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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概念以及内涵范文1
关键词 文化 文化演变 知识创造过程 文化建设
中图分类号：G302 文献标识码：A
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无疑是由先进的文化所引导带来制度上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并引领中国日益现代化的过程。与此同时，仍然存在一些旧有的思想及相应行为若隐若现影响着新的社会制度的运行、阻碍新的社会格局的产生，例如封建特权思想、圈子文化、山头主义等。对于未曾全盘西化的当今中国而言，有着自己独特的历史与国情，面临着全新的国际发展环境，也不可能像当初西方列强一样靠对外侵略扩张而发展，其全面复兴必然需要全新的文化来支撑，这意味着它必须充分发挥历史传统的优越性同时又必须摆脱历史的包袱，吸收外来的先进文化同时又必须剔除其糟粕，因而必然需要围绕全新的建设与发展任务实现全面的文化创新，尤其是在创新型国家建设过程中。这样，理解掌握文化创新的过程实质，就具有非常实际的意义。
1文化的基本单位即文化基因是一种认知模式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A・L・克罗伯和K・科拉克洪在考察100多种文化定义后，曾给出一个广为接受的综合定义：文化存在于各种内隐的和外显的模式之中，借助符号的运用得以学习和传播，并构成人类群体的特殊成就，这些成就包括他们制造物品的各种具体式样；文化的基本要素是传统（通过历史衍生和由选择得到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其中尤以价值观最为重要。
文化的构成要素，主要包括：
（1）精神要素，即精神文化，主要指哲学和其他具体科学、宗教、艺术、伦理道德以及价值观念等，其中尤以价值观念最为重要；
（2）语言和符号；
（3）规范体系：是人们行为的准则，有约定俗成的如风俗等，也有明文规定的如法律条文、群体组织的规章制度等，它们共同调整着人们的各种社会关系；
（4）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其中社会组织是实现社会关系的实体；
（5）物质产品：经过人类改造的自然环境和由人创造出来的一切物品，是文化的有形部分。
文化有其基本的构成单元――文化基因（meme）。文化基因的概念，最早是来源于英国著名科学家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一书，他认为文化基因或觅母（Meme）是文化传播单位或模仿单位，音乐调子、概念、妙句、时装、制锅或建造拱廊的方式等，都是觅母。这一概念解释只提到一些具体表象，没有区分文化的内在遗传信息和外在表现形式，也没有注意到前述文化内容的结构体系。
P・DiMaggio在综合评述文化社会学与认知心理学的相互影响后认为，将认知的模式即schema作为文化分析的基本单元是极有意义的。它代表着各种对象、事件以及它们的特征、构成要素、相互关系的各种假设，多是在信息不完全的条件下形成的；同时它也是人们的信息处理方式，展示文化的运行过程。这一分析突出了文化基本单元的内在信息属性，与生物学的“基因”概念内涵更具一致性。
比较上述两种概念分析，文化基因，应是特定人群对某种对象及其相关特征、关系的认知模式，是在传播过程中能够被内化吸收的基本理念，本质上是一种知识；这种理念决定着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如音乐或时装的风格、建筑的方式等；人们在传播、模仿这些具体形式时，实际上也隐含地传播者这种内在的理念或知识。
2文化演变的核心是文化基因的知识创造过程
Gabora提出一种文化演化框架――公共交流（communal exchange），认为是公共交流使得人们对不和谐、挫折或误解做出回应：从不同的视角思考，调整理念以适应环境，因而减少熵、重建和谐完整的概念系统。使得复杂的、可积累的、开放的文化得以演化的是一种递归性反思能力：一种思想触发另一种思想，后者再触发另一种，如此持续进而形成一条联系链。换句话说，文化演变的核心是概念、理念的发展变化，是通过与环境的互动产生新的认识的过程；它通过这种自我修正过程产生可传播的创新，因而必然地是一种新知识产生的过程。对比文化基因的概念，这种调适后的新理念、新概念，实质上是一种新的认知模式，即新的文化基因；递归性反思能力形成的思想联系链即是文化基因链。
这一演化框架理论强调的是新理念的产生，但并没有解释新理念转化为新现实的过程；如前述文化概念与组成，文化演变还应包含新理念转化为新的行为规范、新的社会关系或社会组织以致新的物质产品的过程。
