%,对解决劳动力就业的贡献率为22.4%,由于希腊是一个多山的国家,因此海边的雅典作为他的工业中心,既有其连接性又有交通的便利性,主要包括:采矿、石油、食品和烟草的加工、冶金工业、纺织品和化学制品。其第三产业,和欧洲的其它国家一样,是服务业,占GDP的75.8%,对解决劳动力就业的贡献率为65.1%,比如:零售业摊贩、旅馆业、酒店业、公共管理和电信业等,其中旅游业收入占到了希腊全国GDP的15%。
金融危机中,希腊原本过度依赖的旅游业受到重创,金融危机过后,旅游业仍旧没有迅速恢复起来。在这种内忧外患的情况下,一方面,要重建旅游业的产业竞争力,大力推广希腊在旅游业、酒店业、餐饮业的优势特征;另一方面,要启动产业结构的改革,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加大教育医疗等的投入,使国内经济持续复苏、财政收支保持平衡,这样经济结构性调整才能顺利进行,长期中才能彻底解决债务危机的问题。
参考文献:
[1]钟伟、覃东海:“国际债重组:博弈视角的分析”,江苏经济科学,2005年第3期
[2] 臧海蓉:“从冰岛金融危机谈国家破产”,经济学研究,20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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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明金维:“希腊危机 更大挑战在后面”,经济参考报,2010年04月14日
国家债务危机后果范文2
关键词：欧债危机；欧元区；单一货币政策
1、引子
1999年欧元问世不仅对欧元区内各成员国的国内经济以及国家间的经济联系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对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然而由于单一货币区内部经济趋异、两大宏观经济政策的主体分治、公共财政支出的不可持续以及其他机制上的缺陷，导致欧元区国家债务大规模积累，为后来的欧债危机爆发埋下了隐患。从2009年12月希腊危机开始到现在已是危机的第五个年头，尽管在此期间欧盟、欧元区各国从财力救助、制度建设等各个方面做出努力来应对危机，但由今年3月塞浦路斯危机可以看出，债务危机的影响仍在发酵。
2、欧债危机的演进过程
2009年10月20日，希腊政府宣布当年财政赤字占GDP比例将超过12%，远高于《稳定与增长公约》允许的3%上限（事实达到15.4%）。2009年12月，三大国际评级机构相继下调希腊信用评级，希腊国债遭到大规模抛售，欧债危机由此爆发
随着次年2月5日西班牙股市由于债务危机导致的市场恐慌而暴跌6%，创下15个月以来的最大跌幅，以及2月10日美国银行业在希腊、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的风险敞口达到1760亿美元，希、葡、爱、西和意大利等国的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问题开始暴露，债务再融资变得困难，同其他欧盟国家间债券收益价差和信用违约互换价格也逐渐加大，市场信心危机在欧洲范围内蔓延。
2010年4月27日，标准普尔把希腊信用评级从BBB+下调为BB+。而债务危机已不局限于希腊：2010年3 月24日，惠誉将葡萄牙信用评级下调为AA-；4月27日标准普尔把葡萄牙信用评级下调；次日，标准普尔又下调西班牙信用评级，把评级展望前景定为“负面”。6月7日，欧元兑美元汇率一路跌破1比1.19，创下自2006年3月以来最低水平。7月13日，穆迪把葡萄牙的信用评级降至A1。11月21日，爱尔兰继希腊之后向欧盟和IMF请求金融救助，这标志着债务危机开始向程度深化方向发展。同时，欧盟27个成员国中20个国家的财政赤字占GDP 比例超过3%的上限，包括欧元区第三、第四大经济体的意大利、西班牙等多个欧洲国家都卷入危机。
2011年4月，尽管爱尔兰政府已采取紧急应对措施，但穆迪还是把爱尔兰银行债务调低至垃圾级别。6月13日，标准普尔根据欧盟和IMF双边审计的结果，将希腊债务级别调整到CCC。9月20日，意大利信用评级被标准普尔从A+下调至A，评级展望是“负面”。 11月24日，惠誉将葡萄牙评级由BBB-下调至BB+。2012年1月13日，标普调低了法国的长期信用评级，从最高评级的AAA下调至等级AA+。1月27日，惠誉下调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塞浦路斯和斯洛文尼亚等国的信用评级，评级前景均为“负面”。
2012年以后，欧洲为应对债务危机采取了一系列政策，譬如实行“购债计划”、 签署“财政契约”、出台“银行联盟”路线图、由被动应付危机转向反危机与促增长并重、欧洲稳定机制（European Stability Mechanism，EMS）正式生效、消除希腊脱离欧盟的威胁等等①，但时间转入2013年3月，塞浦路斯的银行因大量持有希腊政府债券而遭受巨额亏损，政府宣布存款人征收银行存款税，导致资金大规模撤离，随即标准普尔把塞浦路斯的信用评级下调为CCC级，促使债务危机爆发，从而引发国际市场对欧元的预期再度下跌。
3、欧债危机的内在成因
3.1、欧元区内部经济趋异
尽管单一货币区建立促进了区域内要素跨国流动、产业国际分工和转移，扩大了产品销售市场和投资空间，但是由于不同的经济水平、资源禀赋以及国际分工，各成员国之间从货币一体化中获得收益和承担风险存在相当的差异，必然呈现国家发展的不平衡性，以致出现所谓的“双速欧洲”现象。经济上的双速欧洲是指“欧盟或欧元区内不同国家的经济结构、对外贸易的活力、宏观经济形势、债务负担、劳动生产率、财政赤字，甚至劳动者的勤劳程度都有显著的差别，其结果是南欧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不及北欧国家”②
表2的数据表明从1999年单一货币区建立到2010年债务危机全面爆发和升级期间，欧元区成员国间在宏观经济指标方面存在巨大着的差异：经济增长率方面，最高位卢森堡的4%，最低为意大利的0.7%；人均GDP 方面，最高为卢森堡7.9万美元，最低为葡萄牙1.7万美元；失业率方面，最高为西班牙12.4%，最低为荷兰3.8%；通货膨胀率方面，最高为希腊3.3%，最低为德国1.5%；财政收支方面，只有芬兰、卢森堡实现盈余，而表现最差的希腊则有6.9%的赤字；经常收支方面，卢森堡顺差达到9.6%，葡萄牙、希腊的逆差均在9%以上。德国、荷兰、奥地利、卢森堡等北欧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竞争力明显优于希腊、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南欧国家。
按照“内生性假定”理论，经济趋异的欧元区各成员国成立单一货币区域后，可以运用单一货币区所具有的自我强化功能加速欧元区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从而缩小并消除区域内国家之间的经济差异，使得经济趋同成为单一货币区的运行结果。但在欧元区实际运行过程中，表2呈现的巨大经济差异以及各成员国不经济周期不同、劳动要素价格扭曲、劳动生产率差异、生产要素流动困难、经济全球化等因素的作用之下，使得由欧洲央行统一制定并实施的欧元区货币政策很难对所有成员国的宏观经济状况产生有利影响。
新成员国加入使得原有的经济差异进一步加剧：2007年新加入的斯洛文尼亚当年取代葡萄牙成为欧元区内经济发展程度最低的国家；2008年加入的马耳他和塞浦路斯、2009年加入的斯洛伐克等成员国的在欧元区内的人均GDP都排名末位，使得欧元区内人均实际GDP的最高值与最低值的倍数从2005年的3.78提高到了欧债危机爆发当年的2009年的6.54，客观上促使欧元区内部经济失衡和经济趋异显著化。③
欧元区成员国间显著的“双速”现象，以及同时欧元区的机制未能使得这一现象得以有效缓解，造成欧洲央行制定并实施的单一货币政策无法有效发挥功能，缺乏货币政策手段的欧元区弱国只能过度依赖财政政策工具调节国内宏观经济，从而助长了债务危机在这些国家发生。
3.2、欧元区内部在结构上的深层次矛盾
3.2.1、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搭配
按照经济理论，只有当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保持一致的产出和物价目标时，两大经济政策工具才可以有效保证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欧元区是由众多国家构成的单一的货币区域，区域内成员国将其货币发行权以及货币政策的调控权让渡给了欧洲中央银行（European Central Bank，ECB）。欧洲央行具备超国家货币的发行权及货币政策工具的制定权和实施权，但在实施政策工具的过程中缺乏财政政策工具与之相匹配；各成员国保留的财政政策工具成为调控社会经济运行的主要政策手段，但在实施过程中同样缺乏货币政策与之相匹配。
欧洲央行主要职能包括发行单一货币、制定单一货币区货币政策、管理单一货币区利率和货币储备。欧洲央行观点认为，“一个具有高度公信力的货币政策将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和提高居民生活品质；追求过多的政策目标将会增加货币政策的风险负担，最终导致高通货膨胀和高失业率。”④确立了以物价稳定为导向的宏观政策目标，以维护欧元区货币与物价的稳定。欧元区作为单一货币的经济区域，其经济政策的最终目标和国家一样包括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等内容，但不同目标的往往难以同时兼顾，甚至在特定内外因素作用之下相互呈现一定程度的负相关性和替代性，坚持货币与物价稳定政策目标的欧洲央行与以追求经济发展、增加就业为目标的欧元区成员国在宏观经济政策上的相互冲突和妨碍。
