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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遗传学问题范文1
关键词：初中生物 学习兴趣 科学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795（2013）08（c）-0159-01
为什么有些人生物成绩那么好而有些人却那么差呢？其实这就是一种兴趣的问题，如果对某种科目感兴趣的话，就会学的很快，继而成绩也就会上升啦，这也就是平常说的“偏科”。所以呢要学好生物就要先培养一下对生物的兴趣，想想看，你自己不也是生物吗？再想想生物的一些奇特之处，多么神奇啊！就去这样想，给自己提问题，开发自己的好奇心。要切记的是不能死记硬背，这样是不行的，要懂得灵活运用。其实这生物在学习的时候主要就是要靠自己去看，把每一章的文字都要看，不能忽略，要弄清每个器官的功能和与什么其他器官有关联的都要去活记，弄清层次。事实上每个器官和其名称都是有关联的，科学家们为这些器官命名的时候大多也都是以其功能及形状去命名的，因此，可以抓住这一点去右脑记忆。在看书的时候要注意不能光看文字，而要边看文字边看相对应的图案，这样更容易理解。
1 最好的办法是花点时间背
比如细胞结构。有些什么？细胞核（相当于大脑）、线粒体（相当于心脏：提供能量）、叶绿体（这个貌似只有植物才有）……记不住就写在纸片上，像背单词那样没事拿出来看一遍。坚持一个星期就记住了。比如光合作用。氧气和二氧化碳，这个不说也知道吧？如果要考，你也要背。比如动物的行为，大多数哺乳动物有个共同点：喜欢被挠痒。在它们眼中，挠痒代表“喜欢”；给它们梳毛，是在向它们表示顺从；你背对着它们，是在“示弱”；你看着它们的眼睛，它们会认为是在“互相试探”；它们对你露出肚皮（尤其是狗狗），是在对你表示“信任”……（哦，这都不会考的。）这些都是很有趣的东西，但我相信，再有趣的东西，写在教科书上都会很晦涩。好比一锅红烧牛肉或者酸菜鱼，本来是很好吃的菜，但老师们在里面加了半瓶酱油，再饿的学生恐怕也不会觉得好吃吧。生物课最难的就是遗传学。仅仅是背诵课文是学不好遗传的，要画表格和计算。如果你喜欢数学，喜欢用扑克牌算“24点”，那就不会太难；如果你听到数学就头痛，放心，也不会太难，顶多用到加减乘除，不会涉及到“解方程”或者“分数”的。连小数点都用不上。学遗传学的关键是：理解。不能理解？好，去问你的同学。死缠着他问。问到你明白为止。如果他不耐烦，换一个人继续问。再不就问老师，趁下课时间，当做聊天一样问。老师们很乐意回答的。（应该会吧。）说句题外话。如果你喜欢生物，建议自己找课外书来看。教科书只能让你对付考试。想真正了解生物学？那么，请踏出第一步：看课外书。多看看人与自然，动物世界等节目。课本上的知识点多背背，图片要记熟（如花的结构图，根的结构图等）。课本上的彩图多结合课本文字知识。如早成雏（课本上有小鸡的图片）。这样学习起来生动一些。利于提高兴趣。
2 掌握科学的学习法
（1）观察法。认识过程是从感性认识开始的，而感性认识主要靠观察来获得。观察要有明。明确的观察目的，从而有意识地捕获实验观察的本质。根据不同的观察目的，一般按照先外部形态和生理现象，后内部结构，先活后死，先整体后局部，由外至内，由上至下，由前至后等顺序进行观察。在观察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动植物标本时，可运用对比的方法进行观察。
（2）思维法。综合运用形象思维法和抽象思维法有助于促进大脑两半球功能平衡协作发展，能大大提高学习能力和效率。在生物学学习中常用的思维方法有分析和综合的方法、比较和归类的方法、系统化和具体化的方法及抽象和概括等方法。以达到对知识正确、深入的掌握。
（3）笔记法。做笔记是一条成才的途径。在生物学学习中，主要有阅读笔记、听讲笔记和观察笔记、探究笔记等。
（4）记忆法。记忆是学习的基础，是知识的仓库，是思维的伴侣，是创造的前提。科学、适宜的记忆方法，可以有效地提高学习效率和质量。生物学学习中可用联想记忆法、对比记忆法、纲要记忆法、图表记忆法等。但不能满足于单纯的记忆，而是要深入理解，融会贯通。
（5）实验法。生物学是一门实验科学，实验法是解决生物学问题时最常用的方法。要重视生物实验，重视科学研究的过程，学习科学研究的方法通过实验过程培养观察能力、分析能力和创新能力。
3 结合其它学科来学习
文化或学科知识的发展不是相互隔离、彼此封闭的，而是相互作用，彼此关联的生物要结合地理一块来学，根据地球变迁过程理解生物演化过程。生物学属于自然科学，重在理解，追究本质：联系与区别。同时，生物学又有她的严谨性。马虎不得。总之要理解为主，背诵为辅，以练习贯穿。同时也让学生自觉地树立起植树、造林，保护环境的意识和信念。
4 要联系实际
《生物学》是一门实验科学，很多知识点的取得都离不开课堂的实验活动。所以老师活动前布置要带来的材料和用具一定要采集好和准备好。此外还要多联系日常生活实际，多观察周围的世界，如果你这样做了，相信你就会觉得学好生物不是难事，而且会觉得越学越有趣，越来越爱学。例如，有这样一道题目：人的心脏位于胸腔的哪个位置？不动脑筋的同学可能就答不上来了。其实大家只要摸摸自己跳动的胸口，就可以知道心脏在胸腔的中部偏左下方。总之一句话，大家要活念《生物学》，不能死读书，读死书。
