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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张性财政政策措施范文1
半个多世纪的宏观经济理论的争论和发展，主要围绕着政府是否应对经济进行干预、干预的有效性以及如何干预的问题展开的。众所周知，凯恩斯主义主张政府对经济的积极干预，并主要实施需求管理，突出了政府赤字支出对总需求的扩张作用，认为在总需求不足，即经济陷入产出水平远远低于潜在产出水平的状况下，如果政府增加其购买量，总需求就会增加。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和货币主义强调市场的作用，一般强调长期经济增长，主张放弃稳定商业周期的政策，尤其是货币主义明确主张政府应实行固定规则，政府对经济不宜实施相机抉择的政策。供给学派承认并强调财政政策在决定经济增长和供给方面的刺激作用，认为政府过多地运用税收政策增加收入或刺激需求，而忽视了税收负担对企业和个人的激励影响，高税收会使得人们减少劳动和资本供给，从而影响经济的中长期增长，因此主张政府应更多地通过减税政策，实行供给管理。
目前我国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属于典型的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对于这种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和有限性至今还缺乏深入而有说服力的研究。从以下的分析中，将提出支持前面判断的论据。
二、从政策出台的背景认识和理解积极财政政策
许多文章认为，积极财政政策出台的背景是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形成冲击之后，为了防止国内经济衰退而采取的政策措施。这个论点是正确无疑的，但是需要进一步的细化分析。众所周知的事实是，80年代中期到1998年这一期间我国支撑经济增长的因素中，除去对外贸易因素外，主要是金融业的间接和直接投资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社会财力的80％左右集中在金融领域，政府财政预算内资金只占gdp比重的10％多一点，财政对经济的影响和控制力已弱化到极点。在启动积极财政政策之前，政府主要以货币政策为主，财政政策为辅来调控经济。在1993—1995年间，政府主要实施适度从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来抑制通货膨胀。在经济成功地实现“软着陆”以后，从1996—1998年初，银行连续7次降息，事实上货币政策已经由“适度从紧”转变为“适度从松”。但此时的财政依然实行以压缩财政赤字为主要特征的“适度从紧”政策。在连续降息之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冲击的中国经济，仍然呈现下滑趋势，“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必须进行调整的建议被提出。
更为重要的事实是，在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后，我国银行的不良资产状况受到高度关注，在防范金融危机、化解金融风险为主要任务的情况下，货币政策的发挥受到了金融业自身不健康和外部金融危机冲机的约束，在经济运行中难以发挥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作用，财政政策不得不但当起对经济稳定增长的主要重任。从这个意义上讲，积极财政政策的表述，是含有财政政策更为主动和主要发挥对经济增长的调控作用含义的。
三、从宏观政策战略思路上认识和理解积极财政政策
从“稳定、安全”的宏观政策战略思路考虑，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保障金融的安全。一些比较典型的例子是，财政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补充国有银行资本金；地方政府财政采取措施解决农村基金会的清算问题；财政拨款100亿元启动和支持“债转股”，以剥离国有企业在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化解银行风险等等。积极财政政策的另一个重要作用，就是“稳定”和发展经济的作用，如国债建设资金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利用国债贴息进行企业的技术改造，这些已广为宣传，为人所知。
从宏观政策的总体组合和搭配上看，“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的搭配，包括的总体政策含义是，在主要保证金融稳定和安全的同时，相对更多地发挥财政政策在扩大内需、支持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当然也要发挥货币政策支持经济增长的作用。
从上述分析看，对积极财政政策仅从“松”“紧”角度和层次上考虑，可能难以描述其政策的更高或更深的含义。
四、从实际操作措施来认识和理解积极财政政策
完整理解财政政策措施，要对收入和支出以及收支平衡、赤字状况进行全面分析。
1．从收入政策来看，1988年以来我国没有采取减税的政策。官方认为，我国现阶段不宜通过减税刺激经济，而应适时适度地扩大财政举债规模和财政支出，增加投资，刺激消费，扩大出口，通过改革克服制约有效需求的体制和政策因素，促进国民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在收入政策取向上，也没有明确提出增税政策。在实际操作的措施中，既有增税的措施，例如恢复开征利息税，清理和停止到期的税收优惠政策，加强税收征管等。也有减税措施，如恢复或提高出口退税率，逐渐降低银行业的营业税税率，减轻农民的税费负担，对西部地区和某些高科技行业实行税收优惠政策等。从上述情况看，我们似乎难以判定财政收入政策的特点。
从1998年以来财政收入增长情况看，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大大高于经济增长幅度，财政收入的弹性系数之比达到1：1．5—1：2以上(见图1)。由于gdp是按照可比价格计算，而财政收入是按照当年价格计算，两者之间仍存在不可比因素，如果将gdp也按照当年价格计算，那么财政收入的弹性更高(安体富，2002年)。实际执行的情况表明，财政收入执行结果是明显的增税政策。
2．从支出政策来看，财政支出规模基本上呈现持续扩张的态势。支出的增长速度高于 gdp的增长，1998—2000三年也高于财政收入的增长，但在2001年有所不同，财政收入增长高于支出增长(见图1)。对于2001年财政收入增长高于财政支出增长应做何种解释，在下文中将结合其他内容进行判断。
3.对财政赤字进行考察和分析。1998年一2000年赤字的绝对量逐年扩大，2001年赤字比2000年有所缩小。考虑到2000年开始，对赤字的口径做了调整，即把当年国债的付息额列入经常性预算支出，并体现为当年财政赤字。按照同比口径，2001年的赤字则比上年的赤字有较大幅度的减少。从当年赤字与上年赤字比较的变化率来看，赤字扩大的速度明显降低，由1999年的89．1％降低到2001年的负增长4.8％，如果按照同比口径，2001年财政赤字的增长率为负9．2％。
