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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科技工业管理创新成果范文1
·在促进管理创新的过程中，加强与国际同行的对标，寻求可做比较的参照物，促进企业管理创新；
·从长远角度看，企业要在激烈的竞争和挑战中生存发展，制度创新至关重要
“十二五”时期，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的核心发展目标是做优、做强。把这句话打开讲，就是我们在未来的一段时期，要着力培养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知名的世界品牌、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大型跨国企业、公司。这句话点出了我们做优、做强的关键。强在什么地方呢？国有企业尤其中央企业要率先做优、做强，首先就是强在自主创新，强在对资源的优化配置上。刚才王社长点了一个题，说国企创新不缺乏能力，缺乏动力。为什么我们缺乏动力呢？问题在于我们的要素配置，特别是新增的要素，不仅仅是传统的资本、土地、劳动力，更多的是机会、专利、技术、信息等等新的要素。参与收入分配，这是我们的动力之一。
增强自主创新力，提升国家综合创新力
创新是一个国家生存发展的必然选择，只有创造属于自己的知识产权、更多的核心技术、更好的管理方法、更优的制度体系，才能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我们已经“与狼共舞”，目前不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在核心结构、知名品牌、软实力等方面跟一些国际企业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
创新是一个企业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作为我国经济的支柱、各行业的龙头，也作为走出去、提高国际化经营水平的先锋队，不仅要关注自己的持续发展，更要站在保持科技领导力，增强国有经济影响力的高度上，不断增强自主创新力。
我们通常说的自主创新，是以自主知识产权为主的创新，但我们在衡量、评价跨国公司的综合实力时，自主创新包括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我们说的全面创新，不仅仅包括技术，还包括管理，也就是说自主创新是指全面的创新，包括技术创新、管理、制度创新，以及体系和机制的创新。这一次世界金融危机，美国连续三年实体经济开始下滑，金融危机会不会转化为经济危机，我们拭目以待。
曾经扮演救世主的法国、德国，现在也不再担当此角，因为本国的实体经济都在下滑。所以说创新不仅仅是技术创新，还需要管理和制度创新。面临这种形式，如何从制度上解决问题，如何从现代管理的理念和手法上解决问题，需要我们创新。简单地跟在人家屁股后面走是没办法突破局面的。
一、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有助于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我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均资源短缺，土地、森林、水、石油、金属矿产等资源人均占有水平都远远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在这种条件下，要实现工业化，使一个近14亿人口的大国进入小康社会必须依靠科技、技术、管理创新。改变大量消耗自然资源的粗放增长模式，走资源消耗少的新兴工业化道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不仅是我国科技发展路径的重大战略选择，也是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的重要举措。
二、增强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有助于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是消除结构性短缺的关键，也是促进生产要素向高效率部门转移的有效途径。
三、增强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有助于提高国际竞争力。经济全球化特别是生产要素的全球化，促使生产要素的大流动，这种生产要素的大流动和全球配置，促进科学与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为发展中国家加快技术进步提供了新的机会，但是技术创新能力是在微观组织内产生的，需要经历一个有组织学习和产品开发实践的过程。我国的产业体系要消化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并将其转化为自主的知识资产，就必须建立自主的创新队伍和自主开发的平台，进行技术创新的实践，从而掌握核心技术，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整个国家的竞争力，进而提高国际竞争力。
