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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预防纠纷与处理条例范文1
蔡 勤
章正林
乔春福
医疗预防纠纷与处理条例范文2
［关键词］举报;消毒产品;医疗机构;监督管理
1案情介绍
2021年2月1日，接到举报D县人民医院使用银尔洁活性银离子抗菌液为患者治疗疾病。2021年2月2日，卫生监督员对该医院消毒产品管理工作进行监督检查。在该医院妇产科发现门诊病历一份，病历上记录:初步诊断:西医诊断:1．宫颈炎性疾病，处理:银尔洁300ml，2瓶(外用，一天两次)”等，在病历右下方有医师签名。在三楼妇产科门诊手术室内发现“银尔洁活性银离子抗菌液”的门诊收费导诊单。对妇产科医师询问调查，证明该医院给患者开具XXⓇ银尔洁活性银离子抗菌液是用于治疗宫颈疾病，患者凭收费项目是“银尔洁活性银离子抗菌液”的门诊收费诊单缴费后在产科手术室领取该抗菌液。在三楼妇产科库房和医用耗材库分别存有2箱和8箱XXⓇ银尔洁活性银离子抗菌液，该产品标签上标注:“卫生许可证号:某卫消证字〔2010〕第0072号。该医院提供了消毒产品进货检查验收制度、XXⓇ银尔洁活性银离子抗菌液进货索取的有关证明材料(《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XXⓇ银尔洁活性银离子抗菌液的卫生安全评价报告)。经过调查取证，确认该医院购进及使用的XXⓇ银尔洁活性银离子抗菌液属于消毒产品，不是药品。最终确定该医院存在使用消毒产品治疗患者疾病的违法行为。该行为不符合《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关于严肃查处抗(抑)菌制剂夸大宣传等违法行为的通知》(国卫办监督函〔2015〕906号)的规定，违反了《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第九条的规定，依据《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第四十七条第(九)项给予该医院:警告，罚款人民币15000元的行政处罚，该医院在规定的期限内自觉完全履行了该处罚决定。
2案例分析
2．1违法行为的确定
该医院使用的XXⓇ银尔洁活性银离子抗菌液的包装标签上标注的是消证字号，无国药准字号，并提供完整的卫生安全评价报告，都说明该产品属于消毒产品。根据举报人投诉以及现场检查发现，该医院产科门诊病历显示给患者开具的XXⓇ银尔洁活性银离子抗菌液用于治疗宫颈疾病;对妇产科医师询问调查发现，该医院给患者开具XXⓇ银尔洁活性银离子抗菌液是用于治疗宫颈疾病;同时在该医院的三楼妇产科库房和五楼医用耗材库分别发现XXⓇ银尔洁活性银离子抗菌液，这些足以证明该医院有将消毒产品违规用于治疗患者疾病的行为。《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关于严肃查处抗(抑)菌制剂夸大宣传等违法行为的通知》(国卫办监督函〔2015〕906号)规定，医疗机构不得违规使用消毒产品用于临床治疗，该医院将消毒产品开在患者病历上为患者治疗宫颈炎性疾病，未遵守国家有关要求。
2．2处罚依据
本案既违反《消毒管理办法》，又违反《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消毒管理办法》第四条规定，医疗机构应当执行国家有关规范标准和规定;《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第九条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以患者为中心，加强人文关怀，严格遵守医疗卫生法律、法规、规章和诊疗相关规范、常规，恪守职业道德。本案是一起投诉举报查办的案件，涉及到医疗纠纷，优先考虑使用《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没有按照《消毒管理办法》进行处罚。医疗机构违规使用消毒产品用于临床治疗的行为不符合国家卫生相关文件要求，未遵守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行为规范，违反了《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第九条，依据《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第四十七条处罚。本案根据现场调查核实、综合分析和归纳总结，该医院的违法事实清楚，应予以行政处罚。同时遵照《江苏省卫生系统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指导意见(试行)》第九条规定，给予该医院警告，罚款人民币15000元的行政处罚，体现了依法行政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原则。
3思考建议
该起案件反映了该医院消毒产品管理有关人员责任意识不强，知识培训不到位，也反映了监督管理部门法律法规知识宣贯力度不够等问题。
3．1加强医疗卫生机构消毒产品制度管理和知识培训
建立规章制度，明确工作职责。要建立并严格执行消毒产品进货检查验收制度，明确有关部门、人员工作职责。定期对管理人员和医务人员进行培训，提高其依法依规开展诊疗活动的意识［1］;相关部门也要加强日常管理，对不正确使用消毒产品行为及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处理。
