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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范文1
关键词：历史教学;课程改革;命题趋势;反思
中图分类号：G42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992-7711（2014）24-038-1
一、在情境的创设方面，要注意人文情境与科学情境的交融
“改变课程实施过于强调接受学习，死记硬背、机械训练的现状，倡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流与合作的能力。”这个要求与我们江苏的考试要求十分吻合过去，在传统的历史课堂教学中，我们仅仅突出强调的是单一的“科学情境”的营造，即课堂教学以理性为核心，其目标指向学科知识本身。当前，许多专家极力倡导的“情境教学”更多地体现为一种“人文情境”，即以感性为核心。在这种情境中，“师生关怀备至，亲密无间，循循善诱，相互熏陶，教学相长，使师生沉浸于一种丰富、和谐、光明、温暖、纯洁、疏朗、博大的氛围之中”。这显然是一种纯粹化了的人文关怀理念的体现。这样的情境更有利于学生的自由发展与实践创新。导课时一个简单的图片就是最好的情景，也是做好的观察学习法，它是“指学生能主动地运用自己的观察力从各种历史材料中获取有效历史信息的学习方法。
二、应切实建立师生平等“对话”关系，呵护学生“新观念”
首先笔者认为应鼓励学生的质疑，有自己不同的见解和独到的想法。真正让学生敢“讲话”、讲“真话”。演化的发展与定向的发展，矛盾的发展与定向的发展，各可以是同一事情的两方面。因为无论演化的发展或矛盾的发展，都可以冥冥中趋赴一特定的目的。惟演化的发展与矛盾的发展则是两种不同的事情。过早地给历史事件下一个固定的结论，有时会误导学生的观点，甚至影响答题，如08年江苏卷第3题考察了三省六部制发挥宰相等大臣的议政权的试题，还有2011年江苏卷第4题对元行中书省获得了紧急事务处置权等题目，虽有材料阅读，但与很多同学思想中固有的观念相矛盾，很多同学仍被宰相权力被削弱、行中书省无实权等结论所困扰，影响答题的正确率。所以要让学生有质疑的勇气和权力。
其次，关注学生的情感体验，让历史学习成为人性化、社会化的教育，培养学生新颖的史学观点。《考试说明》提出的命题“注重考查在唯物史观指导下运用历史知识和方法解决问题的能力”，这就需要教师关注史学观念的引领作用，既要把握文明史范式等新的史学范式，更要在唯物史观指导下进行教学，引导学生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全面地认识历史问题、分析历史现象，以培养学生的历史学科素养。目前在学科体系方面，淡化了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按照文明史观构建了新的学科体系，越来越多的全新史学视野的出现，真正让笔者感觉到了社会史观的重要性，2009年试题中考到的内容有宋元理学、欧美现实主义文学、中国近代婚姻观念改变和北宋如何选拔人才的争论等题目足足有28分之多。2010年试题分值也至少达到24分。笔者也深刻感觉到社会史观的重要性，觉得教学中应该让学生更好地感悟社会史观，笔者曾经组织了“人民版”活动与探究活动中的《三代人眼中的教育》学生分别从自己的爷爷、父亲、自己三代人入手调查，形成调查报告，学生真正感觉到了身边历史的变化，也认识到了历史不仅是“大人物”的历史，同时也是“小人物”的历史，从微观的角度认知历史。不同的史观作为解读历史的不同的方法，本身是一个发展演进、永无止境的过程，它是由人们对自我、世界、人类社会和人类生存空间认识的水平决定的。
三、重视学科内知识的纵横联系，保证知识的专题性与整体性的完美
现在的教材编写以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作为三个模块分开教学，历史唯物主义者认为历史发展是有其特定规律的，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反作用，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学生的认知活动总是遵循从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的顺序，螺旋式上升，在讲授三个模块之后，还要使内容横看成片、纵看成链，将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三条线索牢牢抓住，形成同一时期的横向线索，增强唯物史观。让学生能够将三者有机地“分离”和“整合”。历史教学追求的应是学生对历史的构建和认识，教师的作用体现在引导其积极主动的思考，调动学生的思维，从而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尤其注重激发学生学习的自觉性和独立性，注重发展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在这一培养能力的过程中，扎实系统的知识也水到渠成地被学生掌握了。这就是把历史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结合，把知识传授课转化成素质培养课了。惟有如此，方可改变学生对历史科的一些旧认识，并将其置于提高素质教育的高度加以重视。
四、合理利用与开发历史教材，必须吃透教材
结合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范文2
