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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交易基本原理范文1
关键词：模拟教学法；实践教学；《证券投资分析》课程
模拟教学法是一种行为引导型的教学方法，具体是指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模拟某一角色或在教师创设的情境中，进行实践能力训练的一种典型的互动教学法。在教学中，要求学生不仅要掌握基本原理和技能，更重要的是要能够进行具体的操作。鉴于模拟教学法所具有的这种特点，在《证券投资分析教学》中运用模拟教学法具有重要的作用。
一、模拟教学法在《证券投资分析》课程实践教学中的具体应用
（一）设立综合模拟实验室
在教学中设置模拟证券公司、证券登记结算公司、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等机构，模拟主要是证券投资业务流程。通过设立模拟实验室，学生可以真实地充当上述模拟机构中的任一角色。设立模拟上市公司，学生可以参与股票发行及其上市的一系列过程，如公司股票发行前的准备、发行的过程以及最后的上市交易，学生可以参与制定上市公司的章程、相关的制度以及模拟证券发行的过程，从而较为熟练地掌握证券市场中的专用术语，如“IPO、路演、股东大会、分红配股、资产重组、破净、破发”等。设立模拟证券公司和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可以使学生真实地了解整个证券业务交易与结算流程，明确证券交易中的开户、委托、竞价、清算、交割、过户等流程和具体操作。
（二）利用模拟软件进行证券投资模拟交易
证券投资模拟交易采用学校提供的专用模拟仿真软件，该软件可以提供股票市场、期货市场的实时行情价格走势，包括沪市以及深市的实时行情的推送以及全球股市的走势、基金以及期货的行情等。通过证券投资模拟交易，可以有效地提升学生的实践操盘水平，帮助学生熟悉证券投资的技巧和方法，便于学生在不同的证券市场进行模拟交易，对学生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下面以股票市场为例，阐述学生利用模拟交易软件的具体过程。根据课程的安排，教师统一规定一个时间段（一般为1－2个月），让学生在这个规定的时间段里进行股票模拟操作，模拟操作结束后根据个人账户中的总资产、收益率等确定模拟交易的最终成绩。具体操作如下：首先，通过学校提供的专业模拟软件进行模拟交易，考虑到用户上网方式的多样性，学校提供的软件要能够满足多平台运行的要求，同时要能够实现数据的同步，便于学生进行跨系统和跨平台的操作。其次，学生要按照学校规定的要求进行模拟股票交易平台的注册，注册成功后，系统给每个用户提供10万元的虚拟资金进行模拟操作。学生在实际的股票交易时间段内进行交易，模拟系统自动记录模拟者的交易记录，核算交易成本、持仓数量、股票市值、浮动盈亏比例等内容。学生通过模拟平台进行选股及其买卖的时候，要写出投资分析报告，对股票进行分析。分析要着重从基本面和技术面两个方面进行。基本面分析包括相关个股的背景资料、行业的发展状况和前景展望、国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方面。一个成熟的证券投资者首先应该考虑的是基本面分析。证券投资技术分析的指标很多，比较经典的有移动平均线MACD、相对强弱指数(RSI)等指标和一系列证券投资理论。由于证券投资分析的实践性和时效性都比较强，有关证券投资的技术面分析种类也非常多，同时新的方法和技术指标也在不断涌现，加之现在的股票交易软件均支持自己编制指标，导致技术分析种类非常繁杂。对于技术指标的应用，要求学生选取自己比较熟悉的技术指标进行分析。通过模拟操盘，可以让学生体验到零风险的真实股票交易，使学生真正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将极大地激发学生对股票市场的关注，激发学生对证券投资知识的兴趣，并将课堂中所学到的基本面、技术面分析知识应用于投资实践中，切实加强应用与创新能力的培养。
（三）到证券公司进行实地考察学习
设立模拟证券公司可以较为直观地给学生提供一个流程，但同时也要加强同证券公司的联系。学校可以与证券公司联合建立校外“证券实习基地”，安排学生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进行参观和相关岗位的实习。学生在证券公司进行实习的时候，可以了解到具体的开户、委托、买卖、清算等一系列市场交易行为以及证券公司各职能部门的职责，熟悉证券公司的运作机制，给学生留下直观的印象，同时通过和股票交易大厅中股民的交流，也有助于学生融入股票投资中去。
二、模拟教学法在《证券投资分析》课程实践教学中运用注意的问题
（一）缩小虚拟与现实的差距
由于在模拟股票交易系统中的资金是虚拟的，学生在运用虚拟资金进行投资的过程中，常常会忽视投资的风险和成本，在操作中随机性强，同时多进行满仓操作，风险加大。对于模拟炒股来说，要控制模拟资金的规模，过于庞大的虚拟资金会直接影响现实中股票价格的走势，使得模拟操作无法真实反映学生的成果。同时，学生首先要做的就是端正态度，认识到模拟炒股就是在一个没有风险和压力的环境下检验自己的选股策略。教师要充分考虑到这些因素，努力缩小模拟和真实之间的差距。建议学生在自己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进行小规模的实盘操作，使得学生能够以一种认真的态度去对待，体会模拟与实战的区别，尽可能减少投资的盲目性，进而减少损失。
（二）不能完全以盈亏评定学生成绩
股市变幻莫测，难以准确地加以预测，市场上的各种因素都会对股票市场的行情走势产生影响。股市中采取什么样的投资策略会直接导致不同的投资结果，短短几个月的模拟交易成绩无法反映学生的真实成绩。可以说，模拟炒股的成绩存在一定的运气成分，这就要求评定学生成绩的时候不能一概而论，而要结合其他方面的表现加以综合评定。教师要采用多元化的考核方法，便于对于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全面的评价，从而促进证券投资分析教学的创新，如采取权重系数不同的平时形成性考评与期末终结性考核相结合的形式。
（三）教师要及时跟进指导
模拟炒股持续时间比较长，如果教师不能及时对操作结果进行点评，将会极大地挫伤学生模拟的积极性。教师可以采取小组学习的方法，指定不同的小组，由小组推举一个小组长负责本小组模拟炒股成绩，由教师对各小组的成绩进行排名和点评，这样不仅会使得学生的参与兴趣更加浓厚，而且可以从中发现教学中存在的不足并及时加以纠正等，通过解决这些问题可以使学生的投资分析能力不断得到提升。
（四）用实践指导理论教学
由于股票市场具有很强的实时性，有些理论还没有学习到而在实践中就已经发生了。因此，该课程的教学可以考虑打破教学常规，用市场指导理论教学，甚至可以让学生先体会市场的各个环节，回过头来再学习理论知识，而不应该教条地一味只根据授课计划安排教学。同时，还可以考虑以市场行情特点来安排教学。模拟投资教学法无论是在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方面，还是在教学效果方面，都具有其他教学方法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任何一种教学方法都不可能尽善尽美，因此，在教学中需要继续进行分析与探索，弥补其不足，使这种教学方法更加科学合理，更好地服务于实践教学。
作者:张建江 单位:山西广播电视大学财经学院
参考文献：
股票交易基本原理范文2
金融固然归根结柢是一种信用关系，但是“金融”这种信用关系所要求於一个社会的道德基础的条件却比一般信用关系强得多。托宾（JamesTobin，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为《新珀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撰写的“金融”词条里说∶一张借据，仅当它进入流通领域时，即被债权人拿来当做“信用”转让给第三方时，才具有“金融”的意义。在韦伯（MaxWeber）的论述传统中，金融，尤其是现代信息技术基础上的股票カ场这样的金融活动，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大众参与”的过程。在这里，我把“大众”定义为超越了“私人联系”所能维系的竤体的规模。与托宾的定义一致，当我们考察一张借据能够成为一项“金融工具”的前提时，马上会注意到金融与“信用一般”之间的本质差异∶在传统社会里相当常见的借据，只要求借贷方对出据方的信任关系。这种关系可以而且经常仅仅依癠於私人联系（血缘、地缘、业缘）；在大众参与的金融过程中，出具这张借据的个人的信誉，对多次转让以后的债权人而言几乎没有甚么意义。没有谁会因为不认识一家企业的老板而拒绝购买普遍被看好的该企业的股票（尽管许多人会因为认识那家企业的老板而购买该企业的股票）。金融过程所依赖的，不再是几乎每一个能够生存下来的社会的道德传统中都具备的人与人之间的“私人信任关系”（即建立在上述私人联系基础上的信任关系），而是必须依赖於“非个人”（super-individual）的、“超越私人联系”的，被哈耶克（F.A.Hayek）称作“抽象规则”（abstractrules）的那种制度。这种制度在韦伯那里被称作资本主义的“支撑体系”（suppportivesystem），包括独立的审计和会计系统、独立的司法与法庭抗辩系统，以及使“自由契约制度”（freecontracting）
得以有效的其他种种制度。事实上，当我们（跟著韦伯）如此重视资本主义制度的“可计算性”的时候，我们必须看到，如果不是因为这些“支撑体系”的超越私人联系的性质，如果不是因为这种“非人性”的制度里的“铁面官僚”的冷淡，无情地排除或极大地减弱了那些时刻包围著我们的、无孔不入的“私人联系”的影响，那么资本主义的“可计算性”就难以存在。
让我从股票交易中提出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上面的论点。在美国流行的网上股票交易商当中，明确地规定了所谓“跳一价位”（stickup）制度。就是说，当股票交易的委癠方向方发出交易指令时，如果指令是“卖空”，那么方只能在カ场价格从下降过程中停稳的某个价位再跳上一个价位时执行委癠方的指令。跳一价位的规定是为了防止股票カ场在高度不稳定期间被短期炒家炒到崩盘的地步，因为从理论上说，卖空股票的数量可以无限大地超出股票发行的总量。当股票从一个过高的价位下滑时，往往引发“雪崩效应”，手中执有股票的人会争先恐后卖出股票，而原本没有股票的人，出於投机，会大量卖空股票。跳一价位的规定使得卖空行为相对於原本持有股票而现在卖出股票的行为而言，处於劣势。例如当IBM股价一天之内从105美元下滑到100美元时，如果中间没有停顿，那么在跳一价位规则下，卖空方基本上无利可图，甚至可能亏损（如果股价跌到100美元以下才停住并且反弹到100美元，那么按照“随行就カ”marketorder指令执行的卖空就会造成亏损）。
跳一价位规则也许或者肯定对社会整体而言利大於弊，但是它所要求於社会的道德基础是甚么呢？我还是想用具体的例子来说明这个要求。在跳一价位的规定下，委癠方事实上只有两个选择∶（1）向方发出“随行就カ”指令。在该指令下，委癠契约关系规定，方必须“尽最大努力”（besteffort）为委癠方卖一个好价钱；（2）向方发出“限定价格”（limitorder）指令（当然包括“止蚀限定价格”）。在该指令下，方要么不卖，要么只在委癠方限定的价格以上将股票卖出。对华尔街的许多股票及其期权（options）而言，价格在一天之内的变动可以大大超出1%的幅度，例如计算机业三巨头之一的Dell，其股票常常在一天之内变动10%左右。最近的例子是1998年1月11日，在一分钟走势图上显示，Dell从85美元几乎不停地跌至79美元，然后再上升到87美元。与此同时，Dell的期权价格，以一月份到期的85美元出售权为例，则毫无停留地从2.5美元上升到6美元再下跌到2美元，一天内的变动幅度几乎达到300%.熟悉香港股票操作制度的读者会注意到，这正是股票交易人谋私利做“老鼠仓”的大好时机。仍以Dell为例。如委癠人发出的指令是“随行就カ”购买一月份85美元出售期权，那么人完全有理由按照当日最高价格6美元为委癠人“买进”期权，而实际上自己以例如当日行价3美元买进再转让给委癠方，获利100%.如果委癠人发出的是卖空指令，那么在跳一价位规则下，人仍可以在当日的较高和较低两个价位上自己卖空，然后把那些在较低价位上卖空的股票“转让”给委癠人（即在低价位上买回并在同一价位上借出该股票给委癠人）。尽管有详细的规则禁止人这样做，但由於监督成本太高，委癠人事实上很难知道自己的指令是在哪一个价位上执行的，除非委癠人能够看到交易当天“场内专家”（specialist，或market-makers）的交易记录。我在香港曾经听一位交易所的朋友说，香港交易机构里几乎人人都有“老鼠仓”。这或许是夸大的，但离现实应当不会太远。另一方面，以我个人多年的经验，美国的网上交易员，至少那些著名的互联网交易公司，不太可能做“老鼠仓”。所以我相当放心地发出“随行就カ”指令，并经常於事后得知成交价格比我期望的更加理想。这个例子说明，跳一价位规则或任何金融制度，其事实上的有效性常常主要依赖於规则执行者的道德自律，在监督成本高昂的场合尤其如此。这也是诺斯（DouglasNorth，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所说的“第一方监督”（thefirst-partyenforcement）。
