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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文化匮乏的表现范文1
关键词： 医学；人文； 素质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6）06（a）-0000-00
目前，中国医患关系矛盾和冲突相当尖锐，破坏了人们就医环境，甚至影响到了医护人员的人身安全。据原卫生部统计，2010 年的全国医闹事件五年同比新增 7000 件，总数达到 17243 件【1】。而国家卫生部关于医患关系的调查研究显示，尽管大部分是由于医疗体制、看病难、看病贵等原因引起，但由于医护人员的服务态度直接引起的亦不占少数。医患之间缺乏理解、缺乏信任、沟通不良是医患矛盾日趋激烈的重要原因。钟南山院士在2011年“做人文医师，促医患和谐”论坛上，疾呼提高医生的人文修养分外重要【2】。
医学人文素质教育是是通过学习人文社会学科尤其是医学人文社会学科课程、临床实践、教师的言传身教、校园文化的熏陶，使医学生成为既掌握医学技术又有医学人文素质、人文修养、人文精神的完整的医务工作者，其核心是“人性教育”与“仁术教育”的统一【3】。一句话， 医学人文素质教育就是医学生如何做“医学人”的教育。
1 医学院校大学生人文素质及教育现状
总体上看，目前多数医学生的人
文素养是符合社会规范的【4】。但是 ，部分医学生的人文素质仍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
1.1 重专业轻人文，人文知识匾乏、人文能力弱化
信仰的缺乏以及就业压力的影响，使一些大学生看不到人文教育对人生的潜在影响，所以从认识上轻视人文学科，导致人文知识匮乏【6】。
由于人文知识匮乏，影响到人文能力，学生普遍人文能力较差，体现在：一是语言表达能力较弱，社会交往能力较差。据调查，在公众场合里，能用语言清晰有条理地表达出自己的真实想法的仅占26.7%，不能完整表达的占7.3%。医学生这种人际交往能力的弱化，在临床实践中常表现出与患者的沟通障碍，影响医患关系【7】。二是缺少心理调试本领。遇到挫折情绪异常低落，不会自我调整情绪。遇到较难处理的人际关系时感到紧张、不知所措。
1.2 人文修养欠佳，人文精神迷失
在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下，使得一些大学生重物质轻精神，对集体利益置若罔闻，一切以自我为中心，缺乏爱心与同情心。甚至有些学生道德观模糊、是非、美丑难辨。在学生毕业走上工作岗位时，往往表现为医德低下，不敬业爱岗。
价值取向上对金钱和物质享受过分追求；丧失了对理想和信念的追求。缺少义务感、责任感、奉献意识和协作精神等人文素养，而这些正是其将来所从事的救死扶伤的医生职业所必须的。
2 对医学院校加强人文素质教育的思考
2.1 在教育理念上，重视医学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
首先，我们必须从思想观念上认识到人文素质教育在医学生培养中的重要性，在教育理念上端正态度，不是“应试教育”，亦不是“应业教育”，而是要培养有理想、有节操、有社会公德心和爱心的白衣天使。
2.2 在教学模式上，构建全面系统的医学人文素质教育格局
人文素质教育是一项工程，需要不断的渗透给学生，非一蹴而就之事。
首先，和理论知识教学一样，人文教育的关键环节在课堂教学上。在医学院校应增设人文课程。并且，在医学专业课上，也应不断渗透人文知识。如在讲到恶性肿瘤时，让学生在课堂讨论 “如果你现在面对一个恶行肿瘤患者，你如何对他交代病情？”让学生重视思考这些问题，将对他走向工作岗位后的发展大有裨益。
第二，实践体验。多组织一些社会实践、志愿服务、临床见习、实习等活动，并将其纳入医学各专业的教学计划。通过这些活动，使学生能够在身临其境、耳闻目睹中感受人文精神，提高医学生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和技巧，培养人道主义精神。
第三，环境浸染。对于一个人的成长和人文素质的构建来说，环境的熏陶尤为重要。因此，医学院校要重视校园文化建设，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建设。创造一个浓郁的、优质的积极向上的、健康的校园人文氛围，它可以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使学生生活其中，耳濡目染，他们的人生追求、价值取向、思想品德会在不知不觉中慢慢改善。
物质文化环境包括校园景观、绿地、场馆、设施等等，要能体现审美、体现学校特色和校园的历史文化。让学生置身其中能感受到学校的美和对学校的敬重。人文景观可以设置著名医学家肖像、格言、以及本校培养的各行各业的杰出人物的雕像等。可以增强学生的职业认同感、责任感和自豪感，培育着他们为祖国、为母校争光和为医疗事业奋斗的信心和决心。
精神文化环境包括校风、学风、校园人际关系，以及教职员工的思维方式等。良好的校风是塑造人才的无形土壤。加强校风建设，要从校领导队伍到教师队伍到学生队伍，整体上形成和谐、上进、团结、奋进的良好氛围。领导要以身作则，事业心强，责任心强，作风民主，关心教师，关爱学生。教师要做到爱岗敬业、严谨治学、为人师表，处处做学生的楷模。学风建设要努力形成奋发向上、诚实守信、敢于创新的学习风气。另外，要精心设计、认真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应从学生的视角和需要出发，组织一些学生感兴趣的人文讲座、读书活动、社团活动等。这样长期营造，使学生通过这些活动学到书本上学不到的人文知识。
今天的医学生，是将来的白衣天使和社会公民，他们将来的所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社会的发展。因此，医学院校的培养目标应当是培养有正确价值观、积极进取、有爱心、有责任感、有医德、有水平的全面发展的医疗人才。
参考文献：
[1]中央电视台.新 闻1+1：医院里，别闹！[EB/OL]. 央视网，http：///china/ 20120502/ 114890.shtml.
[2]孙鹏.医学生人文素质体系构建研究[D]. 四川：第三军医大学，2012.
[3]叶娟.医学人文素质教育有效性研究[J].辽医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2（2）：37-39.
[4]王贵勤.医学院校的人文素质教育研究[D]. 四川：西南大学，2009.
[5]黄学勇.医科大学生人文素质现状调查闭.洛阳师范学院学报[J].2000，19（6）：103.
精神文化匮乏的表现范文2
文化的本质是创造。
自从有文化以来，举凡能够成为经世之作和励志之论者，就无一不是独特的艺术发现和极具个性的思想结晶与美学构制。
只有具有深刻而独特的时代内容、思想内涵、精神价值和艺术魅力的文化产品、文化服务和文化制作，才会是有价值和有意义的，也才会在口碑相传与省人济世中，渐入人类的智慧舱门和精神宝库，并深深地沉淀在历史脉动的底蕴之中，成为时代的精神坐标和民族的集体记忆。
正因为如此，具有肇始性的独立探求与创造，就不仅被尊奉为文化的特质和天性，而且更被看成是文化之生命与价值的至高体现。有一种说法，认为在文化场中，原创者是天才，模仿者是奴才，摹袭者是蠢才。话丑理端，其所道破的恰恰是文化创造中的真谛。事实上，从孔子、屈原到李白、杜甫，再到关汉卿、王实甫、罗贯中、曹雪芹，直至鲁迅，又有谁个不是在独立的开拓性创造中铸冶文化的精神光彩呢？
自明朝末年袁宏道从“烟煤败黑，微有字形”的残卷中发掘出青藤艺术的内蕴价值之后，徐渭的诗、书、画、文就一直以其炳辉史册的独创性而深为世人所倾倒，乃至就连娴于诗画创作的郑板桥也自称甘当徐渭门下的走狗，而被尊为画坛老泰山的齐白石则把无缘为徐渭抻纸磨墨叹为终生之憾事。至于鲁迅，那就更是在其丰富而深邃、瑰奇而精致的独特文化创造中，不仅塑造了一系列钤刻着时代印迹和民族特质的艺术典型，而且犹如黄钟大吕、惊雷鼙鼓般地宣示了深蕴民族大义的警世恒言，从而在独特的艺术创造中将文化的力量和效能发挥到了极致，真乃文莫殊焉、功莫大焉！
显然，文化的功能和指向，是要通过艺术的方式而作用于人的情感、智能、思想和精神的。但是文化却不能硬性灌输，不能强制受众对之加以接受和认同，而是必须做到让人在欣悦和自觉中主动亲近和自觉吸纳，并在这个过程中于不意之间感悟和接受文化之内蕴精神的熏陶与濡染，从而在审美中得到启发、充实、升华和提高。文化要以这样的方式发挥这样的作用，就必须做到表里俱新、形质兼优、气韵鲜卓、内涵丰富，首先要能够强烈地吸引人和感染人，能够给人以视觉冲击和心灵震撼；其次便是要有品位、有韵味、有涵寓，能够使人从中得到心灵的慰藉和精神的哺育。而具有独创性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就最赋有这样的素质、功能和品格。因为具有独创性的文化不仅在内容上是对生活原汁的首次提炼和展示，而且在艺术表现形式上也有着与其内容相匹配的新颖和独特。它既不可能是“新瓶子装旧酒”，也不可能是“旧笼屉蒸新馍”，更不可能是“旧瓶子装旧酒”和“旧笼屉蒸旧馍”。否则，那还算什么独创呢？所谓“独创”，就是唯一的创造，不可逆的创造、个性化的创造和从来不曾有过的创造。文化创造和文艺创作中的原创性所代表和所体现的，就正是这种独创性。原创，就是首创，就是第一次创造，也就是无拓模、无依傍、无因袭的独特创造。既然这样，那就肯定是从内容到形式、从事件到场景、从人物到情节、从构思到意境、从题材到指向、从品位到韵味等，都或一或几地具有肇始之质和独到之处。这样的文化创造和文艺创作，无疑是会以其形神俱新、俱佳、俱深、俱美而深得受众的喜爱和社会的钟情，并因此而得以极为广泛、充分、强烈地展示文化的风采和发挥文化的效能。
独创性――原创性的宝贵之处，正在于其秉有形神俱新、俱佳、俱深、俱美的素质与特点。然而独创性――原创性的获取与实现，却并非就是一蹴而就的。它是要付出辛劳的，它尤其需要具有对生活和人的深刻体验与理解，对历史和时代的透彻认识与把握，对艺术和美的精准砥砺与运用，对真谛和理想的热烈憧憬与追求。否则，便会出现原创力的萎缩与匮乏，并因此而使文化创造陷于平庸和猥琐。我们现在或许正在陷于这样的困境和经受这样的煎熬，因为我们在文化创造和文艺创作上不得不面对这样两种不堪颉颃的事实，即一面是创作量的激增，而另一面则是精品佳作的稀少。特别是在有如云升雾罩的创作大潮中，更鲜见思想深刻、艺术精到、具有强大精神震撼力和时代标识性的艺术佳构与文化巨制。
这是我们时代的文化之憾，这更是我们心中的文化之痛。这不是我们所期待的文化收成，这更不是我们所应有的文化生态。因为无论在时代条件、社会条件和精神条件方面，抑或在文化环境、政治环境和生活环境方面，我们都大大优于和歆于以往的任何时代，当然就更是孔子、屈原、司马迁、杜甫、关汉卿、曹雪芹和鲁迅们的时代所远远不可比及的。那么，我们的原创力有什么理由衰减？我们的精品佳作又有什么理由罕见？
按说，我们现在的出版社有579家，文艺报刊多达600余种，每年的各类出版物总量超过30万种。此外，在1000余家综合网站和四五百家专业文学网站上，也有大量的文艺作品面世。每年除了产出400多部电影和500多部电视剧之外，还有200多部动漫作品会在不同时段中走上荧屏。应该说我们已经是一个产出量相当庞大的文化制造大国了，但我们同时却又是一个缺乏精品佳作的文化进口大国。我们的文化产品在产量和效能的比值上显然处于失衡状态。何以然呢？原因就在于佳作少、影响小、效能差，又何以然呢？原因就在于创意不济、独特性差、原创力匮乏。
