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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历史文化的意义范文1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生产生活方式；武术传承；生存观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2)02-0107-06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
文化是一个民族重要的外在标识，是民族的灵魂；非物质文化遗产则是文化的精髓。以汉族而论，就没有明显的生物学、人种学上的标记，而只有文化上的特征。
“最近，兰州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谢小车研究发现，中国实际上并不存在纯种的汉族人，甚至汉族的概念，在DNA检测下都已经不复存在。”对这一科研结果，“(著名文化人)李河认为，汉族更多的是政治文化上的一个称谓，即有共同的文化传承，‘实际上，只要是拥有一个共同的祖先――炎黄，共同的经典――儒家，共同的文字――汉字，都可以称之为汉族。至于其他具体的民族标志，在汉族上都不太适用，比如说习俗、方言等，南北差别太大’。”李河的评论未必都准确，例如，他把“方言”而不是“语言”也作为“具体的民族标志”就很值得讨论。尽管如此，他把文化作为区分汉族的基本标识还是正确的。
无独有偶，另一项研究也同样得出了完全相同的结论。“近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张海国副教授领衔的《中国全民族肤纹分布格局》研究论文被美国《PIOS―ONE(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在线发表。研究成果显示”，“汉族的肤纹特征表现很强的民族杂合性，是华夏民族集合的后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汉族是中华民族集合的后代”②。失去了生物学、人种学特征的汉民族，却以文化为基本标识而明显地有别于其他少数民族：共同的祖先拜祭，记述历史文化的载体的汉字，以儒释道相融为主体的思想信仰、伦理道德、处世哲学，大同小异(所谓“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的婚丧嫁娶、节日禁忌等习俗，特有的文化生活形式，如戏曲(虽然各地由于方言不同而形成截然不同的地方剧种，但它们明显地不同于已经消失的古希腊戏剧、古印度梵剧，也不同于现在西方的话剧、歌剧、芭蕾舞剧等)、武术、手工技艺(如白酒制作)、乐器(如以筝为代表的中国古琴，编钟、罄、埙等)……所以，维护文化的完整独立就是维护民族独立。由于汉族是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维护汉民族文化，也就在相当程度上维护了中华民族的独立。
提出这个问题并非多此一举，而有着现实的紧迫性。众所周知，随着经济全球化步幅的增大，世界各民族的文化都在日渐模糊、式微甚至消泯于无形，民族文化遭遇严重挑战，民族文化安全受到威胁；全球文化日益具有单一化、一体化的趋势，文化多元日渐成为不可能。这就是以美欧为代表的科技主义、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文化的风靡全球。
诚然，经济全球化极大地促进了全球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先进的现代科技、管理(即“先进生产力”)被推向全球，在提高世界各民族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也改变着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观念，即改变着各国、各民族人民的文化，而且是基础性的文化!
的确，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航空业的发达，通信技术的改善，传媒业的发展，“地球村”已经形成，各国、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也日渐频繁，鲁迅当年所言“越是地方的就越到容易成为世界的”论断也在相当程度上实现，各民族的文化文艺产品都在同一平台上展示，受到各国观众不同程度的赏识和喜爱。但是，这种表面的公平掩盖着深层的危机。貌似互相平等的交流观赏，其实是有巨大差别的；更占压倒优势的、能支配人们观念、行为的则是强势的“美国文化”(这里指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现代文化)。其他民族文化，例如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文化，其辉煌在过去，优势在历史，人们喜爱是新奇、是审美、是观赏、是把玩；因爱而学的是优雅、是技艺。而“美国文化”的优势在当下，在经济的高速发展、生活的富裕、个体的自由伸张。人们因钦羡而学，学的是享乐观念、是实用(科学技术)、是行为(方式)。所以，人们如果不放弃把高速发展、把富裕享乐放在首位的追求，世界就注定无法改变这种“美国(或欧美)文化”单一化、一体化的趋势，就无法克服文化多元化面临的困境!
当然，我们并不追求文化民族主义，也不是单纯为文化多元而文化多元。同时，保护多元文化不仅仅是一种基于人权观念的道义选择，而是为破解人类生存困境做出的重要努力。保护传承各民族文化，是关系到人类能否继续生存的重大而严肃的问题。这其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应该是核心和精髓!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根本难点
2003年，我国加入了国际《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昆曲被列入首批保护名单中。此后，整个国家由上而下、逐步推动，掀起了一个由政府主导、民间各方积极参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热潮。有了政府的重视，有了资金(尽管不是很充裕)的支持，有了专门机构的协调，按照近年来形成的一贯看法，“非遗”传承接续应该没有多少问题了。其实不然，在笔者看来，最根本的问题尚未触及，“非遗”能否传承下去还是一个远未可知的问题。
目前，我国被保护的“非遗”项目的现实状况，大体可分为五种情形：一是一些风俗、礼仪类“非遗”项目因政治观念和意识形态原因过去未得到保护，现在虽得到保护却难明真貌；二是技艺类项目因传承人不能赖此维持一定生活水准而无人为继；三是工业化生产方式对传统技艺“伤害”严重；四是自然环境及生产方式的改变使相关“非遗”失去生存的天地；五是生产生活方式改变引起的人际关系变化危及某些“非遗”项目的生存。这五类状况涵盖绝大多数“非遗”项目。自然环境、生产生活方式改变是社会现代化的必然，至少在目前是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非遗”的传承保护与此是相悖的。这是“非遗”传承保护的根本难点所在。
三、由中国武术看“非遗”传承与文化产业开发
完全能够适应现时代的“非遗”项目(可以称之为“趋时性”或“合时性”非遗项目)，它们在未来较长一个历史时期里传承下去并不成为问题，即“生产性”传承不成问题，甚至“产业化”的红火起来也是完全可能的。这就是那些有市场、甚至有广阔市场的项目，那些制作具有较高审美价值、生活实用价值、身份地位标记价值的工艺品、餐饮业的手工技艺(用现代机械工艺取代传统手工技艺的本当不在此列)项目，如瓷器烧制、刺绣、名酒、名茶、名吃等制作技艺以及并不丧失其多种社会功能价值的中国武
术。
在笔者看来，中国武术自古就有防卫搏击、审美表演、强身健体和修身养性等四种功能。武术的第一种功能防卫搏击和第三种功能强身健体自不必多言。武术的第二种功能审美表演虽不知起于何时，但至少也有了两千年以上的历史，鸿门宴上的“项庄舞剑”就是最典型的例证。武术的确具有审美性，即具有表演性和观赏性。就此而言，武和舞是相通的，或者其实就是一回事。关于这一点，杜甫《观公孙大娘舞剑》那首著名的诗，应该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其实，所谓的“花拳绣腿”虽然是武术功夫高强者对略显肤浅者的嗤笑嘲弄，却也表明武术的确具有极强的表演性和观赏性。武术的第四种功能是修身养性。修身养性似乎不大好理解。其实，这正是中国武术区别于体操、区别于单纯搏击技艺的根本之点：入门习武，它更强调立德正身；修习期间，更强调心神并用、形意结合，讲究“眼到心到身到”，意、形、器三者融为一体；修成之日，讲究“不武”。就是说真正的武术家，既不争强好胜、好勇斗狠，也决不先出手、先发制人，交手时甚至往往先避敌攻击、“让敌三招”；当然，更不能恃强凌弱，相反，为救助弱小、匡扶正义而不惜自我牺牲。所以，总体说来，中国武术是特别强调在习武同时进行严格的、高标准的道德修养和人格修炼的。少林拳，至少在少林寺是把“武”和“禅”视为一体的，习武即是修禅，是佛家的修行。
不难看出，武术，虽是冷兵器时代的产物，然而它的这四种传统功能，不仅在电子时代的当今、而且在今后很长的历史时期都具有实用价值，因此会以较优越的状况存在下去的。以少林拳、太极拳为代表的中国武术在全球有两亿以上的习修者，有为数更多的追捧者，这正是中国武术在当今时代具有广泛适用性从而具有强盛生命力的表现。所以，武术之能够传承是毋庸置疑的。
不仅武术在当今时代具有广泛的适用性，武术的基本传承方式也更适应市场经济的当今社会。中国武术，不外乎军队、民间、宗教这三种传授途径。军队的操练除了纪律、阵法，个人技能主要就是武术；各级特别是中下级武官就是法定的、进行武术教授传承的师傅。在一定的建制内，也设有专职的武术教官，例如，《水浒传》中的王进、林冲等“八十万禁军教头”就是。据说，时至今日，在部队特别是警察部队中仍然设有武术教官的职位。在民间，除家族内传承，都是有名的武师教授训练着多名门徒。近代以来，特别在城市出现了传承武术的“武馆”，如上海的霍元甲、佛山的“咏春拳”大师叶问(李小龙就出自他的门下)等均开办有很著名的武馆。武师(武馆)的收徒地域范围及数量多少，与其社会知名度、美誉度成正比。宗教传承最著名的莫过于少林寺以及传说色彩更为浓厚的武当、华山、峨眉等道教名山的武术传承了。在这三种传承途径中，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武师们的基本生存方式就是教授武术，其生活水准也与其社会知名度、美誉度成正比，但绝对都在当地中等生活线之上。家族内的武术传承也大抵如此，只不过所传授对象只限于该家族子弟的范围而已。也就是说，武术的传承，本质上一直是与市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习武弟子们以自己习得的武术去从军、“走镖”、“卖艺”，或与人看家护院；而师傅们则专以(弟子们的学费)教授传承武术为生：军队上的武术教官也是如此，他的收入由政府财政支付，弟子(士兵)们不再单个儿给他交学费罢了。无论作为技击、表演、强身健体的方式，还是修身养性、人格修炼的途径，教授传承武术都是一种市场行为，与市场密切相连。既然在并非市场经济的前现代，武术的传承都与市场紧密相连，在市场经济遍及世界的当今之世，便更不可能有任何不相适应之处了。所以，包括太极拳在内的武术，其传承远景是一片光明、无可置疑的!