一、历史学科思维能力培养的重要性
历史学科能力是多方面的，而历史学科思维能力则是其中至关重要的能力，它是学生能够从不同角度认识历史发展中全局与局部的关系，辩证地认识历史与现实、中国与世界的内在联系，从不同视角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关键；也是培养学生的健康情感和高尚情操，弘扬民族精神，进一步提高人文素养，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促进个性化发展的关键。
今天我们学习历史不可能再重返昨天，我们只能凭借一定的历史资料来认识、感悟，而历史资料有的是历史遗存，有的是非历史遗存，包括文字的、实物的。现存的历史遗存只要经过考证是真实的，它对历史的反映就是比较可信的。而各种各样的非历史遗存都是对一定历史的一种记录、反映，并不能完全反映出历史真实的面貌，而一定的历史是服务于一定的政治的，非历史遗存尤其是文字记载往往会表现出一定的主观性、时代性、阶级性，这样必然会造成对历史认识的偏差甚至谬误。因此，正确处理历史材料，客观把握历史知识的本来面目，透过历史现象剖析历史本质，坚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辩证历史观，培养和发展现代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就显得尤为必要和迫切。
二、历史学科思维能力的培养方法
1.加强概念教学
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应加强历史概念教学，注意准确、科学地表达历史概念，并要理解和掌握历史概念。因为历史概念是对历史事实和历史现象的抽象与概括，反映其本质特征。比如在世界近代史教学中世界市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工业革命、国际关系格局、经济全球化、经济格局等历史概念，教师对其内涵和外延必须解释得准确无误，学生在答题时才会正确理解准确作答。
2.设计教学环节，创设教学情境
教师应精心设计创造性的教学方案。可以巧设悬念、深入探讨，点燃历史思维热情；创设情境，综合感知，丰富历史思维内容；正误兼谈，双向推进，培养辩证历史思维；比较归类，把握本质，深化历史思维。比如，设计《新航路开辟》一课的教学方案时，就可以打乱教材的顺序，用图表、文字、数据展示新航路的过程和成果，把学生置于新角度、新思路、新情境与新问题之中，以适应学生带有理性色彩的好奇求新心理，激发学生的逆向求索与发散思维，然后引导学生去探索新航路的原因和影响。
3.运用唯物史观去分析历史，培养学生史论结合、论从史出的能力
辩证唯物主义中原因与结果、内因与外因、共性与个性、必然性与偶然性、形式与内容、现象与本质、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继承与发展等原理，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阶级与阶级斗争、人民与英雄等原理，常被用于历史思维过程中。利用好这把“钥匙”学习历史，思考历史，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还是社会现象，都能从背景、根源、特点、作用等方面进行分析，发现规律，得到正确结论。如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联系的原理来分析，就能对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社会形态和社会性质的变化及变化根源有较清楚的认识，并能发现和得出社会向前发展的原因和规律。在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的认识上，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就能把它们放在当时历史背景下去分析。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在分析历史问题时，能从当时、当地情况出发，从不同视角多方面、客观地去思考，从而锻炼思维的周密性，避免看问题的主观性、片面性。
4.教师应努力成为专家型教师
成为专家型教师，对于大多数中学历史教师来说，还是有相当大的难度的。正如中国人民大学附中高级教师李晓风老师所说的：“大部分青年教师成长过程中的最大问题，就是在大学毕业以后，就中断了系统的专业学习和知识更新，随着教学年岁的增长，知识日益陈旧，只剩下与中学教材相关的知识，这种情况严重地制约了中学历史教学的水平，制约了素质教育目标的落实”，“一位优秀的中学历史教师，应该具有追踪历史学科学术动态和学术研究的能力”，努力掌握更多的历史知识，运用先进的理论进行历史研究，从而使自己成长为真正的历史专家。
5.教学中要打破学生的思维定式，用“角度创新”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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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G633.51 〔文献标识码〕 C
〔文章编号〕 1004—0463（2013）03—0092—01