既原创力匮乏，而又深为骛名盈利所焦虑，那就只能是以低俗的审美趣味和拙劣的艺术组装而饥不择食地或掠取生活泡沫而制造文化噱头，或猎杀经典名作而游戏现实人生，或在无矩的搞笑中而将庄严的人生主题庸俗化，或以粗鄙的时尚之风而使清淳的灵愫变为浑浊。其结果当然只能像社会所诟病和受众所怨尤的那样：媚俗的文化蚀人志，搂钱的文化不养心。
这既不是文化的正常生态，更不是文化的应有效能。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在于文化原创力的匮乏和审美趣味的走低，而提升审美趣味和振兴文化原创力的关键，则在于文化创造主体必须深入生活、深入实际、深刻撄及时代精神的中枢和深切感受改革大潮的涛漪；必须切实走向人民群众，切实沉入社会底层，切实赋有干预生活、志在担当的社会责任的人文情怀；必须树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志向和具有“抱诚守真”“利以义制”的品性；必须不断锤炼艺术功力和淳化人生境界，具有苦心孤诣铸佳作、呕心沥血创精品的夙愿与追求。
这并不是玄论和苛求，而是任何时候任何一个文化创造者想要获致和提升独创性――原创力的必由之路与必秉之质。历史上的硕儒和现实中的才俊，不就都以其确凿的创优弘绩、铸冶精品之实践而兑证了这一亘世铁律与赫然事实么！柳青为了写 《创业史》，不仅长期落户到长安县皇甫村，而且彻底地融化在村民中间，真真正正地成了他们中的一分子，在整个生活过程和生命历程中都与那里的村民事如亲躬、感同身受。作为党史人物和“鲁艺”名师的周立波，本可自然而然地在京城当官、驭权、享福，可他却偏偏要举家迁往益阳乡下，在那里住土屋、吃粗饭、耘大田、喂仔猪、采茶子花、看花鼓戏，捐出稿费为村里种梨园。他正是这样在与乡亲们的“厮混”中实现了心灵诗化、情感挚化、境界淳化，接连写出了以《山乡巨变》为代表的一系列精品力作。一度出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的马烽有一句口头禅，就是“京华虽好，不是久留之地”，他的生活之基、生命之根和创作之源，始终都深蕴于最能给他激情与灵感的晋汾大地。而以《白鹿原》名世的实，则正是从对白鹿原的历久深入与情甘如饴中才淘换出了具有史诗品质的小说名作。
精神文化匮乏的表现范文3
关键词：税务文化 基层 探索 实践
一、对当前税务文化的认识
（一）税务文化的内涵
税务文化是指广大税务工作者在继承和弘扬先进文化的实践中，以共同的目标、共同的价值取向为基础形成的管理理念、制度体系和行为准则的总和，包括：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四个层面的文化成果，构成一个有机的税务文化整体。
（二）税务文化的主要特点
1、政治性。税务部门作为国家执法部门，代表了国家意志，在执行公务时必须严格遵照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符合依法治税要求。2、行业性。税务人员必须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过硬工作作风。3、地域性。税务文化建设要与当地的文化建设密不可分。4、针对性。税务文化具要针对各单位特色来创建。5、时代性。税务文化建设既应当体现税务传统的文化，又应当与时展同步，达到不断发展的目的。6、创新性。税务文化建设必须保持旺盛的活力，与时俱进，以体现时代前进方向的文化内容作为自己的特征。
二、税务文化在基层国税实践中的现实意义?
（一）税务文化具有激发职工热爱税收事业的激励作用。文化的动力功能体现在税务管理上，可以把税务人员的个人价值观同组织价值观统一起来，并通过目标激励、奖惩激励、民主激励、感情激励、领导行为激励等方式，激励税务人员坚定信念、奋发向上，自觉献身税收事业。
（二）税务文化具有培育团队精神的凝聚作用。文化具有一种强有力的凝聚力量，当税务文化的共同价值观被认可后，会成为一种粘合剂,把全体税务人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一种为实现税务目标和理想而奋力拼搏、开拓进取的观念、行为和文化氛围。
（三）税务文化具有规范税务人员行为的约束作用。税务文化通过成文成章共同约定的规章、制度以及人际伦理关系等, 对税务人员的思想和行为产生约束和规范作用，使税务人员时刻提醒自己要自我约束，让自己的行为符合税务规范。
（四）税务文化具有传递税务工作信息的辐射作用。?税务文化通过其自身的社会形象和各种渠道, 向社会传递税务工作信息，对社会产生感召力和影响力，促使外部人员更加理解税务工作，让社会各界更加关注、支持税务事业。
（五）税务文化具有指导思想行为目标的导向作用。税务文化强调重视人的因素，强调建立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思想, 对于实现人的思想意识、价值取向与行为目标的有机统一具有鲜明的导向和调整作用。
三、税务文化建设在应用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 理论知识的匮乏导致思想认识误区。目前，税务理论匮乏导致税务文化认知上存在偏差。“理想论”认为文化是社会共享的，不存在单独的税务文化；“神秘论”认为税务文化建设虚无飘渺，与税收工作关系不大；“万能论”认为税务文化建设具有巨大的能量和作用，可以解决一切税收问题。
（二） 物质文化的差距彰显税务个性不足。 由于对有税务特色的元素提炼不够，缺乏现代感、文化气息和亲和力，文化载体构造不丰富，文化亮点宣传不生动，缺少反映税务文化的电视、电影及文学书画艺术作品，缺少对税务典型事迹、税务精神的深度挖掘和宣传报道等，使税务文化形态彰显不够。
（三） 制度设计的缺陷体现人本和谐不够。 税制和税收政策的设计体现公平、和谐、发展的原则不够。表现为个别税制老化，不能完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制度对行为习惯的约束力不够，制度更多的表现为文字条款而非深入人心的文化意识。
（四） 精神理念的模糊凸显文化内涵不够。 精神理念的模糊主要反映在价值观不明晰和税收精神理念不突出。从目前整体现状看，存在核心价值观的缺失，对核心的价值理念、组织框架、价值体系和实践应用研究还不够。
四、税务文化建设在税收实践中的路径选择
（一）物质文化建设路径选择。物质文化包括税收环境、征管设施和工作环境等硬件措施。1、要坚持收入数量与质量并重，实现税收收入可持续增长，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财力保障。2、积极营造优美环境，激发干部职工的自豪感、凝聚力，开展有国税特色的群众性文化活动，满足干部职工不断增长的精神需求。
（二）行为文化建设路径选择。税务行为文化是税务机关工作作风、精神风貌、人际关系的动态体现。1、塑造好领导者的示范行为。领导者作为税务工作的决策者,其一言一行都会对他人产生重大影响。2、塑造好先进人物的模范行为。用先进典型个体优秀的品德、模范的言行、具体的行动影响着周围的税务干部，起着榜样和示范的作用。3、塑造好干部队伍的群体行为。要坚持把个人工作同群体行为和目标联系起来,做到“1+1〉2”,把税务文化转化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和内在动力。
（三）制度文化建设路径选择。制度文化主要指以文字形式出现的各种管理制度和行为规范。1、要抓好税收执法权和行政管理权的监督制约，最大限度地减少税务行政、执法过程中的自由裁量权，全面提高税收执法水平和行政管理水平。2、以规范服务体系为重点，融洽征纳关系。税务文化建设促使各个部门、各个单位构建全新的纳税服务体系，推进税收信用体系建设，不断提高办税质量和效率。3、以人本管理为根本，提升干部素质。税务系统的人本管理应集中体现在：重视人、理解人、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激励人、凝聚人、培养人。
（四）精神文化建设路径选择。精神文化是税务文化的核心，具有强大的导向、凝聚功能。1、凝聚团队意识，推动中心工作。在税务文化的氛围中，领导理解群众的困难与愿望；群众理解领导的责任与压力，由此形成团结一心的团队精神，努力推动中心工作顺利完成。 2、培养创新意识，推进科学管理。创新是一个组织的灵魂，是组织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先进文化是创新的催化剂，只有不断创新，才能有所发展。才能使干部队伍始终保持奋发有为、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
参考文献：
精神文化匮乏的表现范文4
【关键词】农村文化建设 资金 基础设施 队伍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农民温饱问题得到了基本解决，但农村文化建设相对滞后的问题开始凸显。许多农村地区在摆脱物质贫困之时，却出现精神贫困的新情况：农民文化生活匮乏，农村文化设施落后。在提高农村生活水平的同时，如果不能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就无法符合新农村建设的基本要求，无法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一、农村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当前农村文化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繁多，概况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文化形式单一、流于形式。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当前农村的文化活动过于单调，只有在传统的节日才会有秧歌、大鼓等活动，内容陈旧，而且受困于经费紧张以及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因素，不少业余文化团体将精力放在演出上，缺乏平常的专业训练，演员基本功不扎实，难以向百姓传送优秀的文化内涵。
二是文化人才队伍匮乏。由于农村的基础条件比较薄弱，待遇难以落实，许多文化工作者纷纷上调，不仅如此，就连当地民间艺人也因为生活所迫纷纷改行，人才队伍的流失以及后备人才队伍的不足，这对于农村基层文化的建设不斥于雪上加霜。
三是资金匮乏，正常文化活动难以正常开展。目前许多地方的农村文化活动站依赖于乡镇资金的拨款支撑，不少乡镇本来财政就比较窘迫，在这样的情况下文化工作更是难以为继。许多农村文化工作站也只是流于形式；有些地方的“农家书屋”虽然也普遍成立，但是书刊、报纸仅限于上级发放，种类少，针对性和时效性差，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农村文化建设经费没有保障，文化活动也难以开展，公共文化服务的职能无从发挥。
四是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匮乏。一是各镇缺少文体活动中心。许多镇没有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文体活动中心，开展镇文体活动缺少场所。二是各村缺少文体活动场所。村委会有文化室的为数不多，缺少文体活动场所，自然村有广播设备和文体活动场所更少，农民参加文体活动难。三是电视覆盖农户面不够。部分农民没有收听收看到广播电视。