然而，武术不同于瓷器烧制、绣品刺绣、白酒酿制、烧鸡炮制等之处在于，本质上它并不是一种技艺，不是一种以身形表现的技能、技艺，而是一种内涵深厚的文化!
上述武术的四种功能，是从理性上对武术所作的横断面剖析，在现实中它们是很难被剥离开来的。尤其是作为“非遗”的武术，所保护传承的就不只是用于搏击、表演、健身、养性的方式，更重要的则是它的精神实质和文化内涵，是各拳种武术从产生、发展到成熟的整个历史沿革中所包含的全部文化内涵：它的机理、精神、运作方式，它所涉及的宇宙观、生存观、价值观等一系列人生观念和各种仪式、习惯、规矩和禁忌等等。只有这些都得到了完整的传承，才是真正的作为“非遗”的传承；否则，那只是体操的教练、动作的比划、舞蹈的学习、磨练性格意志的方式而已。太极拳在各拳种中，应该是中国传统文化包含最为丰厚、沉实、本真的，更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性。对它的保护和传承，毫无疑问更要注意到这些本质的方面。笔者没有学过太极拳(甚至没有学过任何拳)，对道家理论、相关知识也只知一鳞半爪，这里，无法对太极拳的文化内涵做出哪怕最简略的概述。但是，这个概括不能或缺，相关的研究一定要有；最好是由通拳理拳法的拳师、通道家理论的学者与文化学者等三方面的专业人士相结合，做出归纳和概括。
所以，对武术这类“非遗”项目传承的最大伤害，不在于市场化方式，不在于人山人海的参与规模，而在于在传授姿势、技能、功夫、功能目的准确无误的同时，对其文化内涵有意无意地忽略和忘记!
由此可见，传承包括太极拳在内的武术是一回事，而传承包括太极拳在内的作为“非遗”项目的武术又是另一回事。后者最大的危险在于，可能只得到躯体而失去灵魂，只传承了外形而失去了精神，只传授了技艺而丢失了“非遗”!这是需要认真高度警惕的；更可怕的是，这种买椟还珠式的可能前景，其危险根子或许在千年前就已经埋下，且一直在潜滋暗长，也早已深深地嵌入民族的潜意识之中，形成了某种“文化”，厘清弄明就更加不易!因此，笔者认为，作为“非遗”的武术的保护传承，理论上还有许多深入的辨析剥离工作要做。
如同前面所说，把少林拳、太极拳的产业化传授与作为“非遗”项目的传承两者区分开，这应该是两回事：前者是文化资源开发，后者是“非遗”的保护传承；前者是当代文化产业的建设发展，后者是某种文化传统的继承；前者以当代实用为标的，遵循强人、娱人、发展完善当代人的方略，后者以遵循基本文化内涵的完整、准确、“本真性”，甚至“原汁原味”为原则；前者以文化产业发展繁荣为基准，后者以保护继承为原则；前者是创造，后者是守成、持守；前者要当代性，于是就完全可以、也应该把它(资源)的某一元素开掘发展到某种极致，后者要传统性，就不能变形走样、随心所欲。把它们当做相关却不同的两件事情来做，倒是有可能相辅相成，都获得成功的：产业利用“非遗”的名声扩大知名度，“非遗”在产业发展后获得更充分的资金支持。产业的一面要极大地增强其震撼性、审美性和可观性，也需要一个完善的宣传推介方案。这是需要继续深入探讨的。
市场化、产业化后的“非遗项目”日子是否都好过了，前景又如何呢?许多旅游景点、景区表演的少数民族歌舞、游戏、民族风俗仪式，有多少是加工后的表演，有多少是原汁原味的习俗，恐怕不易判断；2007年央视“青歌赛”单设的“原生态”类别，遭到普遍质疑似乎应当引起人们理性的深思：它所涉及的并不仅仅是歌曲。
上述概括或许不够完整，还不能满足其逻辑上自足性、自洽性的要求，还应当继续完善；但是，它肯定已经将“非遗”项目的主体部分囊括了进去。最关键是，目前人类所认定的社会发展趋向与“非遗”保护、传承所需求的文化环境条件，在方向上一致还是相悖?
综上所述，单个项目的传承，其前景总是具有极大风险，或者说是很难继续下去的。那么只有“整体性保护”，即保护一种“非遗项目”就要连同它生存的文化土壤一起保护下来。但这个“文化土壤”又和该群体的基本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该群体必须照很久以前的方式来生产、生活；却又必须达到当下全社会中等以上的生活水平。不然，既有族群歧视之嫌(凭什么别人住在现代化的高楼里，享受着冬有暖气夏有空调、出有汽车、火车、飞机，穿着世界名牌、西服革履；而让他们在竹楼茅屋、碉楼毡蓬中坚守传统生活，且以此奇异风情招徕游客呢)，也有他们自己进行“性价比”而随时放弃该生活逃离的可能。这就是目前国内已被批准确定的“文化生态保护试验区”所普遍遭遇的困境，即社会经济发展与文化(包括、甚至主要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矛盾。归根结底，完整地保护传承传统(包括非物质)文化，就必须维持原有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乃至生存环境，而这又是与全人类的现代化奋斗目标相抵触的。这就是我们在“非遗”保护传承问题上最根本的两难选择。即使我们全民族都自愿过半原始性的前现代生活，在目前政治、经济、文化冲突毫无根本缓和迹象的国际形势下，我们也很难放弃拥有、并与时俱进地发展现代工业和现代科技，谁也不敢、也不能冒民族、国家丧失政治独立的风险!