目前，新课改背景下的高考文综历史学科考试对学生历史知识的运用能力及文化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使学生适应这种要求，在高三历史复习中，笔者认为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优化教学内容，突出主干知识
在高三历史复习过程中，教师要优化教学内容，突出主干知识，帮助学生构建全面、系统的知识目标，使其切实掌握《考试大纲》规定的知识点，引导学生稳扎稳打，逐步理清每一个知识点的内涵与外延，并将教材章节目录烂熟于胸，真正把握知识的内在逻辑关系，准确记忆相关知识点，切忌模棱两可和死记硬背。
二、更新教学观念，改革教学模式
1.大胆取舍复习内容，合理构建复习专题。在高三历史复习过程中，教师要大胆取舍复习内容，力求活化，要把握主干知识，尤其是能贯通古今中外的知识内容，如，政治民主化、经济全球化、文明传承等，以及易于同政治、地理知识结合在一起命题的内容，如，中国的发展、改革开放、区域集团化等。应当引导学生把大量分散的、相对孤立的史实与概念等纳入完整的学科体系之中，以形成层次分明、脉络清晰的知识网络；要注意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以主干知识为切入点，提出相应的问题和要求，帮助学生构建复习专题；“将大化小”，多注意“宽度”，少强调“深度”，“多挖沟”，“少挖井”，加强对史实的分析与归纳。这样能够改变传统的“满堂灌”的教学模式，对提高学生的复习效率大有益处。
2.注重提高学生“学以致用”的能力。在复习过程中，教师要引导学生将史学理论和具体的历史知识有机联系起来，使其学会运用唯物史观分析和解决历史问题。应当把有关的史学理论知识，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及从人类文明演进的角度看历史的思想有机地渗透到历史复习过程中去，注重提高学生学以致用的能力，使其能够做到古今贯通，中外关联，理清不同阶段相关历史内容之间的内在关系，并注意不同文明之间的横向联系。如，古代东西方的政治文明及启蒙运动与儒家思想的比较等。
3.注重提高学生的求“新”能力。历史高考内容源于教材，却不局限于教材。命题专家多是学术界的名流，他们往往把史学界最新的观点和最新的成果渗透于命题中。如，近几年来在史学界广泛流行的生产力范式、近代化范式、整体史范式、全球化范式、文化史范式等新思想、新观点在高考历史试题中都有所体现，且让人耳目一新。而近两年来，研究性试题则以或隐性或显性的方式出现在文综试卷当中，这成为高考文综命题的另一个新亮点。在高三历史复习过程中，教师要注重启迪学生的思维，并鼓励他们大胆探究，使其树立开放、纳新的理念。可通过与高考试题的命题角度、命题形式和试题难度基本一致的模拟训练来提高学生的求新能力，使其逐步适应高考文综历史学科考试的要求。其间，要让学生掌握比较分类法、归纳演绎法、逆向思维法、综合分析法、类比推导法等。
结合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范文4
【关键词】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哲学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7-277-01
“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哲学”的三足鼎立，被普遍地看作是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基本构架。其实，三者关系要作必要界定后才可讨论，主要是在不同时代及不同的哲学精神相比较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讨论中、西、马哲之对应关系。说“中国哲学”，着重讨论它发生于中国古代时的原创形态，因为到了近现代，中国哲学已渗透进西方哲学以至哲学的成分，它变得不“纯粹”了；说“西方哲学”，固然必须从古希腊讲起，但着重讨论的是它在现代西方所建立的形态，因为只有这样讨论，才可以在时代和哲学精神的对比上把它同“哲学”联系起来。“哲学”既不同于古代的哲学，也不同于以肯定资本主义为不争之前提的西方现代哲学，它是面向人类、超越资本主义的未来哲学。这样，三者“在中国”的关系就显现出来了：它们的差别主要是历史的差别；它们的同一也主要是历史的同一；而它们的会同则是哲学的历史发展在当代中国的积淀。①
在中国，哲学是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是主导性的价值观和方法论，它的社会职能是为全国人民指明前进的方向，提供政治团结和社会和谐的哲学基础；中国哲学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积存，它的社会职能是传播和发扬中国的文化精神，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作出贡献；西方哲学是中国哲学不断发展的资源，它的社会职能是引进西方的先进文化和科学思想，促进中华民族文化的更新和发展。我们所说的会通，是在承认差异的基础上，提倡中、西、马哲之间相互利用其学术资源，求其同，求发展。
一、“哲学”研究中筒“中哲”、“西哲”的会通
