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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文化现状范文1
摘要：本文采用质性研究的方法，以两名从小生活在城市杂居区的侗族大学生为个案，从他们的主观感知和对客观的侗族文化环境或事物的认识两个维度调查了解他们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状况和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状况，分析当前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城市杂居区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民族文化认同现状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民族文化认同；城市杂居区；少数民族大学生；个案研究；教育人类学
引言
中华大家庭各民族绚烂的历史和独特的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承和发展各民族优秀文化一直是国家倡导的重要民族政策。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更多的少数民族从农村走向城市，其子女对本民族文化的了解也越来越少。民族文化传承的关键在青少年，加强对少数民族学生本民族历史文化的教育无疑是必要的、紧迫的。传承民族文化的前提是培养青少年的民族认同感。在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各少数民族对本民族的认同是其民族存在与发展的重要前提，各民族对共享的、普遍的国家共同体文化的接受、认同则是国家统一和稳定的基础。然而，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背景下，多元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引发了当代大学生不同程度的民族文化认同危机。[1]民族认同本身带有强烈的跨文化色彩，不同民族的民族认同、同一民族在不同成长环境下的民族认同情况都不一样。那么，在城市环境背景下成长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其民族认同状况如何，在表现上呈现出怎样的差异，影响这些少数民族大学生民族认同的因素是什么，应该怎样进行自我反思？这些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国外学者Geertz认为：“一个人出生在某个宗教社区、语言社群，以及其生长所在地的社会习俗，这些与生俱在的共同文化构成其认同的基础。”[2]简而言之，语言、血缘、宗教、种族、地区、习俗等，都是群体文化认同基础，这些共同的文化和认同的基础，形成一种无可言喻的力量，将群体成员集结在一起。Phinney是美国民族认同的重要研究者之一。在她的文章中提出，民族认同是一个复杂的结构，包括对民族的归属感、对民族的积极评价，以及对民族活动的行动卷入。[3]有国内学者对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大学生民族认同的心理进行研究，认为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民族认同和相应的行为倾向处于积极状态，大学教育要注意进一步提高学生的民族认同，改善学生的行为应对方式。[4]还有学者以海南省彝族学生为例对散杂居区民族学生族际交往的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认为其族际交往呈现族际关系和谐化、交往态度理性化、族际认同地域化的特征，并从文化、区位以及民族认同等因素来进行分析。[5]
文献梳理发现，大学生民族文化认同问题愈来愈受到学界重视，但是当前的研究主要停留在研究民族文化交融背景下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文化认同现状，对于在城市杂居区成长的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民族文化认同经历、状况等这些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
本文主要从研究对象的主观感知和对客观的侗族文化环境或事物的了解两个维度对两位侗族学生进行深度访谈。一是研究两位侗族学生对侗族民族文化身份的认识，主要包括民族意识、民族文化学习的途径、遭遇的尴尬境地三个方面；二是研究两位侗族学生对侗族文化（事项）的接触了解，主要包括语言掌握情况、民族服饰穿著情况、对侗族大歌及建筑的了解情况、对民族风俗习惯的了解情况这四个方面。在此基础上对城市杂居区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民族文化认同现状和特征进行分析，并提出对策和建议。
一、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的选取
本次研究对象主要选取来自贵州城市地区的两位侗族同学，现均在M大学就读，基本情况如下：
Z同学，女，侗族，22岁，来自贵州省凯里市，现就读于M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大三，父亲是教师，母亲是公务员，从小生活在城市地区。
G同学，女，侗族，22岁，来自贵州省铜仁市，现就读于M大学教育学院，大三，母亲是教师，从小生活在城市地区。
（二）研究方法的实施
1.深度访谈
深度访谈主要是指无结构式的访谈。[6]它并不依据事先设计的问卷和固定的程序，而是只有一个访谈的主题或范围，由访谈者与被访者围绕这个主题或范围进行比较自由的深入交流。本文通过对Z同学进行深度访谈，了解她对于侗族文化的了解情况以及关于民族认同的看法等。
2.口述史研究
口述史是研究主体以口述历史的形式对研究对象（可以是别人，也可以是自己）进行访谈或回忆，根据口述历史的方式搜集资料、运用资料的研究过程和方法。[7]
本文将采用以上研究方法对研究者本人以及研究者的侗族朋友进行访谈，通过从他们的家庭背景、个人经历以及心理感受等方面进行剖析，探讨生活在城市杂居区的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民族认同状况，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研究者于2014年12月对Z同学先后进行了两次深度访谈，同时，请室友对自己进行了一次深度访谈，整理出约8000字的访谈记录。
二、主要访谈结果
（一）对侗族文化身份的认识
对民族文化身份的认识是民族认同的基础，因此我们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对两位同学的民族文化身份的认识进行探讨。
1.民族意识淡薄
Z同学：其实关于民族的概念我也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产生，但是我记得我上初中的时候（Z同学在外地上的初中），当时我们班就我一个少数民族，但是当时也只是说说，也没觉得我自己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同学们也没有觉得奇怪。
G同学：有民族的意识应该很早吧，小时候爱国主义教育，但是真正的这种本民族意识应该是从大学才开始，上小学、初中、高中的时候大家都是少数民族汉族一起的，没什么差别，也就懒得问大家都是什么民族，也记不得。
对于两位同学的民族意识我们可以追溯到她们的家庭背景以及家族史来进行分析。从进一步的访谈中我们得知两位同学的家庭都不是单一民族家庭，而分别是和苗族、仡佬族通婚而组成的民族混合型家庭。Z同学的母亲和奶奶是苗族、爸爸和爷爷则是侗族。与之相似，G同学的外婆是仡佬族，其他家庭成员都是侗族。从两位同学所接受的家庭教育来看，基本没有关于民族的事项。而对于学校教育来说，两位同学都只是接受了中华民族这个大背景下的民族意识教育。但是，针对本民族的民族意识显然并未接受过正规学校教育，也没有设置相应的课程。但是随着现代化的发展，民族教育的发展已然成为我国教育链条上的一个薄弱环节。
2.民族文化学习途径单一
Z同学：我主要是在上大学之后加入了侗年筹备会，通过这个筹备会的一些人我接收到的民族知识很多，经常跟他们聊天，他们也会告诉我一些有关侗族的知识，我自己在和他们的接触中也耳濡目染的接受了一些观点，就是我们侗族的文化真的非常的美好，非常值得传承下去，我自己也会献一份力。
G同学：我们班只有我一个侗族，我们学校的侗族也没有像广西三月三这种社团，所以我了解侗族文化知识的途径非常的窄，都是从网上呀、侗年晚会呀什么的，可能我自己也没有太主动的缘故吧。
通过对两位同学访谈，发现两人都是在进入M大学学习之后才逐渐开始对本民族的文化知识感兴趣。同时，她们在了解本民族文化方面表现出不同程度的主动性，Z同学会主动去参加相关的社团活动，而G同学对此并没有表现出很大的热情，这与她们对自己民族身份的认同有关。通过进一步λ们的家族史进行挖掘，我们发现家族的民族历史因素对后代的民族认同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Z同学家是其太爷爷辈从天柱县（贵州省东部）搬迁到现居地，而天柱县是一个典型的侗族聚居地，其长辈都会说侗语，但是随着语言环境的流失，他们的民族语言能力也逐步退化。G同学的家族史又与之不同，她所生活的地方是一个少数民族杂居区，据了解该地方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进行过一次民族成分认定，因此这让G同学对自己的民族身份一度产生怀疑，其民族认同感也不高。
3.民族认同处于尴尬境地
Z同学：你所说的尴尬境地是指被别人问起自己的民族文化吗？
这肯定会有啊，别的学校我不知道，但是我们是民族大学，能歌善舞的同学非常多，当我说自己是侗族的时候别人就会问我关于侗族的各种问题，但是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多少，这个是时候就会特别的尴尬和羞愧。
