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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文化的基本精神范文1
一、形象传播的概念思维
构建一个品牌传播体系无疑是复杂的全局工作，这些工作需要一个创意概念作为线索或主题，在文化传播中，我们可以称之为形象基因。众多广告公司在工作语言里有诸如品牌写真、品牌耳语、品牌DNA、品牌印迹的提法，都是描述品牌为消费者所接受的核心价值。梳理广告学原理知识，最初我们通过“独特销售主张”来发掘广告主题，后来因其太过功利化，相对应有了“品牌形象”概念的提出，而品牌基因是欲将品牌在竞争环境中独有的与消费者达成共鸣的核心价值指示出来。就湖南省的省域文化传播现象而言，其形象基因绕不开湖南特有的湖湘文化，它的形成有两个维度，一是湖南历史文化维度，二是湖南人对湖南，外省对湖南，乃至海外对湖南的现实认同维度，对这两个维度综合研究就能找到湖南形象基因。有关湖湘文化的研究著述非常丰富，较有代表性关于湖湘文化特点的观点有《湖湘文化通论》中提到的湖湘文化的精神特质的六点：“无所依傍、心怀天下”、“关注现实、实事求是”、“兼收并蓄、自强不息”。书中提到“这六点是从湖湘精英人物的精神层面抽象出来的，基本可以涵盖目前各种说法，并且具有超越时代的永恒性”①。还有《湖湘文化纵横谈》中提到的“优良的爱国主义传统”；“经世致用传统”；“兼收并蓄、吞吐百家的博大精神”②，这三点有价值的湖湘传统也是湖湘文化的代表性归纳。以上著述能够找到湖湘文化的根本性特征，作为湖南形象的文化内涵，对湖南形象战略的创建与实施意义重大。在文化传播与交流活动中，将历史文化转化为现实认同至关重要。2012年，北京揽胜广告公司创作了位于长沙的，名为“定江洋”的房地产项目的系列广告，创作者一方面洞察了历史上湖南人身上的“匪气”，一方面将这一“历史遗迹”转化为正能量意味的广告主题：“说一不二”，指代开发商对项目品质的自信果敢，此主题直击现代人的心理认同，成功推广了项目价值。可见，湖湘文化是有着旺盛生命力的，湖南省域文化传播必须从湖湘文化中构建形象基因，从而找到根源与依托。
二、形象基因的三个特性
湖湘文化的基本精神范文2
一、对湖湘本土舞蹈文化文化的认识
湖湘文化是在湖南地区形成的具有独特风格的地域文化，是中华文化中的一部分，也是湖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湖湘文化对湖南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有关湖湘文化的研究，早已为学术界所关注。湖湘文化包括两个层面的内涵，广义的湖湘文化：是指自古以来陆续生息在湖南的各族人民在长期历史过程中创造形成的具有独特个性之民风、民俗、社会意识、科学文化乃至物质文化等的总和；狭义的湖湘文化：则是指在此基础上所发展和积淀起来的文化精神。湖南舞蹈艺术，生长于楚文化和湖南原土着居民文化的艺术土壤，具有悠久的历史和风情独具的艺术风采。自古以来，在湖湘大地上便居住着苗族、土家族、瑶族等许多少数民族。1980年至1985年曾对湖南全省民族民间舞蹈进行了全面的普查。据调查统计，湖南有近30个民族，独特的民族习性、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构成了他们不同的舞蹈艺术，各民族的舞蹈都具有特色，丰富多样，异彩纷呈，共有400多个舞种，数以千计的舞蹈节目。湖湘民族民间舞蹈，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是湖湘各族人民群众共同创造的结晶。在历史上，隋唐以来，《绿腰舞》等着名的盛唐宫廷舞蹈，流传到湖南。唐人李群玉曾在《长沙9日登东楼观舞》一诗中描述了在长沙看南国佳人的舞蹈的情景。特别是近代以来，这些外来歌舞与当地的楚舞和民间歌舞相融合，铸就了湖南民族民间歌舞艺术的独特风姿。
二、湖湘民族民间舞蹈的现代教育性表现
湖湘本土舞蹈文化教育具有鲜明的工具性。一是民间舞的排练过程与表现形式体现了社会的安定、团结与和谐；是国家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充分体现；也是国家繁荣昌盛的标志。可将这种表现变成思想性教育的工具。二是本土民间舞蹈进高校，起到了传承湖湘舞蹈文化的工具作用。
三、发挥民族舞蹈的育人功能
1、培养审美能力
民族民间舞蹈的表现，充分地体现美的各个形态。如舞蹈服装，间接地衬托了社会美中的劳动产品的美与仪表的美；服装色彩、线条的美与形体美体现了形式美。同时，人们在祥和愉悦的气氛中表演民间舞蹈体现了社会美中的生活环境美。随优美动人的旋律、生动地音乐形象、丰富多彩的音色组合与深远的意境和神韵感受了艺术的美。另外，民间舞还体现了舞者自身的纯自然的美和通过学习舞蹈后人为改造的自然美。由此可见，通过民间舞蹈来培养人们的审美能力是较好的途径。
2、培养多元文化价值观
各个民族的舞蹈及舞蹈教育自身是一个多元的系统结构。湖南有近30个民族，现有近400多个舞种，各民族的舞蹈都各具特色。因此，可利用民族民间舞蹈来培养人的开放型的思维方式，树立起平等多元文化价值观。
3、促使一般能力的提升
民族民间舞蹈的学习与表现能使紧张的情绪得到放松，使心情愉悦，在这种气氛中排练与表演，能提高人的观察力、肢体的协调能力、记忆力、想象力、思维能力与反应能力。
4、进行思想性教育
民族民间舞的排练与表现体现了一个社会主义大家庭安定团结与和谐的象征； 是一个国家繁荣昌盛的标志。这在一穷二白的旧中国是不可想象的。由此联想，这是一部政治思想教科书，使人们间接地、隐性地接受了思想性教育。
四、湖南本土舞蹈引进校园对校园文化构建的积极意义
（一）有利于培养人们的集体主义精神与情商和谐校园文化。
湖湘本土舞蹈进校园，有利于活跃校园文化生活，有利于培养人们的集体主义精神与情商，稳定情绪，促进沟通与交往，和谐校园。柯达伊说：“有什么东西比合唱队更能表现社会的团结吗？笔者认为，民族民间舞蹈亦如是，民族民间舞蹈集体舞为主，集体舞要求全体舞蹈人员节奏、动作统一，强调分工合作。所以在集体舞的训练与表现中要培养队员们的合作精神、协调人际关系的能力、自我内省能力、管理和控制情绪的能力、认知和理解他人的能力以及自我激励的能力。这些能力的培养有利于创建和谐、良好的学习、生活环境；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心理素质；有利于创建和谐校园。
