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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资源的属性范文1
【关键词】亲属关系；文化多元；村庄整合
【作 者】王晓，福建农林大学乡村建设学院讲师、博士。福州，350002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 - 454X（2016）02 - 0065 - 008
一、问题的提出
热爱藏区骑行的人，对位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燕门乡的茨中村一定不会感觉陌生。每年的6-8月，成群结队的游客慕名而来。“名”即在于该村呈现出了一个可以给异文化的人们带来强烈身心震撼的社会文化现象――7个民族杂居，二种宗教共存。就民族构成来说，藏族是绝对的主体，其次是汉族和纳西族，傈僳族、白族与怒族再次之。按2014年的人口统计，全村共276户1234人，其中藏族951人，约占77.1%；汉族203人，占16.5%；纳西族63人，占5.1%；傈僳族、白族和怒族共计17人，合占1.4%。在方面，20世纪50年代前，该村三教（藏传佛教、东巴教和天主教）并存，但随着东巴经文在“”中被付之一炬，东巴教退出该村历史，只剩下佛、耶二教平分秋色。据2014年调查所得数据，全村信仰藏传佛教的有180户880人，约占总人口的63.2%；信仰天主教的有96户454人，亦占36.8%。就是在这么一个身份特征如此悬殊的村落，人们却能够做到彼此尊重，和睦为邻。① 这不得不让人进行追问：它到底是通过什么途径实现自身整合的？
关于乡村整合的问题，学界已有诸多探讨。总体而言，可分三种研究进路：其一为国家进路，强调国家政权在乡村整合中的主导作用。这一研究进路，国外以萧公权（Kung-chuan Hsiao）[1 ]为代表，国内则以徐勇及其弟子为代表① ；其二为社会进路，主要从乡村社会内部入手，挖掘村落整合的诸因素。这方面的研究，早期可见于的“双轨政治”论[2 ]和梁漱溟的“家族本位”观 [3 ]，近则主要体现在贺雪峰、仝志辉所提出的“社会关联”[4 ]概念上；其三为互动进路，认为乡村整合是国家政权与乡村内部诸因素交流碰撞的结果。譬如，张静强调的乡村非正式制度 [5 ]，肖唐镖考察的宗族组织 [6 ]，金太军 [7 ]、杨善化 [8 ]研究的民间精英等，虽是乡村社会内生的，但它们作用的发挥仍要依赖于国家的权力。上述三种研究进路为我们理解乡村整合奠定了坚实的学理基础，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各相关学者的考察都是基于东部汉人社区而言的，如果将其结论放置西部民族地区，由于情景不同，适用性必定有所折扣。缘于此，有学者开始从“地方性知识”的角度剖析边疆民族村寨的整合问题。以茨中村所属的藏区为例，缘于浓郁的宗教氛围，信仰的力量首先引起学者们的注意 [9 ]；其次，民间权威人物，如土司、头人、活佛、喇嘛等也被纳入讨论 [10 ]；此外，民间组织也被相关学者当作实现村落整合的一支本土资源 [11 ]。但稍显遗憾的是，在上述成果中我们却不见对村庄亲属关系的探讨。而在笔者看来，亲属关系则恰为边疆民族村寨实现自我整合的关键。故此，本文以茨中村为个案，试图阐明亲属关系的建构、重申与整合机制。
二、亲属网络的建构
搞清楚实地调查点的人物关系，应该是每个社会人类学者走出书斋步入田野后的第一要务。在茨中村调研期间，通过对人物关系进行观察，发现亲戚关系占去了村民关系的绝大一部分。笔者曾经试图把村子内的亲属关系用作图的方式勾画出来，但最后却发现它变成了密密麻麻、关系交错复杂的一张网。这张网是如何被编织出来的？其背后的建构逻辑为何？以下内容即试图说明这两个问题，并以此作为后文分析的经验基础。
（一）狭小的通婚圈
有学者曾经指出：“婚姻是乡村生活的支点。”[12 ]74这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婚姻是t望地方社会，从而实现整体把握的关键。鉴于本文的研究指向，“通婚圈”又成了笔者关注的重中之重。因为透过对“通婚圈”的考察，我们可以比较清晰地了解到被研究群体的核心关系网络。
所谓“通婚圈”，指的是某一婚姻个体在择偶时选择的地域或群体范围，前者是通婚的“地理圈”，后者是通婚的“社会圈”。[13 ]231通婚的“地理圈”即通婚距离，是测量人们通婚范围的重要指标之一。就该项指标而言，茨中村及其周边地方都十分狭小。台湾学者朱文惠曾经在离茨中村不远的维西县塔城镇其宗村做过田野考察，他指出：“90%以上的婚配集中在以其宗为中心点，一天以内步行路程二十公里平面范围内。”[14 ]80应该说，朱文惠通过实地调查得来的数据在整个滇西北地区具有普适的意义。以茨中村上一社为例，据笔者调查，单村内婚就有13人，占总户数的13.7%；而村外婚也多集中在方圆10里之内，共57人，占60%；10里外的有22人，占23.2%；与外省通婚的仅3人，占3.2%。
分析其原因，大致有二：
其一，交通条件的限制。如果用一个词来描绘滇西北地区的地貌，“横断”无疑最为适宜。对此，美国学者约瑟夫・洛克曾感慨地说：“要走到这个地区是一件很艰难的事，因为它是亚洲最孤立的地区。新疆肯定是遥远的地方，但汽车和飞机使它接近文明。而这里也许从来听不到汽车的喇叭声，因为要在这样的高山深谷地区修建一条公路几乎是不可能的。至机，要找一个搭帐篷的平地都很困难，怎么能有降落飞机的地方？” [15 ]190阻塞难行的交通条件，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人们交往的步伐。以茨中村为例，在20世纪80年代建成高架铁桥之前，村内外的交往多赖于溜索。据村中老人讲述，溜索用竹篾编制而成，碗口粗细，上有溜板。过溜时，人系于溜板之上，依靠惯性俯冲对岸。有时因速度过快，来不及制动，多会发生撞岸致死的事故。恶劣的交通条件无疑成为拷在人们腿上的脚镣，不但限制了他们的行动，而且还束缚了他们的思想。
其二，传统观念的影响。对茨中村民而言，无论是父母还是儿女，他们骨子里并不想分离太远。因为嫁得太远，老人不但就此失去了一个依靠，儿女也将会丢掉来自娘家的支援。田野访谈中，偶尔会听到个别老人因子女远嫁他处而产生追悔莫及之情。“一嫁嫁那么老远，三年两载也不能见上一面，生了病、受了灾什么都指望不上。”对二女儿远嫁福建泉州，肖杰一老人一直耿耿于怀，每说及此事，他都会长叹一声，“估计我这辈再也难见到她了！”从中不难看出，长辈对漫无目标、无法预测的自由恋爱行为，充满了太多的无助及不信任感。
正是这种从内（观念）到外（地貌）的限制，使得整个滇西北地区的通婚圈都异常狭小。而过于狭小的通婚圈势必会导致村庄亲属关系的细密化，村内婚自不必说，村外婚也由于多集中在周边地方，同一个村落的村民之间很容易出现拐着弯的亲戚。如此，以姻亲为轴的亲属关系遂成了该地人际网络的基础。
（二）认寄与结拜
除姻亲外，该村还大量存在着能把个体、家庭串联在一起的拟亲属关系。其中，认寄和结拜是最为普遍的两种模式。
恩格斯曾经指出：“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16 ]72可以说，对世界上所有的民族而言，种的繁衍都是其生存和发展的决定性条件。然而，与汉族相比，学者们一致倾向认为以藏族为代表的西南少数民族家族观念甚为弱化，乃至于无。但需要强调的是，家族观念与传宗接代是两码事，家族观念淡化并不代表他们对传宗接代的事情漠不关心。民主改革前，由于受自然条件① 和宗教观念② 的影响，婴儿存活难度极大，有些家庭一连几胎都中途夭折。对于这些家庭，为了能够顺利地把孩子抚养长大，他们往往会求助超自然的力量。其中，找一子孙满堂的人家认干亲便成为了解开父母担忧的有效途径。在当地村民看来，通过这种认寄方式，孩子就能沾到干爹干妈家的运气，在接下去的生活中便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这无疑就是弗雷泽所谓的“交感巫术”[17 ]19-21的典型。