中国哲学工作这在自觉地同“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会通的时候，有许多工作要做。如：一，在坚持人的现实性、具体性、历史性的同时，考察和解读“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人学观，借以研究和把握人的一般本性。二，在坚持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唯物与辩证关系的同时，考察和解读“中国哲学”的心、性学说和“西方哲学”对于微观心理的科学方法，借以建立和发展自己的“意识科学”。三，在坚持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历史规律论的同时，考察和解读“中国哲学”关于历史稳定性的思想和“西方哲学”关于历史可能性、人的选择性、历史发展在一定阶段上的趋势多元性的学说，借以进一步发展关于社会实践的规律既有绝对性又有相对性的学说。四，在坚持实践论的辩证法特别是矛盾辩证法的同时，考察和解读“中国哲学”中关于“和合”、关于“中庸”、关于“治乱”的辩证思想和西方哲学中对于辩证法所作批判性研究中的合理成分，借以使唯物辩证法具有真正辩证的本质。
二、“中国哲学”研究中同“马哲”、“西哲”的会通
关于“中国哲学”的研究中如何处理它同“哲学”的关系，有几种不同的方法：一种是着力于运用哲学的基本原理来分析和重解中国哲学范畴，借以吸收中国哲学的丰富资源，发展中国哲学。另一种则是在整理和诠释中国哲学的过程中，重视运用哲学的成果，借以重构中国哲学的范畴体系。
“新儒家”做的是另一种会通，就是把“中国哲学”同“西方哲学”联结起来。如冯友兰先生，深受西方哲学的影响。先后喜欢柏格森的“生命哲学”、杜威的“实用主义”、罗素和孟特叩的“新实在论”②，他从直觉主义出发来彰显孟子、庄子的“神秘主义”，从“新实在论”出发来赞扬公孙龙的名学和伊川、朱子理学，用逻辑和非逻辑相结合的方法，诠释中国哲学，并形成“新理学”的哲学思想。新儒家代表牟宗三先生，以宋明理学的心性道德理论来概括全部儒学；强调遵循宋明理学“内圣开外王”的传统；论证从心性论的道德形而上学，开出现代社会的“自由”和“民主”；克服儒家完满自足、至高无上的道德理性，经过“良知坎陷”自己，变为认识外界，从而接受西方现代民主，科学而开出“外王”。牟先生的这种“坎陷”说，存在许多困难，引出中国哲学研究者们的许多批评；但他努力把儒学改造同学习西方先进文明衔接起来的工作，仍值得称道③。
三、“西方哲学”研究中同“马哲”、“中哲”的会通
我国哲学界新近建立起来的一种认识是：哲学是现代西方哲学的一部分。它同其他现代西方哲学一样，都超越了主客二分、知行二分的认识论达到主客一体、知行一体的存在论和生存论。按照这种认识，学者们着重强调哲学达到了以社会实践论为核心，科学范导维度与人文关怀维度相统一、真正解答了必然与自有关系的历史之谜、指明人类正向每个人全面而自由地发展的境界行进的新高度。哲学同它之后的现代西方哲学的各派还有先行后继的关系；后者或者是在某些方面尊崇和肯定哲学的真谛，或者是对哲学持批判和否定态度，或者肯定与否定兼而有之。这样，中国学者在研究“西方哲学”和“哲学”的关系时，就必须分析其关系，批判现代西方哲学的局限性，用它的合理成分来完善和发展哲学。
注释
①陆剑杰.马克思哲学的当解[M].商务印书馆，2010.
结合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范文5
作为法人类学的研究主体，社会化的人是“历史唯物主义一切范畴、概念展开的基础、前提、根据和出发点，是一切运动变化的能动性根源”。[8]正是围绕现实社会条件下从事实际活动推动历史发展的特殊社会人，通过对国家与文明起源、原始社会制度等人类学基本问题的思考，马克思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揭示了法产生的根源物质性、阶级性和规律性。这种基于社会性、历史性的人类学研究，实现了传统人类学研究科学性、实证性向历史性、价值性研究视角的转化，不仅“构建完成了一个从早年到晚年、从抽象哲学研究到实证研究完整的人类学研究体系”，[9]确立“把握世界、把握社会存在和人类命运的人类学思维范式”，[10]实现“在哲学—人类学思想层面，青年马克思和晚年的马克思的统一体”。[11]因此，从主体性角度出发，法人类学以社会中存在的事实和现象为对象，在唯物史观充分运用和发展中实现了“自然史与人类史的彼此相互制约”，[7]（P21）即自然人化和人化自然的历史统一。
二、法与社会治理：法人类学基本论域的历史维度解读
杜尔干（Durheim）提出，对社会成员行为进行社会制约（SocialConstrainr）是人类学特别是法人类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作为贯穿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进程中重要的治理手段，法治在社会治理和国家管理历史中发挥着“治国之重器”[12]（P23）的重要作用。摩尔根在其《古代社会》著作中运用田野调查取得的重要资料证明，在原始社会里由于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不存在根本的利益对立冲突，公共事务管理和争端不需要国家及其管理机关的存在，而是基于一种氏族成员自发的社会自治形态。因此，在《人类学笔记》中，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将摩尔根的管理观念升华为一种政治观念。他认为初民社会中“公共事务比今日更多……丝毫没有今日这样臃肿复杂的管理机关……历来的习俗就把一切调整好了”。[13]（P92-P93）这种社会运行管理体制使得习俗在执行中不需要国家那样的特殊强制机关来保障实施，成员自身将“服从自己本身理性的即人类理性的自然规律。”