生物学在自然科学和人类社会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许多科学家认为21世纪是生物科学的世纪。总之，培养学生学习生物能力是生物学科实施素质教育的核心问题。是学生实际动手的能力和生物能力的综合体现。因此，提高学生生物学习兴趣和基础教学是提高化学教学质量必不可少的环节，在教学中我们每一位生物教师必须引起高度的重视。
参考文献
有趣的遗传学问题范文2
通讯作者：贺永明
【关键词】 低剂量； 辐照； 细胞损伤
doi：10.3969/j.issn.1674-4985.2012.06.094
在哺乳动物中，低剂量辐射杀死细胞数量有限，并能迅速为新生细胞所修复而不留痕迹。辐射可致死，而亚致死伤害亦可获得迅速而有效的修复。遗憾的是，在修复过程中，受损细胞可产生修复错误，导致基因突变，产生某种形式的遗传学不稳定。遗传学强不稳定性可致正常细胞死亡或致肿瘤发生，而中等度不稳定性可为细胞所耐受甚至遗传给下一代。显然，人们关注“诊断剂量”，希望理解中等剂量照射时是否以及如何增加健康风险。充分理解电离辐射诱导的分子学过程，将使临床治疗更有效而风险更小。
过去曾认为，辐射损伤的唯一细胞效应与DNA损伤有关，但现有证据表明，辐射损伤可影响特定细胞靶点并产生级链反应。因此，现有研究已不再局限于直接DNA损伤和修复，而是扩展至间接作用，如适应反应、毒物兴奋效应、旁观者效应、遗传学不稳定性及遗传易感性。这些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医学信息，为患者和从事核放射行业人员建立准确辐射保护标准提供了科学依据。近年来，辐射效应更是受到空间科学的驱动而方兴未艾。
1 旁观者效应
旁观者效应原指一种心理状态，在场的人越多，越是没有人站出来救助受害者。现在，放射学家使用这一术语描述直接受损细胞将这一损害传播至其他未直接受损细胞的能力。这一模型假定低剂量低LET照射可能比线性非阈值模型预期的危害更大［1］。旁观者效应的最新定义基于下列发现：暴露于低剂量 粒子细胞姊妹染色体交换频率增加至30%，但真正发生有效交换的不足1%。因此，电离辐射损伤来自直接照射的观点显然站不住脚［2～5］。但DNA损伤似乎为起动旁观者效应所必需，因为人们发现，DNA修复缺失的细胞，其毒性远大于DNA正常细胞［6］。
亦有报道显示，以受辐照细胞的条件培养基培育正常细胞，可诱导旁观者效应［7］。更为有趣的是，同样的实验条件下，适应性反应和旁观者效应可同时出现［8］。有些观察发现，旁观者效应可遗传至下一代［9,10］。 粒子可特异性产生旁观者效应，并通过特异性激活因子使这一效应扩布开来； 光子特异性诱导适应性反应。旁观者效应的动力学及机制，尤其是其时间和空间效应对旁观者信号传导还不清楚。
2 旁观者效应机制及途径
人们提出了多个机制用于解释放射诱导的旁观者效应。受辐照细胞分泌低分子量化学因子，这些化学因子影响了未受辐照的附近细胞，从而产生旁观者效应。另有理论认为，受辐照细胞分泌的小分子通过“缝隙连接”作用于邻近细胞产生旁观者效应。信号传导包括可溶性因子，如寿命短的氧自由基可起动应答及其他因子可调节缝隙连接［11］，扩布并维持这一效应。质膜表面细胞因子或生长因子受体可将信号放大并传导至核内，受辐照细胞的另一些信号可激活质膜表面氧化酶［12］，细胞终将更持久产生活性氧自由基。活性氧自由基可损伤DNA，刺激修复机制，激活特定检测点，使细胞暂时停留在G1期［9］。旁观者效应细胞表现为多种生物学后果，如遗传学和表观遗传学改变，基因表达改变，信号传导途径的激活以及其后代所表现出来的遗传效应［13,14］。
3 基因组不稳定性
电离辐射可使受照幸存细胞后代基因组不稳定，诱导其后代延迟死亡或致死性突变和诱变［15～17］。这一形式的基因组不稳定性与旁观者效应一样，可由活性氧自由基触发［18］。大量研究表明，电离辐射诱发的基因组不稳定性与旁观者效应紧密相关。研究表明，辐照幸存细胞后代染色体不稳定，可分泌可溶性因子诱导旁观细胞死亡和染色体不稳定。亦有旁观细胞后代延迟效应的报道，这些延迟效应包括在体和离体的染色体不稳定性以及后代死亡［19～23］。
4 辐照细胞功能失活
4.1 坏死、凋亡 已知几个机制参与调节辐照细胞失活，有细胞周期一过性停止、细胞死亡及细胞衰老等。治疗剂量的辐射可杀伤肿瘤细胞，而对正常细胞伤害小，但仍可造成严重组织（如大脑）损伤。放疗后肿瘤部位偶可立即出现一大片坏死组织，放疗后数周至数月内出现大片坏死组织则更为常见，此即放射性坏死。细胞凋亡经常发生。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有人率先提出细胞凋亡是受照细胞死亡的一种重要形式［24］，研究了细胞凋亡机制，并将细胞凋亡反应与放射敏感性联系起来［25］。Aldridge［26］新近研究表明，5个人血细胞克隆生存率与凋亡反应关系明确。中等剂量照射诱导细胞凋亡率与细胞周期检点功能相关，恰好反映了单克隆生存反应。高放射敏感性细胞系迅速出现凋亡，而不敏感细胞系则很久才出现细胞凋亡。这些研究表明，从DNA损伤至触发细胞凋亡这段自身修复时间是决定放射敏感性的关键因素，至少造血细胞如此。相反，Kyprianou［27］研究表明，人前列腺癌细胞系Bcl-2的过度表达可显著延缓放射诱导细胞凋亡，并不影响细胞系的生存率。这一截然不同的结果反映了细胞凋亡在细胞死亡中的贡献因细胞类型不同而异。