（二）促进民族民间舞蹈文化的传承
现代传媒、西方文化和现代人的生活节奏与消费习惯及娱乐方式转变，多管齐下的冲击着湖湘本土民间舞蹈文化的传承。近年来，民族民间舞蹈文化的传承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各部门纷纷对传承民间舞蹈文化予以重视，投身于民间舞蹈文化的保护和研究中，设立各种研究机构，以社会的力量对民族民间舞蹈文化进行传承。学生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也是湖湘本土舞蹈文化世代相传的继承人。将湖湘本土民间舞蹈引入校园秉承了民族民间舞蹈的传承方式：环境传承、群众间的传承、社会传承。使学生们能在传承师者们的指导下，吸取更为广泛的知识，在传承中起补充作用。，既丰富了艺术教育的内容，又传承了湖湘本土民间舞蹈文化。可以提高学生的音乐能力，进行思想性教育、情商教育、集体主义精神与多元文化价值观的培养；还可以强身健体，促进交往，和谐学习环境。通过湖湘本土民间舞蹈文化引入校园来全面提高学生的思想素质、文化素质（含艺术素质）、心理素质、身体素质和劳动素质，充分体了现素质教育的理念。
（三）有力补充素质教育
将湖南本土舞蹈引进校园，首先：学生的形象思维、艺术思维、审美能力、创新能力与综合素质的培养都将得以提高。其次：舞蹈教学是用形象思维的教学方式传授，比文字记载更形象生动、感人愉悦、记忆深、教育效果好。将湖南本土舞蹈引进校园是传承“历史肢体语言艺术”的主窗口，既能使其舞蹈文化精髓得以传承与发扬。又丰富了教学形式与手段，完善了高校的文化建设，更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充分体现了素质教育的理念。素质教育就是要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它包括了思想素质教育、文化素质教育（含艺术教育）、心理素质教育、身体素质教育、劳动素质教育等内涵。湖南本土民族民间舞蹈文化既是湖湘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又是素质教育中的子系统。将湖南本土民族民间舞蹈文化引进校园，不仅娱乐健体、社会交往、丰富文化生活，重要的是教育功能，学校是传承湖湘文化的主窗口与主阵地，也是文化建设的主干道。每一个人都是从学校走向社会的。由于湖南本土民族民间舞蹈文化与自然学科、社会学科、姊妹学科有很大的联系性。我们把这种知识面广、综合性强的艺术引入校园，不仅是提高了学生的艺术素质，另外，学生的思想素质、文化素质、心理素质、身体素质、劳动素质等方面也能得到相应的提高。我们把这种知识面广、综合性强的艺术引入校园，不仅是提高了学生的艺术素质，也提高了学生的思想文化素质、心理生理素质。这样不仅培养了一个人的综合素质、甚至一个班级、一个学校乃至一代人的综合素质。
（四）、促进湖湘本土舞蹈文化地理学的发展
湖湘本土舞蹈的地理分布是一个整体性的文化现象，或从整体、或以某一特定品种进行有关地理―舞蹈―人三者关系的全面研究。是复杂的学术课题。根据乔建中先生在《音地关系论》中提出的看法，它们至少有三层关系，即地理地貌与体裁分布之间的“表层关系”；地理地貌与音乐风格区之间的“深层关系”；特定的地理环境与特定的音乐品种或风格之间的“储存关系”。其中，“深层关系”即音乐风格区的形成与划分问题，又进一步涉及到划分的依据、条件等，对此，以往学术界见仁见智，存在着一系列繁难的课题。本领域只有在不断地积累材料、把握整体、细致分析的前提下，才能发现一些接近科学的结论。
（五）、加强本民族性格的塑造
沈洽先生在他的《民族音乐学10年》中提出把一种音乐与其根植之文化环境联系起来考察，是民族音乐学最重要的基本研究方法之一。这种方法，本质上是包含有文化地理学性质的”我认为舞蹈亦如是；文化―地理―人三者是互相影响互相联系的，湖湘民间舞蹈中，舞系体现了八个民族的不同民族性格，作为小民族舞蹈的湖湘舞蹈亦如是；湖南本土民间舞蹈总是透露出湘学思想中湘人那种受到儒家道德精神修炼的刚劲、务实、敢为人先的实学风格和拼搏精神，故而能表现出一种人格的魅力和精神的升华。湖南南部的江永一带是原始野生稻产地。毗邻江永的道县玉蟾洞遗址发现的稻谷证明了，道县先民在自然界不能满足人们食用需要的野生稻面前，通过栽培，改造野生稻，率先为人类燃起了开拓稻作文化的希望。湘南江永的瑶族长鼓舞就体现了湘人“淳朴重义”，“勇敢尚武”，“经世致用”，“自强不息”的精神。
五、总结
综上所述，将湖湘文化以当代大学生喜闻乐见的舞蹈形式融入校园，并形成一种受众面广泛的校园文化，将有力提高当代大学生的整体素质，塑造更加完善民族性格。在当下以经济中心的社会结构中，新一代大学生应当有着正确并独立的审美观，立体的知识架构，良好的身心、道德素质，并在学习和工作中始终洋溢着湖南人--霸得蛮、耐得烦的务实精神。我们只有以艺术教育为途径，更进一步的发扬人文主意精神，培养一代新人的审美生存，才能适应跟上时代的步伐。这是高校素质教育的需要，也是时代和社会的需要，更是所有艺术教育工作者的共同追求。
参考文献：
[1] 惠颖. 民间舞教学对学生创造力的培养[J]. 价值工程. 2013（35）
[2] 李霞. 舞蹈文化对民间舞蹈教学影响的研究[J]. 华章. 2010（33）
[3] 姜磊. 浅析民族民间舞蹈文化的传承与发展[J]. 知识经济. 2010（15）
湖湘文化的基本精神范文3
一、湖南乡村文化景观的特征及层面表达
湖南的东南西三面山地环绕，中部为丘陵，呈马蹄形，境内湘、资、沅、澧四水呈扇形汇入北部洞庭湖。这种以山地、丘陵和流水为主的地形地貌特征，构成了湖南气候和乡村人文自然景观的典型特征：即地理特征的封闭性与乡野性；地域特征的时代性和民族性；人文特征的独特性与丰富性；乡土特征的纯朴性和原始性；生态特征的多样性与脆弱性；气候特征的多变性与恶劣性。湖南乡村文化景观具有典型的湖南地理、自然、乡土、生态特征，带有明显的农耕文化、地域文化和宗教文化的特征。