4．对国债规模进行考察和分析。与赤字的走势有所不同，1998—2001年国债的绝对规模逐年扩大，债务扩张的速度也明显提高。1999年为3．2％，2000年为9．1％，2001年为19．7％(见图2)。
2001年以来，出现了这样一种观点，认为 2001年的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有所控制或减弱，主要论据是，财政在中央银行的净债权数额比较以前年度有明显增加(李扬，2001年)，政府发行的长期建设国债规模控制在1500亿元，国债投资力度没有增加(张立群，2001年)。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但仍需要做进一步的分析和研究。值得说明的是，从2002年的财政预算案来看，积极财政政策的扩张力度又有明显的加大。
以上的实证分析表明，财政支出表现出明显的扩张性政策特征；而从财政收入政策看，按照目前的宏观经济理论，并不具有扩张性政策的特征，反而具有一定“紧”的政策特征。因此直接对表象的描述应为：积极财政政策是赤字和国债规模的扩张性支出政策与紧的收入政策的共同组合。有些经济学家将其形象地比喻为：一脚踩油门，一脚踩刹车。但要作出更为确切的判断，关键问题在于对这样两种政策的作用合力需要进行比较分析。
现有的宏观经济经济理论认为，政府支出的扩张(即赤字和国债的扩大)会对社会总投资需求产生两方面的效应。一方面是，当国债主要用于建设投资时，会产生扩大社会总投资的作用；另一方面，赤字的扩大，也即政府部门的国债投资又会在一定程度上挤出私人部门的投资。在我们受本文主题的限制，不可能对这两方面效应进行量化的分析时，我们暂时推论这两种效应对社会总投资量的影响是持平的。更为重要的是需要考虑财政收入政策——实际的增税效应。增税也会产生对私人部门投资的挤出效应，那么增加的税收收入会用于抵补政府的财政支出，这样对社会总需求的影响就取决于，对私人部门的挤出数量与政府赤字规模的大小。如果挤出数量大于政府赤字，那么增税的效应就是相对缩小了社会总需求；反之，政府赤字大于挤出数量，增税的效应可能就是扩大了社会总需求。这样看来，赤字成为了一个扩张与收缩的“闸口”。
总地来看，在总需求中，国债和增税都对私人部门的投资和消费是在做“减法”，政府的国债投资和消费支出，是在做“加法”。从总量上观察“加”和“减”的结果，粗略的量化分析是，对政府资金投入资源配置的净增量(投资的增加)和政府从微观企业资源配置中取得的收入增量(资金转移到政府手中，从而使企业资金减少)进行比较，这可以大致推断两者对总的加减结果。从1998—2001年政府投入的支出增量来看，债务增量总额约为9248亿元，同期的财政收入增量总额约为7062亿元，两者相比的结果是，政府的投入量大致为2186亿元。结论基本上是加数大于减数。
如果上述分析是成立的，我们对积极财政政策的基本判断是，它总体上(中期内)具有扩张政策的特性。但是政府根据短期经济形势变化，通过对财政支出与税收增量的控制，适时在调整扩张的力度。
如果我们再考虑到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由于支出乘数大于税收乘数，在扩张性支出政策与税收增收政策的相互作用之下，支出扩张的乘数可能大于税收增收的乘数，所以更可以支持以上作出的积极财政政策在总体和本质上是扩张性的结论。综合考虑到存在着收入的从紧对支出扩张的缓冲，所以准确的概括是，积极财政政策是一种适度扩张性的政策。
扩张性财政政策措施范文2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内经济下滑格局，从2008年10月起，我国再次启用积极财政政策。时隔8个月，在结构性减税、大幅扩张公共投资、逐步增加商品消费补贴品种等政策措施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如降低利率）联手强烈刺激下，我国经济企稳回升，2009年上半年经济增长率已达7.1％，全社会经济预期向好，社会投资和居民消费同步跟进扩张。为此，2009年下半年我国将继续采行积极财政政策。
必须注意到，当前采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宏观经济调节目标是推动经济增长，调节切入点是向实体经济注入资金，然而背后的支撑因素则是制度变革。应该指出，落实积极财政政策过程中同时推出的制度变革意义远大于保增长的具体措施，因为制度创新是政策实施的基本条件，是财政宏观调控合理有效的永久性基础。可以说，现在是在借调控之机打造新的制度基础。举例而言，分步推行的增值税全面转型，大家看到的是减少多少税收，实际上最具价值的是这项改革使中国的增值税税制更加符合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为生产不同产品的企业的运营创造公平的竞争条件。再比如，推进财政省直管县，实质上就是要通过减并财政层级，使今后规模不断扩张的财政支出更加符合民意并拥有良好的基本制度条件。很显然，认识积极财政政策的价值，不能仅从当前效应看问题，而是要从长期的角度去把握，要看到借反周期政策的落实来推进制度建设才是长久之计。
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当前实施积极财政政策需要推进财政制度变革呢？初步归纳原因主要有三点。
一是通观国内外经验，每一次经济波动都有深刻的制度根源。1929年～1933年美国发生的经济危机，体制性成因是政府过度放任市场，特别是金融管理体系漏洞百出，由此形成了以金融危机为先导的实体经济“崩盘”。本轮西方经济危机也是以金融危机为先导。背后的体制性成因同样是政府过度放任市场，让“华盛顿共识”牵着鼻子走。1929年～1933年的反周期政策派生出了凯恩斯主义，接着形成了二战后的相对完整的金融监管体系。本轮反危机过程中西方国家普遍反思制度，并主动改革财税制度。转观中国，前期出现的宏观经济急刹车，不能不说我们的经济制度安排仍然存有“呆滞性”。
这显然客观地要求我们从破除财税制度弊端入手去确定、实施积极财政政策。
二是当前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使政府支出急剧膨胀，特别是国债发行规模猛增到9500亿元，财政支出达到7万多亿元。如果把社会保险基金和政府性基金统加起来，政府管理的资金规模高达9万多亿元，相当于1999年全年的gdp规模。如此规模庞大的资金能否用于民生、能否带动社会投资、能否保证各级国家机器合理运转，确实是一个大课题。显然，财政资金规模扩张与财政性收支矛盾缓解绝对不能画等号，反而可以说与管理任务加重是同义语。为此，当前我国必须加快建立精细化的财政资金管理体系，只有这样，才能使积极财政政策的具体实施及时落到实处。
三是当前的经济形势和宏观调控任务使财政收支矛盾骤然加剧。突出的表现是财政收入增长率由近年来年均20％的正增长转为负增长，而支出需求因近年来的体制性膨胀惯性和公共投资扩张呈现出急剧膨胀格局。两相对比，财政运行困难重重。应对支出扩张，我们又不能增税。显然，只能在改革预算制度上找出路，具体来说就是要通过完善支出标准、调整财政体制、优化税制来实现增收节支。
扩张性财政政策措施范文3