3．2加强监管指导工作，加大违法惩处力度
一是加大监督执法的力度、深度、广度。推进执法工作向纵深发展，增加抽检频次，坚决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形成威慑力。二是加强对执法人员的业务培训，理论联系实践，及时推广和交流好的经验做法［2］。三是加大有关法律法规宣贯力度，不断增强消毒产品生产、经营和使用单位遵守法律法规的意识。
3．3严格学术期刊的审核编辑
学术期刊是展示研究领域科研成果的重要平台，也是读者作者交流学习的平台。检索发现医疗文献中出现大量消毒产品治疗疾病的文章［3－4］，这也给广大医务工作者带来不正确的误导。建议相关部门严格审核学术期刊，对消毒产品相关学术论著进行规范，保障广大医务工作者知识学习平台科学规范。
3．4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医疗预防纠纷与处理条例范文3
医疗纠纷的增多有深刻的社会和体制原因。人们对医疗服务质量要求越来越高的同时，对医院和医生的期望值往往也过高。而现有的医学水平有限，医疗过程本身风险很高，不确定因素也多。在患者及家属维权意识不断增强的情况下，一旦治疗不能达到他们所预期的效果，医疗纠纷发生的可能性就很大。
医院对策：预防为先
“现在的医疗纠纷处理难度大大增加了。”山东省立医院医务部的任勇说出了医院的普遍感受。面对新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制度，为了省却事后处理的麻烦，各医院纷纷采取预防性措施。
各家都将医疗事故发生率作为考核奖惩的重要指标，与医生及其所在科室的利益挂钩。针对患方对医方在诊治前的告知不到位有很多不满的情况，医院将告知制度的健全作为预防医疗纠纷的重要举措，医院要求医护人员在治疗前一定要将可能出现的并发症、意外情况等全部向患者说明。山东省立医院还专门组建了医疗安全管理科，在医疗纠纷处理难度日渐加大的情况下，医院需要一批既懂政策法律、又懂医学，还要有人际关系协调能力的人来专门处理医疗纠纷。
病历复印：“保驾”病历安全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明确规定，患者有权复印或复制病历资料。依据条例制订的《医疗机构病历管理规定》也规定：严禁任何人涂改、伪造、隐匿、销毁、抢夺、窃取病历。这些规定使原本被医疗机构紧紧捂住的重要证据得以公开，医院想对病历恶意修改不再轻而易举。记者在山东省立医院医务部看到，一张指引病人前往复印病历的指示被贴在显要位置。其他一些医院也都为病人复印病历提供了方便。
举证倒置：一家欢喜一家愁
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司法解释中规定，医疗事故鉴定采用举证倒置原则。这意味着在医疗事故鉴定中，如果医方不能证明自己的诊疗与患者的损害后果没有因果关系，将承担事故责任。对此，医患双方的反应可谓“一家欢喜一家愁”。这一“紧箍咒”一时难以被医院接受。
“患者普遍对医院乱检查、医疗费用高不满意。可因为举证倒置，医疗机构不得不增加一些检查项目。比如说有的医院做个小手术还给患者做艾滋病毒检测等。医院的苦衷在于，万一病人真的有艾滋病而事先没有查出，事后患者再将病因推给医院呢?”山东省千佛山医院医务处处长刘志清说。
于群贤向记者介绍了一个案例。一位患者因颈部淋巴结肿大在当地县医院做活检，手术后感觉肩部疼痛，右臂不能正常活动。患者认为是大夫在手术中误伤腋神经所致。山东省医学会组织的鉴定会上，医院为了证明手术并没有给患者造成损伤，竟偷偷跟踪患者，并将其骑自行车买菜时右臂自如活动的画面录下。
评论：构建相互信任的医患关系
医疗预防纠纷与处理条例范文4
关键词法律视角；医疗纠纷；法治意识；安全管理
随着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改革，医疗体系逐渐完善和健全，人们对医疗卫生观念也在相应转变，对医疗技术和服务水平的需求也日益提高。但由于医疗资源的总量与患者需求、区域配置之间的不平衡，多方面的原因导致医患纠纷数量逐渐增大，医患关系也日趋紧张。剖析医患纠纷产生的深层次原因，以医疗纠纷的预防与处理作为突破口，完善法治化背景下医院安全管理方面的优化路径，从而建设好法治医院、平安医院。
一、当前医院医疗纠纷的现状及产生原因
从我国裁判文书网统计出，2013年至2018年间涉及医疗事故的裁判文书数量呈现出波动中上升的趋势：2013年1991件呈现低谷，高峰期在2017年6342件，2018年略有下降为5464件。［1］裁判文书网上显示的数据仅是包含了已经到法院并且经过审理的案件，还有大部分的医疗案件和纠纷在医院、政府以及其他第三方调解机构得到了调解和处理。医患纠纷从最初的矛盾演化为医疗案件，会经历一段过程。深究近年来医疗纠纷产生的原因包括以下几点：
（一）医学专业性导致医患之间信息不对等
医学是一门复杂、高深的学科，医学生要经过长期系统化的理论培训、临床实践培训，且需通过专业化的执业考试后才能成为医务工作者。此外，医学界对人体生命科学复杂性的研究具有局限性，加上患者个体的差异性，多种因素决定了医疗本身存在着极高风险性。对于患者而言，对当前医学科学发展的局限性和疾病风险的未知性等方面认识不足，自然处于弱势地位。［2］与医生的专业性和权威性相比较，双方形成了严重信息不对等。
（二）优质医疗资源与患者需求的不平衡
目前，我国医疗机构虽然数量较多，但医疗机构提供的医疗服务、综合水平等与满足人民群众医疗需求还存有一定差距。我国虽然实行分级诊疗制度，但是分级诊疗的实际运行情况并不乐观。患者更倾向于到具有权威性的三甲医院看病治疗。三甲医院原本主要是针对疑难重症进行治疗，但不得不分配许多优质医疗资源到一般症状的解决和处理上。这种情况导致了大医院的挂号难、看病难问题，“黄牛”和“号贩子”也就相继出现，上述矛盾长期无法得到合理处理解决，便使得民众抱怨的声音越来越大。［3］
