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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范文1
关键词：转轨经济学 华盛顿共识 激进式变革 渐进式变革
我国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基本特点主要包括：从经济体制方面表现出来的内容来看，是由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而从经济发展模式方面来看，则主要表现为越来越多地依靠于市场机制校正跳跃式发展所形成的社会生产结构，而缺乏经济核算和生产者激励机制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则更多的表现为社会再生产循环的困难程度，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增长方式转变正是从解决这些矛盾的实践中开始的。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两分法，主要是针对计划经济体制排斥经济核算、不注重生产者物质利益等重要问题，从而最终采取了放权让利的改革方式。
转型经济学：超越渐进与激进
本文所指出的所谓的转型经济学就是指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转轨基础上所形成的一种经济学视角下的转换，即经济学范式转换。从人类社会有经济这一现象开始，人类的经济增长方式就依次经过了多种转化形式：产品运营、资产运营、资本运营。而随着人类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很多理论界学者也把知识运营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增长方式来运作。因此，可以看出，我国由改革开放以前到现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转型：其一就是经济制度的转型，即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其二就是现在理论界一直都在提倡的经济增长方式与人类实践模式的转型，即常见的宏观与微观的相互转型。这两种转型都是局部与整体、个别与一般、微观与宏观的相互关系。本文以转型经济学的两个重要的代表流派为切入点，分析这种部分与整体、个别与一般以及微宏观之间的关系，以此来详细阐述我国经济两分法的走向历程。
（一）华盛顿共识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多数拉美国家陷入了长达10余年的急剧通货膨胀和债务危机爆发的经济困难时期，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认为的实行紧缩的政策防止通货膨胀、削减公共福利开支、金融和贸易自由化、统一汇率、取消对外资自由流动的各种障碍的限制，以及国有企业私有化、取消政府对企业的管制等方式，在当时均得到来自于世界银行的大力支持，即“华盛顿共识”。后来这些观点又被称之为“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宣言”。随着全球化的日益盛行，“华盛顿共识”从而形成广泛的社会认可。
“华盛顿共识”在最初的时期，受到了来自于国际金融组织的热烈欢迎，其中的很多政策都是以经济学的教科书知识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认为，国家经济的转型必须依靠三大支柱的支持：即价格的自由化、私有化、宏观经济的稳定化。价格的自由化也就是在本国经济中实行自由价格，让市场价格能在经济中起引导作用，并为经济发展奠定基础。私有化的支撑与实行可以使最大的市场主体—企业产生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激励效应，稳定化主要是指宏观经济在价格上的持续稳定性，使价格体系能够随时对市场上不同的商品稀缺起调剂作用。“华盛顿共识”还认为，国家经济在转型中一旦引入市场体制的改革，将很快收获利益，生产效率也会大幅度提高。因此，转型必须是激进的、爆炸式的发展模式。
（二）制度经济学对转型经济的观点
制度经济学研究是主要以制度作为研究对象，来研究制度对国家经济行为和经济发展趋势的影响，以及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又是如何影响制度的演变和发展的。西方现代经济学各发展流派在不断的发展完善，而制度经济学在现当代的转型经济学发展领域里是一支特别引人注目的经济学分支。它强调立足于个体间的互动经济关系来解释其所产生的经济活动，它最先确立了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以此经济关系作为研究的重要起点，并反过来确定以一个总量的标准如何对整个经济活动做出一定量的安排后果这一研究思路。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跨度中，制度经济学在研究方法论的领域中，颇为引人关注。
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建立在现代微观经济理论中所提供的制度经济学这一特殊角度的基础上的。当前在西方国家对制度经济学做出很大贡献并同制度经济学共同发展的经济学家主要包括：科斯、诺斯、威廉姆森等。这几位学者认为：市场之所以能够充分的发展主要是依赖于足够的制度建设。在经济学中最前沿的理论是现代微观经济学，这一理论包含了市场信息不完善这一特点。所以，市场良好、持续的运作必须依靠市场提供的完备的信息，这样才能使市场的经济主体对一切信息了如指掌。反之，不完善的市场信息将无法保证市场良好作用的发挥。
反思：转型经济学的两种改革道路
回顾我国30多年以来的经济改革历程，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第一阶段性表现为1979年底召开的以后我国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第二阶段是在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时所提出的在我国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第三阶段是在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提出的我国改革目标，即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三个阶段被形象地誉为中国经济的三座里程碑，更是我国经济改革发展的三个主要阶段：改革开放的开始阶段即改革实践过程的设定阶段、双轨共同发展的经济体制形成和渐进式改革道路发展的确认阶段、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全面转轨的阶段。从我国经济发展的视角来看，经济改革的理论基础是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经济改革理论必须是以指导改革实践、服务于改革实践为研究对象的一种规范性理论。
（一）经济改革理论
经济改革有一个重要的构成要素即经济改革理论这个基础性要素，社会在对待经济体制改革的态度一般是首先强调利益关系，但是并不受自身利益决定，更取决于人们对经济改革所采取的根本措施是否符合社会公正性的判断。换言之，亦即社会公众对社会问题中的公正性的某些基本价值，即国家意识形态的认识。而一旦当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发生变化，那么必将影响到整个社会的价值观的变化。这就表现为经济改革理论研究要受到经济实践发展的影响和制约，在各个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由于段性特征不同，相应也有不同的理论出现，但由于理论本身还存在着一定的反复性，势必导致经济改革很难从时间上来划分出清晰的、截然不同的发展阶段。
纵观我国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历程和我国经济改革理论的发展，可以清晰地看到我国必须沿着社会主义制度的方向来发展经济，这点已经在我国学术界得到了共识。这个过程不仅是对原来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大胆突破和扬弃的过程，更是对市场经济重新认识的过程。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普遍认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三大特征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这也是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对社会主义制度属性的定义。