乡村文化景观的构成层面主要包含乡村的生产生活、文化精神和环境生态三个方面,“按类型可分乡村聚落景观、人文景观和自然生态景观三个层面” [1]。1.湖南乡村聚落景观的层面主要体现在民居和村落的选址、建筑形式、艺术装饰上，如在选址上一般选择依山傍水的理想模式，反映了模山范水、阴阳有序的环境观。传统建筑形式一般结合地域特征和选材，以杆栏式形式和砖、瓦、木为构成的建筑文化，注重艺术装饰，即使一般的老百姓，只要有一定的经济能力，也注重以物寄情，表达意识内涵。装饰的题材丰富，多反映丰收、喜庆、吉祥的主题，形象生动活泼，审美情趣浪漫、自然，具有强烈的生活气息。2.湖南乡村的人文景观的精神层面不仅反映出湖湘先民物我一体的自然观、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经世致用”的哲学传统，更表达了浪漫、激情、敢为天下先的思维方式和气概，体现了湖湘文化的包容性和创造性，而且折射出“湖湘人重视学思并重与知行统一，重视独立思考与理性批判”的人文传统[2]，体现在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精神文化的追求，具有深厚的文化价值。这在众多的乡土美术（如隆回的滩头年画、龙山织锦、苗家剪纸、湖湘木雕、民间刺绣）中都有很好的体现。3.自然生态景观层面强调物我一体的自然观，师法自然、尊重自然，主张返朴归真的田园生活、朴素美、自然美、艺术美。如被地质专家们誉为丹霞之魂、国之瑰宝的山，八百里洞庭水天一色自然景观，享誉中外的潇湘八景（平沙雁落，远浦归帆，山市晴岚，江天暮雪，洞庭秋月，烟寺晚钟，渔村落照）等，具有良好的自然美形式和审美价值。而这些丰富的乡村文化景观类型和资源对现代新农村建设奠定了厚重的文化基础。
二、湖南乡村文化景观艺术的表征因子
湖南乡村文化景观艺术是指具有湖南乡村文化景观类型的艺术特点，带有浓厚乡土特性的、反映湖湘人们审美情趣的各种艺术形式。湖南乡村文化景观艺术的典型特征是深受湖湘文化与楚巫、原始崇拜的影响，题材丰富多样，造型特征稚拙简朴，构图圆满匀称、灵活，常采用浪漫和象征写意的手法，品类和技艺丰富，在我国乡村文化景观艺术领域里占有重要地位。“湖南自古属于南蛮之地，一般认为，相对于中原文化来说，这里是比较落后的地方。事实上，早在石器时代就有远古先民在此生活，目前境内发现的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有数十处，出土的商周青铜器如四羊方尊、人面方尊等都属于国内最精美的青铜器之列。春秋战国时期湖南地区属于楚国，楚文化的灿烂辉煌，更是使湖南地区的文化艺术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湖南境内为数众多的战国楚墓，出土了大量精美的各类文物，便是这一时期文化艺术水平的写照”。[3]
湖南乡村文化景观的艺术表征因子包括乡村人文景观、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建筑形式、民间艺术、戏曲歌舞等方面，这些表征因子既是湖湘文化的表现，又是深刻影响湖湘人的“潜藏基因”，也是传播现代乡土文化的重要载体。其显著特点是保存了大量的物质形态历史景观和非物质形态传统习俗，聚集成较为完整的湖湘文化景观体系。其按表征因子的表现形态分类，包括显性的物质形态和隐性的非物质形态因子。1.物质形态因子，像山脉湖泊、田园风光、古民居群、庙宇祠堂、民居建筑、装饰、古街道、民间艺术、民间工艺、历代名人的足迹履痕、富有特色的农家饮食文化等等，都具有丰富的乡村文化景观资源。如张家界武陵源和邵阳山两处世界自然遗产、洞庭湖国家湿地公园、岳阳张谷英民居村、湖南土地庙、长沙铜官窑、农家风雨桥、滩头年画、坟墓石碑、邵阳蓝印花布、洞口墨晶石雕、民间戏曲纸扎等，都具有浓厚的乡土景观和独具地域特色的艺术气息。2.非物质类文化因子，它作为乡村景观的一种表现方式，集民族的、地域的、历史的、怀旧的、乡愁的、意识的、心理的等诸多文化因子于一体，“承载了前人丰富的人生经验和心理企盼，具有明显的感性生命活动的特征，表现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4]。湖湘大地是我国民族居住最多的地域之一，各民族由于历史沿革、居住地域、生产方式和等的不同，孕育了丰富多彩的传统习俗和和民族风情，又由于不断的融合及互相渗透，彼此影响，汇合成一种个性鲜明独具―格的湖湘民俗文化，像戏曲歌舞、红白喜事、家族文化、风俗习惯、、审美与道德观等。如祁剧、花鼓戏、傩戏等戏曲，舞狮子、耍龙灯、赶庙会等民俗文化，做道场敬梅神等仪式的巫文化、修谱祭祖等家族文化，这些因子反映了浓厚的乡土习俗、风情和民族心理。
透视历史的维度无不发现乡村文化景观因子对湖南人隐性的、潜移默化的濡染。从楚国的屈原到当代沈从文等为代表的湖南乡土文学的作品，从长沙马王堆汉墓中的绘画到现代画家黄永玉为代表的乡村主题的绘画表现，无不体现出其对湖湘人心理的影响。南秀在读《丁玲与湖湘文化》一文中指出“这些濡染主要不在于其作品题材内容上的具有地域文化显著特征的那些方面，而在于那些暗含着的、受地域文化影响而形成的丁玲特异的思想以及她的个性、精神气质、观照问题的特殊角度、人生价值取向等”[5]。
三、湖南现代农村建设中文化景观艺术的缺失
近些年，由于各地过分追求经济利益，传统手工艺、具有乡土特征的、一批优秀的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等表征因子遭到冷落，传统乡村文化发展与现代文化发展、乡村景观和城镇景观不协调发展等问题日益突出。以乡村景观艺术的显性表现因子――乡村聚落景观的民居为例。作者通过大量调查发现，大量的传统村落风貌、乡村景观被破坏，建筑体量高大，建筑类型混乱，规划无序，修建工艺粗糙，文化价值缺少，传统装饰艺术消失殆尽，重物质轻精神的意识严重等。湖南在上世纪70年代前，普通民居以穿斗式木结构、土墙结合木结构为主，注重建筑的装饰。70年代开始以砖混结构为主，建筑以单层为主。80年代末至90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发展加快，掀起了城乡住宅建设的热潮，既带来了乡村景观建设高速发展的契机，也暴露出了乡村景观规划上的重大隐患，出现了诸多问题。