[7]（P228）带有宗教禁忌和道德禁令色彩的习惯规范不仅代表着氏族成员的共同意志和利益，而且对所有人员都有共同约束力，成为维系初民社会基本社会秩序运转良好的基本准则。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不断提升，原始社会治理形式必然“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13]（P170）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变化要求一种强有力的力量进行有效社会管理，在组织社会生产的同时维护社会秩序，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13]（P170）此时，原始习惯因国家意志的出现而摆脱了偶然性和任意性的色彩，逐步被神圣化和制度化，成为了一种带有强制色彩的“法权习惯”（恩格斯语）。此时，原有习惯禁忌色彩进一步加剧成为带有强制惩戒性的法律责任，原有习惯秩序也相应被法律秩序所取代。在这个质变过程中，“国家意志即法律的一般表现形式”，法律规范性和程序性特征成为国家管理社会事务基本手段，构成了“现代公法状况的基础”（恩格斯语）。但是，认为国家虽然承担着社会治理职能，究其本质依然是统治阶级意志的集中体现，是阶级压迫的暴力工具，国家依然具有“刽子手”和“牧师”（列宁语）双重职能属性。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进一步发展，基于人民民主制度的社会治理将逐渐取代国家管理，“从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生命力”。[14]（P377）在这个过程中，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管理将不再与人民群众相分离，而转变为社会组织体的自我治理。此时“公共职能将失去其政治性质，而变为维护真正社会利益的简单的管理职能。”[14]（P95）正是在这种异化和复归的历史演进过程中，社会管理职能将由自由人联合体来执行，即以一种新的更高形式的社会自治模式出现。此时，人民的利益成为最高的法律，国家和法律都将成为人的自由产物，由此将实现政治理性和法律理性的辩证统一。所以，在马克思法人类学研究视域中，法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治理手段经历了人类文明蒙昧初期的自发治理到以管理者形式出现的国家，再到各种高级形式的联合体治理的发展路径，体现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事物发展螺旋式上升的基本原理。
三、权力的法治监督：法人类学基本论域的政治维度解读
伊斯顿（Eastong）认为，人类学家对政治制度的研究，主要是“通过各种政治制度的比较，以达成对各种政治目标要素的形成原因的分析”。[15]在西方政治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不同历史时代的思想家、政治家对公共权力和法治监督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和阐述，构成了西方传统政治哲学中法与社会关系的一个核心研究范畴。柏拉图认为，权力运行只有严格地服从法律，才能在有效减少“任性”的同时获得权威。亚里士多德进一步阐述了法律对权力的制约作用，认为首先要确保“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16]这种良好的法律不仅是隐藏在成文法背后的自然法则，更是支配具体法律条文的形而上学基础和社会道德渊源。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论进一步认为，在人人自由和平等的“自然法”社会中，人们为了自己的安全和权利，通过彼此订立契约，将自身的部分权利交给社会成员共同执行，“这就是那伟大的‘利维坦’的产生”。[17]在法人类学家看来，“‘利维坦’机关———中央政府在特定区域内垄断了强力的使用，社会秩序得以维护”。[18]但是，卢梭认为在这个建立在社会契约基础上的公共权力体系中，人民权利在向公共权力的转化过程中，极有可能出现权力的滥用。为了确保公共权力不被滥用而出现腐化和败坏，卢梭认为只有法治建设才能成为根本制度保障措施。对于上述问题，法人类学研究观点认为，在初民社会中存在着权力产生、运行和监督关系。正如阿伦特（Arendt）观点所述，权力是一个政治共同体赖以维系的重要纽带，只要人们聚集在一起并协调行动，权力的运行和监督问题就已经产生。法人类学深入探讨了法律与公共权力之间始终存在的历史的辩证关系，提出“随着法律的产生，就必须产生以维持法律为职责的机关———公共权力，即国家”。[19]对于法治如何实现对权力的监督，马克思认为“‘法律’一词是和两个概念———‘规律’的概念，‘力量’的概念———紧密地连在一起流传下来的。”[20]（P652）因此，在人类学研究视域中，法对权力监督和制约问题一般从法的力量和规律两个层面展开。对于法治力量来源问题，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梅因所发现的法来源于自由身份向契约的转变，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产生了一种抽象力量，从而使得法“过于实用而不能得到宗教制裁的支持，太压抑以致远离了善意，太注重人格的需要”。