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学术界以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形式和体制模式的高度，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的关系、价值规律和市场的关系进行了剖析，得到结论：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仍旧是商品经济。同时，还进一步提出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上的，从而摒弃了传统的计划经济观点。而对于我国公有制的改革理论探索，始终贯穿于经济改革和体制转型的整个过程中。对于这方面的理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所有制结构上，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理论中只能是单一公有制的理念，提出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局面必须是混合经济的共同发展，对社会主义发展的经济制度进行了重新定义；第二，在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上，对原来传统的国营经济形式进行了否定，提出了多种公有制形式的观点，并使股份制逐渐成为一种公有制的全新形式；第三，在所有制关系方面，面对从宏观到微观企业财产组织层面的发展这一主要问题，提出了两权分离的具有较强实践性的理论。并引入了西方经济学对于产权的理论和方法，对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和对国有资产的管理体制改革同步进行研究和实施，最终解决了所有制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问题。
如果从收入分配这一社会现实来看，这一改革不仅改变了传统的按劳分配的平均主义观念，并在很大程度上对效率以及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关系问题给予了关注。同时还对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的收入分配提出了理论思考，充分地肯定了劳动力个人所有制和劳动力市场是现实存在的，并提出了要将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紧密结合起来的经济体制。
（二）商品经济理论和市场经济理论
30多年的改革开放，让理论界对经济体制的发展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经济改革理论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突破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理论，这一理论是通过经济改革理论的发展而奠定的理论基础，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启动和局部突破提供了重要以及必要的理论基础。其实这一商品经济理论就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初期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理论原型，这就是所谓的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的学术观点。进入20世纪80年代的中后期，学术界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基础上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理论。以市场取向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经济改革理论是建立在改革开放全面启动的基础上的，并根据当时的经济体制运行的实际问题而提出的，是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彼此之间关系的一种深入探索，并具有倾向性和过渡性。
我国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依赖于我国农村的和非国有经济体制的迅猛发展，我国一方面在实行改革开放，另一方面又在借鉴国外的经济理论，使得我国的经济理论由改革初期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理论内容，转变为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主要取向的改革内容。市场经济理论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更加突出了市场的本质、市场的有效调节以及市场经济在发展运行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同时还充分肯定了市场的主导可以决定大量的经济活动这一社会现实，并对生产要素应该进一步商品化、市场化给予肯定。这一过渡性的改革理论为我国更进一步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
随着西方比较经济学的引入，以经济改革理论为理论基础，理论界重新认识到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存在着不同的经济体制模式，明确将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划分为宏观调控、市场体系和市场机制、微观基础企业主体这三个互相有机结合的层次。经过多达十几年的经济改革理论和社会实践的探索和激烈辩论，我国经济改革的市场化方向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逐渐被确立起来，即我国开始由计划经济体制转为市场经济体制。
结论：我国经济转型的两分法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尤其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也由原来的农村经济改革转移到了城市国有企业的经济改革，并在全国范围内大面积铺开。经济改革的理论研究重心已转移到了经济改革的战略如何选择的问题上。这一理念主要包括：改革目标的探索、经济改革的基本思路、经济改革的基本策略以及主要步骤等问题的涉及和选择。
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形成的传统的社会文化、思维模式、风俗习惯、道德观念等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着改变，但是这种改变是需要在一段漫长的时间积累中培育和引导的。更主要的是，这些内容上的经济体制是与正式的经济制度的变化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的。总之，经济改革理论是与经济实践互相作用并不断发展的，它向前迈进的每一步都是由于随着改革实践的不断深入遇到的需要解决的新问题而提出的，那些不能按照传统的理论来解决的实际经济问题都将是理论发展的新起点。
参考文献：
1.莉.转型经济学的“转型”：超越渐进与激进的两分法.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5（2）
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范文2
1.监督管理与鼓励竞争的关系
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必然就会有竞争.因此，在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运行中，必须创造有效竞争的环境，以便企业在市场上直接接受广大消费者的评判和检验，实现优胜劣汰，促进企业不断改进技术设备和经营管理水平，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开拓进取，争取打入国际市场，不仅在国内，而且要在国际竟争中获得胜利，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为国家创造更多的外汇。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竞争也会出现一些消极现象和违法行为。如套购国家计划商品，倒卖重要生产资料，走私贩私，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等等。为了维护正常的竞争，保证社会主义经济的健康发展，必须反对不正常竞争，打击违法行为，使所有的商品生产经营者都能奉公守法，通过诚实劳动开展社会主义竞争。
2.监督管理与搞活的关系
“活”是指商品生产经营者的经营行为和市场交易活动在政策、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正常进行，达到市场萦荣活跃，实现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乱”是破坏了国家政策、法规，制造和贩卖伪劣商品，投机倒把，欺行精市，走私贩私，造成了生产经营运行的紊乱。有乱就要管，管就是治乱。搞活与治乱两者虽然不同，但目标是一致的，是辩证的统一。只抓管理，不求搞活，与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有计划商品经济方针相悖。没有整个市场的繁荣和活跃，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就发展不起来，最终会导致经济活动的停滞不前，阻碍社会进步与人民生活的改善。如果只求搞活，不抓管理，就不能规范参与商品经济活动的行动主体—商品生产经营者的经营行为，导致经济活动的混乱无序。经济越繁荣活跃，社会化大生产程度越高，越需要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越离不开监督管理，这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规律的内在需求。工商行政管理作为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既有促进经济搞活的任务，又有监督管理的责任，使经济搞活与监督管理互相结合，相互促进，在搞活中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又通过维护秩序，搞活经济。长期以来，工商管理工作在管理与搞活的关系上，考虑行政干预、监督管理多，研究疏导服务、促进搞活少，不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在企业登记方面，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放宽政策，允许企业扩大经营范围;允许在国家政策范围内一业为主兼营他业;允许工业系统门市部兼营省内外同行业自销产品;允许个别企业使用两个牌子;缩小特种行业的管理范围;简化申请审批手续，一般登记不超过半个月.在市场管理方面，支持鼓励贩运，撤销农副产品检查关卡，对计划产品在完成国家计划和履行合同的前提下，允许边出售、边上市、边贩运。对计划外产品，称重价值规律，发挥市场调节作用，允许多渠道经营，搞活商品流通.在市场建设上按照“政府决策，统一规划，多方兴建，工商统一管理”的办法，走多渠道筹集资金、多元化建设市场的路子，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加快城乡市场建设。