二、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性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没有农村的发展，就没有社会的全面发展，没有农村基层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也就没有整体的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加强文化建设，难点在农村，重点也应该放在农村，加强农村的基层文化建设，符合我国的社会国情，符合我国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加强农村的文化建设具有其必要性和紧迫性。 加强农村文化建设是满足农民精神文化需要的重要途径。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提高自身文化素质成为农民的普遍诉求。而如今农村文化资源的供给不足与农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之间形成了尖锐的矛盾。不解决这一矛盾，农村文化土壤就会逐步荒漠化，甚至被大量消极文化侵蚀，从而使农民的身心健康受到影响，农村的社会和谐也就得不到保障。因此，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符合民心、顺从民意，在提高农民文化素养，维持农村秩序稳定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加强农村文化建设是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必然选择。推广科学文化知识，能提高农民的科学素养，使农民在农业生产中掌握新技术，新方法，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普及思想道德教育，能培养农民的诚信意识和道德观念，从而提高农民的道德修养，净化农村社会风气；举办文艺活动，能丰富农民业余生活，发扬民间传统文化。加强农村文化建设，在科学技术、思想道德和文化艺术等方面能全面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使文化效益向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转化，推动经济社会良性发展。
加强农村文化建设是发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途径。加强农村文化建设，能有效改变目前我国优秀传统文化面临的萎缩窘境，对于丰富农村生活，增加农村传统文化节目和类型，改变我国农村业余生活单调的现状有着重要的意义。
加强农村文化建设是转变农民理念，建立和谐的农村精神文明的根本方向。加强农村文化建设，有助于农民建立正确的价值观，消费观和精神文明观念，自觉形成健康的生活理念，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我国和谐社会构建的全局具有深远的意义。
三、农村文化建设的对策建议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强化措施，大力加强农村文化建设。
没有真正认识到新形势下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就不能有效地克服和纠正实际操作过程中的一些短期行为。要树立科学的发展观，科学认识“增长”和“发展”的关系，加强农村文化建设推动农村经济再次飞跃，改变以牺牲农村文化资源为代价,以换取经济片面增长。增强工作的主动性和自觉性,更好地推动农村经济和社会持续健康地发展。
（二）加大投入，整合资源，大力加强农村文化设施建设。
缺少资金是农村文化建设的突出困难。目前大多数农村的经济状况，决定它们短期内不可能解决文化发展经费问题。。因此，各级政府必须从财政收入中划拨出一定的资金作为农村文化建设资金，并按比例逐年增长。另一方面，农村文化建设仅仅依靠政府的财政筹资是不够的，完全依靠政府的财政筹资也是不现实的。必须在明晰产权关系的基础上以政府筹资为主体，积极引导市场化筹资和社会捐赠等行为，建立起筹资主体多元化、筹资方式多样化、筹资机制市场化等具有农村特色的多渠道筹资模式。只有这样，才能使农村文化建设有足够的资金保障。
（三）提升群众素质，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改进农民的思想观念。
要大力普及现代国民素质教育，丰富农民的文化知识；疏通农村的信息渠道，使农民及时了解现代文化的发展方向，开阔农民的视野；在坚持“三下乡”活动的同时，逐步变为“常下乡”和“常在乡”，结合农村传统节日和平时重要活动，随时举办能够体现农民优良传统或具有时代精神的、文明健康的文化活动；要引导农民树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以民主法制为主要内容的新道德观念。各级各部门要想办法增加农村文化产品、文化服务供给，丰富农民文化生活。针对农村和农民需求，大力开发农村先进文化的形式和内容。多创作一些适合农民的艺作品，生产和提供优质和优秀的文化产品，不断创新农村文化活动形式，使农民喜闻乐见。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引导群众抵制不良文化侵袭。让先进文化、主流文化占领农村文化阵地的同时，还应该将知识性和趣味性与农村文化活动有机结合起来，不断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满足群众文化精神需要，以先进文化推动农民走上富裕、民主、文明、和谐的发展道路。
精神文化匮乏的表现范文5
[关键词]消费社会 需要 消费 发展
〔中图分类号〕F06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05-0080-11
一、问题的提出
消费社会的到来，标志着人类社会彻底告别商品稀缺、奉行适度与节俭生活方式的生产社会，进入到商品丰裕、刺激消费与讲求生活方式风格化的消费社会。新的社会形态的到来，意味着马克思所预设的解决一切匮乏的总根源的先在条件，即经济匮乏已经得以解决。① 如果经济匮乏得到解决后，消费社会中还存在匮乏吗？如果存在，其匮乏状态究竟是怎样？在马克思看来，匮乏产生于需求的未满足状态，对需求的满足无疑是克服匮乏的根本途径。② 本文试图从需求这一西方文明的逻辑生发点出发，通过探讨消费社会的需求满足状况，来揭示消费社会的发展状况，并就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做出展望。
二、需要满足的可能性空间
个体需求的满足同个体的消费活动有关，一切消费活动都是为了寻求需要的满足。需要的满足是从事消费活动的前提。这也是许多学科如经济学和行为学等赖以建立的前提。需求的观点最初来源于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Aristotelian physics）。在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看来，首先，不同时代的社会制度安排，特别是资本―工资劳动制度的安排，限制了个体的需要“视野”，比如富人对日常生活领域边际效用的忽视和超越以及穷人只是关注对自己的胃的。其次，认为人类有着独立于任何社会文化背景的同样的需要结构是错误的，人类的需要不仅在生理需求上，更是一种社会文化的设计。
消费需要是人们的消费行为以至一切行为的动机和驱动力（王宁，2001：19）。只不过不同的学科从不同的学科视野出发，看待需要满足的角度和侧重点不一样。经济学和行为学关注消费满足的效度和过程，即研究消费能够发挥最大效率的满足条件和研究从动机出发，消费需要得以满足的各种条件和过程。在经济学和行为学看来，从需要满足的动机出发，到采取行动，最后到需要的满足，这中间是一个连续的不间断的过程。然而社会学的视角则不一样，在社会学家看来，需要满足的过程是一个不连续的间断的过程，甚至，由于种种社会的原因，需要可能无法满足或者只能得到了部分的满足。分析导致需要无法满足或无法完全满足的社会原因就是社会学研究的主题（Per Otnes，1988：70）。
在社会学家看来，需求之所以无法得到满足或者只是部分得到满足主要可以归为两个根本原因：首先，由于个体的意识受蒙蔽或操纵导致个体的需求无法满足或得到虚假的满足；其次，尽管个体已经意识自身的真正需要，由于社会结构导致的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均，个体由于资源的贫乏而导致其需求得不到满足。前者又可以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社会意识形态通过阶级消费标准的划分导致下层阶级意识被蒙蔽，致使其只能从事与其阶层相适应的消费。如果说在前一种形式中，社会意识形态强调阶级壁垒，压抑下层阶级消费需求满足的话，那么，当社会积累的财富日渐增多，消费需求成为激发经济增长的契机时，社会意识形态又可以通过消除阶级壁垒来激发消费需求，这就出现了另一种形式。这种形式称为人为操纵的需要（artificial needs）或者虚假的需要（false needs），这也是社会体制性的原因造成的，因为社会体制决定需要体系，而社会需要体系决定个人需要的人为操纵性。在资本主义需要体制中，需要的满足是建立在牺牲个体需要的多样化的基础上。这种人为操纵的需要也称为虚假的需要（false needs）。虚假的需要是建立在伦理和本体论的基础上。与虚假需要相对的是真实需要。真实的需要无非是真实而合理的，是符合伦理道德规范的需要，而虚假的需要无非是不真实的、操纵的和人为制造的，不符合伦理道德规范的需要。
由社会资源匮乏导致需要满足的缺乏主要表现为奢侈需要与必要需要的对立。这两种需要主要属于社会历史的范畴，是一个经济的、社会关系的分类。奢侈需要与必要需要的对立是相对的，由于不同阶级所掌握的社会资源的不同，往往一个社会阶级或群体将另一个群体的需要定义为奢侈需要，反之，其本身的需要可能被定义为必要需要。一般来说，任何形态的社会根据其经济发展水平，会定义出一个必要需要，而超出或者大大超出必要需要的需要则称为奢侈需要。
由此可见，需要具有重要的政治经济学意义。如何解除个体需要匮乏呢？无非一方面要求解除个体的意识蒙蔽；另一方面使生产关系更加透明、公正（至少这是马克思的理论宗旨），解除个体的资源匮乏。要解除个体意识蒙蔽，使个体真正认识到符合他们自身的需要，如果说在传统社会中，主要通过大力发展生产，积累财富，提高人民的教育水平便可提升他们的需要意识水平的话，那么到了物质丰裕的消费社会，就要使个体能够辨别真实需要与人为操纵需要或虚假需要的区分，这正是西方者对二战后的资本主义社会展开批判的理论宗旨。同样，如何解除资源匮乏所导致的需要满足的缺乏状态呢？在马克思看来，无非是解除生产关系中不公正状态。然而自进入消费社会以来，不少学者认为马克思的生产理论范式已经过时，并各自提出了相应的取代方案。① 尽管马克思的生产理论范式受到了诸多的批判，但是其理论范式并未过时，仍是解释现代社会的主导解释范式。①