[关键词]财政政策；职能作用；经济社会发展；推动
中图分类号：F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5-038-02
财政作为调节社会经济运行的重要手段，对社会经济的运行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党的十报告指出：“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这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必须以改善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城镇化为重点，着力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题。”。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的举措之一，就是是要积极“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财政，必须努力发挥财政的职能作用，以推动本地经济社会发展。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财政职能转变的战略任务。
一、当前我国的财政政策
（一）财政政策的含义及分类
财政政策是指国家通过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方向和数量的确定，及其对数量的增减变化的调整来调节社会总需求。如预算、税收、国债、补贴、财政收入和支出。中外经济理论表明，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政策，大体可分为扩张性财政政策、紧缩性财政政策和中性财政政策三种类型。
（二）2008年以来，我国连续五年实行积极财政政策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蔓延和演变至今，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搭配格局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积极财政政策+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积极财政政策+稳健货币政策。这两种搭配，总的倾向都是扩张，是在政策环境允许的限度内，所采取的阶段性或暂时性的适度扩张政策，只是扩张的力度和结构有所不同而已。
（三）当前我国财政政策的新特点
在连续实施5年的扩张性操作之后，相对于以往，2013年的财政扩张性操作至少有三点不同：
其一，在边际效应递减规律的作用下，扩张性操作的效果有所下降。即使再采用类似2008年那样的大规模经济扩张措施，其扩张作用也不会达到当年的程度；
其二，在扩张性经济政策自身规律的作用下，粗放型扩张对于结构调整的负作用有所显现。较之危机前，今天面临的结构调整压力更大、任务更重，也更加紧迫；
其三，随着全球经济持续震荡和我国经济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突出，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真正意义上的复苏不可能在现有的经济结构基础上实现；要使经济走上持续健康发展的轨道，必须加大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力度，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四）当前我国财政政策的重点
概括起来讲，当前积极财政政策的实际内容主要落实到三个方面，即增加赤字、减少税收和扩大政府支出。
一是增加财政赤字。财政赤字的规模及其边际效应直接决定财政扩张力度的大小，考虑到2013年的经济走势和实施财政扩张以及其他方面的需要，包括结构性减税具有滞后效应，2013年财政收入增长不会太快，但财政刚性支出增加，特别是要增加保障改善民生支出，保持对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的支持力度，国家安排财政赤字1.2万亿元，比2012年预算增加4000亿元。
二是减少税收。减少税收主要通过民间可支配收入的增加而非政府直接投资的增加实施经济扩张。这一政策的实施，既有助于实现逆周期调节的稳增长目标，也有助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避免粗放型扩张，更好地发挥积极财政政策对于推进结构调整的作用。2013年国家减少税收的重点是加快推进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工作，适时地扩大试点地区和行业范围。
三是扩大政府支出。在以往的宏观经济政策格局中，扩大政府支出曾作为主要载体而立下汗马功劳，才能够在国际金融危机蔓延的形势下率先走上回升向好轨道。目前，宏观经济形势已经发生重要变化，宏观经济政策格局已经作出重大调整，特别是兼顾稳增长和调结构的需要已经日趋凸显。2013年，扩大政府支出向优化支出结构转变，一方面，继续向教育、医药卫生、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和薄弱环节倾斜，严格控制行政经费等一般性支出；另一方面，中央预算内投资主要投向保障性安居工程，农业、水利、城市管网等基础设施，社会事业等民生工程，节能减排和生态环境等领域。。
二、充分发挥财政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职能作用
我们先谈谈财政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财政与经济社会发展是一种辩证关系，经济决定财政，财政反过来影响经济。经济社会发展水映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产品的丰富程度和经济效益的高低。经济发展水平高，社会产品丰富及国民生产总值相应就多，财政收入总额较大，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也较高。因此，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对财政收入规模起着基础性的约束作用。财政作为一种分配形式，与经济各个环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分配环节的一个组成部分，与生产、交换、消费等环节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经济社会发展呼唤财政更深入的支持。仅就资金而言，以现代农业为例，支持可以优化劳动、土地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组合，使农业形成规模经济和产业集聚，使农业的综合竞争力大幅提高。农业龙头企业的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支撑；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危地支持；农业科研有赖于长期的资金支持。