个案1：金安此里（24岁），是笔者在茨中村做调研时所寄宿家庭的大儿子。据他妈妈（次里永宗）讲述，在生金安的时候，由于家里穷加上不够重视，只找了几位村子上要好的姐妹在家里帮忙接生。但可能是第一胎的缘故，过程很艰难，几个姐妹甚至一时间手足无措，最后还是请来了村子上唯一的女医生阿诺利才得以顺产。为此，次里永宗夫妇便把阿诺利当成了金安生命中的贵人。于是，在金安两周岁的时候，次里永宗夫妇便主动把金安认寄给了阿诺利，以求其健康成长。
如果说认干爹干妈在茨中村还算是零散现象的话，那缘于天主教信仰的原因认代父代母则十分普遍。开篇交代过，天主教在该村势力颇大，按其教义规定，婴儿要在诞生后数星期内领洗，受洗时要找代父代母，职责是帮助孩子从小坚定信仰。针对代父代母的问题，神父应该最有发言权，我们且看茨中天主教堂的姚飞神父是如何表达的：
这是教会的传统，男的请代父，女的请代母。如同小娃娃刚出生需要父母照顾一样，刚领洗的孩子也需要一个信仰比较好的人去引导他，去坚定他的信仰。教会一般提倡找那些年龄稍微大一点的教友，比如中老年，当然中年的最好，因为中年人年富力强，容易对孩子产生影响，但实际生活中，人们还是倾向于找跟自己要好的教友。①
认完代父代母，两家便算是亲戚了。逢年过节，做孩子的都要带些礼物去看望一下自己的代父或代母；而他们的代父、代母也会趁这个机会过问一下他们的学习、生活或者工作的情况，更重要的是给他们宣讲福音，教他们如何做人。当然，受洗入教不只限于孩子，对于那些因婚嫁而改宗过来的成年人亦要请代父代母。肖杰一是本村3个教友的代父，他们在受洗时都已成年，现在甚至都是做爷爷的人了，但每逢过节的时候他们仍不忘提着礼物去看望一下肖老师。有时候限于腿脚不便，他们会让家人代劳，总之礼节不能少。
除认寄外，该村还存在着另一种拟亲属关系――结拜。结拜又称结义、拜把子，是由不同宗族的人结为名义上的兄弟姐妹的行为。历史上，汉族有广泛的结拜之风。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曾说：“今我国民绿林豪杰，遍地皆是。日日有桃园之拜，处处为梁山之盟。”[18 ]212殊不知，相比汉族，藏族的结拜之风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安多藏区，差不多每个人都会有名义上的兄弟或姐妹。如果一个女孩子没有结拜姐妹，人们会认为她是一个很孤僻的人，会被人看不起，甚至还会因此遭到父母的责骂。[19 ]286-287茨中村所在的滇西北地区可能是受到了民族杂居的影响，正式意义上的结拜行为并不如安多那么普遍，但弱化版的结拜――“交朋友”则无处不在。对此，《德钦县志》留有记载：
建国前，德钦盛行朋友会，15岁左右的男女青年，邀约自己年龄相近的，意气相投而友好的人，分别（成立）男朋友会或女朋友会，朋友会多则20人，少则10人左右，一到喜庆节日或吉日良辰，聚集在一起吃“东道”，或在某家聚餐，或外出风景地野炊，组织跳弦子舞、打戒指卦、射箭、对山歌等活动。朋友间有红白喜事，大家都去帮忙，并凑送礼。办喜事时，一般由主办家给朋友会送一笔喜钱，给朋友会吃喝玩乐时所用。建国后，德钦的朋友会仍然存在，哪家有困难或修盖房屋，朋友会的人都要去帮忙。在一家庭里，各有各的朋友会。另外，随着人口及居民户的增加，出现以村或以社为基础的村友会。[20 ]320-321
这里所谓的“交朋友”跟我们平时讲到的“结交朋友”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交朋友”一般是在同性别、同年龄层中的人们之间进行，也就是说，男孩和男孩交朋友，女孩跟女孩交朋友，形成各不相同的圈子。朋友关系一旦形成，就要保证一辈子不会改变。美国学者巴伯若・尼姆里・阿吉兹（Aziz B. N.）曾对定日藏区的“朋友”关系进行过考察，在她看来，朋友关系首先体现了同性成员之间对于集体友谊与集体信任的普遍需求。生活中无处不在的竞争与敌意使个人必须处于某个社会单元中，加入一个可以提供支持的集团，以此作为相对于家庭的选择物，以便在更为广阔的区域社会内进行踏勘。[21 ]220这就预示着，一个人的朋友越多，其社会关系网就越大，而潜在的社会支持就越强劲。茨中村调研期间，给我莫大帮助的刘海清、刘金海、金安此里等就是所谓的朋友关系。他们年龄相仿，打小一块长大，虽然中间有的上学、有的当兵，各奔东西，但现在都又回到了本村。平时，如果没事他们几个就会聚在一起，捣捣台球或者打打篮球，偶尔还会在村头公共煨桑祭祀场吃烧烤、喝啤酒。而所谓交朋友的真谛，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一起长大，一起玩耍，彼此帮助，互不欺瞒。”
三、走动：亲属关系的维持
不管是血亲、姻亲，还是认寄与结拜，关系一旦确定，彼此之间便成为打断骨头还连着筋的“一家人”。但要想使这种关系永久维持下去，仍要靠双方的频繁走动。用肖杰一老人的话说，亲戚不走动也会变成陌生人。所以，“有福共享，有难同担”便成了亲属之间的相处哲学。
日常生活中，如果一家做了什么好吃的，定会叫上周遭的亲属一同分享。笔者在茨中村的女房东次里永宗是远近闻名的巧媳妇，饭做得不但快，而且味道还很好。我因为是北方人，顿顿吃米饭多少有点不适应，一连好几天都是随便划拉两口就说吃饱了。女房东可能看我不太能吃米饭，每隔三五天便给我做一次“苞谷稀饭”。这其实是一种咸粥，用腌肉掺杂五谷熬制而成。由于谷类最不易熬煮，所以做这满满一大锅粥需要从早一直炖到午后。平时村里人都忙于各种活路，很少有人去捣鼓这种花时间的食物。可能是物以稀为贵，每次房东家做这种好吃的都会叫上同村的所有亲戚一起分享，有时邻居也会被邀请其中。
亲属间的互动在春节前的“年猪宴”① 上表现得更为明显。“年猪”是为了过新年要宰杀的猪。一般情况下，在宰杀第一头年猪后，这个家庭会于当天举行一场宴会，被邀请到的都是自家亲属，基本上不请外人参加。从这层意义上说，“年猪宴”其实是一场亲属内部的聚餐。被邀请到的家庭，无论男女老幼，至少要有一个人来赴宴，否则会被认为是看不起主人家。实在不能来的，事后要亲自解释为什么不能来。说明缘由后，双方达成谅解，感情也一如既往。不然两家间会就此埋下芥蒂，关系也将越来越疏远。人不但要来，而且走的时候主人家还会把早已切割均匀的五脏六腑分给前来赴宴的各家亲戚。一家一份，不多不少，凑在一起便是完整的五脏六腑，以示是一个整体。其实，对前来赴宴的各家庭而言，能分到的五脏六腑不会很多，尤其是对那些亲属关系比较稠密的家庭，只能用少得可怜来形容。但这一象征性意味十足的行为却在当地人的心目中起着无与伦比的作用：如果主人家事先没有计算好人头数，或者给某一家的肉食中缺少了五脏六腑中的任何一样，那么没分到或者少分到肉的家庭会当面或者事后向主人家抱怨，以求补偿。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两家随即会产生间隙。
年猪宴的传统与彼德・巴克笔下所描写的萨摩亚人的分肉习俗颇为相像：对萨摩亚人来说，一只猪一般要分成10份，每一份都有一定的名称，分给相应的具有社会地位的人。萨摩亚人如此看重分猪仪式，以至于肉煮的好坏倒成了次要的事。甚至为了分配匀称，招待客人的肉总是煮的半熟。因为如果猪肉煮得太熟，分的时候就可能会被撕烂，就不能按照仪式规定的方法进行分配。若是发生这种情况，主人会感到惭愧，接受肉的人也会不满意。这并不是说萨摩亚人喜欢吃半生不熟的肉，只不过对他们来说，重要的不在于吃猪肉，而在于分给他的肉。[22 ]67分餐是典型的“再分配”交换，在卡尔・波拉尼看来，适度而关键的再分配机制是传统社会中村民最低限度生活的保障。[23 ]7如今，当地人们的生活虽然不再需要这样的平均主义，但它却以象征性的维度继续存在，而且通过年复一年的重复性方式再生产着亲属关系。
四、亲属关系的整合功能
就茨中村而言，其亲属关系的整合功能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应对天灾人祸。美国经济学家贝克尔曾经将传统社会中的亲属集团看成是一个“保险公司”，在“保险公司”内人们礼尚往来，相互赠送礼物，而那些处于危难之中的人们，也能够依赖“保险公司”的帮助渡过难关。[24 ]277囿于恶劣的自然地理环境，茨中村还基本上属于物质稀缺的社会。尤其是在民主改革前，若碰上天灾人祸，人们多半只能望梁兴叹。这时候，亲属关系的援助功能便会凸现出来。刘小弟是我在茨中村调研期间的重点报道人，今年38岁，曾因为贩毒被关进监狱长达10年。据小弟自己回忆，出狱后的他刚开始照样无所事事，东游西逛，正是几家亲戚共同出资给他开办了客栈并买了一辆面包车接送客人后他才逐渐安生下来。说至此处，小弟连连感慨：“这年头，也就家人真心对你好。”现阶段，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的好转，亲属关系作为保险公司的功能便显得不再重要。但是，在其社会组织的潜力之外，它还具有重要的象征维度――亲属制度是对于主观归属、安全感和个人身份的一个重要关注点。[25 ]159