G同学：有，这个有，特别是第一堂课上，大家都要PPT展示自己的民族，然后我就从网上找了很多资料，读得非常熟，然后上去讲，结果老师的一些问题就把我问傻眼了，毕竟自己知道的东西只是从网上找的一点点，所以就答不上来了，就特别尴尬，还有就是高考加分让其他没有民族加分的同学觉得我们好像占了很大的便宜才跟他们坐到一起，很伤心。
上文提到，Z同学和G同学都是就读于M大学，而M大学是少数民族的最高学府，这里汇聚着众多来自天南地北的少数民族学生，因此民族身份是一个重要的标签，也正是因为如此，Z同学和G同学她们在学习生活中都遇到了不少尴尬的事情，例如访谈内容中提到的自我介绍、被问关于侗族的民族文化等。通过进一步的访谈得知，也正是因为这种尴尬的经历让她们更加地想要了解自己的民族，提升自己的民族认同感，想要做一个真正的侗族人。
（二）对侗族文化（事项）的接触了解
风俗习惯和心理素质具有极大的稳定性，是维系民族认同的重要标志。[8]对侗族文化的接触了解是实现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途径，因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对两位同学的认知情况进行探讨。
1.基本不掌握本民族语言
Z同学：不会说，一点不会，我爸也不会说。后来上大学之后，听别人说过，还在咱们那个侗年晚会上学过一句。
G同学：不会，听不懂，上大学之前都没听过。
2.很少穿着本民族服饰
Z同学：我有一套侗族的衣服，还挺贵的，是当时接到录取通知书之后看了要求，说少数民族同学可以带上自己的民族服装，然后我妈就给我买了一套带过来，从来没穿过。
其实也不是特别了解，只知道大概是什么样子，还挺好看的呢。
G同学：我是上大学之后才开始关注侗族的，所以那时候就从网上找了好多资料，侗族的服装应该是以青色为主，女生的是裙装，男生的是裤子，侗布好像特别有名，非常的漂亮，但是我没见过，听说好几年前咱们还有侗布的展销会，可惜没赶上。
我自己没有侗族服装，据说一套好一点的得一千多块钱呢。
3.对侗族大歌、建筑感兴趣
Z同学：我听过侗族大歌，也是在上大学之后，特别的原生态，讲究多声部合作。我不会唱。
建筑的话像鼓楼、风雨桥这些我都知道。
G同学：我知道，侗族大歌被称作东方的天籁之声，特别的好听，但是我自己不会唱，是在网上搜来听过，还在课上给大家介绍过，曾经我还想做关于这方面的社会实践的，但是后来发现不行。
侗族建筑我知道鼓楼、风雨桥，好像每个侗族村寨里面都有一座鼓楼，而且每座鼓楼都是单层的，绝对没有双层的，不信你去数数，这也是我在上课的时候知道的。
4.了解一些侗族风俗习惯
Z同学：风俗习惯有侗年，咱们学校每年都会举办的，但是之前我真的没有听说过哎，宗教好像没有吧，对了我之前跟一个侗族研究生师姐聊天，她告诉我，侗族有试婚的传统，女方先到男方家住一段时间，如果合适就结婚，如果不合适就回家去，还有以前侗族男的可以娶很多个老婆，现在就不知道了，这是不是真的我也不知道，就觉得侗族还是有很多有趣的东西。
G同学：好像有斗牛、抢花炮、侗年，我之前搜过好多，现在都忘了，不过侗年在我们学校每年都有，而且我们侗族学生的手机号他们都有，每年都会给我们发短信去欢聚侗年，聚餐，我第一年去过，后来两次都有事儿耽搁就没去，晚会挺好看的，就是有侗族大歌呀、侗族乐器表演呀之类的。
通过这两位同学的访谈，我们可以看出，她们在上大学之前对自己民族文化的了解是知之甚少的。不管是从语言方面、服饰方面还是对侗族风俗习惯文化遗产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她们的原生家庭已经失去了本民族语的语言环境，取而代之的是现居地的方言。同时，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主流文化对传统文化的压迫也使得民族地区的人逐渐从着装上面与主流社会接轨，民族服饰被搁置一旁无人问津。最后是两位侗族同学对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侗族大歌、建筑以及侗族的风俗习惯的了解情况都是进入大学之后才开始接触和了解，而了解的途径主要是课堂以及媒体网络资源等等。通过对两位同学的访谈我们可以进行一个简单的归纳，她们在进入大学之前对自己民族的文化都知之甚少，但是在进入民族大学之后，她们都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并逐步开始去了解和接受自己民族的优秀文化，这是民族认同感深化和强化的表现。
三、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通过上文中对Z同学和G同学的访谈内容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随着对本民族文化的深入了解和认同，生活在城市杂居区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对本民族文化经历了一个重构的过程。刚到学校时，他们对本民族文化的了解处于基本不了解的状态，但是随着与其他民族同学的交往使他们意识到自己的民族认同危机，从而产生去重构自己民族文化知识的意愿。这种认同危机一般发生在人生的转折期或是环境发生很大改变时，通过不断刺激体现出来的。在面对“他者”时，“我是谁”的问题才变得突出，[9]在和异文化的交流中，更刺激了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城市杂居区少数民族大学生离开主流文化环境，来到多元文化环境中求学，这期间必然要遇到文化冲击、文化震撼等问题。另一方面，在与异文化的碰撞中，他们也意识到增强自身民族文化认同的紧迫性。在文化交融中，他们深刻意识到了认同危机的产生。但是，认识本民族文化的途径却使他们的认识产生了局限性。他们通过网络、交流等方式对本民族的历史、传说、宗教、价值观、世界观的了解又是零碎的、不系统的、人云亦云式的。针对该问题本文将从以下三方面提出相应的建议。
（二）建议
第一，充分认识到杂居区少数民族学生民族认同的特殊性，加强民族文化教育，开展“民族民间文化进校园”课程。
散居区少数民族的孩子从小生活在汉族文化背景下，由于大环境下主体民族是汉民族，他们的家庭生活方式、意识形态等都倾向于汉族。在这样一种情形下成长起来的少数民族孩子对于自己的民族都相对陌生，对于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都知之甚少。因此，在当代学校教育中可以开设民族文化课程，将民族文化知识带进课堂，让所有的学生，包括汉族学生都能够了解中国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在潜移默化中让他们形成民族文化多样性的观念，从而产生更深一层次了解不同民族文化的兴趣，这对于民族文化的传承意义重大。
第二，拓展历史文化教育，提升大学生的文化自觉能力。
“文化自觉”是先生提出的一个概念，面对经济全球化下文化的激荡，对待文化的正确态度应是启发文化自觉，即继承传统文化，改进落后文化，吸收先进文化，抵制腐朽文化。学校可以通过团学活动、校园文化建设等增加各种形式的有关中华民族传统及其民俗知识的教学，以此提高大学生的民族认知度，激发大学生对中华民族的热爱之情，增强大学生的民族认同。
第三，积极引导大学生的民族认同观，拓宽民族文化知识获取渠道。
民族认同对于个体的心理健康和心理功能的发挥、对于民族团结、对于地区和国家稳定有重要意义。[10]大学生是民族认同形成的关键时期，只有不断提升和优化大学生民族认同感，才能激发大学生的民族自豪感、民族自尊心和爱国热情，才能为大学生将来投身祖国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注入强大动力。但是，由于当前城市散居区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对于自己的民族文化知识知之甚少，他们的家庭并没有民族传统，因此，要让他们能够更多的了解本民族文化的知识就必须拓宽其渠道，学校内部可以开设有关选修课，开展社团及民族节日活动等，让学生获取到更多的民族文化的相关知识。通过参加民族文化活动，不仅可以减轻少数民族大学生由于本族语言文化势微带来的身份认同焦虑和文化失落感，而且还可以提高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11]
参考文献：
[1]陆学杰.文化认同与民族地区和谐社会的构建[J].广西社会科学，2009，（07）.
[2]f明钢，杨宝琰主编.西北民族地区青少年文化认同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2：190-191.
[3]Phinne，J.S.Ethnic identity in adolescents and adults： Review of Research[J].Psychology Bulletin，1990，（3）.
[4]史慧颖，张庆林，范丰慧.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大学生民族认同心理研究[J].民族教育研究，2007，（02）：32-36.
[5]李海峰.散杂居区民族学生族际交往的特征及影响因素[A].钟海青主编.文化多样性与教育研究[C].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6：490-497.
[6]杨善华，孙飞宇.作为意义探究的深度访谈[J].社会学研究，2005，（05）.
[7]唐纳德・里奇.大家来做口述历史：实务指南（第2版）[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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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曹月如.内地少数民族大学生文化认同与心理和谐[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0，（03）.