要真正达到个体需要的满足，除了在社会层面提高个体的需要意识以及解除个体的社会资源匮乏状态之外，还必须看到需要主要是一个主观概念。个体是否得到了满足，以及个体的满足程度都是一种主观感受。然而，一旦涉及主观需要时，这个问题就显得非常复杂。Per Otnes就指出，从个体层面来说，尽管社会从社会财富和消费结构定义个体的需要，但是需要主要是主观概念，然而，一旦涉及到主观层面，就使得需要的满足显得非常复杂。需要的相互主观体制（inter-subjective system of needs）的确立并不是无懈可击的；而且相互主观的需要与主观内的需要（intra-subjective needs systems）是不相吻合的。也就是说，首先，由于种种社会制度性原因或者个体自身因素的限制，个体并不一定能真正认识到符合自身的需要；其次，个体之间对彼此需要的认识、赞同，甚至建立共识性需要体系也是非常困难的。
不仅如此，从社会层面来说，要满足每个个体的全面需要，除非人类活动从社会劳动分工中独立出来，进行重新组织，或者取消劳动的社会分工，因为劳动分工只会强化个体某方面需要的满足，而忽视其他需要；伦理法则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建立一个统一、恒定的伦理法则是不可能的；怎样合理安排社会资源的分配，协调各种利益群体的利益也是困难的。最后，在本体论层面上说，怎样协调需要与社会生产的关系，怎样界定区分真实、虚假需要的合法性是非常困难的，“除非在我们认识到我们认为是真实的需要体系对我们现存的体系构成了威胁的情况下才讨论这种情况”（Per Otnes，1988：40）。
为了解决以上问题，Bookchin认为需要除了有数量和性质的满足之外，还有时间的纬度(Bookchin,1982：70)。因为对需要的选择要受到时间的限制。既然，统一的伦理规则无法建立，任何社会的制度安排无法导致均等无差异的利益群体的产生，个人需要满足的最大化只能通过需要的选择表现出来。需要选择的空间是在必要（necessity）和可能性(possibility)之间。必要与可能性的范围是由每一个时代的需要体系结构决定的，不同时代的生产力水平和制度性安排决定了需要结构体系的不同。必要需要同义务性的时间相联系，而可能性需要则是同个体可支配的休闲时间相联系。Per Otnes则进一步指出，尽管在不少的社会学家看来，个体的工作同必要性需要或者义务性时间相联系，而工作之外的自由大多与可能性需要相联系，但是工作如果是在可能性范围之内的话，工作的需要不一定是一种异化的活动。总之，“需要的选择性范围最终在于休闲的数量和时间使用的内容”（Per Otnes，1988：45）。
由此可见，受种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从理想层面谈论需要的绝对满足没有什么意义。因此，需要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还必须有一种纵向的历史角度，使我们能够认识到每个时代的需求满足现状，以及在其可能提供的经济发展水平下，需求满足的可能性空间。
三、消费补偿：自由、民主、正义社会的实现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体制之所以存在深层危机，在于生产资料分配的不均导致无产阶级资源的匮乏。正因为生产资料分配的不均，使得生产过程中工人与劳动产品以及工人与工人之间的疏离。不仅如此，工人所能从事的消费仅仅只能满足其基本生存需要，而无法满足自身的享受和发展需要。总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导致了其生产方式本身生产了匮乏，而经济上的匮乏是一切匮乏的总根源。为了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新的生产关系必将取代旧的生产关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的需要也将得到满足。
随着福特主义的推行，特别是凯恩斯的刺激消费政策的采纳，资本主义并没有呈现者所预期的晚期资本主义的特征，而是在克服其经济危机的“痼疾”上以更快的速度发展，然而，尽管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得以进一步发展，是否意味着个体的需要得以充分满足呢？继马克思之后，西方者认为消费社会的到来，国家的控制并不仅仅是经济和政治控制，国家的控制已经渗透到消费控制，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所有领域。如果说，经济危机的爆发是由于生产能力无限扩大与人们需求有限之间的矛盾的话，那么福特主义的推行，特别是凯恩斯刺激消费政策的实行，一方面提高了工人的工资水平，另一方面，通过刺激人们的需要，通过新的需要的开发，把经济的发展建立在对人的需要的激发与满足上。由于这些需要仅仅是为了达到追求最大利润的目的，并不是真正为个体所需要，只是人工（artificial needs）或者虚假需要（false needs）。消费社会使个体在对各种需求的满足中，甚至虚假需求的追逐中，丧失人的批判思维和自我意识，堕落、沦丧为“单向度的人”，即只懂得物质享受而丧失精神追求的人，只是被动接受而没有主动创造的人，只能屈从现实而不能批判现实和改变现实的人（欧阳谦，1986：125）。
从西方的批判中，特别是葛兰特的文化霸权的提出，除了打破经济决定论的幻想，使人们关注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重要影响之外，生产与消费之间简单的决定与被决定关系被打破，消费具有了前所未有的政治经济学意义。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已经把人类通过生产资料的重构来追求民主、解放的企图转变为通过日常生活来谋求个体解放的“生活政治”上来。① 如果说，消费仅仅使个体堕落为“单向度的人”的话，那么，消费社会是怎样唤起个体对美好生活的企盼和追求？
作为对此问题的回答，不少学者探讨了消费研究中的理论解释范式，主要有三种理论范式（Per Otnes，1988）。第一种研究范式是象征（symbol）消费理论（如Hirsch，1976；Lancaster，1966；Douglas & Isherwood，1978）。从象征的视角出发，认为消费不能仅仅被理解为购买和使用商品和服务的活动，它还有着更深的含义，即作为个性和文化归属的表达。如在Mary Douglas 看来，他把消费看作是信息体制，认为消费是文化因素的展示，是当地社区和家庭特征的表达。“如其说商品是为了满足物质需要与进行炫耀性展示，不如说商品是为了使文化分类变得可见并稳定化”（Douglas & Isherwood，1978:59）。第二种研究范式是补偿（conpensation）消费理论(Ahrne，1974；Marx，1968；Foa，1974)。由于人们在生产过程或工作中无法获得自尊和自我实现，于是通过对高消费方式的追求来予以补偿（Per Otnes，1988：67）。这种消费理论被称之为补偿性消费（conpensation consumption），意在获得社会的尊重和自我价值的实现。从批判的视角出发，消费行为被认为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疏离状况和拜物教有关，由于社会中真实人类关系的缺乏以及人与自身劳动的产品、人与人之间的疏离导致消费行为的产生，也就是说消费行为的产生被认为是对以上疏离状况的克服。“工业社会组织越来越复杂，强化了人们隶属于不能控制的事件和结构中，对物质消费的强调，如汽车，单一家庭房子，是企图去补偿对其他方面的影响的缺乏。面对社会生活中和工作中的限制，人们投身于私人们的消费模式中寻找补偿的自由”（Per Otnes，1988：79）。象征消费理论与补偿消费理论相同之处在于它们都给个体的消费偏好提供了意义和内涵，都尝试探讨了消费行为是某种个人或文化的表达；不同之处在于，前者认为消费是作为生活方式的表达，后者认为消费是作为补偿行为的尝试。第三种研究范式是角色距离（role-distance）消费理论（如Berger & Luckman，1966；Per Otnes，1988； Goffman，1961）。认为工作和生活既是个体生活的两个不同的领域，又是个体扮演的两种不同角色行为。工作被认为必须经过训练才能获得，并且是对需要的取代，而消费被认为是自发产生的，仅仅用来满足自身的需要，根本不涉及个人表达，也没有任何深层次的含义。社会世界是由不同制度或不同习俗形成的相互竞争、相互矛盾的不同小世界构成的，而且在同一个人的角色行为中也存在种种分歧与不一致，因此在个体的主我（自我意识到的自我）与客我（他人眼中的自我）之间以及在整个主我与扮演特定角色的部分自我之间存在距离，这便是角色距离理论。对角色距离理论作详尽论述的Erving Goffman，他把角色距离的存在作为自我调整与拒绝外界的中介。有时，人们使用这个概念表示非真实的自我或掩盖对自我的直接表达。Goffman 主要使用这个概念来解释这样一种现象：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从消费中寻求需求满足的饱和，人们对消费采取不重视的态度。尽管人们每天忙于工作与消费，但是自我并没有得到发展。把消费当作文化的表达或寻求补偿的方式，是对消费的一种夸大，因此，社会发展的动力并不在于消费者的需要，而是受市场研究者引导的资本积累的利益在推动社会的发展（Per Otnes，1988:59）。
由此可见，以上三种消费理论范式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把消费与工作对立起来，作为两种不同的领域或过程看待。象征理论与补偿理论更多看到了个体间的共同之处，认为个体间能够形成或产生共同的消费看法或消费表达，相反，角色距离理论则更多地看到了个体间的差别与分歧，认为个体间并不能形成或产生共同的消费文化，消费活动仅仅是个体不同角色应对外在社会机制的策略而已。Per Otnes把马克思的消费理论归为补偿理论，但是笔者认为这是对马克思的消费理论的歪曲。尽管Per Otnes的补偿理论也是试图从社会制度的安排来探讨个体价值的实现问题，但是与马克思的消费理论是根本不同的。首先，在Per Otnes看来，生产与消费是两个不同的独立的领域，所以消费才是对生产中的挫折感的一种补偿，而在马克思看来，生产与消费是同一的过程，正是因为生产中异化的生产方式导致工人消费方式的异化，为了克服消费的异化，必须打破旧的生产方式。这样看来，消费并不是对异化的生产关系的一种补偿，而无疑是异化生产关系的超越和解放。
在后现代主义大师鲍德里亚看来，消费更是一种社会的拯救。在现代消费社会中，现代消费就是一种通过物而拯救的等级逻辑，是一种要通过自身努力来实现的拯救办法（鲍德里亚，2001：47）。社会地位这个东西在传统社会中是通过恩赐和继承得到的，在无法从血缘上继承社会地位的情况下，消费社会提供了满足向往心理的替代力量，即人们在“无法通过恩赐的情况下通过自身的努力来拯救”。① 鲍德里亚认为，在消费社会中，以能力、责任、社会机遇、幸福等为标志的真正平等被物品拥有上的平等所取代，同样，以体现社会关系的透明和充分体现个体价值为标志的真正民主被“在物以及社会成就和幸福的其它明显标志面前的”地位民主或形式民主所取代。“当个人的生活同物质过剩相联系的时候，自由更多是同商品的拥有相联系，而不是个人的自主；更多的同商品的管理相联系，而不是同生活相联系”，“而以个人拥有的房子和其他物质拥有在一个更复杂的官僚社会中成为个人自由的幻觉”(Per Otnes，1988：41)。因此，消费的补偿并没有导致一个真正平等、民主和公正的社会的出现。由此可见，不管是西方，还是Per Otner、鲍德里亚，他们对消费社会的批判，并没有脱离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体制批判的视域。在消费社会中，消费之所以仍然是以“异化”的形式出现，关键在于消费不是作为与生产过程或工作的结合，而是作为同生产相对立的异己的领域出现。② 而消费之所以作为与生产相对立的领域出现，最关键在于生产体制中资源分配的不公正以及生产关系的不透明。因此，如何做到生产资源分配的公正以及保持社会关系的透明度无非是实现自由、公正、平等社会的关键。