其二，族群关系。在国内外学术界，族际通婚往往被看作是测度不同民族相互关系和深层次融合程度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容。譬如，美国社会学家米尔顿・M・戈登曾经提出衡量和测度族群关系的七个变量――文化、社会交往、通婚、意识、偏见、歧视和权力分配，其中族际通婚便被视为最重要变量。[26 ]虽然择偶制度普遍倾向于“同类联姻” [27 ]75，但狭小的通婚圈及民族散杂居的特征决定了当地族际通婚的必然性和普遍性，并由此培养了人们包容开放的婚姻态度。前文说过，笔者于茨中村调研期间所寄宿的房东家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女孩是妹妹，22岁，在香格里拉县的一所小学做校医。在茨中村调研期间，每次跟村民在一起聊天，他们都会调侃我，说你房主人家的女儿不错，人长得漂亮，你就入赘到他们家吧。甚至当着房东夫妇的面，他们也照说不误。尤其是肖杰一老人，有段时间他甚至真要做中间人代我向我房东讨要媳妇，最终被我拦了下来。由于笔者在茨中村待的时间较长，到田野末期的时候，还真有村民认为我就是来上门的。一件小事即可表明一种态度，一个立场。这说明村民在结婚对象的选择上对于族属的不同并不十分关注，甚至可以说达到了漠不关心的程度。
其三，调和宗教隔阂。茨中村人首次接触天主教是在1865年，当时巴黎外方传教士在邻村自菇建立起一座天主教堂，四处活动，引人入教。异域宗教文化的传入使当地社会自然产生了一种排外性，尤其是它的来势汹汹让早已占据统治地位的藏传佛教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加剧了双方的矛盾和冲突。1905年震动朝野的“维西教案”爆发，自菇教堂被焚毁。1908年外方传教会拿到了教案议结银两，在重建教堂时把选址定在了地理位置更好的茨中村。虽然在迁到茨中村后并未发生大的教案，但它们之间水火不容的态势还是充斥于日常生活中。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自由政策刚刚落实的那几年，佛耶二教之间的张力更是达到了颇为严重的地步。究其原因是这样：在此之前异教子女互不通婚，两不干涉，但“”时宗教身份被取消，很多异教男女组成家庭。然而等自由政策一落实，问题就来了，原来信仰藏传佛教的想恢复佛教徒的身份，而原来信仰天主教的也想恢复其天主教徒的身份，更麻烦的是他们都想迫使对方及子女顺从自己。问题的出现是迸发式的，人们一时间还找不到解决的办法，故当时绝大部分的佛耶共处家庭都或多或少地产生过一些困扰。
个案2：此理央宗为茨中中社人，现年55岁，育有3个孩子，老大、老二为男孩，老三为女孩。据此理央宗讲述，她丈夫是本村人上门，来自天主教家庭，而自己则出身佛教人家，打小耳濡目染接受的都是佛教信仰。由于他们结婚的时间是1979年，尚处于禁教时期，所以在婚前并没有就教派的差异问题有过任何探讨或协商。可是到了80年代，自由政策落实，村民逐渐公开并试图恢复各自的原有信仰。如此一来，公公婆婆经常向她施压，试图让她改信天主教，而此理央宗却以爸爸妈妈信仰佛教为由断然拒绝。其丈夫夹在中间也左右为难，但为了能够使她回心转意遂了自己父母的意愿，他天天与此理央宗理论、争吵。过年时，佛教徒要烧香祭拜山神，但她老公一般都不准其参加。吵架最凶的一次，她老公甚至拿着斧头把家里竖起的经幡全部砍掉。就在这件事情发生的第二年，她老公便遇车祸而亡。在葬礼中，为了避免发生更大的不愉快，此理央宗决定妥协一步，由公公婆婆安排，进行了一场天主教式的葬礼。
此里央宗的家庭情况并非个案，甚至比较而言，她的情况都称不上糟糕，因为虽然她与其丈夫吵吵闹闹一辈子，但最终还算是达成了妥协，而还有一些夫妻，也是因为同样的问题，却至死都没有彼此理解，甚至死后坟墓也没能合葬。
问题总是在彼此磨合中得到解决。异教徒之间大量通婚以及结拜成朋友，都为两教彼此了解提供了契机和通道。现如今，宗教的隔阂早已让位于爱情。只要青年男女愿意，两个家庭也多不会在的差异性上挑刺。目前村民还约定俗成地形成了一套规则，即如果出现信仰不一致的情况，则嫁入方或入赘方要主动改宗以适应对方家庭的模式。根据笔者在茨中村的走访，基本上所有的异教家庭都遵循着这一不成文的规定。虽然对改宗的一方来说，可能会有一段时间的阵痛期，但村民都一致表示转型不是问题，因为通过长期的磨合，人们对两个教派也有了重新的认识。对当下的村民而言，天主教和藏传佛教并无太大不同。正如刘文高所说的：“它们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劝人做好事。”正是基于这份新的认识，村民才做到了摒弃教派差异，彼此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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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COMING RELATIVES：THE SELF INTERGRATED MECHANISM OF MULTICULTURAL VILLAGES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in Cizhong village in the Northwest of Yunnan
Wang Xiao
文化资源的属性范文2
内容摘要: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开发中普遍存在古城保护、旅游开发和城市发展的矛盾,本文从历史文化名城的共有属性――功能属性、文化属性、经济属性的角度解析矛盾的表现形式,为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开发提出建议,以协调三方矛盾,促进历史文化名城的和谐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历史文化名城 属性错位 矛盾
历史文化名城概念及其属性界定
(一) 历史文化名城概念
我国1982年11月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明确了历史文化名城的概念是“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具有重大历史价值和革命意义的城市”,在1986年国务院公布第二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时正式确定。我国于1982年2月公布第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后,分别于1986年12月、1994年1月公布了第二批名城38座、第三批名城37座,之后不断增补,目前我国总计110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
(二)历史文化名城属性
历史文化名城具有多维属性特征,它首先是城市,是人类聚居的一种场所,因此,城市属性是其本质属性。其次,由于历史文化名城内保存有特别丰富的文物,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革命纪念意义,能较完整地反映一些历史时期的传统风貌和地方民族特色,因此,历史文化名城是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文化属性。而且,历史文化名城以其悠久的历史、丰富的内涵、优美的景色吸引了各地的旅游者,因而又具有旅游资源属性。