少数民族文化现状范文2
少数民族文化在现代传播中被鲜明地解构与建构
1954年，传播学家威尔伯·施拉姆在《传播是怎样运行的》一文中，提出大众传播过程模式，指出构成传播过程的双方分别是大众传播与受众，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传达与反馈的关系。
今天，新媒介带来新的技术手段、新的传播渠道和新的娱乐方式，少数民族文化在现代传播中，通过大众传媒与受众之间的传达与反馈关系，不断被鲜明地解构与建构。作为我国唯一辖有少数民族自治县的直辖市——重庆市，少数民族文化也不例外。
重庆市现有少数民族人口197.36万，以土家族、苗族为主，石柱、秀山、酉阳、彭水自治县和黔江区是重庆市少数民族聚居区，共有少数民族人口183万，占全市少数民族总人口的92.7%。长期以来，重庆少数民族大多聚居于远离城市的农村山野，过着封闭农耕的乡村生活，保留着大量的传统习俗。近年来，随着城乡统筹战略的实施，城乡高速公路及信息高速公路的开通，重庆农村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也面临着冲击与转型。从当地少数民族物质文化传承来看，一个真实的现状是：土家吊脚楼、苗家木屋，逐渐被钢筋水泥铸成的小洋楼、小平房所取代，苗家搓衣板、鼎罐、草凳被现代化的洗衣机、电饭煲、沙发所代替。从当地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传承来看，一个典型的现象是：苗家青年男女谈恋爱已经不再唱苗家山歌，而是到电影院卿卿我我；土家青年男女也不再跳起欢快的摆手舞欢迎远方来的客人，而是到歌厅与客人k歌狂欢。嫁娶习俗更是和现代都市人无异，车辆迎送，婚纱西服，现代感十足。种种现状与现象表明，在先进的传媒技术及现代化进程的影响下，少数民族文化在现代传播中正在被鲜明地解构与建构。
现代建构是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必由之路
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保留特色的物质载体和精神载体，在全球化的今天，保留自身文化特质与精髓，就是保留自己赖以生存于这个多元文化世界之中的根本。因此，少数民族自身必须慎重选择自身文化传承与发展的路径。在这一思考和实践中，有人主张，少数民族文化应当保持传统不变，否则就会失去其独特性；也有人认为，少数民族文化应当大胆创新，否则就会失去其生命力。这两种观点都有一定合理性，但易走极端。理性的做法是反对“一刀切”，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无论哪种模式，任何一项具体的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路径，都应当有一个基本的准则和宗旨，即满足当地少数民族居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需要。要满足这一需要，除了现代化，少数民族别无他路。
根据马格纳雷拉的定义，现代化是发展中的社会为了获得发达的工业社会所具有的一些特点而经历的文化与社会变迁的、包容一切的全球性过程。对中国而言，现代化的实质是提高全民族、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生活质量。现代化对少数民族而言，尤其具有双刃性，一方面，现代化带来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模式可以改善当地少数民族的生活现状；但另一方面，伴随而来的先进文化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会形成极大冲击和影响，会使少数民族弱小的文化在某些层面上“均质化、淡化和湮没而处于社会上装饰性的、残留的或边缘性的地位”。①因此，如何面对不可回避的现代化趋势，建构适宜自身发展且兼具本民族文化特质的生活方式，是少数民族必须解决的难题，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建构是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必由之路。只有通过现代建构，才能实现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才能使其真正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获得更好的发展，在现代化的社会中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其价值也才能得到更好的实现。
少数民族文化现代建构策略
1998年，美国传播学家鲍尔·洛基奇以多种研究手段对网络化时代传媒转型背景下传播系统和社区归属（感）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在其研究成果《传媒转型：改变社区粘合纽带》一文中，从生态学构架的视角提出“传播基础结构论”，认为传播基础结构由两部分组成：邻里趣闻轶事讲述系统和传播行动的环境（见图）。
邻里趣闻轶事讲述系统包括宏观的趣闻轶事讲述者：主流媒体（主流媒体主要讲述的是整个城市、国家甚至是世界的故事，讲述对象可以是这个城市、县或是地区的所有人口）；中观的趣闻轶事讲述者：当地媒体和社区组织（对象是这个城市的某个特定地区）；微观的趣闻轶事讲述者：居住在某些地区的居民本身。传播行动的环境是指存在于传播行为周围的所特有的情况和条件的总和。鲍尔·洛基奇的“传播基础结构论”对于新媒介环境下少数民族文化传播与建构，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结合重庆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现状，笔者对少数民族文化现代建构提出如下三点策略：
一是宏观、中观、微观三层推进少数民族文化现代建构，即主流媒体、当地媒体和社会组织以及少数民族地区的居民本身应对自身所担负的民族文化传承使命应有着清醒的认识，并采取积极有效的行动。在少数民族文化传播与传承过程中，少数民族群体自身应当居于主导地位，主动传播，主动反馈，利用网络、手机等新媒体提升本民族文化影响力和竞争力。
二是少数民族文化现代建构过程中，有关各方应当对传播行动的环境有着全面而正确的认识，分清阻碍或鼓励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各种因素，如少数民族地区的地域特征、交通状况等，辨识促进或阻碍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社会文化特征，如低俗文化、落后文化等，从地理上打通闭塞的交往环境，从心理上构建一个开放的沟通环境。
三是在整个传播过程中，在任何一个环节，少数民族文化现代建构必须在着眼于当前实际且兼具长远规划的基础上，基于满足当地少数民族居民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基本需要和更高需要这一核心理念。这里的物质需要，不是短期内的经济提升，而是因地、因时制宜，形成可持续增长；这里的精神需要，不是随大流，走媚俗路线，而是应当有本民族精神内涵。
【本文为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青年项目“新媒介环境下信息传播与重庆少数民族文化的现代建构研究”（项目批准号：2010QNRW48）以及乌江流域社会经济文化研究中心开放基金项目《乌江流域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从传播学视阈看民族文化解构与建构》（项目批准号：2012Y 04）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美】德尼·古莱：发展伦理学[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70页
参考文献：
①蔡骐：《文化·社会·传播》[M]，湖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②张舒予：《论网络时代民族文化的发展与传播》[J]，《复旦学报》，2003第4期
③牟岱：《论国家民族文化的建构》[J]，《社会科学辑刊》，2004第5期
④张志 王晓英主编：《新媒体与民族文化传播研究》[C]，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9年版
少数民族文化现状范文3
关键词：鄂伦春族；文化创意产品；传统图形；特色文化；民族化
中图分类号：J5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27—0178—01
针对于鄂伦春族的文化创意产品，实质上就是指将民族的文化进行创意与再设计，形成一种文化创意产业。而文化创意产业的生成，是社会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转换和提升的过程，对于民族性的文化创意产业来说，民族文化资源就是根和本。
一、鄂伦春族文化现状
鄂伦春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但鄂伦春族文化已出现了逐步消亡的态势。表现在狩猎文化、萨满文化、等方面。首先，他们丢弃仙人住， 住上砖瓦房，告别了游猎生活，开始了现代化的农业生产，狩猎文化一步步的走向消亡。其次，上，鄂伦春人信仰万物有灵的萨满教，但随着现代化无神信仰的悄然渗入以及现代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使得鄂伦春族地区的人们观念在改变，对古老的萨满教形成严重冲击。最后，鄂伦春族因长期从事狩猎生产，形成的狩猎服饰，包括皮袍、皮帽、皮鞋、手套等，而随着文明程度的提高、生产方式的改变，皮制服饰失去了它的实用性，所取代的是现代服装。并且鄂伦春族只有语言而没有文字，他们的文化传承靠的是口头传授，族里汉族比重较大，加上汉族学校的不断兴起，鄂伦春族语言应用范围变小，语言流失非常严重。
二、鄂伦春族传统图形的提炼
（一）图腾文化
鄂伦春族历史上古老而奇特的图腾文化与现代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关系，它承袭着民族文明的生命密码。在人类社会早期，各个民族普遍存在一种图腾信仰，把某些动物、植物视为亲属、祖先或保护神，这是人类在宗教产生之前指导其社会生活的一种观念，社会学将这种观念衍生的种种文化现象成为图腾文化。鄂伦春族坚守着一方土地，传承着一种文化，他们没有把自己看作是世界的主宰，而当作是其中的一部分，从世界万物中获得自身生存的权利，这种思想对于人类来说应该是非常有益的。
（二）萨满文化
提到萨满文化，或许只有研究或者关注传统文化的人才熟知原始的萨满文化，可以说当今社会绝大多数的人对于曾发生在我国北方的、影响北方民族几千年的萨满及萨满文化已十分陌生，甚至还远不如对于西方基督教中“天使”的认知，即便有所耳闻也大多将萨满文化等同于“跳大神”。
实际上萨满教是一种起源最早、持续最久远的原始宗教文化，在我国北方16个民族中，有12个民族信仰萨满教或保留一些萨满教的某些遗俗，这其中就包括鄂伦春族。萨满教对鄂伦春族的心理、文化习俗、观念信仰方面的影响是巨大的、深刻的、长久的。同时，鄂伦春还是具有多神崇拜习俗的民族，熊神也是他们最信仰和最喜欢的，它们构成了丰富多彩的、与鄂伦春民族生产和生活息息相关的“神灵世界”。这也正为我们提炼图形符号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三）桦皮文化
因为鄂伦春的地理环境所致，他们的衣食住行都离不开桦树林的陪伴。鄂伦春族桦皮工艺以它独特、夸张而抽象的纹饰悄悄传递着古老的信息。这些纹饰大多缘于他们对自然的感悟，因而云纹、花草纹、树形纹、花瓣纹、叶形纹比较常见，也有一些动物图形和几何图形，它们以对称、连续或对应的形式装点器物，显现出对称和谐、疏密相间、变化统一的艺术效果。
三、传统图形在文化创意产业设计中的应用
根据众多的民族文化底蕴的基础从而展开对鄂伦春族文化符号的设计和对创意产品的设计与创新，例如设计出有本民族特点的旅游纪念品，在颜色的运用上进行一些大胆的尝试，把握民族的风情，还可以着手于海报的设计，加大宣传的力度的同时从而达到宣传鄂伦春族的特色文化。同时，有助于提高鄂伦春族文化的影响力和传播力，有助于使大众提高对少数民族文化的认知，尊重少数民族的特色文化并保护少数民族独有的文化内涵。同时基于鄂伦春族的“文化符号群”因素的文化创意产品和衍生产品设计研发，有助于进一步加快少数民族产业结构升级，拉动地方经济增长，提高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提升鄂伦春族的文化品牌形象。
因此，深入研究当前本国少数民族的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状况，准确把握民族特色文化的创意产品设计的发展动向，开展基于鄂伦春族文化符号的设计产品研发与创新，对于实现宣传鄂伦春族的特色文化和特色创意产品具有重要的意义。
少数民族文化现状范文4
关键词：文化自觉 少数民族地区 图书馆 多元文化服务
中图分类号： G2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11）04－0020-04
The Multicultural Services of Libraries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Consciousness
Zhu Meihua （Sun Yat-sen University Librar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275）
Wang Yuee （Jishou University Library， Jishou， Hunan， 416000）
Abstracts： At the end of last century， "globalization" became a discourse dominating the global interaction of economy， politics and culture. The reality that every nation has to face is how to avoid being submerged by the wave of the globalization， how to maintain their own tradition， and how to realize the creativity during the collision with the cultures outsid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consciousness，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marginalization of minority cultures and the knowledge poverty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and explores the ways of the multicultural services of libraries.