（三）医患双方沟通不足、解决机制不畅
患者数量的增多、医护人员数量有限、医生每日接待问诊数量也有限等原因导致医患双方沟通不足。门诊患者看病等待所需的时间远远大于就诊所花费的时间，医生也不能花过多精力去回答每一位患者、家属提出的每一个问题。此外，由于信息的不对等，医护人员都会按照要求认真履行了告知义务，但患者对医疗风险往往不能理性对待，对医疗结果的期望值又高于正常值，此种矛盾随时可能激化患者的负面情绪，使之做出一些极端行为导致伤医案件发生。关于医疗纠纷产生的原因，还有学者将其归因于媒体对“医闹”的片面宣传、医患间信任的缺失、医疗保障和救济机制的不完善等。［4］
二、法律视角下医疗纠纷处理和医院安全管理的难点
（一）提供医疗服务过程中，医护人员法治观念薄弱
1．院方法治建设体系不完善目前，大部分公立医院内部未建立统领全局的法治建设体系，由于组织架构不健全，法治认知薄弱，管理理念缺乏法治思维，没有纲举目张的工作抓手，未能形成一套有效的法律事务和经验路径处理医疗纠纷。［5］对待部分医闹患者，迫于多方面的压力，往往采取不合理的做法“平息”事端。这有悖于采取合法合理的途径解决医疗纠纷的初衷。对于医患纠纷的处理不能仅停留于“治标”层面，更重要的是“治本”。2．医护人员法治观念薄弱医疗纠纷发端于医疗服务过程中，由于部分医务人员缺乏专业的法律知识，法治观念薄弱，未能将医院法律风险的防范关口前移。一般公立医院是由医务部门先行调解处理医疗纠纷，并由外部聘请法律顾问提供专业法律服务。医务部门的人员大多数并非同时具有医疗纠纷业务工作能力和法律专业知识背景，仅依靠于外部法律顾问提供专业的法律意见，往往降低了医疗纠纷处理的及时性和有效性3．法治培训形式大于内容在院方组织法律培训、法律实务知识讲解时，部分医护职工由于自身工作繁忙、法治意识不强，认为处理医疗纠纷和参加此类教育培训属于行政、后勤人员的本职工作，自主参与意识和积极性不强烈；同时有些培训往往是形式大于内容、走过场、达不到预期效果。随着患者的自我保护意识和法治观念增强，更加有意识地在接受医疗服务中运用法治思维和途径维护自身权益。若医护人员不重视提高自身法治思维和观念，不能更好地运用法律知识和医疗处理规程展开医疗服务，在医疗纠纷中将会陷于不利之地。
（二）医患纠纷处理过程中，部分患者法治意识缺位
近年来，在一些“医闹”事件中，部分患者对医院任意打、砸、闹，采取极端行为围堵医院、要挟医院和政府，破坏了正常的医疗秩序，扰乱了社会和谐稳定。部分患者采取极端方式不仅不能解决医疗纠纷，反而还会触犯法律的底线；不仅没有维护到需要维护的合法权益，还会使自身受到法律的制裁。应采取合法合理的途径保护自身权益；我国《民法典》《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对医疗纠纷的处理、医疗损害责任认定等都有明确的规定。
（三）医院安全管理方面，安全保卫力量还需优化
1．人员风险防控能力不足部分医院存在医护人员风险意识及风险防控能力不足，在医患纠纷发生的早期未产生足够的重视，未能及时采取有效的措施予以化解、控制和处理。安保人员到达现场后应突能力不足、缺乏快速反应的协作机制。医院虽然有对应的应急预案，但并未定期开展有效的培训和演练，导致人员风险防控意识欠缺、能力不足。2．客观硬件配置不够优化医院属于开放的人员密集场所，空间大，人流量大。仅靠医院现有的普通安防系统以及安保人员日常巡逻，是难以第一时间赶到纠纷现场处理化解。根据国家卫健委等多部门联合的《关于推进医院安全秩序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要加强医院技防、物防、人防建设，推进医院智慧安防建设。根据实际需要，配备安检设备，完善一键报警及防控设施设备等硬件，强化安防系统建设。3．多部门协同力有待提高在处理医疗纠纷时，临床科室之间、科室与医务、安保部门之间协同力不足，各为其政，在法律事务方面容易存在推诿扯皮的现象。而在发生医患纠纷事件时，医院安保人员只能采取协调和劝解的方式进行处理。虽然医院和公安合作在院内建立了警务室，派驻人员在医院内执勤巡逻。但由于警力有限、经费短缺等问题导致实际情况下公安对医院空间安全治理参与不足，驻院警务室并未发挥出其应有作用。［6］
三、法治视角下医疗纠纷处理的完善路径
（一）完善医疗法律体系，推进医疗服务法治化
进程医生和患者是医患命运共同体，双方之间的信任关系和利益平衡只能建立在法律制度的框架内，因此应完善我国现有的医疗法律体系，重构医患之间的制度信任，保障医患命运共同体的合法权益。［7］在最高检2021年工作报告中提到，要坚决严惩任何一起伤医扰医犯罪。高度重视对医护人员的权益保障，不仅是要严惩任何一起恶性医闹事件，对存在风险和隐患的医疗纠纷也应做好预警和应对。2018年10月1日起施行的《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虽然弥补了《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部分不足，对医疗纠纷的预防和法律责任部分进行了完善，［8］但对于医疗损害鉴定制度、赔偿制度以及相关的保险制度还需细化。因此完善医疗法律体系，要推进医疗服务法治化进程，从而真正实现途径多元化解决医疗纠纷。
（二）加强医患沟通交流，及时化解医患纠纷