3.监督管理与搞好服务的关系
工商行政管理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要为经济基础服务，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服务。它不仅要监督管理，而且要通过搞好服务来正确引导和影响工商企业经营人员，促进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发展。为此，必须坚持管理与服务相结合的原则，把加强管理与搞好服务结合起来。基于这种认识，改变以往管理就是行政干预的观念，把管理工作看成包括宣传教育、疏导服务、经济监督、促进发展、增强活力这样一个综合的、完整的、系统的过程。实行“疏导—服务—搞活”的管理方式，纠正单纯“管理—查扣—处罚”的管理方法，实现“活—管—活”的目标，通过工商行政管理，把各种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纳入国家政策的轨道上健康发展。几年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认真做好为企业服务的工作。例如:协助工商企业经营人员搞好市场调查、预测和引导他们坚持社会主义经营方向，改善经营管理，以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4.监督管理与正确引导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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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监仔管理与搞活的关系
“活”是指商品生产经营者的经营行为和市场交易活动在政策、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正常进行，达到市场萦荣活跃，实现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乱”是破坏了国家政策、法规，制造和贩卖伪劣商品，投机倒把，欺行精市，走私贩私，造成了生产经营运行的紊乱。有乱就要管，管就是治乱。搞活与治乱两者虽然不同，但目标是一致的，是辩证的统一。只抓管理，不求搞活，与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有计划商品经济方针相悖。没有整个市场的繁荣和活跃，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就发展不起来，最终会导致经济活动的停滞不前，阻碍社会进步与人民生活的改善。如果只求搞活，不抓管理，就不能规范参与商品经济活动的行动主体—商品生产经营者的经营行为，导致经济活动的混乱无序。经济越繁荣活跃，社会化大生产程度越高，越需要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越离不开监督管理，这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规律的内在需求。工商行政管理作为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既有促进经济搞活的任务，又有监督管理的责任，使经济搞活与监督管理互相结合，相互促进，在搞活中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又通过维护秩序，搞活经济。
长期以来，工商管理工作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活”、“乱”界线分不清，在管理与搞活的关系上，考虑行政干预、监督管理多，研究疏导服务、促进搞活少，不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新形势。1984年以来，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指引下明确了必须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衡量各项工作好坏最主要的标准，把有利于改革、开放、搞活、管好作为工商行政各项管理工作的出发点，把宣传、教育、疏导、服务融化在监督管理之中，从而使我们的工作服从和服务于党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企业登记方面，我们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放宽了政策，允许企业扩大经营范围;允许在国家政策范围内一业为主兼营他业;允许工业系统门市部兼营省内外同行业自销产品;允许个别企业使用两个牌子;缩小特种行业的管理范围;简化申请审批手续，一般登记不超过半个月.在市场管理方面，我们支持鼓励贩运，撤销农副产品检查关卡，对计划产品在完成国家计划和履行合同的前提下，允许边出售、边上市、边贩运。对计划外产品，称重价值规律，发挥市场调节作用，允许多渠道经营，搞活商品流通.在市场建设上按照“政府决策，统一规划，多方兴建，工商统一管理”的办法，走多渠道筹集资金、多元化建设市场的路子，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加快城乡市场建设。由于我们较好地处理监督管理与开放搞活的关系，使我省工商行政管理工作沿着既搞活又治乱的目标迈进。
二、监，管理与鼓励竞争的关系
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必然就会有竞争.因此，在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运行中，必须创造有效竞争的环境，以便企业在市场上直接接受广大消费者的评判和检验，实现优胜劣汰，促进企业不断改进技术设备和经营管理水平，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开拓进取，争取打入国际市场，不仅在国内，而且要在国际竟争中获得胜利，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为国家创造更多的外汇。
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竞争也会出现一些消极现象和违法行为。如套购国家计划商品，倒卖重要生产资料，走私贩私，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等等。为了维护正常的竞争，保证社会主义经济的健康发展，必须反对不正常竞争，打击违法行为，使所有的商品生产经营者都能奉公守法，通过诚实劳动开展社会主义竞争。在工作中，我们从福建的实际情况出发，重点打击走私卷烟、家电，倒卖黄金和进口汽车，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等违法活动，认真处理商标侵权、虚假广告案件。这些监督管理工作创造了有利于商品生产经营者开展有效竞争的外部环境，推动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有序运行和健康发展。
三、监督管理与搞好服务的关系
工商行政管理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要为经济基础服务，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服务。它不仅要监督管理，而且要通过搞好服务来正确引导和影响工商企业经营人员，促进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发展。为此，必须坚持管理与服务相结合的原则，把加强管理与搞好服务结合起来。基于这种认识，我们改变了以往管理就是行政干预的观念，把管理工作看成包括宣传教育、疏导服务、经济监督、促进发展、增强活力这样一个综合的、完整的、系统的过程。实行“疏导—服务—搞活”的管理方式，纠正单纯“管理—查扣—处罚”的管理方法，实现“活—管—活”的目标，通过工商行政管理，把各种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纳入国家政策的轨道上健康发展。几年来，我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认真做好为企业服务的工作。例如:协助工商企业经营人员搞好市场调查、预测和引导他们坚持社会主义经营方向，改善经营管理，以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又如:在帮助国营大中型企业发展的前提下，正确支持城乡集体、个体工商业户发展，鼓励他们为发展生产和流通、沟通城乡物资交流、活跃城乡市场而开展正当经营。再如:增加市场服务设施，为商品交换提供方便等等。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工商行政管理要提供的服务范围更广，项目更多，服务职能必须进一步加强。当前，为搞好国营大中型企业，我们做了如下几项服务工作:
首先，转变作风，增强服务意识，深入到国营重点和地方骨干企业调查研究，现场办公，为企业排忧解难。
其次，支持企业转换经营机制，转产适销对路产品或拓宽经营渠道，增强企业活力.