[21]霍贝尔进一步阐述这种抽象力量，认为产生这一抽象力量的根源是“拥有司法特权的个人或团体的有形的压力，这种压力可以是威吓性的或事实上的一种物质力量的相威胁”。[22]所以，在霍贝尔看来法权威性是社会成员对其认同和遵守的基础，是监督公共权力有序运转的前提。对于这种法治权威性的根源，马克思法人类学基本观点认为，在原始公社解体之后，法成为统治阶级以国家的形式组织社会管理的一种重要手段。因此，法“力量”根源是由国家权力机关颁布的、直接约束或调整人们行为的规范体系作用。正是随着法强制力的提升，才使得“人们关于权力和威仪的概念大大升级”。[20]（P652）而对于规律来源，马克思认为只有“在自由的无意识的自然规律变成有意识的国家法律时，才成为真正的法律”。[7]（P176）所以，善法才是善治的前提，真正的法律不仅是简单自由、正义和理性，更“是人的行为本身的内在的生命规律，是人的生活的自觉反映。”[14]（P71）只有法律真正成为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这种“法”才能在普遍的服从和遵守中得到力量，从而使其脱离“动物的法”而具有了“人类的内容”（马克思语）。所以，为了解决人类学研究语境中“传统政治权力的监督体制退化”[23]问题，马克思认为人民群众应当充分运用法律手段监督权力的运行，“不要再总是把他们当作完美无缺的官僚，百依百顺服从他们，而不进行批评”。[24]只有将人民民主监督和法治制度监督有机结合，才能使“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14]（P12）确保权力运行得到法律严格监督，进而避免“合法的权力变成专制的权力”。[25]
四、余论
结合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范文6
（一）高等教育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要求
1999年以来，为满足国内日益增长的高等教育高层次需求，国家对各地区本科教育发展布局进行了调整，对多所单科性院校（以师范类为主）合并升格，或一所多科性专科院校独立升格成综合性普通本科高校。到2013年12月底，地方新建本科高校达650所（含民办），占全国普通本科院校1169所的55.6%。这些新建本科院校满足了中国老百姓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使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大幅提升。
如此大的增量，办学的效果如何呢？与数量不太相配的是，一大批专科学校升格变成普通本科院校后，仿效精英大学的办学模式，办学定位不清、专业特色不明显，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脱节严重。其中的一个表现是近年来部分新建本科院校的毕业生就业不理想，犹如“夹心饼干”一般。据一家权威机构多年追踪和调查表明，新建本科院校毕业生的薪资水平、专业对口和行业稳定性方面普遍与老的本科院校的同类专业毕业生有差距；而在一些生产一线就业的毕业生的薪酬，甚至比不上高职类院校。新建本科院校虽然教育层次提高了，但是培养出来的人才却高不成低不就，既难以满足社会的需求，又制约了个人发展。
而根据调查，西方发达工业化国家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以后，高等教育的增量主要用于培养应用型人才。近日，教育部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中，对引导普通高等学校转型发展进行了部署。因此即使是创建时间还不长，作为中国高等教育新增量的新建本科院校不得不思考再次转型的问题。
（二）新建本科院校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
广西从1999年起，通过专升本、扶持民办等方式，出现了一批新建本科院校。这些学校10多年来培养了大量毕业生，为广西高等教育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与全国其他省区一样，这些本科院校也存在着以下问题：因规模迅速扩大而投入不足；办学目标定位过大，难以落实；学科专业发展在设置方面缺乏创新，学科建设水平较低且结构不合理；师资队伍数量不足、缺乏高水平人才、流动性大。
这些共性的问题成为制约新建本科院校发展的重要因素。当一个学校培养的毕业生在人才市场上遇冷，能够反馈回来的信息至少包括这个学校在人才培养的定位、培养的水平上是与社会需求是有差距的，而不能获得社会的认可，那就意味着难以继续生存发展下去。事实上近几年这些本科院校在招生录取时已经出现了生源不足、降分录取的现象，一些专业甚至被迫停招，令人担忧。可见，二次转型不仅是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院校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
7月8日举行的广西壮族自治区职业教育工作会议提出了要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到2020年实现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达90万人，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在校生占本科教育的50%以上的目标。[1]据区教育厅相关负责人表示，“新建本科高校的转型发展要注重从高水平学科导向向社会及学生需求导向转变，从知识体系到能力体系转变，要让学生得到更高质量、更接地气的教育，培养出更多技能更强、素质更高、视野更广的人才”。[2]