1.建筑样式和材质雷同单一，建筑以砖混、框架结构为主，在体量上不断增大，楼层数不断升高，一般都达2-4层。“体方方、面方方、中间门、两边窗；上有琉璃瓦、下有转闸拉；里面888、外面瓷砖挂……”，这是现在遍及我国南北及湖南民居的一个特征，出现了千村一面的景象。2.缺少规划和引导，虽然政府在新用地方面有严格的审批，但在拆老房盖新房的翻新重建方面，用地审批轻松。由于缺少规划和引导，总体布局混乱，缺乏乡村的环境特征。乡村的民宅修建基本上是一种无序、盲目的修建，大量的传统民居被拆而盲目重修，一般外墙，或简单的水泥抹灰，或外挂瓷砖。经济条件好的，建筑以大、高，追求气派为主，外挂瓷砖，建筑样式甚至模仿欧陆风格。有些受财力限制而修建不完整，修一半留一半，造成安全隐患。3.文化认同丧失，对乡村历史发展、文化艺术特性缺乏认识。出现了乡村人对自己住居的优秀传统建筑和村落没有文化和历史认同感，对保护和继承乡村景观的固有风貌缺乏认识，而盲目羡慕城镇建筑的现象。只要有经济能力，把几代人住居过的建筑一味拆掉，这种注重功能而忽略精神文化功能的建筑充斥在三湘大地，这是很让人心痛的。4.生态环境的恶化和乡村文化景观艺术破坏严重，乡村大树、古树等景观元素消退，古建遗产缺少有效保护等。这些暴露出来的乡村景观建设上的隐患，不得不让我们反思，倾 其所有修建而成的房子，到底不是小孩玩积木那么简单，这种建筑形式不仅破坏了传统的建筑风貌、占有了土地、浪费了资源，而且形式、功能、工艺简单；这种审美情趣的偏差，盲目追求城镇化的认识，给乡村生态、建筑形式、景观艺术等造成极大损害。分析这种问题形成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人们盲目追求城镇模式发展，对自身传统的优秀文化缺少认同、对乡村历史发展、文化艺术特性缺乏认识；文化教育、文化价值缺失，审美情趣不高，以至于盲目攀比，使得乡村文化景观艺术遭到破坏。
四、新农村建设呼唤乡村景观艺术的参与
新世纪以来，尤其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城乡经济和城市建设得到快速发展，我国政府高度重视“三农”工作，重视农村文化建设，下发了一系列包括新农村文化建设的法规文件。湖南省政府也结合新农村建设的实际情况进行了一系列农村改革，下发的意见和决定为农村经济、文化建设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关注新农村、关注农村文化建设一下成了热点话题。在大力发展新农村文化建设的过程中，乡村景观艺术应该在新的历史时期发挥重要作用。新农村建设中应该尊重乡村景观艺术的表征因子、呼唤乡村景观艺术的参与，以便发挥其认知作用、教育功能和审美功能。
从上述湖南乡村文化景观艺术的表征因子得知，丰富的乡村文化艺术因子既是湖湘文明和知识的载体深刻影响着湖湘人的“潜藏基因”，又是现代湖湘文化的名片。首先，提高认识，加强文化和历史认同。懂得湖南乡村景观艺术这个特殊载体的历史变迁、文化内涵、表现形式、传承与发展，对实现城乡的可持续发展和保持新农村文化景观艺术的多样性、生态性、文化性发展的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加强新农村文化建设是培养新型农民的重要基础、发展农村经济的有力保证、弘扬民族精神的有效载体。同时是构建和谐新农村的文化条件、思想基础和精神支撑” [6] 。 乡村文化景观艺术因子是产生于农村社会的独特文化类型，是自然景观意象和乡土文化的表达，更是弘扬民族精神的文化载体，对提高审美能力、陶冶人的情操和丰富人的精神生活起到积极作用。其次，合理保护和利用发展。面对传统与现展的矛盾，我们可以采取传承保护、适当更新、科学利用与发展的措施。可以借鉴国外经验，如丹麦、德国等在乡村传承保护和发展方面做出的成就。同时立足现实，关心农民需求和呼声，正确引导，分析目前存在问题的症结。对旧建筑可以进行功能改造，完善卫生、用水等基本设施等政策的扶持，适度进行旅游开发，发展旅游经济。目前国家、省级有关部门正积极对历史遗产、文化廊道、文物古迹、乡土美术、传统工艺、风俗习惯等物质和非物质遗产采取抢救性保护，同时对传承人和保护项目进行国家级、省级、市级认定的措施，对传承保护乡村文化艺术也起到了积极作用。最后，加强教育，尤其进行文化艺术教育，更是当务之急。在物质和精神功能方面，强调文化精神是心理和情感的需要，是民族特性、文化信仰、艺术审美的体现。在乡村改造和恢复过程中出现的“假洋鬼子”、“假古董”，在文化景观艺术建设过程中出现的体量上图气派，经济上图大，以瓷砖为美，缺少文化艺术常识，缺失艺术审美和工艺精致的追求，这些都是教育缺失的结果。在优秀传统表征因子已经或将要遭到破坏的同时，教育的对象不仅仅是普通的老百姓，应当包括社会的各个层面、甚至领导层。只有加强教育，提高认识才能按美的规律办事，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来进行我们的文化景观建设，才能以先进文化和文化认同感来建设湖南的新农村。
*本文为中南大学自由探索科研课题阶段性成果，课题名称为“新农村建设中湖南乡村文化景观艺术的传承与思考”。
注释：
[1]王云才：《乡村景观旅游规划设计的理论与实践》，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2页。
[2] 《湖湘特色文化》，载于/wshn/hxwh。
[3]柳肃：《湘西民居》，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
[4]陈运贵：《新农村文化建设的文学反思》，《文艺理论与批评》2009年第6期。
[5]张铁夫、屠国元：《湖湘文化与世界文学》，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59页。
湖湘文化的基本精神范文4