Key words： cultural consciousness； ethnic minority areas； libraries； multicultural services
CLC number： G259 Document code： A Article ID： 1003-6938（2011）04-0020-04
1 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是全球化进程中人类对文化价值互补诉求的反映。随着经济、政治的全球化，各民族的文化碰撞呈现完全背离的两种现象：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割据主义。“ ［1 ］文化霸权主义”依仗自己的经济、政治、科技优势，企图将自认为是普世的最优秀文化和意识形态灌输给其他民族。而那些长期被压抑、 被歧视、被边缘化的民族，出于对自身文化的保护， 强调保存本民族文化的固有特征，拒绝与外来文化对话，故而形成“文化割据主义”。人们希望在二者不可调和的矛盾中寻找一种新的文化存在和发展的方式以适应人类对文化多样性的内在诉求， 因此，一种既对本民族文化有一种清醒的自我认知，又能充分尊重其他民族的文化，并与他族文化和谐共处的文化态度成为迫切需求，文化自觉思潮应运而生。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自觉引起国内学界的普遍关注，目前公认的定义是1997年在北京大学举办的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提出的，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 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 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 不是要“复归”， 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 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2 ］通过上述定义，笔者将其内涵概括为以下两点：第一，民族成员清醒认识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文化境遇，积极创造和建设本族文化；第二，以“和而不同”的态度尊重并欣赏异质文化，在世界文化体系中找到本民族文化的坐标。以上两点综合起来，就是“各美其美”且“美人之美”。文化自觉对文化发展的意义在于：促进民族文化的转型、文化创新和民族精神的建设，提升民族文化的理性精神，开辟、拓展民族文化与世界文明接轨的道路，优化文化生态环境，体现并促进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因为少数民族地区相对淡薄的文化自觉意识，影响了这些地区的文化发展，从而在全球化与现代化浪潮中不断被边缘化。
2 现代化进程中我国少数民族文化的边缘化
文化是一个民族存在的根基，每一个民族之所以作为民族而存在， 一个重要的标志， 就在于它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我国55个少数民族在长期的社会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了灿烂的文化， 从蒙古族的“搏克”到彝族的“烟盒舞”，从藏族的“热贡”到满族的“珍珠球”，这些优秀文化是每个少数民族成员在本民族生产、生活领域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和基础。学者邱仁富曾论及少数民族地区多样性文化共生发展的三种传统模式：主、客模式； 冲突―妥协模式； 由边际共生走向中心共生的模式。［3 ］笔者以为，少数民族文化在长期与异域文化交流过程中，经历了从孤芳自赏的“文化幻觉”到在羞愧中全盘否定的“文化自卑”的转变。在当前国内现代化浪潮中，相对于汉文化，少数民族文化实际上是一种客体的存在，在这种不平等的主客体共生模式中，少数民族难以掌握本民族文化的话语权，在强势文化的冲击下，容易出现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危机和对本民族文化归属感的丧失。而最令人担忧的现象是一些少数民族文化的流失。近些年，随着电视、网络等高科技传媒的普及以及少数民族地区旅游资源的快速开发，各民族各地区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等全方位的交往日益频繁，各少数民族在多途径了解并学习外来文化的同时，其自身的民族文化也遭受了以汉文化为中心的主流文化的强烈冲击，不少民族从语言到服饰、从歌舞艺术到礼仪习俗等各层面的文化遗产要么在大量流失，要么正遭遇后继无人的尴尬。如果说，在少数民族地区，年长的一代还青睐本民族传统的文化活动，那么，年轻一代则大多失去了对本民族传统文化活动的兴趣，以自卑和漠视的态度对待本民族文化，尤其是一部分外出打工的年轻人，则努力融入当地社会而慢慢抛弃了本民族文化传统，造成这一局面除了外来文化的强有力冲击，还由于针对少数民族的教育内容中少数民族文化的缺位和电视、电脑、网络等高科技生活媒介对传统生活方式的冲击。
3 少数民族地区的知识贫困
文化自觉强调的是多样性文化的平等存在，倡导“和而不同”的理念，其动力源于文化主体的内源性需求。对于我国广大少数民族地区而言，这一需求首先源于知识的贫困。虽然我国政府长期以来坚持并贯彻“平等、团结、互助”的民族政策，致力于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的平等和协调发展，但是，不同的历史境遇、社会现状和自然条件等多方面的原因造成了西部民族地区教育资源的有限及其与汉族地区教育发展的差距。这一差距表现在两方面：第一，文盲率高。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 全国15 岁及以上的汉族人口中，文盲人口为7585 万人， 占汉族人口的8.6%。少数民族人口中， 文盲人数为1114 万人， 占少数民族人口的14.63%。其中， 文盲率在20%~40%的民族有13 个， 文盲、半文盲率高于40% 的有藏族、路巴族、撒拉族、门巴族、保安族、东乡族等6个民族，其中保安族、东乡族、门巴族、珞巴族人口中文盲率则高达50%。［4 ］农业部第七批扶贫联络组湘西片组2008年对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5个国家级贫困县的10个最贫困村调查中发现，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占总人口的85.11%，有的村文盲占比达到了82.67%。［5 ］第二，文化素质存量低。西部民族8 省区文化素质存量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从我国的总体情况来讲，东部地区存量指数最高，达到37.35，其中北京更高达47.20；中部地区存量指数次之，达到36.06 ；西部地区存量指数最低，达到33.48，远低于全国35.89 的水平。在西部少数民族8 省区，除新疆、内蒙古和广西以外，其他主要少数民族聚居区包括宁夏、云南、贵州、青海、的人口文化素质存量都比较低，其中仅为15.59，是北京47.20的三分之一。［6 ］
依据阅读文化的区域性和民族性特征，少数民族民众的受教育程度必然限制其阅读能力和文化自觉程度，进而影响本地区的阅读文化建设和文化事业的发展。为解决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落后问题， 中央出台一系列政策，大力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尤其在是“十一五”规划中，加大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文化建设的扶持力度，虽然，这些措施卓有成效，但作为少数民族文化需求的回应，多年来一直存在少数民族文化需求的动态性、快速性与政府回应的迟滞性矛盾、少数民族文化需求的世俗性、民间性与政府回应的高姿态性矛盾、少数民族文化需求的高期望性与政府回应的低效性矛盾。而且，这些由政府主导的“外源性”措施难免造成群众主体缺位、脱离了地方民众的现实生活和内在需要，脱离了传统文化与群众日常生活的密切联系，从而导致了民众对文化传承的疏离，而民众的疏离则使文化保护活动失去了坚实的社会基础。而图书馆，作为公益性文化机构，可以利用其丰富的资源、良好的阅读环境及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弥补政府主导的外源性文化自觉路线的不足，通过多元文化服务，唤醒民众的文化自觉意识。
4 少数民族地区图书馆的多元文化服务
图书馆多元文化服务倡导“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平等服务”的理念，［7 ］即尊重不同肤色、不同民族、不同国籍、不同语言、不同、不同风俗习惯的读者，宽容对诗其因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不同而表现出来的社会行为的差异，对每一个读者都一视同仁并为其无条件提供平等服务。如前文所说，我国少数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存在为图书馆多元文化服务提出了现实要求，少数民族文化与异域文化碰撞中的边缘化现象和文化流失让图书馆传承民族文化的使命变得更加紧迫，而少数民族地区的知识渴求更使图书馆的多元服务变得必不可少。
4.1 立足本土，了解服务区域内的读者需求