同时，作为两个政策工具的政策主体的欧洲央行和成员国政府在运用既有经济政策工具以实现自身宏观政策目标的过程当中，都同样面临着政策工具不足与工具组合缺乏的风险。可见财政与货币两大经济政策的政策主体相分离成为欧洲债务积累和危机爆发的制度根源，并且使得危机发生后欧元区内部的自我救助能力大为削弱。
3.2.2、单一货币政策与区内各国政治经济不平衡发展的矛盾
由于欧洲17个国家构成的欧元区内部呈现政治经济不平衡发展，货币区共同经济政策方向受大国主导的迹象显著。区域内内的主要大国，特别是作为区域内经济力量排名一二及主要政治实体的德国、法国，对于欧洲央行制定及实施欧元区货币政策的意志能够施加比区域内其他国家更大的影响力，导致欧元区在货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中对主要大国的意愿及宏观经济状况的倾斜。至于经济力量和政治影响力相对较弱的希腊、葡萄牙、爱尔兰等小国，就成为欧洲央行政策制定实施的次要考虑对象，欧元区总体推行的货币政策同这些小国经济运行状态和轨迹的不匹配，甚至相背离，从而对小国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德国中央银行执行董事科茨曾指出：“欧元区经济的现状越来越向货币政策提出了挑战，这主要体现于各成员国在经济增长上的差异、经济结构的不同、金融市场的不对称，以及工资形成过程的区别。”⑤欧元区内实行单一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当国内经济运行出现问题时，欧元区经济弱国不可能像一般国家那样根据国家经济波动采取货币政策进行灵活性、针对性与有效性的经济调节，因此希、葡等区域内小型经济体为对冲欧元区单一货币政策带来的不利影响，加深了对国内财政政策工具的依赖，而缺乏与之相匹配的货币政策的组合与支持，这种依赖进一步得到强化，成为竞争性财政支出的根源之一。
3.3、欧元区成员国的负债型财政支出
3.3.1、单一货币体系导致财政机会主义
欧元区成立使得各成员国丧失货币发行权及货币政策工具，只能依赖财政政策对国内经济实施调控。财政政策工具的实施需要财政收入支持，而财政收入的两大主要来源为税收和发行政府债券，但增加税收会减少居民可支配收入，削弱企业扩大再生产和投资能力，从而抑制社会总需求，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同时增税也容易招致社会成员不满。因此欧元区成员国对通过发行债券维持财政平衡存在偏好。
一方面，欧元区综合经济指标使得欧元成为仅次于美元的国际货币，在国际信誉和风险方面远优于已退出流通领域的个成员国的货币，与此同时欧元信誉也成为区域内各成员国的公共产品，由于公共产品具有非排他性、非竞争性及不可分割性，所以各成员国都能够“搭便车”，从欧元的信誉中获益，损害欧元信誉的成本则可以转嫁给整个欧元区。另一方面，因为欧元区的成立使得各成员国的金融市场一体化程度加深，促进了资金流动。以上两个方面导致各国国债市场的利率下降，借贷成本减少的各成员国政府基于自身利益选择财政机会主义的倾向性得以加剧，进而产生竞争性财政支出的动机，造成巨额的财政赤字与债务，大大突破《稳定与增长公约》关于的欧元区各国财政赤字与政府债务水平分别不能超过本国GDP的3%与6%的财政纪律，并导致债务危机的爆发。
3.3.2、代议制政府模式导致财政过度开支
二战后欧洲国家开始推行的“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制度建设，尽管促进了欧洲国家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保障社会稳定，但也导致某些欧洲国家财政开支不断增长、政府债台高筑的局面形成。高福利制度基于经济增长才能保持稳定运行，作为区域内经济强国的德国、法国就可以凭借较强的经济竞争力实现经济增长以维巨额的社会福利开支，但相对于国家竞争力较弱的希腊等国在加入欧元区以后，为取悦民众的政府强行将社会福利推高至与欧元区强国的水平，没有经济增长支撑的高福利制度就向负债运作模式蜕变。尽管欧元区各成员国政府明白以借债维持的高福利迟早会对国家信用和社会经济产生严重后果，但国内普遍实行代议制民主政体，而社会高福利制度是实现民选政府选票利益的最大化的重要手段之一。
表3的数据表明欧元区国家的社会福利开支在2002年—2011年间总体呈上升走势。作为欧债危机重灾区的希腊和西班牙在这段时期内社会福利开支分别提高了39和36个百分点，而经过施罗德改革的德国下降了27个百分点；欧盟和欧元区在危机爆发的2009年社会福利开支占GDP比重分别达到最高点169%和179%，随后略有下降，但未低过16%和17%的水平。欧洲债务危机爆发后，欧元区各国的社会福利开支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有所增长，原因就在于习惯享受高福利的国内民众对削减福利开支的大规模抗议，以及成员国政府官员为取得选票支持而兑现提高福利待遇的选举承诺。
在面临债务规模急剧扩大、储备资产规模因出现国际收支逆差而日益缩小使得财政赤字与债务积累超过现有融资及清偿能力的困境时，欧元区政府为了实现其政治利益最大化，选择降低信用与进行债务违约便成为最优策略，债务危机在这种推动下内生形成。
4、欧元区的治理困境
4.1、欧元区财政改善的困境
正如前文中的分析，欧元区成员国在内部经济趋异削弱单一货币政策效果、单一或货币政策与分散财政政策不匹配、财政机会主义及代议制政府模式导致财政过度开支等等方面共同作用之下，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被助长，因而严格各国的财政纪律、实行财政紧缩政策以限制赤字与债务规模就成为欧元区应对危机的重要措施之一。但从代议制政府模式来看，财政纪律很难得以实施。
在欧元区弱国的经济竞争力远远不如欧元区强国的情况下，欧元区弱国维持与欧元区强国相同的高福利及工资水平的方式只能是扩大赤字和大量举债，反之，降低欧元区弱国的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水平的方式就是削减高福利和工资标准。但这一方式意味着欧元区弱国必须接受经济低增长、较低的福利和工资，既不符合这些国家的利益，也不符合执政党派的国内政治利益。譬如2010年5月2日，希腊爆发10万人的全国性罢工，抗议政府紧缩财政计划。⑥
即便欧元区债务发生国为获得财政救助而不得不严格自身财政纪律、推行紧缩计划，这种在财政支出方面的约束也只能是短期行为，一旦欧元区对债务发生国实施救助，过度扩张性财政支出的后果得以被埋单，很可能产生扩大支出的道德风险，限制财政开支的约束立即会转为软约束，刺激危机后区域内各国经济增长动力衰弱、依赖扩大财政投资刺激经济增长的意愿。
4.2、欧元区“最后贷款人”的困境
欧洲债务危机爆发之际，欧元区并没有一个能够在“危机时刻尽到的融通责任、满足经济区域内对高能货币的需求，以防止由恐慌引起的货币存量的收缩”的最后贷款人（Lender of Last Resort）。
由于以下原因欧洲央行无法在债务危机到来时充当成员国的最后贷款人：一是欧元区单一货币与分散财政的经济体制构架，缺乏紧密有效的经济政府与财政联盟；二是仿效德意志联邦银行建立的欧洲央行具有极强的独立性，以保持物价稳定、防止通货膨胀为的宏观货币政策目标，不能在一级市场购买政府债券，以避免在政治干扰下将危机发生国的债务赤字货币化，而且《马约》中的“不救助条款”也限制欧洲央行向出现问题的成员国提供直接贷款，除非欧元经济危机危及欧元的稳定及存亡时才能对区域内经济状况实施直接干预；三是欧元区经济力量排名第一位和危机后政治经济影响力显著增加的德国基于自身利益和政治选择倾向性强烈反对欧洲央行发挥最后贷款人作用⑦。
欧洲央行作为欧元区的中央银行，在危机到来后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作为：在债券市场进行操作、调低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降低银行到欧洲央行贷款抵押的门槛、恢复同美元互换及二度联合全球五大央行向欧元区提供美元流动性等等，尽管以上措施对危机蔓延有一定程度的缓解，但依然不能满足债务危机后欧元区内的流动性匮乏。所以2010年12月2日欧洲央行召开的货币政策月度决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主导利率维持在1%的历史最低水平，并向金融机构注入流动性⑧；2011年12月初欧洲央行决定通过货币政策工具分两次向欧洲银行业注资，增加欧洲金融机构的流动性。⑨
欧洲央行若迫于危机形势而充当最后贷款人，采取给发生债务危机发生国注入欧元清偿力以缓解危机的救助措施，很可能使得“发生债务危机国不仅能从过去的‘搭便车’中获得好处（征收国际铸币税），还能继续‘免费乘车’。对债务危机的救助将使区内信誉良好国的经济利益受损（被征收铸币税），这些国家由此而改变财政政策”⑩，加剧欧元区各国竞争性财政支出的局面。真正解决这个困境仍在于建立财政联盟与经济政府。
4.3、欧元区内部危机应对机制的困境
为规避欧元区成员国在国内经济运行出现问题时产生道德风险，《马约》明文禁止欧洲央行或成员国中央银行直接向发生经济问题的成员国中央政府、联盟机构贷款以及购买债券的行为，同时其第125款规定：“欧元区各成员国政府必须独立地对其所发行的债务承担责任，严格禁止欧盟或者任何欧元区成员国政府分担某个欧元区成员国所发行的债务”不过以上“不救助”内容未有效抑制成员国扩张性财政支出的偏好，反而在债务危机爆发后限制了危机发生国的及时及时获得救助资金的条件。