四、消费认同：个体自我价值的实现
随着消费社会的出现和“生活政治”的时代转型，个体是否在私人生活中拥有更多的实现自我的手段呢？在马克思看来，要实现个体的自我全面发展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个体能获取充分的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第二，避免了劳动分工，个体能充分自由地选择职业，并且能拥有充分的休闲时间。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取消了劳动分工意味着个体能自由地选择自己所喜欢的职业，自由发展各项能力，从而克服因劳动分工对个体能力发展的限制。伴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社会就能为个体提供充分的各项资料，同时，个体有充分的休闲时间从事各项有益于提高自身的活动。马克思所设想的个体自我全面发展是建立在生产关系透明、公正和生产力水平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其生产力水平能够为个体提供充分的生存、享受和发展资料。尽管在消费社会中，已经基本上具备了为个体的自我发展提供充分的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的生产力水平，但是不论是在生产关系上，还是在休闲时间上，并没有具备马克思所论述的实现个体全面发展的条件，那么在消费社会中，个体如何实现自我价值呢？
首先，我们看一下不同时代的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不同时代的消费概念和内涵的变化深刻反映了社会运作体制和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无疑通过青年价值观念的嬗变最充分地体现出来。在以强调勤奋、节俭、禁欲为主要价值观念的传统社会中，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为实现资本的高速积累，通过媒体大力进行勤奋、节俭、禁欲和注重自制力等美德的宣传，鼓励人们努力工作，加强资本原始积累。随着消费社会的到来，人类社会进入到以强调激发人欲，刺激消费为主要特征的消费文化阶段。在过去的60年中（即自20世纪40、50年代以来），在整个社会里，愈来愈多的人觉得已渐渐脱离企业型的性格及美德了。个人的价值，及个人在他人眼里的价值，已逐渐变为由个人的生活方式、消费方式及职业地位来决定了（川崎显一，1996）。因此，今天的西方青年，不像他们的先辈那样推崇在竞争中靠努力工作获得成功的传统价值观，而是把注意力转移到如何追求享受上来。
美国学者大卫・理斯曼根据人类社会人口的增长规律，结合特定社会对社会性格的塑造，把人类社会分为三个阶段，即传统导向型社会、内在导向型社会和外在导向型社会，并分析每一种类型社会的社会性格塑造方式和社会性格特征，如表2所示。在大卫・理斯曼看来，社会性格是指在社会和历史因素或多或少的作用下，形成的个人驱动力和满足需要的结构，即个人用来接触世界和他人的一种“套路”（大卫・理斯曼，2002：4）。理斯曼揭示了从传统导向型社会到外向导向性社会，个体从遵循传统到注重内心世界再到内在人格的培育和展示内在的发展轨迹。由于他是以不同时期人口增长的态势来说明不同时期个体人格的变化，因而，有必要从社会运转的主轴和时展的重心来予以补充。尽管有不少学者批判马克思对消费关注得不够，其实这也是受时展的视域所限。马克思当时所面临的时代是物质匮乏时代，物质匮乏时代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大力发展生产，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因而，在物质匮乏时代（相当于内在导向型阶段），个体的个性都打上了深刻的生产社会的烙印，具有明显的“生产”特征，当时社会伦理主要强调工作伦理，克勤克俭，“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便是工作伦理的表现。而到了物质极大丰裕的消费社会后（外在导向型阶段），物质匮乏时代的问题已经得以解决，需求成为刺激经济发展的契机，需要一种能够享受奢侈、闲暇和富余产品的“富裕心理”，即养成一种消费伦理。“所谓消费伦理，鼓吹的是得过且过、享乐主义、自我表现、美的身体、异教主义、逃避社会义务、向往异域风情、培养生活情趣，使生活有独特的格调”（迈克・费瑟斯通，2000：166）。消费者的个性不是通过其做事的风格体现出来，而是通过其消费的物品表现出来，注重外在型的表现方式。
按照吉登斯的说法，现代社会正在实现由解放政治向生活政治的转变。生活政治是自我决策的政治，也就是关于自省关系的政治，个人不会动不动就对其他人的行为提出抗议，而更关心通过探讨个性问题来控制他或她自己的生活状态。“一种在自我反省的、井然有序的环境中实现自我的政治，在此环境中，反省将自我及身体与整个认识体系联系起来”（吉登斯，1991：214）。尽管消费社会提供了个人发展的多种可能性，但是越来越多的自由是与越来越多的责任相关联的，而且由于艺术-文化体系领域内的多元文化或者多元评价体系的增多，导致社会对实现个人意志的普遍焦虑。在消费社会中，物质的丰裕使得人的需要摆脱了社会集体或者工作的束缚，而具有更多的选择机会，因而，个体的人格摆脱了社会本位的价值取向，而具有更多的个性色彩，“伴随着消费文化的发展，人们已经从宣扬自己的美德转变为宣扬自己的个性人格”（迈克・费瑟斯通，2000：167），个性则必须吸引并拥有朋友的必要性，强迫别人喜欢你，具有个人魅力和吸引力。正如齐美尔所认为的，每个时代有其特有的时尚，在传统社会中，时尚提倡竞争、平等和仿效，而在现代社会中，时尚则显示差异、个性和区分，力求表现自己的主观性而将内在的东西风格化。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消费选择能力是影响个人特色或个性概念的重要概念，“消费者选择仍然是一种方式，我们的社会借此思考个人和自并评价个性。――社会和个人不再以更大范围的肌体的或外在的道德观为参照（家庭、社区、所有人的更大的利益或上帝的旨意）来评价自我，也不根据他们完成任务和职责的好坏来评价自己，而是根据他们实际的（消费者）选择能力的大小来评价之。”（西莉亚・卢瑞，2003：247）然而，由于社会中相当一部分人生活在贫穷中，限制了他们参与消费选择的能力，另一方面由于政治、种族等等原因，也导致消费选择能力是极其不平衡的。
在虚拟不定的符号编码支配下的现代媒体时代，不仅代际冲突加剧，而且青年一代之间也出现了鸿沟，形成了不同生活风格的群体。如在20世纪60年代大学生风潮之后，日本社会出现了一种称为Peter Pan或Moratorium类型的人，或“感觉派人”、“玩乐型人”，日本学者称之为“延缓成为社会人”。他们拒绝承担任何社会责任，对社会漠不关心、无动于衷、无责任感等。渐渐地，“新的表现主义”开始取代“延缓成为社会人”，成为新的青年类型。他们只管享受着现成的优裕，追求玩乐领域中的自我表现。西方把这些在20世纪60、70年代出生的青年称为“X”代，日本则把这代人称为“新人类”。他们所持的价值观不同于以往的几代人，当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成为成年人时，他们被称为“新人类”。之后，当西方又把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称作“Y代”（指雅皮士），日本媒体则视之为“新新人类”。他们坐享着现成的富裕，履行着最低限度的责任，醉心于外在表现与他人的差异。在他们看来，内容与实体本身已是无关紧要的。差异只是表现在外观上，内容如何并不重要。个性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经由商品而被建构或加强的，尤其是那些显而易见或容易辨认出来的东西，如服装、汽车、房屋等。
对于这种在大众传媒时代新出现的精神价值，即表现主义文化，学者们做出了诸多的探讨。A・托夫勒在他的《第三次浪潮》中，把农耕社会的价值意识称为“第一次浪潮”，把产业社会的价值意识称为“第二次浪潮”，把新的富裕社会的价值意识称为“第三次浪潮”。在第三次浪潮中，社会将朝进一步的个别化、少量化以及需求与生产相结合的订货生产型方向发展，将会出现人与人之间的差异。E・弗罗姆也认为，商业社会的社会价值意识出现了新的变化，从“拥有”变成“表现”，即从to have转向了to do。甚至有学者认为形成了物主自我(possessive self)或者物主个体（possessive individual）（西莉亚・卢瑞，2003：49）。物主自我是这样一个人：人们根据他所积累的财富数量来评判之，而且，对他来说，身份本身就是一种财富（物质财富、知识财富、记忆财富和经验财富）。而且，个体不是被动地享用消费的技巧和快乐，而是通过积极地占有和重新加工商品来构建一种表达其特性的生活方式。甚至在以前提到的“角色距离”理论看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从消费中寻求需求满足的饱和人们却对消费采取了一种不重视的态度。尽管人们每天在忙于工作与消费，但是自我并没有得到发展。
总之，由于现有的理论研究强调工作领域与消费领域的分离，将生产的消费性与消费的生产性加以割裂，并过多地强调前者。即使讨论了消费的生产性，也是过多为现存的不合理的资本主义生产体制作辩护，没有真正在消费的视域中，突出消费对完善个性、促进个人全面、自由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生产作用，导致消费社会中的个体不能真正实现其自我价值。① 比如理斯曼在论述内在导向型阶段的个体时，认为在内在导向阶段，个体消费的目的或者是为了炫耀其财富，或者是为了逃避工作的压力，而在外在导向型阶段，个体消费的目的则是对工作的补偿。在Per Otner看来，消费也仅仅只是一种生活的成功（achievement）。他把消费定义为生产之外的活动（outside of paid employment），消费大多局限于日常的消费活动中。所谓消费的成功则主要表现为日常生活中的学习和创造性。同样，在鲍德里亚看来，消费是对工作的拯救，消费被定义为社会关系的建构。由此可见，他们都没有关注消费的生产性。只有真正关注消费的生产性，才能真正实现个体的自我发展。如何规范这种重视享乐、不思进取的表现主义文化，并将其改造成一种有助于个人发展、完善及人、社会、自然和谐共处的新的创造性文化无疑成为时代探讨的主题。①
五、消费文化：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