两宋时期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极为繁荣的时代，不仅有火药、指南针、活字印刷术这三大世界发明，而且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医药学、农学、农学等学科很多方面都居世界领先地位。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触及了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在任何一项事业背后，必然存在着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尤为重要的是，这种精神力量一定与该项事业的社会文化背景有密切的渊源。①这种“精神力量”在宋代的湖南就是理学。理学是在先秦儒家思想体系基础上，把经典的伦理学教义和推理的宇宙理论整合起来而形成新的哲学体系，常被称为“新儒学”②。作为一种崭新的文化现象，理学对当时的经济、政治、科技的发展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天人合一自然观的伦理化倾向与有机性并存理学在湖南的发展主要是由湖湘学派完成的。湖湘理学源于周敦颐，其思想主要体现在其宇宙图解《太极图说》。《太极图说》曰：“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周敦颐把整个宇宙当作单一的有机体，“极”被认为是有机体的中心，是世界中轴线本身，但任何一个特定的部分都不能被认为居于控制地位。朱熹在继承前人理学研究成果基础上，将世界本原探讨归于“气”和“理”，他认为这两个术语代表了基本自然世界中物质和非物质的因素。朱熹曰：“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4]朱熹的理气之分可以看作是周敦颐阴阳两极思想的延伸，但他和周敦颐一样，并不把理气对立，而认为是一体浑成，“理未尝离乎气”。（[5],pp.32-33）因而认为其存在着有机整体观念也就不足为奇了。李约瑟也持这种观点，他认为最好把“理”译为“有机体”或“有机体原则”，表示宇宙的组织原理。[6]如果因为朱熹的有机论倾向就认为他是一个纯粹的唯物主义者，那又有些牵强。朱汉民就认为，理学家提出的诸如无极太极、理气等学说，最终要证明作为宇宙本体的天理，就是儒家倡导的“纲常伦理”。（[7],p.8）如朱熹就曾说“，且所谓天理复是何物？仁、义、礼、智，岂不是天理？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岂不是天理？”[8]从这段话中不难看出，朱熹的自然观明显地与伦理思想掺杂在一起，折射出理学中的儒家身影。他的自然观中蕴涵了天人合一的思想，自然规律和伦理规律是合一的或者一致的。胡宏对“天人合一”做出了新的本体论诠释，提出了“天理人欲，同体异用”的本体论，认为天理人欲在形而上的本体中处于同等地位。胡宏的本体论既区别于程朱遵循“天-性-心”逻辑结构的天本体论，也区别于陆王两派遵循“心-性-天”逻辑结构的心本体论，但这种本体论更加反映了天人合一自然观中浓厚的伦理色彩，这表明当时的自然观不可能发展成为一种唯物自然观，也就不会有助于认识世界的物质本性，这必然对科技活动产生消极影响。李约瑟也认为，儒家对待科学是一种矛盾心态，一方面虽然从根本上注重理性，反对一切迷信，但在另一方面，儒家集中注意于人与社会，而忽略其他方面，使得他们只对“事”进行研究而放弃一切对“物”的研究。这对科学的进展，反而不如神秘主义。
2.格物致知的方法论同时指导着道德实践与科学实践格物致知学说，初见于《礼记•大学》：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在汉唐时期沉寂了几百年后，宋学家对格物致知学说作出了自己独特的阐释。二程认为，人心中本来有知，由于被外物所蔽，使心不能直接认识自己，所以要通过“格物”或“即物究理”而获得知识，认识自己。程颐认为，格物致知是内省的功夫，是德性之知，格物致知的目的在于治理天下国家。朱熹继承和发展了二程的格物与致知的学说，他也认为，所谓格物致知，不在于求科学之真，而在于明道德之善。关于格物致知的认识过程，朱熹同意一物一物地格，积习多了后，便能“豁然贯通”。有学者认为，朱熹“求理于事物”只是“得君行道”设想中的一个重要环节。[10]这与二程格物致知的目的是完全一致的。湖湘学派的胡宏也认为，致知的目的在于认识普遍的、先在的道德规律，而穷理致知是道德修养的重要方法和途径。他在《与张敬夫》中说，“故学必穷极物理为先也。然非亲之，则不能知味。惟不知味也，故终有疑，必待人印证也。”[11]虽然朱熹认为格物致知目的在于明道德之善，但是他并不排斥“格一草一木的理”。他说，“上而无极、太极，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亦各有一理。一书不读，则阙了一书道理；一事不穷，则阙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则阙了一物道理，须著逐一件与他理会过”。[12]或许正是因为如此，后人在继承“格物致知”学说时，不仅用于指导道德实践，也用来格物理之理，指导着对自然的探索。这样，格物致知作为一种认识论和方法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科学的发展。如宋人朱中在研究潮汐中就运用了格物的思想和方法；宋王厚斋依据“一草木皆有理，可以类推”，将格物致知学说运用到生物知识的发展中。正因为如此，该词与西方“科学”含义最为接近，因而近代学者在引进西方“科学”一词时，最早是将“Science”（科学）翻译为“格物致知”。