四、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有助于改善我国经济和贸易现状。我国“十一五”期间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有近200种产量位于世界前列，但是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品牌却很少。我国已经是世界贸易大国，但是55%的出口是加工贸易，具有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不到10%。在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中90%以上是来自加工贸易，我国总的对外技术支持度达到60%，发达国家在30%，以下，美国和日本在5%以下。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设备购置所需要的技术含量高的关键设备和零部件，60%需要进口。没有自主知识产权、高新技术产权，就只能为跨国公司做，而加工只能在国际产业中获得微小的利益。
增强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有助于国防现代化的进程。实践证明，真正的核心技术很重要，自主创新是破解关键技术受制于人的必然选择。我国国防科技工业的技术面临着军事工业发达国家严重威胁，只能依靠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实现我国国防科技工业的现代化。
大家都知道，这两天全世界的媒体都在关注、西沙问题。而这背后，需要强大的国力做后盾，因此国防现代化建设是至关重要。美国总统大选，日本面临20年经济的不景气，要转移这些矛盾会制造一些事端。但是，这些事端不管是经济也好，政治、外交也好，都集中体现着国家的综合实力。技术、管理、制度全面创新，增强国家综合实力
科学技术作为核心竞争力，越来越成为国家竞争的焦点，国有企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在自主创新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
国防科技工业管理创新成果范文2
[关键词]科技发展；比较研究；评述
[作者简介]郭炬，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商贸系讲师，福州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陈为旭。福州大学至诚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生，福建福州350002
[中图分类号]G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0)05－0011－04
一、技术创新与经济的关系
关于技术创新与经济关系的论述，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在创新五个内容中提到，经济的变革与增长归因于创新活动。而美国加州大学经济学家保罗・罗默则认为生产要素有资本、非技术的劳动力、人力资本和知识技术四项，而技术创新是可以提高投资收益的重要生产要素。国内的傅家骥在研究中曾得出技术创新是影响产业升级的核心因素，并认为国家高质量经济增长的过程，正是技术创新效应持续发挥的过程。张慧琳的《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论述了技术创新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因素，制度创新通过对技术进步的作用间接影响经济进步。耿林在《创新、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一文中得出了创新导致经济结构变迁，继而实现经济发展的结论。赵海勇等人的《技术创新与经济可持续发展初探》讨论了技术创新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以及在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地位。