第三，运用经济合同管理职能为企业服务，为企业清理“三角债”。去年全省工商行政管理机构共办理以拖欠合同款为主的经济案件12.5万件，企业追回拖欠款1.32亿元.第四，认真抓好本系统的治理“三乱”工作，在全系统范围内清理了各项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纠正了6项未经批准或超标准的收费项目，撤销了未经批准设立的检查站卡15个。四、监，管理与正确引导的关系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之间、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之间、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之间.，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但也存在着矛盾。一方面，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生产经营者所从事的商品经济活动受着国家方针、政策、计划、法规的制约，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必须对经济主体所从事的商品经济活动进行监督管理，使商品生产经营者服从国家计划、方针、政策、法规，而不能把眼前的、局部的、集体的、个人的利益置于长远的、整体的、国家的利益之上。另一方面，商品生产经营者是独立的经济实体，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利益。为了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他们有时也不顾国家计划、政策、法规。
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范文4
近四十年的经济建设和法律建设中，我们是否感觉到了市场与契约之间的联接纽带？毫无疑问，规范而有效的商品交换，就法律意义上的条件，依赖于下列诸项：经济主体必须能够在市场中自由让渡自己的商品，保证对方取得商品的所有权而不被迫索，交易必须是基于双方的自愿协商，不能有强迫、欺诈、显失公平等因素，等价、有偿应该成为交易的核心原则，诚实、信用则是市场行为的道德法码……而所有这些，又都凭籍于一种超然的神圣力量才能得以实现与维护。这种力量便是契约法律制度。
现代意义上的自由市场与自由契约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结果。毋庸置疑，商品交换中的主体平等性与意思自治性是人类思想观念的一次历史性进步。当着资本主义的市场发达到相应程度的时候，必然滋生出与之相适应的市场运行规则，即契约法律制度。而契约自由，便成为西方民商法中的基本理论支柱之一。
商品交换的经济表现是市场，法律表现是契约。这就如同社会财富的分配关系在经济制度上表现为所有制而在法律制度上表现为所有权一样。商品交换产生市场，市场运行需要规则，规则的最高表现就是契约制度。简而言之，契约就是市场的法律表现形式。故而，市场的发育与契约的演进是同步的，只有充分发育了的市场才能孕育出发达、完善的契约理论与契约制度，反之，科学、先进的契约理论与契约制度又必然对市场的发育与完善起到不可或缺的推动作用。
市场与契约的结合，经济学与法学的联袂，这是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一条可行之道。
一、市场发育与契约演进过程中经济摩擦的不可避免性
七十年代未揭开序幕的声势浩大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以创建新型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为目标的，从旧的产品经济体制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转轨，创新经济秩序的实质意义就是经济关系的契约化。市场的发育和契约的演进无可置疑地成为改革和发展的主旋律。然而，历史的因素与现实的条件将为这一进程设置诸多路障，不可避免的经济摩擦构成了创立新经济秩序的艰巨性和长期性。
首先，在一个已具有相对稳定的经济运行体系的社会，实行历史性的制度创新与体制更替本身就充满着矛盾与风险。一方面，新的经济秩序力图摆脱旧体制的约束脱颖而出，而旧体制却以其强大的惯性冲击着市场运行；另一方面，逐步开始形成的新的体制与秩序由于自身的不成熟、不协调，难以同步更新和发展，其效应的积极方面也深受影响。因此，经济关系中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的矛盾和摩擦便会不断更迭，旧的刚刚消失，新的又会产生。
其次，在新经济秩序的初创阶段，有利于市场健康、正常发育的经济环境尚未形成，新旧经济秩序中各种决定经济环境的因素相互重叠、脱节和冲突，导致现存经济环境过多的不可预测性和不确定性，经济行为存在过多的盲目性、冒险性和投机性，由此又必然导致市场交易行为中的“一次化”和短期化。经济主体，尤其是企业法人，还没有从理性上把市场当做生存场所，把契约当作连接自己与市场的纽带，市场交易目前仍以小批量、现货、短期交
易为主要形式，这与新经济秩序中将要创设的交易大宗化、期货化和票据化相距甚远。
第三，改革带来的经济利益关系的重构和责任关系的明确，不仅引起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矛盾，而且这种矛盾己深入到资产关系和财产制度，但最终会综合反映在市场行为中。旧体制下对个人利益、局部利益、当前利益的漠视和压抑，导致了经济主体追求经济行为的动机和目的的虚化。而新体制下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则要求承认这些利益因素的存在，于是，利益对抗与利益排斥现象不可避免，并将伴随着市场的渐进过程而长期存在，成为经济摩擦的主要根源之一。
第四，市场行为的约束机制本身的摩擦，是导致广泛经济摩擦的又一重要原因。在产品经济体制下，市场行为和经济秩序的约束力来源于以行政权力为保障的超经济力量。这种行政约束带着不可避免的盲目性和独断性，同时由于它凌驾干经济主体的意愿之上，体现若国家干预经济的行政随意性，因而国民经济的低效与停滞被表面上的稳定所掩盖。新经济秩序的创建以及由此产生的新型的约束机制-契约法律约束的萌芽，必然要求与旧的约束机制“分庭抗礼”，而这种对抗又衍生出大量的新的摩擦。
第五，长期以来形成的法律虚无主义遗害至今。有关市场秩序与市场培育的民事立法和经济行政立法，无论从立法宗旨、立法内容，还是立法技巧，都与新经济秩序的创立难以适应，使得新秩序的脱胎因缺乏有效的法律导向与法律保障而困难重重。立法的滞后与不严密、执法的随意与不严肃，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摩擦的深度，强化了契约化进程的难度。近几年颁布的一些重要的关于商品经济与市场的立法，如《民法通则》、《经济合同法》、《企业法》等，就是例证，这些立法尽管对于我国的改革开放起过极为重要的作用，可谓功不可没，但其立法宗旨、立法内容之弊端与缺陷也是非常明显的。而很多有关市场秩序和市场培育的立法目前还是空白，如民法中的物权法、担保法等，商法中的公司法、信托法、合伙法等，经济行政法中的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
二、经济摩擦与契约难题的主要表现形态
市场发育过程中的摩擦也就是契约演进过程中的难题。这种摩擦与难题以多层次、多形式表现出来，互相交叠，错综复杂，从一个极为重要的角度揭示了我国目前市场与契约制度的总体轮廓。现择其要者列举如下：
1.对契约行为的非法律干预，致使大量已订立的合同无法履行。契约神圣的观念尚未扎根于经济管理者和经营者的头脑，契约成为行政权力的附属物，使得已签订的合同往往处于法律效力的不确定状态，威胁着正常的市场交易关系。
2.市场发育的低水平给交易伙伴带来的高成本，是摩擦的重要体现。由于旧的流通体制仍在起着相当大的影响，新的市场体系尚显稚嫩，交易对象的广自由选择和交易伙伴的自由组合因受制于单调、狭窄的市场渠道而十分困难。