做好充分的前期调查工作，确定服务对象及其信息需求是开展多元文化服务的前提。任何一家图书馆都有一定的服务区域，有特定的服务对象，图书馆必须结合本地区的现状，建立适合本地区状况的多元文化服务体系。作为少数民族地区图书馆，首先要清楚了解少数民族群体在全体服务对象中所占的比例以及少数民族群体之间的组成比例， 根据比例结构确定主要的服务对象， 并对各个少数民族群体读者的语言文字、年龄结构、阅读能力、阅读取向、阅读习惯、等进行全面了解， 分析不同民族群体的主要信息需求，根据需求， 制定合理的馆藏发展规划，有效配置经费，保持图书馆多元文化馆藏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4.2 建设多元文化馆藏
笔者认为，现代图书馆的三大基本要素可概括为人、资源和技术，资源建设和技术革新都是为“人”服务的，所以，“以人为本”的理念当自始至终贯彻在图书馆多元文化服务中。少数民族地区各民族之间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等诸多领域的差异要求民族地区图书馆充分考虑读者群体的多元化，走多元化馆藏之路，唯有如此，才能践行“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平等服务”的理念。具体来说，少数民族地区图书馆多元文化馆藏建设主要包括：多语种、多载体、多层次内容等三个方面的文献资源建设。增强少数民族民众的文化自觉意识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在民族认同的前提下达到国家认可，增强整个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因此，汉语应该成为各少数民族地区图书馆收集的主要文献语种，另外，文字是文化的首要传承载体，因此有本民族语言文字的地区图书馆应着重收藏相应的民族语言文献资料。比如，在内蒙、、新疆地区的图书馆可以加大本民族相应的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文献资料的收集。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形式不一，既可以从饮食、服饰、建筑、婚俗、出土文物、墓葬、宗教等多种形式展现出来，也可以通过舞蹈、绘画、雕刻、歌曲等艺术形式表一现，而以上文化传统的载体类型是各种各样的，因此，图书馆在资源采集时不能拘泥于纸质文献，更应利用地域优势加强对本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收集和保护，建设多元载体的少数民族文化信息资源库。在内容层次上，既要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的传播，又要兼顾本民族的文化传承，还要将世界各民族的文明展现给读者，培养读者开阔的视野。
4.3 开展多语言咨询服务
多语言咨询服务是指以少数民族语言为相应群体提供服务，是图书馆多元服务的深层次延伸型。少数民族图书馆在了解服务区域内民族族群的基础上实现图书馆标识系统语言的多元化、信息检索系统文字的多样性及咨询馆员服务语言的多样性等。在笔者看来相对于技术支持可完成的图书馆多语言文字标识，咨询馆员的多语言服务更加关键，因此在招聘和培养咨询馆员的过程中，了解其民族背景、教育背景、特别是其对不同民族文化的态度至关重要，唯有如此，才能实现馆员与少数民族读者的无障碍沟通和交流，在充分理解和尊重其他民族文化独立性、异质性的前提下更好地提供多元而人性的服务。
4.4 加快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信息化建设
“语言，人类特有的一种符号系统。当作用于人与人关系的时候，它是表达相互反映的中介；当作用于人和客观世界关系的时候，它是认知事物的工具；当作用于文化的时候，它是文化信息的载体”。［8 ］我国少数民族中，除回族、满族外，其他53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有些民族内部甚至还使用着多种语言。目前，全国55个少数民族共使用100种以上的语言。在经济生活趋同的现代化背景下，语言生活的多元性受到挑战，部分民族产生母语危机现象，如畲语、仡佬语、赫哲语、鄂伦春语、裕固语、土家语等，母语危机势必淡化民族文化的特色，影响民族文化认同，因此，在科技高速发展的信息时代，加快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信息化、规范化、标准化建设是少数民族地区图书馆更好、更有效地开展多元文化服务的关键，有助于民族地区的日常交际和信息化，有利于民族地区经济文化事业发展及和谐社会构建。在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中，有29个民族有与自己的语言相一致的文字，有的民族分不同派系，使用一种以上的文字，因此，29个民族使用文字达54种，如今已有蒙古文、藏文、彝文等多种传统通用民族文字编码字符集、字型、键盘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并且在技术层面上已实现与中、英文等文种的转换和互译。少数民族地区图书馆可以用现代化的技术手段整理、保存民族文献， 传承和弘扬少数民族优秀文化。
4.5 加强区域合作，实现资源共建共享
少数民族地区用户群体的多样性导致了文献信息需求的多样，使图书馆的区域合作成为必然。少数民族地图图书馆经费的紧张更加需要走资源共建共享之路以合理配置经费，避免重复购置。网络通信技术和多媒体技术的发展为信息的共享提供了物理上的可能性， 超文本标识语言、超媒体技术的产生和应用为信息资源共建共享提供了条件与保障。“区域合作”是图书馆的必走之路，它包括“区域内合作”和“区际间合作”两种模式，“区域内合作”可分纵横两个方向，在纵向上，建立地方院校图书馆、公共图书馆、乡镇文化站、农家书屋为依托的文化网络；在横向上，加强与地方情报单位、博物馆、档案馆等机构的合作。区际间合作则主要是针对我国少数民族杂居现象，各自发挥地区图书馆的特色和优势。区域合作的内容包括联合采购、联合编目、文献传递、特色数字馆建设等，实现实体馆藏资源和虚拟馆藏相结合、印刷型文献与其他载体文献相结合、文献检索与原始文献提供相结合的资源共享。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为例，该州总人口266.63 万人， 少数民族人口192.5 万人， 占总人口的72.2 %， 其中土家族110.27 万人， 苗族88.43 万人。根据当地民族分布特征，将该地最高学府吉首大学图书馆建成土家族、苗族文献信息中心，吉首大学张家界校区图书馆建成旅游文献信息中心，湘西州科技情报所建成湘西经济文献信息中心，而将具有相似人文地理环境、侗族、瑶族民族特色非常浓厚的邻近地区的怀化学院建成侗族、瑶族文献信息中心，［9 ］同时以吉首大学图书馆为区域中心，支援并带动该地区州、县级公共图书馆、乡镇文化站和村级农家书屋的建设和发展。
5 结语
文化自觉是民族文化变迁的内在动力， 全球化的到来为文化自觉提供契机的同时也使每个民族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外在压力。为了给本民族的文化赢得一个良好的处境，一个民族的文化只有在对外的开放式“出场”中才可能赢得自我发展并体现其文化价值的机会，才能成为全人类的共享资源， 从而自身也将不断地得到丰富和更新。如何通过提升图书馆的多元文化服务，满足本地区少数民族的文化需求，唤醒其文化自觉意识，使文化自觉上升到理性的层面是每个少数民族地区图书馆要面对的现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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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文化现状范文5
[关键词]边疆；文化旅游；文化安全
[作者]张春霞，新疆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乌鲁木齐，830046
[中图分类号]G05；F59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0)02－0185－007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有着特殊的历史文化特征、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却又常与经济贫困融为一体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似乎在新一轮的文化旅游开发中迎来了新的曙光，使当地政府和旅游者都看到了发展、繁荣、摆脱贫困的便捷路径。因此。以民族文化资源开发为首选的民族旅游发展已经成为边疆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的亮点。伴随民族文化旅游开发热潮的是来自学术界的理性反思。自上世纪80年代始，国内不少经济学、人类学、旅游学、社会学专家学者便开始从正反两个方面关注民族文化旅游开发对旅游目的地的少数民族文化变迁的影响，取得了不菲的成绩，为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旅游开发提供了极具价值的政策性建议。但是，这些研究很少上升到国家文化安全的战略高度。因此，本文尝试从文化哲学的视角来看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文化旅游开发对我国文化安全尤其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安全的影响。