有没有全人类都放弃冲突，放弃现代生活而回归到原初状态的可能呢?这涉及到人类本性和人类的生存理念、生存态度问题，现在还看不到根本扭转的迹象，甚至似乎还没有人认真地关注过、更谈不上研究。这才是笔者感到悲观的深层原因。
目前，某些与表演、旅游结合紧密的项目效益很好，影响很大；但是，按联合国专家一致的看法这有害于项目本身，已不符合被保护的原则。据说，少林武术就曾因此被淘汰。这一点如前所述，少林武术是有点冤枉的。无论从中国武术固有的传承模式，还是少林武术的实际传承结果看都是如此。且不说寺院本来就是靠香客信徒供养的，不能因为它的香火旺而质疑它的宗教身份；也且不说传统中国武术家就是靠收徒养家糊口，不能因他收徒过多、生活富裕而否认他的武师身份；更不说时下百所武校、数万学员究竟与少林有多大干系。现在应当认真探究的倒是，目前少林武术真谛的传承是否真的濒危?就此而言，很不幸，外在红火的浮云恰恰遮蔽了专家的眼帘，业内缺乏真正的研讨，未发出真正内行的声音。
也确有一些行业中部分基本不失“原真”面貌的产业化传承。如中医药(包括针灸、正骨等)，酒、特色食品的制作技艺等，其所用之物虽有变化(如中草药、蔬菜甚至肉食中已含有大量化肥农药及其他工业排放物残留等人工化学因素)，但其非物质的观念、技艺等并未改变。再如钧瓷、汝瓷等陶瓷烧制，由于产品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带有创造性，有些如钧瓷还具有不可复制性。于是，其功能更多转向观赏把玩乃至收藏，市场广阔，其技艺传承也不成问题。玉雕技艺也当属此类。但中医药在国际上还有争议，陶瓷烧制、玉雕则纯属技艺，观念的、精神文化的内涵相对单薄，构不成非物质文化的主体，即使千秋万代地传承下去，保护完整，其文化价值也极为有限；这恐怕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初衷也未必相符。
这种罗列式的论述缺乏逻辑的自洽性，寻找科学合理的逻辑出发点应当是非遗保护理论工作者今后的重要任务，当然也是笔者努力思考的方向之一。但笔者认为，这已经可以把绝大多数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囊括无遗了；也就是说，整个非遗传承保护工作前景是深堪忧虑的。
四、非遗保护的哲学思考
在笔者看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艰难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在于：人们必须付出放弃现代生产生活方式而恢复前现代生产生活方式的代价，这当然是难以想象的；而且，还要恢复工业化以前、甚至更早时代的生存环境，这个可能性就更值得怀疑了!它的深层将涉及到人的文明观、历史观，涉及到人性，涉及到整个人类作为宇宙生物种群的生存观、价值观的问题。就是说，“非遗”的传承保护，使人类面临必须对自身的生产生活方式、文明观、历史观、本体论人性以及人类的最高、最重要的生存价值观做出根本选择。目前，人们似乎还远未意识到这一点，于是，“非遗”的传承保护也就还只能是一个很大的悬疑。
改变这些现代生产生活方式就意味着复归、复原，依多年世界流行的观念看叫“历史的倒退”。而这是不会被大多数人，包括社会各界精英所接受的。从学界到一般公民都认为，人类社会一直是在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从蒙昧到文明、现代，从迷信到科学地发展、进步、提升着的。这可以从任何一本文明史著作的论述中得到证明。这种历史论、发展观决定人类绝不会走回归之路。人们不仅对历史上落后野蛮民族的每一次大举入侵、军事胜利表示遗憾，对他们焚毁文明的行为表示愤懑；而且，人们打心眼里不愿意回到游牧文明、渔猎文明，更不要说原始人那茹毛饮血的洞穴生涯!
人类还有一个观念就是，认为人的智力是无限的，科学是无所不能的；科学理性主义观念对当代人是根深蒂固的。目前国际社会对人类生存危机困境的解决虽主张“可持续”，也将实施“低碳”措施，但仍要求“经济复苏”，坚持过现代所谓“有尊严的生活”。这其实就是认为科学理性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事实并非如此。科技使用在制造业人类追求的是防酸、防碱、防腐蚀、抗老化，而整个自然界的规律却是物质问依照规律相互转化、并达到一定比例的平衡；这两个方向恰正相反。于是出现了令人类苦恼不已的怪物：一千万年才能降解的塑料，三十万年才能完全无害的核废料，至今无法商业化处理污染极为严重的干电池、锂电池、废荧光灯管……
人类依旧沉浸在科学万能的迷信中。其实任何一个科学发现、新技术发明，所带来的新问题比它所能解决的问题要多得多。例如航天空间技术：
废弃的空间站、人造卫星和火箭爆炸后的碎片，甚至是螺栓、推进器、电池板、绝缘材料、涂层片，都是空间碎片的来源。
关于太空垃圾的确切数字一直在波动。一些碎片在重新进入轨道时会燃烧，并且产生新的碎片进入轨道。因此，统计空间碎片是一项异常庞大的工作……
据美国航天局(NASA)公布的统计数据，10厘米以上大小的太空垃圾已经达到17000片；2.5到7.5厘米大小的超过20万片；更小的则数以百万计。
最新有关空间碎片的报告――美国全国研究委员会9月1日公布称，地球上空的太空垃圾数量已“达临界点”，对于航天器和宇航员而言，当前的空间环境正在变得越来越危险。
此前，NASA的科学家曾警告，即使不再发射航天器，到2055年，由碰撞产生的新碎片数量也将超过落回地球和燃烧掉的碎片总数……
在(中国空间碎片首席科学家)都亨看来，激光处理的办法容易产生新的小碎片。目前学界清除太空垃圾的想法很多，但还没有成熟的办法。
人们依然盲目地信奉着科学万能。而据专家说，即使按照目前人类对自然破坏的规模不再增加，最乐观的估计是，地球留给人类解决问题的时间已不足百年!