3.对市场价格波动的不适应，给发展契约关系也带来难题。旧体制下的产品价格对于企业来说是无足轻重的。长期的计划价格制度使得不少企业时至今日仍对市场价格缺乏应有的敏感与准确判断，不适应突然出现在经济关系中的市场价格波动与变化，更难形成根据市价变动而及时调整经营计划的能力。现在许多合同纠纷就是由于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根本来考虑价格因素，因而一旦发生价格变化，便往往以违约作为对市场价格波动的反应而产生的。
4.因大量违约造成的严重拖欠货款现象，引起市场交易中的连锁反应，造成新秩序的不稳定。拖欠货款的原因，有确因资金缺乏而无力支付的，也有故意拖欠、无理拒付的。追不回货款的企业，只得“另辟蹊径”，靠对别的企业再违约而缓和自己的困境。于是，错综复杂的连锁违约和三角债现象便广泛地涌现了。
5.大中型企业的垄断与自由契约的冲突已见萌芽。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生产力结构，使得有些领域形成了人为的行业垄断。不少大中型企业对某些行业的生产、经营存在着实际上的封锁、垄断，支配着其他企业的生产与经营。垄断的结果必然是对自由竞争的限制，这与正在创建中的自由交易与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显然是背道而驰的。
6.企业预算的软约束状态，减弱了企业的索赔动机，同时为企业嫁祸于人找到了借口。若遇他方违约，企业宁愿向上级机关要求突破预算追加资金，而主管机关则有权任意压缩预算，减少投资。此时企业就难免发生履约困难，而最容易采取的弥补措施就是通过对他方违约，转移损失，以平衡自己的利益。
7.司法机关追究违约责任的过大偏差，尤其是模糊责任界限的大量调解，淡化了权益观念，助长了违约意识，从而影响了契约化进程。合同仲裁委员会和法院在处理契约纠纷时，普遍存在两种倾向：一是在计算违约金与赔偿金时忽视间接损失，违约方只承担有限的直接损失责任：二是过份强调调解结案，而大量的调解是以和稀泥式的折衷调和为特点，其后果不仅是使一方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更严重的是使违约人的违约心理得不到应有的警醒，进而产生敢于进一步违约的潜在侥幸心理，这无疑给正常的市场交易埋下了隐患。
8.诉讼成本的高昂与合同诉讼对审判机关的要求之间存在严峻的矛盾。企业为解决一个合同纠纷往往需要付出过高的代价，这首先体现在诉讼时间的拖延上，一个案件有的耗时达二、三年，双方当事人都被拖得精疲力尽；其次，审理结果每每难尽公平合理，当事人期待已久却大失所望；再次，即便是公平合理的判决书、调解书，其实际执行也是多费周折，极不容易。这些因素使得纠纷当事人在是否诉诸法律时往往犹豫不决，不少企业权衡再三后，干脆放弃诉讼的选择，最终不了了之。
9.立法与实践的严重脱节，以及立法本身的不协调、不科学，既是产生摩擦的一个重要诱因，也是摩擦的一个主要表现形态，这主要体现在：1）立法滞后，改革措施与改革成果得不到法律及时有效的保障，缺乏超前立法的意识；2）立法内容不严密、不科学，伸缩性大大，造成理解上的混乱和执法上的随意性；3）法律监督的立法不配套，造成因缺乏法律监督而形成的执法不力甚至事实上的无法可依；4）法律、法规之间前后冲突、相互冲突的现象颇多，造成执法、守法上的无所适从，降低了法律尊严的，5）不少重要的法律、法规以试行、暂行的形式颁布，影响了法律的严肃性与权威性。
三、减少摩擦、加速创建市场运行新秩序的法律对策
首先，我们必须意识到：商品经济新秩序必须建立在社会主义法制的基础上，只有运用法律确立和保护商品经济主体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使商品经济活动的各个环节表现为规则、制度，新经济秩序才能真正建立起来。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实质上就是一种法律秩序。商品经济运行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要求各经济关系主体间公平竞争，平等交易，排斥对市场行为的非经济的权力渗透和干预，而只遵循价值规律和法制原则。因此，必须首先确立法律的绝对权威和尊严，打破官本位和权力过分集中的桂桔，在全社会树立法律至上、法律神圣的观念。
其次，就治理、整顿本身而言，必须是依法进行的治理、整顿，而不是长官意志的任性的治理、整顿。治理、整顿是必要的，而且不能手软，应从严整治。但所谓严，要从法律上严，要依照法律采取各项整治措施，不能超越法律，损害法律的权威和尊严。事实上，治理、整顿如果不依法进行，就不可能达至预期的效应，只能是严一阵又松一阵，有的严有的不严，随意性太大，风险也就增大，最终回到“一统就死、一死就叫、一叫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就统”的老路上去。所以，既要防止治理、整顿走过场，又要避免治理、整顿走过头，就必须将“治理整顿”置于理性的、严格的法律规则和程序之下进行。
这里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立法指导思想与立法技巧问题。过去，我们以政策导向改革，每一次重大改革方案的出台都是以政策形式，当政策指导下的改革发展得较为成熟时，再追加立法。这种做法过分强调立法条件的成熟性，忽视立法的超前性和对经济发展导向作用；而且，由于政策相对于法律而言，无论是严肃性、稳定性、连续性、权威性，都远不及法律并容易为长官意志和行政干预找到借口。因此应从以政策推进改革尽快过渡到以政策－法律并重推进改革，并最终走向以法律推动改革。
第三，强化市场发育和契约化进程中的法律约束机制。就市场交易和契约行为而言，其最基本的法律形式就是合同法，它对于市场运行状况起着直接的作用，是法律约束机制的精髓，因此，强化契约的法律约束机制就意味着一部条款齐备、内容翔实、逻牲严谨的合同法的颁布与施行。然而，目前调整我国契约关系的基本法即《经济合同法》，颁布于1981年，由于这部法律是在农村改革初起而城市改革尚未正式拉开序幕的背景下制定的，其所规定的内容、原则以及立法技巧等已与现在深刻变化了的经济条件脱节甚大，无法适应。因此对现有《经济合同法》作大的修改实为刻不容缓。我认为，修改该法的基本思路应当是： 1）从性质上把合同法规定为商品经济和市场运行的基本法律制度；2）确认广泛的契约主体，赋予所有经济主体以参与契约法律关系的主体资格；3）扩大契约对经济生活的覆盖面，将改革中出现的大量新型合同如承包合同、租赁合同、合伙合同、联营合同、居间合同、委托合同、融资租赁合同等纳入合同法的调整范围；4）合同法的原则和内容应当能够促进市场的发育与成长，便于各种市场交易活动的有效进行，保障市场运行的有序状态，鼓励人们的交易行为，降低交易成本；5）突出契约自由和尊重企业法人自由意志的原则；6）严格违约责任及追偿制度。
第四，加快流通体制改革，加紧完善市场规则。如前所述，商品经济祈秩序首先体现在市场秩序上，现阶段各种磨擦与漏洞大都产生于流通领域，治理、整顿的焦点也集中于流通领域。流通领域混乱的主要原因就在于缺乏商品交换和竞争的市场规则。由于多年的改革仅仅侧重于主体方面的简政放权，仅仅热衷干推行横向联合、承包祖赁等，忽视了市场法则的创建与运用，忽视了市场外部环境的治理，使原本设想的平等、繁荣、稳定、健康的市场景象迟迟未现。因此，必须尽快建立一套包括使用国家和集体财产的责任、政府在市场竞争的超脱地位、合同的权威、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的限制等在内的市场法律制度，制订市场管理法、竞争法、价格法、保护消费者权益法等法规。同时，通过增加交易渠道、发展贸易组织、促进市场信息传播，改进商品推销形式等途径，加快流通领域的改革。
第五、加速政企分离和廉洁政府行为。庞大的官僚机构，强烈的官本位意识，官权的繁衍与扩张，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腐败现象，从来就是改革的主要障碍和威胁，其危害远比价格、工资等改革难题的风险大得多。就政企关系而言，企业至今仍保持着依赖政府的制度惯性和心理惯性，其独立法律人格尚未彻底形成，这是严重违背市场运行和契约发展方向的。