功能属性:城市属性。城市是人类各种形式的聚居场所之一,是在一定地域内,由特定人群发生的社会活动、社会关系以及生活方式,由共同人员组成的地域社会,是人类活动的场所和聚集中心。历史文化名城是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仍然是部分居民日常生活、工作及旅游的载体。文化属性:遗产属性。历史文化名城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价值,因其不可替代性、不可恢复性、共享性和非赢利性,具备遗产保护的典型意义。我国所评选出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具有独特的景色风貌和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符合《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公约》中的某一或几项条件,可作为文化遗产加以保护和利用。因此,遗产属性也是历史文化名城的属性之一。经济属性:旅游资源属性。历史文化名城作为一个特殊的旅游客体,其旅游资源是以古城的各种建筑实体为载体,包括存在于历史文化名城这种空间内的能够吸引旅游者的一切人类物质和精神文化的成果。历史文化名城特别强调营造“宜居宜游”的理想生活环境,风格独特的人文景观,为旅游发展提供基础,为当地经济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开发过程中的属性错位
(一)功能属性为重,“城市化”破坏古城“原真性”
片面追求经济的发展、生活条件的改善,过分强调城市属性优先,忽视遗产属性的保护,也不谈旅游资源属性的合理利用,会对历史文化名城造成很大的破坏。随着经济的发展,历史文化名城“城市化”速度加快,古城风貌面临建设性的破坏。
(二)文化属性优先,“标本式”保护禁绝开发
文化属性优先是指忽视历史文化名城所处的时代背景,过分强调对历史文化名城的“真空保护”,是一种“专家保护”和“政府保护”,是一种限制性保护模式。将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工作停留在标本式保护阶段,甚至否定重视遗产安全前提下进行的开发与利用,忽视城市属性和旅游资源属性的存在。这必然导致遗产属性保护动力不足,效率低下,以至影响古城的修缮、保护等。
(三)经济属性为主,重视旅游开发忽视资源保护
有些地方热衷于历史文化名城旅游资源带来的短期经济价值,把开发利用古城旅游资源作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最有效、最直接的途径,忽视旅游发展带来的过量游客和大量旅游设施建设给历史文化名城脆弱的生态环境和居民独特的生活观念造成的冲击。使得历史文化名城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人工化、商业化倾向。最终以生态失衡、历史真实性与风貌完整性消失等为代价,换取地方经济一时的发展和繁荣。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开发属性错位引发矛盾的表现形式
(一)古城保护与城市发展之间的矛盾
静态保持限制城市发展。“原真性”始终是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重点,但它在实践中经常被曲解为以保护为终级目标,为保护而保护。历史文化名城需要从各个方面展开多目标的保护,但在现实中常常表现在只“保”不“护”,强调“还原”地保持本来面貌,这不仅限制了城市的发展,而且引起居民的反感。基础设施的缺乏和道路的不畅给居民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很多人搬离了旧宅,致使古城“空心化”现象严重。城市发展导致传统文化衰落与环境危机。历史文化名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随着城市的发展、知名度的提升,居民与外界的接触机会增加,当地文化在与各种外来文化的反复接触、碰撞中,发生了潜移默化的质变。当地居民的生活不断丰富,眼界不断开阔,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生活消费方式等逐渐向现代化发展。但同时也淡化了原有宁静、古朴、雅致的生活氛围,甚至导致当地文化逐渐消失。另外,居民自发的建设活动破坏了许多传统建筑,这种人为的建设性破坏对古城格局的破坏极大,许多传统的古建筑精华因此不复存在。
(二)城市发展与旅游发展之间的矛盾
1.社区居民获益少,态度消极影响旅游发展。由于民主意识不强、经济发展滞后、知识水平有限和参与意识不足等多方面原因,我国社区居民除通过参与经济活动获取收入以外,几乎是被动参与旅游开发的。旅游开发中的旅游规划、旅游经济活动、环境保护以及社会文化维护等各项活动基本由政府和开发商包办,尤其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社区居民在旅游参与过程中大多处于被决定、被包装、被表达、被展示的状态。
2.游客超容,影响城市环境。旅游容量是指一定时期内不会对旅游目的地的环境、社会、文化、经济以及旅游者的旅游感受质量等方面带来无法接受的不利影响的旅游业规模最高限度,一般量化为旅游地接待的游客人数最大值。当前历史文化名城普遍将旅游视为当地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积极打造城市旅游,以提高旅游收入,却忽略了旅游收入的激增即游客人数的激增,这会给古城环境带来的各种消极影响。特别是黄金周和双休日旅游热带来的巨大的游客流,大部分已经超过了目前历史文化名城旅游容量允许的限度。游客超容量带来一系列的连锁问题,如旅游地环境恶化,服务质量下降,游客满意度降低等。对当地居民来说,旅游地是生活和工作的场所,过多的游客对环境的破坏和污染将严重影响居民的正常生活秩序。
(三)旅游发展与古城保护之间的矛盾
1.旅游产品表象化,掩盖古城文化内涵。旅游作为一项给人轻松、愉悦感受的大众休闲活动,其本身就是为了给游客提供区别于常态生活的体验,所以旅游经营者在设计旅游产品,展示古城文化内涵以吸引游客时,更倾向于提供通俗性、娱乐性、游戏性强的旅游项目,从而顺应大众旅游者的心理,符合旅游者的消费偏好。而保持文化原生态的旅游产品如同阳春白雪既高雅又严肃,经营成本较高且风险大,曲高和寡。两相比较,旅游经营者较容易选择大众文化性质的展示方式,利用古城文化某些外在、表层的东西,以商业化、娱乐化的表现形式使游客获得审美体验,但这难免会带来文化展现的肤浅和庸俗。
2.旅游地商业化经营,古城形象失真。旅游开发商关心的是经济效益,他们热衷于将资源商品化。目前古城的商业化经营表现为:利用古城实体资源引导视觉消费、店铺和院落商业化经营、景区周边进行房地产投资;利用地方文化和生活习俗经营餐厅饭店、打造宾馆客栈、设计旅游纪念品、提供歌舞表演等活动。这些经营活动会造成古城商业氛围浓厚、文化氛围消弭、空间结构转变、古城形象失真等。
3.古城保护不力,阻碍旅游发展。由于历史原因和近年来“发展”思潮的影响,目前历史文化名城的面貌大多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古城风貌无法真实再现,与旅游者对古城的心理期待存在差距,导致旅游者游后评价不高,重游率低,阻碍当地旅游进一步发展。
相关政策建议
(一)努力协调有效保护与合理开发
保护和开发并不是绝对对立排斥的,它们有共同的利益趋向和价值取向。保护是绝对的,需要较大投入,但并不是毫无效益。历史文化名城不同于山水城市,它的经典内涵是历史和文化。在历史文化名城开发中,应将古城的历史文化旅游资源置于一个核心的位置,保护文物古迹的真实性、完整性和相关历史环境。从古建筑的设计、构造、材料、样式、色彩、体量及空间位置等方面入手,从影响古城整体格局、氛围、环境等方面进行考虑,多层次多手段来保存古城历史文化遗存。