尽管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uropean Financial Stability Facility，EFSF） 作为应对危机的救助机制在2010年5月9日由欧元区17国共同创立，并在2011年扩大了规模、将上限提高到1万亿欧元，“但受资金筹措和各成员国国内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该基金在援助发生债务危机的成员国方面仍然行动迟缓且效率低下”。
另外，缺乏紧密高效的财政联盟导致欧元区强国与弱国、大国与小国之间不存在有效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单一货币区域建立使德国制造业产利用一体化的市场条件创造了巨额的贸易和财政盈余，保持并提高其作为欧元区第一经济大国的地位，在货币一体化中获得收益最多；经济竞争力、产业结构相对薄弱的希腊、葡萄牙等国在欧元区市场内处于不利竞争地位，承担了货币一体化较多的风险及成本。由于没有国家之间的财政转移支付度来平衡这种收益与风险、成本的不对称性，从而使得在债务危机爆发后成员国之间就财政救助问题引发矛盾和冲突，加大了危机救助的难度。
5、结论
从欧元区的缺陷及困境上的分析可以看得出，尽管三大国际评级机构在欧债危机的问题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危机的根源仍在于欧元区自身存在的各种缺陷，但在治理这些缺陷的时候却又面临种种难以克服的困境，比如建立紧密有效的财政联盟以改变两大宏观经济政策分离的现状，促进单一货币政策和单一汇率政策对欧元区各国的政策效果的均等化，危机重灾国争取国内民众支持以促使现有的公共财政支出结构改善等等，以上内容不无受到欧元区各国之间以及各国国内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利益团体等内外因素联动的制约，因而加大了债务危机解决的难度，致使直到目前为止危机仍然在持续发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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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债务危机后果范文3
自欧债危机爆发以来，欧元区采取了诸多技术性的补救措施。但是，债务危机依然像幽灵一样盘旋在欧洲大陆的上空。
一、究竟是何原因致使这场危机爆发的呢？
许多学者认为欧洲债务危机的根源在于人口结构老龄化。不少观察家认为是一年前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导致了欧洲一些国家目前的债务危机。其实，全球金融危机只是让欧洲债务危机提前引爆，即使没有全球金融危机，欧洲债务危机同样不可避免，因为这些国家普遍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制度设计存在缺陷、国家的产业竞争力显著削弱，而长期富裕的生活环境养成的高消费习惯无法自动作出调整，而政治家为了选票必然通过政府举债支出来维持高生活水平与社会福利，导致财政赤字不断扩大、政府债务高居不下。
纵观欧洲债务危机的拯救史，不难发现，核心措施就一个：注入流动性，增发货币，从证券市场计划到长期融资，直至现在的直接货币交易，都是延缓危机时间而已。继续开闸放水，增加债务未必能治本。欧债危机的根源并不是南欧人懒惰，而是货币生产体系出现了偏差。
二、欧盟最初的制度设计存在缺陷
虽然，欧盟国家在一体化上不断完善，但是他们在制度上有个致命的缺陷。这个缺陷早在英国脱离欧盟时已经显现出来，但是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个缺陷就是欧盟国家实行统一的货币制度，而统一制度是由欧洲中央银行制定，而欧盟在财政政策上却采取各自不同的政策。货币政策的统一使欧元区国家在面临经济问题时，无法通过本币贬值来缩小债务规模和增加本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只能使用财政刺激手段，而且有扩大财政赤字的内在倾向，最终造成政府债台高筑，这使原本就不景气的经济状况雪上加霜。
希腊经济具有自己的特点，旅游业发达，实行高福利社会政策，由于财政赤字和贸易逆差，举债度日成为常态。在加入欧元区以前，希腊拥有货币发行的自，国家有两种策略可用于应对政府债券可能的偿付隐患：一种是通过增发不同期限的政府债券来间接实现展期，用跨期手段为解决危机赢得更多时间；另一种是运用货币政策手段增发货币，通过货币贬值来减轻债务压力。也就是说，希腊经济有它的风险，也有它解决风险的机制。但是加入欧元区以后，希腊失去了独立的货币发行权，上述两种策略无法实施，剩下的只能指望欧洲央行或债务重组。问题是，欧洲央行既没有权力，也没有能力救援一个成员国的债务危机，因为各成员国之间利益平衡问题，希腊债务问题一拖再拖。从本质上来说，欧元区的建立由于剥夺了成员国独立解决风险的可能，实际上是把一种局部的经济风险放大为整体性的风险。
三、政府部门与私人部门的长期过度负债
政府部门与私人部门的长期过度负债行为，是造成这场危机的直接原因。
欧元从诞生之日到次贷危机发生前夕累计升值80%之多，导致欧债广泛受到投资者的欢迎，相应地，举债成本也就变得十分低廉。各国易于获得低廉、充足的借贷以促进国内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各国劳动生产率低但劳动成本高等结构性问题。欧盟国家在1980年至2009年间基本处于负债投资状态，长期的负债投资导致了巨额政府财政赤字和债务重负。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政府财政赤字不应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3%，而在危机形成与爆发初期的2007～2009年，政府赤字数额急剧增加。以希腊为例，从2001年加入欧元区到2008年危机爆发前夕，希腊年平均债务赤字达到了5%，而同期欧元区数据仅为2%；希腊的经常项目赤字年均为9%，同期欧元区数据仅为1%。2009年，希腊外债占GDP比例已高达115%，这个习惯于透支未来的国家已经逐渐失去了继续借贷的资本。这些问题在PIIGS五国中普遍存在。随着欧洲区域一体化的日渐深入，以希腊、葡萄牙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在工资、社会福利、失业救济等方面逐渐向德国、法国等发达国家看齐，支出水平超出国内产出的部分越来越大。由于工资及各种社会福利在上涨之后难以向下调整，导致政府与私人部门的负债比率节节攀升。西班牙和爱尔兰债务问题的成因与希腊略有不同。这两个国家受到次贷危机的影响，房地产市场迅速萧条，国内银行体系出现大量坏账，最终形成银行业危机。而政府在救助银行业的过程中，举债与偿债的能力均出现了问题。
已经背负巨额债务的五国政府，其进一步借贷的能力已大不如前，政府信用已经不能令投资者安心充当债权人的角色。当巨额的政府预算赤字不能用新发债务的方式进行弥补时，债务危机就会不可避免地爆发。
四、超前的福利政策
经常听人说欧洲国家的人从出生到去世都享受着很好的福利政策。而在希腊加入欧盟开始，自身本来就比法国和德国这样的国家在生产力水平上有差距，应该加大用工时间，而因为欧盟一体化在工会的压力下，希腊这些国家却享受着和法国、德国这样国家的福利水平。欧洲国家的福利体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旨在平息民众的不满，实现欧洲各国的共同繁荣。在危机爆发之前，由于慷慨的福利体制和丰厚的退休金，希腊人的平均退休年龄是53岁，在发达国家中首屈一指；每年还有6个星期的休假。最终希腊人仅靠自己的钱已经无法维系其舒适的生活，于是就开始借钱，不断地借钱。经济增长速度跟不上负债，进而危机逐渐积累，逐步扩大。西班牙、爱尔兰等欧元区的高福利水平国家，与希腊情况类似。高福利水平加上低生产力水平导致国家在全球竞争中缺乏竞争力，财政收入少。而在维护高福利下，政府支出增多，这就导致恶性循环。当政府宣布一系列削减民众福利的措施后，遭到民众的强烈反对。各国民众的大规模抗议和不满说明此前的福利水平已经远超该国实际承受能力。作为社会关系和社会矛盾调节手段的福利制度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但福利开支过高会影响经济发展。福利开支应当遵循适度救助社会最贫困阶层、不影响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等原则，在经济增长与福利制度之间保持以经济增长为主题的动态平衡。
五、产业结构的不合理
为了保护本国环境和提高本国竞争力，欧洲国家纷纷把产业外移，导致本国产业空心化。像这次危机严重的五国，他们的发展主要依靠多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出口和旅游业。以旅游业和航运业为支柱产业的希腊经济难以抵御危机的冲击。以出口加工制造业和房地产业拉动经济的意大利在危机面前显得力不从心。意大利经济结构的最大特点是以出口加工为主的中小企业创造国内生产总值的70%。依靠房地产和建筑业投资拉动的西班牙和爱尔兰经济本身存在致命缺陷。工业基础薄弱，而主要依靠服务业推动经济发展的葡萄牙经济基础比较脆弱。