因此，必须一方面提倡政府廉洁清正，减少经济行为中的低效与腐败现象，另一方面加快政企分离，创新和完善企业制度。对于国有企业来说，通过承包和租赁以及资产经营责任制的推行，逐步形成关于国有资产关系和国营企业经营机制的契约制度，将企业制度的改革置于法制契约他的基础之上。
第六，进一步改革金融体制，建立金融调节系统，扩大资金市场。资金市场是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资金市场的形成与完善本身就是契约演进的重要标志。目前，除巩固已经开始发展的资金同行拆借、社会集资、民间借贷、外汇调剂等措施外，还应准备创建证券交易所，鼓励企业发行债券，推行商业信用票据化，同时加紧制订《票据法》、《银行法》、《证券交易条例》等金融立法，保证资金市场的顺利发育。
第七、加强和改善对指令性计划合同的管理。我国目前实行的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的执行是通过合同的形式实现的，因而计划合同的履行情况是反映我国市场运行状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对计划合同的管理，提高其履约率，首先要求企业和国家主管机关在认识上有正确的着眼点，要强调计划合同的法律属性，并协助和监督企业优先执行好计划合同。
第八，改进立法技术，提高立法质量。既然商品经济新秩序实质上就是法律秩序，那么完善、科学的立法便成为决定性的因素。这方面的改进措施包括：1）重视立法的可行性研究，尽量缩小法律与现实的距离；2）加强立法预测性，重视超前立法；3）搞好各层次、各类别立法之间的平衡协调，减少和避免立法上的冲突与摩擦；4）注重借鉴和吸收国际上成功的立法经验，尤其是西方国家民事、经济方面的先进经验；5）把立法重点放在与治理、整顿和经济改革最密切相关的市场和流通领域，健全一整套的契约法律制度。
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范文5
关键词 ：动法律制度 变迁 历史
中图分类号：DF08 文献标识码：A
自从1949年建国，废除了封建时期落后的劳动制度后，我国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劳动法律制度。而在这60多年的时间中，随着经济体制和法治理念的不断变革，劳动关系日新月异，而理所当然地，调整其的劳动法律制度也几经变迁。
1劳动法律制度变迁
1.1制度变迁的阶段
（1）包办阶段（附属关系）：劳动者被视为工具，附属于用人单位，劳动关系属于用人单位的内部问题，用人单位拥有绝对的支配权，劳动者的权利不能得到保护。
（2）雇佣合同阶段（形式平等）：随着市场化的进程，劳动关系也进入了市场化的阶段。即视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为平等的双方主体，双方根据《合同法》的有关规定，自主签订合同。这一阶段虽然在理论上赋予了劳动者自有责任，平等协商的资格，但是由于双方实际地位的差距和劳动力过剩的现状，劳动者处于极其被动的地位，只具有形式上的平等。
（3）劳动合同阶段（实质平等）：从社会化的角度，倾向于保护处于劣势地位的劳动者的权利，增加社会福利保障，努力实现实质平等。
1.2制度变迁的原因
一国的法律制度是其政治环境、经济情况和法制观念等的集中体现。所以制度的改变往往都是以社会体制、经济阶段和法律理念的变化为前提的。而社会体制虽然是最根本的原因，但是其对于劳动法律的影响却是通过经济制度改革来进行的。故而，从经济制度和法律观念两个方面来分析制度变迁的原因。
1.2.1经济体制
自20世纪70年代末在发展生产力目标的指引和世界经济改革浪潮的影响下，中国走上了经济体制改革的道路。袁锋将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划分为5段：（1）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2）有计划的商品经济；（3）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4）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5）推进、深化和完善市场导向改革与市场经济体制的阶段。
从整个变革过程中可以看出我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脚步，直接影响了我国劳动法律制度从计划经济下的国家政府包办走向了市场经济下的合同关系。
1.2.2法律观念
虽然说法律观念也是社会、经济体制的产物，但是作为一个单独的法律学科，劳动法律是只接受法律观念的变革的影响的。首先，是对劳动关系的法律认识。最开始，劳动者一般被视为螺丝钉，哪里需要往哪搬；而随着平等观念、人权思想的传播，劳动者要求自由择业、与用人单位平等协商的意愿越来越强烈，所以产生了雇佣合同制，劳动者通过合同来保护自己的权利。但是，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人们越来越发现这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平等，强大的用人单位与势单力薄的劳动者之间的地位相差太大，从而出现了社会化的思想，将天平向保护劳动者的方向倾斜。
1.3具体制度的变迁
1.3.1从包办阶段到雇佣合同阶段
最重要的是1986年国务院颁布的《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暂行规定》，彻底打破了计划经济时代的政府包办就业、职工终身“铁饭碗”的格局，劳动合同制得以确立，实现了从包办阶段到雇佣合同阶段的转变。
1.3.2从雇佣合同阶段到劳动合同阶段
促进其转变的立法包括《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和一系列社会保障法的颁布。具体到规定层面，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1）违约金的约定与禁止；（2）代物清偿与现金支付；（3）解约与解雇；（4）居间行为与劳务派遣。
2评析
（1）顺应了社会环境变化引起的劳动关系的变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劳动法律是调整劳动关系的。由于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高新领域需要专业的人才，多样的劳动力需求摆脱了过去单一的体力劳动，人才的价值日益凸显。在这种情况下，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的选择已经从单向变为了双向。所以劳动法律从包办走向雇佣合同，又从雇佣合同走向了劳动合同。
（2）是社会环境和法治理念相互作用的结果。从上文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具体制度的变化是源于整个社会所处的阶段和人们对法律理念的理解。而这也是一个双向影响的过程，法律制度的变化也会引起人们对法律理解的变化，从而影响法治的进程。
（3）体现了人权思想、平等观念的发展。整个劳动法律的发展史也是我国人权思想、平等观念的发展史。从过去劳动者的人格附属于用人单位之中，用人单位拥有绝对的权利，到将二者视为理论上平等的主体，再到从社会保障的角度倾向保障劳动者的利益。可以看出，劳动者的权利在一步步得到更加深入的保护，体现了我国人权思想的发展。
（4）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是由法律制度变迁的成本，即收益关系的变化所决定的。这个理论是说，法律制度是有一定的稳定性，轻易不会发生改变的，除非变迁之后的法律会带来更大收益。这实际上是从经济学角度论述，论证劳动法律制变迁的合理性。也说明了劳动法律的变迁是与社会发展、劳动关系的变化相一致的，其变革可以更好地适应经济体制和劳动关系的变化，从而为社会带来更大的收益。
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范文6