人类学的研究发现，消费本来就是一种表达的实践，是对自身的价值与身份的诠释。消费也是一种沟通，是并不局限于物质满足的信息交流，消费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以符号作为首要的载体。只不过，由于某一特定时代阶级文化的建构，过分地夸大了消费品的物质属性，而相应地忽视了消费品所内含的社会文化属性。如传统政治经济学把消费定义为对商品的使用价值的使用和消耗，用以满足基本需要的活动。二战后，葛兰西提出的文化霸权理论，即知识和道德上领导权，不但纠正了人们对经济的决定作用过分看重的偏见，开始重视文化对社会生活的制约作用，而且还使人们更多地关注消费所体现的文化体系构架。可以说在葛兰西之后，人们对消费所展示的社会与文化过程的研究才真正凸现。有关消费研究的第二次转折是美国哲学家兰吉提出的象征概念。在把象征纳入到消费分析之后，消费分析不仅停留在宏观的社会制度层面的文化上，而是深入到常常被人们所忽视的日常生活深处，甚至是个体的潜意识深处。这样对消费的研究拓宽了。因此，可以说，从人类学的基础看，消费本身就是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和符号价值或象征价值的结合。只不过，在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消费符号，体现着不同的社会区分和社会建构。现今社会，符号价值或象征价值的凸现更反映了人们在物质需求得到满足之后，对精神消费的更深层次的追求。
在贝斯特看来，德波的景观社会是从马克思的商品社会到鲍德里亚关于模拟社会思考的中介，也是从、西方到后的中介，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的中介（Stven Best，1994：42）。在德波看来，“景观是商品实现了对社会生活全面统治的时刻”（Debord，1983：42）。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景观社会是商品社会的完成阶段。但是，德波的景观社会与马克思的商品社会是有着重大的差异的。如果说在商品社会，物或现实被分解为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话，那么在景观社会中，则分解为现实与意象，景观社会就是一个被意象统治的社会，“景观社会不是意象的收集，而是指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被意象所中介”（Debord，1983：3）。电视等大众传媒的发展，特别是时尚与广告的弥漫，使得广告中所宣传的产品意象成为人们消费的依据，也就是说，物的消费过程，首先必须转变为符号的生产与传播过程，只有通过广告的影响，在人们心中形成了一定的消费意象之后，人们才会去购买物品。秉承德波的景观社会理论，鲍德里亚发展他的符号社会理论。在鲍德里亚看来，德波的分析还是停留在传统媒介的分析层面上，着重于大众传媒的内容分析。鲍德里亚从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出发，对德波进行了符号学的批判性解读。按照麦克卢汉的观点，“媒介即讯息”（马歇尔・麦克卢汉，2000：33），不是媒介传达的内容影响着人们，媒介本身就直接构成了人们的存在方式。现代媒介的基础，就是符号的运作，广告创造出来的意象，其基础就是符号。因此，在鲍德里亚看来，进入消费社会之后，人们面临的不是以意象方式呈现出来的景观社会，而在其深层是符号社会。
对消费文化的解释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称为生产主导论，认为生产决定或者形成消费本身，又由此间接地形成了特殊的消费文化结构。在生产主导论看来，消费文化的出现受到产品生产方式的约束，商品的生产已经被“合乎文化标准的制造方法”所支配。首先，资本的扩张，扩大了市场的时空，而劳动过程中的强化和重组改变了消费规模和本质。广告的出现是商品生产者控制消费者的工具，通过生产和分配产品过程中运用专门的美学知识，生产者将消费者并不需要的商品交给他们。其次，生产者对消费者需求的操纵之所以成功，还跟现代化过程是一个使商品美学得以产生的环境。现代化使人摆脱了熟悉的家庭、社区模式和思维方式，而商品提供了个人自我认同的方式，因为个体在现代化过程中有异己感，感到无所适从。从而导致了个人的人格从内在导向型向他人导向型的转变，即由内在的或主观的道德感和伦理价值角度来理解自我认同感到通过外在的、表象的、通常看得见的特点来定义自我。生产主导论在一些方面受到批判：第一，认为生产或工作是人类自我创造中唯一真实的手段；第二，夸大生产商品模式对产品分配或消费的影响，而忽视消费者的主动性；第三，贬低了艺术-文化体系在消费文化发展中的重要性，忽视了消费者创造性地使用文化商品在消费文化中的意义。
另一种称为消费主导论，认为消费本身是一系列有组织的社会实践活动。消费者频繁地将商品当作社会地位和文化方式的标记，他们试图以自己和其他消费者的关系来界定自己的社会地位。总之，生产主导论强调消费需求是生产者活动的结果，而消费主导论强调消费需求是消费者活动的结果。消费主导论认为消费既不是对生产的自动的反应，也不是对意义的自动的反应，而应该被看成源于自主的、独立的源泉。如坎贝尔认为消费者对新奇事物无止境的追求是现代消费固有的动力。同样，费瑟斯通也认为个人具有模仿艺术家的亚文化生活方式的冲动，即适度的享乐主义，适度的情感宣泄，导致人们惯于从唯美主义角度看待日常生活，也就是说，美学已经成为日常生活决策的基础。同时，高雅文化阶级壁垒的消除，艺术家的生活方式成为时代的消费英雄，导致符号和概念的快速流动渗透到当代社会的日常生活。而波德里亚却更进一步认为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并不能解释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因为对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强调，使人认为交换价值导致了错误需求的产生。其实，所有需求都是社会制造的。生产的逻辑不再是最重要的，相反，意义的逻辑成为至关重要的。这样，消费不应该理解为和使用价值有关的物质用途，而是作为意义，主要与符号价值相关。符号价值的逻辑代表了资本主义强加一种与商品的大规模生产需要相适应的文化秩序的胜利。总之，在消费主导论者看来，消费文化是自我意识创造生活的一种方式，不管是在商品的设计方面还是商品使用的美化模式方面，即商品被作为艺术品、概念或符号使用，通过幻想、游戏、想象和制造意念的过程产生联想，用以表达人与自我之间的反省关系，制造和变革个体的身份认同。
消费社会的到来，反映了宗教的世俗化和科学的世俗化。一方面，消除高雅文化的阶级壁垒，使其为大众所掌握，无疑提高了大众的精神文化水平；但是，另一方面，艺术瓦解了道德的基础，新教的工作伦理让位于对新感觉、惬意的享乐主义的追求。消费不再仅仅是为满足特定需要的商品使用价值的消费。影像的过量生产和现实中相应参照物的丧失，也是消费文化中的内在固有趋势。国内外学者对消费社会造成生态破坏，环境的不可持续性进行了批判，并就如何看待消费、如何确立一种合理的消费文化来促进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进行了探讨。主要提出了三种变革办法，即消费正名法、颠覆取代法和历史建构法。
消费正名法是指要求对消费的含义进行正确的定义，从而建立起一种健康的消费文化。如日本学者见田宗介认为消费的本来涵义是指一种对生命的充溢和喜悦的直接追求，建立在消费原义基础上的消费社会应该是一种对自然和社会掠夺少的社会（见田宗介，1988）。建立在一种以“活着的喜悦”作为需求基础上的消费社会，能克服原有的消费社会的弊端，从而建成一个健康有序的消费社会。美国学者杜宁认为要突破消费社会的“樊篱”，首先必须打破“不消费就衰退的神话”（艾伦・杜宁，1997）。更重要的是，发达国家应该实现价值观的转化，培育一种持久的文化。人们不再以物质的成功来定义生活，而是以社会关系、有意义的工作以及休闲作为衡量生活的准则，从而寻找一种简朴的、回归自然的生活。
颠覆取代法主张对消费社会采取颠覆性变革或要求以另一种符号体系代替现有的符号体系，主要以鲍德里亚为代表。鲍德里亚认为消费社会是一个彻底异化的社会。消费逻辑不仅支配着物质产品，而且支配着整个文化、、人际关系以至个体的幻象和冲动。“这是一个充斥着白色的饱和的社会，一个没有眩晕及没有历史深度的社会，一个除了自身神话或者不断生产，消费神话之外，没有其他神话立足点的消费社会。只有激进的革命的突发事件和意外的分化瓦解才能打碎这白色的弥撒”（鲍德里亚，2001：231）。
历史建构法在看到网络时代电子符号的意指方式和编码作用的同时，更看到了主导符号生产的资本的生产机制和运作机制所发挥的作用，同时认为个体在消费社会中并不是消极、被动的符号吸纳者和盲从者，而是现实社会积极、主动的建构者和创造者，在此过程中走出消费社会的困境。如迈克・费瑟斯通认为文化消费之中的这种文化失序不仅是由于广告人、设计者、文化媒介人生产出一系列体验，而且还决定于这些机构的所有者、赞助者、受托人及财政支持者之间结成的联盟（迈克・费瑟斯通，2000：154）。①
由此可见，消费社会的到来，标志着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建立与消费社会时代相适应的价值观念势在必行。任何形态的社会都有其精神价值，以工商业为主的现代社会也不例外。只是现代富庶社会的精神基础不容易为传统社会了解而已（汉宝德，1986：58）。 这就要求建立一种通过提升人们生活品质和增进个体自我发展来促进经济发展的消费文化。但是最关键的是这种消费文化必须是建立在生产过程或工作基础上的文化，即不是作为逃避生产或工作场所的枯燥、训诫而出现的消费文化，这就要求使消费具有生产的性质和特征。要求在继承和发扬马克思的生产理论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消费的生产性质，即在消费的视域中，研究消费对完善个性，促进个人全面、自由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生产作用。以消费生产作用的充分发挥来促进生产体制中资源分配的革命，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北京大学高丙中教授在《消费就是生产》一文所说的“消费帮助生产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生产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从而真正建立公平、正义、自由的社会，推进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六、结论
消费社会的到来，一方面由于其经济的发展建立在刺激需要的基础上，因此个体的需要得到了极大的激发和满足，但是，另一方面，对这些需要的满足仅仅停留在“物以及社会成就和幸福的其它明显标志面前的”地位民主或形式民主以及物品拥有的平等上，并没有导致一个真正民主、平等、自由社会的出现。同样，就个体的自身发展而言，尽管消费社会给个体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用以发展和完善自身的手段和机会，但是个体并没有真正实现自我的价值。消费社会是一个自我决策的社会，但是，由于受社会体制的限制，一方面，个体受自身“视野”的约束，不能真正认识到符合自身的需要，从而做出合理的决策；另一方面，由于个体社会资源的匮乏，导致个体在自我决策方面也是不平等的。尤其是对商品符号价值外在表现意义（凸现个体的身份、地位等）的重视，而对符号价值的精神内涵意义（如创造性、哀、社会关系的和谐等）的忽视，② 形成了以物主个体为核心的表现主义价值观。不管是消费正名法、颠覆取代法和历史建构法等消费文化变革方案的提出，要克服消费社会的弊端关键在于全新地看待与处理生产或工作与消费的关系。如何克服不公正的生产关系对个体生产、发展选择的限制；工作分工对人性和个体能力发展的约束；克服工作与消费的对立状态，工作与消费，而不是强调一方是另一方的陪衬与补充，③ 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种注重物品的符号精神意义的消费文化才能走出消费社会发展的困境。当然，就目前的社会发展而言，要完全实现生产关系的透明与公正以及取消劳动的社会分工，毕竟是乌托邦的幻想，但是通过减少工作时间、增加休闲时间，克服工作的规训和约束，增加个体利用休闲时间发展自身的空间，无疑朝一个更美好的社会前进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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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文化匮乏的表现范文6