DNA损伤诱导细胞凋亡受p53基因调控［28］，但并非唯一调控因素。譬如，电离辐射并不能诱导p53野生型MCF-7细胞凋亡。正常情况下，p53基因通过上调p21，使细胞停留在G1期而减少细胞凋亡［29］，而p53基因缺失或p53基因突变可促进细胞凋亡。此时，细胞在G2期时发生凋亡［30～32］。细胞凋亡的机制值得深入研究。
4.2 线粒体灾难 研究表明，许多细胞系受到电离辐射后，早期并不出现细胞凋亡，但在晚期可因线粒体灾难而出现细胞死亡。细胞两种死亡模式功能上存在联系，线粒体灾难可视作因持续DNA损伤及细胞周期检点控制缺失所致一种caspase介导的细胞死亡的亚型［33］。有学者设想p53基因与线粒体灾难有关［34］。研究则表明，p53基因通过转录抑制机制调节细胞周期素B1水平［35］。研究野生型和无功能型p53鼠胚胎成纤维细胞结果表明，线粒体灾难可致细胞周期素B1水平上调。野生型和无功能型p53鼠胚胎成纤维细胞受照后可诱使细胞停留在S/G2期，但p53基因突变细胞出现线粒体灾难后继而细胞周期素B1升高，野生型p53基因细胞表现为细胞周期素B1轻度升高，线粒体灾难出现频率也低［36］。然而，这一放射诱导的延迟型细胞凋亡的分子机制可能相当复杂。其他的如细胞，顺序过表达Fas，TRAIL（肿瘤坏死因子相关凋亡诱导配体）及肿瘤坏死因子-α ，晚期过表达相应配体似也参与了早期细胞凋亡和晚期线粒体灾难［37］。细胞死亡受体过表达可为照射直接诱导，但也可以是线粒体灾难直接后果。细胞周期检点受阻或有丝分裂异常可致线粒体灾难。其他研究表明，其他调节因素可能控制了线粒体灾难，包括细胞周期特异性激酶（如Cdk1和Aurora），细胞周期检点蛋白及生存素。P53和p21wafl/cipl参与了细胞死亡配体表达［33］。这些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4.3 衰老 衰老是指正常细胞经过有限次细胞分裂后增殖停止。衰老细胞仍然具有代谢和合成能力，并表现出特有的形态学和生化改变，如细胞变大变扁、细胞中颗粒增加，SA-gal活性增强等［38,39］。经典的细胞衰老是由于染色体两端端粒酶及其他结构的缩短所致［40］。衰老加速类似于经典的细胞衰老，表现在形态学、生化及生物学特征方面，但无端粒酶缩短现象。衰老加速系正常细胞和肿瘤细胞对潜在致癌影响的一种保护性、非程序性反应［41］。研究表明，电离损伤可模仿衰老现象，致正常细胞和肿瘤细胞细胞周期停止［42］。DNA损伤是细胞提前衰老的主要原因，但具体机制未明。可以肯定的是，电离损伤可促发癌细胞（受p21waf1/cip1诱导）p53介导的多种反应［43,44］。但研究表明，电离损伤诱导的人直肠癌HCT116细胞衰老（p53,p16或p21基因缺失）仅部分受抑制［45］，这点不同于野生型HCT116细胞。因此，尽管p53和p21似乎参与了细胞衰老调节，但并非细胞衰老所必需，这些研究提示其他基因可能参与了肿瘤细胞的衰老，具体基因尚未明确。可以肯定的是，衰老可影响电离损伤后自我修复能力，电离诱导细胞衰老程度与该细胞对电离损伤敏感性有关［46］。有些研究表明，p53基因缺失可阻止细胞衰老，也可使放射治疗失效［47］。目前，人类已迈入深太空，电离诱导衰老反应尤其有现实意义，深入研究这一现象将有助于阐明太空慢性电离辐射如何影响宇航员组织和器官功能的。最后，阐明肿瘤衰老的基因和调节机制有助于设计新的治疗方案，以提高放疗的效果并减少副作用。
低剂量辐照受损细胞结局取决于能否彻底揭开低剂量辐照受损细胞分子机制。此外，许多生物学和流行病学问题亟待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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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遗传学问题范文3