3.书院私学成为官方科技教育的重要补充官学中的科技专科学校（如司天监中的天文历法学校）是宋代实施科技教育的一种重要形式。但就全国范围而言，能在官学中接受教育的毕竟是少数，更广泛的科技教育任务，仍然需要私学来补充。宋代是私学科技教育充分发展的年代，书院是私学的高级形式。长沙作为商业发达、商人集中的地区，文化教育事业也较为昌盛，这也符合“富而教之”的传统。宋代书院已经成为一种制度被普及开来，尤其是到南宋，书院文化的发展达到鼎盛时期。据统计，宋朝共建书院173所，其中北宋建37所，南宋建136所，占总数的78.61%。[14]湖南书院教育发达，全国四大书院中湖南就占到一半：长沙岳麓书院和衡山石鼓书院，岳麓书院在南宋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书院。湖湘学派开创者之一胡宏在担任碧泉书院、文定书堂和道山书院山长期间，经过长期探索逐渐形成了湖湘书院教育的特色。他认为，创办书院的教育目的是振兴道学，培养有体有用的人才。并且，胡宏强调学贵力行，他认为“力行”既是教学的目的，又是检验学习是否有“真见”的标志。他自己甚至亲自参加生产劳动，突破了道德践履的局限。其学生张栻秉承师训，并在其主持岳麓书院工作时将其发扬光大。岳麓书院此后一直将“务实”作为执教理念，尤其体现在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上。正因为这种学风，书院所涉及内容已经不局限于传统的伦理学科，还有自然科学；不仅对以往的科技史有所研究，还包括对科技的应用与创新的扩展。如朱熹对自然科学和音律学颇有研究，认为“律历、刑法、天文、地理、军旅、官职之类都要理会。虽未能洞究其精微，然也要识个规模大概。”因而他在岳麓书院讲学时，就曾告诫学生说“：为人子者，医学、地理之书不可不知也。”
4.实学精神对发展实用技术影响深远宋学通过“天人合一”肯定了人格本体与外在宇宙本体相通，但要实现这种内与外、人道与天道的沟通，则必须通过实践。理学的实践精神对湖湘学派产生了重要影响，其直接结果是诞生了实学思想，湖湘学派明确标明“务实近本”“、当昭示以用工之实”的实学宗旨。那么，他们这个“实”到底指什么呢？张栻是这样回答的“：于践履中求之。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日用常行之际，无非实用。（”《性理大全》卷四十九）。这段话包含了两方面内容：第一，湖湘学者所说的践履是“实行”、“实践”的意思，这种实践主要是日用伦常活动，即是一种道德实践活动；第二，实践与实用是紧密相关的。湖湘理学的这种务实思想对宋代长沙商业有较大影响，体现在提倡重视市场、注重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务实作风，以及积极实践、敬业创业的商业思想。按照《宋会要辑稿•食货十六之十二》的记录，古时长沙的潭州所辖各县商税年收入曾一度达到9.2万贯，商业水平位于全国先进行列。除此之外，湖湘学派的实学宗旨对发展实用技术具有深远影响。宋代自开国便外患四立，在统治者尊崇儒学的背景下，宋学家自觉树立“内圣外王”的志向，并通过教育将这种精英文化推向社会。湖南在实现“内圣外王”目标中不断发展“经世致用”的各类实业，不少行业发展水平领先国内其他省份。比如，代表着军事和贸易水平的湖南造船业在全国处于先进水平，潭州能制造载米万石的巨舰，其技术水平之高可想而知。（[3],p.481）此外，潭州是宋代有名的产纸地，发达的造纸业又为印刷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最终造纸业和印刷业共同推动了潭州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岳麓书院在宋代刊刻有大量书籍保存至今，这是与当时造纸业的发达密不可分的。这种实学精神甚至影响到近代，一大批在政府担任要职的湖南人，如魏源、、左宗棠，在失利后率先开眼看世界，把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引介到中国。综上，在古时科技最为繁荣的宋代，科学与技术作为文化形式在不断交融中相互促进发展，即使在相对偏僻的湖南地区也是如此。当然，科学与技术的相互作用并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社会文化作为中介完成的，在湖南尤其是受到理学文化的影响。
二、湖湘科技文化的局限性
1.从区域文化层面看湖湘科技文化的局限性中国古代文化在特定的区域内，具有各自相似的特点，形成自己的社会体系，古今学者均对此提出了不同的划分方法。本文沿用中央民族学院徐亦亭的提法，中国古代有四大文化区域：即中原华夏农业文化区域、东南百越稻作文化区域、南方山地游耕文化区域，以及西部与北方游牧文化区域。古代湖湘文化被归于南方山地游耕文化区域，这是有历史根据的。《左传》昭公十二年说：“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这是春秋时长江中游山地民族游耕文化的一种写照。春秋战国时的楚人发扬了游耕于荆楚山地的火耕传统，在江汉沅湘地区形成独特的荆楚文化。作为南方山地游耕文化的湖湘文化，既不同于东南百越稻作文化区域，乐于四海为家，易于接受外来文化，也不同于中原华夏农业区域文化安土重迁的稳持性和逐步向周边拓展的凝聚性。湖南深处内陆，又被长江天险阻断与中原文化的交流，交通不便，思维顽固。这种地理上的特殊性一方面导致湖南很少受到外来经济和文化的冲击；另一方面也导致了文化上的贫瘠。这种贫瘠在两宋之间由于中原文化南迁而有所改观，以理学为特征的湖湘学派逐步形成，在此后湖南思想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影响着湖南精英知识分子的思维。当然，也顺理成章地影响到湖湘科技文化。如果说在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中国各地都是以农耕经济为主，人们文化水平相差不大，资源禀赋的因素就对地方经济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反过来，生产的需求又刺激了技术发展。在这一时期，湖南由于地理上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青山绿水，土地肥沃，水源充沛，农耕发达，矿产丰富，加之人们具有较强的勤劳勇敢精神和敢于探索的冒险精神，湖南的技术水平居于国内先进水平。然而从东汉至宋明时期，整个中国的科技水平在世界处于先进水平，湖南也加快了发展速度，但却落后于江浙一带。