关键词：消费文化 社会均衡发展 快乐原则 正义 和谐消费
在物品匮乏的时代，消费即是满足人的最低生存需求的行为。由于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自然环境等因素的制约，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人类获得食物、御寒等物品满足自身基本生理需求的消费行为，是一切实践活动的基础。然而，自近代工业化革命以来，物品的逐渐丰富增加了人们的消费选择，同时也改变了其消费心理与消费行为。特别自21世纪以来，源自于虚假需求、以追求快乐为原则的非理性消费行为与文化，不但使经济畸形发展，破坏生态环境，而且严重冲击了传统文化价值观，导致社会心理失衡，社会均衡发展的目标难以实现。因此，对消费文化形成的原因及特征进行探讨，从消费文化的视域提出促使人们理性消费、重塑正确的消费文化价值观，使社会能够得以和谐、均衡发展的策略研究，对于解决社会现实问题尤其具有重要意义。
一、从匮乏到丰盈：消费文化的形成及其特征
需要是人类自身因为生理和精神内在缺失所引起的一种追求满足的倾向性状态，而消费则是人类满足自己生存和生活需要过程中的一种社会现象，其本质是人的需要的满足。从学理上讲，消费是一个历时性概念。汉语消费一词最早见于汉代王符《潜夫论浮侈》：“此等之俦，既不助长农工女，无有益於世，而坐食嘉谷，消费白日。”其本义是“消磨”与“浪费”，与英文消费（consume，expend）最初的涵义相同。到唐宋之际，消费变成了“开销”与“耗费”之义，与现代之意思相似。英语的消费一词同样也经过演化，自资产阶级工业革命后，其含义逐渐变成：“为了满足生产与生活的需求而消耗物质财富。”现代意义上消费一词，不仅指物质财富的消耗，而且也指精神财富的消耗，是满足人类需求的一种社会行为和生活方式。
在史前社会、农耕社会以及前工业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物质匮乏是社会的主要表征之一，如何制造满足自身生存的基本物质资料是人类长期面对的首要问题。马克思认为匮乏是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真正原动力，同时从历史辩证法的角度来分析匮乏也是社会的内在否定结构，而经济上的匮乏是一切匮乏的总根源。因而保罗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书中认为匮乏是马克思论述社会历史发展理论的前提预设和先在条件，整个人类社会就是在与匮乏进行的斗争中不断向前发展的。显然在以匮乏为主要表征的社会中，消费行为对于少数贵族之外的普通大众而言只是满足自身最基本的生存行为而已。
随着科技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以机器取代人力、以大规模工厂化生产取代个体工场手工生产的工业革命诞生，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呈几何级数增长，从此人类逐渐摆脱“为生存而挣扎”的匮乏与危机时代。匮乏由此从社会生活的中心地位淡出而逐渐边缘化，现代意义上的消费行为则逐渐成为大众行为，成为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
真正意义上大众消费现象的出现是在以福特大规模、标准化生产线诞生为标志的1913年――福特发明的工业生产装配线无论是从效益还是其它角度来看是“使生产进入标准化、规模化的新阶段，大批量生产构成了福特主义的时代特征，而大规模的生产必然要求大规模的消费。”由于生产装备线的生产效率得到极大提高，工人工资等生产成本也随之下降，工人们在单位时间或者在相同的时间内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已经远远多于以前；从另一方面分析，工厂能够获得较多的利润，企业有条件提高工人的工资收入，而较高的工资收入无疑会增加工人的购买力，相对而言工人们可以较多地出入消费场所，客观上促进了整个社会进入消费时代。
勒费弗尔（Henri Lefebvre）认为随着社会消费群体的扩大，大众消费时代已经来临，特别是自二十世纪60年代以后，社会与以前的时代已大不相同，社会的理性控制已经从生产领域延伸到了消费领域，这是一个传统风格丧失的时代，也是走向物的功能化时代。他在《现代世界的日常生活批判》一书中依次以“工业社会”、“技术社会”、“丰裕社会”、“闲暇社会”等概念描述当前的社会，认为它是一个“被消费所控制的威权社会（the bureaucratic society ofcontrolled consumption）：生产意识和创造的意义变成了消费意识。总之这个时代已经被消费所控制，可称之为消费社会或消费时代。
鲍德里亚在《物系列》、《消费社会》相《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等著作中对消费现象进行了深入剖析，他认为西方社会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社会已经从以生产为主导与目标的社会转化为以消费为主导与特征的社会。鲍德里亚认为在现代社会里消费既不是单纯以消耗物品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物质实践，也不是一种‘丰盈’的现象学。人们既不能由所吃的食物、穿的衣服、居住的房屋以及所开的汽车来定义什么是消费，同时也不能由视觉、听觉以及触觉所感知到的物质形态与所包含的信息来定义，而是应当“被定义在将所有这些作为指意物（signifyingsubstance）的组织之中。消费是当前所有物品、信息构成一种或多或少连接一体的话语在实际上的总和。”因为与以“匮乏”为特征的社会相比，“丰盈”社会中的消费者与物之间的关系已经出现根本性的变化：“他不会再从特别用途上去看这个物，而是从它的全部意义上去看全套的物。”显然，物的全部意义实际上对于消费者而言只是一个关于物的符号。在消费时代，人的欲望被大众传媒无形地挑动而日益膨胀，人们所购买与消费的物品并不仅仅是消耗品本身，在它们进入消费领域之前首先必须经过广告的包装与宣传，而消费者在无孔不入的传媒宣传中盲目购买和消费的物品其实只是一个代表物的意象即符号。此时人们已经被商品所转化的符号所笼罩，“信息的内容、符号所指的对象相当微不足道”，主体在符号世界中已失去了原有的自主性，逐渐成为被所操纵、被宰割的对象。物品本身的价值不再以传统的使用价值为载体，它所承载的更多是自身的符码价值。在消费社会里人们被无限的物品所包围，消费者将自己的情感投射到代表物品上，物的符号影响和操纵着人们的社会行为和心理变化，因而传统社会的生产控制已被消费社会一种新的符号体系模式控制所取代，成为社会控制的主要形式。
文化是包括知识、行为方式与“习俗在内的一种综合体”，是“集体意义上作为‘集体目标’、‘共同价值’和‘主观实在’的概念。”消费是一种社会行为，消费的行为方式在一定的地域与时间内形成一种习俗，也就成为一种文化。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之时，亚当 斯密认为“消费是所有生产的唯一归宿和目的”，消费只能满足人们最基本的生活需要；而当生产力水平发展到足以支撑大众相对丰盈的物质财富时，消费“才能成为一种具有某种价值取向的文化选择。”一方面，人们在进行消费时的行为习惯发生了改变，消费已经不只是满足物质与生理需要的行为；另一方面，人们的生活目的、愿望和梦想以及世界观与价值观等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最终是作为人的本体的存在方式发生了改变”，这种改变不仅是社会结构与行为习惯的转变，同时也是一种整体性的文化转变。在消费社会，消费行为具有极为丰富的集体行为意义，是一种独特的文化模式，并成为人们占主导地位的观念、认识世界与社会实践的方法，从而形成了一种文化意识，即消费文化。
消费文化具有以下六个方面的特征。一是符号性。在物品丰盈的时代，消费者在消费时并不优先考虑消费品使用价值和满足生活、生存需要的具体功能，而把注意力、关注焦点集中在物品所蕴含的符号意义上，即符号的象征、代表意义，如地位、身份、美感、情调、档次、文化品味等价值意义。对这些符号价值的消费形成了消费意识与文化的符号化特征。二是享乐性。消费者消费物品的目的不是满足自身最基本的生理与生活需要，而是追求感官的刺激与享乐，只要能获得刺激与满足，其消费行为与方式即使对自身与社会有害无益也无所顾忌，这种即时享乐的消费观念与意识形成了消费文化的享乐性特征。三是时尚性。消费者抛弃传统的消费观念，在追逐与引领潮流中表现大胆与叛逆，其消费行为目的主要在于心理的满足，抱有成为最新消费内容与方式引领者和追随者的强烈意识，、四是夸示性。满足个人舒适感与乐趣并不是消费的唯一目的，“消费新一代更完善的产品，说明一个人拥有足够的财富，因而值得尊敬、与此相反，消费品的数量和质量都不高，那就表明一个人地位低下、有缺点。”因而，通过消费夸示自己的财富与地位成为消费文化的一大特征。五是世俗化.消费意识逐渐脱离理性，走向盲从与欲望的宣泄。消费者不再寻求物品与消费行为的本质、中心和隐藏在表层下的某种深层意义，而是远离神性与理性、漠视权威与传统文化价值观，表现为裸追求感官与心理满足的世俗化倾向。六是全球化。随着科技发展与交通的便捷化，消费品、消费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在全球范围内扩散，消费文化的全球化表现为跨文化性、同质化与同步性。
二、快乐原则：消费文化对社会的异化与危害
在传统社会中，消费的目的是满足生理生存与社会生存的需要，一旦需要被满足，消费就失去存在的原因与意义。然而在以消费文化为主导的丰盈社会中，消费者的需要在得到满足之后也不会自动消失，有时反而会变得更加强烈，使满足成为不可能性任务。对此现象齐格蒙特鲍曼在《被围困的社会》-书中认为，“在消费社会中，消费本身就是目的，因此它是自我推进的”。消费所依据的生存需要，不再是身体或社会认同的需要，而是欲望本身的需要，它造就了消费者。哈维弗格森认为消费主义并不是以欲望的调节为基础，而是以幻想的解放或满足为基础，“愿望最终取代了欲望，并变成了消费的动力”，因此消费“不断地结束，不断地重新开始，成为所有人都可得到的生活方式，而且是可以共同得到的唯一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成为消费主义文化的载体。