对于由新知识产生至新产品或新现实得到实现的知识创造完整过程的探索，最经典、最透彻的分析仍然是野中郁次郎和竹内弘高的知识创造三要素统一模型。它包括三个基本要素：知识创造的SECI模型、场及知识资产。
（1）知识创造的SECI过程，是从隐性知识到显性知识的知识转换过程，包括社会化（Socialization），外部化（Externalization），联接化（Combination）和内部化（Internalization）。社会化意味着从隐性知识到隐性知识的转换，是分享体验并由此创造心智模式和技能之类隐性知识的过程；外部化将隐性知识转为显性知识，是利用比喻、类比、概念、假设或模型等形式将隐性知识明示化的过程，是知识创造过程的精髓所在，通常由对话或集体反思所触发；联接化是从显性知识到显性知识得转换过程，将各种概念综合为知识体系的过程，它通过对显性知识的整理、增添、结合和分类等方式，重新构造既有信息，进而催生新知识；内部化是从显性知识到隐性知识得转换，主要通过干中学以共有心智模式或技术诀窍的形式内化到个体的隐性知识基础内。经历了这样的相互作用，一项创新便涌现出来。模型认为组织知识创造始于被调动的个体隐性知识，通过知识转换的四种模式在组织层次上放大，并在较高层级上固定下来，并会随着互动社群的扩大，超越团组、部门、事业部、组织的边界而不断往前推进，形成知识螺旋。
（2）场，是知识得以分享、创造和应用的共同环境，它为个体的知识转换以及知识螺旋的展开提供能量、质量和场所，存在形式可能是物理空间如办公室、虚拟空间如电子邮件或网络，和精神空间如共同的理想或文化等，不同主体之间的互动是场形成或存在的关键。与上述四种知识转换过程相对应，场也有四种类型：起始场、对话场、系统化场和实践场；
（3）知识资产，是知识创造过程的输入、输出和调节因子。知识资产可分为四类：经验性知识资产、概念性知识资产、系统性知识资产和惯例性知识资产，是上述四个知识转换过程的必然结果。
所有的三个元素统一为一个整体。简而言之，是组织应用既有的知识资产，通过SECI过程创造新知识；而SECI过程发生在相应的场中，创造的新知识也成为组织知识资产的一部分，成为新的知识创造过程的输入。这一模型强调从隐形知识到显性知识的转换；包括了新构思或新思想的形成到形成新现实的完整过程，但主要是针对企业的创新实践分析得到的模型。
将这一模型扩展应用到文化演化过程中，则需要进行理论上的拓展和历史事实上的探索验证。另外，这一分析模型一个显然的局限是没有说明知识创造的动力源泉。
3实践中的矛盾启动新文化基因的知识创造并促进新基因链的形成
将的《实践论》、《矛盾论》中实践与认识的关系、认识发展感性与理性阶段、矛盾的普遍性等原理与野中郁次郎等人的知识创造三要素模型相结合，我们可以得到：是实践的需要触发了知识创造的过程；直接的推动力正是各类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也就是矛盾；而知识创造的目的或结果，则是为实践中的矛盾提供解决方案。事实上，野中郁次郎等人的知识创造过程模型，也蕴含了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不同阶段：社会化、外部化阶段，以感性知识交流为主，开始向理性知识例如概念转化；联接化阶段则是理性知识的相互组合；内部化则是系统理性知识的实际应用，“由认识到实践”必然经历的过程。
作为特定矛盾的解决方案的新认知或新思想，就可能成为新的文化基因；而现实世界中矛盾的不断发展变化，则为新的文化基因的出现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成为“思想联系链”形成的现实基础；而新的“思想联系链”，即相互联系着的新的文化基因，成为人类推进相关现实世界变化的认知基础。
例如始于佛罗伦萨的文艺复兴过程中的知识创造过程。面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实践要求，佛罗伦萨的人们需要探索理解人与神、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当时的实践环境构成了新理念产生的起始场；各种学校及佛罗伦萨城市共和国内全新的探求新知（表现为追崇古典）的自由氛围，承担了对话场的角色；加上外部知识即古希腊文化成就的输入，人文主义的基本观念即对人性的尊崇，得以孕育形成，形成了对人与神、人与世界的关系的全新认知；上述对话场也触发了这种新的文化基因的外部化，即各种艺术创作实践，各种文艺及美术作品，便是这种外部表达的具体形式；同时或随后，探究人所赖以生存的自然界的规律、探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需求进一步产生，相应的自然科学，如天文学、物理学、生理学、心理学、建筑学；和社会科学如政治学得以产生，并形成了相应的知识体系以及相应的科学与社会实践，进而改变了人们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按照新的知识处理人与自然界、及人与人的关系，而不再唯神命是从；相应地，科学与民主的思想作为新的文化基因也得以形成。