在巴赫金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论著《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狂欢化是同复调小说联系在一起的。虽然狂欢化只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体裁特点和布局特点”一章谈到,但是实际上,对狂欢化的讨论囊括了关于复调小说的几乎所有问题。也就是说,狂欢化和复调小说,只是同一问题的不同切入角度。可以说,狂欢化是一个总体的精神,而复调则是具体的小说审美形式。从巴赫金的论述中可以看到,狂欢化是许多欧洲作家采用过的手法,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在受到许多西欧作家影响后形成了独特的狂欢化手法。因此可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是在狂欢精神基础上的发展。从比较的视角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艺术与许多西欧作家的艺术方法是同源同宗的。事实上俄罗斯文化和文学虽然受到东方文化的影响并且有很多方面与西欧文学迥异其趣,但从大文化的角度看,俄罗斯文化与西欧文化确实共同拥有希腊文化和基督教文化这两个渊源的。一段时期中,由于欧洲各民族分支形成,各民族文化的发展呈现分流的形式。然而在19世纪后半叶,欧洲各民族的文化和文学又出现了互相影响和互相融合的趋势。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认为完全可以分析和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和左拉小说之间的异同及其产生的原因,而我们的切入点则借用巴赫金的概念:狂欢化。虽然狂欢化是巴赫金在对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进行审美研究时提出的一个概念,笔者在长期研究左拉小说的过程中,发现左拉小说在很多方面具有巴赫金所说的狂欢化的特点,并且感觉这一现象是一个有趣的文学现象,值得进行一番比较研究。因此,本文试图比较陀氏小说和左拉小说在诸多重要方面的异同,以“狂欢化”的理论加以阐发式的研究,并探讨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以就教于同行专家。
一
巴赫金说:“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真正的复调——这确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的基本特点。”[1](p.29)这就是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首要特征是人物不再作为作者意识的附属物而存在,不再是表现作者意识的工具。人物已经成为一种独立的意识。而作者在处理主人公的声音时采用了从前的小说处理作品人物声音的办法。因此,小说中主人公对自己、对世界的议论,与作者本人在小说中所发议论有同样的价值和份量。举例来说,《罪与罚》中拉斯科尔尼柯夫作为一个人物,他的讲话、他的思考,都代表了一种独立的意识。这些内部和外部的声音已不是刻画这个人物的手段,它们本身就是作者竭力要在作品中表现的。这就是说,作者感兴趣的只是拉斯科尔尼柯夫对周围现实的看法和评价,而不是给读者讲述他是怎样一个人。拉斯科尔尼柯夫倾心于强者哲学,并不等于作者对强者哲学感兴趣。作者在这里只是要展示一种独立的思想意识,至于这种意识正确与否,作者并不打算去评价。而且在《罪与罚》中,作者要表现的还不仅仅是拉斯科尔尼柯夫一个人的意识,所有人物的意识都是他竭力要表现的,而且都是作为主体来表现的。譬如索尼娅并非主人公,她却是作为一个平等参与的意识得以展开的。在《罪与罚》第4部第4章中,拉斯科尔尼柯夫去找索尼娅,两个人第一次认真地进行交谈。我们在这里不仅读到了拉斯科尔尼柯夫的意识活动,而且也读到了索尼娅的意识活动。这二者是平等的,谁也不能代表作者或叙述人。我们也无从寻找作者的暗示来评判谁对谁错。请看下面这段引文:
“我自己也快变成宗教狂了!这是有传染性的!”他想。“读啊!”他突然坚决而烦躁地叫道。索尼娅依旧犹豫不决。她的心怦怦直跳。她不知道为什么不敢读给他听。他几乎痛苦地望着这个“不幸的女疯子”。[2](p.423)
拉斯科尔尼柯夫和索尼娅的意识在这里得到了平等的表现,按巴赫金的说法,它们都是独立于作者的意识或叙述人意识之外的。这即是说,人物的意识在作品中是客观地得以表现的,作者并未将自己的意识投射到人物的身上。这里仅仅是其中一例,实际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差不多都是这样的风格。这也就是狂欢精神一种最基本的体现。因为“在狂欢中,人与人之间形成了一种新型的相互关系,通过具体感性的形式、半现实半游戏的形式表现了出来”[1](p.176)。
巴赫金更进一步指出:“狂欢化提供了可能性,使人们可以建立一种大型对话的开放性结构,使人们能把人与人在社会上的相互作用,转移到精神和理智的高级领域中去;而精神和理智的高级领域,向来主要就是某个统一的和唯一的独白意识所拥有的领域。是某个统一而不可分割地自身内向发展的精神所拥有的领域(如在浪漫主义中)。狂欢式的世界感受,帮助陀思妥耶夫斯基既克服伦理上的唯我论,又克服认识论上的唯我论。”[1](p.176)那么左拉的小说又怎么样呢?就人物不再是附属于作者意识的客体而言,应该说左拉小说也具有同样的特色。在左拉的小说中,作者将人物的意识、声音和行动组织成一个客观存在的大网,然后让这些人物展现自己并互相对话,形成一种“多声部”的组合。作者本人则竭力置身于这个大网之外。这种描写方法,左拉本人称之为“非个人化”,其他批评家往往称之为“客观式的”。客观式就是排除作家的主观态度来描写和表现人物。从《小酒店》(1877)到《帕斯加尔医生》(1893),其间共20部长篇小说,作者都竭力不让自己的意识去干扰人物的行动和意识,叙述人不介入情节发展的进程,读者很难在其作品中找到他的踪迹。各个人物都以一种平等的身份在小说中行动、思考和说话,形成一种对话式的关系。在这一点上,与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的确相似。我们可以看下面一段摘录:
“好吧,走吧!一路顺风!”她虽然只剩下一个人,依然大声说:“这个人真有礼貌,人家同他说话,他一句话也不答理!……而我还一个劲儿去安慰他呢!是我先改变了态度,我也说了不少道歉话,我相信是这样!……因此,是他在这里惹我恼火的!”
不过她的心里仍然不高兴,她用两只手在大腿上搔痒,后来,她终于拿定了主意:
“呸!去他的!他戴了绿帽子,这可不是我的错!”她把全身各个部分都烤过以后,浑身暖烘烘的,就钻到床上去了,她随手按了门铃,叫佐爱把等在厨房里的另一个男人带进来。
在街道上,米法怒冲冲地走着。刚下过一阵急雨。他在泥泞的路面上滑着走。他不知不觉地仰望天空,只见一团团煤色的云朵,正在月亮前面飞驰。在晚上的这个时候,奥斯曼大街上行人越来越稀少。他沿着歌剧院的建筑工地,专拣黑暗的地方走,嘴里喃喃地说着一些不连贯的话。这个妇说谎。她捏造出这些谎言是因为她既愚蠢又狠心。他刚才用脚后跟对准她脑袋的时候,应该一脚把她踩个粉碎才解恨。归根结蒂,这场谈话和这种做法太可耻了,他永远不能再见她,永远不能再碰她一碰,否则他就是一个十足的懦夫。想到这里,他深深地松了一口气,仿佛他的痛苦已解除了。[3]((pp.235～236)
我们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到,娜娜和米法伯爵都具有独立的意识,而且他们的意识都不受作者意识的左右。实际上我们在这部作品里很难找到作者意识的踪影。其实这也正是左拉小说不同于他之前的那些小说的地方。表现一种平等的对话精神,不将自己的意志情感和思想观念强加于人物,这就正是巴赫金所说的狂欢化的实质所在。所以我们说左拉也是继承了狂欢精神的一个作家。
二
陀斯妥耶夫斯基小说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在一个短暂的时间里把许多人聚集在一起,让他们毫无顾忌地、大吵大嚷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这种手法被人叫作“旋风般的运动”,巴赫金将其称为“共时艺术”。这种共时艺术可以说与狂欢活动的关系最为密切。因为在狂欢活动中,所有的人都是积极的参加者,没有演员和观众之分。规范普通生活规矩和秩序的那些法令在狂欢活动中都失去了效力。当然狂欢活动有一个必要条件,这就是需要许多人共同参加。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天才之一就在于能够在很短的时间里集中为数众多的人物,让他们都积极地投入生活的旋涡之中,大胆地发言,大胆地表白,和其他人热烈地交流思想。在这方面有代表性的是《》中娜斯塔霞·菲立波夫娜的命名日晚会,以及《罪与罚》中马美拉多夫夫人为亡夫举行的丧餐会等等。这样的活动时间持续很短,往往不过一两个小时,但在这一两个小时中人们都激动地发表意见,充分地展示自己的内心世界,常常还要发生矛盾冲突,最后情节要发生一种戏剧性的变化,导致人们一下子散开,人物聚集的状态就结束了。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共时艺术。例如在娜斯塔霞·菲立波夫娜的命名日晚会上,几乎作品中的所有重要人物都参加了,总共有几十个人物,大部分都发了言,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在这次晚会上,发生了两起戏剧性的事件。一起是茄弗里拉·阿尔达里昂诺维奇将手伸进燃烧的壁炉里去掏钱,另一起是娜斯塔霞跟随罗果仁奔逃而去。娜斯塔霞一走,这个场景自然就结束了。马美拉多夫夫人的丧餐会上也发生了一起戏剧性的事件,这就是索妮亚被诬偷钱,最后又得到澄清。一个弱女子被当着大庭广众宣布偷了钱,显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但顷刻之间就又有证人出来证明她无罪,这就形成极富戏剧性的一个场景。
左拉的小说也很喜欢在一定的时间里聚集众多的人物,让这些人物平等地交谈、对话以至于争论,形成一种狂欢式的热闹场面,这其实也是狂欢精神的一种体现。在左拉的许多作品中都有这种狂欢式的场面,例如《小酒店》、《娜娜》、《萌芽》等作品,这样的场面都是不断出现的,也就是说弥漫着一种狂欢的精神。我们可以看看《小酒店》中绮尔维丝与古波结婚请客吃饭的一段:
这话令大家笑了一场。然而他们渐渐不耐烦起来。终于忍不住了。总该决定一件事情来做才好:这样白眼相对,呆呆地等吃晚饭是不行的。于是只有一刻钟大家在那下得不停的大雨面前,竭力想法子消遣。“烤肉”提议打纸牌;博歇是一个风流坏种子,他提议一种有趣的玩意儿,叫各人供认自己的隐秘的事;哥特龙太太提议到克里酿古路去吃葱饼;洛拉太太希望大家讲一些故事;哥特龙先生并不觉得闷,他认为在这里就很好,只提议立刻就吃晚饭。每一个人提议的时候,大家争论了一番,生气地说:这是没有意义的!这岂不令大家都要打瞌睡?这岂不令人说我们都是些小孩子吗?后来轮着罗利欧说话的时候,他有一种简单的意见,只希望大家到外面的马路上去散步直到拉歇斯神父路,如果有时间,还可以进去参观爱鲁瓦斯和阿贝拉尔的坟墓,这时候罗利欧太太忍不住气,便发作起来,她说她就要走了!她就要这样做了!这不是给人开玩笑吗?她装扮了许久,冒着大雨赶了来,为的是关在一间酒店里纳闷吗?不行,不行,她不高兴吃这样的喜酒,她宁愿回到自己的家里去。[4](pp.71～72)
在这一段文字里,先后有7个人发表了意见和建议。其中有共同的意见,也有不同意见的争论,这就是一种对话和讨论。左拉的这种对话和讨论只是偏于一些比较粗俗的内容。但是这种人人畅所欲言地将心里话讲出来状态,就是狂欢式的气氛,也就是巴赫金所说的“狂欢广场的气氛”。有趣的是,这里所引的一段情节,在某些方面同巴赫金论著中提到的《》中娜斯塔霞·菲立波夫娜命名日晚会中的一些情节都有惊人的相似。例如博歇提议大家讲自己的隐秘的事。而《》中则有费尔德先科提议大家讲一件自己一生中所干的最坏的事。在同一本书里,还有更为热闹的场面,那就是绮尔维丝过生日请大家吃肥鹅的一段。在这次活动中,共有15个人参加,大家喝酒、吃肉、聊天、开玩笑、唱歌,一直闹到深夜。真正是一场狂欢。《萌芽》中艾蒂安和一帮工人去万利酒馆和沃尔坎咖啡馆玩耍事情也是类似的具有狂欢性质的活动。就群众性地平等参加聚会性质的活动而言,《萌芽》中的森林群众大会也属于这样的场面。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左拉的作品其实都喜欢描写人物众多的场面,而且都以一种狂欢的精神来表现这些人物,这是两位作家相似的方面。但是显然两个作家的描写风格是不一样的。那么他们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可以提出两点区别:首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狂欢式描写偏重于表现思想,所以在这样的场面中,人物都特别爱说话,因为说话实际就是把自己的思想说出来,因而在这样的场面中,人物的言语占据了主要的篇幅,例如娜斯塔霞·菲立波夫娜的命名日晚会,梅思金公爵、娜斯塔霞、罗果仁以及叶班钦将军等等都把自己的心里话说了出来,据此我们可以看到梅思金公爵对娜斯塔霞的爱情,叶班钦将军对公爵的惋惜等等。马美拉多夫夫人的丧餐会也是这样,人们都急于把自己的心里话说出来,所谓“一吐为快”。对照之下,左拉笔下类似的场景就不那么喜欢表现思想,而是更多地描写行动。当然在行动中也有许多言语,但是左拉人物的言语一般并不表现深刻的思想,只是一些即兴的谈话。而在这样的场景中,对物质细节方面的描写占据了很大的篇幅。例如绮尔维丝请客吃鹅的场景,对人们吃相的描写就是一个重要的内容。其次,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狂欢化场景中,一般都要出现尖锐的矛盾和冲突,但随之又解决了矛盾和冲突,一切恢复平静,总之是富于戏剧性。左拉的这类场景中,一般很少出现尖锐的矛盾冲突,大家只是热热闹闹地一块儿活动,有矛盾冲突也并不剧烈,可以说是更散文化。这样的场景似乎更接近于狂欢的本原状态。
三
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特点还包括双声语的大量使用。按巴赫金的说法,双声语是一种对话,他将其称之为“微型对话”。所谓微型对话,就是指话语暗含对话的性质。因为这是一个人的话语,表面上是不存在对话的。但因为它表达了两种指向、代表两个人的意向或态度,所以它也是一种对话。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指出:“在(庄谐体的,也就是狂欢化文学早期形式的——笔者注)某些体裁中,双声语占了主导地位。由此这里也便出现了对语言这个文学材料的根本上全新的一种态度。”[1](p.159)可见双声语是狂欢化文学产生以来即有的一种基本特征。巴赫金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的双声语分为3种:仿格体、讽拟体、暗辩体。仿格体是摹仿他人的话语而讲出的话语(包括内部语言),但在其中加入了第二个声音,即说话人的声音。讽拟体和仿格体很相似,只是第二个声音所表示出的意向与所摹拟的说话人的意向正好相反,两个声音于是产生了冲突。暗辩体也在话语中表现了另一种话语即他者话语的作用,说话人的话语考虑到了他者话语并且是针对他者话语而发的。我们看下面一段文字:
显然,这里不是别人,正是罗季翁·罗曼诺维奇·拉斯科尔尼柯夫最要紧,先得想到他。怎么能不这样呢?要是走了运,可以上大学,可以成为交易所里的股东,他的整个前途可以得到保障;或许以后他会成为一个有钱的人,受到人们尊敬,也许晚年还会声名赫赫!母亲怎么想呢?要紧的当然是罗佳,宝贝的罗佳啊,长子嘛!为这么个头生儿子,怎么还不能牺牲这么一个女儿呀!啊,她们的心里多善良,又多么可爱,又多么偏心眼儿啊!可有什么办法,看起来咱们也逃脱不了索涅奇卡的命运……[2]这一段是拉斯科尔尼柯夫在收到母亲的信之后一段内心独白。在这一段内心独白里,既有仿格体,也有讽拟体,还有暗辩体。“罗季翁·罗曼诺维奇·拉斯科尔尼柯夫最要紧,先得想到他”,这是仿格体,“要紧的当然是罗佳,宝贝的罗佳啊,长子嘛!为这么个头生儿子,怎么还不能牺牲这么一个女儿呀!”这是讽拟体。“啊,她们的心地多善良,又多么可爱多么偏心眼儿啊!……索涅奇卡的命运!”这就是暗辩体了。双声语的作用是暗暗地在话语中展开对话,使对话成为叙事话语中的普遍语式。
左拉的作品中也有大量的双声语出现,他的双声语偏重于在作者和人物之间对话,从而也就是在作者和读者之间对话。我们仍旧先看看其在作品中的表现:
他肩上的责任是多么重大啊!现在既没有钱,也赊不来东西,他是不是仍然要他们继续坚持抵抗呢?假使得不到任何援助,饥饿压倒了人民的勇气,那么将会发生怎样的结局呢?[5](p.236)
从表面上看,这段文字象是叙述人在讲述艾蒂安的内心活动,但仔细琢磨我们会发现,无论语气或内容都说明这是艾蒂安本人的内部语言。然而此处主语又明明是“他”。艾蒂安又怎么会在意识中将自己看作是他呢?这就正是双声语的特殊之处。左拉使用的这种双声语的双重指向一是指向话语的内容,二是指向叙述人的态度。我们可以看出,叙述人的态度是一种超然的但又略含同情的态度。尽管这段话里的感彩全部属于艾蒂安,但从他的这种严肃的态度就可以窥见叙述人的倾向,不过这是若有若无的一种。左拉出于客观化的考虑,既要讲述故事,又不愿意让自己的倾向被人发现,不得不让许多人同时说话、同时思考,这种双声语是最好的一种手段。左拉经常使用的这种双声语,在西方批评家和语言学家的著作里被称作“自由间接话语”。对自由间接话语的研究在20世纪才开始,而左拉上一个世纪就熟练地运用这种话语形式了。
应该承认,左拉的双声语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双声语是不同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双声语与柏拉图所说的“摹仿叙述”相似,就是作者摹仿现实中人的说话来叙写他的话语;左拉的双声语则很象柏拉图所说的“纯粹叙述”,是以叙述者客观的笔调来展现作品人物的话语。这两种叙述实际上是两个不同层面上的话语体系,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运用的双声语包含的双种指向都是属于人物的指向,是发生于同一层面上的两种指向,而左拉所运用的双声语所包含的双重指向所在:一是作者的指向,另一是人物的指向。这样的双重指向显然不同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话语的双重指向。
四
在分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左拉作品中狂欢化场面的异同之后,有必要分析一下产生这种异同的原因。手法相似的原因,主要是两位作家都继承了古希腊罗马文学的狂欢化传统,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实际上已经谈到了。因而这里我们主要分析两位作家风格差异的原因。
我们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左拉作品风格第一方面的差异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偏重于表现深刻的思想,而左拉则偏重于对物质世界的详细描摹。这个差别产生的原因应该说是多方面的。但我觉得首先应从文化角度去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因为对于文学来讲,这是最直接的外在原因。
俄罗斯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其浓重的宗教因素。这样的因素使人们更多地倾向于沉思默想,倾向于思想的表达与交流。文化人对祖国和人民的关心往往同他们的宗教精神结合在一起。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有这样一种倾向。他的作品十分关注人类灵魂的苦难,提倡在痛苦中寻求幸福。此外,按照《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文化精神》一书的作者何云波先生的看法,俄罗斯知识分子历来有一种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产生于他们的爱国情怀和对人民的热爱。在西欧经济文化都已经相当发达的时候,俄罗斯人民还在专制的镣铐下,这就使俄罗斯知识分子满腔忧患。