历史文化旅游资源是古城旅游发展的源泉和基础,对其保护的不利,将使古城旅游开发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正确处理有效保护与合理开发之间的关系,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创新,才能全面提升历史文化名城的旅游吸引力和潜力,从而实现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旅游的双赢。
(二)实现“游客-居民”双向满足
古城文化是当地居民真实的生活再现,只有当地居民和居民的真实生活才能给古城赋予无限活力。所以开发部门应该致力于古城原真性的保护,让游客体验真实的地方风情和历史文化。另外,改变将历史文化名城视为单纯的旅游观光地的做法,切实考虑生活在历史文化名城内居民的社会地位、生活方式、价值取向,改善他们的生活环境,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这样不仅能调动居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还有利于古城的保护。
(三)走差异化发展路线
目前大多数历史文化名城的旅游仍然以观赏游览为主,这种经营方式虽然容易操作,便于招揽各类游客,但是旅游过程短暂,游客体验有限,游客的消费层次不高,重游率低,古城居民的旅游收入也就得不到提高。历史文化名城旅游开发必须要突出其文化内涵,把当地特色文化展示给游客,使游客充分体会历史文化名城文化的博大精深。这就要求对当地文化旅游资源深入挖掘,除了对建筑艺术进行详尽的介绍和扩展,还要收集历史文化资料,重点展示当地名人、名事,继而进行周密细致的策划,推出不可模仿的精品产品。
(四)积极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首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起到了《文物保护法》的宣传作用。申报政府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大规模地拆迁违章建筑,整治周围环境。而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必须接受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的监督,古城能得到更高层面的保护和监督。其次,世界文化遗产是一个地区的品牌,是该地区人文价值的亮点,对当地文化旅游起到提升拉动作用,从而能够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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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资源的属性范文3
[关键词]本体论；大学本体；资源分类
[中图分类号] G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7）01-0025-03
大学本体是大学得以存在的根本， 也是高等教育的基本问题。长期以来，人们对大学本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哲学层面，对于“高深知识”“学术”“大学文化”的表述也较为抽象，对何为大学本体并未达成共识。本体论（Ontology）有“是论”、“存在论”等多种译称，是西方关于“存在”的学说，是哲学的理论基础，也是一种科学研究的方法。在市场经济和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当下，受功利浮躁的价值观影响，人们对大学价值的认识在发生着变化，大学在发展中亦出现了诸多问题。本文从探究大学本体这一问题切入，探讨大学本体是什么进而转向研究大学本体构成要素是什么，通过对大学本体要素内涵的阐释，探索大学内部资源分类。本研究有助于决策大学内部资源配置的总体方向，也有助于解释大学内部存在的诸多深层次问题。
一、大学本体的内涵及属性
“本体”在中文语境中的基本含义是事物的主体或自身，事物的来源或根源。人们在探求存在物的“本”和“根”，研究某一现象、观察某一事物时总要去问它的“本体”是什么？本体论实际上包含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一个是事实，讨论“何物实际存在”的问题；另一个是承诺，即理论或学说许诺了什么东西存在的问题。那么大学本体是什么？目前总的研究认为，大学是人与人之间围绕高深知识开展一系列活动的场所。实质上大学本体也是一种理解，它是与人的目的和需要相联系的，本体的价值和作用体现于人们对其所做的解释是否合理之中。无论是教学还是研究，只要人与人围绕着高深知识在机构中发生交互作用，大学就永远是大学，不会因为机构、理念、设备、地理位置或管理制度的更新而变成其他。从大学的发展历史看，大学存在依据和存在方式受时代背景和社会需求的影响在不断变化，但大学始终是以人为根本、以人和高深知识发生关系为存在基础的；大学作为社会的一个机构，不论中世纪乃至更早，它都不可能游离于社会之外，大学培养的人应是社会有用之人、文化人或社会精英；在大学与国家的关系上，从有独立的教育机构以来，政教从来不分家，国家通过教育政策、教育经费、教育目标等，对大学等教育机构进行管控，大学也承担着文化发展及国家赋予的责任。
本体论在对本体属性作描述时，涉及一个常规的问题即本体和现象，而本体和现象可以理解为事物不同的属性。本文认为大学本体属性分三个层次：一是实体属性。在大学中，学生、教师、课程、专业和学科是构成大学本体的五个基本要素，而任何一所大学都必然包含这五个要素，这些要素是基于大学组织之中可感知的“实在”的存在，具有实体属性。而实体属性是大学本体的第一属性，其他属性依附于其上；二是学术属性，学术属性是大学本质属性，也是大学特有的属性；三是文化属性，文化属性是大学的本质属性，但不是大学特有的属性，属于大学的功能性范畴。大学虽然是以专业教育为主业，但专业教育实际上与文化素质教育是相互渗透、贯通和融合的，专业教育亦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容，学术和文化属性是依附于大学本体所展现出的一种本质属性，大学一旦产生，其文化属性就成为一种客观存在，不会因为人的主观意志消失或转移。由于学术和文化是意识形态的产物，难以割裂，本文将大学的文化属性和学术属性通称为大学文化，或者说大学文化彰显着学术和文化的特性。
二、大学本体构成要素及内涵
本体论承诺是一种通过“物与词”的对应关系，来寻找事物根源和本质联系的方法，这种分类方法能够让持不同分类方法的人，对同一事物的认识得到共性的结论，但对事物的认知可能由于分类不同而产生不同的结果。[6]我们对大学本体作以下假设：
（一）高深知识存在关系的人主要是教师和学生
不论何种类型的大学，其始终是围绕学生和教师而建立的，学生和教师是大学中最重要、最具活力和不可分割的一对要素，也是大学得以存在的根本。在大学中，教师既是文化和知识的传递者、生产者，也是具有特定的学科知识和文化素养的生命载体，是大学之灵魂。学生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进入大学通常是其求知欲望和发展的内在和外在的需要，学生与教师围绕着高深知识发生关联。学生的任务是学习和初步的研究，涉及的内容也是高深知识。一个好的大学能否培养出更多优秀学生，关键在教师，而教师存在的价值在于学生。
文化资源的属性范文4
文化产业园区与其他类型园区的构成要素具备基本定位的联系性与区别性，以及构成内容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文章围绕对文化产业园区属性概念的界定范围与类型的区分内涵特点分析，得出构成文化产业园区的主要构成要素。
［关键词］
文化；产业园区；概念界定；构成要素；园区类型