当前，广西新建本科高校转型发展试点筛选范围也已明确，包括11所本科院校和8所独立学院，部分高校也已经开始进入了实质性的探索阶段。
二、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面临的问题
在二次转型的背景下，相对其他专业学科而言，思想政治理论课看起来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学科，事实并不尽然。每一个人才培养体系都是一个系统工程，学校转型决定人才培养的定位，人才培养要通过学科和专业定位的改革调整实现，而学科和专业发展又是由课程和教材来支撑的，这进一步决定了改革调整要落实到课堂教学上来。[3]所以，新建本科院校转型不单是关涉到国家的顶层设计、学校的定位判断，更最终要落实到面向学生的最基本的课堂教学中来。没有课堂教学的理念和模式的支持，没有课堂实效的提升，转型就是一句空话，无法真正地向社会输送需要的人才，同时实现自身的发展。思想政治理论课是任何一个层次的高校人才培养的必修课程的组成部分，所以也面临着改革的必然要求。
广西的新建本科院校或者升本时间不长，或者建校时间不长，思想政治理论课现行的课程体系从内容到方法的探索调整刚完成不久，甚至还在摸索过程中，如今又面临二次转型，因此会客观地存在着以下问题和挑战。
（一）教师的观念转变问题
当年的部分学校从专科升级为本科，属于第一次转型，那无疑是对教师教学的肯定，来自社会的评价、生源的改变、教学经费的投入，大大促进了教师的教学科研积极性，不断推进教学模式的探索。如今的二次转型，大多数院校的目标是应用型大学，教学的主要方向是职业教育，这让适应了学术型教学的教师茫然了；而与“职业教育”挂钩，又有被降格的嫌疑，好不容易提升到了本科层次，又仿佛回到了与高职高专等同的位置，这让部分教师心生疑问，来自社会的评价更是使人产生抵触情绪，这势必影响教师的教学积极性。而唯有当教师自觉自愿地投入到教学研究中，改革才会推进，才会有成效。
（二）教学内容和方法问题
专科学校升级为本科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内容体系更全面，使用全国统编教材，学生必须修完包括“基本原理概论”在内的四门必修课，理论体系更完整。与教学型大学的要求相适应，学校对学生在基本理论掌握上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在教学方法上、体系上的“大而全”决定了灌输的重要地位，也决定了在有限的教学时间中只能更多关注问题的共性，而不突现对地方及个性问题的分析和理解，教学针对性受到限制。延续这样的教学内容和方法，在转型后能否帮助学生更好地适应社会的需求？
（三）学习评价方式的问题
传统的本科学习评价方式，采用平时成绩加期末考核成绩的方法，而考核方式又多以闭卷的笔试为主，考核学生对基本知识和理论的掌握。转型后，这种考核方式与应用型大学定位下培养应用型人才的要求是否相适应？
综上所述，面对二次转型，新建本科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改革也势在必行，成为教育管理部门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亟待研究的课题。
三、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的原则和内容
根据原有的教学模式 特点、存在问题以及转型后人才培养的定位，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应该探索的是如何在学科的完整性和知识的应用性之间、课堂理论教学和具体应用实践之间找到平衡；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则要在个人的学术发展和给予学生更多实践指导之间找到平衡。改革既要符合教育教学规律，又应该以理念的更新为先导，寻求更适合人才培养定位的方法和途径。
（一）要遵循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改革首先要符合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本身的规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承担着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理论教育的任务，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对大学生进行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进行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进行公民道德教育和进行法律教育，使之成为社会主义合格的接班人。这个目标不能因为转型而改变、减弱，也不能忽略对基本理论和基本立场的要求。其次改革要符合本校转型的实际情况。我区面临转型的新建本科院校，在专业方向、教学特色、地域特征等都不尽相同，如果是脱离了本校实际情况进行的改革，是不可能收到好的效果的。所以，改革首要的就是要贯彻实事求是的原则，立足于本课程、本学校的教学和学生特点。