PIIGS 五国属于欧元区中相对落后的国家，分析欧债危机产生的原因，他们的经济更多依赖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出口和旅游业。随着全球贸易一体化的深入，新兴市场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吸引全球制造业逐步向新兴市场转移，南欧国家的劳动力优势不复存在。而这些国家又不能及时调整产业结构，使得经济在危机冲击下显得异常脆弱。欧债危机真正走出困境，需要欧洲国家自己产业和技术上的相互配合。
国家债务危机后果范文4
摘要：万解秋教授认为，欧债危机是金融危机的延续，其背后的根本原因是经济体制和结构的失衡，低效率的经济运行和增长动力的衰退，难以用国家债务来填补，当然也不可能用发行货币来解决，金融危机以及随后的债务危机是这种经济衰退危机的必然表现，而仅仅想通过债务发行和货币投放就能解决问题的想法，是不现实的，它有可能招致更严重的经济衰退和危机，这也是我们现在所应该引以为戒的。白永秀教授认为，欧债危机从深层原因来看，是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效率与公平、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责任与权利之间矛盾激化的必然产物。钱津研究员认为欧洲债务危机不是市场化的信用危机，而是政府信用的危机。传统的陈旧的货币理论直接导致了经济相对脆弱的一些欧洲国家在遭遇到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的自家政府财务的危机。从本质上看，欧洲债务危机是一个货币理论亟需转换和推进的问题。余斌研究员则认为，欧债危机不同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危机，它更多地是一场人为的危机。他进一步指出，如果中国大量持有欧债，那么欧盟和德法金融寡头必然会以国际社会的舆论压力如设置人权话题等手段在合适的时机迫使中国同样贬值所持有的欧债，借机掠夺中国人民。
关键词：债务危机；金融危机；欧洲联盟；实体经济；虚拟经济
中图分类号：F0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2）03-0010-12
一、债务危机起因金融危机
欧债危机的爆发看起来是一场国家的债务危机，从希腊、意大利等国的债务曝险，到欧盟主要成员国的债务比重超越警戒线引发债务评级下调，显示的是一场可能的债务违约和债务危机。现在这场危机还在继续延宕过程中，影响波及可能进一步扩大，这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为什么在全球经济最核心的欧元区国家爆发了前所未有的债务危机。
在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欧洲经济和金融市场时，货币体系和资本市场的健康稳定看起来是关键因素，金融市场剧烈波动产生的冲击波杀伤了融资过度、金融体系脆弱的国家，出现了像冰岛、爱尔兰这样的陷入危机的经济体。因为金融市场的扩张过度和过分的杠杆融资而导致金融体系脆弱部分曝险，一部分金融机构受到了影响，这显然与债务性质结构无关。
金融危机的冲击首先体现为对于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是否稳健的影响，当时主要的观察认识认为金融市场衍生品的杠杆化交易失控和银行类机构资产的过度市场交易是主要原因，其他金融机构和投资者的资产受到了影响，货币体系和货币政策并没有陷入危机，主要国家的货币体系和政策是健康稳定的。这些国家的财政体系也是健康安全的。在应对金融市场动荡时，美国和欧盟等发达国家的政府都充分发挥了财政的最大能力对金融机构实施救援，主要国家的财政预算支出水平和赤字规模都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上升。很多人认为这是一种积极的财政政策，当然也是应该的，一些国家的财政甚至超越了自身的承载能力实施扩张和经济拉动，甚至还带动或强制其他金融机构实施扩张和提高支出水平，以应对经济下滑。这在学术界不同流派看来，是对于“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或自由市场经济机制的一次彻底批判和否定。
那么，在一个健康稳定的财政体制和货币体制下，金融体系的危机爆发可能吗？它仅仅可能是局部性的吗？这个问题似乎有点难以理解，金融市场的交易和融资活动与一国的财政体系活动和货币体系的活动可以完全地切割分离吗？这样的问题看起来并不清楚，在学术和政策实际运作层面并没有很多关注。在金融危机爆发初期，美国的财政体系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危机，货币政策体系也显得稳健安全，利率、汇率和通货膨胀水平都是在稳定水平状态下运行，金融危机在当时显得像是个别银行和证券机构的信用危机。在应对流动性收缩和金融机构稳健时，美国政府冲在最前面，其采用了特种预算工具筹集资金，并给予了危机金融机构大幅度的资本输入，而美联储并未作出过多反应，维持了基本的货币供应和利率水平，只是在2009年以后当经济出现了明显的通货紧缩和就业率下降以后，才推出了扩张性的货币供应政策，即QE1和QE2。
欧洲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在金融危机冲击的初期，也体现出了一种有限的金融机构信用或支付危机，对于经济财政支出最多是一种间接的负面影响。金融危机并未影响到货币体系的稳定，欧元体系的货币政策是稳定健康的。它在应对金融危机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对于今天的欧债危机来说，它似乎与金融危机的爆发有着某种联系，但作为财政工具的债务危机又似乎与货币政策体系没有直接的联系。
这种假设在过去一段时间里被多数人所接受，也就是欧债危机是债务问题，是欧盟内部经济发展和财政支出水平失调所带来的后果，如果是这样的话，债务危机也就是一国的财政信用危机，与欧元货币政策体系没有直接关系。我们必须要问，这样的假设合理吗？金融危机条件下出现的债务危机与欧元货币政策体系究竟有何关系。
当我们深入地看一下欧元货币政策体系的结构影响，才能发现欧元体系内部财政体系的功能，它们二者其实是被紧紧地捆绑在一起的，财政支出体系与统一的非的货币政策体系被结合到一起时，它们的运作就已经潜伏了财政扩张和债务失控的危机，而国际金融危机就是此次欧元区债务危机爆发的导火线。因此，欧债危机，看似并非货币体系的危机，实际上真正是货币政策体系矛盾危机的集中爆发。我们这种分析假设的基本前提就是欧元货币体系隐含着内在的矛盾，财政体系的矛盾是一种突破口，债务危机在国际金融危机来袭中已经是无可避免的结局。
二、货币政策体系矛盾的财政表现
欧元作为欧盟统一货币始于1999年，它的产生肩负着特殊的使命与职能。它既是欧洲统一经济体的流通货币和支付工具，也成为欧元区的储备货币和外汇支付工具。欧元一诞生，就取代了欧洲各国原有流通的货币，并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与美元、日元、英镑在国际结算中竞争，而且成为仅次于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欧元的流通也形成了欧盟统一的货币政策，对于欧盟各国的经济发展和财政体系运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欧元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与美元竞争国际储备货币中获得了较高的市场份额，使欧洲央行获得了一定的经济利益。同时，在欧元区内部，统一的货币也带来了积极的作用和利益，对于资本流通、货物贸易和劳动力就业等带来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欧元体系从诞生起就带来了它的不稳定性，它隐含的矛盾冲突在市场条件形成时就必然爆发出来。
第一，欧元作为一种区域性的货币是欧元区国家的货币，它的出现是建立在欧洲经济一体化和市场统一开放条件下的，17个国家形成的货币区大约有3.3亿人口，12万亿美元的GDP总量，人口规模已超过美国，GDP总量为美国的80％。欧元一出现就被认为具有良好的经济基础和市场条件，欧洲各国经济文化社会和意识形态高度接近，经济市场化发展的水平差异较小，对于经济合作和联合市场化竞争的意愿十分强烈，因而在政治上的阻力也较小，大多数西欧国家都积极加入了欧元区，一些东欧国家也积极要求加入欧元体系，这也使欧元一度被多数人看好，甚至认为在未来10多年以后极有可能取代美元成为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欧元作为货币体系涉及到了诸多国家的权利和利益，在其中如果出现严重的利益冲突，货币体系的运行就会出现危机，尤其是在各国的经济利益诉求难以达成一致而又没有一种强制性的行政力量加以控制时，矛盾就会爆发，货币政策体系就难以去左右国家的财政行动，更不可能去控制各国的政治决策。而欧元被大多数人看好的原因就是因为欧洲的经济一体化和一定程度的政治联合行动，没有被看出其中可能存在的严重分裂隐患，也就是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政治结构和权力分配控制的不同，它们所获得的来自欧元体系的利益可能是不同的。而当面临市场冲击时他们所受到的冲击程度也是不同的，极有可能出现人们不愿看到的组合：最小的获益者成为最大的受害者；最大的受益者则成为最小的受害者。而十分不幸的是，在金融危机冲击下出现的欧债危机，正是这种结果。