为了落实我国当前的财政政策，必须不断增强财政对经济的调控能力，并围绕地方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调整职能作用的着力点。
（一）逐步增强财政调控能力
我们知道，财政具有资源配置职能。这是指将一部分社会资源集中起来，形成财政收入，然后通过财政支出活动，由政府提供公共物品或服务，引导社会资金流向，弥补市场缺陷，从而优化全社会的资源配置。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主要在市场“失灵”的领域发挥作用。作为政府履行职能的重要手段之一，财政不仅是一部分社会资源的直接分配者，也是全社会资源配置的调节者。这一特殊地位，决定了财政的资源配置职能，既包括对用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资源的直接分配，又包括对全社会资源的间接调节。要通过完善税制，增加政府的有效财力，要把预算外资金纳入财政管理，以形成综合财力。
要通过实施特定的财政政策，促进较高的就业水平、物价稳定和经济增长等目标的实现。政府根据宏观经济运行的不同状况，相机抉择采取相应的财政政策措施。当总需求小于总供给时，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增加财政支出和减少政府税收，扩大总需求，防止经济衰退；当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时，采用紧缩性财政政策，减少财政支出和增加政府税收，抑制总需求，防止通货膨胀；在总供给和总需求基本平衡，但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时，实行趋于中性的财政政策。
（二）优化财政收入分配职能
财政具有收入分配职能。是指政府财政收支活动对各个社会成员收入在社会财富中所占份额施加影响，以公平收入分配。在政府对收入分配不加干预的情况下，一般会根据个人财产多少和对生产所做贡献大小等因素，将社会财富在社会各成员之间进行初次分配。这种市场化分配有利于提高效率，但容易造成社会成员间收入差距过大，从而需要政府对市场初次分配结果实施再分配调节，促进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财政的收入分配职能主要通过税收调节、转移性支出（如社会保障支出、救济支出、补贴）等手段来实现。同时，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财政支出的重点，要保证用于科技、教育、农业等方面的支出。
扩张性财政政策措施范文4
关键词：稳健财政政策立法
纵观世界各国的财政政策，大致可分为紧缩的财政政策、扩张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三种类型。稳健的财政政策既有利于财政的需求管理，又有利于财政的需求供给。积极的财政政策是一种典型的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其核心和内容都是围绕激励需求而采取的政策措施。当前我国宏观调控的主要问题不只是消费需求不旺，还包括供给需求结构不合理。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可以克服积极的财政政策时代那种以国债投资为主的单一的财政支付手段。而稳健的财政政策能够采取综合性的财政手段，如：财政补贴与政府性基金，固定资产投资与国有资产转让、保值、增值、财政转移支付、政府采购、税收、国债、行政事业性收费、税式支出等。
1.稳健的财政政策的基本内容、性质、地位
我国实行稳健财政政策的基本内容。概括地说：控制财政赤字、推进改革、调整结构、增收节支。这四项内容相互联系，缺一不可。稳健的财政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根本不同点是：稳健的财政政策不仅包括财政收支供给与需求总量的调控平衡，而且还包括社会、经济、教育、文化等结构的调整与均衡发展。
我国实行稳健财政政策的性质。稳健的财政政策既不是扩张的，也不是紧缩的，而是在财政预算收支上有压有保，有保有限，有严有宽；在项目建设上有上有下，有长线有短线，压与保、严与宽、下与上相结合，适度在其中；始终保持预算收支基本平衡、结构均衡。稳健的财政政策是平衡的、匀称的财政政策，它既不“缺位”，也不“越位”，可以称之为“中性”财政政策。
稳健的财政政策是一个国家根本性的、长期性的、基本的，而不是保守的或停滞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财政政策，是规模与效益、速度与质量相统一，是高水平、高质量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财政政策同“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第一要务”相适应，具体解决的是发展什么和怎样发展这个全局性的财政政策问题。
2.稳健的财政政策需要严密的、持久的法制保障
稳健的财政政策既为财政法制建设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又为提升财政法制建设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所谓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是由这种基本的财政政策的内在结构的严密性、发展的协调性以及操作的可靠性所决定的。所谓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是由这种基本的财政政策的长期性、根本性所决定的。财政法制建设不是朝令夕改的暂时规定，而是具有经常性、持久性的财政规律在法律上的反映，也是与稳健的财政政策的长期性、根本性相一致、相符合的。
按照稳健的财政政策的要求，必须加快财政法律的制定、修订步伐。稳健的财政政策是一个系列或系统的财政机制，它注重的是综合效益，因此要求相应的财政立法必须完善，财政法制环境必须优良。
事实证明：积极的财政政策在发展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关系和作用方面，远不如稳健的财政政策更为重要。而公共财政体制不仅是市场经济体制国家的必然选择，也与稳健的财政政策一拍即合。公共财政既能完整地体现党和国家的施政方针和政策，又能全面体现政府的职能，还能按照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运作，因而更有利于依法治税、民主理财；更有利于调节国家与社会分配，构建和谐社会；更有利于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环节获得良性循环发展。
3.按照需要与可能，着重做好三个层面的财税立法执法工作
扩张性财政政策措施范文5
1．背景。