我曾在其他文章里详细介绍过，在成熟的资本カ场里，各大交易公司不仅为竞争客户而珍惜自身名誉，而且还要竞相为客户提供可靠和权威的信息谘询。后者比前者更加难能可贵，也更难以靠第二方（即参与契约的其他当事人）或第三方（即与契约利益无涉的仲裁者）来监督。由於技术上的原因，依靠道德自律以外的其他方式来监督人行为的成本高昂，许多原本对合作双方都有利可图的项目，在缺乏道德共识的社会环境里就无法实行。试想，假如我发现每一次我的“随行就カ”卖空的指令得到的结果都比我预期的价格低得多，我就不会继续使用这一指令方式，於是在未来的交易中，当カ场变化剧烈时（限定价格的指令往往无法执行），在我和我的交易人之间就做不成任何交易。
上面讨论的只是一个小例子.就我的理解而言，目前发生在亚洲许多地区的“金融危机”（货币动荡只是这一危机的表现之一），与上面这个例子的性质是一样的——信誉危机。在西方成熟的カ场经济里，所谓“坏帐”固然难以避免，但是出现与韩国政府贷款的坏帐比例（根据一份材料的估计，接近40%）类似的坏帐却是少见的。中国的银行向国营企业发放的贷款，坏帐比例即使已经高到不能忍受的程度，但也只有20%.80年代以来，许多发展中经济开始从古典发展阶段（即珀特尔MichaelPorter所谓“要素驱动的发展阶段”）进入规模经济发展阶段（即珀特尔所谓“投资驱动的发展阶段”），从而需要建立大规模集资的机制。政府干预下的集资固然可大规模进行，如同韩国在1970-1990年期间所做的那样，但其社会弊端往往抵销了经济效果（例如由此而来的政治腐败和新的老的“财阀族”），即使经济上的效果，也未必有预期那么好（参阅人们最近几年对“亚洲奇迹”的批评）。但是，如果放弃政府干预这个手段，在互不相识的广大人竤之间如何实行大规模集资呢？“金融”做为一种特殊的信用关系，一种“大众参与”的信用关系，便在亚洲诸“非西方社会”经济发展的这一特定阶段里凸显出来。这一“金融深化”
（financialdeepening）过程与本土文化尤其是本土知识（localknowledge）的冲突性也便凸显出来了。
从亚洲各国在“经济起飞”（thetake-offstage）阶段所发生的社会变化来看，现代化过程在很强的意义上就是西方化的过程。例如在日本和韩国经济起飞的阶段，这两个国家的离婚率、自杀率以及犯罪率都有统计意义上非常显著的增加；人们对家庭的观念和社会对“个人主义”的态度也都有了很大改变。在传统道德意识不断弱化的同时，新的、与西方“资本主义”相适应的道德共识却难以在短期内形成。於是，这许许多多刚从“家”的牢笼里走出来进入“カ场”的陌生“个人”，开始体验到普遍的信誉危机。这在中国大陆尤其突出；那里正在流行的一说法叫做“杀熟”，就是亲友之间为利益金钱而展开的厮杀。道德基础在传统与现代两方面的缺失，这种“两处茫茫皆不见”的道德无政府状态，显然是难以为继的。而在这一社会转型期里的金融过程，显然也是难以为继的。当金融过程继续不下去时，在这些社会里，其实只有两个解决危机的办法∶（1）政府出面干预，并且面临著经济集中化的危险；（2）回到非金融化的カ场经济里去，放弃规模经济的好处。除非，社会有能力重构自己的道德基础，否则是不会有甚么长期意义上的“信用关系”的。
上面这些没有附加经验数据的论说，大体上只可以当成“判断”而不是学术性的结论。不过，当我们凭著对非西方社会行为方式的熟悉来想像，那些金融机构里的贷款分析员和监督人员是如何处理日常帐目往来的，他们以及他们的上级如何在评价投资项目时受到各种私人联系的影响以及如何在项目已经出现问题时试图隐瞒……；我们可以想像在一个被概括为“一个一个同心圆构成的”、以每一个个体为圆心的社会关系网里，个体是如何对待那些写在纸面上的、“超越了私人联系”的规章制度的；我们可以想像“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这句话对金融秩序意味著甚么。我可以在一种非常或过份彻底的意义上认为∶人们必须在商品“等价交换”公式的两端异化到非人的状态，异化到只服从抽象的金钱的驱使和抽象的、外在的法律约束的时候，才有资格像威尼斯商人那样（同时也不要忘记了莎翁笔下“夏洛克的那一磅肉”）来玩“金融”。
股票交易基本原理范文3
关键词：媒体报道 资本市场 股价 投资者
作者简介：
张建平（1981-），女，湖北武汉人，广东财经大学会计学院讲师
一、引言
近年来学者开始关注媒体报道对资本市场所发挥的积极的作用，主要是基于财经媒体的信息传播的基本功能，通过构建模型检验媒体对上市公司的报道是否会影响公司股价波动、股票收益以及投资者关注度，为提高资本市场有效性提供理论支持和政策依据。尽管财经媒体对资本市场的作用越来越受到财务学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的重视（Miller， 2006），相对于税收、交易成本等有关传统的外部因素与资本市场的关系的研究来说，财经媒体影响资本市场的研究还处于萌芽阶段。正如Dyck & Zingales （2002）提到的，新闻媒体已经成为社会大众投资者获取相关信息的主要媒介，影响着投资者的决策。但是研究的结果与有效资本市场理论的相关结论却大相径庭。本文主要从媒体报道对股市波动、IPO定价、股价漂移、股票收益以及投资者认知偏差度和关注度的影响等方面对国外文献进行述评，并简要述评了媒体报道衡量指标的改进以及我国相关研究进展，以期给理论研究和实践指导提供思路。
二、媒体报道对股市的影响
（一）媒体报道对股价波动的影响 关于财经媒体能否在资本市场发挥作用，媒体报道能否影响到股市波动，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Niederhoffer（1971）和Cutler， Poterba and Summers（1989）发现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或市场指数不受美国宏观经济新闻报道的影响，没有证据表明两者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Jensen（1979）和DeAnglo and Gilson（1994，1996）认为财经媒体在资本市场中只是起到了信息媒介的作用，不足以影响资本市场，因为经济基本面的变化和资本市场中股价大幅波动之间不存在任何关系。Roll （1988）以美国96家大型上市公司媒体报道为样本，研究发现媒体报道虽然对上市公司的股票收益没有任何影响，但却对市场波动的系统性有很大的关联。Mitchell and Mulherin（1994）和Berry and Howe（1994）却认为《Wall Street Daily》（《华尔街日报》）中有关资本市场的金融报道在短期内不会对股票收益和交易量有较大影响。由此可见，这一段时期的研究结论认为财经媒体仅仅传递的是已经公开的信息，给市场带来不了增量的信息，难以对市场和投资者产生重大影响，因此财经媒体对于资本市场的影响几乎微乎其微。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些结论不具普遍性。这是因为：第一，以上研究结论均以有效资本市场理论为前提，股票的市场价格已经反映了所有的公开信息，媒体报道当然对整个资本市场不会有任何增量影响。第二，虽然从宏观上来看，没有证据表明媒体报道对市场指数的大幅波动具备相当的解释力，但从中微观层面来看，媒体报道可能会影响某些类型的上市公司或某种行业公司的股票价格波动。第三，目前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媒体报道影响股市，但不排除媒体报道可能以间接的方式或者通过其他途径对股票市场价格波动或上市公司施加影响。实际上，Shiller （2005）的研究结果证实了财经媒体的报道的确引起了投资者对当时的股市波动和数次经济危机状况的广泛关注，从而间接地推动了股市的崩盘。随着媒体报道研究的不断深入，媒体的信息传播功能在资本市场中的有效性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Merton（1987）发现财经媒体对某上市公司详细信息的披露，会加剧已公开信息的扩散，从而吸引更多的非上市公司股东的投资者争相购买上市公司的股票，导致投资者数量不断增加，从而降低了上市公司的融资成本，提高公司的市场价值，增强了股票的流动性，由此证实了媒体报道的确对股价有较大的影响。在随后的研究中，学者Coller and Yohn（1997），Botosan（1997）、Amihud and Mendelson（2000），Botosan（2000）等相关的实证研究也验证了这一结论。Klibanoff et. al （1998）的文章表明，一个国家的封闭式国家基金的定价与该国是否在《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被新闻媒体报道过有关。Huberman and Regev （2001）通过案例验证了财经媒体对上市公司的报道的确影响了该公司的股票价格。作者发现刊发在150天前金融报刊上专业人士的分析报道仍然影响着某一上市公司ENMD公司的市场价格。这是由于投资者通过财经媒体传播的信息了解到了更多的相关信息，从而做出相应的投资决策，导致了股价发生变动。Meschke （2002）分析了CNBC上市公司三年中媒体对CEO的访谈新闻引起了社会大众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的关注，从而影响了该公司股票的价格。Dyck & Zingales （2003）在Huberman & Regev （2001）案例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 ENMD 事件具有普遍意义，即重复报道毫无增量内容的信息依然会再次影响到股价。作者也发现媒体对会计盈余的新闻报道，显著地影响了市场的盈利预测。Bushman， Piotroski and Smith（2004）发现一个国家上市公司的透明度会随着媒体普及率提高而提高。Antweiler and Frank（2004）的研究表明，来自因特网公告牌的信息虽然不能影响到股票收益，却能够预测市场的波动性。以上文献表明，媒体对上市公司的报道的确影响该公司的股价，不同内容的信息影响作用及效果是否有差异？以下学者做了进一步的研究。与Meschke（2002）的研究相类似，Nguyen-Dang（2005）以福布斯十年间所披露的世界500强公司为研究对象，发现上市公司CEO的媒体曝光率越高，该上市公司的股票收益越高，其反映企业价值的Tobin-Q值也会越高，反之就越低。也就是说CEO的媒体曝光率与公司的股票收益和Tobin_Q值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媒体信息不仅能够导致市场整体波动，还影响了公司价值。Fumiko Takeda and Hiroaki Yamazaki （2006）研究发现电视节目“Project X”所播报的内容对股价有显著的影响，当电视节目涉及到公司产品开发和销售时，其影响效果更显著；当节目的受众人数越多，该公司的异常收益率也就越高，即便这些电视节目并不包含任何新的信息，也同样影响了股价的变动。这些研究结论都表明，媒体对上市公司的新闻报道确实影响了该公司的股票价格。