发生医患纠纷，并不意味着一定就会发展为恶性暴力伤医事件。医护人员应积极主动，在合适的时间节点化解处理纠纷，避免事态的进一步恶化。倡导医患之间积极沟通交流，建立运行有效、畅通的沟通机制。患者对自己病情不隐瞒，真正信任医生；医务人员对待患者要更有同理心，将医疗过程中的风险和应对方案告知患者，解决患者心中的担忧和不信任。在诊疗过程中，更加注重细节，按照操作流程进行，完善制度化管理。对待诊疗行为中出现的意外和摩擦提前应对处理，把握住医疗纠纷发展恶化的共通性，完善应急预案和处理规程。
（三）提升安保能力，保障医院安全稳定运行
医院安保法治化管理是一个系统工程，首先，应健全完善医院医疗纠纷处置规程、安全保卫制度。加强安保力量建设，主动排查调处化解各类医患矛盾纠纷。积极构建金字塔式的组织管理体系，织密安全管理网。其次，完善医院安防配置，根据新《安全生产法》的相关要求，切实完善医院内部的智慧安防系统建设，将消防、安防和监控等配置为有机联动的整体，提高隐患识别的精确度。同时，贯彻国家发改委、国家卫健委等多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对严重危害正常医疗秩序的失信行为责任人实施联合惩戒合作备忘录》，对严重危害正常医疗秩序的失信行为人建立重点人群预警机制。最后，加强安全防范能力，巩固多部门联动的分工协作机制。医院内部科室之间加强沟通协作；警医联动方面，完善医院与属地派出所的联动机制。为实现平安医院建设的预期目标，也需要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政府、人大以及各社会团体监督与配合，以便从容应对各类医疗纠纷。
四、结语
处理好医患关系，需要构建医患命运共同体，同时需要医事法律制度规范的指引，医患双方构建法治思维，遇事找法，从而有效解决纠纷；院方还应完善相关制度，提高安全管理水平，从而更好地推进平安医院建设。
参考文献
［1］乔晓东．论目前医疗纠纷处理现状及解决路径［J］．法治与社会，2020（14）：144-145．
［2］金恒宇．信息不对称背景下医患关系的伦理学思考［J］．卫生软科学，2010，24（1）：34-35，42．
［3］杨锐．中国式医患关系的成因分析［J］．世界最新医学信息文摘，2019，19（A5）：346，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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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陈薇薇．法人治理结构下公立医院法治建设策略研究［J］．中国卫生法制，2020，28（3）：38-43．
［6］姜厚宇．空间社会学视角下的医院安全治理研究［J］．现代医院管理，2021，19（4）：48-52，63．
［7］申卫星．医患关系的重塑与我国《医疗法》的制定［J］．法学，2015（12）：79-91．
医疗预防纠纷与处理条例范文5
[关键词] 医疗纠纷 防范 处理措施
从近年来全国及地方发生医疗纠纷数量来看，据据中华医院管理学会于2000年对全国326所医院的调查显示，医疗纠纷发生率高达98.4%；于2005年6-7月间在对全国270家各级医院调查结果的数据分析中显示：出现过患方使用暴力行为（包括殴打、威胁、辱骂医务人员）的医院占73.33%；出现过患方纠集多人围攻并威胁到院长人身安全的医院占59.63%；出现过患者家属在院内摆放花圈、设灵堂、烧纸等情况的医院占61.48%；出现过患方拒绝出院且不交纳住院费的医院有76.67%[1]。据卫生部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医疗机构医疗纠纷发生率已高达98.47%，全国每年发生的医疗纠纷逾百万起，平均每年每家医疗机构发生医疗纠纷的数量在40起左右；在发生医疗纠纷的医疗机构中，90%以上发生过不同程度的医闹围攻、打砸事件，尤其近两年来，医疗纠纷发生率明显上升，增长幅度超过100%[2]。我们认为，医疗纠纷已经给社会和谐带来巨大压力，也成为社会不安定的重要因素，对此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一、医疗纠纷的特点
（一）医疗纠纷的专业性。医学是专业科学与经验科学的结合，具体医师在对待具体病人上如何控制个体中的不确定因素导致的个体差别，仍然存在很大的困难，医学科学的局限性显而易见，不能解决的医疗问题大量存在，因而医疗纠纷的解决较一般民事纠纷的解决更加困难。
（二）医疗纠纷的多发性。患方对医疗服务的要求和对诊断、护理的期望值越来越高，若达不到患者期望值，即便医疗行为不存在过错，患方也会认为不良诊疗后果是医方造成的。
（三）医疗纠纷的当事人之间所掌握的信息不对等。在医疗过程中，患者们虽然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对医疗的方法和方式等服务进行选择，但却因缺乏相关知识而在事实上没有进行选择和参与的能力。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缺苦于没有相关的专业知识而不能对上述的服务进行选择的能力。在现实中医疗机构由于处在主动位置，往往掌握着重要的证据和相关资料。现行法律在诉讼中虽然对举证的责任实行倒置管理，但是这种做法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患者在医患纠纷中处在弱势位置的现状。 [3]。
二、医疗纠纷的新特点
（一）案件数量增加：随着人口增长、国家医疗体制的逐步完善，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就医人次也成逐年增加的态势，所以医患纠纷也不可避免的增加，同时要求伤残、技术等鉴定的人次也大幅度增加。