上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在土地和股市两大泡沫(一般称“资本泡沫”)的推动下，实现了较长时期的经济增长。在当时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中，有所谓一枝独秀的美誉。然而，进入90年代后，以地价下降为导火索，资本泡沫逐步破灭，日本经济陷入长达10多年的徘徊或萧条期。1990年GDP增长率达5．1％，1993年下降到0．3％，其后除1996年增长5．0％外，其余年份增幅在1．6％以下，1998年为-2.5％，2001年为-0.5％。失业率由1990年的2．1％，2001年上升为5．3％，为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最高。而且，同期日本经济出现了明显的通货紧缩。其一是1995年以后物价连续下跌，批发物价1995年以后7年里，除1997年为0．6％外，其余年度均为负数；消费物价虽不象批发物价那样长期下跌，也有两个年度为负数，基本上在0值周边波动。其二是泡沫经济时期泡沫化了的资本严重缩水。股市缩水：日经平均指数由最高的1989年的38916日元，2000年跌破10000日元，与1989年相比缩水70％以上。其间，虽在1993年和1999年出现过反弹，但均在20000日元以下波动，目前为11500日元左右；土地缩水：土地价格从1991年开始连续11年下跌，2002年1月1日的政府公市地价(日本中央政府国土交通省调查的价格)与最高价格的1991年相比，住宅用地价格共下跌了36．0％，商业用地价格共下跌了62．0％，而且在东京、大阪、名古屋三大城市圈，下跌幅度更大，同比下跌52．1％和76．1％。
2．政策基调。
针对国民经济出现的长期停滞，尤其是通货紧缩，日本政府采取了以扩大国内需求为主要目标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这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预算扩张。税收占国民收入比重下降(由1990年的27．4％，下降到1999年的22．1％，参见表1)。同时，财政支出规模不断扩大。中央财政预算的债务依存度由1990年的8．4％，上升到2000年的38．4％(参见表2)。另一方面，1992年至1999年，政府共采取了12次以扩大政府公共投资为中心的经济对策。采取经济政策，是在政府感觉到预算安排的扩张力度仍不够，需采取追加预算时的特殊措施，可以理解为对预算扩张的强化或补充。在1992年至1999年的8年里，除1996年和1997年未实施政府经济对策(这两年预算安排仍是扩张的)外，其余6年里每年两次，反映了日本政府对经济的担忧和“关心”程度。据估算，这些政府经济对策共动用资金(包括增发国债和减税等)130多万亿日元。
3．主要政策措施。
日本政府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主要措施是扩大国债发行、减税、扩大公共投资和增加社会保障支出等。
(1)扩大国债发行。90年代初期日本公债规模不算大，1992年中央和地方公债余额(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公债，下同)，占GDP比重为61．4％。但在90年代国债规模迅速扩大，2002年公债余额占GDP比重上升为139．6％，约1．4倍。从绝对额上看，日本GDP约为500万亿日元(90年代用现价计算的GDP基本上没有扩大)，1990年公债余额约为300万亿日元，2002年为700万亿日元(其中中央政府国债占70％以上)，10年增加了400万亿日元，年平均增加40万亿日元，年均递增9％。公债余额增大速度快，无疑是大量发行公债的结果。
(2)减税。在90年代，日本政府除在每年实施一些临时性减税措施外，1994年进行了一次税制改革。其主要特点是提高消费税税率，决定从1997年4月1日起将消费税税率由3％提高到5％(在提高的两个百分点中一个百分点作为地方消费税)，同时从1995年开始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1999年再次下调了个人所得税和法人税(公司所得税)的税率。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由300万日元提高到330万日元，低税率(10％)的适用范围由300—600万日元，扩大到350—900万日元，最高税率由50％下调至37％。与此同时，以个人所得为税基的地方居民税(都道府县民税和市町村民税)也采取了减税措施。一般经营性法人的所得税(即法人税)税率也由37％下调至30％。在增税减税同时进行的税制改革中，减税的力度明显大于增税，税负呈不断下降趋势。日本税负1990年为27．4％，1999年下降为21．1％，其后略有上升，2002年为22．9％。1997年因提高消费税税率税负略有反弹，但总体上未能阻止税负下降趋势。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政府的减税主要是针对国税的，地方税的税负在90年代保持了相对稳定，甚至稳中有升，1993年为9．0％，2002年上升为9．6％，国税下降幅度增大，1990年国税税负为17．9％，1999年下降为12．9％，2002年为14．0％。
(3)扩大公共投资。扩大公共投资是扩张性财政政策的重点支出项目。在90年代，中央财政预算安排的公共投资支出保持了较快增长，每年比上年度增长5％左右(1997年为1．3％，1998年为-7．8％)，其在中央财政总支出中所占比重为10—15％。加上综合经济对策等追加预算，政府公共投资规模相当可观。如1998年，中央财政预算安排公共投资比上年度下降7．8％，但是经过两次追加预算后，公共投资支出比上年度实际增长41．1％。日本中央政府公共投资除一般预算安排资金外，还通过财政投融资提供资金。在90年代财政投融资保持了较大规模。1990年财政投融资计划总规模为34．6万亿日元，1999年上升为52.9万亿日元，年平均递增4．8％。由于财政投融资是有偿资金，其投向与私人资本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进入90年代后受到批判和质疑，其增长受到了一定的抑制，近年下降幅度更大。地方政府公共投资支出规模也较大，1999年都道府县和市町村政府预算中公共投资支出分别占22．5％和11．3％。日本公共投资主要用于交通、城乡基础设施，治山治水和社会福利设施建设等方面。由于日本政府加大公共投资力度，政府固定资产形成规模也大，1998年政府总固定资产形成占GDP比重达6．2％，远高于欧美发达国家平均2％左右的水平。
(4)增加社会保障支出。日本社会保障实行收费制，其运营原则上独立于财政，由社会福利部门管理。但这并非意味着财政不承担社会保障支出，相反财政资金在社会保障制度运营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政府除负责公共救助、公共卫生医疗等职责外，对于实行社会保险制度的医疗保险、年金保险和失业保险也提供资金援助。在90年代，政府资金占社会保险制度给付总额的20—30％。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期间，把增加社会保障支出、提高老年人群、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也作为重要的措施。1998年，政府曾对低收入家庭提供7000亿日元购物券，这在发达国家中是罕见的。90年代各级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增长较快，以中央财政为例，1990年社会保障支出为11．63万亿日元，2000年上升为16．8万亿日元，10年增加5．2万亿日元，年平均递增3．8％。在中央财政支出中，除作为国债成本的国债费外，社会保障支出增长最快，其在中央财政总支出中的比重也由1990年的17．5％，2000年上升为19．7％。