园区一般是指政府集中统一规划指定，专门设置某类特定行业、形态的企业、公司等进行统一管理的区域。文化产业园区是园区的一种形式，它具备特定的业态组合要求、是新形势下文化产业集聚的载体，具有文化创新力和经济效益统一的实际意义。文化产业园区的构成要素研究应从属性定位、构成原则、作用机制、架构模式等角度出发，即文化、产业、管理、政策、服务、创新、整合、集聚。且文化产业园区与其他类型园区的构成要素具备基本定位的联系性与区别性，即社会属性与经济属性的演进与承递关系，及发挥作用的不同层级和角度的区别；构成内容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即基础要素如都需具备统一管理、产业集聚、市场资源、配套服务等构成要素普遍性特征，也具有统一生产、生活、生态三方要素融合统一的特殊性特征。
1园区概念的界定支撑要素分析
对于文化产业园区的概念，国内外近些年对此探讨的研究越来越多，对文化产业园区概念进行的探讨有德瑞克•韦恩提出的文化园区概念，HilaryAnnefrost-Kumpf提出的文化区概念［1］。其共性是提出文化园区是具备一定文化娱乐、生产消费相结合的，是具有多功能性的、提供就业的、社区性的地理区位。在我国，对于文化产业园区的概念则包含了集中不同的称谓，如创意产业园区、文化产业园等，对于文化产业园区概念的界定，则偏向不同的着重点。如陈少峰认为文化产业园是以产业集聚的方式来推动文化产业发展。赵迎芳则强调文化产业园区的孵化器功能、创新研发能力、专门的服务管理机构、公共服务平台、基础设施保障和公共服务能力的集聚区特征［2］。
2园区类型及特征要素分析
产业园区的发展历经了工业园区、生态工业园、后工业园几个主要的阶段，文化产业园区便是后工业园的主要表现形式。在这一系列的发展过程中，对生产、生活、生态的态度则由对立逐渐走向统一，而文化产业园区在对此三者统一的基础上也根据不同的侧重点，按园区发展的模式划分出了几种不同的类型。
2．1政策导向型园区
此类园区是在地方政府规划和推动下建立和管理的园区，具有很好的经济支撑和政策支持，“政策”、“产业”是重要构成要素。此外，政府作为规划者和管理者的角色，因其调动资源的广度和力度，在服务园区企业、搭建服务平台、提供市场资源等方面具有优势，具有沟通内外的中介连接功能，“中介”也是其构成要素之一。
2．2开发商导向型园区
此类型园区一般是民营或私企对其进行统一管理，侧重经济效益，在园区开发和经营模式上具有一定的创新思维，能够吸引企业入驻并形成产业集聚。此类园区以“资金”“资本”为主要构成要素。但因其对商业经营和经济效益的侧重，对产业链培育、和产业的成熟完善则需要进一步提升。
2．3资源导向型园区
如对传统文化或特色文化资源依附型园区。这类园区具有一定的先天资源优势，内涵上侧重地方文化、艺术和工艺传统为特点，主要以“文化”、“感官”、“体验”为要素特点；以大学或特殊人才聚集地为依托型园区。此类园区依托“人员”优势，集聚创意人才、学术能力和研究能力，能够在“学术”、“学习”、“教育”要素中体现优势；先进科技资源为依托型园区。此类园区一般依托高新技术密集，科技产业发达、高科技企业聚集、科研机构和人员资源丰富的地区为依托，其构成要素着重以“研究”、“研发”、“技术”为要素特点。
3文化产业园区的构成要素
通过以上的分析和研究可以得出文化产业园区的构成要素的基本框架：直接或间接受宏观政策及区域政策的影响、并对其规划、发展发挥重要作用；依托雄厚资本和社会、文化、环境等资源；具有产业及产业链培育或集聚能力；具有学术、研究、研发水平；具有服务管理功能、沟通内外市场及要素间流通；具有明显文化属性特点、满足特定文化需求、形成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统一生产、生活、娱乐、消费的有机体。在其基础要素、发展要素、功能要素的分析和研究中，得出文化产业园区的构成要素包括：政策、产业、文化、研究、学术、资本、服务。由于文化产业园区的概念在不断完善，园区发展也在不断升级，对于文化产业园区构成要素的研究和分析也将从不同的角度逐渐完善和成熟。
作者：吴侨 单位：长春建筑学院文化创意产业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文化资源的属性范文5
[关键词]教学服务型大学 基本属性 发展要求 发展方向
[中国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843（2013）06-0036-03
[作者简介]陈明，嘉应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讲师（广东梅州514015）
依据我国大学分类的一种观点，教学服务型大学是指位于教学研究型和教学型之的一种层次和类型的高校，它的基本属性和特征对该类大学的办学理念、办学制度和办学行为提出了特定的要求，规定了其办学方向。只有深刻把握教学服务型大学的基本属性和基本特征的丰富内涵和客观要求，才能够实现教育“收益”的最大化。
一、基于地域性属性的发展要求
教学服务型大学地域性属性的基本内涵有两个方面。一是从立足方位看，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地理等因素往往在其所在地方大学身上烙下某种独具地域特色的标签和印记。区域社会的经济、地理、历史等因子相应地也对所在大学的发展环境和财政实力、区位特点和交通状况、历史文化和精神传统等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尤其是源远流长，历久弥新的地域历史文化传统，整合了地域的经济、政治、地理等多元因素，传承着地域文化的遗传基因和生成密码，成为所在大学独具的学术资源和独享的精神传统，使其饱含浓郁、深厚的地域文化特征。二是就服务面向而言，大学的两种主要产品就是学生和学术成果。从其来源看，学生和科研课题主要来自地方。从其去向看，学生和科研项目主要服务地方。
相应地，教学服务型大学的地域性基本属性的两个内涵对其发展有两方面的要求。一是从立足方位的内涵看，要求建设具有浓郁地域文化风格的特色大学，这就要求处理好文化创新与科技发展的关系。教学服务型大学应以科技发展为实力，以文化创新为特色。这种特色不只是地域的资源禀赋及产业结构所要求的学科专业特色，还应具有综合性特点的地域文化特色。地域文化不只是凝练了地域历史优秀传统，还浓缩了地域经济等社会要素精华，是传承历史、继往开来的时代精神旗帜。大学既要发展科技，更要传承和创新文化。应植根乡土，传承、创新和弘扬地方特色文化，加强地方文化软实力，打造地方文化特色，加强文化创新和文化引领。
二是从服务面向的内涵看，要求成为地域的大学而非“在地域”的大学，这就要求处理好自主发展与融入地方的关系。现代大学制度有两个基点，一是独立自主，即大学独立于政府及政治；二是学术自由，即大学内部行政权力服从、服务于学术权力。学术至上，教师的教学研究和学生的学习自由自主。然而，独立自主是指与政府处于平等地位，不当政府的附庸和奴仆，但并非不能开展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合作。相反，密切有效的合作会使大学赢得发展所需的资源、卓越的声誉和应有的尊敬。学术自由也并不排斥学术的转化和应用，相反，学术服务会给学术发展带来动力和空。因此大学应以自主发展为精神，以融入地方为宗旨，既要在学术上自由发展，又要在服务上融入社会，成为地方引以为傲的“我们的大学”，而非仅仅是存在于地方的大学。
二、基于跨越性属性的发展要求
跨越性属性的基本内涵，一是从发展阶段看，“抢抓历史机遇，顺应时代趋势，发挥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发展”已成为诸多教学服务型大学居安思危、面向未来的发展共识。教学服务型大学承担着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的社会责任，肩负着知识经济转型和学习型社会构建的历史使命，实现办学规模与结构、质量和效益的跨越责无旁贷。二是从发展层次看，教学和研究职能属于两个基本层次，服务创新等其他职能应该属于他类范畴。显而易见，不论教学型抑或研究型大学都具备服务创新等功能，只不过存在服务创新类型、领域、能力和水平的差别。