（二）媒体报道对IPO价格的影响 一些学者认为媒体报道影响了股价，尤其是IPO抑价。Bhattacharya等（2009）以Internet IPO股票为样本，并辅以配对样本检验媒体报道的作用，发现在因特网泡沫时期，其IPO股票获得更多的正面报道，而在泡沫后期则得到了更多的负面报道。Bushee 和 Miller（2007）认为媒体报道可以提升公司知名度，进而提高投资者IPO股票的投资意愿，从而实现了IPO抑价。Liu、Sherman 和Zhang （2009）研究发现媒体对IPO公司的报道引起投资者需求曲线的变化从而导致股价的波动。Ducharme、Rajgopal和Sefcik（2001）发现，IPO抑价率与IPO前七天的媒体报道数量成正向变动。Ho等（2001）利用IPO前17天到前7天的媒体报道数据进行研究，发现了相同的结论。
（三）媒体报道对股价漂移的影响 关于媒体对上市公司的密集报道能否导致公司股价大幅度漂移，学者试图通过研究公司盈余公告后，媒体报道会对公司股票的超额收益这一替代变量造成的影响来回答这一问题。Chan（2003）采用是否有包含公司名称的新闻标题作为媒体报道的虚拟替代变量，研究发现负面新闻导致很强的价格漂移，而正面报道则会引起反转，也就是说不同内容的新闻导致了不同的价格反应模式。这些结论有力的支持了DHS（Daniel et. al.，1998）和HS（Harrison and Stein， 1999）的观点。Veldkamp （2004）认为媒体越发达，信息量越大，媒体对公司和市场信息的报道，使得信息公开化，透明度增强，从而激发了更多投资者的需求，并最终导致上市公司股票价格的上涨。另外作者认为媒体报道中所涉及到资本市场的覆盖范围影响了股价波动的幅度。某种程度上而言，媒体报道提高了资本市场的效率。与Veldkamp （2004）的研究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是Vega（2006）的研究，作者发现媒体对上市公司信息的披露，影响了投资者的收益和市场的波动性，从而影响了盈余公告后的价格漂移。Bushee et al（2010）的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盈余公告后的媒体报道对上市公司股票交易量和股票收益的变化具有很强的解释力。Fang and Peress （2009）首次实证检验了新闻媒体与股票收益之间的关系，在控制了流动性因子、Fama-French三因子以及动能因子等这些可能影响股票收益的因素后，在统计意义上，媒体报道量越多的上市公司，其股票收益更高。Chen等（2008）、Kothari等（2009）发现媒体能够减少市场摩擦，影响股票的定价。Bushee等（2010）认为媒体关注能够降低信息不对称的程度。
三、媒体报道对投资者的影响
（一）媒体报道对投资者认识偏差度的影响 Merton（1987）很早就分析了投资者认知偏差的原因。指出由于信息的不完全性和不对称性导致投资者出现认知偏差，使得投资者倾向于购买自己所熟悉的上市公司的股票，使其背离于经典的资本资产定价理论的结论。另外，学者Coval and Moskowitz（1999）、Coval and Moskowitz（2001）和Zhu（2007）也一致认为本地偏见也会影响投资者对上市公司股票的选择和购买，这种现象同样存在于美国等发达国家已经成熟的资本市场和中国（Feng and Seasholes，2004）在内的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新兴资本市场。追根溯源，信息不对称和投资者行为是导致本地偏见的主要原因。首先，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看，距离公司总部的远近决定了信息风险的高低。具有更大信息优势的本地公司股票的信息风险也就越低，越容易引起广大本地投资者的偏好（Coval and Moskowitz，1999； Coval and Moskowitz，2001； Zhu，2008）。另外，由于投资者行为活动、社交范围受本地环境的影响，投资者也倾向于投资本地市场的股票。Harrison，Kubik and Stein（2004）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他们发现交往圈子会影响到投资者的投资行为。投资者会倾向于跟同一个交往圈子的人选择投资相同的上市公司的股票。Harrison，Kubik and Stein（2005）和Harrison， Kubik and Stein（2008）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认为交往圈子往往局限于当地，交流更多的是当地信息，容易形成本地偏见，因此他们更有可能投资于本地的股票。由此可见，财经媒体的报道不仅为资本市场中的各参与主体传递及时、迅速、高效的信息，同时还能增进投资者对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上市公司的了解，从而有效缓解投资者的认知偏差的程度，并增强投资者信息处理能力（Rhodes-Kropf，2005）。Huberman & Regev，（2001）和Dyck & Zingales（2003）认为媒体关注影响了资产价格，而Nguyen-Dang（2005）也通过实证研究验证了同样的结论。Odean （1999）和Barber和Odean （2003）从投资者如何分配注意力的角度揭示了媒体的功能，认为媒体影响了投资者的信息获取，通过影响投资者的注意力而最终影响到了投资者的行为。Dyck & Zingales （2003）考虑了投资者的理性因素，认为媒体影响了知情交易者的数量，增加了信息的可信度，最终影响投资者的决策。
（二）媒体报道对投资者关注度的影响 关于媒体报道与投资者关注度相关性的研究成果在近些年有了一些突破。Hirshleifer， Lim and Teoh （2006）发现财经媒体对上市公司年报无关的新闻报道影响了投资者对其年报的关注，并且发现两者呈反向变动关系。Barber and Odean （2006）通过首次研究了注意力驱动的股票行为，实证结果表明超额收益、极端交易量以及新闻这三种类型的注意力吸引事件（Attention-grabbing event）都可以导致个人投资者随后的净买入行为。Seasholes and Wu（2007）实证发现由极端交易量、股票的超额收益以及媒体密集报道所引起的投资者的高度关注造成该股票的涨停。Dorn and Huberman （2007）也发现，对财经媒体新闻报道关注越密切的投资者，越倾向于投资市场价格波动较大的股票。
四、媒体报道衡量的改进及相关研究进展
（一）媒体报道衡量的改进 随着实证研究的广泛盛行，媒体报道的替代变量也由粗糙数值的设定变为精细变量的衡量，由最初的简单“0”、“1”虚拟变量衡量媒体报道数量的多少转变为分析媒体报道的语言表达方式与特点对上市公司股价的影响。Antweiler and Frank （2005）采用同样的语言分析方法，尚未严格区分每条新闻报道是属于正面新闻还是负面报道，而单纯就其新闻的内容这一角度考察了媒体报道对股价的影响。作者发现在经济萧条时期媒体报道对规模小的上市公司股票交易量和股票价格的影响更大，规模大的上市公司相对于而言其变动幅度较小。Tetlock（2007）发现媒体所报道的利差消息会给上市公司股票带来向下的价格压力。Das and Chen （2007）的研究也表明，不同的媒体报道语言和方式也会对投资者的情绪产生不同的影响，而投资者的情绪又会影响到股价的波动。Tetlock， Sarr-Tsechansky and Macskassy （2008）发现负面词语的报道可以预测到该上市公司未来较低的盈余，尤其涉及到公司的基本生产经营状况的负面报道时，其预测效果将会更加显著。综上所述，媒体报道的用词、语言表达方式的确影响到了投资者情绪和行为，进而对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和股票收益以及股市波动产生影响。
（二）相关研究进展 国内学术界关于财经媒体信息传播功能对资本市场的影响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关注范围比较零散，其研究也缺乏系统性。普遍采用财经媒体报道作为公众注意力的替代变量，分析财经媒体的信息传播功能对股票收益影响。朱宝宪、王怡凯（2001）首次运用实证的方法对中、短期投资建议的效果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投资建议推荐的股票组合的收益率显著高于大盘的收益率；短线投资建议推荐的股票组合收益要高于投资基金的收益；而中期投资建议推荐的股票收益几乎都低于大盘。由此可见，媒体对选股的播报显然影响了股票收益率。许柳英，陈启欢（2005）发现机构投资者则表现出了与公众注意力相关的策略，小投资者的买入行为与注意力关系密切，而中大型投资者的买入行为则没有表现出这种迹象。饶育蕾等（2010）研究表明，财经媒体对上市公司的关注度与股票次月平均收益率成反向变动关系。认为这种超额收益并不是来自于关注度低的股票“未报道的信息溢价”，而是主要来自于关注度高的股票组合的弱势表现。这种解释正好符合了“有限注意”的“过度关注弱势”这一假说，但与Fang和Peress（2009）所提出的信息补偿说相去甚远。饶育蕾等（2010）通过收集2006年1月到2009年4月的沪市交易数据，在Barber和Odean（2006）的基础上，再次运用注意力驱动的股票交易的基本原理。作者通过实证检验发现，以财经媒体所披露的前十名涨幅排行榜的公共信息构建股票组合的次日超额收益率比控制对照组的次日超额收益率高出0.67个基本点，明显存在所谓的排行榜效应，再次证明媒体所披露的信息影响了股票的收益。国内学者于忠泊等（2011）研究发现媒体关注有助于信息的传递，能够减少盈余公告后的漂移。张雅慧等（2011）以创业板IPO公司为样本，也得出了媒体报道与IPO抑价率正相关的结论关于媒体的功能研究，大部分学者普遍都认为媒体是现代经济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信息中介机构，是解决信息不对称的渠道（Owen，2002）。严晓宁（2008）认为媒体的功能是复杂多元的，即具有解决信息不对称的功能、监管公司的功能和协调利益群体的功能。张烨（2009）认为从信息披露这个角度而言，权威而又独立的媒体报道将会减少投资者获取信息的成本，引导舆论导向，使投资者形成正确的投资理念；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媒体关注可以通过社会舆论或一些特定的渠道影响管理者的声誉，会引致公司相关法律的变革。
综上所述，财经媒体信息传播功能在资本市场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一方面对于投资者而言，财经媒体的信息传播功能有效降低了投资者的信息交易成本，帮助投资者做出合理的投资决策。另一方面，对于资本市场而言，财经媒体的信息传播功能提高了市场信息流通效率，保证了市场信息的公平流通，维护了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
*本文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媒体监督、政府审计与国家经济安全研究”（项目编号：13YJC790194）资助
参考文献：
[1]饶育蕾、彭叠峰、成大超：《媒体注意力是否会引起股票的超额收益？》，《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10年第2期。
[2]许柳英、陈启欢：《公众注意力影响买入行为吗？》，《上海管理科学》2005年第4期。
[3]严晓宁：《媒体在上市公司治理中的角色和功能》，《经济管理》2008年第9期。
[4]于忠泊等：《外部监督与盈余管理——针对媒体关注、机构投资者与分析师的考察》，《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1年第9期。
[5]于忠泊、田高良、齐堡垒、张皓：《媒体关注的公司治理机制》，《管理世界》2011年第9期。
[6]张烨：《媒体与公司治理关系研究述评》，《经济学动态》2009年第6期。
[7]张雅慧、万迪昉、付雷鸣：《媒体报道、投资者情绪与IPO抑价》，《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1年第9期。
[8]朱宝宪、王怡凯：《证券媒体选股建议效果的实证分析》，《经济研究》2001年第4期。
[9]Amihud， Y.， Mendelson， H. The Liquidity Route to A Lower Cost of Capital. Journal of Applied Corporate Finance 12， 2000.