第二，在各国纷纷放弃而加入欧元货币体系时，并没有考虑到这种可能的结果，显然也低估了这种可能性，也可能是在短期利益驱使下去搭便车，获得一些免费的经济利益。这也能解释为什么一些南欧和东欧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会极尽努力直至修改财政数据力图加入这一体系。这种利益是什么，我们简而言之，就是在货币体系层面有可能的储备货币利益，竞争型的储备货币份额可能是发行和货币国际化流通获得实际的铸币税收入，而且统一的欧元变得更有竞争性，对于那些经济地位较为弱小的国家来说，货币体系的稳定性和对于美元的储备性依赖也会大大降低。而从经济层面上说，区域性货币减少了汇率波动带来的贸易摩擦，对于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也会产生积极的效应，这在理论上也被归结为存在着一种最优的“区域货币配置效应”。
现在我们从实际状况看，金融危机的冲击粉碎了这种美丽的梦想，欧元区不得不回到严酷的现实中来。这个现实就是，欧元区货币的运作需要付出极高的运行成本，利益矛盾冲突积累又可能使得区域货币体系分崩离析，财政和债务危机的爆发是货币体系矛盾的直接体现。
第三，已有研究已经揭示了大量的问题和原因，指出了财政危机与金融危机的内在联系。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本是一国经济调控的重要杠杆，区域货币体系的形成已经统一了货币政策，各国也就只有财政政策可以作为调节支出的工具了，欧元区成立时已经意识到财政支出规模和预算赤字有可能危及欧元体系的稳定，已经对各国的财政赤字占GDP比重规定了上限，但财政支出具有更高的含义，这一要求的提出没有强制的法律或行政约束，这为金融危机后的财政扩张和失控留下了隐患。
财政支出失控和债务危机爆发的诱发原因可以分为下列两个方面：一是从经济结构差异和政治决策冲突方面看，财政支出功能失控必然引发债务危机。欧元体系的17国在进入统一货币政策以后，各自的经济结构和经济竞争能力以及市场产品的发展前景差异极大，它们基本上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阵营。第一阵营即欧盟的领头羊德国和法国，其具有极强的科技创新能力和产品竞争力，劳动生产率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人均GDP在35 000美元以上；第二阵营为意大利、荷兰、比利时、挪威、瑞典、芬兰等国家，经济结构较为优势，有较高的竞争力，人均GDP为25 000~45 000美元；第三阵营为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爱尔兰、冰岛等国，经济发展处于较低水平，人均GDP大致为20 000~30 000美元，劳动生产率和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较低。这样的结构差异导致经济政策协调的困难。统一的利率、汇率和货币供应政策必然导致不同劳动生产率和生产成本的企业在市场上具有不同的竞争力，并出现强者愈强、弱者更弱的“马太效应”，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的财政收入和预算支出能力会受到更大的制约，赤字政策和财政状况的恶化形成恶性循环。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欧猪五国的财政赤字和债务比重已经达到了危机临界状态，而且背负的债务包袱越来越重。二是从危机应对决策过程看，财政政策失控导致的债务危机是金融危机的扩展爆发，金融危机引发了债务危机的爆发，其中具有内在的联系。
欧元区国家具有较为近似的政治制度和经济体制，但其国内的政治结构、治理方法、社会文化影响还是有着较大差异，劳动生产率和产品创新能力较低的国家背负着沉重的债务包袱，福利主义盛行，出于政党利益要求而对于财政约束松弛，导致债台高筑。其中欧猪五国的当年赤字占GDP比重在2006年为1％左右，到2011年已经达到13％以上；累计的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从2006年的70％上升到120％以上，其中希腊已经达到180％以上，其他国家也达到了100％以上，大幅度超出了欧盟规定的安全警戒线。
在此次金融危机爆发时，出现了人们对于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的批判，对于用国家干预来影响市场的凯恩斯主义抱有幻想，学术上也出现了否定市场机制推崇国家干预的思潮，这正好迎合了激进主义思潮的国家干预控制的理念，在欧债危机爆发过程中，这种思潮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作为应对金融危机和信用收缩的主要政策，这些国家的财政纷纷采取了空前的扩张和救援行动，对于银行和金融机构的亏损进行补贴，增加公共项目的支出，甚至直接补贴消费者以拉动市场，应对危机事实上是在扩张支出刺激经济，这完全符合凯恩斯主义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原则，新凯恩斯主义者也主张财政扩张。
但随后我们看到的是狂热扩张后的严峻局面，欧元区各国的财政赤字和债务比重迅速上升，欧猪五国的财政赤字比重已经上升到15％左右，累计债务比重超过了GDP的1倍以上，更为严重的是债务在2009年以后，已经进入偿还期而财政已经失去了偿还能力，债务危机已经是一触即发。巨额的财政支出并没有带来就业和经济的增长，反而引发了严重的国内通货膨胀和失业增长，局面已经恶化到经济的负增长和高达20％左右的失业率，青年人的失业率已经达到50％以上，应对失业经济衰退和面对债务危机已是欧元区国家的两难处境。很明显，在财政扩张和收缩这条道路上根本就找不到出路。破产清算也许是唯一结局，这也意味着财政扩张主义的破产，连带着欧元货币体系的破产。
三、欧债危机的不同解读与启示
欧债危机的爆发已是事实，但如何看待其爆发却出现了不同的解读。这对于分析其影响冲击和经验借鉴也存在分歧。一种分析结论认为欧债危机就是一国的债务危机，是一国财政扩张和赤字预算导致收支失衡而引起的债务清偿危机，按此结论，可以认为是一种财政危机解读，这与货币金融危机没有直接关系，应对危机的方法就是收缩支出，恢复财政平衡，包括实施国际救援和债务重组。这一解读单纯化看待债务危机的爆发，无法解答为何在欧元体系国家中同时爆发债务危机，也不能解释为何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财政扩张行动后会爆发债务危机。另一种解读是将欧债危机看成是一种欧元区的货币危机，金融危机在欧元区的爆发冲击转化为了债务危机。在欧元货币政策体系内，各国已经失去了独立的货币政策和调整的措施，也就是失去了货币贬值避免经济衰退的手段，转而只能使用财政杠杆扩大预算支出来避免经济的过分收缩，财政支出的失衡引发了一部分经济弱势国家的债务危机。按此解读，金融危机引发的信用收缩和经济衰退只要应用货币贬值就可能解决，这是自欺欺人的观点，因为那些经历债务危机折磨的国家，岂不是轻轻松松就可以渡过难关了吗？从实际看，一个国家用自贬货币的方法是嫁祸于人，也不能自救，因为这必然会引发其他国家的货币报复性贬值，这样的货币汇率战根本不能解救一国经济的衰退危机，而且混乱的国际经济贸易关系必定会阻碍经济的复苏。
欧债危机是金融危机的延续，但其背后的根本原因是经济体制和结构的失衡，低效率的经济运行和增长动力的衰退，难以用国家债务来填补，当然也不可能用发行货币来解决，金融危机以及随后的债务危机是这种经济衰退危机的必然表现，而仅仅想通过债务发行和货币投放就能解决问题的想法，是不现实的，它有可能招致更严重的经济衰退和危机，这也是我们现在所应该引以为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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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债务危机后果范文5
透视希腊债务危机中的金融互换
货币互换使希腊政府债台高筑
货币互换是一项常用的资产负债管理工具,其功能主要表现为转移汇率风险,降低筹资成本;实现资产负债的最佳搭配,分散外汇风险;帮助交易双方规避外汇管制、利率管制及税收限制等。而希腊正是利用了货币互换的上述特点,通过表外的货币互换交易,“暗地里”将原本负债累累的资产负债表修饰一新。
那么,希腊是如何利用货币互换这一工具来掩盖赤字的呢?根据已披露的数据,分析可得希腊政府与投行(以高盛为例)之间签署的合约内容如下:
首先,希腊发行金额为100亿美元(或日元)的十年到十五年期的国债,然后将其发债所得到的美元(或日元)收入与高盛进行货币互换,从而得到欧元收入,待债务到期时再与高盛将欧元换为美元(或日元)来进行支付。到这里,这只是一个出于规避汇率风险的普通的货币互换,但合约的关键点在于,此货币互换合约的汇率选择地是历史汇率,并没有正确反映欧元的市场价值。
据高盛披露,早在2000年12月到2001年6月间,高盛通过一系列的货币互换操作,帮助希腊政府减少了23.67亿外债(以欧元计),从而使其债务占GDP的比例从105.3%降低至103.7%,降幅为1.6%。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为了换取2001年更低的债务和赤字率,希腊不仅向高盛支付了高额的佣金,而且付出未来更高负债额的代价,从而陷入一个债务不断膨胀的恶性循环,这也正是此番希腊债务危机发生的直接原因。
利率互换加剧了希腊的危机