（二）患方胜诉的情况逐年增多：由于新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实施，采用了“举证责任倒置”有效的解决了患方举证困难的情况。
（三）涉及赔偿金额增加：医疗纠纷进行到最后一步大多涉及到经济赔偿，由于新《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实施，院方在出现“举证不能”的情况时往往激发矛盾，患方会采取极端手段比如聚众喧闹等来增加索要赔偿金额。
（四）纠纷的原因越来越复杂：虽然国家出台了新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但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医疗纠纷的复杂状况，社会上普遍认为患者是弱势群体，有了这种主观印象所以有时候处理纠纷非常困难。
（五）影响力越来越大：由于现在媒体发展迅速，有些不良媒体为了收视率和点击率对医疗纠纷进行不公正的报道、炒作，加之患者家属越级反应情况的事件有所增加，所以对医院的声誉影响极坏。
三、关于医疗纠纷的结论：
（一）医疗纠纷数量、医疗事故鉴定数目、医疗纠纷的赔偿金额及医务人员遭受人身损害的数目呈逐年上升趋势，以法律途径解决医疗纠纷的案件占的比重小。
（二）医源性医疗纠纷和患方原因引起的医疗纠纷是形成医疗纠纷的主要原因。
医源性医疗纠纷的形成主要来自技术原因、服务水平、医师责任心不强，缺乏良好工作作风、医师违反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患方原因引起的医疗纠纷主要可以归结为对诊疗不理解、对诊疗不配合、患方个体差异、法律意识增强、患方不良动机。
（三）医疗纠纷三种处理方式的缺陷、医疗纠纷法律法规适用冲突的问题、医疗纠纷鉴定问题、医疗纠纷处理中医疗机构存在的问题以及医疗纠纷中的知情权问题是我国医疗纠纷防范处理措施中的明显不足。
（四）完善我国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的建议：
1、加强医患沟通，提高医护人员服务意识；
2、全面提高医院管理水平；
3、提高医务人员的技术水平；
4、强化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提高医患双方法律意识；
5、规范医疗纠纷处理途径；
6、规范医疗纠纷鉴定机制；
7、加大医疗卫生投入力度，改变以药养医的局面；
8、完善医疗纠纷解决机制的法律体系；
9、全民范围内开展健康知识教育；
10、完善医疗保障制度；规范病案管理。
为完善和改进医疗纠纷防范处理措施，实现医患关系和谐，政府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应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同时，还需要社会、医疗机构、医务人员、人民群众等多方的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1] 陈丽娜.“医闹”事件的产生原因及解决对策[J].法律与医学杂志，2007，14（4）：253.
医疗预防纠纷与处理条例范文6
任与义务，医疗事故的构成条件较以往更趋合理；但也存在某些缺陷和理论误区。如<条例》第49条第2款的
规定就有悖于形式逻辑的一般原则，有悖于过错责任的侵权责任的一般归责原则，不利于强化医疗机构对医
疗风险的注意义务。探讨、澄清这些问题，有利于医患纠纷的正确处理。审判机关在调处医患纠纷时要正确
适用民法原则和《条例》规定，要全面审查技术鉴定资料。人民法院技术鉴定机构在医疗事件技术鉴定中要发
挥积极作用。
【关键词】医疗事故；医患纠纷；损害赔偿
【中图分类号】d922．16；r05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 1007—9297(20__)02—0065—03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与<医疗事故
分级标准(试行)》及其他配套规定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
医疗事故的行政确认与处理水平达到了一个新的、趋于完
善的层次。同时，<条例》作为国家行政法规，也对人民法院
审理医疗事故纠纷案件以新的规制。但是细阅上述法规，
结合几年来参与医疗事件技术鉴定的心得来考量，笔者认
为其仍然存在某些缺陷和理论误区，有必要加以探讨、澄
清，以利于司法机关正确、顺利地对医疗事故及其他医患纠
纷进行裁判。本文试从质疑<条例》第49条第2款“不属于
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以下简称
“本款规定”)为切入点加以讨论。
一
、本款规定可以无限外延。有悖于形式逻辑的一般原
则
<条例》是认定和处理医疗事故的行政法规，不是认定
和处理一切医患纠纷的法规，它只应对医患纠纷所争议的
事件是否构成医疗事故和构成医疗事故的事件的处理作出
规定，而不应对“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其他医患纠纷的认定
和处理做出限制性规定，况且这种规定又是笼统的、漫无边
际的。“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医疗事件作为否定性的表述，
其外延极为广泛，情况十分复杂，其中不乏根据《民法通则》
及其他法律规定，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违约、侵权责任的情