由于这一时期整个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都得到了开发而得到迅速发展，湖南人的开创冒险精神不再是优势，而江浙一带对科学技术的严谨求理、重农重商精神成为时代最需要的精神，这使得江浙一带成为此时中国科技先进地区，湖南只处于国内中等发展水平，尤其表现在科学理论研究与技术发明方面。而清代至民国初期，中国在世界上远落后于西方的科技发展水平，湖南在新技术开发上处于国内先进水平，但在科学技术研究中的发现发明上，处于国内中等水平，明显落后于江浙地区。（[3],p.12）尽管在湖南本土由于保守势力的阻止，湖南的科学发现与发明上并未取得显著成就，但是一大批在外省担任要职的湖南人，如、左宗棠，却率先开眼看世界，大力推动国外先进技术引入中国，进行技术开发，实行产业化，商品化，成为当时中国最早的实业家。这是与湖南深厚的传统文化精神与强大的人才储备紧密相关的。然而湖南人在长期封闭的地理环境所形成的“倔强”或称之为“固执”性格，在建国后乃至改革开放初期相当长一段时间，难以解放思想，延误了湖南经济腾飞的时机。总的看来，影响湖南数千年的湖湘文化及其中包含的科技文化对于自然科学发展的直接影响并不大，因为湖湘文化的核心在“经世致用”，即使朱熹的格物致知学说和张栻等提出的知行合一，主要还是指伦理上的道德实践要求，既包括“内圣”的自我道德实践要求，也包括“外王”的救国救民的政治伦理，即使后来的王船山，杨昌济也没有超出这一传统。比如，王船山的知行观仍然是“行于君民、亲友、喜怒、哀乐之间”。杨昌济留学国外多年，但他提倡的“力行”仍以伦理道德为主，他说：“盖君子之于修身，乃毕生之事，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这也是湖湘科技文化的局限性所在。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作为湖湘科技文化根源的理学之所以能够受到士子和统治阶层的推崇，主要是其“经世致用”、“内圣外王”的主张符合了统治阶层的需求，因而被统治阶层引入科举考试，使得古时只能通过科举考试入仕的士子们被迫绑在了理学的架子上。
湖湘文化的基本精神范文5
关键词：湖湘元素；动画角色造型；视觉元素；风格
中图分类号：J9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115（2014）09-60-1
一、动画中角色的重要性
角色，指演员扮演的剧中人物。在电影中，由演员所扮演的剧中人物是绝对的核心，它串联着整个故事，也影响着电影的方方面面。把角色放在动画中，简单来说就是动画中的人物，角色可以说是动画的灵魂，也是最核心，最重要的部分。角色是创造者们分析，创造的产物，创造者们在动画中赋予了角色不同的人格，性格，可以像人类一样传递喜怒哀乐给观众。一个优秀的动画角色不仅仅可以演绎出精彩动人的故事，也可以在影片最初就抓住观者眼球，让人印象深刻，从而使一部动画更加成功，比如中国优秀动画《大头儿子与小头爸爸》中的截然不同的父子俩、日本动画中的机器猫、奥特曼、皮卡丘等等，俨然成为了一个国家文化的象征。
二、动画中角色造型的特点
无论是美国动画中的大力水手、米老鼠、唐老鸭，日本动画《千与千寻》中的千寻、龙猫，还是八九十年代中国动画中的阿凡提、舒克与贝塔、黑猫警长，虽然它们来自世界各地，风格迥异，但它们的形象都同样地深入人心。前辈们的这些优秀动画作品、动画角色造型，也给今天的动画设计师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动画设计师在设计过程中，需要考虑到方方面面，比如设计的角色形象既要有特点，也需要结合剧本中角色的性格特点，去设计角色基本造型和角色的动作、语言。由此可以看出，动画角色设计过程是非常复杂、繁琐的，但设计者的想象空间是无限宽广的。
三、湖湘元素在动画角色设计中的应用案例
上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期，湖南动画产业的发展进入了快车道，湖南动漫在全国处于领先位置，打造了一系列动漫品牌。不仅有蓝猫、虹猫、山猫等知名品牌，还打造了“动漫湘军”这一核心品牌；与此同时，也大量地把湖湘文化中的剪纸、年画、皮影戏、花鼓戏等传统艺术形式融入了动画中。
（一）“吃得苦、霸得蛮”湖南人精神的运用
自2000年至2007年，湖南动漫产业进入全盛时期，年度生产动画占国产动画市场的1/5，以绝对优势领跑全国。这其中以“三猫一鹰”为主的动画贡献了大部分力量。“三猫一鹰”中的蓝猫，作为中国原创动漫的“领头猫”，在《蓝猫淘气3000问》中，给观众呈现出的是活泼、开朗、淘气、遇到问题之后“吃得苦、霸得蛮”的典型湖南人性格，深受全国观众的喜爱。
（二）皮影戏的运用
湖南皮影戏，旧称“灯戏”“影子戏”或“灯影戏”，流行于湖南长沙和衡阳，以及益阳、常德、湘潭等地。早在60年代，湖南皮影就取得过辉煌成绩，湖南皮影艺术家何德润、谭德贵创作的《鹤与龟》《狐狸与乌鸦》在国际上获得过许多大奖。作品《鹤与龟》中鹤的造型运用细长的曲线，展现纤长的颈部、足部，使得鹤的造型整体十分协调，不用太多的润色，便能表现出丹顶鹤优雅傲慢的性格。
（三）花鼓戏脸谱的运用
花鼓戏，中国汉族地方戏曲剧种，通常特指湖南花鼓戏。2008年，湖南花鼓戏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花鼓戏作为湖南特殊的文化，势必成为湖湘动画所借鉴的对象。花鼓戏的脸谱和京剧类似，都是用油彩把脸涂满，去表现不同人物性格特征。我国早期优秀动画《天书奇谭》中很多动画人物造型，就借鉴和吸收了花鼓戏中的人物造型。
四、结语
湖湘文化源远流长，精彩纷呈，湖湘英豪可歌可泣的传奇历史，为优秀的动画创作提供了好的素材和灵感来源；湖湘大地具有鲜明文化地理特色的景观，也为动画场景创作提供参考。湖南人独特的人格气质为设计师创作优秀活泼、妙趣横生的动漫人物形象提供了最好的借鉴。在信息技术发达的今天，动画创作者也能运用更加成熟和优良的动画技法、手段。在动画制作上，更要吸收和传承前辈们的宝贵经验和优秀传统。湖湘动漫人不但要制作融合了中国传统的动画，也更应该要注重把湖湘元素融入动画，将其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周文敏.湖湘皮影元素在动画人物设计中的应用浅析.文艺生活（艺术中国），2013，（03）.