利率互换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利用利率互换,可以管理资产负债组合中的利率风险,可以调整资产负债表项目和现金流。在希腊债务危机中,由于2001年前后达成的货币互换合约降低了高盛所持有的互换组合的价值,为了对冲组合价值下降的风险,高盛与希腊又达成了一项长期利率互换协议。新的利率互换以当时新发行的希腊债券为基础,在债券存续期内高盛支付债券利息,而希腊政府则按可变利率向高盛支付现金流。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这些互换可能带来损失,如果与经济恶化环境纠缠在一起,就极有可能对债务危机的产生起到推波助澜作用。
信用违约互换(CDS)放大了市场对希腊危机的恐惧
在为希腊安排了一系列的互换交易之后,高盛清楚地认识到希腊经济的不断恶化会令其在未来互换合约到期时,出现违约的可能。为了防范这些交易背后隐藏的巨大风险,保证“隐形”贷款的安全,高盛请出了CDS这一重要级的金融衍生工具。
CDS于1995年首创,是信用衍生品市场上使用的最广泛的一种,仅在美国市场上CDS的名义交易量就高达15.5万亿美元,在全球范围内的交易金额更是达到天文数字,而且其中高达60%的交易是不透明的。在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中,CDS曾扮演过重要的角色,而现在,CDS又成为了希腊债务危机的导火索之一。通过购买CDS,高盛不仅提前转移了希腊政府的违约风险,而且当CDS价格上涨时,高盛更是可以从中盈利。事实上,投行纷纷在欧洲市场购买希腊债务相关的CDS产品,正是在向市场释放出对希腊政府不利的信号,令投资者对希腊政府的偿债产生怀疑,从而推高CDS的价格。当希腊政府爆出债务危机之后,CDS价格更是大幅上涨,一度飙升到400点以上,逼近迪拜金融危机时446点的高位。而相应地,投资者对希腊政府可能出现违约的担忧也进一步加剧,导致希腊政府发行国债的成本不断攀升,其财政压力也越来越大。
希腊危机对于我国的启示
对于我国而言,目前尚未受到希腊债务危机的影响,但如果全球爆发大规模的政府债务危机,势必会影响世界经济的复苏步伐,处于全球经济链条中的我国应该如何应对,也是我们现在应该思考的问题。同时,从此次希腊债务危机中,我们也应该受到如下启示:
加强金融危机后的财政收支管理,特别是要重视地方债务管理
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各国的财政情况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财政一旦因为管理不善而出现违约风险,评级机构就会下调国家的评级,从而导致政府融资成本上升、货币贬值、资本外逃等一系列不良后果,而政府为了改善这一情况往往会选择加息的举措,但这又会抑制经济的复苏,这时政府便会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虽然中国远离欧洲债务危机,短期内尚不会发生债务危机,但是债务问题应该引起中国足够的重视和警惕。
从中央政府的角度来看,虽然我国财政已多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但2009年全国税收总收入的增长速度仅为11.7%,比以前年度大幅回落,而财政支出却有明显增长,2009年全国财政支出同比增长21.2%,2010年我国的预算赤字将达到1.05万亿元的新高。中国应该针对自身国情,确定合理、安全的赤字规模,从外汇储备、经济结构、外债负担以及整体债务状况等方面全面、有效地审视和管理中国的债务。
从地方政府的角度来看,长期以来,大量地方政府依靠举债度日已成为公开的秘密,特别是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推动下,2009年各地方政府更是纷纷举债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从而导致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剧增。据央行2009年第四季度披露的数据,全国3800多家地方融资机构,管理总资产8万亿元,地方政府的负债已达到5万亿元,日益严峻的地方债务问题应该引起中央和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如何规范地方融资平台、防范潜在的财政风险将成为金融危机后政府面临的新命题。
正确认识金融衍生产品,加强风险防范意识
从美国次贷危机到目前的希腊债务危机,金融衍生产品因为在一次次的金融风暴中都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而成为众矢之的。实际上,从产品自身的设计结构而言,这些金融衍生品并无罪过可言,只要合理采用,就会发挥出应有的风险管理功能。收益总是伴随着风险的存在,只是金融衍生产品的风险往往更难于识别、计量和控制,并且由于金融衍生产品的杠杆作用,其带来的风险可能会更显著,而这一点往往会被投机者所利用,成为其“赌博”的工具。可以说,金融衍生产品就像一辆精美的汽车,正确地驾驶可以尽享驰骋之美,但一旦违规操作,就难免会发生车祸。
因此,在合理利用金融衍生产品进行资产负债管理的同时,我们也应该警惕和防范随之带来的新风险。首先,要明确交易的目的和动机,防止投机行为的产生;其次,要合理确定交易的规模,加强对暴露的头寸的管理,及时采取相应的对冲措施,对风险进行分散和转移,以免后顾之忧。再次,政府应增大衍生品操作的透明度,加强对财务状况特别是表外业务的监管力度,严防相关机构利用衍生品进行投机活动,特别是保证国有资产的安全与稳定。
谨慎对待与国际投行间的交易
在全球一体化的走势下,金融活动早已突破了国家的界限,国内的企业和金融机构与国际投行的交往日益密切。但我们会发现,虽然最初是为了防范风险,但由于自身经验不足、风险管理意识淡薄、专业素质缺乏等种种原因,国内的企业和机构经常会被那一张张复杂的产品合约“毫不知情”地引入巨额损失的深渊,深南电、东方航空、中信泰富等衍生品投资巨亏的案例早已为我们敲响了警钟。特别是作为国家的债务管理,在使用诸如货币互换的金融衍生产品过程中,谨慎对待与国际投行间的交易。由于衍生产品具有零和博弈的特征,如果是一家金融机构或企业持有金融衍生产品,其损失可能影响最大的就是破产倒闭,如果交易者一方是政府,可能的影响就是国家的信用危机和新的债务危机。
在与国际投行的交易中,我们一方面要坚持防范风险、套期保值的初衷,合理确定交易的头寸规模,另一方面也要加强自身的专业素质,不被复杂的合约条款蒙蔽,明确产品的真实结构,选择合理的金融产品,并加强金融产品使用过程的风险管理,建立相应的监控机制,这样才能够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浪潮。
国家债务危机后果范文6
关键词：欧债危机；实体经济；虚拟经济；制度缺陷
中图分类号：0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2）04-0009-04早在2008年9月，雷曼兄弟公司宣布破产，进而使美国金融危机升级、金融海啸达到空前，此时，欧洲也拉响了国家债务问题的警报。继欧美大型金融机构落难后，欧亚小国——冰岛的国民经济和银行一同卷入金融危机漩涡，整个国家濒临破产，成了被美国次贷危机掀起的金融风暴刮倒的第一个国家。随后“多米诺骨牌效应”显现，以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为代表的中东欧多国信用评级遭到下调，外债压力骤升，货币全面贬值，股价跳水，银行相继倒闭。只是鉴于这些国家多为欧洲“边缘国家”，经济影响力较小，危机救助及时，其债务问题并未突显出来。2009年12月爆发的希腊债务危机彻底拉开了此次欧债危机的序幕。为帮助希腊走出危机，2011年5月，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盟启动经济救助机制，向希腊提供总额1 100亿欧元贷款。但外部的救援并没有挡住债务危机蔓延的步伐：2010年11月，爱尔兰债务危机爆发；2011年3月，葡萄牙债务危机爆发；2011年8月，意大利和西班牙10年期国债收益率急剧上升，成为受“多米诺骨牌效应”影响而倒下的“两块新牌”；2011年9月，由于IMF和欧盟认为希腊年内财政赤字控制的目标难以实现，对希腊第二轮救助一度面临搁浅，欧洲债务危机愈演愈烈。
一、欧债危机爆发的原因
（一）欧债危机的直接原因
近年来，欧元区经济增长缓慢，大多成员国因维持高福利等而需要加大政府支出，被迫发行国债，给自身造成了沉重的债务负担。相关数据显示，欧元区国家自成立起财政状况皆为赤字。虽然欧元区的债务问题突出，但并没产生大规模的危机，2007年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点燃了欧债危机的导火索。
次贷危机进而演变为金融危机，不仅给美国经济带来了灾难性打击，还因资本国际化和美元霸权化而殃及到了其他国家，进而发展成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造成各国经济发展低迷，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诸如经济急剧衰退，财政收入大幅降低。欧洲一些国家政府希望扭转经济发展的颓势，不得不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救市，政府支出激增，这使得本就繁重的债务负担进一步恶化，而一系列救市计划并没有使经济好转，使得政府财政陷入恶性循环，各方面的矛盾更加激化，最终演变成了欧债危机。但是从数据来看，欧元区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占GDP比重均小于美国（2010年欧元区政府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占GDP比重分别为-6.2%与85.3%，美国则为-10.3%和94.4%）①，却发生了债务危机，这与欧元区联盟的性质不无关系。美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实施统一的财政政策，而欧元区是一些国家组成的联盟，货币政策是统一的，财政政策却是分散的，成员国间财政转移极为有限，成员国对他国政府债务并不承担偿还责任，因欧元区履行最后贷款人职能，机构缺失而债务沉重的国家又无力偿还债务，由此债务危机必然发生；同时，欧元的流通使用起始就缺少对成员国的制度性约束，资本在联盟内可以自由流动，不发达成员国利用较低的成本获得资本流入以弥补经常项目逆差促进经济增长，但是这也会为其带来负效应，在财政赤字的外部约束被削弱，赤字规模不断扩大，尤其经济衰退的情况下负效应极易显现并被过度放大，严重时就爆发了债务危机。