但在实证领域，研究成果较少。其中，顾晓安等以韩国汽车工业为例进行了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他们认为，技术创新与经济发展显著相关，即技术创新对经济发展存在显著影响。而祝延霞等以江苏经济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但在研究中存在一定问题，即技术经济的评价性指标目前尚未有定论。顾晓安等认为，国家的技术创新可以通过投入、专利数以及发明专利占所有专利比例得以表现。但刘钢等人认为，从创新投入和产出的角度出发，选取R&D人员和R&D经费作为测度的指标是合适的。而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祝延霞、卫概括为劳动力、资本以及技术进步三个要素。但目前对专利属于产出还是投入要素存在争论，对专利申请与专利授权的区别也没有深入研究。
二、国家创新体系和区域创新体系
在已有的对创新体系的研究中，学者们主要集中在对国家创新体系、区域创新体系的含义与内容的研究上。
(一)国家创新体系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Haas商学院的国际经济问题专家David Mowrey教授最早提出了国家创新系统这一概念，指一个国家知识的创造和技术的应用能力，它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是政府、企业界、研究机构和大学之间的大量的互动的结果。我国学者吕政认为，国家创新体系是从事科学技术创新活动的机构、体制安排、运行方式的总和，它包括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国家实验室，企业研究与开发机构，科学普及、技术推广和技术中介组织等。近年来，国内外对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有了很大发展。何树全将其概括为四个方面：第一，将国家创新体系进一步分解为区域创新体系或者是部门创新体系；第二，将国家创新体系与经济全球化联系起来进行研究；第三，公司创新系统(CIS)的研究；第四，国家创新系统的专业化。
(二)区域创新体系的研究
关于区域创新体系的研究分为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
1、区域创新体系的理论研究。已有观点主要聚焦在下面几点：(1)对区域的理解。区域创新体系中的区域概念是个模糊化概念。对此，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理解。库克等人认为，区域创新系统是由在地理上相互分工与关联的生产企业、研究机构和高等教育机构等构成的区域性组织体系，这种体系支持并产生创新。(2)对区域创新体系的描述。Doloreux(2002)认为，区域创新体系是相互作用的私人与公共利益体、正规机构和其他组织的集合，其功能是按照组织和制度的安排以及人际关系促进知识的产生、利用和传播。魏格(1995)认为区域创新系统中创新主体包括：进行创新产品生产供应的生产企业群；进行创新人才培养的教育机构；进行创新知识与技术生产的研究机构；对创新活动进行金融、政策法规约束与支持的政府机构；金融、商业等创新服务机构。(3)区域创新体系的功能。谭清美(2002)认为，区域创新网络中的各节点的直接功能包括：科学研究、技术创新、体制创新、机制创新、政策创新、管理创新、服务创新和文化创新等；区域创新系统的整体功能体现为科学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转换、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等。而顾新(2005)认为，区域创新系统的功能是推动区域产业结构升级、形成区域竞争优势、促进区域经济跨越发展。
事实上，不论区域创新体系如何定义，但至少该定义应该表达出以下内涵：一是地理边界。二是具有相互关联关系的内部元素集合：这些元素是构成这一整体的一部分，通过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促进整体发展。三是以创新为目的的体系结构。四是通过行政手段加以维持。
2、区域创新体系应用的研究。黄志亮总结了西方在1990年代起逐渐建立并形成的纽约、犹他州、巴塞罗那三个区域创新体系，其中高校、科研机构、生产企业、政府、中介机构等区域创新主体发挥了重要作用，各具特色的工业园区、科技产业园区成了区域创新的重要载体。而中国在21世纪初兴起的区域创新体系研究热潮和在沿海部分省市的区域创新体系建设试点，区域创新主体依然是生产企业、高校、科研机构、政府、中介机构等等，区域创新体系的空间载体则基本上是工业园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大学城等等。
三、中韩科技发展比较研究
韩国近年来科技水平提高很快，进行韩国科技发展与中国科技发展的比较有利于我国科技发展战略的反思与进步。对科技发展现状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现状分析、评估体系、科技发展历程、科技发展战略、问题与解决方案等方面。
(一)中国的科技发展