弗洛伊德认为“现实原则”是对“快乐原则”的制约，两种原则是相互冲突的，快乐的追求者只能通过冒险才能跨越两者之间的界域。鲍曼认为在消费社会中，现实原则与快乐原则可以协调起来：“快乐会奇迹般地转换成现实的支柱；寻求快乐会变成模式维持的主要手段。”在此背景下，追求快乐或娱乐成为榨取利润的主要源泉――或许成为最大的取之不尽的利润源泉，因此“现代社会的实质是消费的最大化”，满足消费欲望的快乐原则成为实现消费最大化与利润最大化的手段。而整个社会在利润最大化与快乐原则的裹挟之下，必然走向一条非理性的自我膨胀之路。
现代化生产高度发展的逻辑演绎是消费者摆脱物质贫乏、追求自由平等。表面上，消费主义是一种不同于传统消费模式的消费观念，反映某种文化意识形态方面的价值观念和生活行为方式，是体现消费者消费观念、思想、情绪、愿望及调节消费者行为与相应实践活动的总称。然而消费主义的消费至上理念源自于一种虚假的需求，正如马尔库塞所言：“‘虚假的’需求是指那些在个人的压抑中由特殊的社会利益强加给个人的需求：这些需求使艰辛、侵略、不幸和不公平长期存在下去。……那么，结果将是不幸中的幸福感。”因而由虚假需求所导致的追求奢侈、攀比消费行为无情地将消费者沦为金钱与物的奴隶，沦为消费的机器，成为被“异化”者与“单向度的人”。鲍曼认为消费主义具有欺骗性，欺骗性的“第一点在于它藐视公正原则；第二点在于它藐视自我实现原则。”在物质丰盈的现代和后现代时期人们追求自由的愿望十分强烈，但在消费主义所隐藏的欺骗中，消费者的“自由事实上被降格成了消费主义”。
消费社会不复是一个物质贫困、富有精神风格的社会，而是一个被“膺足型”消费主义文化逻辑所引导着的、焦虑不安的世界。消费主义的本质是物质主义的“拜物教”，认为“只有物质生活的丰富和感望的满足才是重要的、有价值的，只有人所占有和享用的物质财富才是人生意义和价值的象征”。在消费文化的裹挟之下，消费主义的观念与行为就如一匹怪兽在社会中横冲直撞，对传统文化价值观、生态环境与社会心理等诸多方面造成严重的破坏，成为当代不得不严肃面对的社会问题。
1.传统文化价值观的丧失。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认为，资本主义的萌芽与发展是通过新教伦理精神的支撑而得以实现的。马丁路德倡导的新教教义认为人们勤奋、节俭、禁欲、努力赚钱与积累财富，目的不是为了个人享受，而是为了荣耀上帝并获得救赎。因而勤劳简朴、精打细算，倾心致力于财富的积累和增长，绝不唯利是图、贪得无厌，成为资本主义中早期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它与中国传统社会勤劳、节俭、绝不见利忘义的文化价值观相一致。
然而消费主义认为消费既具有经济功能，又有着政治和伦理意义。消费本身不仅是个人幸福和社会福利的唯一源泉，而且是人生的终极目的和根本意义。因而他们彻底抛弃了节俭、节制等传统文化价值观，转而通过奢华、无节制的饕餮消耗追求感官的刺激与满足。除此之外，消费主义将消费与社会地位、身份等联系起来，认为“一个人的社会地位、能力、是否成功，是通过他的消费来体现的”。消费档次越高、数量越多就代表消费者地位与身份越高，这种畸形的观念逼迫许多人通过所谓的高消费体现自己的存在，因而消费至上、金钱至上的观念成为他们生活的动力与目标。为了金钱，道德、政治信仰、法律、传统价值观等不但不再是行为的准则，反而将其视为妨碍而抛弃之。节俭、勤奋、低调等传统价值观的丧失是消费主义观念对价值观与道德的侵蚀，是对社会最深层次的伤害。
2.破坏生态环境。巴巴拉・沃德和雷内・杜博斯在《只有一个地球》中认为，如果“对消费品的喜新厌旧成风，无限制地使用能量，那么我们的前途只能是生态系统的灾难”。消费主义文化所倡导的“大量生产一大量消费一大量废弃”的运转规则，导致人们消费方式的转变，一次性消费、超前消费、过度消费、高档奢华消费等消费行为方式加速了消费品的更新换代，促使人均消耗资源量与消费总量的快速增长。无节制的过度消费必然导致对自然资源无节制的过度索取，当这种非理性索取超出了地球生态的再生与自我修复的能力界限时，生态环境必然会受到暂时或永久、局部或全局的损害，使地球生态系统微妙而脆弱的平衡关系遭到破坏。如今由贪婪的消费所带来的生态危机已经成为国家实现发展目标、人民实现幸福生活理想的巨大障碍。大批地球物种濒临灭绝，水资源污染、空气污染、土壤污染日趋严重，河流干涸、垃圾堆积如山，人居环境越来越背离“天人合一、诗意栖居”的生活理念。为满足自身欲望、追求“我买故我存在”的消费主义理念，消费大众展开了一场对大自然无止境的索取，最终演变成人与自然之间从原初性的和谐统一转化成日益严重的冲突与对立。
3.社会心理失衡。社会心理是社会群体、阶层和集团对自身生活条件和状况的直接感受、评价和行为倾向等的总和。在消费文化的冲击下，“金钱至上，享受第一”的物欲化倾向与文化虚无主义越演越烈。在对金钱、消费与享受的追逐中，许多人利欲熏心，不惜靠投机取巧、行贿受贿、偷税漏税、坑蒙拐骗等非法手段牟取暴利，而现代市场经济的推进则提供了大量的爆发性机会。许多所谓的富人在畸形消费心理驱使下，极力比富夸富、挥霍无度，进行炫耀式消费。维布伦在《有闲阶级论》中认为：“处于体面的考虑，妻子必须带有夸耀的色彩消费一些财物，为家庭和户主赢得荣誉。”而这种夸耀式消费在赢得富人心理满足的同时却在贫困者心目中产生巨大的心理不平衡，一旦这种不平衡在社会群体间相互刺激、感染，必然导致社会心态的失衡，从而构成社会危害，成为社会行为失范的重要根源。
消费文化渲染下的商业赢利原则泛化，使金钱成为人们获得自我价值与尊重的唯一砝码，人们由此产生了强烈的“角色意识”，渐渐忽略“本我”的真实状态，在社会交往中总是以利益为考量而选择性地进行，从而与外界隔离产生孤独感。真情的丧失与人际交往的疏离，在贫富差距与社会不公愈演愈烈的大环境中，必然引起社会心理不平衡的加深，使构建和谐社会的理想陷入困境。
4.经济畸形发展。在经济上消费主义倾向于利用扩大消费的策略来刺激经济增长，这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短期的经济效益。然而消费主义者追求的是通过大量消耗奢侈品而炫耀财富、身份地位和生活方式等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性消费。按照经济学“理性人”的假设，理性的消费方式应该是选择使用价值大而价格低廉的商品，但在消费文化的熏陶之下消费者却热衷于劳力士手表、LV手包等奢侈商品，这一虚假的需求在本质上只是一种非理性的炫耀性消费，不会增加总的社会福利，是一种零和博弈。因为在一定时期内，人们生产社会财富的总量是一定的，如果将人力、物力与财力集中投入到奢侈品的生产中，必然导致其它生活必需品生产能力的下降，即如果满足一部分富人的炫耀性奢侈消费必然导致大多数普通消费者消费能力与生活质量的下降，是对普通人生存权利的一种变相剥夺。地位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如果一部分人的地位相应提高，那么必然对应着其它一部分人相对地位的降低。经济学原理认为边际消费倾向与收入呈反向变化：由于绝大多数边际消费能力较强的人收入水平低，难以形成旺盛的消费需求，而少数拥有较高收入的所谓富人由于其边际消费能力较低，也难以支撑强劲的消费需求。消费需求的低迷与消费主义所导致的畸形消费需求，无论短期还是长期都会对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三、正义与均衡：消费时代社会均衡发展的新策略
在消费社会中，满足消费欲望的快乐原则成为实现商业利润最大化的手段，消费行为与观念在非理性的自我膨胀中对传统文化价值观、生态环境与社会心理等方面构成破坏性的侵蚀。面对如此困境，从消费文化视域提出利益与资源均衡分配、消费文化价值观重塑、平衡社会心理、和谐消费等新策略，不但是学术上的一种有益探索，而且对于社会均衡、和谐发展也尤为重要与迫切。
（一）利益与资源分配的均衡化策略
约翰・罗尔斯以洛克、卢梭及康德之社会契约论为基础，用社会制度的正义论为现代社会提供了功利主义之外“高度康德式的”正义与自由理论基础。他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从社会制度层面而言，正义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问题，“是社会主要制度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决定由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之划分的方式”。由此可见，罗尔斯新的社会公平理念的基础是社会制度（特别是分配制度）公平本身，离开了这一基础，社会公平的理念不可能真正实现。
在消费社会中消费能力与倾向受消费者自身财力资源的制约，一部分人追逐“名牌”商品包含的符号功能，肆意浪费资源、挥霍钱财；另一部分人则惧怕自己入不敷出，消费观念保守，不得不压低必要的消费需求。出现消费观念与行为两极分化的根源是贫富差距过大与社会不公。因而对社会利益与资源的分配适当调整，缩小贫富差距是规避消费主义文化对社会诸多方面侵蚀的必要手段。通过调整国民收入分配体系、压缩灰色收入空间以及税收、转移支付等措施，逐步缩小社会群体间的贫富差距。只有贫富差距缩小到合理的范围，人们不能通过过度消费行为而获得社会地位与尊重等符号后，消费主义的炫富等行为与观念才能从根本上失去存在的土壤。由此可见，社会分配制度层面的公正与均衡极为重要。
（二）消费文化价值观的重塑
在消费主义思潮影响下，消费大众把物欲享受与满足视为人生目标，把“虚假需求”的“符号性”消费作为实现个人价值的手段，并将这种观念渗透于各种意识形态文化中，颠覆了传统社会的价值观，其本质是对消费主体的异化，使他们成为物欲与商品的奴隶――“单向度的人”。因此，重塑被消费主义文化破坏的传统价值观尤为重要。
重塑消费文化价值观的机制与路径，包括下面几个方面。一是完善社会教育机制。通过良好的社会教育机制，引导大众理解与领悟消费的价值追求、价值目标、价值取向与价值评价标准。一方面把价值观教育融入到各种教育体制之中，另一方面把正确的消费观教育贯彻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提高大众的价值判断、价值分析和价值选择能力。二是完善舆论监督与引导机制。公众舆论对人们的消费行为有很强的影响力、感召力和约束力，在现实生活中要充分利用报纸、电视、网络等新闻媒体大力宣传正确的消费价值观，在整个社会中形成良好的舆论环境。三是完善法律规范机制。利用宪法和法律对人们行为具有的良好规范作用，通过惩罚铺张浪费等消费现象，规范人们的消费行为，从而形成良好的消费行为规范机制。
（三）社会心理的平衡
炫耀式消费行为、狂热的感官刺激消费冲动以及贫富差距巨大等现象，容易在群体间产生仇视、自卑、狂躁、猜忌、冷漠等心理问题，人们的需要、情感、意志等心理因素也随之偏离轨道，引起心理不平衡而形成错误的“心理定势”。如果不对此及时调整，人们情绪上的波动会导致认知失真、心理不平衡以及意向的错乱，其外在表现就是各种各样的心理障碍，既影响自身的身心健康，也影响社会的和谐。因而对消费者进行心理疏导、抵制消费主义文化的侵蚀十分必要。
对遭受消费主义文化侵蚀的消费者心理进行心理调整，可从以下方面入手。一是通过宣传教育让大众树立健康的消费观，建立合理的生活方式。无论是节俭消费观主张的节约物质财富，还是奢糜消费观无节制地消耗物质财富满足自身的需求和欲望，在现代社会都有其弊端。而适度消费观追求自律消费、自觉消费与理性消费，既不为清贫所迫，又不为物质所累，是健康的消费观念与心态。二是通过人文关怀对大众进行必要的心理疏导。优秀的传统文化不仅具有较强的灌输功能、解释功能、激励功能，还有导向功能、调节功能和传播功能。利用优秀传统文化改变消费主义的心理认识、情绪、行为和意志，达到消除心理不平衡的目的，是一种切实可行的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