基于以上分析，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使得欧元区没有统一财政政策的隐患凸现并被过度放大是引发欧洲债务危机的直接原因。
（二）欧债危机的根本原因
由前文分析我们可知美国次贷危机是引发欧洲债务危机的导火索，但它只是各种矛盾激化，危机爆发的催化剂。即使次贷危机没有发生，债务危机的隐患也早已存在。究其根源，实体经济空心化与虚拟经济过度膨胀、高福利高消费和制度缺陷是导致欧洲债务危机必然发生的三个重要因素。
1. 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对实体经济产生反作用。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全球化是以欧洲的生产要素即资本、技术、知识和劳动力跨越大西洋的相对全面的全球化，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全球化则是以资本全球化为核心的绝对全面的全球化，由于资本具有逐利性，随着金融的快速发展及其推动作用，使得发达国家资本在国际范围内寻求价值增值和垄断利润，实现其对世界资源的瓜分，为此，发达国家还积极倡导并引领了贸易自由化、金融扩张化、美元霸权化和证券国际化的潮流。资本全球化又使得金融进一步得到发展，金融的迅速扩张促进了虚拟经济的繁荣，其对经济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为了快速地获得超额利润，发达国家过度放大了虚拟经济的作用。一方面，由于本国劳动力成本增加、保护本国资源以及资本的逐利性，发达国家通过跨国公司将低端高消耗产业转移到新兴国家，而规模不断缩小的实体经济导致其国内失业率提高，劳工工资的增长远远跟不上资本回报率的增长，国民贫富差距扩大，国内矛盾加剧；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在实体经济规模不断缩小的同时对虚拟经济的依赖度越来越高，欧元区金融资产占GDP的比例从1995年的180%上升至2005年的505%。②由此可见，欧洲国家虚拟经济不断扩张，投机需求不断增大，高收益率使得资本不断从实体经济部门向股市、房市转移，高成本使得资本不断从本国实体经济部门向新兴国家转移，导致了实体经济规模缩小，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引起货币购买力提高，汇率被高估，形成泡沫经济，同时增加了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如果价格上涨预期逆转，就会导致泡沫经济破裂，引发严重的债务问题和经济衰退，最终爆发债务危机。可以说，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是引发这次欧债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
2. 高福利高消费为政府财政带来沉重负担。欧元区国家多为高福利国家，高福利制度确实为其社会稳定、经济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但是也使得国家公共债务日益加重。高福利制度间接导致居民惰性膨胀化，缺乏工作意愿，而高消费又使得居民要求劳动获得更高的报酬，无形之中在劳动力市场设置了过高的“最低工资”标准，从而扭曲了劳动力市场，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此外，支撑高福利所需的高额税收不仅减少了企业利润，更使得劳动密集型的企业纷纷转移到劳动力成本低廉的新兴国家，进一步导致本国实体经济规模缩小。同时，欧洲各国选举的参选党派都把更高的福利作为承诺，如果竞选成功兑现承诺，又会导致债务增加。这些因素循环往复，相互影响，使得欧洲国家财政赤字越滚越大。有远见的学者早已看到了其中隐藏的危机，呼吁改革，但是已经习惯于高福利的民众抗议示威，除了欧盟各国都对退休金制度进行了改革以外，涉及到一些根本问题的改革则阻力重重，最终导致欧债危机爆发，至此危机国政府才意识到沉重的政府债务所带来的危害。
3. 制度缺陷导致经济行为缺乏约束。制度是人为设计的、型塑行为主体互动关系的约束，其可以减少不确定性，欧元区建立伊始制度设计安排的缺陷就大大增加了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为债务危机埋下了隐患。首先，如前所述，欧元区采取统一的货币政策，但是财政政策是各成员国独立实施的，使得各国在调节本国经济时只能运用财政政策，而从相关理论和经济发展的经验看，调节经济运行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要相机选择、配合使用的，欧元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实施主体的不一致使得各成员国政府在进行宏观调控时捉襟见肘，难以扭转经济下滑的颓势；其次，欧元区统一的货币使得资本能够在成员国内自由流动，大大降低政府举债成本，而欧盟又没有制定相应的制度约束资本在国与国之间的流动，导致一些财政赤字国家通过区内其他顺差国的资本输入平衡财政，更加放松对债务规模的控制；再次，制度软约束导致逆向选择，为了保证货币联盟的稳定，欧元区制定了制度以规范各成员国的行为，其中《稳定与增长公约》明确规定欧元区各国财政赤字与公共债务不得超过本国GDP的3%和60%，并设立“不救助”的条款作为惩罚机制，但是从表1数据可以看到，发生债务危机的希腊、葡萄牙、西班牙近年来的财政赤字与公共债务大多在公约限定的范围之外，尤其是希腊（2001年1月1日加入欧元区）加入欧元区前就不满足公约的规定，在危机爆发之前财政赤字占GDP比重仍在持续上升，这些国家并没有因为不断膨胀的债务负担受到惩罚，反而在危机爆发后得到了一系列救助措施，“不救助”条款最终被放弃，正是制度的软约束，使得惩罚机制不可置信，导致希腊等国家继续大量举债；最后，高收益使得大量资本涌入金融市场，由于宽松的监管机制，其中不乏一些具有高风险的投机者，同时，大量的金融产品交易又发生在不受监管的店头交易市场，这都大大降低了市场抵御冲击的能力，因此金融监管机制不健全导致虚拟经济过度膨胀，不确定性增大是引发危机的一个隐患。
二、欧债危机对我国的影响
如果欧债危机持续发展并进一步恶化，势必会对我国经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消费需求大幅减少和欧元贬值对出口造成严重冲击
欧洲对我国经济极为重要，是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而我国已接近高对外贸易依存度国家，出口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欧洲经济的衰退必然导致欧洲国家的消费信心和实际消费减少，以致影响我国出口贸易，有研究表明，欧美经济增长每降低1%，我国出口增长就会下跌6%。③同时，欧债危机导致欧元持续疲软，人民币汇率升值预期增强，而货币的升值对出口也会产生负效应，这无异于对我国的出口贸易又蒙上了一层阴影，加之我国不断下调出口退税率，对目前处于产业结构调整下的出口加工制造行业来说，更是举步维艰。我国在国际国内环境堪忧的情况下，经济已形成明显的下行压力，可以预见，若欧债危机迟迟得不到解决，那么我国的经济发展将会受到更深远的负面影响。
（二）欧元贬值使得我国持有的欧元资产大幅缩水
截至2011年末，我国外汇储备达3.181 1万亿美元④，美元、欧元和日元是我国主要持有的外汇储备，与此同时，2011年总理明确表示我国已经将更多新增外汇储备用于购买欧元资产，是欧洲债券市场的长期投资者，主席与法国总统萨科齐会面时也表示中方将继续把欧洲作为主要投资市场之一，这表明我国持有的欧元资产还有增加的趋势。而欧债危机的发生导致欧元贬值，使得我国持有的欧元资产大幅缩水，但是由于外汇储备规模巨大又不能抛售外汇储备，这将使得我国经济利益蒙受巨大损失，也给我国对欧洲增加投资增添了阻力。
（三）投资意愿降低阻碍经济发展
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助推力就是投资需求。2010年我国利用的欧洲外商直接投资为59.218 3亿美元⑤，属于外资的主要来源，而欧洲经济的衰退使得来自欧洲的投资者的财富缩水，并伴随经济下行预期，导致投资者信心不足，减少投资，虽然相对于欧债危机起始的2009年，2010年的欧洲外商直接投资有所增加，但是增幅远低于其他地区对我国的直接投资；同时，欧洲经济的衰退还会导致大宗商品价格的下跌，从而冲击我国能源和原材料企业的利润、生产和投资，打击本国投资者信心。可见，欧债危机引起的经济衰退会对我国来自国际和国内的投资需求产生影响，这会严重影响以投资拉动为主的经济增长的速度，并且投资的减少也会产生诸如失业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三、欧债危机对我国的启示