许婧，汪炀.中国动画黄金80年——读动画.北京：朝华出版社，2005.
吴冠英.动画造型设计.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湖湘文化的基本精神范文6
作者： 伍继延
出版社： 中国社会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4年1月
在商，当然要言商。但如何言商？显然，以伍继延和“92派”企业家的商业履历来看，商人所言的范围，不可能只止步于商。
阅读 文|李军奇 图|本刊资料库“在商言商”的论争，无疑是2013年中国商界最重要的言论事件。这团“烈火”因“企业教父”柳传志小范围的一席话引爆，因王功权事件持续发酵，因王瑛的猛烈批判而“火势”蔓延。而2014年年初面世的《在商言商？》一书作者，与论战中的最要人物多有交集，自然又烧旺了这一年度话题。
在商言商，是一种言说策略？
《在商言商？》的作者伍继延，刚刚15岁就以高一学生的身份跳级参加高考，高分考上大学。1988年，感召于时代风气，伍继延从清华大学分配至海南体改办并被委派筹建海南改革发展研究所。“当时冯仑任常务副所长，易小迪曾经在那里实习，潘石屹则是当时挂靠在那个单位下的一家公司的常务副总。” 这些日后在中国地产界甚至整个中国商界声名显赫的人物，亦以海南改革发展研究所为基地，四处出击，试水商海。
“当时海南体改办，是省委的智囊机构，也是省政府改革的执行班子。绝非坐而论道，既能当参谋，又能实践。这符合湖湘文化的知行合一的特性。”忆及当年之所以离开高校，心动海南，伍继延这个曾求学于继承了岳麓书院正脉的湖南大学的湖湘子弟，依然动情：“当时我深切感受到，知识分子面临巨大的社会变革，如果不抓住机会，全力参与，总会有无力感，也会被时代所淘汰。”
“我们那时身上有很多梦想，也抱着更多的想要改良这个体制的想法。”结果发现，“世界改变不了，那只好改变我们自己”。伍继延说，那时他们那拨南渡的年轻人，喜欢一首叫《一样的月光》的歌。改变自己，首先就要争取财务自由。如何不被钱欺负，成为这群书生的最大的想法。1992年，那时冯仑已经下海，伍继延自筹20万（包括万通团队给的10万元），“运气好，倒腾几个月赚了一大笔。年底回长沙，在当时最好的宾馆开流水席，请的全部都是被钱欺负的朋友。我们把酒店所有的葡萄酒都喝光了。”
海南之于伍继延，是商海的起点。中国现代商业史有名的“92派”中诸多干将―冯仑等万通“六君子”、毛振华等，均由海南发迹。
伍继延之后的商海履历，也经历了重庆直辖。在那里，他开始筹建湖南第一家商会。但目力所及，商会的权力色彩和商帮旧习，让他叹气，他喜欢更规范更文明的游戏规则，他开始以湘商、湖湘文化为基点，鼓吹湖湘文化和商会的现代转型与价值。
这拨商人，在市场经济草创年代，各展身手，野蛮生长。他们对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感怀最深，也最有发言权。而所谓“在商言商”，正是他们当时被嘲讽被攻击时最稳健的言说策略。但真的只能“在商言商”吗？
商会转型：绑定和搭桥
在《在商言商？》一书里，伍继延回顾和反思三十年的商海经历，尤其对十多年商会活动进行了深度梳理和总结。在伍继延看来，传统意义上的商帮，是在通讯不发达、交通不方便、法制不健全的历史条件下，依靠地域、血缘自然形成的。那时，全国性市场没有形成，地域性商帮应该兴起。“当代社会环境发生巨大变化，全国是一个大市场，中国加入WTO后又融入一个更大的市场，这两个大市场是趋向于统一的。因此，传统商帮失去生存的土壤而日渐衰亡。”
商帮当死，商会当立。但伍继延反对那种把商会当权力组织，以营利与弄权为特色的商会。渴望找到组织的伍继延干脆更进一步，他认为商会应是一个非营利性的NGO，“不是家庭，不搞任人唯亲或家长制；不是企业，不以盈利为目的，更不能谁出钱多谁就说了算；不是政府机构，会长的权力来自会员的认可与拥护，而不是上级的任命，要真正做到全心全意为会员服务。”
作为一个商人，对商会提出了很多批评意见，刚开始，伍继延承受着同行的批评与讥讽。“大家很奇怪，你自己发财了，就要大家这样不搞那样不搞，是你虚伪，或者是另有所图？”伍继延说，有的事情多解释无用，“我要求大家的，自己能做到，是最好的解释。”
“自由的市场经济天然向往平等，商人应该是平等的最大受益者。所以，我们的商会，不应该成为变相的官僚机构，充斥着权钱交易，发散着腐败的气息。”在《在商言商？》中，伍继延开始以湘商、湖湘文化为分析原型，着力描述一个现代商会该有的品质。
文化自有其延续性，创建一种新的文化，并非是不问传统，而是要做现代性的扬弃。在今年初天则经济研究所举办的一场读书会上，伍继延开始借用德国科隆大学经济学博士、古汉语硕士何梦笔的“绑定和搭桥”理论，重新讲述商会转型的故事―商会文化的现代化，既要接续传统，又能走出去。这必须破除地域文化的藩篱，扬长避短，融合共生。
伍继延认为，现代商会，不只是市场经济的组织者，还是和谐社会的建设者，更是社会治理能力的训练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所谓的‘在商言商’，就不能只管自己赚钱，不问社会责任。”
在一个“在商言商”的微信群里，关于此话题的争论还在高涨。伍继延常常潜水，最多只是适时发出个人观点，“卑鄙者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北岛四十年前就想通了，人各有志，何必纠结。”他真的不纠结？2014年的元月，他携书四处巡讲，阔论商会转型和现代使命。碰到若干较真的听众，“你不再在商言商吗？”他偶然会自嘲下，进而会说，今天的商人只有首先摆脱“一手抓市场，一手抓市长”的苟且状态，同时通过商会建设培育自律的意识和自治的能力，才有可能引领时代。面向未来，而有作为于未来，构成了他的精神基本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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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见 看见 听见》
作者：阮义忠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