形，不可一概规定不承担赔偿责任。如果本款规定系指《条
例》第33条规定的情形，则应特别指明，以免发生歧义；而
如果是仅指<条例》第33条规定的情形，则该条规定又显得
既零碎又不合理。因为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对患者的义
务属于勤勉注意的义务，考察一起医患纠纷所争议的事件，
医疗机构是否应予免责，有两个至关重要的要素不应回避
或忽略，一是该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是否具备相应的医
疗能力，包括该医疗机构是否拥有与其等级和专业范围相
当的专业人员、医疗设备和医疗水平，该医疗机构的医务人
员是否具备与其职称相当的医学知识和医疗技能；二是行
为是否符合通行的医学规范，即其对患者采取处置措施的
方法或程序等，是否符合医疗法规、行业规范、专业技术要
求或通行的医学理论。如果抽去了这两个内在的、本质的
因素，也就抽去了事件免责的基础。而该条规定则没有考
虑这两个要素。如该条第l项规定，在“紧急情况下为抢救
垂危患者生命而采取紧急医疗措施”，就没有提示行为是否
符合医学规范，如果医务人员平时作风懒散，缺乏敬业精
神，疏于钻研业务，在紧急情况下手忙脚乱、顾此失彼，采取
的措施不当而造成了不良后果，岂能不承担责任?第3项
规定“在现有医学科学技术条件下，发生无法预料或者不能
防范的”情形，也没有考虑到医生和医院的一般医疗能力；
第2项规定“由于患者病情异常或者体质特殊”的情形，则
既忽略了具备医疗能力的因素，也忽略了符合医学规范的
因素，因为此时如果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对患者异常病
情有医疗能力而没有给予符合医学规范的处置，则应对不
良后果承担责任，而如果没有医疗能力，但处置方法不符合
医学规范(如没有及时转院)，也应承担责任。还应当指出
的是，<医疗事故分级标准(试行)》采用的是列举式表述，且
没有类比和比照条款，众所周知，列举的内容是不能穷尽所
有应构成医疗事故的情形的，正如该标准所坦陈的，“列举
-的情形”只“是医疗事故中常见的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后
果”，这就是说，那些“不常见的”构成医疗事故的情形没有
被列入。因此，本款规定对于保护患者合法权益是有疏漏
的、不完整的；这一表述可能使人发生歧义的是，除外医疗
事故的一切医患纠纷，即使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明显
过错并因此造成了患者一定程度的身心痛苦和经济损失的
情形，医疗机构均不承担赔偿责任；如果本款规定制定的原
意即在于此，则更为不当，因为那样就不免有部门保护之嫌
了。
实践证明，不属于医疗事故而医疗机构应予承担赔偿
责任的医疗过错事件是存在的，并且占医患纠纷案件的相
当比例；这类事件具备以下3个特征，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
人员，一是可能无明显违规情形。二是未尽到勤勉注意的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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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或者有漠视患者经济利益的情形；三是因此而实际上给
患者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身心痛苦和俄经济损失。其中身
心痛苦可能不是体现在人体解剖学上的永久性损害，而主
要是一定期间内在生理上、精神上明显的可以察觉的损害。
举例如下：由于医生对患者没有认真观察，对病情未予仔细
分析，未做必要的实验室检查和仪器检查，未及时组织会诊
或由于车辆、器械发生故障，而未积极、及时排除或改用其
他可行方法及时赶到求救现场和实施有效治疗， 或者为了
创收目的，未谨慎使用不够成熟的医疗措施，致使患者病情
加重、病程延长而增加其痛苦和治疗难度及医疗费用支出
增加的情形；为了创收目的，对于完全能用一般剂量、价廉
物美药物治疗的病情，而无视患者经济利益开大处方，用进
口药、昂贵药，造成患者医疗费用人为增加的情形；由于忽
略了患者知情同意权、隐私权、名誉权等造成一定程度精神
损害及间接经济损失的情形。
二、本款规定有悖于过错责任归责的民法原则
纵观<条例》及《医疗事故分级标准(试行)》，虽然构成
医疗事故的医患纠纷事件范围较以往有了明显扩大，规定
更趋合理，但仍有较多医患纠纷事件既不构成医疗事故，按
<条例》规定医疗机构又不承担赔偿责任，但依据民法过错
责任归责原则，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这里的区别
在于，在法律上决定医疗机构是否承担责任的标准是过错
和因果关系标准，而<条例》中的标准则是过失和违法标准。
前者的范围显然比后者要宽泛得多，不仅包括行为人有故
意行为，也包括行为人虽无违法但确有过错，并且给患者造
成了损害事实，而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有因果关系的情况。
如果按后者确定责任承担问题，在上述情况下医疗机构不
承担责任显然于法相悖。因此，对于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医
患纠纷事件，只要符合其他法律责任要件，医疗机构仍应承