[10]Antweiler W， Flank Z.M. Is all that talk just noise？ The information content of Internet stock boards. Journal of Finance ， 2004.
[11]Antweiler， W.， and M.Z. Frank， Do US Stock Markets Typically Overreact to Corporate News Stories？ Working Paper， 2005.
[12]Barber， B.M. and Odean， T. Trading Is Hazardous to Your Wealth： The Common Stock Investment Performance of Individual Investor. Journal of Finance 55， 2003.
[13]Barber， B.M.，and T. Odean， All that glitters： The effect of attention and news on the buying behavior of individual and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working paper ，2006.
[14]Berry， T.D.and Howe， K.M. Public information Arrival. Journal of Finance， 1994.
[15]Botosan， C.A， Disclosure Level and the Cost of Equity Capital. The Accounting Review， July， 1997.
[16]Botosan， C.A. Evidence that Greater Disclosure lowers the Cost of Equity Capital. Journal of Applied Corporate Finance 12， 2000.
[17]Bushee B J，Miller G S.Investor Relations， Firm Visibility， and Investor Following.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2009.
[18]Bushee，B.J.， Core，J.E.， Guay，W.， Wee，J.， “The Role of the Business Press as a Information Intermediary”，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 2010.
[19]Bushman， R.M.， Piotroski， J.D. and Smith， A.J. What Determines Corporate Transparency？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42， 2004.
[20]Bhattacharya U， Galpin N， Ray R， et al. The Role of the Media in the Internet IPO Bubble.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2009.
[21]Chan， W. Stock Price Reaction to News and No-News： Drift and Reversal after Headline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70， 2003.
[22]Chen， G.， Firth， M. and Xu， L. Does the Type of Ownership Control Matter？ Evidence from China’s Listed Companies.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33， 2008.
[23]Chen， Q.， Goldsteim， I. and Jiang， W. Price Informativeness and Investment Sensitivity to Stock Pric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20， 2007.
[24]Coller，M.and Yohn， T. Management Forecasts and Information Asymmetry： An Examination of Bid-Ask Spreads.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35， 1997.
[25]Coval， J.D.and T.J. Moskowitz. Home Bias at Home： Local Equity Prefernce in Domestic Portfolios. The Journal of Finance， 1999.
[26]Coval，J.D.and Moskowitz， T.J. The Geography of Investment Informed Trading and Asset Prices，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1.
[27]Dyck， Alexander and Luigi Zingales， ， “The Bubble and the Media”，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Capital Flows in a Global Economy， Cornelius， P. and B. Kogut （ eds.） ， New Yo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 b）.
[28]Dyck， A.， and L. Zingales. Media and asset prices. Working Paper， Harvard University. 2003.
[29]Ducharme L L，Rajgopal S，Sefcik S E.2001.Why was Internet IPO Underpricing so Severe？.Working paper，，2001.
[30]DeAngelo，H.， DeAngelo，L.，Gilson，S.， The Collapse of First Executive Corporation： Junk Bonds， Adverse Publicity， and the “Run on the Bank” Phenomenon，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36， 1994.
[31]DeAngelo，H.， DeAngelo，L.，Gilson，S.， “Perceptions and the Politics of Finance： Junk Bonds and the Regulatory Seizure of First Capital Life”，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 1996.
[32]Dorn， D.， and G. Huberman， Turnover and Volatility， Working Paper，2007.
[33]Fang，L.， and Peress.J.， “Media Coverage and the Cross-section of Stock Returns”， Journal of Finance， ， 2009.
[34]Feng， L. and Seasholes， M.S.， Correlated Trading and Location， The Journal of Finance， ，2004.
[35]Harrison， H.， Kubik， J.D. and Stein， J.C.， Social Interaction and Stock-Market Participation， The Journal of Finance， 2004.
[36]Harrison， H.， Kubik， J.D. and Stein， J.C.， The Neighbor’s Portfolio： Word-of-Mouth Effects in the Holdings and Trades of Money Managers， The Journal of Finance， ，2005.
[37]Harrison， H.， Kubik， J.D. and Stein， J.C.， The Only Game in Town： The Stock Price Consequences of Local Bia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8.
[38]Ho B，Taher M，Lee R， et al. Market Sentiment， Media Hype and the Underpricing of Initial Public Offerings： The Case of Australian Technology Ipos.Working paper， 2001.
[39]Hong H， Stein J C. Disagreement and the Stock Market.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07.
[40]Huberman， G and T. Regev. Contagious speculation and a cure for cancer： A nonevent that made stock price soar. Journal of Finance，2001.
[41]Hirshleifer， D.， S.S.Lim， and S.H. Teoh. Driven to Distraction： Extraneous Events and Underreaction to Earnings News， working paper. 2006.
[42]Jensen， M.. Toward a theory of the press. Economics and SocialInstitutions， Karl Brunner Editor. 1979.
[43]Klibanoff P， Lamont O， Wizman T A. Investor reaction to salient news in closed-end country funds. Journal of Finance， 1998.
[44]Liu L X，Sherman A E，Zhang Y. The Role of the Media in Initial Public Offerings.Working paper，， 2009.
股票交易基本原理范文4
[摘 要] 从事商务翻译除了要具备商务专业知识外,还必须掌握翻译的基本原理和技巧。商务翻译实践中,译者往往受源文概念意义的影响而造成翻译中的语义错误。运用认知框架理论可以较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词语所属的具体框架决定词语的具体语义,通过分析框架成份即可识解词语的具体语义,从而避免误译。
[关键词] 商务翻译 语义错误 认知框架理论 识解
一、引言
当今世界,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各国之间的经贸往来日益频繁。商务翻译在对外商务交流中起着不可或缺的桥梁作用。商务翻译的好坏、正确与否往往影响到公司乃至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甚至会决定双方商务活动的成败。
商务翻译具有与普通翻译不同的特点,如文体正式、用词严谨、专业术语特色鲜明等。当前有关商务翻译的书籍及对商务翻译的讨论一般多集中在商务英语的专业词汇翻译上,如马会娟认为:“如果没有专门知识,有时即使每个单词都认识,也不能保证翻译准确无误。”的确,如果不懂专业知识,想做好商务翻译是不可能的。但是,只靠专业知识,同样不能做好商务翻译。商务翻译作为翻译学科的一个分支,同样具有翻译自身独特的特点。那种认为只要掌握了商务知识就可以做好商务翻译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我们认为,商务翻译应该是在掌握商务专业知识的基础上,再结合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翻译理论和翻译技巧才能完成。
实践中我们发现,商务翻译中译者最容易犯的错误是语义翻译错误。商务翻译涉及的因素较多,单靠语言分析不能解决全部问题。对语义的理解除了具备语言知识外,还有赖于译者的认知知识。只具备语言知识和专业知识不足以完成商务翻译。此外,对语义的理解还应该“自下而上”(bottom-up)和“自上而下”(up-bottom)相结合,任何单方面的处理都是不全面的。林克难曾引用基拉里(Kiraly)指出:“翻译既是看得见的社会交际活动,又是一种隐蔽进行的认知活动。”正确理解和表达语义应是商务翻译的重点。“语言交际中, 仅用抽象的词典语义是无法完成言语理解的, 受话者必须通过自身的语义框架(semantic frame)来理解言语。供理解言语的语义框架就是一组丰富的百科知识。” 认知框架理论可以为我们正确识解商务翻译中的语义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二、认知框架理论与商务翻译的语义识解
传达意义是商务翻译的首要功能,语言的意义不是在于语言本身,而是在于由许多认知活动构成的框架(frame) 之中。“自然语言中的意义是一种信息结构,编码于人类的心智之中。”我们是通过激活大脑相关认知域、知识框架,再经过整合(integration)而获得意义的。
在人类经验的基础上,通过认知和文化模式建构起来的概念,依附于语言符号而使其成为意义,这是人对经验概念化的结果。一个词标识一个概念,同时激活了一个框架;框架是这个词概念所预设的知识体系,具有逻辑结构层次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扩张;框架里的知识要素与激活框架的这个词概念之间关系密切,知识要素之间也可能具有某种联系。Fillmore最著名的框架释例是“商业交易框架”(commercial event frame)。该框架由买方、商品、钱和卖方等角色组成。在选取不同的视角时则选用不同的动词。视角依赖于凸显(salience)原则。动词buy 凸显“买方”关于“商品”的行为,此时“卖方”和“钱”是背景;动词sell则相反。动词pay则凸显买方、钱、卖方之间的关系,以“商品”为背景。根据这样的概念,我们可以对一系列词语的意义、用法及语法结构进行对比描写。因此,人们利用“框架”表达这种结构化的认知,而场景正是在这样的结构中所呈现或所记忆的。框架理论从认知的角度出发,研究人类如何通过词语的意义,在大脑中搜索相关的概念框架,激活与这个框架紧密相关的成分。在此过程中,框架理论把语义的产生看作是对框架成分的填充。
认知框架理论主张从理解者的内部即心理认知过程来探索语言在概念框架中的形成和理解,这与主张从理解者的外部环境去研究语言意义的产生和阐释的语境理论是迥然不同的,前者对语义的形成更具解释力。认知框架对词语、单句, 甚至语篇都具有表述能力。
1.词汇语义
交际过程中,我们所经历的各种事件首先在大脑中形成情景框架,然后以事件模型的形式成为结构化的背景知识,并且随着交际的增加背景知识会不断充实更新。意义不可能完全是字面上的,背景知识和百科知识使得词汇具有了意义。不参照词汇所在的框架,意义无法实现。
同一个词语在不同的框架中具体含义不同。比如,若Vice President出现在“国会”框架中,决定了其含意为“副总统”;出现在“大学”框架中,则为“副校长”;出现在“公司”框架中,则为“副总裁”,职位均较高。但如果Vice President出现在“投资银行”框架中,却是个很低的职位,相当于“客户专员”,受Director、Managing Director的领导,一般MBA毕业2年后即自动升为该职位。“没有独立于人们丰富的细节知识和强有力的认知程序的意义。”翻译时如果不考虑词汇所在的框架,势必导致误译。
词汇激活框架,某些特定的词汇和结构激活人们头脑中对应的框架。由于不同民族处于不同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及生活环境,两种语言中看似对等的表达式,可能各自拥有的框架成分不完全相同。比如汉语中的“荤菜”和英语中的meat dishes,二者所激活的框架成分是不完全同的。“荤菜”在我们头脑中激活的是“用鸡鸭鱼肉等做成的菜”。但meat dishes在英语中激活的却是“动物的肉做成的菜(不包括鱼类和禽类)(flesh of animals used as food,excluding fish and birds――The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of Current English)”。有时我们同外国客商一起吃饭,点菜时出于礼貌往往要征求外商的意见。如果外商说:“I would appreciate it if you don’t order meat.”意思只是不要吃猪肉或牛肉,点鸡鸭鱼虾之类的菜,他们是很感激的。
同时,由于文化差异,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中人们所经验的事物会有所差异,这些差异影响着人们的认知,进而决定了框架具有不同的民族文化特性。中国人和西方人的生活经验和文化背景不同,对词义的界定和理解也就可能不同,所激活的框架可能出现差异甚至截然相反。汉语中的“金鸡”对中国人激活的是“吉祥、幸福”的框架。金鸡为传说中的一种神鸡。据《神异经・东荒经》记载:“盖扶桑山有玉鸡,玉鸡鸣则金鸡鸣,金鸡鸣则石鸡鸣,石鸡鸣则天下之鸡悉鸣,潮水应之矣。”后来就有了“金鸡报晓”的美称。但现代英语中,cock激活的是“男性生殖器”框架,是一个贬义词。因此,“金鸡牌”鞋油,翻译为英语就不能译为Golden Cock,而要顺应英语的文化框架,译为Golden Rooster,才能为英语国家的消费者所接受。
针对具体词汇,大脑通过联想(brain storming) 激活一系列概念,激活的概念要远远多于词汇本身的意义,具体的意义要根据表达者的意图和认知期待以及该词语所在的具体框架进行取舍、选择。
2.句子语义
商务翻译过程中,如果不考虑词语所在的情景框架,一味拘泥于词语的概念意义,结果往往造成翻译不确切,给人不知所云之感。我们来观察下面几例:
例1. After their interview, he compared not their experience but their statistics.