从发展阶段看，教学服务型大学要求校园建设和教学基本建设实现跨越式发展，这就要求处理好规模结构与质量效益的关系。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背景下，教学服务型大学，尤其是一些新建地方本科院校的硬件和软件建设十分薄弱，与一个本科大学的要求很不相称，名不副实。所谓大学建设，其中校园建设是前提和基础，教学和本科内涵建设是根本和关键，前者可称之为硬件，后者则为软件。地域性大学唯有制定立意高远，科学筹划、分步实施的战略规划，以校园建设为基础，以结构优化为关键。以内涵建设为根本，以质量提升为生命，尽快从“硬件不硬，软件太软”，“前有强敌，后有追兵”的困局中突围，才能化解危机，赢得生机和先机。如果错失良机，亦步亦趋，苟且偷安，将不免陷入重重危机。
从发展层次看，教学服务型大学应该处理好教学、研究与服务三者之的关系。当今时代，知识经济地位明显，“知识经济的本质是创新，培养创新人才成为学校的基本任务”，开展创新研究、取得高新成果成为展示高校学术水平和实力的关键，以创新型人才和高新成果服务社会成为高校履行社会服务职能的导向和需求。培养创新人才，进行创新研究，开展创新服务，培育创新文化，这种全方位多层次创新的要求就是推进高校提高学术研究水平的时代潮流和不竭动力。高校唯有提高研究水平和能力，才能更好地回应时代需求和谋求生存发展。
三、基于依存性属性的发展要求
依存性属性的基本内涵是，地方大学与地方有着地缘、血缘、人缘、财缘、情缘五种缘分，相应的关系就是鱼水关系、兄弟关系、伙伴关系、同盟关系、亲情关系五种关系。因此，校地双方具有生存发展相互依存、相互促进、荣辱与共、相濡以沫和生死相依的依存性。
从校地关系看，要求校地构建和维护兄弟式的亲情关系，这就要求处理好人缘与情缘的关系。从地域历史文化等因素来看，校地之具有血浓于水的血缘、一衣带水的人缘和唇齿相依的情缘关系。校地双方都应该十分珍惜和尊重这份天然的宝贵联系。任何政策、关系和行为的主体都是人，“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所以要以人为本，以情为系，充分发掘利用好共同而独特的地域历史文化资源，以文载情，以情动人，珍惜维护好人缘、情缘。
从生存发展看，要求校地双方优势互补，互动发展。这就要求处理好地缘与财缘的关系。大学应树立“财地相依，借地生财”的经营之道；地方应有“科技强市，人才兴地”的发展理念；大学应以“立足地方，依托地方，为了地方，服务地方，引领地方”为宗旨和使命，地方应以“规划大学，建设大学，支持大学，保护大学，美化大学”为责任和担当。校地双方可以通过校地联席决策领导机构和管理机构等制度设计，将校地双方互动发展的理念转化为现实行为。
四、基于服务性属性的发展要求
服务性属性的基本内涵，一是从职能结构看，在大学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创新四大职能中，教学型层次的大学因其研究和创新的实力和水平有限，自然以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职能为主，以科学研究和文化创新职能为辅；二是从价值取向看，地方对大学不断增长“人才支持，智力支撑，科技驱动，文化引领”的服务性需求，以及大学自身“以服务换支持，以贡献促发展”的内在动机，这种内在动机与外在需要的碰撞与交汇，使得教学服务型大学的价值取向聚焦于服务性导向。
从职能结构看，要求处理好教学、科研、服务三项职能之的关系。这就要求教学服务型大学以服务为桥梁和纽带，促进教学、研究和创新的科学发展。从价值取向看，要求以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为宗旨，这就要求处理好服务与需求的关系。大学的服务不只是与地方开展订单培养和无缝对接，适应和满足地域经济的现实需求，更要发挥其先进思想文化的灯塔和高新科学技术的研发中心作用，来引领地域思想文化潮流，移风易俗，以及引领地域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并预见和满足地域的科技需求。为达成服务型大学的价值目标，需树立全方位服务、全员服务、全过程服务的三全服务理念，为地方政府提供政策咨询、发展规划等智力支撑，为地方行业企业提供学术及技术支持，为地方各业、各界提供人才培养和终身教育服务，为地方文化品位提升提供学术引领等。
五、基于综合性属性的发展要求
综合性属性的基本内涵是，由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对多层次、多类型人才以及复合型人才的客观需求与压力，以及内部学科专业的交叉融合，使得教学服务型大学在学科结构上具有综合性发展特征，在类型结构上具有综合性大学特征。
综合性属性要求处理好综合发展、凸显特色与专业导向的关系。以学科综合为基础，以学科特色为龙头，以专业需求为导向。学科是大学的基本建制，大学的学术活动围绕学科而展开。综合发展是学科内在生长的要求，符合学科融合生长，交叉互补的发展规律。因此，人文学科、社会学科，理学，工学要综合协调，按照地域需求的轻重缓急有重点、有步骤地发展，以建成综合大学为目标。办学特色的核心是学科特色，通过做强和凸显特色学科领域，以激发和带动相关学科的发展。专业以学科为基础、为主干、为源泉，学科以专业为导向、为应用、为动力。专业需要学科的支撑，学科需求专业的驱动。专业设置和调整以大学所在地域当前和未来的市场需求为导向，适应和引领地域需求。同时，专业的需求和发展也对相关学科的建设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六、基于开放性属性的发展要求
开放性属性的基本内涵是大学应实行多元化开放办学以整合区域社会系统资源。教学服务型大学应该遵循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和要求，同国内外各级高教机构及学术组织开展交流学习和合作共享，以达到提高学术水平、提升办学层次和增强社会服务能力的目的。
从办学模式看，教学服务型大学要求多元化办学，这就要求处理好经营与共享的关系。所谓经营就是盘活资产、整合资源以创造价值的过程。大学有着设施、人才、科技、文化等多样化的资源和产品，要采取激励和保障措施，以适宜和有效的方式为区域社会服务，以创造价值并促进自身的发展。大学是一项神圣的公益事业，应该广为宣传，广开渠道，整合政府、校友、侨胞、乡贤、名流、家长、公益社团等社会各界的资源，共同促进其发展；大学也是一项公共产品，要以共享的精神来倡导和推动校地共建大学的各项建设，实现资源的共建共享。
文化资源的属性范文6
一、正确认识文化产业的内涵
文化产业是指通过人们创造性的劳动，把知识、信息和意象等文化资源转化为具有交换价值的文化娱乐产品和服务的产业。事实上，文化产业概念的提出，具有浓厚的工业革命时代的特征。19世纪下半叶，科学技术催生了视听产业这一新兴产业，以其批量、规模化生产为基本特征，从而改变了以往舞台演出等艺术样式个性化的文化生产方式。而也正是视听产业具有“复制”这一特点，使其。进入产业化阶段。文化产业是一个国际化程度很高的概念。这就要求兵团发展文化产业要充分考虑如何使文化产业与兵团文化特色和兵团精神相结合，也就是如何发展兵团特色文化产业。通过特色文化产业的发展，来推动一个国际化程度很高的产业与兵团文化元素、区域特点和屯垦特色相结合。总之，对文化产业理解应是动态的，要在实践中不断深化、不断分类化，要正确认识和把握其多元化的特点。
二、正确认识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关系