张仁开、罗良忠就我国科技现状进行了评估，认为我国目前科技发展具有以下特点：起步较晚，发展迅速；自上而下，政府主导。同时，对我国的评估体系进行了分析，强调目前我国评估机构独立性不强，业务能力低；评估理论研究滞后，评估实践缺乏理论指导；人才队伍建设不力，难以满足需要；评估环境难以达到要求；评估结果开发利用不够。关于我国科技发展体制的进程，龙云凤认为经历了以下两大部分、若干阶段：第一部分为改革前的苏联模式；第二部分第一阶段为突破旧体制放活科研机构，第二部分第二阶段为面向市场，促进科技经济一体化，第二部分第三阶段为推进科研机构改制、提高创新能力。的观点与此类似。而张佳文则认为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建立和形成阶段；探索和试点阶段；改革全面实施阶段。学
界普遍认为，龙云凤等人的观点更具有说服力。
在对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的研究中，肖永富认为中国是采用技术预测的方式通过德尔菲问卷的方式，对政府部门、科研院所、大学的专家进行问卷调查，然后由政府部门得出结论，根据结论制定出相应的战略规划。他主要从资金投入、科技目标与优先领域、国防科技发展与民用科技发展关系、人才与创新、科技与企业、评估、科技网络技术与科技情报等角度进行了分析。
(二)韩国的科技发展
在对韩国科技发展特点的研究中，秦涛、黄军英等认为，韩国科技发展具有以下特点：“科技立国”战略深入人心，为科技政策的实施提供了良好环境；科技政策连续稳定，从未出现大的摇摆；根据韩国国情和国际形势变化，不断适时调整科技政策，以有效地支撑或引导产业发展；技术前瞻、规划计划制定实施、后期评估紧密结合，形成科技规划与计划工作的完整框架；科技管理功能不断得到提升。夏梅、高德海等认为韩国的科技评价制度可以概括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每个研究所每年度的自我评价；第二阶段则是由韩国科技部负责的对国立科研机构的年度评价；第三阶段是3年一次的由韩国科技部负责的对国立科研机构的战略评价。韩国的科技评价措施包括：国立科研机构的年度自我评价；各部或者研究理事会对国立研究机构的评价；根据评价结果对机构进行排序，并根据评价结果对科研机构的预算进行调整(包括对研究机构的负责人的工资进行调整)。对科研机构进行评价的主要目的是：改善R＆D绩效，加强国立科研机构的竞争力；改进国立科研机构的管理效率；在MOST和国立科研机构之间进行沟通和协调。
关于韩国科技发展的进程，陈天荣认为经历了两次飞跃：从“拿来主义”到自主创新；研发国际竞争力科技。而崔松虎、金福子等认为韩国经历了引进模仿、消化吸收和自主创新三个阶段的历程。这与韩国科技基础薄弱、资源缺乏是有直接关系的，但目前对此进行深入研究的学者不多。
在对韩国科技发展战略的研究中，秦涛、黄军英等总结为：确定科技立国战略，有效制定和实施科技规划，科技政策连续稳定，科技管理体系功能不断强化；夯实创新基础，优化创新体系，打造创新环境，突破研发资源瓶颈，提高国家创新能力；引进吸收先进技术，有效实施专利战略，加强科技成果转化，培养产业科技人才，科技工作紧密结合产业发展；政府干预、自主开发、重点突破，产业国际竞争力已然形成。
国防科技工业管理创新成果范文3
关键词：装备制造业；技术效率；DEA；空间分布
中图分类号：F40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14）01003408
一、引言
装备制造业是我国工业发展的基础，建立起强大的装备制造业，是提高我国综合国力，实现工业化的根本保证。鉴于此，学术界对其广泛关注，并从效率角度来研究我国装备制造业发展，给出一定的参考政策。但是，长期以来我国装备制造业重外延和轻内涵，造成各地区全面建设各子行业，投资分散，重复布局十分严重，致使装备制造企业规模普遍很小，资源浪费、竞争力不强与效率低下。而从技术效率角度对各地区装备制造业不同子行业进行空间分布研究，有利于各地区择优发展子行业，同时也是装备制造业研究中一个重要课题。
二、文献回顾
20世纪80年代，Jefferson等将效率问题引入我国，其后各种研究层出不穷。衡量效率的术语种类繁多，比如技术效率、生产效率、配置效率、经济效率、全要素生产效率和技术进步等。基于本文研究视角，这里仅从技术效率方面进行文献回顾。
收稿日期：2013112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重大基金项目“我国先进装备制造业发展路径研究”（08&ZD040）；辽宁省教育厅软科学研究项目“后金融危机时代大企业管理创新问题研究”（2011401035）