传承历史文化的意义范文2
所谓城市广场文化：是构建和利用城市广场的公共空间平台，举行具有城市特色的政治、文化交流活动，由此塑造特征鲜明的城市文化氛围，它是构成现代城市物质和精神文明的重要部分。城市广场文化涉及较多方面，它是现代城市发展理念的综合体现。在现代化城市的物质文明建设方面，城市建筑不但需要充分考虑空间布局的合理化，还必须依托现代科学技术和方法进行建设和管理，营造现代城市高凝聚力的广阔空间，藉此空间实现物质生产和消费要素的交换;在现代城市的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利用城市广场开阔的公共空间平台发展民族文化事业，培育现代精神文明，形成具有现代城市特色的文化氛围。城市广场文化是现代城市文化形式的主要表现之一，是物质和精神文明的结晶。
(二)城市广场文化的特点
(1)城市广场文化与城市周围环境协调统一
城市文化广场与城市周围环境相互协调统一，是构成城市广场文化质量的重要因素。城市广场文化一般都是开放型的，组成城市广场文化环境的重要因素是城市周围的建筑，结合文化广场的主题，将其周围建筑科学合理地融入广场环境中。丰富广场空间的类型和层次，并完善其结构，有助于解决广场需求的多样性。
(2)城市广场文化共享城市空间
城市广场文化具有共享城市空间的特点，在共享空间里，人们扩大交流和合作，形成公共认识，解决生活和工作中的问题。例如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圣马可广场，它不但是威尼斯的市中心，也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广场文化的代表作，人们把它称为欧洲最美丽的客厅。
(3)城市广场文化的标志象征
城市广场特色是城市具有的地方性、时代性和民族性，是一个国家、民族在特定的城市和环境中的体现。广场的标志性建筑能带给人们文化休闲气息，广场特色体了当地人们的情趣和习俗。文化广场的设计要体现时代精神和风格，运用现代设计思想和方法，利用新技术、新材料和新工艺，追求新创意，使文化广场更具现代特征。
(4)城市广场文化亲民
演员同台献艺，不但声势浩大，还可以产生强大共鸣。平民化的开放式广场拉近城市广场文化多来自于群众，为民众喜闻乐见，是群众最有兴趣参加的文娱活动;民众与了演员和观众的距离，推进了物质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和发展。
(5)城市广场文化形式多样、内容广泛
自娱自乐是城市广场文化的主要形式。随着物质和精神文明的发展，公民的自我保养、娱乐意识增强，多种自发的群众文艺活动应运而生。在居民小区等场所，早晚有许多民众健美、跳舞等。简言之，城市广场文化活动形式多样而且灵活，有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组织的庆典、公益文艺演出，也有企业和商家组织的商业演出。有业余、通俗、普及文化艺术，又有专业、高雅、精品文化艺术;有传统和现代的舞蹈、戏剧和音乐，也有群众表演的民间艺术、乡风民俗、戏曲戏剧、书法，还可以是集邮、演讲、棋类、武术、广场交谊舞、广场民族舞、广场合唱等形式，可谓百花争艳。
(6)城市广场文化促进社会和谐
企业及政府举办的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广场文艺演出，融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和民主法制教育为一体。极大地展现了人民群众的健康文化和精神风貌，促进了社会和谐。
(三)传承城市广场文化的措施
(1)完善城市广场规划和建设。合理规划城市广场位置和广场用地，重视城市广场规划的科学性及建筑的合理性，统一规划和建设商业广场、城市中心广场、城市文化广场、绿化广场、观景广场、纪念性广场。
(2)举办高水平文艺演出，打造城市广场文化氛围。广场文化是城市艺术文化推广的必然之路，高水平的文艺演出，是重要的文化旅游推广活动，有利于提高城市的知名度以及文化、经济地位。
(3)利用城市广场开展文化教育和商业活动。广场不但是城市物质和精神文明交流、开展的舞台，也是进行现代化教育的课堂。同时，城市广场文化寓教于娱乐之中，是群众自娱自乐、自我教育的良好载体。
二、少数民族音乐舞蹈文化艺术
中国是具有灿烂文化、悠久历史和五十六个民族的文明大国。每一个民族的音乐舞蹈有其独特价值，风格、特点各异的民族艺术构成了辉煌灿烂的民族文化艺术，民族文化艺术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少数民族文化艺术富含各民族的民族情感和习俗习惯。比如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的火把节和西双版纳的泼水节期间，都会在广场上举办各类文化活动和演出，这些传统的少数民族音乐舞蹈文化不但增加了节日气氛、吸引了游客的参与，还增加了民族间的友谊和团结。
三、成都市广场文化是传承少数民族音乐舞蹈艺术的成功模式
(一)成都市的地理与少数民族文化环境
(1)成都市的地理与文化环境
已有2300 多年历史的成都，是全国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之一。除云南外，四川是全国少数民族地区最多的省份，其中拥有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甘孜藏族自治州、凉山彝族自治州三个少数民族自治州。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成都经济的蓬勃发展，大量的少数民族不断迁居成都，各个民族的多元文化在成都加速交流融和，成都已经成为一个多民族集居的国际大都市。随着少数民族与汉族的频繁交往，少数民族音乐舞蹈艺术也随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对成都广场文化产生影响，并且逐渐成为成都市广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少数民族音乐舞蹈通过广场文化得到保护，并在成都得到推广与普及。
(2)成都市节庆性广场文化与少数民族音乐舞蹈艺术的传承成都市具有深厚文化底蕴，近年来节庆性的广场文化类型日益增多，尤以2007 年、2009 年和2011 年，成都举办的三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最具代表性，它是成都最具影响力的节庆性广场文化活动之一。比如2007 年非遗节期间，在成都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公园的广场，举行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民族民间音乐舞蹈展演，50 余场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演出与成都市民亲密接触，普及了成都市民对少数民族音乐舞蹈的了解，提高了人们的审美情趣，对提高成都市民的文化活动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笔者在非遗节期间全程观看了广场的演出，在四川三个少数民族自治州的演出的当天，现场座无虚席，成都市民更加熟悉藏族羌族和彝族的音乐舞蹈艺术，藏羌锅庄、彝族达体舞，羌族多声部组合演唱都成为了人们十分喜爱的节目，满足了群众的审美需求。在非遗节期间，公开出售首次发行的羌族多声部专辑《复音孤岛》，吸引许多群众的争相购买，少数民族音乐舞蹈艺术在广场文化的带动下，获得了新的展示平台和发展良机。在笔者的采访中，许多汉族群众十分欣赏和喜爱来自少数民族的歌舞，他们希望能够学习这些音乐和舞蹈，可见，成都广场文化有着十分广阔的发展空间。2009 年和2011 年的两次非遗节延续了第一届时的空前盛况，成都非遗节已成为全国性的四大文化节庆活动之一，成都推出了世界上首个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主题的大型文化节会。从2011 年第三届非遗节开始，这一国际文化品牌永久落户成都，成都成为非遗之都。第三届非遗节的各大活动更加充分调动了观众的参与性，来自国内外的7000 多名代表，1900 多个非遗项目参加了本届非遗节。直接参与节会活动的人数达570 余万人，拉动各类消费61.5 亿元。正是大众的积极参与，让非遗焕发了青春，少数民族音乐舞蹈在成都市和谐的民族氛围中广泛传播，众多少数民族音乐舞蹈文化在这里交流互动，不仅扩大了其宣传，也促进了少数民族音乐舞蹈艺术的发展。因此，成都市节庆性广场文化对少数民族音乐舞蹈艺术起到了积极的传承作用。
(3)成都社区性广场文化与少数民族音乐舞蹈艺术的传承成都市有不计其数的大大小小的社区性广场，社区性广场已经成为城市文化的主要载体。社区性广场文化对于少数民族音乐舞蹈艺术的传承有着重要的作用。笔者在成都市调查了多个有代表性的社区性广场，如成都市人民公园广场、成都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广场、高升桥移动广场，此外还有一些居民小区的广场文化活动。在这些广场活动中，少数民族音乐舞蹈艺术所占的比重较大，虽然有众多不同的民族音乐舞蹈，但只要是形式喜闻乐见，易于传播，许多民众都愿意学习和表演。在笔者调查的社区性广场中，少数民族音乐舞蹈藏羌锅庄是少数民族音乐舞蹈的代表作品之一。四川拥有中国第二大藏区和唯一的羌族聚居区，成都的地理位置与藏区、羌区紧邻，在成都居住着大量散居的藏族、羌族同胞，在成都市武侯区西南民族大学周边形成了稳定的藏族居住区和文化圈，在这个文化圈附近的移动广场形成了藏族羌族音乐舞蹈文化的传播。藏羌锅庄是其中重要的传播内容，锅庄的表演自由灵活，凡喜庆佳节，广场文化多采用群众锅庄，藏羌锅庄的群众性和参与性很强，动作简单易学，音乐与舞蹈并举，具有藏羌文化的审美特点，气氛欢快热烈，符合广场文化大众性、公共性、平民化、审美性的需求，因此，锅庄成为了成都各社区和广场文化活动的宠儿。过去，仅在藏族羌族的农业生活中出现的藏羌锅庄，如今在成都市广场流行并扩大了其传播范围，在现代化的成都大都市焕发出蓬勃生机。