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 董 倩
接下来我又要班门弄斧了，我一直在想，什么叫做国家治理？刚才燕继荣教授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我很赞同。什么叫现代化的国家治理？就是摆正官民之间的关系。请问在座的当官的人有没有被称作父母官的时候？请问我们作为一个公民有没有被称作升斗小民的时候？这些词在我们的历史上、生活中大量存在，请问这个关系对吗？我们用钱“养”了官员，他们怎么成了我们的父母？所以我们觉得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一定要摆正这个关系，让纳税人成为父母，让官成为子女，这才是我们的目标。
我是一个记者，同时也是一个公民，我是站在公民的角度讲这句话。我觉得当有一天领导心里面充分想着我们小民的时候，这个国家治理就上路了。有一句话叫“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谁是皮？人民是皮。谁是毛？官员才是毛。没有人民，官员、政府不存在。什么是治理？我觉得说到底治理就是服务，有了服务意识才有服务目标，人民群众才是服务对象。把这个关系解决好，把这个目标认定好，把这个定位给摆好，很多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因此，关键是治理的方式，治理的手段，治理的政策，都要想到为谁服务。
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几位嘉宾，他们是：
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 卫兴华
国防大学原副政委、教授 李殿仁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宋洪远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院社会学系终身教授 张杰
人民日报社理论部主任 张首映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将多年来所讲的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改为“决定性”作用，显然强化和扩大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
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改为“决定性”作用条件已成熟
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可以说，由“基础性”作用改为“决定性”作用，是回归市场经济的本质规定和要求，是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的必然。过去我们一直提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而现在改提“决定性”作用，有个条件成熟因素。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20多年来，一直只提“基础性”作用。现在改提“决定性”作用，表示已具备提出的成熟条件。其一是认识上的条件；其二是实践所提供的条件。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而且从历史事实来看，资本主义国家都一直实行市场经济，而社会主义国家曾一直践行计划经济。我国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经历了市场取向改革的不同阶段。大体上有：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市场经济）为辅；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更大范围发挥市场作用）；计划和市场是覆盖全社会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市场经济）相结合；最后统一了认识，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逐步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过程，也是逐步推进思想解放的过程。在新的条件下，党和政府对市场规律的认识和驾驭市场的能力不断提高。因此，从理论认识和实践过程两方面看，提高和扩大市场配置资源作用的主客观条件都已成熟。主观条件是理论认识条件；客观条件是现实实践条件。据此，可以和有必要将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改为“决定性”作用。
强调提出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我国虽然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仍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市场秩序不规范，以不正当手段谋取经济利益的现象广泛存在；生产要素市场发展滞后”；市场规则不统一，存在部门保护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市场竞争不充分，阻碍优胜劣汰和结构调整，等等。利用市场经济谋取不正当利益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利用市场运行不规范、市场体系不健全、监管不到位，某些厂商谋取不正当利益；另一种是一些政府人员为谋取某种利益，不当干预微观经济，使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被扭曲。同志指出：遵循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规律，是要“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并指出这有利于“抑制消极腐败现象”。
市场决定资源配置适用于一切市场经济体制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需要澄清认识上的三个问题：其一，认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事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应如此；其二，误以为整个社会主义经济社会的发展全靠市场的决定作用了，感到迷惘；其三，用新自由主义的观点解读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作用，泛化市场作用，否定政府调控功能。
首先，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作为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无疑贯穿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全过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否也由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回答是肯定的。其实，讲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与经济学讲价值规律调节商品生产和流通，是一样的道理。在商品经济中，价值规律起调节作用，就是通过价格在价值基础上随着市场供求状况的变动而涨落，自发地将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资源）分配于不同的部门。因此，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也就是决定作用。这里，价值规律的决定作用与市场的决定作用是一回事。