一、文化安全的主体维度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视野中的中国国家文化安全日益成为时代的课题，也成为学术界关注和探讨的热点，而对于文化安全概念的界定则是文化安全研究的逻辑基础。纵观这些年学者关于文化安全概念的界定，大都是从国家文化安全的角度界定这一命题。
贾磊磊和肖庆对学术界关于文化安全的界定进行考察，归结为四种，并从文化战略角度提出对我国国家文化安全的考虑应兼及时间与空间的双重向度，认为应该从广义文化，即文化新陈代谢的历史规律和历史进程中的人为因素去考虑，认为文化安全是一直存在于每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内在的基本问题，它不仅指现代民族国家面临外来文化影响下的文化安全形势，还指民族文化在历史进程中表现出来的断层与消亡。
严兴文在《试论国家文化安全的内涵、特点和作用》中把不同学者的研究角度归结为三类：一是外部冲击论；二是文化安全内涵泛化论；三是文化安全纯洁论。最后得出国家文化安全应该从内部和外部因素考察国家文化体系安全。
李金齐在《文化安全释义》中从哲学的角度对文化安全进行了界定，“文化安全是指对文化主体(包括人类、民族、国家、个人等)生存权利、生存方式(包括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等)及其文化成果的认同、尊重和保护，从而使文化主体在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没有威胁、危机和危险。”笔者认为这一文化安全的概念涵盖了不同的文化主体所面临的不同的文化安全现状与境遇，是比较全面的。
根据实践唯物主义，广义文化即是“人化”。“人化”是哲学对文化本质的高度抽象的界定，它包括“人化”和“化人”两个互相作用的过程，是人所特有的生存方式和存在状态，涵盖了属人的一切现象、过程和结果，具有很广阔的外延，包含了一切文化形式。当前大家所公认的文化主要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层次。而从文化的主体看，不仅包括类主体、国家主体、民族(族群)主体，还包括个体主体。广义的文化安全就应该涵盖以上四类主体所拥有的生存方式(包括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等)、文化成果以及各种文化表征受到认同、尊重和保护，尤其是其核心价值体系不受外来思想的侵害、消解与侵蚀，能够沿着文化主体的自主文化选择得到稳定健康发展的状态。那么相应的，关于文化安全的研究应该从以上四个维度考察。从类主体的角度看，文化安全是指族群或民族文化消亡对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影响，它体现的是国家文化战略的高度；从国家主体看，文化安全是指现代多民族国家多元一体格局面临的危机现状，它体现国家文化战略视角；从民族(族群)主体看。文化安全直接涉及到民族(族群)的存亡，它从属于国家文化战略层次；从个体主体看，文化安全指涉个体灵魂的安放与自我文化身份的构建。
二、民族文化旅游开发带来的文化危机
旅游只是东道主文化遭遇不同文化社会因素的一种形式，但是显然是能够决定文化的转变一种重要形式。“在文化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条件下，古朴的少数民族文化已经成为一种文化资源，它以奇异风格的‘他者’身份被吸纳到当代审美文化的再生产过程中，服务于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及其运作，对这种文化资源的投资与运作不仅仅关系到文化的丰富性问题，而且关系到该族群文化表征机制的命运，也就是说，这种文化资源的开发是有风险的。”而从边疆少数民族文化变迁的时代背景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看，旅游文化发展中的少数民族特色文化开发无疑是促成其文化危机的直接动因。
1、从边疆少数民族文化的主体看，民族文化旅游的开发带来少数民族文化本身的文化安全问题。
民族文化是特定的民族群体生活环境中形成的，并为该民族成员所共有的生存方式的总和，它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并有形或无形的影响共同体中个体的认知、思维及行为。而这些独特的、有形或无形的传统与习俗恰恰是不同于他文化的异质性所在，从而成为旅游发展的卖点。但是，相对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而言，特色民族文化只是潜在的旅游资源，它不能被市场所直接消费。因此，它必须根据消费者的审美、求新、求异的消费心理等进行开发、设计和加工等转化过程，使其商品化，变成文化产品和体验，从而成为旅游吸引物。在此过程中：
少数民族特色文化的生态环境被破坏或改变。基础设施的改变是民族文化旅游开展的物质基础，如大型的现代宾馆、娱乐设施等的建立，这一过程往往伴随传统文化存在的文化生态基础的彻底颠覆与改变。而文化生态则是一个民族文化不竭的生命力来源，是民族文化的根。为了符合大规模文化旅游的市场运作，尽可能的实现文化旅游产品的规模化销售，一些少数民族传统的文化节日仪式和活动庆典因各种原因被移植、改变，如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为了避开春季多雨寒冷的天气，将原来每年农历三月三举行的传统民歌节改在秋高气爽的秋季举办。“从文化生产和传播的角度看，这一改变是意味深长并且影响深远的，说明它已经脱离其自然和文化的基础，成为某种符号性的文化。”根据文化生态学的基本观点：文化和生命体一样，都有自己的生态特征。文化现象也有自己的内在的秩序与规律，即文化是人与其生存环境互动的产物，原生文化的存在、延续和发展必须要有原生的文化生态环境。无根的传统文化很容易在外来文化的强烈冲击下走向消亡。
旅游目的地的文化各个层面的变异。伴随着大量游客到来的多元、异质的高势能文化不同程度的改变和当地民族文化的原生形态，并逐步解构，促使其瓦解或流失。“传统社会中相对的文化自
主性和原生的单纯性遭遇到威胁，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多的外来文化在本土语境中的‘旅行’。”来自游客的高势能文化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产生强烈的冲击与示范效应，并引导着少数民族的消费方式和模式，瓦解了当地文化的传统根基，加速着少数民族文化从物质(衣食住行的各个层面)到制度层面的变迁，促使少数民族文化主体成员逐步放弃自己的文化特色，年轻人向往游客的现代生活方式与模式，放弃自己民族的语言与文字。正如有学者研究表明：“…东道主文化的语言凝聚力受到旅游发展同化力量的严重威胁。使用本土语言的退化扰乱了确立完好的社会模式，以及当地社会和文化的同一性。White(1974：35)从罗马天主教语言使用的衰退得出结论，旅游是当地社会文化特征消失及其被更大程度的同质性所代替的主要原因”；传统社区的社会凝聚力衰退。民风变得不再淳朴等；最后东道主居民的审美、价值观、价值取向及思维方式等深层文化心理的改变。而共享的价值观念、信仰、准则以及由此形成的人格，是维护一个民族可持续认同、民族文化同质性、内聚力的必备因素。
少数民族特色文化被肢解、“碎片化”和“符码化”。针对旅游者的猎奇心理，当地旅游开发商只能对游客感兴趣的少数民族文化成分进行拣选，从而对少数民族文化进行“碎片”式开发。这种断章取义式或碎片式从少数民族文化资源中截取的文化成分可能是对旅游者最有价值的，但是却不一定是当地所珍视的文化成分。尤其是脱离文化生态的文化运作，如把民间艺术变成舞台化的文化演出，实质上变相的加速了特色文化的消亡。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变异了。文化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根基也就动摇了，旅游业发展的潜能也就消失了。
“当迎合被旅游者趣味而对自身文化的某些成分进行拣选时，这些被拣选出来的文化成分往往具有文化身份的象征意义。以至它们在被作为特定旅游符号的同时。也被作为了某种文化的符号。孔雀舞之于傣族文化，蜡染之于苗族文化，十二木卡姆之于维吾尔族等。当其象征被其族群普遍接受的时候，它们就构成另一种文化身份的认证。”少数民族的文化特色被迅速“符码化”。
为了迎合旅游者的需求，在民族特色文化资源的滚滚旅游热潮中被庸俗化、被嫁接，甚至被伪造，产生许多“伪文化”。伪文化的存在使得民族文化变形、变味，失去其本真性，对下一代少数民族成员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因为人作为文化的人。是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文化氛围中浸润，潜移默化的具备该民族的文化人格，伪文化的产生使其不能产生相应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豪感。其影响无疑与不看西游记原著的中国年轻人只看美国版《西游记》所产生的影响，这不仅是民族文化的歪曲，更是恶意的篡改与渗透。因此，少数民族文化本身所具有的独特性、完整性、相对稳定性和创造性消失，即文化本身的自我更新和自我发展能力不断地被强大的外来力量削弱，文化丧失了其民族特质，而具有十分鲜明的民族性，是一个民族、族群的“根”。如果这条“根”萎缩，那么这个民族、族群的文化很可能就消亡了。
2、从文化个体的角度看。失根的民族会产生没有精神寄托的个体主体。从而导致个体认同焦虑。