此外，成都市社区和各个广场都会定期开展老年民族健身舞、交谊舞、吉特巴、三步彩的培训活动，这些舞蹈中有很多少数民族伴奏音乐，如《天路》、《飞向苗乡侗寨》等少数民族歌曲常常作为舞蹈音乐伴奏，成都市广场文化与少数民族音乐舞蹈艺术的完美结合，扩大了少数民族音乐舞蹈艺术的传承范围。
(二)成都市广场是少数民族音乐舞蹈文化传承的重要场所
从当代文化社会学的观点看，文化传播是需要以下四个必要条件。成都市的广场文化实现了这一传播过程，并具备文化传播的4 个必要条件。
(1)文化的共享性。藏羌锅庄是成都市民容易理解、喜爱的少数民族音乐舞蹈艺术品种，藏羌文化的传播代表着成都其他民族与藏族、羌族音乐舞蹈艺术的共享。
(2)文化的传播关系。成都市民在广场中欣赏和学习少数民族音乐舞蹈艺术，他们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从而构成了少数民族音乐舞蹈文化传播的渠道。
(3)文化的传播媒介。人类不但是文化传播者，又是最活跃的传播媒介。优秀的少数民族音乐舞蹈艺术通过成都市民的热情参与而得到广泛传播，成都市民是最为活跃的传播媒介之一，成都的各类广场文化就是今天这个物的载体，同时也是另一重要的传播媒介。
(4)文化的传播方式。文化传播的方式是一个多层次的结构模式，电视、广播、报纸都是其传播方式。文化广场这种传播方式是面对面，更加直接和真实的传播方式，成都市民在文化广场中欣赏和学习少数民族音乐舞蹈艺术，亲身参与其中，最大程度上保证了传播的真实性。
中国古代思想家很早就对音乐的社会功能做了总结，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这里的群，就是强调音乐作为一种审美活动可以加强社会群体间的情感交流，它涉及到音乐艺术的认识、教育和感染、娱乐作用，强调的是迩之事父，远之事君的社会功能。广场实际上就是最能反映老百姓生活的文化舞台，它具有广泛的参与性，是一个城市发展社会文化的重要场所，是群的最好的平台。同时，丰富多彩的广场文化还增加了城市的动感与色彩，开创了政府与民间互动共创的新形式，成为当代城市文化不可忽视的新资源，成为向公众进行审美教育的公共课堂，也成为少数民族音乐舞蹈艺术传播的重要渠道。由于城市广场敞亮的空间和优美的自然环境，广场构成了市民生存、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春夏秋冬，广场都可以成为调节市民文化生活的重要场所，而广场文化的连续与持久，又形成了城市良好的审美文化生态。少数民族音乐舞蹈在广场中的保护与传播是各民族进行文化的交流的体现，广场文化中的少数民族音乐舞蹈艺术的传播，对于构建和谐成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传承历史文化的意义范文3
大家下午好！
全国艺术院校院（校）长高峰论坛在经过连续六届的成功举办后，今天又以分论坛的形式移师杭州，并且得到了在座各位专家、学者、领导的大力支持。在此，我代表中国文化传媒集团，向前来参加论坛的仲呈祥先生、董长侠先生、陈汗青先生，以及各位院校长和各位朋友们、同志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去年，我和在座的各位一同参加了第六届“全国艺术院校院（校）长高峰论坛”，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而难忘的印象。作为当代有作为的艺术家，应该有一种历史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应该敢于担当、善于担当。我们的艺术家要用眼睛去观察，用笔去书写、记录，给历史、给后人留下宝贵的精神和文化财富。我们的作品，无论水平高低，应是对生动的社会现实的记录，它的价值就在这里。百年以后，我们在研究这些作品时，就能够从中得到一些启示，能够对当时所处历史的政治、经济、文化有所体悟。这是我们对历史的贡献。历史上有影响的文学作品，同样都是对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深刻记录，这是文学作品的价值所在。我们的艺术工作者、文化工作者为什么要“三贴近”？为什么要进行“走转改”？就是要让我们的文化艺术工作者深入的体验生活，反映鲜活的内容，这些鲜活的内容正是人民群众平凡的生活的凝练和积累。我们可以从中吸收营养，成为我们创作的源泉。所以，作为一个艺术工作者和文化工作者，就要善于观察，善于总结，善于提炼，用我们的笔，用我们的眼进行剖析、提升，来反映社会。我们这个论坛、包括杭州发展基地，就是要给各位艺术家搭建一个平台，给大家营造一个宽松的、和谐的、融洽的、开放的氛围，让大家的思想和意识无限奔驰，给大家一个广阔的空间，激发艺术家们的创作灵感，为社会、为人类留下宝贵的财富。正常的文艺批评是允许的，正常的文艺批评是激发我们改进和创作的基础，激发着我们如何深入生活，反映最鲜活的生活当中的精华，是帮助我们提高的一个重要手段。我们提供这样一个环境，就是要吸引大家的参与，大家的参与就是对我们工作的最大支持。对我们艺术工作者来说，责任感和担当非常重要，我希望通过我们的基地，能够有一大批传世佳作，若干年以后，我们这里创作出的作品应该是对国家、对杭州当今政治、经济、文化的反映。希望我们的艺术家能够利用好这个基地，成就艺术创作生涯中辉煌的一段。
党的十六大特别是十七大以来，文化建设的地位和重要性不断凸显。从国家层面来看，文化建设逐渐成为与经济建设同步发展的基本国策，有利于文化蓬勃发展的宏观环境不断得到优化和提升，文化建设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在逐年提高。从大众层面来看，文化建设所取得的丰富而巨大的成就正在改变着我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众所周知，被历代文人誉为“人间天堂”的杭州，原本是长江三角洲经济圈中心城市之一，也是一座全球闻名的旅游城市，近几年来，因为拥有了“天堂硅谷”“动漫之都”等文化名片而享誉全国。杭州在文化建设上出奇制胜，成为国内众多城市学习效仿的对象。一踏进这座城市，你就会发现，这里的老百姓对文化有着一种深厚的感情，衣食住行，无处不在。我想，这才是一座城市真正的魅力所在。如果用我们艺术家的眼光去观察，可能会更加深刻。
文化建设也在影响着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同志的事业。去年年初，在以仲呈祥先生为代表的一大批专家学者的长期呼吁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议通过了将艺术学科独立为“艺术学门类”的决议，使原属“文学门类”的艺术学科成为新的单独的学科门类。这为艺术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和美好的前景。而美术学科也由以往的二级学科提升为一级学科，美术教育发展的条件不断完善和优化。我们今天的论坛，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举办的，其主要目的在于深入学习十七届六中全会关于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支持文化产业和艺术教育产学研融合以及公共文化服务平台建设的重要精神，总结交流全国艺术院校产学研发展的经验，推动全国艺术院校在国家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传承历史文化的意义范文4
关键词：历史古镇历史文化旅游再开发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all cities are faced with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of industry situation, ancient history are also seeking their own development path. How to keep continuation of historical context, don't let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that damage historic cultural heritage, and to achieve the social economic benefits of optimization, is history in the proces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ncient town itself to face a major problem. In this, the author tries to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history and cultur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history of the ancient cultural inheritance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Key words: ancient history cult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history again
中图分类号：F590.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一、 历史古镇再开发的基本类型
目前，国外城市的历史古镇或历史街区再开发一般有英国伯明翰、新加坡唐人街、美国纽约小意大利等再开发模式。这些古镇开发均未注重历史文化的传承。
二、 历史文化传承下的古镇旅游再开发策略