担责任，以下分几种情形说明：
其一，医疗故意行为。因医疗故意行为给患者造成人
身损害及经济损失的情形，显然不属于医疗事故范畴，但这
决不可以说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可以不承担责任。这类事
件很多，略举如下：医疗机构方面，私自生产、配制未经国家
专门机构检验、批准的药物，购买不合格的或废旧的医疗器
械，擅自采集和使用未经检验的血液和血液制品，使用过期
药品或国家有关部门明令禁止使用的废止药物，制定无钱
就不予收治、抢救等违反医德、法律法规的内部规定，等等，
造成患者一定程度身心损害后果的；医务人员方面，利用其
掌握的医疗技术和从事医疗工作的便利对与其有过争执等
情形的患者实施报复，为追求经济利益采取本不需、不应进
行的医疗行为(如把无病说成有病、轻病说成重病)，明知不
立即采取措施会造成不良后果而不采取措施放任后果发
生，为了谋求非法利益而在其执业范围、执业场所以外行
医，造成患者一定程度身心损害后果的。
其二，应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形。如纯粹因血站的原因
使血液受到污染，因医用产品的缺陷给患者造成损害后果
的，医疗机构可先行承担责任，然后向血站、医疗产品销售
商和厂家追偿。
其三，单纯过失性的医疗侵害。如医疗机构及其医务
法律与医学杂志20__年第l0卷(第2期)
人员已经或应当意识到采用常规医疗措施难以避免不良后
果的发生，并且有能力、有条件采取更进一步的诊疗措施，
而未采取这些措施从而导致不良后果发生的。在这种情况
下，即使事件不构成医疗事故，医疗机构亦应承担民事责
任。应当强调指出，医学科学、医疗技术水平是不断进步
的，而具体的医疗操作规范常常具有滞后性，医疗事故的认
定所依据的法律、法规和标准也不可能随时跟上医学前进
的步伐。因此，对于这类医患纠纷情形，由医疗机构对其过
错适当承担责任，不仅是民法过错责任归责原则的要求，也
有助于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重视职业道德修养，发扬爱
岗敬业精神，不断提高其医疗服务水平。
其四，非人身损害后果的医疗侵害。就医疗民事侵权
与违约责任的情形而言，人身损害的后果并不是损害后果
的惟一表现形式。如在医疗活动中，由于医务人员工作态
度草率，致使患者迁延治疗，耽误其升学、参军、就业、业务
签约及参与其他有现实和长远社会、经济意义的活动，造成
明显身心损害后果及直接经济损失的，医疗机构亦应适当
承担责任。
三、本款规定不利于强化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对医
疗风险的勤勉注意义务
医学科学是研究人类疾病的发生、诊断、治疗、预防等
规律的引用学科。由于生命活动的规律和疾病发生的原因
纷繁复杂，这种复杂性动态地伴随人类社会发展的始终，因
而人类的认识水平和识别技术始终与其存在着差距，故而
医学具有高深、复杂、未知领域多、涉及知识面广等特点，反
映到医疗服务行业为高度专业性与高度风险性，决定了医
患纠纷事件认定和调处的复杂性与特殊性。
正是因为上述特点，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
动中，必须严格遵守医疗卫生管理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诊
疗护理规范、常规，恪守职业道德，崇尚爱岗敬业精神，刻苦
钻研业务，及时更新知识，不断提高专业技术水平，关心、爱
护、尊重、同情患者，尽职尽责为患者服务，履行对医疗风险
的勤勉注意、防范和排除不良后果的义务。我国古代医家
云“应用之妙，存乎一心，用药如用兵”，也是强调这种注意
义务。在诸多高风险的社会服务行业中，医疗行业的风险
注意义务高度集中在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身上，患者到
医院就医就是把生命和恢复健康的希望给于医院，而患者
的义务则是从属的，更多的情况下是被动的、无奈的；它不
同于交通运输行业的风险情形，后者交通运输机构及其从
业人员在一般情况下当然是风险注意义务的主要承担者，
但乘客、行人在某些交通事故中往往是肇事的主要责任者。
因此，应当强调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对于医疗风险的注
意义务。
在以往的医疗事件技术鉴定实践中，常能发现医疗机
构在教育医务人员和管理医疗事务中存在缺陷和疏漏，常
能发现医务人员在责任感、事业心、关注患者方面的种种不
足，常能发现其在履行医疗风险的注意义务方面存在的缺
陷。相信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及其配套规定颁发以后。
各医疗机构及广大医务人员通过学习法规，能切实增强医
疗风险、医疗事故的防范意识，使这种状况会有很好的改
法律与医学杂志20__年第10卷(第2期)
观。
有一种观点认为，强调医疗机构的责任与义务，会使医
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过于谨小慎微，不敢承担医疗风险，对
于有救治希望也有失败可能的患者不敢 基于人道主义精神
为之努力争取好的结果。其实，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或者
说具有二重性。试想，如果不强调医疗机构的责任与义务，
又会出现忽视医疗风险、疏于钻研业务甚至为了创收发生
一些诸如草率手术、草率施药、轻病重治的一些离奇古怪的
事情。