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涉及三个方面的“决定”事项：一是价格不由政府决定，而是在价值基础上由竞争机制和供求机制决定；二是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包括其生产规模与结构的安排，不再由政府指令性计划决定，而是由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市场信号决定；三是消费需求的选择，不再是“短缺经济”和“卖方市场”下的凭票供应，购买者没有选择权和决定权的状况，而是消费者有权决定自己的需求选择，也就是三中全会《决定》中所说的“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弄清这些方面的理论与实际情况，弄清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本意，就不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由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理论与实践产生质疑。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既包括决定现存企业的生产与销售活动，也包括新建企业的投资方向和战略安排。
其次，为了准确解读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需要全面把握其内涵。第一，市场起决定性作用，不是全部的决定作用。例如，建设和发展国防军事工业，无论投资新工程，还是已有企业的生产规模与结构，都不是由市场来决定，而主要是由党和政府决定。再如，国家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开创和发展航天工程事业，以及搞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工业基地等，也不是都交给市场去决定，而主要是由政府决定。
第二，经济体制改革对其他诸领域的改革要起“牵引作用”。同志在《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一文中指出：“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不仅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遵循，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依托。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主要涉及经济体制改革，但必然要影响到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如经营性文化领域的演艺、影视等行业要受市场制约。字画、古董、名人信札等，其价格高低完全由市场决定。但公益性文化，如图书馆、博物馆乃至义务教育和一切公办教育事业等，不能由市场决定其建设与发展。当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经济体制改革，也会影响到其他领域。注意，是“影响”而不是“决定”。让市场发挥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就要转变政府职能，不去干预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各个领域的改革和发展，要有利于推进而不是妨碍经济体制的改革，要为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作用提供有利条件和起推进作用，“要使各方面的体制改革朝着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方向协同推进”。同时也应该明确，三中全会《决定》与深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党的建设六个领域的改革相联系，提出六个“紧紧围绕”。经济体制改革要“紧紧围绕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来推进，其他领域的改革有各自“紧紧围绕”的内容，与市场的决定作用没有直接关联。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党的建设，要驾驭市场规律，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但其自身建设不能引进市场规律，更不能由市场决定。
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要求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由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强化和扩大了市场的作用。但不是以此弱化和消除政府的作用。不是完全放开“看不见的手”，而捆死“看得见的手”。否定的是政府的不当干预、过多干预，而不否定正当干预、必要干预。应是有效市场和有效政府的结合，而不是强化市场、弱化政府的结合。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基”。又指出：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要求“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这不能靠市场的决定作用来实现，而是需要党和政府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进行引导与推进。
《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这一总目标，离开党和政府的领导与推进，不可能实现。
在市场经济运行中，政府的一个重要职责是市场监管。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作用越大，范围越广，政府监管市场的职责也越大，越需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要着力解决“政府干预过多”的问题，又要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和“监管不到位”问题。解决后两方面的问题，正是政府的职责所在和宏观调控的任务。“过多的干预”是不当干预，不是政府职责所在，也不是宏观调控任务。政府监管职责主要是针对不正当的市场行为，诸如制假售假、生产和销售有毒食品、非法集资和传销、黄赌毒市场、欺行霸市、市场垄断、不正当竞争、虚假广告、环境污染、损害生态平衡，等等。这种干预是必要的。政府还要监管企业生产与经营安全和职工权益保障。
政府还有完善市场经济体系的职责。要统一市场规则，维护市场秩序，消除市场封锁与割据，打破市场垄断，建设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还要运用经济手段，影响和调节市场，引导企业科学发展，并以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理念与相关政策引导企业缩小收入分配过大差距，走共同富裕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