作者简介：逄红梅（1978-），女，辽宁岫岩人，博士研究生，讲师，主要从事产业经济及组织理论研究。Email：littlelion_mei@163com仅从技术效率方面而言，就有不同文献涉及测度方法、实际应用领域和具体研究层面等。关于技术效率测度方法主要包括两种：一种是Charnes等[1]提出的非参数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叶振宇和叶素云[2]、郭淡泊等[3]、牛泽东和张倩肖[4]利用DEA方法分别从国家层面、产业层面的不同样本数据、样本区间和样本投入产出指标来衡量技术效率水平。另一种是由Aigner等[5]提出的参数随机前沿分析法（SFA），姚洋和章奇[6]、顾乃华和李江帆[7]、杨秀云和朱贻宁[8]、岳意定等[9]、张旭等[10]运用SFA方法测度技术效率水平，包括国家层面、区域层面、产业层面以及企业层面等。SFA方法考虑了随机误差，但提前假设生产函数具有主观性，对效率值的评价具有相当影响。DEA方法不用事先假设生产函数，参数估计的合理性与客观性更强，得到广泛应用，但DEA方法没有考虑测量误差和随机噪音，使样本观测值与前沿面之间偏差都被归于技术非效率，由于本文研究我国装备制造业技术效率和子行业地区分布，强调客观性，所以采用DEA模型。
现有文献中，利用DEA方法对工业产业技术效率的研究比较多见，尤其是作为重工业之首的制造业。崔国平[11]、陈静和雷厉[12]、任娟和陈圻[13]、盛亚等[14]、黄贤凤等[15]分别从制造业行业层面或地区层面比较分析。而近年来随着装备制造业的重要经济地位提高，对其发展研究层出不穷，主要集中于技术创新能力、全球价值链升级、装备制造业产业集群构建与产业安全测度等方面，在注重提升效益与发展质量方面的文献也逐渐呈现，但针对装备制造业技术效率的研究比较鲜见。刘靖宇和张宪平[16]利用SFA方法测度了2001—2005年我国装备制造业技术效率，并对全国及三大区域各个年份的变异系数进行比较，但是他们研究中采用的是缺乏灵活性和主观假设的C-D形式生产函数，且地区分布是在装备制造业各个行业累加值基础上进行的，不能反映某一行业的地区分布状态。牛泽东和张倩肖[4]基于产出距离函数的随机前沿分析方法对1997—2010年我国装备制造业7个子行业技术创新效率进行测算，结果显示装备制造业平均技术效率为0833，七大子行业也依次分出高中低档，并从技术创新效率角度对各子行业进行排序，但是没有考虑子行业地区布局，同时技术创新效率投入产出指标有别于技术效率指标，代表性不强。张明亲和张腾月[17]基于资源环境视角采用DEA方法对陕西省7个行业2001—2010年的工业技术效率值进行测算，发现发展最快的专用设备制造业及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其资源与环境的协调性较差，反映了某一行业在该地区发展的相对优势，但是研究仅限于陕西省，不代表全局性。有关装备制造业子行业的效率研究，也可见王欣[18]的装备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这篇论文采用2007年的截面数据对七大子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分别进行测算，并利用聚类分析法对七大子行业的地区分布进行描述，但聚类分析方法较刚性。
以往研究成果对我国装备制造业效率提升与质量发展提供较为有价值的参考，但是也存在一些不足，比如资源环境约束下，各个地区如何择优发展自身优势产业？由多行业构成的产业如何选择优势行业？如何客观划分行业地区分布？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拓展：第一，运用数据包络方法（DEA）测算2011年我国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下简称省市）装备制造业技术效率值，同时选择并测算七大子行业之一——专用设备制造业的技术效率值。第二，根据测算的全国、地区装备制造业技术效率与专用设备制造业技术效率比较，形成四象限图谱，客观掌握行业地区分布。
三、研究方法
数据包络分析（DEA）是由Charnes等[1]于1978年在参考Farrell的效率概念基础上提出的第一个DEA模型。由于DEA模型具有能解决多投入多产出问题并具有不设定生产函数的客观性，得到广泛应用。Charnes等基于DEA提出的第一模型——CCR模型是假设规模报酬不变（Constant Return to Scale， CRS），并通过线性规划来构造生产前沿面。
假设有N个具有可比性的决策单元（DMU），每个DMU有M种类型投入和S种类型产出，其投入产出组合可用输入向量xj和输出向量yj表示：
xj=x1j，x2j，…，xMjT，yj=y1j，y2j，…，ySjT，j=1，2，…，N
在规模报酬不变的情况下，每个决策单元DMU产出投入比可通过线性规划问题求解，但是线性规划问题存在无穷多解。为避免这种情况，增加约束条件，并将线性规划问题换成包络形式的对偶规划问题：
minθ，λθ
θxj-Xλ≥0
subject to-yj+Yλ≥0
λ≥0 （1）
λ是N×1常数向量，X，Y是M×N投入矩阵和S×N产出矩阵，求解的θ是第j个决策单元的效率值，0
CCR模型是在规模收益不变的前提下提出的，Banker等[19]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规模效益可变（Variable Return to Scale， 简写为VRS）情况下的BCC模型，可将技术效率进一步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BCC模型在CCR模型基础上加入凸性约束条件，具体表示为：