形成新的科学或社会实践、改变人们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的过程，就是上述的知识内部化过程，相关的新的实践活动，就是实现内部化的实践场。古希腊文化成就是这一知识创造过程的知识资产的输入，人文主义理念、科学与民主思想等新的文化基因及各科新的知识体系则是这一过程输出的知识资产。与野中郁次郎等人的分析模型不同的是：人文主义观念传播到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的不同领域时，随即开启了新的SECI过程，而不同具体领域的研究与实践，则这种观念在社会生活中实现内部化的具体表现。
由文艺复兴运动的深入发展而导致自然科学成果的积累以及社会经济生活的进一步发展，政治学领域进一步深化拓展为18世纪的思想启蒙运动：一批代表人物在吸收既有科技成果、体验现实群众生活、考察国内外实际的基础上，对理想的国家制度的各侧面及整体结构进行了分析论述。如英国的哲学家洛克和科学家牛顿，法国的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和卢梭，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德意志的康德等，就人民、国家功能、政府职责与权力范围、法治的必要性与内容、宪法的地位等相继做了透彻的分析，进而进行了国家制度的设计，如三权分立、分权制衡等保障个人权利的国家制度及其运行机制；随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实现了各具特色的资本主义体系，包括法国、美国、德国、英国、意大利、俄罗斯、加拿大、日本等。显然，吸收科技新成果、考察实际社会生活的过程，就是社会化的过程，就国家制度各侧面的分析论述及相关成果的出版则是新的政治观念的外部化表达过程，而国家制度的整体设计则是一个相关政治观念系统化整合的过程，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完全实现资本主义制度，则是国家制度在社会现实中的内化过程。
上述过程中文化基因链的形成过程是：人与神之间矛盾的解决导致基本人文主义基本理念，即尊崇人性这一文化基因的产生；而人与客观世界的矛盾是人与神的矛盾解决后必然面临的新问题，它进一步分解为人与自然的矛盾以及人类社会内部的矛盾。分解后各领域的知识创造过程中，针对各自的新矛盾的解决又产生了新的文化基因，例如自然科学领域对于科学方法和科学实验的重视，贯穿于所有自然科学领域；例如西方政治学领域中的民主相关的观念体系：自由、平等、法制、民权等等。这样，不同文化基因的创造、演进就渐次形成一个树形图谱。当然，并非所有新的知识成果都能成为新的文化基因，唯有影响广泛、长期传承的理念，才成为文化基因。从根源看，文化基因所以能长期传承、影响深远，原因在于它对于现实中某类共性的矛盾的解决仍然有意义。而当社会生活中的新问题、新矛盾出现时，新的知识成果或新的文化基因的出现，就成为必然。这正与Gabora提及的递归反思能力所形成的思想联系链相对应。
这种文化基因链的形成过程可为我们新文化的建设提供借鉴。
4新文化的建设要注重各种实践中相关场的建设以及与相关文化基因的关联
由文化的概念所决定，文化创新或新文化的建设，必然地包括捕捉提炼新的理念，设计完善新的制度和政策，完善相关机构的新功能，新的理念的传播，新的实践惯例的扩散等；而由文化演变的知识创造过程及实践动力所决定，关注新的实践中对新文化基因的需要以及相关的各种场的建设具有特别的意义。
例如上海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需要产业界、研究机构、相关政府部门、服务机构等通过开放式创新、整个区域范围的资源优化配置以形成创新生态链和以知识创造、流通及应用为基础的创新型经济，并在全球创新网络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一目标的实现必然地包含着相关文化的创新与不断完善。只有区域范围内的新的创新文化，才能凝聚各方资源与力量、促成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形成。新的文化基因的创造过程，其起始场与最初隐性知识的形成，往往与新的实践过程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种文化建设进程中，企业家俱乐部、企业界与学研界以及政府部门的界内或跨界的论坛、协会的活动等形式，属于实现社会化的起始场或实现外部化的对话场；相关研究机构的合作以及研究机构与实践部门的互动、结合，则是实现相关知识组合化及完成制度或政策设计所必须依赖的系统化场，实地培训、相关宣传资料的编辑出版发行，新闻媒体对新文化内容的传播，“干中学”及实践中的交流等则是实现内部化的实践场必不可少的内容。