二、财政政策效果及“微效”的原因分析
90年代以来日本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增发了400多万亿日元的公债，相当于GDP总额的80％。目前公债余额已相当于GDP的1．4倍。扩张性财政政策对日本经济的恢复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在1995—1996年和2000年两次出现了恢复性增长。但是，90年代日本经济呈现出复苏短期化特点。1995年和1996年GDP增长率分别达到1．5％和5．0％后，1997年出现了下降(-2．5％)；2000年实现了1．2％增长后，2001年又出现了下降(-0．5％)。长期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虽然给日本经济带来了两次暂短的复苏，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强化日本经济增长的基础，没有把日本经济推向正常的增长轨道。正因如此，在日本学术界，有人称90年代以后日本财政政策“微效”(即效果不大)。
众所周知，日本政府善于运用经济政策，在战后经济发展过程中，各项政策的运用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那么，为什么90年代以来扩张性财政政策的运用效果不理想呢?根本原因在于财政政策运用缺乏针对性，而财政政策孤军作战，以及公共投资效率下降进一步影响了财政政策的效果。
90年代日本经济的问题主要发生在国内经济，其对外经济基本上保持了较好的态势。如进出口总额，1990年至2000年年平均递增3．7％，其中出口年平均递增4．3％。贸易顺差，除1994年和1995年两年稍有下降外，其余年度均有所扩大，1999年为1230．4亿美元，比1990年的635．3亿美元增长94％，年平均增长7．6％。由于对外经济势头良好，日元也处于升值状态之中，1990年美元对日元的平均汇率为144．88日元，1995年升为93．98日元(年中最高值为79．75日元)，其后有所下降，1999年平均值为113．91日元，目前为130日元左右。
国内经济问题较多，最突出的问题是有效需求不足。90年代消费增长非常缓慢，基本上在2％左右，1998年为负数(-0．3％)。而且与政府消费相比，民间消费增长更加乏力。固定资产投资的情况则更糟。1992年至1999年的8年中有6年为负增长(即下降)，1998年下降8．3％。同样，固定资产投资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民间投资下降。有5个年度里政府固定资产投资虽有增长，有的年度增长幅度还相当大，如1992年和1993年分别增长16．0％和15．2％，仍没能改变总固定资产投资下降的格局。90年代后期，政府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减速，1997年和1998年甚至下降，主要是压缩财政投融资规模所至。
导致日本国内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金融体系遭到重创。金融体系的创伤不仅严重影响了消费者和投资者的预期和信心，而且弱化了金融机构的功能。在资本泡沫膨胀时期，金融机构也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泡沫活动之中。一方面，金融机构资产泡沫化。在股市和土地价格飞涨时期，金融机构的资产也以股票等有价证券和土地为主。如1989年3月城市商业银行的有价证券账面收益曾高达34万亿日元。另一方面，在当时日本金融分业经营的框架下，金融机构通过向以证券交易和不动产买卖为主要经营内容的企业(包括金融、财务企业等)融资，实际上间接地将资金投入证券和土地市场。已经倒闭的7个住宅专业金融公司就是典型的例子。总之，在泡沫经济时期，日本金融机构资产也以严重泡沫化了的证券和土地为主。资本泡沫的破灭，不仅导致金融机构的资产严重贬值，而且由于贷款或融资对象的资产贬值，导致经营困难，甚至倒闭，不能还贷，致使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大幅度增加。日本政府关于不良债权的统计标准不断变化，其统计数字也不尽相同。1998年10月金融监督厅公布日本金融机构“有问题债权”为87万亿日元。2001年9月公布的金融机构不良债权为43．4万亿日元，其中银行32．5万亿日元。
金融资产贬值，不良债权增加，对日本经济的打击是破坏性的。一方面，由于消费者和投资者对金融机构的信心不足，出现了谨慎消费与谨慎投资，导致有效需求不足。日本居民资产以在金融机构的存款(尤其是定期存款)为主，据统计，1996年底日本居民个人金融资产的52％是定期存款(美国为17％)，11％为现金或活期存款(美国为2％)。金融机构的风险增大及其表面化，严重影响了居民对金融机构，乃至日本经济的信心和预期，出现了谨慎消费。90年代初以来日本法定利率多次下调，由1990年8月的6．00％，1999年实行零利率，同期居民消费并没有明显增长。尤其是居民消费贷款在90年代一路下滑。居民谨慎消费影响国内需求，加上生产经营性公司、企业本身资产贬值导致经营困难和负债增加，投资者也出现了谨慎投资倾向。另一方面，金融机构在大量不良债权和资产贬值的影响下，出现了惜贷行为，金融功能严重弱化。90年代，日本货币供应量(M1)增长率一直在5％左右，有的年度超过10％，而银行贷款增长率很低，仅1％左右，1998年利1999年为负数，
如上所述，日本经济的问题出在金融体系上，而日本政府的对策重点放在扩大公共投资和启动消费上(其中也有一些解决金融体系问题的对策，但成效不大)，一定意义上讲是下错了药，政府措施缺乏针对性，这是日本90年代以来长期财政扩张政策效果不佳的主要原因。与此同时，财政政策扩张缺乏必要的货币政策配合，由于金融机构惜贷，实际上形成了财政政策孤军作战的局面，这也是影响财政政策效果的主要因素之一。此外，公共投资效率下降也是影响财政政策效果的因素之一。日本90年代扩张性财政政策主要是扩大公共投资，试图以此来扩大内需。但是，公共投资扩大内需的效果与投资效率是有关系的。只有当投资能带动民间的投资或者区域、产业的发展时，其效果才大，这就是所谓乘数效应。众所周知，日本70年代末步入发达国家，其国内基础设施建设已具有相当规模，在此基础上再过份扩大公共投资，往往是“奢侈”或浪费。