目前，历史古镇的旅游再开发基本上是由政府部门推动，经济利益为主导的再开发，对历史文化元素的保护、历史文脉的传承与发扬等问题有所疏忽，对历史古镇面临的真正潜在危机也没有相应的应对措施。在此，笔者试图从历史文化传承的角度来分析历史古镇旅游再开发的策略。
1. 新旅游品牌的历史文化传承与发扬
对历史古镇来说，其自身丰富的历史人文资源很可能目前为止只开发了一部分，尚有一些重要的历史文化元素没有充分发掘出来。而另一方面，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旅游新品牌的开发也能为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活力，可以促进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开发新旅游品牌时，应从历史文化传承的角度去研究，发掘历史古镇中现状开发度不够但却能代表着古镇历史文化精髓的那些历史文化元素，并结合旧有历史文化旅游品牌，整体规划历史古镇旅游产业。
2. 旧有历史文化旅游品牌的加强与完善
旧有的旅游品牌，无疑是最能代表当地历史文脉、最能反映当地社会文化生活、最具有社会影响潜力的文化形态，其经济推动潜力对于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是举足轻重的，只是因为知名度不够高，或者旅游服务设施跟不上而未能完全发挥自身优势提高市场竞争力。因此在历史古镇的旧有旅游品牌再包装时，我们应保持旅游产品对历史文化的延续和对话，深层次挖掘旅游产品中的历史文化韵味。
3. 旅游服务设施建设中历史文化的延续
旅游服务设施的建设与民俗文化是紧密结合的，不可分割的。旅游服务设施的全面提升，从量的方面来讲是旅游设施数量的增加，从质的方面来讲也可以说是对当地历史文化的深层次再挖掘，唯有历史文化品质的提高才能使旅游服务独具特色，才能真正意义上使旅游服务品质得到提高。同时，旅游配套服务设施的建设可以为本镇居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进一步促进历史古镇的社会经济发展。
三、 浙江省海宁市盐官古镇旅游再开发案例分析
1. 盐官古镇旅游概况
① 自然资源
盐官古镇最突出的自然旅游资源即海宁潮。海宁潮又称为钱江潮，是世界一大奇观，以其磅礴的气势和壮观的景象闻名于世，以“一线横江”被誉为“天下奇观”。
② 历史人文资源
盐官古镇作为浙江省首批历史文化名镇之一，名胜古迹和文物保护单位众多。最出名的是位于盐官古镇东北区块的宰相府第风情街，以陈阁老宅为中心，集人文、历史、自然景观于一体。古建筑包括江南稀有的古代宫殿式建筑海神庙、庙宇建筑城隍庙、塔楼建筑占鳌塔等文物保护建筑。盐官古镇还有与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并肩被称为我国古代三大建筑工程的盐官“鱼鳞石塘”，已被列为国家级文物重点保护单位。
③ 已有旅游品牌
盐官古镇目前已开发并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是海宁潮及由海宁潮衍生出来的潮文化以及具有一定规模的宰相府第风情街。
2. 盐官古镇旅游再开发的主要问题
通过分析盐官古镇旅游现状，概括盐官古镇旅游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如下：
① 旅游品牌单一，旧有历史文化品牌需加强完善。
② 乾隆文化尚未充分挖掘，历史文化面临无形流失的危险。
③ 等待潮来时间内旅游活动处于空白。
④ 旅游服务设施不完善，且与当地历史文化结合不够。
⑤ 旅游容量偏小。
3. 盐官古镇旅游再开发的具体策略
（1） 新旅游品牌的历史文化传承与发扬
① 从历史文化的角度确立旅游新品牌
新旅游品牌的建立，需要对旅游资源进行深度研究与统筹安排。纵观盐官古镇的历史文化旅游资源，最为突出的无疑是以海宁潮为代表的“潮文化”和以乾隆皇帝为代表的“皇家文化”。经过对盐官古镇历史人文的分析研究，确定盐官古镇旅游新品牌为“乾隆文化”，即规划建设以“乾隆文化”为主题的特色旅游区。同时，因盐官古镇也是观潮游览区，故应结合“乾隆文化”与“潮文化”，统筹安排，做整体旅游区规划。
② 旅游新品牌的打造
围绕旅游新品牌“乾隆文化”，规划策略是重点开发关于“乾隆文化”的主题旅游区，以“海神广场”和“盐官故事”为载体去阐释皇家文化。
（2） 旧有历史文化旅游品牌的加强与完善
① 旧有旅游品牌的发展策略
盐官古镇目前最有社会影响力和经济推动力的就是钱塘江“海宁潮文化”旅游品牌。据笔者所见，目前已开发的观潮胜地公园内观潮设施稍显简陋，“潮文化”的由来与发展也没有向四方游客阐述到位，相关旅游服务设施严重缺乏。因而应提升观潮设施的品质，深层次阐述“潮文化”，加强旅游区周边旅游服务设施的建设。
② 旧有旅游品牌规划方案的历史文化解析
在现有观潮胜地公园的建设基础上，进行旅游资源的整合与改造，规划设计多处观海潮的场所与空间，以占鳌塔为核心重点打造“占鳌镇海”景点，便于人们领略潮魂的雄壮之美。结合占鳌塔规划一处“潮文化展览馆”，向四方游客阐释“潮文化”的历史与现在，将观潮胜地公园与海神广场、盐官故事紧密结合，形成一个完整的互相交融补充的旅游体系。
（3） 旅游服务设施建设的完善中历史文化的延续
盐官古镇在千年的不断发展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俗文化，尤其是饮食文化包含着种种民间传说，有着浓浓的历史文化底蕴。完善旅游服务设施建设也应以历史文脉来牵针引线，从历史文化传承的角度来解析旅游服务设施的完善。
规划酒店三处，特色饮食包括“宰相府宴球”、“李卫眼睛糕”、“钱塘江鱼圆”等历史传承的知名菜肴。规划旅馆三处，采用江南传统建筑风格，创造幽雅舒适的休憩空间。规划商业中心两处，除销售一般商品外，主要是销售特色旅游产品，如有着悠久历史的“盐官三把刀”、代表着盐官古镇“桑蚕文化”的丝绸制品。
结语：本文中笔者试图通过对浙江省海宁市盐官古镇的旅游再开发研究来探讨此类案例的再开发策略并试图找到一种不损害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又行之有效的基本模式。虽说实际情况会因各地具体条件不尽相同，但笔者认为历史文化应该是作为解决这类历史古镇旅游再开发问题的一把钥匙，从历史文化传承的角度去分析与解决再开发问题，不失为一种新的尝试。
参考文献：
1.熊侠仙，张松，周俭；江南古镇旅游开发的问题与对策――对周庄、同里、直旅游状况的调查分析[J]；城市规划汇刊；2002年06期
2.胡晓玲；以文化的视野探讨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发展[J]；城市发展研究；2006年04期
传承历史文化的意义范文5
关键词：汶川地震，成都，历史文化遗产，恢复和重建
中图分类号：G122.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m1)05－0050－05
地震作为一种突发性灾难，是所有自然灾害中破坏力最强、影响最大的灾难。2008年5月12日，四川省汶川县发生的8.0级大地震不仅对四川各族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也给四川的历史文化遗产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历史文化遗产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文化遗产是每个国家、民族的重要职责，也是国际社会的共同义务。震后，在政府有序的组织下，社会各界积极投入灾后重建，积极投入恢复、保护和重建我们的文化瑰宝，以传承中华民族的历史。成都作为四川省的省会城市，地处汶川地震灾区，其文物建筑、博物馆垮塌、文物损毁也比较严重。对该地区的历史文化遗产的恢复和重建展开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汶川大地震对成都地区历史文化遗产的影响
成都是一座拥有近5000年文明史和3000年建城史的历史文化名城，早在3200年前就是古蜀国的都邑，三国时为蜀汉国都，五代十国时为前蜀、后蜀都城，素有“天府之国”之称，遗留下来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非常丰富和厚重，1982年被国务院公布为首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遗产是经过漫长的历史时期逐步形成和遗留下来的宝贵财富，是历史的见证，对我们当前的文化和社会发展有着极高借鉴意义和文化教育意义。成都拥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7处：明蜀王陵、武侯祠、杜甫草堂、都江堰、永陵、辛亥秋保路史事纪念碑、刘氏庄园、升庵桂湖、邛窑遗址等，省级文物保护单位50处，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5处，以及大量有特色的传统建筑物。成都还有邛崃历史文化名城、崇州历史文化名城、新都历史文化名城、黄龙溪历史文化名镇、城厢历史文化名镇、洛带历史文化名镇、安仁历史文化名镇、新繁历史文化名镇等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其他的历史文化遗产形式还有蜀绣、蜀锦、川剧、茶艺等。