误译:面试过他们之后,他比较的不是他们的经验而是他们的统计数据。
例2.搞这个合资公司是个好主意,但问题是能否保证它可以得到足够的订单。
误译:It is a good idea to organize this joint-venture company, but the question is whether enough orders can be secured for it.
例3.用户对贵方的包装意见很大。
误译:End-users have a lot of opinions about your packing.
例4. 在双边贸易中,我们要共同反对营销腐败。
误译:In bilateral trade, we must make joint efforts to oppose marketing corruption.
上述译文之所以出现翻译错误是因为:(1)译者对源语认知框架的构成和背景的了解十分有限,不懂所激活的意义会远远超过词语本身的概念意义。(2)不知道如何运用情景框架来灵活处理词义,不善于进行比较复杂的推理和整合。因此只知道照搬这些词的最基本的概念意义,而不知道如何根据词语所处的框架或者词汇所激活的框架来识解恰当的语义。
对上述情况,我们可以认知框架理论来准确得识解语义。比如,例1的框架为interview(面试),我们可以设定这样一个情景框架:面试官在面试一些求职者,面试官会问及他们的工作经验(experience)。假设有求职者回答自己以前做过海尔彩电的销售经理,面试官对他感兴趣的话,很可能接下来会问对方在过去的一个月/一季度/一年里售出多少台海尔彩电。通过在大脑中搜索相关的概念框架,激活与该框架紧密相关的成分,就会识别出statistics在这里的确切语义应为“业绩”或“工作成绩”。例1的恰当译文也就自然呈现出来了:面试过他们之后,他比较的/看重的不是他们的经验而是他们的业绩。
认知框架理论把语义的产生看作是对框架成分的填充。例2中的“订单”在我们大脑中激活的是决定合资公司成败的条件框架,没有订单也就不可能有合资公司的生存,“问题”填充进这一框架中的含义应该为“关键、最重要的一环”。而question激活的是“疑义、疑惑”这一框架,显然不能填充进“订单”所激活的框架成分中。因此,这一框架中的“问题”也就顺理成章地译为the (key) point is…。针对例3这一情景框架,用户对产品要么满意、要么不满意。通过情景再现,我们会在自己的大脑记忆库中搜索到“不满”(complain/complaint)这样恰当的语义表达。但译文中的opinion激活的却是“看法、观点”这样的框架成份,根本不能填充进上述框架。同样,例4中oppose也不可能填充进“营销腐败”所激活的框架成份中,能够填入该框架中的似乎应该是“与……做斗争、制止”(combat/fight against)。所以3个例句语义贴切的译文分别为:
例2.It is a good idea to organize this joint-venture company, but the point is whether enough orders can be secured for it.
例3.End-users have a lot of complains about your packing.
例4. In bilateral trade, we must make joint efforts to combat marketing corruption.
框架中的各个角色关系密切,提及框架中的任一角色,就可激活整个框架。我们根据被激活的框架来理解词语表达的意义。因此框架决定语义,语义与框架密不可分。
3.语篇语义
语篇是一结构完整、话题明确、语义连贯的有机整体。根据认知框架理论,语篇的各成分应该具有一定的逻辑联系,能彼此产生联想意义,框架之外的成分在没有充分理由的情况下不应出现在语篇之中。框架理论把语篇意义的产生看作是对框架成分的填充。如果所有的成分都得到了填充,语篇就是完整的,否则就是残缺的。下面是一则初学商务翻译者的译文:
Last week more than a million IBM stockholders took a nightmare ride. IBM had been sliding all year recently hitting 10-year lows. But after the company announced last Tuesday that it would, among other things, slash another 25,000 jobs; the stock took a historic dive. On Friday it hit another new low. Big Board officials camped out on the exchange floor to prevent chaos.
译文1:上周一百多万IBM的股民们作了一场噩梦之旅。一年来IBM的股票一直在下跌,而近来已跌至10年来的最低点。但是自从该公司上星期二宣布,在其他许多事情当中,将再裁减25000万个工作之后,公司的股票经历了一次历史性的滑坡。星期五,价格又降至新低。大股东的官员们在交易大厅宿营,以防出现混乱。
应该说,这种“残缺”的译文反映了商务翻译初学者的认知状况。下面我们讨论如何运用认知框架理论将译文框架成分填充完整:
在本语篇中things激活的是“措施框架”,即IBM公司为防止股价进一步下跌所采取的多种措施,因此,在译文中things应译为“措施”。“裁减”在汉语中的框架成份应该为“员工、工作人员”而不是“工作(jobs)”,那么在译文中就应该寻找合适的搭配来填充这一框架。Big Board为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俗称,这要依靠译者大脑中丰富的背景知识储备。officials为Big Board(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框架成份,在“纽约证券交易所”这一框架中,没有“官员”这一语义成份的位置,所以恰当的框架成份应该为“工作人员”。“股票交易大厅”这一工作场所框架不允许“宿营”这一成份的存在,我们还要考虑“股票交易大厅”的情景框架,即白天工作人员自然是坚守工作岗位的。框架决定语义,所以camp out在本语篇中的确切含义应该为“日夜守候在(交易大厅)”。经过上述分析,我们就可以给出一个语义恰当的译文。
译文2:上周一百多万IBM的股民们作了一场噩梦之旅。一年来IBM的股票一直在下跌,而近来已跌至10年来的最低点。但是自该公司上星期二宣布,作为措施之一,将再裁减25000万名员工之后,公司的股票经历了一次历史性的大滑坡。星期五,价格又降至新低。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工作人员们日夜守候在交易大厅,以防出现混乱。
我们发现,当源语体现的认知框架与译语的认知框架一致时,译者头脑中的背景知识很容易被激活,因而其认知框架就能轻松自如地加工和理解源语的语义。如果译者本身的生活经验、知识面、所掌握的背景知识有限,当源语认知语境中的框架与译语不一致时或在译语的认知语境中根本不存在时,译者在认知推理过程中则无法激活与源语对应的认知框架,或不能找到相关的认知框架,从而导致理解失败。因此,译者在翻译工作中须不断地充实自己各方面的框架知识。
三、结语
将认知框架理论用于商务翻译,能够较有效地解决在商务翻译中最容易出现的语义错误。如果译者的背景知识还不十分全面,就要有意识地扩充自己的知识面,丰富自身的百科知识。同时要进行必要的推理判断能力、逻辑思维能力、组织能力和联想思考能力等方面的认知训练。当然框架理论不是万能的,对于商务翻译中其他方面的问题,如衔接的处理、搭配问题等等,还需要其他理论的配合使用。
参考文献:
[1]马会娟:商务英语翻译教程[M].中国商务出版社,2004
[2]林克难:翻译教学在国外[J].中国翻译,2000(2)
[3]Fillmore C. J. Frame Semantics[A].Linguistics in the Morning Calm [C]. Hanshin:The Linguistic Society of Korea, 1982
股票交易基本原理范文5
关键词：股票市场；经济增长；Granger检验
文章编号：1003－4625(2011)04－0003－06
中图分类号：F830.91
文献标识码：A
一、导言
20年来，中国经济以超常速度增长的同时也见证了股票市场的迅猛发展。我国从零起步，现已建设形成总市值达到26万亿元、年募集资金额接近1万亿元、年成交额53万亿元的大型股票市场。所以正确理解和处理股票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对于我国经济改革和资本市场发展的长远规划而言至关重要。
目前，有关我国股票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大多遵从西方学者的做法，将资本化率和换手率、交易率等指标作为衡量股票市场规模和流动性的指标，进而利用不同的样本数据，通过回归或者Granger检验进行分析。大多数现有研究发现，尽管我国股票市场流动性与经济增长水平正相关，然而，以资本化率衡量的股票市场规模的壮大并没有促进我国经济增长。这一观点与直觉、历史经验以及有关这一主题的主要理论研究的结论产生矛盾。
本文批判了上述研究在指标选择和研究方法应用等方面的做法，然后选取一级市场融资规模作为股票市场规模指标，参照现实背景选择Granger检验的滞后阶数，基于1992年第1季度至2010年第2季度的样本数据，对股票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得到与上述观点不同的结论，并分析了这种差异出现的原因。
以下将首先考察现有相关研究成果，然后介绍本文的分析方法、指标和样本，最后进行平稳性检验和Granger因果检验，并总结分析结果和涵义。
二、文献综述
(一)对股票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理论研究
有关金融体系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但研究者长期以来一直关注的是金融体系中银行部门的发展。例如，Bagehot(1873)和Schumpeter(1912)就强调银行体系在经济增长中的关键作用，认为银行部门能够通过识别生产性投资并为其提供融资，推动创新，促进未来的经济增长。与此相反，Robinson(1952)提出，商业银行只是对经济增长作出被动反应。
对股票市场的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出现较晚。其中，有关这一主题的理论研究从信息生产、公司治理和风险应对等三个方面分析股票市场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在信息生产方面，Grossman和Stiglitz(1980)、Kyle(1984)、Holmstrom和Tirole(1993)等证明，股票市场规模越大，流动性越高，生产的信息就越容易据以获利。
在公司治理方面，Jensen和Meckling(1976)指出，股票市场对加强公司治理具有重要作用。Dia-mond和Verreechia(1982)、Jensen和Murphy(1990)证明，将股票业绩与管理者薪酬挂钩，有助于管理层与股东保持利益一致。Scharfstein(1988)、Stein(1988)则证明，股票市场上收购威胁的存在促进管理层与股东激励相容。但是，迄今为止，尚未出现将股票市场对公司治理的影响与经济增长联系起来的理论模型。
在风险应对方面，有的学者强调，股票市场为风险分散化提供了便利，导致风险规避者的资产组合可以包含具有高预期回报率和高风险的投资项目(Gurley和Shaw，1955；Patrick，1966；Greenwood和Jo-vanovie，1990；Saint-Paul，1992；Devereux和Smith，1994；Obstfeld，1994)。Acemoglu和Zilibotti(1997)、King和Levine(1993)分别通过对高风险项目或者创新的融资支持构建解释风险分散化与经济增长之间联系的模型。Diamond和Dybvig(1983)、Levine(1991)从信息成本角度Bencivenga，Smith和starr(1995)从交易成本角度分析股票市场削减流动性风险的影响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
(二)国外对股票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
国外学者利用外国股市样本，对上述理论观点进行实证检验，得到两种截然不同的结论。