minθ，λθ
θxj-Xλ≥0
subject to-yj+Yλ≥0
N1'λ=1
λ≥0（2）
这里N1是N×1维单位向量，通过施加约束条件N1'λ=1，规模报酬可变的假定得以满足。
通过式（1）和（2）可计算出技术效率和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等于技术效率与纯技术效率的比值。
四、变量选取与数据描述性统计
在考虑数据的全面性与可比性的基础上，本文选取了全国27个省市作为样本，由于内蒙古、青海、宁夏与地区数据缺省比较多，所以本文将其排除。数据来源于2012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工业统计年鉴》，装备制造业投入产出指标的样本数据为各子行业对应数据的累加值。
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作为生产过程中的基本要素，对产业质量和发展速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资本指标，现有文献处理方法不统一，通常选取经估算的资本存量和直接获取的数据两大类指标，其中以资本存量指标为常见。但是由于用永续盘活法（PIM）计算的资本存量需要确定基期资本存量、折旧率、价格指数与投资时间序列等数据，而基期资本存量和折旧率均是估计值，况且利用一个不变的折旧率用于装备制造业不同子行业的资本存量估算过于粗糙。鉴于此，本文选取可从年鉴中直接获得的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为资本投入指标，不采用任何待估参数，以解决利用PIM方法估算资本存量不能充分考虑的不同年份、不同地区与不同行业的折旧率问题，尽可能保持数据处理的真实性。劳动力指标多选择以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为衡量指标，未存在较大争议。
由于2004年以后《中国工业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中不再统计工业增加值，工业增加值指标应用较少，而产出指标多集中于工业总产值，崔国平[11]、刘瑞翔和安同良[20]等均采用了总产值作为产出指标，并得到合理的研究结果，因此，本文选择装备制造业的工业总产值作为产出指标。
根据投入产出指标收集的原始数据，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五、实证测算与比较分析
1测算结果
应用DEAP21软件对27个省市2011年装备制造业和专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包括冶金矿山机电工业专用设备制造业、石化及其他工业专用设备制造业、轻纺工业专业设备制造业、农林牧渔水利业机械制造业、医疗器械制造业以及其他专用设备制造业等。主要产品包括矿山设备、冶炼设备、金属轧制设备、环保设备、塑料加工设备、粮食加工设备、饲料加工设备和包装机械等等。本文选取专用设备制造业为研究对象，没有特殊针对含义，每一个子行业均可以进行研究。的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进行测度，并根据各自效率值大小分别进行排名，其中技术效率等于规模收益变动情况下的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的乘积，具体整理结果如表2所示。
从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值角度看，2011年我国装备制造业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均值比专用设备制造业分别高出0076和0093，而专用设备制造业规模效率均值比装备制造业高出0024，对专用设备制造业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但纯技术效率低下，是造成专用设备制造业远离生产前沿面的主要因素，阻碍该行业健康发展，这与牛泽东和张倩肖[4]从技术创新能力角度研究技术效率的结果存在相似性，对专用设备制造业而言，要提高技术效率，除了要保持总体经营规模的稳定，更要着重提升行业的技术水平。