民族是一种归属感，一种位置感。而文化及其表征则成为民族文化认同的边界。建立在共同历史传统，共同的行为思维方式，周围世界共同的音乐及熟悉的语言、声音等认同基础上产生的归属感是民族个体存在的文化根基。伴随大量游客的涌入及相应文化生态的改变，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传统的血缘关系和社区纽带遭破坏，商品化、世俗化、失真化、碎片化，经过旅游文化产业化的民族特色文化在脱离了支撑其文化存在的文化基础后，变成一种纯舞台的表演性质的、与原生态文化“形似神不似”的文化形态，民族文化主体本身也变成这种新的文化形态“他者”。原有文化形态的文化认同功能极大削弱。如，南宁的歌墟如此，维吾尔的木卡姆歌舞也是如此。经过改造、加入现代文化元素的舞台化木卡姆歌舞，一方面，为了迎合游客的需求而增加了舞蹈的成分，只有少数演员参与的表演使得广大的维吾尔的群众成为事实上的观众和“他者”；另一方面，即便一样的舞蹈，一样的动作，但是其神韵已经与绿洲旷野中自娱自乐的老艺人的神韵相去甚远。少数民族原生文化及其构成成分的逐步流失和消亡，会增强民族个体的失根感与文化焦虑感，从而引起边疆少数民族文化本身的认同功能的衰落。“断层和失根的文化可能使我们游荡的灵魂难以找到精神的家园。”而民族文化对于塑造个体的民族身份、民族认同，对于个人的精神家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共有的历史、传统、习俗以及文化符码，为历史变迁之中的人们身份认定提供一个相对稳定、连续的意义框架。而对于民族成员个体而言，个体正是从小到大生存的文化生态环境中不断社会化，不断掌握该社会环境中的各种道德准则、规范、习俗、礼仪等，从而建构起对整个民族、社会的认同，并对自己的身体和言行进行符合社会规范的管控，获取信任，建立自尊、自信等，获取自己的荣辱感、道德感、安全感和方向感。随着文化旅游开发带来的文化巨大冲击，本民族文化的急剧萎缩与消亡，文化的认同功能以及为个体所提供“主体性安全感”的功能衰退，从而使民族个体成员处于对自己的民族文化身份的无意识状态或者焦虑状态，从而引起行为的失范。“每个民族的道德准则都受到他们的生活条件决定。倘若我们把另一种道德反复灌输给他们，不管这种道德高尚到什么地步，这个民族都会土崩瓦解，所有个人也会痛苦地感受到这种混乱的状况。”
一个民族的文化，往往凝结着这个民族对世界和生命的历史认知和现实感受，同时也是该民族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的深层历史积淀。文化旅游开发引起的少数民族文化的断裂、流失和消亡，极大的影响了少数民族个体文化身份的构建，从而引起个体的身份危机及文化焦虑，从而带来文化危机与认同危机。民族地区原有社会结构的内部凝聚力下降，随着各种各样物质的和精神的“家园”消失，原有文化的认同维系功能逐步衰退，取而代之的是失根感、焦虑感和危机感。
3、从国家文化安全战略和国家建构角度看，少数民族文化面临的危机也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文化格局面临的危机。同时也给中华民族及其文化认同带来深远影响。
认同是多层次性的。少数民族的认同具有双重性：一是对本(民族)族群及其文化的认同，二是中华民族及中华文化的认同。少数民族特色传统文化在构建少数民族个体的文化认同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正是共同的历史传说、共同的英雄、语言等“想象的共同体”促使现实共同体的建构。但是。旅游为目的的民族传统文化的全面开发导致传统文化各个层面及文化生态变异，导致民族个体文化认同的危机：一方面，一部分人找到了快速致富的手段而无视民族文化的可持续发展，而一部分人尤其是年轻人则在大众文化、流行文化等极具诱惑力的强势文化面前则产生了深深的文化自卑，对自己的文化传统和文化身份失去兴趣或者拒绝接受。文化断裂导致民族认同稳定性的根基被抽空。另一方面，由于少数民族文化旅游在开发中，开发的主体大都是当地政府或者文化企业，那受益及受惠的都是这些主体，而当地的少数民族成员个体却要承担相应的环境、资源、社会
问题等代价，而且并不是所有少数民族成员都参与旅游过程分享旅游带来的益处。因此，伴随外来文化冲击的有少效民族文化主体意识的觉醒、对本民族文化消亡的担忧以及对本民族被同化的忧虑。都会导致强烈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认同，甚至引起强烈的文化对抗。而族群认同与民族认同并不都是重合的，如果两者出现此长彼消的现象，国家认同建构的凝聚力就会受损。整体上看，文化旅游开发使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处于断裂过程中，一面是认同的危机，另一面是对危机的反应――认同的强化。旧的认同面临危机，新的认同尚未建立。这种文化危机应急反应下的族群内部的认同的增强不仅不利于中华民族认同及文化认同的建构，而且也成为影响边疆社会稳定的重要文化心理因素。因此，保持和维护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对少数民族本身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与价值，同时保持少数民族文化的特色与创造力也是保持“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需要。因为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是中华文化软实力提升的根基，同时也是中华文化创造力的不竭源泉。
4、从类主体角度看，少数民族文化面临的消亡危机就是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危机。
2001年《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指出：“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具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这种多样性的具体表现是构成人类的各群体和各社会的特性所具有的独特性和多样性。文化多样性是交流、革新和创作的源泉。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应当从子孙后代的利益予以承认和肯定。”相对于世界民族文化的花园而言，任何一个民族的特色文化都是无可替代的财产，对于维持整个世界文化花园的文化生态平衡，保持文化的交流、革新与创新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大多数人类学家认为，文化包含了后天获得的、作为一个特定的社会或民族所特有的一切行为、观念和态度，”了解不同民族的不同行为及思维习惯是我们正确理解不同民族思维差异、寻求世界和平之旅的根本保证。也正是通过对不同特色的民族的研究我们获得了“从外部观察我们自身文化的观点和视角”，这是民族乃至人类文化不断进步，实现文化超越性的思想根源。同时。正如人在与不同的人交往的过程中变得聪明一样，人类也正是从保持相对独立性、完整性基础上交流与沟通实现文化的创新。因此，文化多样性是创新的源泉，更是我们解决当前人类面临的很多共同问题的智慧之源。
三、确保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安全的几点建议
思想上，各级各类政府在少数民族文化旅游开发过程中要从国家文化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考虑到文化旅游开发对各类文化主体带来的危机，从根本上处理好民族文化开发与保护的关系。实现在开发中保护。保护中开发。
旅游东道主区域文化的异化与变迁主要是受旅游者影响的。一方面，东道主地区要根据旅游者本身的文化需求与文化品味开发文化资源，以迎合、满足其文化需求；另一方面，来自旅游者本身的文化背景及文化消费方式对被旅游地而言是强势文化或高能量文化，它不仅具有吸引力，还带有强烈的文化自负和文化自豪感，因此会对旅游地的文化产生极大的影响。因此，全面提升游客的文化品位及对“他”文化的尊重与了解无疑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然而，这一问题太大，似乎没有什么可操作性。但是从提高民族国家整体的文化凝聚力和创造力的角度而言，它事实上很必要。游客的文化品位低及其审美情趣肤浅化，本质上是因为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的无知并表现出盲目的文化优越感与自负。政府可以适当加大新疆文化旅游宣传的力度，建立专门的网站，详细介绍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使游客提前有一定的了解，并引导游客尊重异域异质文化。同时注重导游民族文化知识内涵的提升与培训，并禁止避免低俗文化产品的开发与宣传介绍。注重少数民族文化精髓的开发与优秀作品的创新，打造民族文化品牌，提升少数民族群众的文化自信，避免强烈文化落差的出现。
1、注重文化旅游过程中的少数民族文化主体创新人才培养。唤起并引导民族文化主体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豪感。
资金与人才是制约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从当前的民族文化开发的主体而言，主要是政府主导性质的，其目的是为了发展经济。提高GDP。而多数的文化开发主体就是政府或者文化企业。虽然也有民族文化主体成员参与文化产品的开发以及销售，但是毕竟是少数。以追逐利润为目的的文化企业和追求政绩的政府为开发主体的旅游文化产品开发，往往不能够切实的执行保护民族文化，实现民族文化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愿望，更谈不上尊重少数民族的意愿。因此。我们要着力培养一批少数民族的旅游文化产品研发人才和学者，使两者能够实现良性的互补。根据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选择真正标志民族象征的文化成分，并在开发中实现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创新。