汶川大地震给成都地区的历史文化遗产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成都市区距离震中汶川县仅92公里，在地震中，成都的文物保护单位遭受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其中包括杜甫草堂、武侯祠、伏龙观、都江堰、王建墓等多处世界文化遗产、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地震带来的灾难大大增加了成都地区的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难度，虽然有部分损坏可以通过后期人工的修复和重建恢复原貌，许多破坏已经难以在原样基础上进行修复，文化的遗迹被彻底摧毁，造成了灾难性的损失。除世界文化遗产都江堰，成都受损明显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8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有25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有108处。如何进行科学有效的恢复和重建是思考的新问题，这些思考和工作给成都地区的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带来了新的思路和新的任务，也带来了新的压力。面对大地震给成都地区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带来的严重破坏，我们所要做的不仅仅是重建，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积极探索其恢复和重建、保护的新思路，以应对各种可能出现的挑战和问题，在社会发展进程中推进文化遗产的保护，充分发挥民族文化的作用。
二、汶川地震后成都地区历史文化遗产的恢复与重建现状分析
历史文化遗产是个大范畴的概念，其中包括了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地震后，与恢复和重建工作相配合，学界和科研单位也迅速展开历史文化遗产的恢复与保护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诸多问题仍然存在。
(一)物质文化遗产的恢复与重建
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具有实际形态的文物，包括古建筑、古遗址、石刻、壁画、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等不可移动文物；历史上各时代的重要实物、艺术品、文献、手稿、图书资料等可移动文物；以及在建筑式样、分布均匀或与环境景色结合方面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等。它具有实体性、历史性和不可再生性。结合成都地区的具体情况来看，其物质文化遗产主要包括前面提到的文物保护单位和文化名城、名镇、历史文化保护区、风景区、文物建筑等。目前对这些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以政府主导、相关文化部门落实展开恢复和重建工作。在政府资金保证，相关部门积极落实的情况下，积极探寻多种保护模式，引导社会力量的参与，在恢复技术、文物保护以及民族文化重建过程中的方法和注意问题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突破。
但物质文化遗产的恢复和重建工作仍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历史文化遗产的恢复和重建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其资金的保证，机制的建立、参与主体的行为、管理模式的设定都需要更进一步的改善，以适应当前社会的发展，在进行恢复和重建时既要考虑到文化遗产中的文化内涵，也要考虑到实物的形态，同时还要考虑到其在社会中的现实意义。而这其中不仅要注意文化的精神力量，还要注意到操作层面的技术可行性。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在政府、社会和民众之间寻找一种合理的模式，保证资金的充足投入，寻找科学合理的恢复和重建方法，在传承文明的基础之上引导历史文化遗产与当前社会生活实际相结合，形成积极有效的恢复、重建、保护机制，促进物质文化遗产在历史的进程中增强自身的生命力，在实际工作中推动历史文化遗产的继承性发展。总之，物质文化遗产的恢复和重建工作任重而道远，需要社会各界付出更大的努力。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恢复与重建
非物质文化遗产指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各种实践、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各社会群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激发人类的创造力。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民间文化的具体体现形式，它有着自己独特的特点，其传承主要是靠民间的口耳相传，其生存空间相对狭小，保护难度大，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处在濒危状态。
成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繁多，据统计，成都现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概有300项左右。成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传统戏剧、曲艺、杂技与竞技、民间美术、传统手艺、传统医药、民俗等多种形式。
面对汶川大地震后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受到的灾难性打击，成都采取了一些列措施，从发展成都文化、建设文化成都的高度出发，以实践为基本的评判尺度，加强资金投入，给予人才、科技、信息的支撑，引导民间力量积极展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救护、重建工作。同时，还注重社会宣传，举办有利于推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动，2011年5月继2009年第二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成功举办后，又举办了第三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但鉴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不
同，其恢复和重建仍处于较低水平。其管理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组织力量比较薄弱，民众的参与度不高，对传承人的扶持帮助力度太小，恢复和重建过程中高科技利用程度不高。
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体系有待健全，要建立和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保护、管理体系，利用多种技术和方式开展全方位、多层次、多渠道的恢复和重建，做好宣传工作，让普通民众参与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来，建立有效的保护机构、机制，对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传承人给予有力的帮助和得力的保护。
综合来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在近年来的关注度大大提高，但其保护难度也比较大，需要更为全面和细致的保护。因此，成都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恢复和重建工作在汶川大地震后虽积极开展，但仍面临着和其他地区同样的保护难题，恢复和重建任务更重。
三、对重塑民族文化的思考
民族文化是指中华民族在历史中形成的具有明显特色的传统文化，而历史文化遗产是民族文化的具体表现。在汶川大地震后对成都地区历史文化遗产的恢复和重建工作中，如何重塑民族文化的问题也凸显了出来。文化遗产作为民族文化的表现，对其重建是重塑民族文化的重要内容，对民族文化的重塑也具有十分贴切的借鉴意义。
(一)在动态中重建民族文化，提高民族文化的适应性
历史在社会发展中不断推动着文化的发展和传承，汶川地震只是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偶然事件，震后对成都地区历史文化遗产的恢复和重建也只是民族文化重塑的一个侧面。而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有更多的因素影响着民族文化的重塑。当前的社会呈现着多元化的发展局势，各种文化在开放包容的世界环境中相互交流和吸收。民族文化的发展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变化而推进，其重建正接受着全球化浪潮的洗礼。民族文化重建是有意识的动态的文化再生产过程。
因此，民族文化的重建必须在动态中进行，不断地进行自身的调试，与当前发展、创新的时代潮流相结合。中华民族的民族文化必须在动态中进行不断的创新，在文化竞争和互动中确立优势地位，正视传统民族文化和现代民族文化，国内民族文化和国外民族文化的冲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坚守和弘扬自己的优秀民族文化的同时，积极与时俱进，创造性地发展民族文化，提高民族文化发展的适应性，增强民族文化的生命力。只有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文化，不断开拓创新，民族文化才能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才能为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民族文化只有在动态中进，行科学的重建，才能永葆活力。鉴于成都地区历史文化遗产的恢复和重建工作，我们可以发现，民族文化的重塑必须与当前的新形势相结合，不断地更新，与时代的发展相同步，才能在历史文化的道路上走得更久，才能真正发挥民族文化的作用。只有在动态中进行重建，民族文化才能找准其发展空间和发展方向。当前的民族文化重建要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将民族文化与城市文化建设、社会文化建设结合起来。