从装备制造业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排名来看，吉林、福建、江西、山东、河南和广东6个东部和中部省份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均为1，排名并列第一，说明这些省份是装备制造业中的佼佼者，可为其它非有效决策单元提供参考；河北、安徽、湖南与陕西4个省份的规模效率排名较靠前，分列第10、9、8和11名，这些省份装备制造业经过多年发展和历史沉淀，规模效应较明显，但是这些地区的纯技术效率比较低下，排名位于中下水平，致使装备制造业技术效率不高；除江苏、海南与新疆的纯技术效率达到最佳值外，其余省份三者排名变化幅度不大，但表现的一个共同特征是纯技术效率低于规模效率，说明这些省份的装备制造业 “大而不强”，引起装备制造业整体技术效率低下。从装备制造业发展均衡性来看，差距比较明显，排名第一的6个省市与排名最后的山西省相差0556，而且呈现东部（技术效率均值0859）、中部（0805）与西部（0698）的不均衡，说明地位优势、经济发展水平等存在较大差异，落后地区应不断提高资源整合能力，发展自身优势产业，避免重复建设，提高规模效率的同时，加快技术创新从而提高整体技术效率水平。
从专用设备制造业技术效率及排名来看，吉林、江西、山东、湖南与广西5个省份并列排名第一，三者均处于最优前沿面上，说明这些省份的专用设备制造业水平较高，并且湖南与广西两省优于自身装备制造业发展水平，在装备制造业技术效率排名中湖南仅占第10，广西占第7；相对于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排名变化幅度而言，北京、山西、浙江、广东和陕西5个省市规模效率排名较靠前，分列位于第12、14、7、6、13名，这些省市共同特征是纯技术效率较低，排名为21、26、19、15、24，阻碍专用设备制造业总体技术水平提升，从表2也可以看出，这些省市的技术效率排名较装备制造业排名有较大变化，最为明显是北京、广东，其中北京专用设备制造业排名21，装备制造业排名12，同样广东排名分别为15、6，说明装备制造业整体水平不能代表子行业的发展水平，即子行业发展存在着地区分布不均衡性；从区域发展角度来看，东部、中部与西部技术效率均值分别为0725、0812和0621，较装备制造业区域发展水平相比，中部地区总体水平最高，而东部地区出现明显变化，较装备制造业0859降低了0134，西部地区也有所降低，呈现中部、东部与西部的梯度分布格局，这种不均衡性普遍是由于技术水平较装备制造业总体水平低下造成的，东部最为明显，专用设备制造业纯技术效率均值0779，而全国为0992，相差悬殊。
通过装备制造业和专用设备制造业技术效率对比分析说明二者之间存在地区发展的不一致性，所以，提高地区装备制造业发展水平，需要针对不同子行业特性和发展状况进行针对性的改善。
2专用设备制造业地区分布状态
在表2测算结果的基础上，利用各省市专用设备制造业技术效率与全国装备制造业技术效率均值、地区装备制造业技术效率比较，形成四象限地区分布图，如图1所示。横轴表示各省市专用设备制造业技术效率与全国装备制造业技术效率均值（0796）的比较差值，纵轴表示各省市专用设备制造业技术效率与该地区装备制造业技术效率的比较差值。
图1专用设备制造业地区分布图谱从图1的地区分布格局来看，27个省市分散在不同象限内，以第三象限居多，涉及13个省市，有零星省市分散在第二和四象限，分别涉及4个和3个省份，第一象限内出现7个省份，其中横轴上坐标点（0204，0）位置系吉林、江西与山东三省的重合，原因在于这些省市的装备制造业和专用设备制造业的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处于生产前沿面上，效率值为1，说明这些省市专用设备制造业与该省市装备制造业同步，但与全国装备制造业发展不一致。具体从各象限分布情况来看，分为“双高型”、“ 低高型”、“ 双低型”和“高低型”四种类型。表3详细列出各象限的表现特征、分布省市与主要分析省市的投入要素排名情况。
子行业（5）注：排名情况栏内装备（数字）代表该省市装备制造业三种投入要素占全国（27个省市）排名区间，专用（数字）代表该省市专用设备制造业三种投入要素占全国排名区间，子行业（数字）代表专用设备制造业在该省市7大子行业中三种投入要素所占排名区间。
象限Ⅰ内的7个省份中湖南省（0204，0087）象限内坐标点为专用设备制造业技术效率与全国均值和地区装备制造业技术效率的比较差值。最突出，说明湖南省专用设备制造业不仅在全国装备制造业发展中占有优势而且在本省装备制造业发展中处于绝对优势，从要素资源投入水平因篇幅限制，这里不具体列出各投入要素水平和排名，如需要，可向作者索取。同时因涉及省市较多，无法按各省市情况逐一分析，本文只举例个别有代表性的省市做分析。更能深刻解释这种现状：湖南省装备制造业投入要素占全国排名第13—15名，专用设备制造业占全国排名第3—6名，而该行业在湖南省七大子行业中要素投入水平最高。这些特征说明湖南省的专用设备制造业投入水平较高，同时资源利用水平也较高，该省可通过扩大规模和加强技术创新能力，以达到新的稳定状态。广西、安徽与辽宁等省份也存在类似情况，专用设备制造业技术效率所需的改进较少，应重点发展专用设备制造业。
象限Ⅱ内的4个省份从表2可以看出，除黑龙江的微小差异外，这些省份专用设备制造业比装备制造业纯技术效率水平高，规模效率也较高，对地区装备制造业发展起着推动作用，应重点发展该行业。但是为了更好发展专用设备制造业，除了在资源利用水平上继续保持外，还应加大投入要素水平，比如处于坐标点（-0105，0020）上的湖北省专用设备制造业投入要素水平在全国排名处于15—17之间，在本省七大子行业中要素投入水平也仅占第5—6名，这种低投入势必对该省专用设备制造业发展存在影响。