2、要合理开发特色民族文化。并注意保护民族文化的文化生态环境。
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在全球化背景和汉族文化的高势能影响下，其本质上是脆弱的和易变的。如果不假思索的、不知深浅的全部开发，无疑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因此，我们要合理、适度开发。同时要注意保存少数民族文化赖以生存的文化生态环境，因为那才是少数民族文化得以存活、沿袭，不断发展的文化土壤。由于我国旅游文化开发发展的不均衡性，旅游文化开发相对较早和较成熟的地区的经验和教训值得后发地区的学习和借鉴。如，丽江古城在1997年被作为文化遗产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批准加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国内外闻名的文化旅游景点。但是如今的丽江古城却变成“空巢”。据调查，2002年古城人口大约2.5万人，居民6000多户。从1987－2002年间，已经有1527户，6000多居民从古城迁走，除小量民居闲置外，大多数的民居有本地人出租或出售给外地人。古城商贸区基本上是外地人开设的商铺。原住民大量迁出和外地人大量迁入，古城的文化发生巨大变迁。失去自身文化的古城不知会变成什么样?下一代的古城人对自己本真文化的认知从何而来?还保留多少?失去文化生态的古城文化到底能走多远?这都是少数民族地区在文化开发中应认真思考、借鉴的。
3、处理好民族文化旅游开发中出现的利益分配问题，加强少数民族中华文化认同的建构。
由于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地方的地缘政治地位及在国家能源战略、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其稳定与团结一直是边疆社会乃至整个中国社会发展的基础。但同时，它也是境内外不断进行渗透、颠覆的重点区域。以新疆为例，新疆境内外的分裂势力不断地在利用新疆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经济问题、民族发展差距问题、文化问题等，不断促使经济、文化等问题政治化，不断挑拨各民族之间的民族感情，从而影响新疆社会稳定。如果不能很好的处理民族文化旅游开发过程中导致的利益分配不均衡问题、民族文化式微、消亡带来的少数民族文化认同危机等问题，就会给分裂分子以口实和机会，就会在认同层面及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方面出现问题。
英国文化研究学者斯图亚特・霍尔认为：“我们先不要把身份看做已经完成的、然后由新的文化实践加以再现的事实，而应该把身份视作一种‘生产’，它永不完结，永远处于过程之中，而且总是在内部而非外部构成的再现。”“在绝大多数情况下，identity都是构建起来的。人们是在程度不等的压力、诱因或自由选择的情况下，决定自己的identity的。”现实利益也是人们选择认同的重要因素。由于旅游文化开发直接导致的少数民族文化危机的出现，不仅会影响族群认同问题，而且直接影响到国家认同问题。无根感、不安全感和没有方向感的产生，恰是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没有在少数民族地区牢牢建构起来的一个反映。思想和人的精神需求是不能够出现真空的，因为的思想不去占领，非的思想就一定会去占领，在当前日益严峻的文化软实力竞争和意识形态斗争中我们一定要坚定思想的指导地位，并不断建构少数民族地区的“四个认同”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少数民族文化现状范文6
【关键词】东西部；文化产业；模式
文化产业发展突出地表现出东西部地区的不同特点和发展模式，这是由东西部地区不同的社会发展水平和经济基础决定的。首先，东部地处沿海发达地区，主要通过市场机制来推进文化产业发展，文化产业与市场经济结合得较为紧密，市场化程度较高；西部地区的文化产业则更注重依靠政府的行政推动作用来加速发展，形成以政府为主导的模式。其次，从文化产业的存在形态来看，西部地区主要是利用丰富多彩的文化资源（尤其是民族文化资源）来发展文化产业，形成资源型文化产业的特点，以此形成产业结构和产业链。东部地区则是利用自身区位优势和条件，侧重在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与产业价值的提升上，是一种以创意型为主的文化产业模式，产业发展重在与个人。
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明显表现出地区性的差异和特点，从根本上来说这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水平的反映，直接决定了文化产业发展模式的不同。相比较而言，由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呈现出地域性的特征，表现出东西部发展上的差异，这种差异也相应地形成了东西部文化产业发展上的不同特点与模式。东部地区地处中国沿海一带，基础设施和条件较好，经济发达，信息便利，人均收入较高，文化市场也相对成熟，近年来文化产业发展较快，尤其是表现在文化体制和文化产业的市场机制的转换方面总体上要比西部地区完善和健全，城市对文化产业的带动作用也十分明显。
从总体上来看，中国西部地处经济欠发达地区，而且多数属于少数民族省份，长期以来由于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资金、人才和科技实力等条件的限制，文化产业的发展总体上相对于东部地区来说要缓慢一些，但情况也不完全如此。西部地区在文化产业的发展上也有自己的鲜明特点和独特的地域优势，这也是文化产业不同于其他产业的一个显著特点。近年来随着国家大力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无疑为西部地区的社会发展带来了更多的机遇。值得注意的是，西部地区对于发展文化产业，从政府到地方都非常重视，并且很多方面都是由政府出面来直接推动的，形成文化产业运行机制上的良好氛围和政策环境。例如，地处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云南省，近年来就把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作为云南省建立民族文化大省的重要发展战略来加以实施，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文化产业发展工作，提出要/像研究经济工作一样来研究文化产业，像抓烟草产业一样来抓文化产业，像培育工业企业一样培育文化企业，像保护生态环境一样来保护优秀民族文化资源。中国西部地区共有12个省区，是中国少数民族最为集中聚居的地区。西部地区文化资源极为丰富，以云南为例，全省有少数民族25个，云南特有 的少数民族13个，由于地处青藏高原的东南次高原地区，横断山脉和穿越云南的长江上 游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等江河将云南切分为大大小小的盆地（当地人俗称坝子），特殊 的地理条件形成了云南十里不同天的立体气候和植被环境，汇聚在云南的百濮、百越、氐羌三大族源的25个少数民族，每个民族又形成了“同族不同类”的文化特征，26个民 族在不同的小地域环境内繁衍生息，环境、植被、气候、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语言、服饰、节日、宗教、文学、舞蹈演绎出了众多的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民族文化。比如，同属于百越的傣族在云南就有西双版纳的傣族、玉溪新平县的花腰傣、德宏地区的旱傣、思茅景谷、景东的傣族，甚至楚雄州金沙江边的永仁县境内的傣族。这些同属于百越 支系的傣族，由于气候、环境、生产、生活方式的不同，又形成了不同的文化特征。藏 族在云南有10多万人口，分布在滇西北地区，但是迪庆的藏族、丽江地区的藏族和德钦 的藏族在其住所、服饰、饮食文化等方面也都有差异。大理州的几个白族县，鹤庆、剑 川、洱源、大理，在语言、服饰、饮食、节庆活动方面也有较为明显的差异。云南的很 多地方存在着“十里不同族，百里不同语”的特殊文化现象。
特殊的地理环境、气候、植被形成了云南特有的以民族为核心，以环境为表征、以生 产方式、生活方式为内容的不同民族的文化生态圈。这些文化生态圈，由于历史、民族 的原因，其发育、成长过程极不均衡。可以说人类生产、生活、文化发展经历过的各个 过程都在云南这块热土上找得到。这些不同阶段的文化圈，有的至今还在少数地区保存 得比较完整，在不少民族地区还有很多遗留下来的物质的、非物质的文化现象。这些在 世界上属于独一无二的文化资源，构成了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已不仅具有学术价值，也 具有可开发的产业化价值。比如云南红河州元阳地区的哈尼族，在祖祖辈辈的生存发展 中，形成了特殊的生产、生活的文化圈。这一独特的文化圈以高山梯田为表征，形成了 特殊的高山生态植被系统，从山脚到山顶的梯田水利系统，半山腰、避风向阳的民居生 活、特有的民族服饰、饮食习惯的农耕文化的子组织系统。这个文化系统至今还在延续，而且具有鲜活的生命力，以梯田为表征的文化已经引起国内外学者、旅游观光者、摄 影爱好者的极大兴趣，带动了当地的旅游业、民间手工业、餐饮业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