其中，有些实证研究发现股票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肯定性证据。Spears(1991)、Pardv(1992)、Atje和Jovanovic(1993)证实，股票市场发展与人均实际GDP增长率之间具有很强的相关关系，而且股票市场流动性对未来经济增长率具有较强的预测能力。Levine和Zervos(1998)、Filer et al.(1999)、Rousseau和Wachtel(2000)、Alovsat和Tunc－er(2000)验证股票市场发展与经济活动水平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Bahadur和Neupane(2006)发现，市场波动率能够预测未来经济增长率，但因果关系只在实际指标之间存在。Alam和Hasan(2003)、Nzue(2006)、Shahbaz et al.(2008)、Agrawalla和Tuteja(2007)等人分别基于美国、加纳、巴基斯坦、印度等国的数据验证了股票市场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也有部分实证研究结果不能证实上述关系的存在。例如，在Demirguc-Kunt和Levinefl 996)、Adaja-ski和Biekpe(2005)、Sarkar(20061、Naeeur和Ghazoua－ni(2007)等人的实证研究中，股票市场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观点未能得到数据支持。
(三)对我国股票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
至于国内股票市场，我国学者一般参考Demir-guc－Kunt和Levine(1996)的做法，以资本化率(即股票总市值与GDP之比)、交易率(即交易总额与GDP之比)和换手率(即交易总额与股票总市值之比)作为衡量股票市场发展水平的指标，基于不同样本期间的季度数据，对我国股票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例如，冉茂盛、张卫国(2002)、李仁健(2003)以资本化率、交易率和换手率作为股市发展水平的衡
量指标，通过回归分析发现，资本化率对总产出的影响较为显著，而换手率和交易率对总产出的影响不显著。
段鸿斌、杨光(2009)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发现，资本化率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换手率构成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经济增长构成交易率的Granger原因，他们据此认为，经济增长能够促进股市发展，股市发展又能够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
但其中大多数实证研究表明，基于上述三个股市发展指标，不能找到“股市发展促进经济增长”观点的支持性证据。例如，谈儒勇(1999)，郑江淮等(2000)、李广众(2002a)、冉茂盛等(2003)、王宗军、钟俐(2004)、梁莉(2005)、李冻菊(2006)、陈怡(2009)等人分别基于不同的样本，以资本化率、交易率和换手率或者其中一、两个指标作为股市发展衡量指标，通过回归分析或者Granger因果发现，股市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或者不存在从股市发展到经济增长这一方向的因果关系。
杨再斌、匡霞(2004)通过回归发现，资本化率和交易率对GDP增长率的影响比较显著，但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发现，存在从经济增长到资本化率的单向因果关系，也存在从交易率到经济增长的单向因果关系。
除此之外，国内学者还曾经使用股票指数、发行率等其他指标作为股市发展水平的度量进行实证研究。例如，梁琪、滕建州(2005)分别以A股流通股市值与GDP之比和交易率作为衡量股市发展水平和股市流动性的指标，运用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发现，股市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任何因果关系，存在从经济增长到股市流动性的单向因果关系。他们结合VAR模型分析结果认为，股市发展对我国经济增长没有产生任何促进作用，而且股市过度波动对整体经济增长和银行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李广众(2002b)以国内有价证券发行额与GDP之比作为衡量股市发展水平的指标，通过回归分析发现，股市发展对我国经济增长、技术进步的影响并不显著，并且对资本积累具有显著的不利作用。
高大为、魏巍(2004)基于我国1991-2003年问的月度数据样本，通过Granger检验发现存在从上证指数到GDP的单向因果关系。
三、分析方法、指标与样本
(一)分析方法
本文将使用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来考察股票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Granger因果检验的基本原理是，判断x是否是y的原因，要看现在的y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被过去的x解释，在统计上，这相当于在y的自回归方程中，加入x的滞后值是否能够使回归方程的解释程度提高。如果x的滞后值有助于解释现在的y，那么称“x是v的Granger原因”。
进行Granger检验的关键在于选择合理的滞后阶数。这是因为，Granger检验的结果对滞后阶数很可能是敏感的。目前尚未出现确定Granger检验滞后阶数的公认方法。在现有研究中，宗兆昌(2005)、李冻菊(2006)没有报告Granger检验的滞后阶数，冉茂盛等(2003)、杨再斌、匡霞(2004)、段鸿斌、杨光(2009)等人未报告选择滞后阶数的依据，不能排除滞后阶数选择的随意性或者主观性，这可能影响其结果的准确性。
梁莉(2005)、陈怡(2009)等人选取相关变量平稳性检验中按照一定信息准则(如AIC准则或者SIC准则)确定的滞后阶数，作为Granger检验的滞后阶数。但这一做法可能导致错误结果。
这是因为，一方面，平稳性检验和Granger检验所设定的检验方程形式完全不同，没有证据表明，也没有理由认为，针对平稳性检验方程选取的滞后阶数相对于Granger检验方程而言也是最优的。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Granger检验与现有所有信息准则基于不同的逻辑。Granger因果关系的界定并未对解释变量的滞后项的阶数施加任何约束。而AIC或者SIC信息准则的目的在于防止回归方程纳入过多的滞后项而降低其解释的可靠性，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这些准则对较远的滞后项按照一定规则赋予惩罚，这一做法在提高可靠性的同时增加了有解释力的远期滞后项被剔除的风险。
有鉴于此，本文将不采用上述做法，而是根据检验模型的现实背景来确定滞后阶数。从理论上说，股票市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其募集资金转化为产业资金实现的，募集资金转化为生产能力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建设，因此，在有关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Granger检验过程中，股票市场融资项目的建设期可以作为确定滞后阶数的一个重要参照。在Wind财经资讯系统查询有关1990―2010年末股票市场募集资金投向的信息，可以得到18960个融资项目(包括IPO融资、增发融资和配股融资)的信息，其中报告了建设期的样本有5059个，其建设期的最大值为103个月，最小值为1个月，平均值为18.13个月，标准差为9.28个月。本文选取股票市场融资项目建设期的平均值(换算为季度值，约为6个季度)，作为有关经济增长与股票市场发展的Granger检验的滞后期。
(二)分析指标
如上所述，对我国股市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的现有研究，一般参照Demirgue-Kunt和Levine(1996)的做法，用资本化率来衡量股票市场的规模，用交易率和换手率来衡量股票市场的流动性，进而从规模和流动性两个方面来刻画股票市场发展水平。
本文认为，这一做法值得商榷。本文对用交易率或者换手率来衡量股市流动性的做法没有异议，但认为用资本化率来衡量股票市场规模不尽合理，尤其是对于股票市场发展历史尚短的国家，这一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是错误的。
一方面，用资本化率来衡量股票市场规模，未能充分反映有关一、二级市场规模的信息。
资本化率等于股票市场上所有股票的总市值(与GDP之比)，用这一指标来衡量股票市场规模，实际上衡量的只是二级市场规模，并不能充分反映有关一级市场规模的信息。为了说明这一点，将资本化率作如下分解：
在上式右侧中，“当期交易价格与上市首日交易价格之比”可以理解为“二级市场价值波动率”，“上市首日交易价格与发行价格之比”可以理解为“二级市场价值膨胀率”。因此，公式(1)可以改写为：
从上式可以看出，由于累计融资规模可以用来衡量一级市场规模，因此即使资本化率包含有关一级市场规模的信息，它包含的也只是经过价值膨胀率和价值波动率扭曲的信息。Ritter(1995)等人有关IPO价格走势的研究表明，在新兴市场国家，二级市场价值膨胀率和二级市场价值波动率要比发达国家高得多。因此，即使在成熟股市用资本化率来衡量股市规模是合适的，将这一做法套用于新兴股市，也会导致对一级市场规模信息反映的严重失真。
另一方面，用资本化率来衡量股票市场规模，未
能考虑一、二级市场功能定位的差异。
一级市场的主要功能是为实体经济的投资项目融资，因此一级市场对经济增长具有直接作用，与二级市场相比，其规模应当与经济增长具有更大的相关性。二级市场的主要功能是提供流动性，便利一级市场投资者应对流动性风险，其对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通过一级市场间接实现的。
很显然，任何一个市场的发展程度，都应当按照其功能是否得以有效发挥来评价。因此，一级市场的发展程度，应当从其融资功能的实现程度衡量，一个合理的指标是融资规模，一般而言，融资规模越大，说明一级市场发展水平越高。而二级市场的功能定位于提供流动性，因此其发展程度应当通过流动性是否达到有效发挥一级市场融资功能所需要的最低水平来衡量，而不需要考虑其规模。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将用一级市场融资规模来衡量股票市场规模。一级市场融资规模可以用增量或者存量来计量。在追溯至最早期的情况下，两种计量方法是等价的。考虑到与经济增长计量指标的对应性，本文用增量来计量一级市场融资规模，等于整个股票市场的IPO筹资额、增发筹资额和配股筹资额之和，通过用当期融资增量除以当期名义GDP来排除尺度影响，在不致引起混淆的情况下亦称之为“融资规模”。
以上已经说明，二级市场发展程度应当用其流动性水平与保障一级市场融资功能所需的最低流动性水平之间的大小关系来衡量，但是目前尚未出现比较合理的计量上述最低流动性水平的方法。本文将沿用现有研究的做法，直接针对流动性指标与经济增长指标进行相互关系的分析，并在解释分析结果时明确区分这一做法与应当采取的做法之间的差别。本文选取换手率作为股票市场流动性的指标，并用整个股票市场的当期成交总额与当期流通总市值之比来计算这一指标。
本文用GDP实际增长率来衡量经济增长，并用名义GDP的对数差分与CPI环比涨幅之差来计算这一指标。
此外，为了与现有研究进行对比分析，本文还将考虑资本化率，并用整个股票市场所有股票市价总值分别与当期名义GDP相除来计量。
总之，本文的分析指标将包括GDP实际增长率、融资规模、资本化率和换手率等4个指标。
(三)样本与数据
本文将在上海和深圳股票交易所发行上市的所有股票(包括A股和B股)均看做是中国(大陆境内)股票市场功能的体现，而将境内企业通过存托证券等方式在香港、纽约、新加坡等地发行的股票视为其他国家和地区股票市场功能的延伸，而不予考虑。