纵观欧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史，特别是欧债危机的爆发这一历史事件，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与转型具有重要的启示。
（一）投资出口拉动经济增长转为消费主导
长期以来，投资和出口是驱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两大引擎，而政府在投资中发挥着主导作用，民间资本大多投资在高成本高污染的加工制造业，这样的增长方式易受到国际国内形势的影响，且资源约束压力大，难以维持经济的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反观消费需求，多年来居民消费仅占我国GDP的30%左右，但是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居民消费需求在几十年前就已达到本国GDP的50%以上，其中美国2010年居民消费占到GDP的80%，这充分说明消费为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带来了活力，产生了内生增长机制。因此，在未来的转型中，我国要重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经济增长由投资导向型转为消费导向型，但消费导向并不代表完全忽略投资和出口的作用而一味地追求高消费，我们也看到发达国家的高消费对经济发展产生的负面影响，最重要的是把握好投资、消费与出口的质和量。投资方面，要坚持创新驱动，发展高端技术产业，并形成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将加工制造业方面的投资向欠发达地区转移，这样既能降低投资成本，又能推动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消费方面，在工业化快速发展的同时，着力发展第三产业尤其是服务业，实现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即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双提高。以美国为例，其居民服务性消费占到居民消费的60%以上，体现了服务业对提高消费的重要作用，因此，我国应适当扩大服务业规模，以促进消费规模的扩张；出口方面，对企业推出优惠政策，并推动东部沿海地区出口加工贸易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二）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协调发展
金融是我国大多城市为促进经济增长而大力发展的产业之一，其主要是对经济发展起到支撑作用。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要发挥多种所有制经济的活力，鼓励个人创业需要有规范的投融资平台支持，这也是金融业快速发展的应有责任。虽然金融不等同于虚拟经济，但是金融业的繁荣为虚拟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我国在股票和房地产市场都出现了过热现象，投机需求过剩，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以及刚刚发生债务危机的西班牙都因为房地产的泡沫对经济产生了严重危害，我们要防微杜渐，预防此类现象的发生。不过，我们不应看到虚拟经济过度膨胀会引发严重后果就对其望而却步，它对实体经济也有正效应，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实现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协调发展，对虚拟经济进行调控以使其适应实体经济的发展阶段、水平、结构和规模，充分发挥它对实体经济的正效应，如为实体经济提供融资支持，促进资源有效配置，提高国家的经济效益，并通过财富效应刺激消费和投资需求。由此可见，虚拟经济不仅能促进经济发展，同时还能为提高消费提供动力。
（三）福利制度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我国消费处于较低水平不仅与人民的消费理念有关，还与高昂的教育、医疗、住房等支出有关，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是产生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由于居高不下的生活成本导致居民不得不增加储蓄，提高个人对货币的谨慎性动机需求。我国要逐步缩小贫富差距，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健全各项基本保障制度。欧洲高福利制度极大地促进了战后欧洲的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事实也验证了社会保障制度对社会、经济的重要性，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欧洲高福利制度所带来的高成本，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引起欧洲制造业向外转移，使得本国实体经济规模缩小，导致政府债务加重，社会保障计划难以为继。因此，我们要引以为鉴，要使得社会保障制度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兼顾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进行渐进性改革。
（四）正确认识政府在市场中的作用
斯密“看不见的手”的理论确信市场能够自发调节实现自身均衡，但是经济危机的残酷事实告诉我们政府对经济的调控也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政府对自身在市场经济中正确定位是至关重要的，要把握好政府干预的度，既不能过之也不能不及，干预过度就可能会出现前文提到的欧洲国家劳动力市场扭曲，而干预不及则可能出现国家陷入危机而一蹶不振的窘境。我国在应对2008年经济危机时的干预计划确实为扭转经济发展的不利局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出现了“国进民退”的现象，这无助于未来经济的发展。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不断完善的阶段，政府在市场经济的重要角色是改革的推进者，制度的制定者，要进一步深化市场经济改革，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系。
（五）预防地方债务风险
欧债危机的爆发导致全球对信用的质疑，使得债务问题被广泛关注。我国政府的公共债务还未达到国际警戒线，系统性风险尚不存在，但是我国中央政府应加大对地方政府债务的监管。多年来，地方政府为了政绩，促进经济发展，大多采取的是政府投资拉动的措施，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其中不乏一些重复建设项目，加之为了配合国家应对经济危机采取的四万亿元刺激计划也引起了地方债务规模激增，而地方政府的财政来源主要是土地出让收入，融资也大部分来源于银行，由于房地产市场的火爆而获得的大规模土地出让金使得地方债务问题并没有显现，但是这并不能代表对其置之不理，近两年国家加大了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导致土地出让收入大幅减少，并且房地产投资也是推动各地方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对房地产的调控以及经济持续的下行压力必然导致地方税收收入减少，从而影响地方财政收入，现如今已进入地方债偿债高峰，若地方政府出现困境，为了防止市场波动，最后买单的还是中央政府。鉴于此，我国需要建立预防地方债务风险的有效机制，引导各地政府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及确定符合本地特点的科学的产业结构，合理定位地方政府的投资领域，监管地方政府投资走向，并进行财税改革，以使其获得稳定持续的财政收入。
注释：
①资料来源：国研网及欧盟统计局（ec.europa.eu/eurostat）。
②王西民：《债务危机：困境、根源机器解决机制——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比较分析》，《财经科学》，2012年第2期。
③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根据历史数据所做分析。
④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网站。
⑤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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