2002年党的十六大明确划分了经营性的文化产业和公益性的文化事业，确立了文化产业的市场和政治地位，为文化产业发展及文化体制改革进一步扫除了障碍。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从性质上讲，文化事业具有公益性、公共性，而文化产业则具有经营性、市场性。从满足的对象及内容上看，文化事业满足的是广大兵团干部职工群众的基本文化需求，文化产业是满足的是广大兵团干部职工群众的多样性文化需求。从实施主体看，文化事业的主体是行政部门或事业单位，主要依靠财政投入，同时兼顾社会捐赠和民间参与，即以政府为主导，以公共财政为支撑。而文化产业的行为主体主要为自主经营、自我发展的文化企业，其中既有国有企业，也有民营企业，同时也包含了个体经营者。从目标取向来看，文化事业更多承担着教化和引导的作用，通过传播先进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推广普及高雅艺术，从而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文化产业是在遵守我国法律和相关政策的前提下，根据市场的需求来创作生产满足多样化、多层次市场需求的文化产品。从追求的效益侧重点来看，文化事业更多地追求社会效益，文化产业是在确保社会效益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追求经济效益。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尽管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都强调成本收益，但两者仍有区别。文化事业不强调投入产出完全挂钩，更为关注其产生的社会效益，其投入来源于政府，在生产时更注重社会效益，因此，成本控制之于文化事业的意义更多地在于保证资金使用的合理性，尽量避免不必要的浪费。而文化产业则是要在市场中运营，必须先确保经济效益同时兼顾社会效益。特别指出的是，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是可以相互促进的。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会为文化产业的发展培育出良好的文化土壤、消费人群。通过不断参与文化活动，群众就会感受到物质生活以外的精神愉悦，会自觉地去消费更多的文化产品。健康的兵团文化产业也会带动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很多文化产品不断成为兵团文化事业的内容，其宣传的价值观会转变成为文化事业的价值。
三、正确认识文化产业与意识形态的关系
相对于传统的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等经济门类，文化产业的特殊性并不在于其商业属性，而在于其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属性。人们往往在欣赏电影、观看戏剧、聆听音乐甚至是游戏玩耍时，潜移默化地被特定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所影响，并最终对全社会的精神结构产生深刻的影响。因此，文化产业除了为本国谋求一定的经济利益之外，更可以成为国家宣扬或抑制某种意识形态的工具。在当前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谁拥有了发达的文化产业，谁就更好地掌握了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动权。我国的宣传思想工作中，如果对文化产业的意识形态属性忽视、低估甚至是迟钝，其结果都将非常被动。文化产业特征具有以知识、信息、休闲、娱乐为主要特征，但其核心是文化价值的传承和高扬。文化只有成为满足人们多层次、多样化文化消费需求的商品，引导和顺应大众的精神需求，被大众主动接受、认同，文化的意识形态才能表现出来，作用才能得以体现。文化产业可以为兵团屯垦戍边核心价值观体系建设提供更好的载体，通过构建、导向、扩散、创新和整合，在屯垦戍边核心价值观体系建设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新形势下，要大力宣传以“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为主要内涵的兵团精神，让更多人了解兵团精神。同时要积极推进文化产业发展，通过文化产业发展，给人们提供丰富多彩的文化产品，在潜移默化中完成对人们屯垦戍边核心价值观的理解和认可。
四、正确认识文化产业与一般产业的区别
文化产业与一般产业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1.内在属性。从内在属性看，相对于一般产业而言，文化产业最主要、也是最突出的特殊性就是其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这是文化产业区别一般经济产业最根本的特征之一。2.生产与运营。从生产和运营看，与一般经济产业不同，文化产业生产的更多是内容产品，因此从产业受益而言，文化产业既具有较高的附加值和收益率，也由于精神需求的不确定性而具有较大的风险，文化产品的市场需求比一般物质产品更加难以预测。文化产业发展不会随着自然资源的枯竭而萎缩，其需求也不会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减弱，反而会在经济进入中等发展阶段和物质资源逐渐减少的情况下，更加凸显出独特的优势和勃勃生机。3.功能和作用。从功能和作用看，文化产业作为文化与经济结合的产物，既能发挥一般经济产业所共有的功能，同时又由于自身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属性和内容生产的特点，能在现实中起到传播范围广泛和内容丰富多变的作用。4.阶段性特征。我国文化产业领域广泛，涉及部门多，现阶段文化产业在一定范围内的行业控制与普遍的市场竞争并存，文化产业发展势头良好，但发展水平较低。
五、既要依托资源，又要跳出资源掣肘
目前我国文化资源的开发模式，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地区文化资源开发模式，都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依靠丰富的文化资源和生态资源简单进行文化工艺品的开发和景区文化的初级开发。但从长久来看，随着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需要，资源型产业生产收益递减规律导致区域发展失去资源收益的支撑，大量沉淀成本的存在使资源型产业结构呈现刚性。而经济欠发达地区本身产业结构不合理，产业间关联度较低也影响了其可持续发展。所以，对兵团屯垦文化资源的开发而言，一方面，仍需要利用资源，对其进行科学合理的开发，以较大的文化附加值实现经济效益的提升；另一方面，不能完全依赖资源，要通过文化创意产业，实现新型文化产业形态，不断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六、正确认识文化产业与旅游业的关系
旅游业是以旅游资源为凭借、以旅游设施为条件，向旅游者提供旅行游览服务的行业，主要包括“食、住、行、游、娱、购”六个要素。文化与旅游两者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随着文化产业和旅游业的发展，文化与旅游越来越体现出融合和一体化的趋势，近年来文化旅游业的大力发展就是两者融合的体现。在文化和旅游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关系中，文化成为了旅游业的灵魂和支柱，是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源泉和新的增长点。与此同时，旅游业也越来越成为文化传播的载体，其发展既能促进文化资源的优化，实现文化资源向经济资源的转化，又能有利于文化资源的保护、开发和文化内涵的挖掘。长期以来，对军垦文化资源多是用来观赏、缅怀和记载历史的，主要关注其社会性和文化性，没有考虑和关注其经济价。在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实践中，文化携手旅游是文化产业一条普遍发展路径，兵团文化产业发展可以发挥优势，积极探索文化旅游发展互动模式，推动兵团文化产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