鉴于数据可得性，本文选取1992年第1季度至2010年第2季度作为样本期。其中，各期A、B股的(IPO、增发和配股)筹资额、成交总额、总市值、名义GDP、1995年之前的月CPI同比指数以及1995年1月之后的月CPI环比指数等原始数据均来自wind财经资讯系统。
该系统的数据为月度数据，本文按照以下方法换算为季度数据。各季度融资规模等于该季度各月A、B股的(IPO、增发和配股)筹资额之总和。成交总额和名义GDP季度值等于各月份值之和。A、B股的总市值和流通总市值按照该季度各月份值的简均计算。至于季度CPI环比涨幅，首先根据1995年之前的月CPI同比指数以及1995年1月之后的月CPI环比指数，通过倒推法计算得到整个样本期的月环比指数，再换算为涨幅值，然后将各月份涨幅值加1后连乘，即得到季度CPI环比涨幅。
季度融资规模、名义GDP、市价总值、成交总额等数据在代人计算有关比率或者增长率之前，均利用Census x11方法(加法模型，不考虑贸易日和节假日的影响，不考虑滑动区间)作了季节调整。
本文所有统计和检验操作均系利用计量经济学软件Eviews 5.0完成。
四、实证分析过程与结果
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的一个前提条件是，进入检验的各时间序列是平稳的。以下将首先通过单位根检验方法验证各指标的平稳性，最后分别针对“经济增长一融资规模”、“经济增长一资本化率”、“经济增长一换手率”等变量组合进行Granger检验。
(一)分析指标的平稳性检验
利用ADF(Augmented Dickey-Fuller)方法对四个分析指标进行水平的单位根检验，其滞后阶数由软件按照SIC(Schwarz Info Criterion)准则在最大滞后阶数为11的条件下自动选择，其结果如表1。
由于平稳性检验对检验方程的形式没有施加约束，表1只报告了相伴概率最小的结果。从该表可以看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有理由拒绝所有原假设，而认为四个分析指标都是平稳的，满足Granger检验的要求。
(二)经济增长与股市发展之间关系的Granger检验
在样本期内，基于上述数据，选取相当于股票市场融资项目平均建设期的6个季度作为滞后阶数，分别针对“经济增长一融资规模”、“经济增长一换手率”、“经济增长一资本化率”等变量组合进行Grang－er检验，其结果如下：
从表2可以看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有理由认为，融资规模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而经济增长不是融资规模的Granger原因。从融资规模到经济增长的这种单向因果关系，可以看做是股票市场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个证据。
同时，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有理由认为，换手率不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而经济增长是换手率的Granger原因。由于换手率代表股票市场的流动性，因此，从经济增长到换手率的这种单向因果关系表明，经济增长能够促进股票市场流动性的提高，这可能是由于经济增长能够通过提高投资机会预期而增加交易量；而股票市场流动性提高，并不具备经济增长效应，这说明在样本期内二级市场的流动性水平没有穿越足以维持一级市场的有效运作的最低流动性水平，一直保持在后者之上或者之下。
此外，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有理由认为，资本化率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经济增长也是资本化率的Granger原因。资本化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这种Granger双向因果关系，就解读资本化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而言，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有可能存在同时影响二者的第三个变量，使得没有任何因果关系的两个变量呈现出Granger双向因果关系。因此，不可以认为，资本化率的提高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又会促进资本化率的提高。
五、结论与涵义
本文基于1992年第1季度至2010年第2季度的样本数据，选取一级市场融资规模作为股票市场规模指标，选取换手率作为股票市场流动性指标，选取GDP实际增长率作为经济增长衡量指标，针对包含沪深AB股在内的整个股票市场的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在按照股票市场融资项目平均建设期选取的滞后阶数上，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
结果发现，存在从股票市场规模到经济增长之问的单向因果关系，表明从股票市场规模来看的股市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存在从经济增长到股市流动性之间的单向因果关系，表明股票市场流动性没有经济增长效应，说明在样本期内二级市场的流动性水平没有穿越足以维持一级市场的有效运作的最低流动性水平，一直保持在后者之上或者之下；此外，资本化率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因此无法对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作出判断。
以上结果与大多数现有研究的结论截然不同，本文证实了股票市场规模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但否定股票市场流动性对经济增长存在推动作用，这与大部分现有研究恰恰相反。
股票交易基本原理范文6
【关键词】ST公司财务预警综合效益评价
一、引言
公司特别处理的规
定最早可以追溯到我国的公司法。《公司法》第157、158条规定,上市公司最近三年连续亏损,在限期内未能消除,不具备上市条件的,由国务院证券管理部门决定终止其股票上市。1998年3月16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了《关于上市公司状况异常期间的股票特别处理方式的通知》,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对状况异常的上市公司(包括财务状况异常或其他状况异常的公司)股票交易实行特别处理,即公司股票日涨跌限制为5％,中期报告必须经过审计,股票的行情显示有特别提示。如出现连续三年亏损,其股票即暂停上市。暂停上市后在第一个半年公司仍未扭亏,证券交易所将直接做出终止其上市的决定。如果公司实现盈利,则可以按程序申请恢复上市。1999年7月9日起,依据《公司法》第134条有关“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持有的股票可以依法转让”的规定,深、沪交易所对暂停上市的股票开始提供“特别转让服务”。2001年2月24日,证监会颁布了《亏损上市公司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实施办法》,其中规定,暂停上市的公司在宽限期(通常为12个月)内第一个会计年度继续亏损的,由中国证监会作出其股票终止上市的决定。ST制度实施以来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如何?理论界和实务界以及广大投资者对它的评价怎样?如何对它进行完善?本文拟对这些问题进行展开研究。
二、ST公司——处于风雨之中的诺亚方舟
ST公司作为一种特殊的公司群体已经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近年来,ST公司数量快速增多。截至2003年12月16日,深、沪两市共有136只戴有ST帽子的股票,涉及119家上市公司,其中116家是A股公司,同比增长了80％。ST公司被特别处理的具体原因多种多样,有些是由于利润追溯调整后最近两年连续亏损,如*ST星源、*ST江纸等;有些是由于不实资产扣除后,每股净资产低于股票面值,如ST东方、ST金泰等;有些则是因为年报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如ST麦科特、ST珠峰等;有些是ST公司虽然扭亏但没有满足撤销特别处理的条件而遗留下来的公司,如ST吉发、ST南摩等;有些是由于出现资产遭受重大损失、银行账号被冻结等重大经营及财务异常情况而被ST,如ST信联、ST啤酒花等。针对目前我国被ST公司的情况,陈瑜(2000)对此专门做了一个统计分析。截止1999年底,我国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中曾被宣布为ST的共有67只股票(包括A股和B股),58家上市公司(以下称为“ST公司”),其中,1998年27家,1999年31家,
三、ST公司的会计行为和会计政策选择——来自经济人假设的分析
1.经济人假设和会计行为的关系。经济人假设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之一。按照这种假设,人是通过深思熟虑的权衡和计算来追求最大利益的人,而“这种私利就其狭义而言是由预测或预期的纯财富状况来衡量的”(布坎南,1983)。AdamSmith(1776)指出人是有理性的,利已是人的本性,每个人都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人们的基本行为方式是在既定的约束与限制其追求自身的福利,当面对能够带来不同福利效果的种种方案的选择时,人们更愿意选择那些能够给自己带来较多好处的方案,而不是相反。我们认为经济人假设同样适用于法人的研究,所以ST公司的会计行为同样也离不开经济人假设的影响。
2.ST公司面临的现实及选择。ST给上市公司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要在证监会更严格的监控下,努力改善公司生产经营状况,以求摘去“ST”的帽子,恢复为正常上市公司;否则,将可能踏进更为沉重的“PT”家庭,进而面临摘牌的厄运。为此,ST公司只能有两种选择,即要么进行公司改革,要么进行会计政策变更。对前一种,企业常用的方法是资产置换、债务剥离等债务重组措施,但从目前的运行看收效甚微;对后一种,公司主要进行会计政策变更,但由于变更空间有限,企业难以达到目的。
3.ST公司进行会计包装——合理但不合法的选择。WilliamR.Scott认为会计信息生产具有私人动力和契约性动力。基于证券市场的法规政策压力,一些己亏损一年的上市公司为避免被特别处理,或是己连续亏损两年的公司为避免被停牌,在当年实际扭亏无望的情况下便产生了通过盈余操纵“扭亏为盈”,以逃避监管政策所规定的惩罚的心理。我国学者陆建桥(1999)针对亏损上市公司进行了实证研究,其结果显
示我国亏损上市公司“在首次出现亏损的年份,做出了能显著调增收益的操纵性应计会计处理,推迟出现账面亏损并因此而陷入困境的时间。”并且,为了避免公司连续三年亏损而受到管制与处罚,亏损公司在亏损及前后年份普遍存在着调减或调增收益的盈余操纵行为。而且为了达到摘去“ST”帽子的目的,ST公司往往采用各种合法及非法的手段进行包装,如:虚增收入(提前确认收入制造收入);虚减费用(递延确认费用、费用资本化、潜亏挂帐);关联交易(关联购销业务、转嫁费用负担、转让置换资产、计收资金占用费、托管经营);变更会计政策与会计估计(改变存货计价方法、改变折旧政策、改变坏账损失核算方法等);利用非经常性损益(处置资产损益、股权转让损益、债务重组收益、费用减免、税收减免、利息减免、地方财政补贴和返还等等);除此以外,我国一些企业还常常通过亏损平滑的办法来逃避被特别处理或摘牌的惩罚。亏损平滑指在已经发生亏损的情况下,公司会在某一亏损年度将以后年度还可能发生的损失提前确认,在一年内将亏损做大,从而间接为下一年的扭亏为盈提供基础。
四、对ST公司管理的缺陷——对现有制度和方法的反思
证券市场的相关制度安排不完善是不公正会计行为的外在诱因。不公正会计行为是上市公司、审计机构在现有制度安排下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所以我们在分析ST公司的上述会计行为不当时一定要结合现行的法规制度的缺陷进行展开。