（二）要在教学内容上进行整合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一直使用全国统编教材，强调理论体系的完整，是“大而全”的模式。这种教材模式利于教学过程中对基本理论的完整掌握，把握中央的政策方向但无法面向不同层次的高校和不同层次的学生。因此，在教材的使用中，可以将系统的理论模式整合转为专题模式，通过校本教材的编制和应用，在把握好方向的基础上应更实用，更贴近人才培养的目标。[4]简单说，在有限的教学时间中，课程教学内容的选择应该突出“可用”“管用”和“能用”的目标。
以《基本原理概论》中的哲学部分为例，统编教材以“世界观—方法论”的模式呈现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唯物辩证法、唯物主义认识论和唯物史观四个理论组成部分，观点详而繁、多而杂。教师授课时必须先介绍完整的理论体系，才能顺理成章地引出方法论意义，在极短的教学时间中极难取舍，而学生的反映却很不好，特别是三本的学生和体艺专业的学生，根本无法掌握宏大的理论体系，思考回答问题基本还是“两张皮”，理论是理论，现实是现实。针对这个情况，就需要对教材进行适当的整合了。可以以哲学的方法论意义为线索，总结出若干个重要的方法论要求，如“实事求是”“要把握适度原则”“要知行结合”等，以学生学习、生活、职业规划中需要的辨证思维方式和指导为切入点，在引导学生思考中再阐明哲学对世界本原及其存在状态规律的总结，按照“我们要这样思考——因为世界是这样的”的哲学教学模式，重点放在意义指导，而不在于理论的完整性，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从实际生活升华为理论总结，可能更适合这些学生的特点，教学会更有针对性和实效性。
（三）要在教法和学法上进行调整
相同的教材内容，不同的教法和学法，在教学效果上可能会有很大的差异。教学型本科大学的教学，在知识型人才培养目标下，理论的传授占较大比例，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堂教学中灌输是必不可少的。相应地，学生在课堂讲授中接受知识也是主要的学法。转型中的新建本科院校，要培养出更接地气的，善于将理论转化为实践的，实际动手能力强的人才，就不能只停留在掌握理论的层面。作为素质教育的课程，思想政治理论课也必须在教学方法上突出对理论的应用，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思维。案例教学法、主题讨论教学法等都是效果很好的做法，当然，要做到理论联系实际，教师还应该针对专业差异设计教学过程和具体要求，还应该针对广西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现状，能够切实帮助学生思考和解决学习、生活和未来职业规划遇到的疑问。
与教法相对应，教师应引导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由消极地、被动地接受转变为积极地、主动地思考，并为之提供更多实践学习的机会。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能否从“可用”“管用”升华为学生“能用”，实践教学环节是理论到实际的重要转变载体，也是检验课程教学是否管用的重要途径。目前应用型本科专业教学的实践教学比例在不断攀升，文科达到25%～35%，理科甚至达到了45%。思想政治理论课也要更强调实践教学环节，从课堂实践到课外实践，从校内实践到校外实践，构建一个全方位的实践教学体系，让学生能静下心来读，能走出去看，能抬起头想，能拿起笔写，能张开口说，这也是基于二次转型背景下定位的应用型人才的基本素质。
（四）要在考核方式上进行创新
传统教育观念认为，考试是教和学的指挥棒。虽不完全对，但也不无道理。怎么考就怎么教，怎么教就怎么学，科学合理的考核模式，会让教学更有针对性，会让学生更明确学习的目标和方法，这样才能很好地实现课程的教学目标。包括教法、学法在内的改革，都需要科学合理的考核方式来配合。根据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目标和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目标，传统的强调理论掌握的闭卷笔试的方式已经不适合作为唯一的考核方式，应该在此基础上，结合课程具体内容、专业特色，探索如口试、调查报告撰写、艺术创作等创新型的考核方式，既突出对基本立场、基本理论的掌握，提升学生作为社会公民的政治素质和思想觉悟，又能兼顾应用型人才的素质能力要求，如口头表达、服务的理念和态度，对社会相关行业发展的分析和判断等。[5]
总之，在广西新建本科院校的转型改革深入全面铺开之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要“未雨绸缪”，多关注全区高等教育的发展现状，多了解本校专业设置和学科发展，根据学校定位和学生特点进行改革创新，寻求特色发展，为培养高素质的应用型人才做好舆论宣传，做好思想和方向的引导，切实支持学校实现二次转型。
参考文献：
[1] 翁晔.广西：2020年本科职业教育在校生占本科教育一半以上[EB/OL].（2014-07-08）.http：//gx.xinhuanet.com/newscenter.
[2] 关海芳，磨嘉.广西19所高校或转为应用型大学 让本科生“会干活”[EB/OL].（2014-06-06）.http：//gxnews.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