(二)改善民族文化发展环境，促进民族文化的健康重塑
汶川地震后历史文化遗产的恢复和重建工作虽然迅速展开，但却面临着一系列的困难和问题，其中环境因素是重要的制约因素。因此，在民族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必须改善发展环境，促进民族文化的健康发展。
民族文化发展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从自然环境来看，汶川地震以沉重的代价警告我们在文化发展和保护的过程中必须充分重视自然环境，积极采取有效应对措施。民族文化的起源和发展都与自然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我国广大的少数民族聚居地的自然环境多有其独特的特点，自然环境相对来说比较脆弱。成都地区在我国的西南部，地质活动比较频繁，所以在民族文化发展的时候要充分考虑自然环境的影响，事先做好应对措施，考虑历史文化遗产的保存和维护。同时还要考虑自然环境对人们生存发展环境的影响，保护好民族文化周边的自然生态环境。在注重自然环境的同时，民族文化作为具有人文特性的文化，还必须积极改善社会环境。社会环境包括政治制度、经济体制、文化传统等。文化是一项关乎公益的事情，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因此政府的法律制定和相关政策制定都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对民族文化的重建有着重大影响，政府法律政策的制定必须科学合理，加大对民族文化重建的投入力度和关注度，保证财政投入和建立保障制度，充分尊重民族文化的发展规律；相关政府部门必须不断改进工作的方式方法，建立管理机制和责任机制，为民族文化的重建创造良好的政治环境。同时，民族文化的重建还必须有良好的经济环境支持，文化的精神力量和社会经济生活的物质性之间必须要有一个合理的平衡点。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不能忽视民族文化的作用，要为民族文化的重建创造良好、纯洁的经济环境，拒绝将文化“铜臭”化。民族文化的重建也要考虑到其所存在的文化环境，民族文化的发展和重建也需要有一个良好的积极向上的文化环境，只有在这样的环境里才能重视文化的作用，民族文化才能得到合理的重塑。
总之，我们必须不断改善民族文化的发展环境，为民族文化的重塑营造良好的外部条件，促进民族文化的健康重塑。
(三)民族文化建设要与社会实际相结合，增强民族文化的生命力
民族文化是民族发展的精神支柱，但民族文化的发展与重塑都必须建立在民族发展的社会实际情况之上，将民族文化重塑的任务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力求根植于实践却高于实践的效果，将民族文化的力量转化为社会生产力，如此民族文化才能在现代社会中获得强劲的生命力。
从汶川地震后成都地区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和重建来看，保护和重建必须结合民众的生活，从民众的诉求出发去考虑才能获得广大人民的支持；同时，要促进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社会效益相结合，将其与旅游业等其他社会模块结合，促进双赢，促进民族文化与社会资源的整合；还要探寻历史文化遗产的恢复和重建工作的新思路，寻找文化产业的社会化经营模式和路径；将历史文化遗产的恢复和重建、民族文化的重塑与当前的民族社会建设结合起来。2009年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在积极探索文化产业市场化方面作出了积极的表率，并取得了圆满的成功。总之，要走出一条民族文化重塑与社会实际交互发展的新道路，让民族文化的重塑取材于社会实际，从而又反过来促进社会实际的发展，让民族文化在社会实际中找到顽强的生命力，促进对其“输血”向“造血”的转变。
(四)多方参与，构建重塑民族文化的有效模式
无论是成都地区历史文化遗产的恢复和重建，还是民族文化的重塑都是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各方力量的参与。文化建设是一项关乎公众利益的事情，不仅需要政府的主导，还需要民间力量的参与，才能保证民族文化的繁荣。民族文化的重建要在政府的主导下，引导民间团体、组织以及民众的广泛参与，利用市场机制将民间资本用以促进民族文化重建，同时还要注重民族文化重建的学术研究，促进官、民、学三者的有机结合，让民族文化在政府主导下，通过学术研究的理论指导，通过民间力量积极执行，行成重塑民族文化的有效模式。我国各民族的群众在自己的民族文化中成长，民族文化与其生活密切相关，我们应积极引导普通民众参与到民族文化重塑过程中来，既可以给民族文化注入现实的活力，也可以推进民族文化重塑的进程。当前在成都文化建设方面已经有三态结合的理念，三态即文态，形态和业态。文态，指的是文化遗产的文脉精神；形态，是指文化遗产的建筑、器物等实物体现景观；业态，则是指根据现代消费需求创造性布局、开拓消费业态。三态合一的过程，不仅使成都的文物遗产在保护与产业再造中，最大限度避免同质化竞争，也令其独特的文化价值，进一步被认同、提升、传承。因此，组织社会多方力量参与民族文化重塑任务可以形成积极有效的模式，提高民族文化塑造的速度和效率。
(五)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珍重民族文化
传承历史文化的意义范文6
【关键词】豫剧与蒲剧；两河流域文化；传承与发展
中图分类号：J8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5）12-0028-01
一、两河流域豫剧与蒲剧存在的“时间”与“空间”
（一）两河流域豫剧与蒲剧的物质空间。“一切空间形态都是由基本的生活行为决定的，行为表达为形态便是空间的拓扑关系。”美国学者巴克认为环境所具备的物质特征支持着某些固定模式，尽管其中的使用者不断更换，但固定的行为模式在一定时间内不断重复，并将这样的环境称为“场所”[1]。戏剧在两河流域中以其独特的人文价值在承载着地方的物质空间，以固定的模式在每天上演着相同的情节，戏剧在两河流域融入人们的物质空间，体现出相同的物质构建。两河流域的豫剧与蒲剧位于江西省与河南省，是赣剧与蒲剧的发源地。两河流域的历史悠久，至今已有1800多年，千百年来两河流域共建造上千座戏剧舞台，其中明清上百座，近代上百座，现代仍有上百座在建造中。两河流域的戏剧在继承明清历史的风格中不断地创新与改变，并在历史中逐渐形成不同形式与风格，这里的建筑为两河流域在物质空间中形式相对固定的模式与特定空间构架。
（二）两河流域豫剧与蒲剧的社会空间。豫剧与蒲剧在两河流域已经成为当地人的社会生活系统，并承载着地方的历史与社会空间，对于创出它并承载它的两河流域人来说，豫剧与蒲剧具有重大的意义，带来区域社会的等级与生活化的发展，在两河流域的社会空间中人们以戏剧为其精神支撑。豫剧与蒲剧的前世今生之所以能够在不停地演绎这个相同情节，世世相传，并具有承载命运的作用，主要是因为在社会空间中豫剧与蒲剧维系着两河流域人的所有生活化，仿佛戏剧如歌、歌如生命一样。
二、两河流域豫剧与蒲剧历史文化传承的价值分析
（一）历史文化价值。两河流域豫剧与蒲剧存在的历史价值在于通过一族一戏台的建造，每一族的建筑代表着一代人的兴衰历史，族族相建造则是把两河流域的人文通过戏剧凝聚起来，把人们与宗族历史相联系在一起，通过戏剧在传承着历史的意义。两河流域人说“戏剧”既是历史，戏剧又是生命。其实在长江流域中相同的历史文化在不断地重复上演，只是上演的地方不同，其余的是一致的。两河流域的豫剧与蒲剧在承载着历史的过程中，带给我们的是一段段历史的上演，我们看到的是一种生命的延续，更是一种因戏剧文化而诞生的传承精神。在剖析历史的基架中，戏剧与两河流域精神是存在时空中的精神力量。其历史文化的价值在于一种文化的承载并传承两河流域的民族精神，这种价值的文化，是由戏剧与两河流域人所承载的。
（二）传统赣剧与区域传承的价值。1.豫剧与蒲剧及赣剧的发展与传承。两河流域是豫剧与蒲剧的发源地，两河流域人痴迷看戏，又承载着赣剧的文化，因此在当代诞生了戏曲文化，在这里几乎每个月都有不同的戏种，可以说月月有戏，甚至有天天进戏园的说法。二月花朝戏、三月娘娘戏、四月祭祖戏、五月六月端阳关王戏。一直到过年戏也在唱，月月在演。赣剧是一个兼唱高腔、乱弹、昆腔及其他曲调的多声腔的汉族戏曲剧种。赣剧需要配合豫剧与蒲剧的存在才能发挥出应有的魅力。在两河流域的农村有这样的谚语：“三天不看戏，肚子就胀气，十天不看戏，做工夫没力气，一个月不看戏，看谁都来气。”[2]可见在两河流域戏曲已经深入到两河流域的生活中，这些戏曲在历史的演变中逐渐形成两河流域独有的戏曲剧种――赣剧。2.豫剧与蒲剧和宗族荣耀的精神殿堂。两河流域豫剧与蒲剧的建筑，源于地区的社会传承，是氏族宗亲的血缘传统，区别于他地，两河流域的戏剧并非仅仅是简单的戏剧和戏曲文化的演绎，而是联系家族血脉的象征，是同一宗族在精神血脉上的象征。在两河流域戏剧中保持最完好的是万年台与祠堂台，尤其是祠堂台，在这里是宗族表演戏曲活动中最重要的载体与场所，既是表演文化与艺术的场所又是宗族祭祀、续铺、社交、议事和执行家族规范的重要活动中心。
三、结论
长江流域的民族文化在不断的演绎与发展中，传承出民族区域的独特艺术形式与建筑特色。两河流域豫剧与蒲剧的前世今生在上演着历史与文化的变迁，在两河流域文化里戏剧不单是建筑特色的表现，更是一种文化与宗族的传承与发展的现实写意。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