最近在南京召开的全国医息纠纷审判理论与实务研讨
会，会议指出，医疗行业有其特殊性，合理确定医患双方的
权利与义务，特别是界定医疗机构的注意义务是正确处理
医息纠纷的重要前提条件。应当说，明确而适当的责任与
义务是使医生职业和医务行业获得广泛信任的基础，社会
成员对强化医疗责任的期待，实际上是对赋予医生或医疗
机构的信任不致落空并且今后能够赋予更大信任的期待。
不言而喻，没有哪个人存心毁灭对医生职业和医疗行业的
信任，因为我们无论拥有多么有力的法律武器，但迟早都要
把自己交给医生“处置”。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人们掌握的知识总是在迅速、绝
对地增加，而我们个人所掌握的知识却在相对在减少，人们
在生活中越来越依赖于方方面面的专家，看病更是这样。
信赖专家就得信赖专家的职业操守与专业能力，然而专业
领域里的信赖对象却愈来愈符号化，是一个令人不安又难
以消除的社会现象。人们祈祷信赖对象的符号特征能够名
副其实，更需要有一个可预测并被普遍遵守的责任体系；另
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追求经济利益已不再受到非议，但其
发展的极端情形，则是拜金主义滋生，冲击先人后己的社会
公德、敬业奉献的职业道德和扶危济困的传统美德，表现在
医疗行业就是着眼“创收”，草率施治，甚至索要红包礼金，
这是导致行业风险责任发生的主要的、内在的原因。这就
是为什么我们在信任、尊重医生及医疗行业几千年之后，如
今还要制定一个《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并在其中详加规定
医疗责任的时代意义，其中“医患关系紧张”是使条例及早
出台的直接原因。
有作者认为，在医患纠纷中，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应
以重大过失为原则，具体轻过失为例外，抽象轻过失应免
责。其所谓重大过失，是指行为人违反了一般情况下只要
加以注意即可预见的危险，而怠于注意、不为防范和排除致
成的过失，它相当于构成医疗事故的情形。所谓轻过失，则
相对于重大过失而言，根据行为的性质和注意义务的不同，
又可分为具体的轻过失和抽象的轻过失。具体的轻过失是
根据行为人在与其所从事的专业、与其所取得的职称相对
应的工作时的态度来判断其主观意识的，如果行为人欠缺
这种与处理该相对应工作的必要注意，那么他就存在具体
的轻过失，它相当于符合过错责任归责原则尚不构成医疗
事故的医疗事件情形；抽象轻过失是根据行为人在相对于
一般的社会行为中的观念来认识其主观意识的，如果他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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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这种法律上的必要的注意或作为善良管理人应有的注
意，就可认定他有抽象的轻过失，抽象的轻过失是通过行为
来抽象确定行为人的主观意识的，不以行为人的主观意志
为标准，而以客观上应不应当做到为标准，其注意义务高于
具体的轻过失，它适用于那些合同履行风险较小、期望获利
较大的事物，而不适于高风险、公益性的医疗行业。笔者认
为重大过失应担责，具体轻过失适当担责(尤其在营利性医
疗机构)，抽象轻过失应予免责；这在医患纠纷案件的审理
中有实际意义；而医疗机构应当努力防范重大过失与具体
轻过失，恪尽勤勉注意义务。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及其配套规
定较之《医疗事故处理办法》有很大进步，但仍存在某些缺
陷和理论误区，其中《条例》第49条第2款的规定是一处多
弊少利的败笔，其他问题有待在实践过程中加以检验和修
正。
笔者认为，人民法院在审理医息纠纷案件中，经审查确
认其构成医疗事故的，应按《条例》的规定做出裁判或者对
卫生行政部门做出的处理决定根据《条例》的规定进行审
查，作出裁判；如经审查不构成医疗事故，应根据民法过错
责任归责原则，对于医疗机构有主观过错、患者有损害后
果、过错与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应据实判令其承担相
应责任，不应笼统按“不属于医疗事故的”一概判定“医疗机
构不承担责任”；如经审查既不构成医疗事故，又不存在过
错，则判定其不承担赔偿责任。
笔者还认为，人民法院在审判医患纠纷案件中审查医
学会出具的医疗事故鉴定书时，应注意其内容是否完善，所
采信的证据是否真实、准确、完整，说理是否充分。对于不
构成医疗事故的鉴定例，以往多以“该医疗事故不构成医疗
事故”结尾，划上句号，而对于实际存在的过失、缺陷则不予
提及，即没有“但书”，这是不完善、不公允的，它不利于卫生
行政部门和人民法院据以正确处理医患纠纷，也不利于医
疗机构重视医疗风险的注意与防范，不利于其医疗服务质
量的提高，因此，这种情况应予纠正。人民法院的技术鉴定
机构对于本院及其所属法院受理的医患纠纷案件的技术鉴
定，应审判人员要求，有建议、组织、参与、审查、说明的义
务，可以将检案交医学会鉴定，也可从医学会的专家库中按
《条例》规定随机抽取专家组织进行鉴定，还可向上、向外聘
请专家鉴定；由于医学科学的高深性，临床情况的复杂性，
医疗事件技术鉴定法医一般不单独完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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