眼下，我国理论界有一种观点，认为日本政府在1997年采取了“紧缩”的财政政策，扑灭了日本经济复苏的势头，导致日本经济长期萧条。从而“洋为中用”，提出我国应吸取日本的“教训”，不得调整目前积极财政政策的政策取向。笔者不能苟同这一观点，认为，他们对日本“教训”的把握不够准确。日本经济在1995年开始恢复增长，1996年增长率达5％。政府针对这一情况对其扩张性财政政策进行了调整。具体讲：(1)通过了《财政结构改革法案》，提出到2003年消除赤字公债(不包括建设公债)发行，并在1997年和1998年编制了相对紧缩的预算，财政预算规模增长幅度下降，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1997年比由年度的28．0％下降为21．6％。(2)1997年4月1日起，消费税税率由3％提高到5％(1994年通过的税制改革法律确定)。(3)1996年和1997年末实施特别的经济对策。但是，从结果看，1997年的财政政策并非紧缩，而是扩张减速。虽然1997年的税负比1996年仅上升0．2个百分点(提高消费税税率的影响)，但债务余额继续扩大，1997年末公债余额占GDP比重为84．7％，比1996年上升4．1个百分点。
虽不能完全否认财政政策调整对日本经济的影响，但是，如前所述，日本经济长期不景气的根本原因，是金融体系遭重创。假定日本政府在1997年不调整政策取向，日本经济是否就会保持较好增长势头呢?回答是否定的。1997年日本经济出现再度下滑，除固有问题影响外，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也不可忽视。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虽没有直接波及日本，但它影响了日本的出口，以及日本在东南亚地区合资企业的收益，同时还影响了日本投资者、消费者的信心和预期，从而影响日本经济的增长。1997年经济增长回落是多种因素的结果，决不是调整财政政策的“教训”。其后，1999年日本经济重又出现过复苏势头，但仅维持了几个月，2000年下半年开始就又转向下降，其间财政政策并未进行调整。总不能把这次下降的原因又归结为财政政策吧!日本经济在复苏与萧条之间挣扎，是其经济本身的症结决定的。此外，作为结论，认为财政政策取向不可调整，这在理论上也是存在问题的。作为景气调整财政政策，根据经济景气情况调整政策取向是必不可少的。没有调整就无政策可言。而且这一观点的理论前提也是值得商讨的。该观点认为扩张性财政政策取向不可调，意味着政府大量的国债和大规模投资是国民经济运行的前提。我觉得，如果一国国民经济运行离不开政府的大规模投资，或者说离开政府大规模投资就要出现问题，那么这种经济就不是健康的经济。我认为，我国在实施财政政策时，要吸取日本政府投资效率低下，从而导致政策效果不大的教训，要随时注意财政政策的效果和财政政策取向的调整。
三、日本财政政策展望
1．日本经济社会面临的难题。
当前日本经济社会面临的最主要难题有经济增长依然乏力，人口老年化进程加快和财政能力低下等，它们是决定今后财政政策取向的基本因素。
首先，经济增长乏力。根据内阁府公布的《2001年度经济财政白皮书》，日本政府对当前日本经济增长的预测并不乐观。因出口的恢复，国内库存调整和资本存量调整的结束等，预计2002年度下半年经济会恢复增长，但增长率在1％左右，而且后劲明显不足。主要原因是金融体系问题影响投资者和消费者预期，制约投资和消费的扩大。而且政府推进的“结构改革”在近期内将增加企业倒闭和失业，加上美国经济的不透明性，经济恢复的动力明显不足。
其次，人口老年化进程加快对财政压力增大。1999年日本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称为老年化比率)为16．7％，已进入高度老年化社会。不仅如此，日本人口老年化进程十分快速。据日本政府预测，老年化比率在2010年将超过20％，2020年将达25％以上，成为世界之最。人口老年化不仅意味着劳动人口减少，影响经济发展后劲，而且将加大政府社会保障支出压力。据测算，70岁以上人口人均每年的医疗费为年轻人的5倍，加上现收现付制年金账户的高额赤字等，其对财政的压力是巨大的。
再次，财政债台高筑，能力弱化。90年代以来的长期扩张性财政政策，导致财政赤字扩大，债务累积。2001年中央和地方政府公债余额相当于GDP的1．29倍，2002年预算通过后，则进一步上升为1．4倍。不仅在西方发达国家，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十分突出的。根据内阁府的测算，假定社会保障水平及其他税制不变，2005年开始以提高消费税为主来实现长期财政平衡，则消费税税率应提高到23％，同样条件下，2020年开始运作，则消费税税率应提高到34％。日本目前的税制结构以所得税为主，在所得税税制不变的情况下，将消费税税率提高到20％以上，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正因如此，日本政府认为调整财政政策取向已刻不容缓。
2．今后财政政策展望与小泉结构改革。
在日本理论界、产业界和政治家中，对今后财政政策取向的看法分歧较大。主流观点主张继续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他们认为经济复苏是基础，只有经济复苏了才能真正解决财政问题。小泉纯一郎在日本有“怪人”之称，在政治家圈内也属于非主流派。其能成为总理也是人们对主流派政策丧失信心的后果。小泉内阁诞生后，极力主张结构改革，结构改革的核心是压缩政府支出，缩小政府职能范围，加强竞争，活跃市场。从财政政策上讲，主张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他主持编制的中央财政第一个年度预算(2002年度预算)突出反映了这一特点。中央财政一般会计预算收支规模比上年度预算下降1．7％，与上年度决算相比下降5．9％。顶住各方压力，将国债发行规模控制在30万亿日元，公共投资规模压缩10．7％；同时，大幅度压缩财政投资规模(比上年度下降17．7％)。
扩张性财政政策措施范文6
一、主要国民经济指标预测
2005年，我国国民经济将继续保持较快的增长，中央提出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8％左右的预期目标完全有把握实现。据我们预测，GDP增长率将达到8.9％左右，继续保持在较高的增长水平上。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长率为5％左右；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长率为10.4％左右，增速较上年也有所减慢，其中重、轻工业的增加值增长率分别为10.9％和9.7％左右，重工业增长仍然快于轻工业增长。重工业增长继续快于轻工业，说明宏观经济运行在2005年仍将处于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率为7.6％左右，因为GDP增长速度较上年减缓，第三产业增速也略有减缓。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2005年将达到84400亿元，实际增长率和名义增长率分别为14.9％和20.4％左右。2005年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将比上年有所降低，但是仍将是拉动宏观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特别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份额将进一步上升，按现价计算，2005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份额将达到 54％，这一份额多年持续明显上升的势头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