起始场、对话场的建立，有利于促进与新实践相关人员的交流、借鉴外部相关知识、对新的实践进行理论探索与总结等，进而实现作为新的文化基因中新知识的社会化、外部化。需要注意的是，当代社会信息化、网络化的发展为相关主体之间的关联、对话提供了诸多便利，起始场、对话场的建立有了更多的可能途径；但隐性知识的交流和传播依靠信息化、网络化的手段依然是远远不够的。
新的文化基因的内部化过程，即实践场的作用，有的靠实践中榜样的力量以及相应的实践体系可潜移默化地传播实现，有的则要注意利用制度的强制力量以及系统的教育体系来实现新的文化基因的植入。例如现实中反腐所要求的“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机制的建设。腐败的大面积发生，无疑与长期封建社会的思想遗留有关，如官本位、封建特权、圈子文化等，不仅仅存在于很多官员自身思想深处，也存在于整个社会的思想意识里；同时，也与我国在强调经济建设为中心任务的过程中忽视相关制度建设有关，如权力设计及运行模式、监督机制以致公务员的薪酬制度等。“不能腐”意味着健全的制度形成了对官员行为的有效制约，这有赖于新的制度设计在实践中的有效内化；而“不想腐”，则意味着一种新的文化观念和行为习惯的形成，与新制度相对应一整套观念体系通过教育已深入到官员的思想深处。
新文化建设还需要密切关注相关的文化基因之间有机联系的方式，有时需要相关基因的变化才能实现特定基因的演变，这是由其内在矛盾的相互关联特性所决定。例如反腐的新制度及其理念基础，可能与其他相关制度、理念的改变密切关联。
中国的建设实践必然需要衍生出新的文明，而新的文化则是这种新文明的内在基础；把握文化创新与建设的一般规律，探索营造恰当的氛围与措施，结合各项建设实践完成文化的创造，是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基金项目：本文曾得到上海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shucx080158）和上海市科技发展基金软科学研究博士论文专项基金（20090610）资助。
参考文献
[1] 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社会学》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Z].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4）：409-410.
[2] R・道金斯.自私的基因[M].卢允中，张岱云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81（12）：267-273.
[3] P・DiMaggio.Culture And Cognition[J].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997（23）：263-287.
[4] L・Gabora.The Cultural Evolution of Socially Situated Cognition[J].Cognitive Systems Research.2008（9）：104-114.
[5] L・Gabora.An Evolutionary Framework for Cultural Change： Selectionism Versus Communal Exchange[J].Physics of Life Reviews.2013（10）：117-145.
[6] K.Nonaka，R.Toyama and N.Konno.SECI，Ba and Leadership：A United Model of Dynamic Knowledge Creation[J].Long Range Planning，2000，33（1）：5-34.
[7] 刘明翰，朱龙华，李长林.欧洲文艺复兴史・总论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11）.
[8] .实践论[C].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7）：259-2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