象限Ⅲ内的13个省市基本分布在东部和西部地区。对于经济比较发达的东部地区主要是由于在纯技术效率方面专用设备制造业远远低于装备制造业，说明这些省市的专用设备制造业技术水平与创新能力比较差，阻碍本省市装备制造业整体发展，而规模效率未存在明显差异，这也与要素投入水平有关，比如上海市的专用设备制造业要素投入水平在全国占5—6名，但专用设备制造业在上海市七大子行业中要素投入水平倒数第二。所以这些省市，一是通过产业转移或低附加值环节转移，淘汰落后产能，选择摒弃专用设备制造业发展，重点发展对地区装备制造业发展有益的行业；二是通过对专用设备制造业加大技术创新投入，以技术研发为主，占据国内价值链两端，进而提高行业的纯技术效率水平。对于经济比较落后的西部地区主要是地区装备制造业整体发展比较缓慢，技术效率排名都比较低下，从重庆市的装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投入来看，总体偏下，这些省市要加强专用设备制造业的发展除不断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在形成规模效应的同时，还应加大投入要素水平，以提高行业整体发展质量。
象限Ⅳ内的3个省份专用设备制造业与装备制造业技术效率都比较高，但是比较而言，前者的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均小于后者，尽管如此，在全国装备制造业发展中也占有绝对优势，而且排名比较靠前。具体从表3的要素投入水平来看，也可以解释这种情况，比如江苏省无论是在装备制造业还是专用设备制造业上的要素投入水平都比较高，但是相比而言专用设备制造业在该省的7大行业中要素投入水平较低，仅占第5名，说明江苏省如继续发展专用设备制造业需加大对其投入，改变由规模效率低下造成地区装备制造业发展落后局面。
六、主要结论
本文运用DEA方法对2011年我国装备制造业及七大行业之一——专用设备制造业的截面数据为样本，分别测算出二者的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以及排名，利用技术效率比较构造了专用设备制造业四象限地区分布图。通过分析形成的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通过专用设备制造业技术效率差值比较，27个省市分散在不同象限内，分为“双高型”、“ 低高型”、“ 双低型”和“ 高低型”四种类型。通过表2和图1可以表明，唯有处在坐标原点上的省市，才会出现专用设备制造业与装备制造业发展状态同步的情况，其他任何象限内或处于坐标轴上的省市均会出现发展不一致的态势，而本文的27个省市均未处于原点位置。
第二，专用设备制造业与装备制造业整体发展存在差异。从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值角度看，2011年我国装备制造业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均值比专用设备制造业分别高出0072和0093，而专用设备制造业规模效率均值比装备制造业高出0024，说明二者整体发展存在明显差异，装备制造业发展水平高于专用设备制造业，对专用设备制造业而言，要提高发展质量除了要保持总体经营规模的稳定，更要着重提升行业的技术水平，同时也反映了不同地区间发展的不均衡性。
第三，专用设备制造业与装备制造业存在地区发展差异。地区分布图显示装备制造业整体发展质量与子行业发展质量存在较大差异，装备制造业发展较好的东部地区，其专用设备制造业发展水平大部分处于“双低型”的第三象限内，包括上海、广东、浙江、北京等7个省市，而装备制造业整体发展水平较为一般的中部地区，在“双高型”的第一象限内出现吉林、安徽、江西与湖南4个省市，西部地区发展差异不大，多集中于第三象限内。结果显示不同省市装备制造业发展存在不同的相对优势子行业，应择优发展。
第四，专用设备制造业与装备制造业地区发展差异与要素投入水平有关。某省市专用设备制造业、装备制造业或者七大子行业中专用设备制造业投入水平越低，处于第三象限的机率愈大，反之出现第一象限的机率愈大，如三者要素投入水平差异大，多出现在第二和第四象限。
通过子行业地区分布研究表明各省市存在不同的优势行业，为避免不同地区的重复建设而造成资源浪费与环境破坏，择优发展子行业，真正实现集约发展和国内价值链升级，进而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针对本文研究思路，可扩展其他子行业的研究，如相比而言七大子行业均处于不利的地区，可对该地区的不同子行业进行比较，选择相对优势行业发展。另外我们还可结合我国和各地区的实际情况， 进一步挖掘影响子行业地区分布的深层次因素， 从而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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