预计2005年各种价格水平将仍然呈上升趋势。社会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和消费价格指数的年变动率将分别为2.4％和3.4％，投资品价格指数变动率为4.8％左右。虽然价格指数上涨率略低于上年，但是通货膨胀压力不容忽视。
2005年，居民收入增加的势头将会继续保持下去。预计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2005年将增长7％，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率在2005年为5.5％左右。
2005年，消费仍将保持较稳定的增长，成为促进宏观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预计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将达到60790亿元人民币，实际增长率和名义增长率分别为10％和12.7％，基本与上年的增长水平持平。
2005年多数有关国际机构预测世界经济增长和贸易量会略有提高，有利于我国保持对外贸易的较快增长。国内对进口初级产品的需求增长会低于上年，同时出口增长势头不减，对外贸易仍将是十分活跃的一年。预计2005年进口和出口的增长速度将分别为28.6％和29.4％，与前几年相比，对外贸易顺差的数量将呈继续扩大的趋势。
总的来看，我国国民经济在2005年中将继续保持较高的增长势头，但是我们需要审时度势，认真应对国内外存在的各种不确定性因素，继续努力不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抓住有利时机，积极化解消极因素，力争在深化改革和加强经济结构调整的同时，保持国民经济的适度快速稳定协调健康增长。
二、政策措施建议
（一）注重为解决中长期的经济结构问题创造条件
目前除了投资与消费、居民收入差距、二三产业的结构问题之外，还需要注意工业内部的结构问题。重工业成为目前工业增长的主导，也是造成煤电油运供求关系紧张，生产资料价格过快上涨的重要原因。重工业增长具有较强的自我循环特点，因而也具有较强的惯性。工业内部结构比例失调，会加深经济波动对经济平稳增长的负面影响。重工业增长一旦启动，会在一定时期内成为经济增长的带动力量。但是一旦重工业增长陷入萎缩，又会形成螺旋式下降趋势，启动起来十分困难。工业内部的结构问题与投资与消费的结构问题交织起来，在中长期中会造成供给能力没有足够的有效需求支持，导致生产能力过剩，出现通货紧缩问题。
（二）落实好稳健的财政政策
由扩张性的积极财政政策调整转向为稳健的财政政策，是在新形势下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一项新任务，是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重要举措。稳健的财政政策的实行方式，不同于扩张性财政政策，也不同于紧缩性财政政策。它不是简单地单纯调控总量，而是要在总量调控的同时承担和实现调整结构的任务。在实行过程中更要认真谨慎，密切注意执行效果，防止各种可能出现的问题，保证政策实行收到实效。
第一，目前总的形势是宏观经济运行处于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稳健的财政政策要防止经济运行出现重新反弹或经济“硬着陆”两方面的问题，财政政策的基调应与宏观调控的大方向一致。面对当前物价水平上涨压力，宏观调控更多的是要防止通货膨胀。而继续发行国债的措施仍具有一定的扩张性特点，因此，稳健的财政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一方面，要注意政策转向不能过猛，做好扩张性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财政政策的转换衔接，实现较平稳的政策过渡；另一方面，更要把握好财政政策扩张性的度，根据形势变化，及时进行进一步调整，继续减少扩张性特点，弱化扩张性性质，以适应经济周期上升阶段的总趋势。
第二，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基本上是为了解决宏观经济运行的短期波动问题，但是根据中国目前的实际特点，以及必须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的长期任务的需要，我们应该注意在执行稳健的财政政策的过程中，将解决短期波动与长期结构调整问题结合起来，使宏观调控能够产生更大、更充分的效果。目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投资率过高、投资增长速度偏快，以致投资与消费的结构失衡的问题日益严重。稳健的财政政策的实行应该有效发挥其宏观经济政策的导向作用，推动在宏观调控中，积极解决或改善投资率长期过高、投资与消费的结构失衡的问题，使此轮宏观调控能够在解决当期宏观经济运行问题的同时，为经济的长期持续稳定快速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奠定较好的基础。
第三，虽然稳健的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是将继续适当发行的国债资金用于“三农”、西部开发和发展社会事业，但是从长期看公共财政对“三农”、西部开发和发展社会事业的投入和支持，主要还是应该通过正常的规范的财政预算中的转移支付来解决。总的来看，在未来的两三年内，应该逐步继续减少并停止发行此类建设国债，而把所需资金纳入正常的财政预算中。
第四，解决“三农”问题、西部大开发、发展各项社会事业、构建和谐社会，是需要全社会增加投入的事情。我们应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积极动员和争取各方面的资金，包括政府的、社会的，国内的、国外的，而避免政府资金孤军奋战。只有这样，才能更有效地解决好“三农”和西部开发问题，发展好各项社会事业。
第五，自1998年开始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以来，累计发行的长期建设国债未来还本付息任务沉重，还本付息负担主要集中在中央财政。因此防止出现财政状况恶化，避免财政风险也应该是在今后实行财政政策时必须注意的问题。
（三）充分发挥货币政策作用
在控制投资需求膨胀、缓和价格上涨压力方面，货币政策能够更有效地发挥作用。在一年多的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的工作中，货币政策确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宏观调控实践中，我国的货币政策的间接调控机制正在逐步形成。货币政策的导向作用日益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