1.指标规定的缺陷。当前被戴上ST帽子的公司主要是根据公司是否出现财务状况异常或其他状况异常,其中财务状况异常指公司连续两年出现亏损或公司净资产低于公司股票面值。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公司的经营从理论上说最终的结果有三种情况,即亏损、保本和盈利,但实际上只可能有两种——亏损和盈利发生。而亏损和盈利本身就是一个不太精确的值,既盈亏临界点本身就是一个理论推导的产物。从计算的过程进行分析,根据国际上普遍采用的多步式利润表对会计盈(亏)的计算为:销售收入-销售调整额-销售成本-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营业外收益-营业外损失)-利息费用=净利润(或亏损)。
从这个公式可以看出,只要公式左边的任何一项出现问题,必然导致右边的结论是错误的。而一个上市公司,其涉及左边的事项可以说是相当复杂和庞大的,所以我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得出盈利(或亏损)的答案是无法确保准确的。从计算的结果进行分析,上述公式计算的结果用符号表示只有两种,如果是+号即为盈利,如果-号即为亏损(当然等号为保本,在此,不考虑这种情况)。所以我们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得出盈利(或亏损)的
答案是没有任何实质的意义。
2.时间标准的不科学。上市公司如果连续两年出现亏损或公司净资产低于公司股票面值将被戴上ST帽子。在这样的情况下,两年就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用两年有什么依据,为何不用一年或三年?而且我们有没有考虑外部环境对该公司的影响。根据生命周期理论,任何产品从最初投放市场到最终退出市场都存在一个有效生命的过程。各个过程可分为投放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等四个明显的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特征,所以我们在进行判断时一定要考虑该公司是处于成长期,还是衰退期的情况。如果是前者,也许盈利的曙光就在前面,也许再过一个月企业就会盈利,但就在公司良好的发展势头下,却由于连续两年微亏被戴上ST帽子,结果是本来马上就要迎来盈利的企业,却被一顶ST帽子推向了万丈深渊。当面临这样的结局时,任何一个理性的公司决策人都会要求会计进行财务报表的包装。
五、相关理论的分析——来自财务预警理论的启示
出现ST就意味着上市公司的财务已经出现警情。所以必须用财务预警理论来对之进行分析。首先我们要确定警兆,即要明确警情发生变化时的先兆。警兆包括警气警兆和动向警兆。在财务预警系统中,反映财务风险状况的一般属于警气警兆,而导致财务风险的经营风险状况属于动向警兆。当财务风险处于发作期时,其警兆通常表现为以下几种:一是财务警兆,如资不抵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出现负数;过度依赖短期借款;累计经营性亏损数额巨大;存在大额的逾期未付利润;无法履行借款合同中的有关条款;存在大量不良资产;重要子公司无法持续经营且未做处理;无法获得供应商的正常商业信用;难以获得开发新产品及其配套投资所需资金。二是业务警兆,如主导产品属于夕阳产业的产品;已失去主要市场、特许权或主要供应商;人力资源短缺。三是或有事项警兆,如贴现;担保;抵押借款;未决诉讼;其他数额巨大的或有损失。如果上述警兆出现后,相应的警情也就会发生。警情的级别程度就叫警度。财务预警的警度一般分为五种:无警、轻警、中警、重警和巨警。在财务风险“发作期”时警兆及评分标准为:有财务预警,则其组成项目各为3分,无财务预警为0分;有业务预警,则其组成项目各为4分,无为0分;有或有事项预警,则其组成项目各为1分,无为0分。如果警兆指标得分为0,则为无警;如果警兆指标0
所以,我们在分析ST公司的风险程度时一定要按照财务预警的理论来进行。正如葛家澍教授(2000)指出的那样“单个汇总的数据不能够充分传递一个主体的财务信息,必须根据项目的不同性质加以适当分类”。结合ST公司的特点,我们认为在对ST公司进行评判时也要进行综合考虑。
六、当前国内外财务会计报告综合分析的评述——为构建新的评价指标体系寻求理论支持
1.杜邦财务分析体系。杜邦
财务系统以所有者权益报酬率为核心指标,将偿债能力、资产营运能力、盈利能力有机地结合起来,层层分解,逐步深入,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分析系统,全面、系统、直观地反映了企业的财务状况,其分解式为:权益报酬率=资产净利率×权益乘数=销售净利率×资产周转率×权益乘数。通过以上几种主要的财务指标之间的关系全面系统地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
杜邦财务分析系统面向外部,以提供综合信息为主,是一种有效的财务综合分析方法。但是,它分别单独观察各指标的变动情况,不能将各指标联系起来分析它们对总指标的影响程度,并不能满足企业加强内部管理的需要。
2.沃尔评分法。美国财务学家亚历山大.沃尔于本世纪初在《信用晴雨表研究》和《财务报表比率分析》中首次提出信用能力指数的概念,把若干个财务比率用线性关系结合起来,以此评价企业的信用水平。沃尔选用流动比率、净资产/负债、资产/固定资产、销售成本/存货、销售额/应收帐款、销售额/固定资产、销售额/净资产七个比率指标,并分别给以权重25％、25％、15％、10％、10％、10％和5％,按确定指标标准比率和实际比率计算相对比率,然后与其权数相乘即可确定企业信用总评分,以此评价企业综合财务状况。沃尔评分法的主要缺陷在于:无法从理论上证明指标选择数量的缘由、赋予权重大小的依据、某些指标异常变动时如何处理等问题。
3.z计分模型法(Z-scoreModel)。“Z计分模型”(Z-scoreModel)是美国人爱德华.阿尔曼建立于20世纪60年代用以预测企业破产的一个模型。“Z计分模型”的模型是:Z=1.2X1+1.4X2+3.3X3+0.6X4+0.999X5。其中:Z——判别函数值;X1——营运资金/资产总额;X2——留存收益/资产总额;X3——息税前利润/资产总额;X4——普通股和优先股市场价值总额/负债账面价值;X5——销售收入/资产总额。该模型中的五个变量分别反映企业的偿债能力(X1、X4)、获利能力(X2、X3)和营运能力(X5),五个变量汇总反映企业财务失败或破产的可能性大小。一般地说,Z值越低破产的可能性越大,阿尔曼根据美国1970～1973年的计算资料得出:如果z值小于1.81,企业出现破产的先兆,破产的可能性极大;反之,如果z值大于2.675,则表明企业的财务状况良好,破产的可能性很小;如果Z值在1.81～2.675之间,则是在阿尔曼所称的“灰色地带”,企业的财务状况很不稳定。“Z计分模型”比起我国当前判断企业是否进行ST的做法,应该说要科学合理得多。它综合考虑了企业的偿债能力、获力能力和营运能力。这个模型存在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它没有考虑企业未来的成长能力,同时它完全用定量分析的方法进行分析,但企业的许多具体情况完全用定量分析是不能实现的。
4.我国的财务评价指标体系。目前,我国的企业评价指标体系有三套:一是1995年财政部颁布的企业经济效益评价指标体系;二是统计局、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1997年颁布的工业经济效益评价考核体系;三是财政部于近期颁布的国有资本金效绩评价体系。我国于1993年7月1日开始实施的《企业财务通则》第四十三条明确规定:“企业总评、评价本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财务指标包括:流动比率、速动比率、应收帐
款周转率、存货周转率、资产负债率、资本金利润率、营业收入利税率、成本费用率等”。财政部于1995年也提出了一套评价企业经济效益的指标体系,它包括:销售利税率、总资产报酬率、资本收益率、资本保值增值率、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应收帐款周转率、存货周转率、社会贡献率和社会积累率。在这三套体系中,国有资本金效绩评价体系无论是评价方法、指标内容、还是评价用途均优于前两套体系。但由于该指标主要侧重于国有资本金的效绩评价,同时还存在有待充实、完善的地方。
对此,钱爱民(2003)提出从目前我国来看,有关方面尚未制定出评价企业财务状况的综合指标,理论界在这方面结合中国国情的研究尚属空白。
七、重新构建ST公司的财务分析框架——进行综合效益评价
针对ST公司的特点,我们在考虑设计它的评价指标时要注重其评价指标内涵的多维性,包括:广度维指标(将评价的视觉扩散到投资人、债权人、员工、市场及社会等诸多方面)、深度维指标(在评价的层次上,由表面业绩向内部经营挖掘)、远度维指标(就是在评价的时域上,由短期向长期,由现实成绩向未来发展潜力渗透)。
1.建立ST公司综合效益评价。由于投资者对ST公司最关注的是他们的投资是否能够得到保值和增值,所以进行综合效益评价是很有必要的。综合效益评价是指运用科学、规范的评价方法,按照“客观、公正、综合、规范、科学、全面”的原则,对企业一定经营期间的资产营运、财务收益、偿债能力和发展能力等经营成果,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做出真实、客观、公正的综合评价。
2.综合效益评价的思路、方法和对象。综合效益评价指标体系按照“内容全面、重点突出、客观公正、操作简便、针对性强”的基本思路制定,以发展能力为核心,采用多层次指标体系和采取多因素逐项修正的方法,运用系统论、运筹学和数理统计的基本原理,实行定量和定性分析相结合。
综合效益评价的对象主要是那些连续两年发生亏损,即将被戴上ST帽子的公司。如果评价后,认为该公司具有良好的发展能力,同时经营风险不大的话,则可以将这个公司列人观测公司的行列,可以给其两年,甚至更多的时间进行发展。当然,如果经过评价,认为这个公司已经没有太大的发展空间,同时经营风险又大的话,则可以对其进行ST,并可以根据上述财务预警的警兆指标计算方法进行警情、警度计算。
3.综合效益评价的内容和指标设计。综合效益评价的内容和指标设计一定要考虑ST公司的特殊性,即ST公司的投资者的关注域和其他公司的不同之处。将公司的资产安全状况、发展能力状况、资产营运状况、资产流动状况、财务效益状况、偿债能力状况作为综合效益评价的主要内容。
4.综合效益评价的指标体系。综合效益评价的指标体系由评价指标和评议指标两部分组成,评价指标包括三层次的指标,其中资产安全
状况、发展能力状况、资产营运状况、资产流动性、财务效益状况、偿债能力状况组成一级指标,一级指标下分二级指标——二级指标反映效益评价的基本情况,可以形成企业评价的基本结论;二级指标下再分若干个三级指标——三级指标是依据公司有关实际情况对二级指标评价结果再进行逐一补充,以此形成公司效益评价的定量分析结论。评议指标是指对影响公司经营效益的非定性因素进行判断,以此形成公司效益评价的定性分析结论。在具体进行计算时可根据上述指标在ST公司的判断中所占的重要性确定分值,评价指标占80％,评议指标占20％,评价指标满分100分。根据各个一级指标在其中所占的重要性再进行分配,如确定发展能力评价为23分,它所属的两个二级指标可分别定为销售增长率13分,资本积累率10分,在二级指标下面还可以分出三级指标,总资产增长率7分,固定资产成新率6分,三年资本平均增长率10分。按同样的思路可将评议指标进行相应的划分和配予分数。
5.综合效益评价的评价报告和结果运用。通过采取以定量分析为基础,定性分析为辅助,实行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互校正,以此形成企业效益评价的综合结论。该报告是由评价工作组完成全部评价工作后,对被评价的公司在评价年度内资产安全状况、资产营运状况、资产流动状况、财务效益状况、偿债能力状况和发展能力状况进行对比分析、客观判断形成的综合结论的文本文件。它可由正文和附录两部分组成。正文的内容包括企业基本情况描述、主要指标对比分析、评价结论、评价依据和评价方法等。报告附录包括有关评价工作的基础文件和数据资料。
主要参考文献
陈瑜.2000.对我国证券市场ST公司预测的实证研究.经济科学,6
陆建桥.1999.中国亏损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实证研究.会计研究,9
葛家澍.2000.论财务业绩报告的改进.会计之友,8
李安定等.2004.上市公司财务失败预警研究,理财者,2
张津.2001.我国上市公司操纵盈余,避免亏损的研究.硕士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