他们为祖国的繁荣进步奔走呼吁。有的人主张按西欧的方式来改造俄国,有的主张根据俄罗斯自身的特点来改变俄国面貌。这就出现了“西欧派”和“斯拉夫派”的分歧。当然这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也在积极开展革命活动,这是最激进最革命的一股力量。不管政治上赞成那一种观点,总之是为祖国和人民思考未来,为祖国和人民忧患,这也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为什么总要表现一种深沉的思考的根本原因。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赞成斯拉夫派的观点的,他认为在俄国应该保留沙皇、东正教和斯拉夫传统。这样他的思想必然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一方面他希望俄国人民进步,赶上欧洲的步伐;另一方面,他所赞同的斯拉夫主义又并不能促进这种事业的发展。他笔下的人物往往思想矛盾很深甚至是双重人格,这恐怕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穷人》表现穷公务员因得不到人尊重、不能自由地爱自己所爱的女人时的痛苦精神状态;《罪与罚》表现穷大学生在生存困难,事业受阻的状况下铤而走险,然后又自我谴责的剧烈内心冲突;《》描写一个大脑有残疾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准备为祖国的振兴做一番事业,然而受到人们愚弄的故事;《群魔》则描写一群所谓的革命者复杂的矛盾和纠葛;《卡拉玛佐夫兄弟》又从一桩谋杀案入手去探讨许多重大的社会问题,包括宗教问题。总之这些人物和故事都和俄罗斯当时的重要社会问题密切相关,而主人公剧烈复杂的思想矛盾也是我们俄罗斯文学爱好者所熟知的。
有所不同的是,左拉所在的法国此时已成为欧洲的一个科技大国,经济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虽然拿破仑三世的统治也属于专制体制,但相对于俄罗斯要宽松得多,而且维持的时间并不很长,到19世纪70年代初就结束了。这时期的法国知识分子热衷于科学,不少人阅读大量的科技书籍。实际上当时的法国萌生了早期的科学主义思想。受此影响,许多作家们乐于在作品中运用一些科学原理。例如福楼拜就在他的作品中运用医学知识,详细描写人物的病状和死状。左拉则是最积极提倡在创作中运用科学原理的作家之一。而他最认真倡导的就是学习科学方法,准确、细致地去表现现实。正是在这种环境下,才产生了左拉为代表的自然主义文学流派。出于对科学方法的爱好,左拉有对物质细节详细摹写的倾向,并且在许多作品中运用了医学、遗传学、生理学等等科学知识。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左拉这两个继承狂欢化传统的作家,一个重思想表达,一个重物质表现,也就是非常自然的了。
也正是因为有这样一种差异,所以在对叙述话语进行改革的时候,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比较注意实质的变化,而法国作家左拉则比较注意变化的形式特征。因此我们看到在使用双声语的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双声语从形式上来看与传统的人物语言似乎没有什么差别,但在实质上却有两个指向。相反,左拉的作品,双声语的使用在形式上有很明显的特征,那就是它们尽管表示的是人物的话语,但传统的以“谁谁谁说”作为开始的这样一个语法标志没有了。
风格差异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两个作家个性上的不同。陀思妥耶夫斯基受过良好的教育,性格阴郁,前半生曾经遭受巨大的苦难,后来又患了癫痫病,饱受病痛的折磨。他的精神状态可以说不同于一个完全正常的人。因此他喜欢在作品中刻画人物的各种意识活动,包括潜意识和变态意识,而且他作品中的人物往往有不同于常人的思想和愿望。而左拉则没有受过多少正规教育,虽然前半生也并不顺利,但没有遭受巨大的痛苦,后来就名利双收了。在德莱福斯一案中他曾经被迫逃离法国,但时间很短,没有给他造成太大的精神创伤。所以他性格是属于比较单纯的一种。两人性格上的差异也有种族和遗传方面的原因。陀思妥耶夫斯基属于北方民族,性格比较沉郁是一个普遍性的特征。而左拉属于地中海沿岸民族,那里的人一般性格比较开朗、直率。这样的性格差异表现在创作上,就是一个喜欢作思想的探索,另一个则不喜欢过多地在思想深处探寻。
参考文献:
[1]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M].北京:三联书店,1992.
[2]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3]左拉.娜娜[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